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汉代的盛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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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汉王朝统治下所享受的长治久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空前的财富，这一时期的艺术可以为此作证。

    汉代中国的艺术，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味，因为它代表了早期艺术发展的巅峰，这个时候正好就在佛教引入的外来影响彻底颠覆传统标准之前。

    我们已经描述过古代中国青铜器发展的主要阶段。首先是商代青铜器，这一时期有着惊人的创造活力，有着生气蓬勃的力量、自发性和多样性的主题，这在此后任何年代都是无可匹敌的。接下来是周朝初期，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态笨重，装饰贫乏。最后是战国时期和秦代青铜器，这是一个创造活力复兴的时期，其装饰因为明快的节奏而显得生气勃勃。随着汉代的到来，形态被大幅度地简化，以至于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尽管线条很纯净，但有时候带有希腊花瓶的那种节制。在它们的装饰中（在这些青铜器上，除了带环把的饕餮之外，装饰并没有被完全禁止），战国青铜器的繁复被同样引人注目的简朴所取代。所有过度的装饰（这在某些古代青铜器中发挥到了极致）全都消失不见了。从这以后，主题的典雅精致便潜藏在“装饰的对称，对线条和符号的巧妙使用，以及圆雕中模型的节制”。浮雕中的装饰，常常被雕刻的图案或镶嵌的绿宝石、孔雀石或金银所取代。“借助这种方式实现了非凡的装饰效果，要么是几何图案，要么因为或真或幻的场景而生气饱满：妖怪的形象，跳舞的鬼神，以及打猎或战争的场景，全都因为它们惊人的活力而令人称奇。”在汉代的带扣上（另外一些则无疑是来自战国时期），也发现了类似的宝石和贵重金属镶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衣物的装饰有匈奴的起源。在汉代中国得到广泛发展的镶嵌工艺，也许是从希腊－意大利世界引入的，这也并不是不可能。

    铜镜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和汉代，并迅速传遍全国。这些镜子，与其说是为了实用，不如说是为了某种神秘的目的，它们都带有这两个时期的装饰特征。汉代的铜镜同样显示了在青铜器上所发现的那种几何的简朴，这种简朴丝毫没有减损道教徒们归因于镜子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

    我们在汉代镶饰青铜器上所发现的隔行交错的旋涡形和螺旋形装饰，也被用于同一时期的漆器，这种漆器，不仅在中原发现过，而且在朝鲜的汉人墓葬中、在诺彦乌拉（蒙古的库伦附近）的匈奴人墓葬中以及贝格拉姆城（阿富汗的喀布尔附近），也都发现过。

    从河南和山东所发现的一些小墓室中出土的石雕和浅浮雕，大概是工匠们用凿子仿照早已消失的宫殿壁画复制下来的。这是一种线条和绘画的艺术，画面上的战车队列或舞蹈的神魔鬼怪都充满了速度和动感。这种艺术有着双重的意味，它一方面在贵族生活和军旅生活的场景中努力按照汉代知识分子的想象重构远古时期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在幻想的场景中再现了因为被官方儒教所摒弃而实际上已经消失了的神话，这样的神话如果不是残存在道教传说当中的话，我们恐怕知道得更少。我们有机会看到，新道教在汉代末期所发挥的影响，以及它在关乎王朝崩溃的宗教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河南和山东的墓葬浮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股潜流，它逐步侵蚀着那个时代表面上稳定的儒家社会的基础。

    四川出土的墓柱雕刻，特别是著名的“神柱”，水平更高，在风格上更接近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不管怎样，这些都是艺术家的作品，而并不纯粹是工匠之作。顺便提一下，请注意某些汉代的浮雕，比如陕西的那些描绘狮子（中国并没有发现过狮子）的浮雕，看上去启发其灵感的原型即使不纯粹是波斯的（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至少也是希腊－波斯的。这完全可能是丝绸之路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圆雕，似乎在商代大理石雕之后就已经从中国消失了，在战国时期又以青铜器顶盖上的龙和动物（比如老虎和公牛）的形式重新出现。这些形象的朴素现实主义在汉代又得到了发展。圆雕不再仅仅作为装饰图案而被使用，而是本身就被当做目的看待。出现了大量赤陶墓葬小雕像，包括人、动物和神话形象。这里，像在古埃及一样，我们看到了活物的替代品，它们使得死者能够继续他们常态的日常生活。这些小雕像，尤其是动物塑像，其主要品质还是朴素而生动的现实主义，没有过度发达的肌肉，而且充满了动感。

    汉代艺术尚未感觉到佛教的影响，同时，其某些技巧依然保留着跟草原动物艺术的联系，就像战国早期的情形一样。我们已经指出过，这种草原艺术的特征，以用作装备和马具的小青铜物品————带扣、扣环和饰板等————为代表，装饰着程式化的斗兽图案，多少有些纠缠在一起，常常被置于不对称的相反方向。我们还看到，尽管依据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存在许许多多的变化，但草原艺术，一直从南俄罗斯的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的领地，延伸到鄂尔多斯和外蒙古的匈奴人的领土。在俄罗斯阿尔泰山的巴泽雷克进行的考古发掘显示出这一艺术的连续性；出自公元1世纪初叶的物品，斯基台－萨尔马提亚人的与匈奴人的在数量上不相上下。外蒙古库伦附近的诺彦乌拉古墓（鉴定年代为公元初年），甚至更重要。在这座匈奴酋长的墓葬中，人们发现并排放置着一件中国漆器，一些中国丝绸，以及一件华丽的毛织地毯，以纯粹的草原风格刺绣着斗兽，这是两种文明相互交融的明证。作为进一步的证据，巴黎的塞努奇博物馆里有一件汉代青铜器，主题表现的是草原动物之间的一场战斗，却是按照纯粹的中国方式处理的。我们已经看到，公元1世纪汉王朝是如何建立了一个匈奴区作为蛮族同盟者和鄂尔多斯边境的守卫者。在鄂尔多斯边境地区，中原艺术与草原艺术之间的融合一直延续到了成吉思汗时期。

    这些匈奴同盟国在长城脚下的建立，显示了对中原强盛的信心。这种信任没有放错地方。直到公元4世纪，鄂尔多斯的匈奴人都被证明是一些很听话的外援。与此同时，大约在公元150年，上蒙古（鄂尔浑盆地）的蒙古人丢掉了他们对东部蒙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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