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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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醒来时，黄色的阳光透过坯布窗帘射进屋子里，我对这阳光非常熟悉。我们二楼的窗户没有百叶窗。街上所有房子都没有百叶窗。我听到床头柜上闹钟的滴答声和旁边妻子均匀的呼吸声，那呼吸节奏和电影里面正在做手术的病人一样。她已经怀孕七个半月了。她和以前怀索菲时一样，由于肚子太大，只能仰着睡。

    我没有看闹钟，一只脚从床上滑下来。让娜动了一下，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话：

    “几点钟了？”

    “五点半。”

    我每天都起得很早，特别是我在疗养院待过那些年之后，因为在那里，他们夏天六点钟就来给我们测体温。

    我妻子仍然迷迷糊糊的，她的一只手臂横着放到了我刚刚离开的地方。

    我悄无声息地穿上衣服，按顺序地做每天早上都要完成的事情，有时候瞟一眼我女儿。我女儿还跟我们睡一个房间，但是睡在她自己的床上。其实我们给她准备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房间，就在我们对面，与我们的房间相通。

    但是她不愿意去那里睡。

    我手上拿着拖鞋离开房间，赤脚走到楼梯下面才穿上。这时我听到轮船的汽笛声，轮船在离这里将近两公里的Uf船闸旁边。按照规定，船闸从日出起为大驳船打开，因此那里每天早上都会奏响同样的汽笛音乐会。

    我在厨房点燃煤气，往炉子里添水。这又将是阳光明媚、炎热的一天。最近每天都是烈日炎炎，我还能准确地在房子不同的房间里指出太阳光每个小时照射的地方。

    我打开院子的大门，我们在院子里盖了一个玻璃天篷，这样我妻子任何时候都能在院子里洗衣服，我女儿也能在这里玩耍。我又看到一辆玩具车和一个布娃娃躺在天篷后面黄色的方砖地上。

    我没有马上走进修理作坊，因为我得坚持规则，就像坚持时刻表一样。时刻表是在习惯中慢慢建立起来的，它不是根据需要来定的。

    炉子在烧水时，我往蓝色旧釉盆里装满玉米，盆底已经生锈，不能作其他用了。我端着盆穿过花园去喂鸡。我们有六只白色母鸡，一只公鸡。

    露水在蔬菜上，在我们唯一的一棵丁香树上闪闪发光，丁香树今年提早开出淡紫色的花来，我一直听到默兹河船上的喊叫声，还有柴油机的喘气声。

    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一个不幸的人，也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在三十二岁时，把应该做的事都做了，提前实现了所有期待。

    我有妻子、房子、一个四岁的女儿，女儿有点神经过敏，但威廉斯医生说她以后会好起来的。

    我自己一个人干，我的客户日渐增多，尤其在最近几个月。因为一些重大新闻，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台收音机。我卖新机器，也维修旧机器，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码头只有几步之遥，船只晚上停靠，我有一些客户是船员。

    我听到左边邻居马特雷家开门的声音，这对老夫妇很安静。马特雷先生在法国银行当了三十五年到四十年出纳，他每天早上也起得很早，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去园子里呼吸新鲜空气。

    街道上所有的花园都是一样的，花园和房子一样宽，中间被矮墙隔开，围墙的高度刚刚够我们看到邻居的脑袋。

    一段时间以来，老马特雷先生习惯守着我出现，因为我的收音机可以收到短波。

    “费龙先生，今天早上没什么新闻吗？”

    那天我在他问我之前就回屋了，我把开水倒进咖啡中。眼前熟悉的东西都在它们的位置上，让娜和我让它们固定在那儿，或者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最终把自己黏在那里了。

    我妻子如果没有怀孕的话，我应该已经听到她在二楼的脚步声了，因为通常我起床之后她也会马上起床。我在去修理作坊之前一般都会泡一杯咖啡，这是我早晨的第一杯咖啡。我们遵循一些惯例，我猜想每个家庭都这样。

    她怀第一胎时很痛苦，分娩时非常困难。让娜把索菲的神经过敏归结为她出生时医生必须用产钳，产钳把孩子的头碰伤了。她再次怀孕以来一直担心难产，她担心给世界带来一个不正常的小孩。

    她非常信任的威廉斯医生都不能让她安心。她会好几个小时甚至整晚睡不着觉。我们上床很久后，我还能听到她辗转反侧，到最后她总会差不多是叹着气问我：

    “马赛，你睡着了吗？”

    “没有。”

