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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怀着深厚的感情回忆起宋朝。它并没有重演汉唐对亚洲的征服，正相反，它甚至没有把鞑靼人从那些他们依然占据着的部分中原领土上赶出去，在宋代的后半时期，它甚至被迫放弃了整个北方。然而，中国文人从来都不认为军事力量应该跟文化成就等量齐观。他们的古典气质，或许还有对军人的阶级嫉妒，导致他们系统化地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贬低所有尚武的政策。当他们的反武理论导致入侵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软弱无力的主张和姗姗来迟的爱国主义批评赢得胜利的军队。《资治通鉴》是一部中国通史，或许是由宋代文人中最合格的代表所编纂的，此书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外，宋朝凭借其对古典文化、哲学思考、教育、考古和业余艺术爱好的优雅趣味，从而不可避免地赢得了文人的共鸣。
没有追寻汉唐的辉煌足迹当然不是宋朝创立者的过错。宋朝的第一位皇帝赵匡胤（宋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同情心的人物之一。在当上皇帝之前，他是一位为前朝效力的将领。前朝皇帝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7岁大的孩子作为继承人。同时，一场战争正在发动，对手就是那个令人生畏的契丹，这场战争是由赵匡胤指挥的，结果大获全胜。军队觉得，必须由一位强人来掌权，于是迫使他们的统帅采取行动。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将士们把赵匡胤的大帐团团围住，他被惊醒了，看到周围自己手下的军官正剑拔弩张，声称要拥戴他做皇帝。还没等他来得及答复，将士们就给他披上了皇帝的黄袍，用肩膀扛着他，把他举到了马背上。他们把他带到了军队中间，将士们大声向他欢呼，排成纵队，动身朝都城的方向行进。然而，在马背上待了几分钟之后，赵匡胤便下令停止前进，对将士们说：“汝等贪富贵立我，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将士纷纷下马，大声喊道：“愿受命！”赵匡胤说：“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惊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库，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赏；违，不汝贳也。”[1]所有人全都发誓遵守这些命令，军队继续秩序井然地向前行进。第二天，他们进入都城开封（汴州），在那里，赵匡胤悉心确保了儿皇帝和太后的安全，而且确保让他们过得舒适安宁。这之后，他正式登上皇位（960年2月）。
他后来的统治与这一开端是一致的。他是个仁慈而能干的管理者，头脑冷静，作风稳健。他治愈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内战所留下的创伤，几乎重新统一了全中国。在他统治时期的15年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征服了华南的地方王国（971年打下广州，975年平定南京）。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征服尽管也牵涉到战争，但并没有伴随着针对平民百姓的暴行。宋军的将领们下令，一旦城市被攻克，就宣布大赦。至于那些其领土因此被重新纳入帝国版图的地方诸侯，赵匡胤不仅不为难他们，反而给他们发放津贴，让他们入朝陪侍。对那位抵抗时间最长的、南京的前统治者，太祖皇帝还不乏幽默地封他为“违命侯”。
像唐朝衰亡以来所有王朝的创立者一样，赵匡胤也是凭借军威登上皇位的。但一旦掌权，他就决心要结束这样的惯例。他把所有的军队首领————他从前的战友————召集起来，举行了一场友好的宴会，仅仅凭借说服而没有威胁恐吓就赢得了他们的支持，他们纷纷保证，为了国家的利益，将正式放弃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作为交换，皇帝赏赐给他们土地和财富。就这样，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让中国精疲力竭的经常性军事政变的规律，一个“民事帝国”终于重新建立起来。赵匡胤一直到最后都表现出了同样的智慧。他感觉到死亡正在逼近，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太年轻，不足以担负治国的重任，他叫来自己的弟弟，取下挂在床边的战斧，交给他作为权力的象征，告诫他要做个好皇帝。然后，他死了（976年11月）。
新皇帝太宗（976——998年在位）收复了最后的地方王国（在陕西境内），尽管有契丹人的介入，但还是在经过长时间的围攻之后拿下了它的都城太原（979年6月），就这样完成了他哥哥未竟的事业。接下来，他尝试从契丹人手里夺回他们在关内占据的领土————大同和北京地区。979年7月，他挥师北京，包围了这座城市，但在城市的西北方被契丹人击败，不得不匆忙撤退。986年，他又一次发动攻击，这一次甚至连北京的边都没摸着。他的大军在北京与保定之间被击溃了，乘胜追击的契丹人顺势而下，进入了河北南部。在他的儿子真宗皇帝的统治时期（998——1022），契丹人继续着他们对中原领土的入侵，到达了黄河岸边，与皇城开封隔河相对。朝臣们惊慌失措，建议真宗撤退到长江下游的南京，甚或四川，但被皇帝拒绝了。在北边，黄河对岸有一座中国小城澶州（澶渊）在抵挡着敌军，它的抵抗阻挡了契丹向都城的进军。真宗皇帝勇敢地亲自前往，坐镇澶州；他坚定的姿态使守城将士军心大振，也让契丹人大为震惊。在澶州，真宗皇帝跟契丹人签订了和议，契丹同意撤出他们最近在河北南部占领的地盘，满足于像过去一样只占据北京和大同（1004年）。其间，在跟契丹人争逐的同时，帝国的困境被吐蕃的一个民族————唐古特（党项）人————给利用了，这些唐古特人大约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成了鄂尔多斯、阿拉善和甘肃的主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西夏。
