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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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一个富有学术和文学空气的仕宦家庭，曾祖陆珪，祖父陆佃，父亲陆宰，都有经学或文学方面的著作。公元1125年（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陆游生于“淮（水）之湄”，在襁褓中就随家流寓荥阳。时金国已开始向北宋进攻，腐朽的北宋政权无力抵抗。次年，金兵强渡黄河，宋国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沦陷。又次年，徽宗、钦宗被掳北去。宋政权被迫南迁，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是为南宋。代表顽固的大地主阶级的南宋统治集团所执行的基本国策就是妥协偏安，这当然无法制止金人逐步深入的侵略。陆游的父母携着他自中原“渡河，沿汴，涉淮，绝江，间关兵间”逃归山阴（《诸暨县主簿厅记》）。后金兵渡江南侵，又逃到东阳（今浙江东阳）。直到他九岁的时候，由于抗战派将领和各地义军的奋勇抗击，迫使金兵北撤以后，才重回山阴。“儿时万死避胡兵”，这就是诗人对自己童年时期的回忆。

    在这样一个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年轻的诗人“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跋傅给事帖》）。这时和陆游的父亲经常往来的也都是一些爱国志士，他们每论到当前局势，“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跋周侍郎奏稿》）。而当南宋与金订立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1]以后，因在高宗面前“面叱秦桧”、“怀奸误国”而被免职的李光[2]，也常与陆游的父亲“剧谈终日”，李光“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指桧），愤切慨慷，形于色辞”。陆游谓“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跋李庄简公家书》）。

    于是，诗人二十岁的时候，便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英雄志愿。“少小遭丧乱，妄意忧元元”，与人民共灾难的童年，使他不能不关怀人民的痛苦的命运。

    1153年，陆游二十九岁，赴锁厅试，取第一。明年试于礼部，又名在前列。时秦桧要他孙子取得第一，不料竟被陆游夺了，秦因怨陆。加以陆游又“喜论恢复”，“语触秦桧”[3]，于是竟被黜免，连考官都几乎得祸。从此陆游归返乡里，不断地致力于诗歌的写作，并且研读兵书，学习剑法，准备杀敌报国。

    秦桧死后，至1158年，陆游才去福建宁德县作一个主簿小官。后改授敕令所删定官，于1161年罢归乡里。其时金主完颜亮南侵，大军直逼长江，情况危急。前辈诗人曾几当时也住在会稽。曾几以前就很赏识陆游的文学才能，至此二人来往更为密切。陆游“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跋曾文清公奏议稿》）。“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的心情是异常沉重的。

    南侵金兵不久即败退。1162年，孝宗即位，朝中抗战派的势力稍稍抬头，老将张浚被起用，准备北伐。陆游由大理司直迁枢密院编修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孝宗召见，说他“力学有闻，言论剀切”[4]，赐以进士出身。当时陆游提出了许多有关军政方面的建议，表现出他对于政治改革的热烈的愿望。

    但不久陆游又受到了新的挫折。因为他反对“招权植党”深得孝宗信任的曾觌、龙大渊，激怒了孝宗，遂被出为镇江通判[5]。1164年，张浚视师江淮，过镇江。张浚以前曾推许过陆游。对于张浚的北伐大举，陆游则予以大力的宣传和支持。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早已随着统治阶级的腐朽而削弱，妥协派又极力掣肘，北伐终无成效。宋再度向金屈膝议和。抗战派的一时抬头，又被压下去了。1166年，陆游便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6]的罪名，被免除了隆兴的通判职务。他回到山阴三山村里，抱着满腔慷慨激动的情绪，度过了四年“穹居”的日子。

    1170年，陆游赴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任。他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迁流”，因而对被放逐的诗人屈原的遭遇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深切的共鸣。于是“欲就骚人乞弃遗”就成了他“西行万里”的主要的用意。在夔州他访问了杜甫流寓的故址，说杜甫当年在都督柏茂林门下作客，真“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东屯高斋记》）。这也透露了陆游自己的苦闷心情。

    1172年，正当陆游慨叹着“我独胡为淹此留”，想要离开夔州的时候，驻在汉中的四川宣抚使王炎辟他为干办公事。汉中地区形势的雄伟，物产的丰富，民俗的豪壮，激起了陆游的新的希望，使他树立了以陇右一带作为恢复中原的根据地的思想。他建议“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当积粟练兵，有衅则攻，无则守”[7]。但并未得实现。王炎被召还，陆游又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

