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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该作总结的时候了。我们首先是从性本能在对象和目的方面的错乱入手，面对了一个问题，即它们的出现是先天性的，还是后天生活经验获得的。我们通过对许多种类的精神神经症患者包括离康复不远的患者的性本能运作方式进行精神分析调查，以此得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发现，在他们身上，每一种性变态倾向都可以看出以无意识力量存在着，因它们是导致症状形成的因素。因此可以这么说，神经症就是性变态的消极面。鉴于如今性变态倾向的广为分布，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性变态倾向是人类性本能的一个原始的、普遍的倾向，正常的性行为就是从中发展而来的，是成熟过程中器质性发生变化以及心理压抑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够表明这些原始倾向在童年的存在。在限制性本能方向的力量当中，我们重点强调了羞耻、厌恶、怜悯以及社会建立起来的道德和权威结构。因此我们认为，任何来自正常性欲的错乱，其形成都是发展中压抑和幼稚化的结果。虽然有必要将原始倾向变异的重要性放在最前面，但是它们与实际生活的影响之间被假设为是合作性质的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似乎从另一方面来看，既然原始倾向必然是一种合成体，那性本能自身肯定也是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而在性变态里，它分裂开来，进入各自所属的成分。就这样性变态一方面是正常发展的压抑，另一方面是正常发展的分裂。假定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成年人性本能的出现即为许多童年的冲动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单一目的的冲动。
通过认识到变态倾向是本能的主流通道被“压抑”阻塞后形成的附属通道的一种旁系填充，[88]我们解释了其在精神神经症患者中的主导地位，之后就开始进入到童年期性生活的讨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性本能在童年的存在被否决了，在童年经常可以观察到的性表现被描述为不合常理的。相反在我们看来，小孩自出生起就带有性活动的萌芽，以至于他们开始汲取营养时就已经是享受性满足了，而且他们会从“吮拇指”这个熟悉的活动上来固执地寻求这种体验的重复获得。然而，小孩的性活动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与其他功能的发展有着同一步调，而是在二到五岁时经过一个短暂的旺盛期，进入到一个叫作潜伏期的阶段。这一时期，性刺激的产物无论如何却不会停止，而是继续产生大量的能量，被用作除了性以外的目的————一方面将性成分作用于社会感触，另一方面（通过压抑和反作用形成）建立起随后发展起来的对抗性欲的障碍。基于这种观点，在某些路线上注定留有性本能的力量，主要是在童年期以变态的性冲动为代价，在教育的帮助下逐渐获得的。有一部分婴幼儿的性冲动似乎想要避开这样的用途，让自己作为性活动成功表现出来。接着我们发现，小孩的性刺激来源于大量的力量。满足感首先是由我们所说的快感区的适宜感觉刺激而产生的。似乎很有可能任何部位的皮肤以及任何感觉器官————实际上，大概是任何器官————都可以起到快感区的作用，虽然有一些特别突出的快感区的刺激最初似乎是受到某种有机方式的保护。性刺激的进一步出现，可以说是有机体运转的大量进程中，只要达到一定强度，就形成的一种副产物，尤其是在任何相对强烈的情绪的产生过程，即使它有着令人痛苦的性质也一样。来自所有这些源头的刺激还没有被结合起来；而是每一个都追随着各自的目的，单纯地获得某一种类型的快感。因此，性本能在童年还没有被统一化，而且起初也没有对象，为自体性欲。
生殖器作为快感区似乎在童年时期就开始有所显现了。这可能会以两种方式发生。其一，像其他快感区一样，通过适宜的感觉刺激来产生满足感；或者，还有一种仍不完全理解的方式，当满足感从其他来源那里获得时，性刺激同时也会与生殖器区发生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对性满足和性刺激之间的关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也无法对生殖器区的活动与其他性欲来源的活动之间的关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我们从对神经症性障碍的研究中发现，一个器官的性本能成分最初可以从小孩很早之时的性生活里看出痕迹。在最初非常早的阶段期间，口唇性欲出现得最多。第二个前生殖器期是以虐待和肛门性欲为首要特征的。直到第三时期来临，生殖器区适时地在决定性生活中有了自己的份额，而且在小孩中，最后这个阶段的发展主要就只是针对阴jing的。
于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我们最惊人的发现之一，即早期旺盛的婴幼儿性活动（两到五岁之间）已经出现了性对象的选择，涉及所有丰富的心理活动的发生过程。因此，尽管在不同的本能成分和性目的的不确定性之间缺少综合体，对应这个时期的发展阶段必须被视为后来最终形成的性组织的一个重要的先驱。
事实上，人类性发展的开始发生于两个阶段，也就是说该发展被潜伏期从中打断，看来需要给予特别的注意。这似乎是人们发展更高文明倾向的必要条件，但同样也是神经症倾向的必要条件。就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在人的动物天性里，没有发现任何可以与此比拟的。似乎这个特殊的起源需要在人类物种的史前发展中寻找。