    “我在想我的身体缺不缺铁，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

    她试图使自己朦胧入睡，但是她每天都要到凌晨两点才能睡着。但她还是会经常突然坐起来，惊慌地叫道：

    “马赛，我又做噩梦了。”

    “做了什么噩梦？”

    “不。我最好还是不要去想它。太恐怖了。很抱歉把你吵醒了，你明天还得工作……”

    最近一段时间，她快七点时起床，然后下来准备早餐。

    我端着咖啡走进修理作坊，打开通向院子和花园的玻璃门。在那一刻，我享受到了一天之中的第一缕阳光，阳光就照耀在门左边一点，我很清楚阳光什么时候会照到我的工作台上。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作台，而是一张很大很沉的桌子，来自于一个修道院，是我在一个拍卖会上买到的。桌上总是有两三台收音机要修理。我的工具摆放在墙边的工具架上，伸手就能拿到。修理作坊四周，带镂空格子的白色木质家具里塞满收音机，收音机上贴着写有客人名字的标签。

    我坐下来工作之前总会旋转收音机按钮。这是一种类似于拨慢钟表的游戏。我心里毫无缘由地在想：“也许我能听到今天的突发新闻。”

    那天我真的听到了突发新闻。我从来没有听过播音员的声音这么紧张。无论我选择哪种电波，广播都断断续续，噪音、汽笛声、德语、荷兰语、英语、法语混杂到一起，我感觉到一种危险的频率。

    “昨天晚上，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对……发动了一起大规模袭击……”

    被攻击的不是法国————不管怎么样，还没说到法国，只说到了荷兰，荷兰刚刚被侵占。我听到的是比利时电台。我搜索巴黎电台，但是所有巴黎电台一片寂静。

    日光的影子在灰色的地板上微微颤抖，花园尽头，我们的六只白色母鸡在公鸡周围晃动，索菲把公鸡取名为内斯托尔。我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想象起我们的小家禽饲养场会变成什么样呢？我几乎同情家禽的命运。

    我旋转其他按钮，在短波里寻找信息，大家可能正在短波里同时播音。我收到片刻军乐，随后信号中断，我都没来得及弄清是哪个国家的军乐。

    一个英国人在念新闻，他重复的每个句子我都听不懂，他似乎在向一个记者口述。随后我又收到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台，一个乡下台。

    电台应该属于军队，离这里不远。十月份假战开始以来，军队就驻扎在这一带。

    两个对话者的声音如此清晰，他们好像在跟我打电话一样。我猜他们在济韦，他们的对话没有一点重要内容。

    “你的上校在哪儿？”

    这个人有很重的南部口音。

    “我只知道他不在这里。”

    “他应该在这里。”

    “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你该去找他。他肯定藏在某个地方睡觉，不是吗？”

    “反正他不在自己的床上。”

    “那么，在哪张床上呢？”

    一声大笑。

    “不固定……”

    收音机的杂音使我没能听到后面的对话。我看到马特雷先生的白色头发和红色脸蛋出现在墙上方，他放了个旧箱子在围墙后面当小梯子用。

    “费龙先生，有什么新闻？”

    “德国人侵占了荷兰。”

    “是官方新闻吗？”

    “比利时人公布的。”

    “那么巴黎呢？”

    “巴黎的电台在放音乐。”

    我听到他边冲进屋子边喊道：

    “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好了！他们进攻了！”

    我也在想“好了”，但是这句话对我和对马特雷先生的意义不一样。我有点羞愧，我感觉松了一口气。我甚至问自己，是不是从十月份开始，甚至从慕尼黑协定开始，我就迫不及待地期待这一刻的到来。每天早上，我转动收音机按钮，听到军队没有战斗，而是互相对峙，我是不是有一点失望？

    那是五月十日。我肯定是周五。一个月前，在四月初的八号或九号，德国人占领丹麦和挪威时我还抱有一线希望。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想有没有人能够理解我。大家都说反正我一点都不危险，因为我近视，肯定不能入伍。我有十六度的屈光度，这意味着，如果不戴眼镜，我就像一个在黑夜中或者浓雾中的人一样会迷失方向。

    我害怕自己在街上摔一跤后把眼镜打碎，然后会非常恐惧。所以我的口袋里随时都有一副备用眼镜。我还没说我的身体，我从十四岁到十八岁在疗养院待了四年，一直到几年前我都小心。而这一切与我将要尝试解释的迫不及待没有任何关系。

    我从疗养院出来之后，没有什么机会过正常人的生活，更别说找到合适的工作，组建家庭。

    但是我如今成了幸福的人，我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我爱妻子。我爱女儿。我爱我的家、习惯，以及一直通向默兹河的那安静而阳光明媚的街道。