    陆游在汉中时期，经常身穿戎衣，过着军旅生活，曾有雪中刺虎的壮举，戍守过边防要塞大散关。生活领域的开拓，使得陆游的创作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自此以后，他在他的诗歌里所表现的抗敌的呼声更为响亮，对妥协投降派的抨击更为尖锐，胜利的信心更为坚定，而且还常常带有一种理想的、乐观的、充满浪漫主义气氛的情调。

    陆游调成都以后，又相继在蜀州（今四川崇庆）、嘉州（今四川乐山）、荣州（今四川荣县）等地供职，迁徙频繁，自谓“身如林下僧”，很不得意。嘉州是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作过刺史的地方。而陆游自少时就绝好他的作品，于是他在嘉州任时就于壁间画了岑参的像，并刻岑诗八十余首，以传知诗律者。

    1175年，诗人范成大来帅蜀，陆游为参议官，然而“二人以文字交”[8]，范并不以幕僚看待他。陆游对于蜀地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乐其风土，有终焉之志”[9]。但他又因“不拘礼法”，被人讥为“恃酒颓放”[10]，遂于次年被免职。诗人自谓“流俗之见排，加之罪其无辞”（《福建谢史丞相启》）。因此他就干脆自号为“放翁”[11]。

    陆游在四川时期的诗歌创作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他的作品“寄意恢复，书肆流传”[12]，受到了孝宗的注意，遂于1178年被召回临安。东归后先后提举福建及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他这样综述了十年来东奔西走迁徙不定的仕宦生活：

    十年走万里，何适不艰难？附火才须臾，揽辔复慨叹：恨不以此劳，为国戍玉关！（《雪后苦寒，行饶抚道中有感》）

    陆游在江西任时，当地发生水灾。他立即派舟船载米救济灾民，并且“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13]。但这却招致了当权者的不满，于是又罢职归里。他不胜感慨地说：“少携一剑行天下，晚落空村学灌园！”情绪之愤懑，不难想见。读书、写字和田间的操作只可以暂时排遣愁闷。“三军老不战，比屋困征赋”的情况始终使他忧心不已，使他不得不高吟着“为国忧民空激烈”的悲壮诗句。

    1186年，陆游权知严州（今浙江建德）事。孝宗召见，说“严陵清虚之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14]。但陆游对此职位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堆积如山的文书使他很感头痛。“嗟余岂愿仕，老病归无所”，不过是由于“出仕三十年，不殖一金产”，才不得不借吏禄以维持生活罢了。虽然如此，他总是“忧民怀凛凛，谋己耻营营”；所念念不忘的仍是“安得铁衣三万骑，为君王取旧山河”。

    1188年，陆游除军器少监。次年，光宗立，除朝议大夫礼部郎中。从他被迫离枢密院编修职起，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在朝供职了。他于是抓紧这次机会，先后向孝宗、光宗提出许多建议。例如，他认为朝廷应该“力图大计，宵盰弗怠，缮修兵备，搜拔人才，明号令，信赏罚”，以图恢复。又认为“今日之患，莫大于民贫，救民之贫，莫先于轻赋”；而“赋敛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之事，宜核大商；是之谓至平，是之谓至公”。他还观察到社会风气“日趋于拘窘怯薄之域”，提请朝廷“作而起之，毋使委靡；养而成之，毋使挫折”（《上殿札子》）。他所指出的都是南宋中期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所建议的都是挽救当时弊政的根本办法。

    但这一切都没有为执政者所接受。次年，他再一次地被劾去官。他自述“罪虽擢发莫数，而以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于是遂以“风月”名小轩，并作诗志之（见《剑南诗稿》卷二十一）。

    陆游从1189年底被罢斥到1210年去世为止，中间除去约一年的短时期到杭州主修孝宗、光宗实录以外，这二十年的晚年都是在山阴三山故居度过的。他子孙众多，田地很少，主要靠一些祠禄生活，但祠禄也有时中断。然而诗人至老报国信念不衰，“吾侪日益老，忠义传子孙”，对于后代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在临死的前一年，还因为赞助韩侂胄北伐，被劾免宝谟阁待制。他生活艰窘，有时“食且不继”，因为没有钱，药都停吃，夜晚为省灯油，书也不看，甚至有一回连自己常用的酒杯都忍痛卖掉了。然而老诗人足迹不踏权门，骨头是很硬的。他“身杂老农间”，相与来往的多是农村劳动人民，其中包括老农、绩女、牧竖、樵童等等。诗人还常到山里去施送药物，救活了不少贫苦的农民，他们为了感谢诗人，就多以他的姓————“陆”————作为他们孩子的名字。诗人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动人的。他有时还亲自到田间去操作。对于农民的生活和心理，对于农田劳动，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体会。“忠言乃在里闾间”，是他长期观察社会所得出的深刻的结论。他“荷锄归”、“慕渊明”，在生活和创作方面都与田园诗人陶渊明有着相通的地方。他这二十年间写了七千多首诗，创作力是极其旺盛的。陆集中很多反映农民生活和描绘农村风光的优秀诗篇，多半都是写于这一时期。此时老诗人在文坛上的声誉已经很高，有不少爱好写诗的后辈向他请教。他常常连夜挑灯诵读他们的作品，为他们的诗卷题诗。有一回一位应秀才冒雪踏上三山路前来求见，陆游就把自己年青时从诗人曾几那里学来的“文章切忌参死句”这一写作要诀转授给他。老诗人对后辈的态度总是热情而又诚恳的。