宋军两次企图从契丹人手里收复北京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再加上唐古特人在西北边陲建立了这个新的蛮族王国，这一切让宋王朝开始反感好战的政策。他们开始满足于仅仅阻止契丹人的袭击，听天由命地把北京和大同的边境留给契丹人，而把鄂尔多斯和甘肃交给唐古特人。就北京而言，这一牺牲远没有我们今天看上去的那么重大。至于它的偏远位置就更不消说了，在那个年头，它仅仅是个非常次要的地方城市，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的边陲之地。它的重要地位是从契丹人定都于此的时候开始的。从11世纪汉人的观点看，一方面放弃北京和大同，另一方面放弃甘肃，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牺牲。除了这三个偏远的边陲之外，大宋王朝依然拥有整个历史意义上的中原。一百多年来，他们沉湎于文学、艺术和智力论争；最重要的是，宋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讨论的时期，最重要的论战发生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
然而，这场论战不仅仅是一场智力娱乐。那些导致唐朝崩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造成了对农村人口的普遍奴役，小地主被迫卖地，成了佃户或大地主庄园里的雇工。当时的一位著名作家苏洵（1009——1066）描述了这一情境：
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2]
1308年的一篇文献也说到宋代同样的情形：“有田者视佃户生死如草芥。”
王禹（死于1001年）的一首诗描绘了一幅饥荒时期乡村贫困的辛酸画面：
谪居岁云暮，晨起厨无烟。
……
门临商于路，有客憩檐前。
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
呱呱三儿泣，一夫鳏。
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
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
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
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
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
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
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
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
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
应当承认，这样的情境并非只有宋代才有，饥荒的岁月，连同它们带来的苦难和不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总是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但可以肯定，在这一时期，当人们还没有找到解决耕地问题的办法的时候，农民的悲惨境况看来是无可救药的。除此之外，小块地产的消失，彻底颠覆了税赋的定额，扰乱了国家的财政，无论如何，一百年的宫廷政变和内战已经使得国家财政陷于崩溃[3]。
在经过如此之多的内战之后，似乎预示着一次传统价值的普遍回归，大宋王朝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为这次复归提供一个明确的智力基础。赵匡胤从他作为王朝创立者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就一直依靠儒士，他和他的继任者们都从儒士阶层中招收管理人员。为了保证新成员的稳定供应，他们重建并改造了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从那时起就拥有了它的最终形式。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在各主要城市创立了府学，在首都创立了太学，而且重建了包括三个主要科目（经义、词赋、策论）的考试大纲，从而完善了这些措施。最后，他把最重要的公共职务委任给了当时两个最著名的文人：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6），两个人都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前者还是个著名诗人。
不久之后，文人的内部出现了分歧。尽管他们全都借助于儒家正统，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却各不相同，对他们那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危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相一致。在神宗皇帝统治时期（1068——1085），改革者们在鼎鼎大名的王安石的领导下开始掌权。
实际上，在他掌权之前，改革已经箭在弦上，蓄势待发。在仁宗皇帝（1023——1063年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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