要说有多少数量的性活动可以出现在童年期，而不会被描述为异常的或者不利于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些性表现的性质显著地发现于自慰。进一步的经验表明，外部诱惑的影响能够激起潜伏期的中断或者甚至是终止，在这一点上，小孩的性本能被事实证明为形式多样的变态倾向；此外，似乎任何这类的性早熟行为都会降低小孩的可教育性。
尽管我们的知识与婴幼儿的实际性生活之间存在鸿沟，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尝试检查青春期的到来对其造成的转变。我们选择了其中两个作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所有性刺激的来源对生殖器区首要地位的从属，以及寻找一个对象的过程。这两者都已经在童年时期有了大致轮廓。第一个是通过开发前期快感的机制完成的：原先自给的性行为，伴随着快感和刺激，成为了新的性目的（性产物的释放）的准备行为，以达到巨大的快感，从而终结性刺激。在这点上我们必须考虑到男子和女子的性分化；我们发现，为了成为一个女性，必须有一个进一步的压抑阶段，来丢弃了一部分婴幼儿的男子气，为女性改变她的首要生殖器区做好准备。至于对象选择，我们发现它是被童年时期的线索（复苏于青春期）所引导，即小孩那时指向父母和其他照料者的性倾向，但是由于同期建立起的乱伦障碍，如今这种倾向已经从他们转移到了其他相似的人身上。最后必须补充一点，在青春期转变的过程中，躯体变化和心理发展持续了一段时间是独自进行的，直到一种强烈的心理性冲动闯入，通向生殖器的神经分布，达到性功能的统一，这对正常性发展十分必要。
发展中的干扰因素 这个漫长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可能成为一个固着点，涉及的每一个联结点都可能是性本能的分裂之处，正如我们已经从无数例子里所看到的。我们需要列举出干扰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以及指出这些干扰每一次导致失调发生的位置。我们要列举的这些因素显然不会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来应对分配给每一个因素恰当价值的困难性。
体质和遗传 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指出各种先天的性体质倾向，在这点上很可能首要权重会降低，但是这显然只能从他们以后的表现来推断了，而且即使这样也不一定总是可以很确定。性刺激的许多来源中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是这个或那个，我们设想具有这种多样性，认为这类倾向的不同往往牵扯到最终的结果表现，即使结果可能并没有超出正常的界限。我们可以想象，有一类肯定十分必要的原始倾向，它与其他因素不同时发生，而且可能会在出现变异以后导致一种异常的性生活发展。这可能被描述为“退化”的，并被认为是一种遗传的退化表现。在这点上，我有一个显著的事实记录。在我进行精神分析疗法的超过半数的严重癔症、强迫神经症等的病例中，我可以很肯定地说病人的父亲在结婚之前患有梅毒，不论其是否有消瘦或者全身麻痹的证据，也不论其既往病史里是否有其他一些方式来显示梅毒疾病的存在。将其完全简单化来看，就是今后会成为神经症的小孩忍受着没有躯体迹象的遗传梅毒，因此他们的异常性体质被认为是梅毒继承下来的最后投射。虽然我十分不情愿做出断言说梅毒病人出身是神经性体质不变的或者责无旁贷的病因，然而我的观察结果表明这种一致性并不是巧合，也不是小事。
我们对这种遗传条件在积极的变态者身上的情况所知甚少，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避免接受调查分析。但是仍然有很好的理由来支持神经症患者身上所发生的也同样适用于这些性变态。因为在同一个家庭里发现有性变态和精神神经症患者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基本是以两种性别来分布的：家庭中的男性或者其中一位男性，是积极的性变态者；同时女性，由于性别关系常倾向于压抑，就成为了消极的性变态者，即癔症患者。这就很好地证明了我们所发现的这两种失调之间具有的本质关系。
进一步变化 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个观点，即性生活采取的形式明确是一劳永逸地由性体质不同成分的出现来决定的。相反，这个决定性过程的继续出现的可能性是依据各个起源的性欲其旁系支流的变迁情况。这种进一步的变化明显带来了决定性的结果，而性体质可能也会同样导致三种不同的最终结果：
如果所有不同倾向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假定为反常的一种关系————在成熟期持续和成长得更为强大了，则结果只会是一种变态的性生活。我们还没有恰当处理好对这种反常体质倾向的分析。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很容易对案例进行解释。例如，有关学者声称全部变态的固着其必要的先决条件在于一种性本能的先天性缺陷。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其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它指的是性本能的一种特殊因素的体质缺陷，即生殖器区的————这个为了繁殖的目的，会掌管各个性活动结合在一起后的功能的区域。因为生殖器区比较虚弱的话，这种在青春期需要发生的结合肯定就会失败，那么其他强有力的性欲成分就会继续它的活动，成为一种性变态。[89]