    但战争爆发那一天，我确实感到一种宽慰。我很惊讶地高声说道：

    “这应该发生。”

    妻子惊讶地看着我。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我很肯定而已。”

    在我脑子里，这件事与法国和德国，波兰和英国，希特勒、纳粹或者共产党都无关。我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我对政治一无所知。我几乎很难列举出曾经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法国三四个部长的名字。

    不！这场战争在一年的虚假平静之后突然爆发，与我和自己的命运有关。

    我已经经历过一场战争，那时我就住在这个城市：菲迈。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一九一四年我才六岁。一个暴雨的早晨，我看见父亲穿着军装离开，母亲整天眼眶红红的。我听了将近四年的大炮声，特别是站在高处时。我还记得德国人，他们尖尖的头盔、军官的披风、墙上的布告、定量分配、劣质面包，糖、奶酪和土豆紧缺。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看到妈妈浑身赤裸地回到家里，头发被剃光了。她朝跟在她身后的一群年轻人吼出一些粗鲁的和骂人的话。

    我那时十岁。我们住在市中心的二楼。我们听到到处都传来尖叫声、音乐声还有爆炸声。

    她穿衣服，没有看我，神情像疯了一样。她说着一些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的话。她穿好了衣服之后，用披巾在头上围了一圈，然后似乎突然才意识到我的存在。

    “雅迈夫人会照顾你，直到你父亲回来。”

    雅迈夫人是我们的房东，她住在一楼。我太惊恐了，都没哭出来。她没有抱我。她走到门口时犹豫了一下，但什么也没说就走出去了，街道那侧的门砰的一声关上。

    我并不是在试图解释。我想说这件事跟我在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的感受可能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如实地把我回忆到的东西说出来而已。

    四年之后我患了结核病，接着又得了两三种其他的病。

    总之，第二次战争爆发时，我的印象是我将再一次受到命运的玩弄。但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这一次不会再是细菌、病毒和一种我不知道的眼睛某一部分的先天性畸形————医生们对我的眼睛也没有定论。这是一场让成百上千万的人互相残杀的战争。

    我这个想法很可笑。我知道，但我准备好了。我从十月份就开始等待，已经等得不耐烦。我有点不明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本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

    难道会像慕尼黑协定一样。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向我们宣布事情全都安排好了，生活恢复正常。大战只是一种错觉？

    这种发展态势难道不是意味着某些事情并没跟我的命运联系起来吗？

    阳光变得温和了，笼罩在院子上空，停留在洋娃娃身上。我们房间的窗户被打开，我妻子叫道：

    “马赛！”

    我站起来，走出修理作坊，向后面探出头去。我妻子脸上长了黄褐斑，和她怀第一个小孩时一样。她脸上的皮肤太紧绷了，我觉得她的脸有些动人，但似乎又有些陌生。

    “什么事？”

    “你听到了吗？”

    “是的。是真的吗？他们进攻了？”

    “他们占领了荷兰。”

    我女儿站在后面问道：

    “妈妈，什么呀？”

    “睡觉。还没到起床的时候。”

    “爸爸说了什么？”

    “没什么。睡吧。”

    她几乎马上就下楼来了，身上还带有床上的那种气味。因为肚子很大，她走路时两腿微微张开。

    “你觉得他们会让他们过去吗？”

    “我不知道。”

    “政府说什么？”

    “什么都还没说。”

    “马赛，你打算怎么办？”

    “我还没想好。我会尽量再搜一下其他新闻。”

    我搜到的一直都是比利时电台广播的消息，断断续续的悲戚的声音。这个声音在凌晨一点宣布喷气战斗机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飞过比利时上空，在很多地方投放了炸弹。

    大批装甲车进入阿登高原，比利时政府郑重请求法国政府援助。

    荷兰打开堤坝淹没大片疆域，最糟糕的结果是，把侵略者拦在阿尔贝运河前面。

    这时我妻子在准备早餐，摆盘，我听到釉陶碗碟的碰撞声。

    “有新消息吗？”

    “到处都有坦克穿越比利时边境。”

    “然后呢？”

    一天之中的某些时候，我的记忆那么清楚，我可以写出一份时间精确的报告。其他时候，我只记得阳光、春天的气味，和我初领圣体时那蓝色天空。

    整个街道都苏醒了。那些与我们家几乎一样的屋子里的生活开始了。我妻子打开街道那侧的门去拿面包和牛奶，我听到右边的邻居，小学教师皮耶德博夫人在说话。他们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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