    1210年（宁宗嘉定三年）春，年八十六岁的老诗人与世长辞[15]，临终遗诗，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嘱告儿辈。

    二

    陆游的诗今存约九千三百首，但这还不是他的作品的全部。中年以前的作品，有很多是散失了。据考订，今诗集中所见四十二岁以前的诗百余首，存者“才百之一”[16]。他自十二岁就能作诗，直到八十四岁的高龄还是“无诗三日却堪忧”。辛勤而持久的创作劳动，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产量最丰的一位诗人[17]。

    陆游诗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18]，反映了南宋一代我国人民坚决反抗侵略的意志和要求。

    他申讨金人侵据中国的北部国土和荼毒陷区人民的罪行：

    赵魏胡尘千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题海首座侠客像》）

    他沉痛地表达了陷区人民渴望收复的愿望：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他斥责主和派的大臣们出卖祖国的土地：

    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醉歌》）

    对妥协投降派以人民的膏血————大批银绢献交贪残的敌人，表示愤慨：

    中原昔丧乱，豺虎厌人肉。辇金输虏廷，耳目久习熟。不知贪残性，博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泪尽以血续。（《闻虏乱次前辈韵》）

    控诉他们排斥抗战将领、贻误国事的罪恶勾当：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他特别尖锐地嘲笑了投降派所奉行的妥协退让的基本国策：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感事》）

    他还揭露了整个妥协派的卑鄙自私的目的：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追感往事》）

    陆游诗的战斗性就是如此强烈。无怪乎他的“寄意恢复”的诗篇，当时就遍传天下，受到广泛的欢迎。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善歌诗，亦为时所忌”[19]，一再受到妥协派的排挤和打击。“恐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作好官也”[20]，虽语近揣测，却不啻对陆游一生得罪的原因作了关键性的说明。

    明郎瑛评放翁诗说：“《晓叹》一篇，《书愤》一律，足见其情。”[21]那么，“其情”究竟是怎样一种感情呢？我们看到，在《晓叹》诗中，所悲叹的是“翠华东巡五十年，赤县神州满戎狄”；盼望的是“安得扬鞭出散关，下令一变旌旗色”。在七律《书愤》中，向往的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战斗经历；愤慨的是“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壮志日益蹉跎。

    还可以举出，例如，抒写诗人自己早年抱负的诗：

    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

    抒写壮年志趣的诗：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抒写八十二岁时的意气的诗：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

    还有被后人赞为有“三呼渡河之意”[22]的《示儿》绝笔诗：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不管是《晓叹》《书愤》，还是我们举出的这些诗，其中都洋溢着一个坚强的爱国战士的情感。“亘古男儿一放翁”[23]，英雄的诗人唱出的是高昂的、有时是悲壮的、然而始终都是坚定不移、充满信心的曲调，成为南宋一代全民族的战斗的号角，从而在我国诗歌的园地里竖起了一面光辉灿烂的爱国主义的旗帜。

    这里，让我们考察一下陆游在中国诗歌史的爱国主义传统中所占据的地位问题。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也有遭受外来侵扰而不能进行有效抵抗的。在这种时候就常常出现爱国的诗人，他们起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南宋政权一开始就是以卖国求和来立国，始终以苟且偏安为基本国策，这却是与以前各个王朝大不相同的。南宋的爱国者所必须反对的，不是统治阶级中的某一些投降派，不是整个国策中某些时候才占上风的投降路线，而是以皇帝为首的整个的妥协投降的统治集团，是整个的基本国策。终南宋之世，爱国与卖国之争，抗战与投降之争，有着特别持续的规模，有着特别激烈的程度。陆游的爱国主义的诗篇，正好是反映了这个现实。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陆游作为一个诗人，挺身而出，站在民族的立场，不屈不挠地斥责侵略者的罪行，揭穿卖国者的面目，并呼吁人民奋起抗争。就这一方面来论，他是继承了屈原那种反抗误国的权臣、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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