压抑 如果发展过程中一些成分在体质倾向里有着过多的强度，就会被转移到压抑的过程中（必须强调一点，这并不等同于被销毁了）而导致一种不同的结果。如果这种压抑发生了，相应的刺激还是会像之前一样产生，但是它们会被心理障碍阻挡而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而且会被转移到其他的通道里，直到它们作为症状表现出来。结果可能会是一种近似正常的性生活————虽然通常是限制较多的那种————但会伴随有精神神经症疾病。我们从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调查中已经很熟悉这些特殊的例子了。他们的性生活开始时是像性变态者那样，有相当一段童年期会出现变态的性活动，还时不时延伸到成熟期。之后出于内部起因（通常在青春期之前，但有时会在很久之后才出现），由于压抑而发生一种逆转，从那时起，神经症就取代了性变态的位置，而旧时的冲动并没有消失。就此想起一句谚语“年轻时妓女，老来的尼姑”，[90]只是这里的年轻持续时间实在太短。在同一个人的生活中，性变态会被神经症取代这一事实，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性变态和神经症在同一个家庭里会被分配给不同的成员，也符合我们所说的神经症是消极的性变态。
升华 第三种反常体质倾向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发生于升华的过程。这能够使出现于特殊来源的过强刺激找到一个其他用途的发泄口，所以也不可小视从一个本身很危险的倾向里增加心理效应的结果。其中就包括艺术活动的起源；而且，对一个高度有天赋的个体进行性格分析，特别是颇具艺术倾向的个体，根据完全或不完全的升华，可能显示出一种性变态和神经症以各种比例混合在一起产生的功效。我们发现在反作用形成的抑制里有一种升华的亚状态，它在小孩的潜伏期形成，并在顺利的情况下持续整个一生。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性格”，在相当程度是由性刺激的材料以及自童年起就固着了的本能，通过升华的方式形成的，还有其他形成过程是有效约束被认为是无用的变态冲动。[91]童年时期各种各样的变态性倾向可以相应地被看成我们所具有的许多美德的来源，然后通过反作用形成来刺激它们的发展。[92]
偶然经历 性发展过程中没有其他影响的重要性能与性欲的释放相提并论了，它有两种方式压抑和升华————我们还不是十分清楚这两个过程发生的内部起因。压抑和升华可能是体质倾向的一部分，被视为其在生活中的表现；持这种观念的人有理由断言说性生活的最终形成主要是由于先天性体质的结果。然而，任何一个有洞察力的人都不会怀疑在这个因素之外仍有童年及以后所发生的偶然事件经历起到影响作用的空间，从理论上看往往会倾向于高估前者，而治疗实践则强调后者的重要性。但是，若是忘记这两者之间是协同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就会毫无意义。体质因素必须通过经历才能够使自己被感知到，偶然因素的发生则必须有体质倾向作为基础。为了覆盖大部分案例，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描述为“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的画面，其中一种因素强度的减少可由另一个因素强度的增加来达到平衡，当然，不可否认也会存在处于系列两个最极端的案例。
如果我们适当偏向于童年早期经历的偶然因素，那么与精神分析研究就会更加协调。于是单一的病因论系列就分成了两个，可以分别称为倾向性（dispositional）和定向性（definitive）。第一种主要是童年时期体质和偶然经历以先天倾向性的方式相互作用，第二种主要是后来创伤性经历所起的作用。所有危害性发展的因素表现出的后果都会引起一种退化，回归到发展的早期阶段。
现在让我们继续回到之前的任务上，来列举对性发展造成影响的因素，不论它们是自己产生的作用，还是仅仅是作用之下的表现。
性早熟 其中一个因素是自发的性早熟，它的出现至少可以被确定是存在于神经症的病因里，虽然像其他因素一样，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充分的病因。它的存在可以从婴幼儿潜伏期的中断、缩短或者是结束来看出；而且一方面由于性抑制得不完全，另一方面生殖系统还未发育，使得性早熟引起了性的临床表现失调，以至于出现性变态的性质。这些性变态倾向可能从那时起要么这样持续下去，要么受到压抑变成神经症症状出现的动力因素。无论哪种情况，性早熟都会使得性本能在日后变得更难受到高级心理机制的控制，这本来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它还会增强冲动的性质，且不说这点本身就具有本能的心理表征。性早熟常常与过早的智力发展并行，这样一来，会发现性早熟的人在童年史上都有着显赫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它所带来的后果似乎并不是那么具有致病性了，特别是当它孤立于其他因素出现时。
时间因素 连同性早熟在内的其他因素可以被归类到时间因素里，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种类繁多的本能冲动出现活动的顺序似乎是有一定发生系统的；它们自显现到屈服于一些新产生的本能冲动或者典型的压抑这段时间的长短也是如此。但是，变异似乎既会发生于时间序列里，也会发生在持续阶段，而且这些变异肯定对最终结果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论现时它出现的趋势是早于还是晚于相反方向上的趋势，都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压抑的影响不可能消除。各个成分在时间序列的分歧聚集起来总是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此外，以特殊强度出现的本能冲动通常会突然短暂地出现————例如，明显的同性恋者之前可能有过一段异性恋。没有理由担心童年产生的强大趋势会永久地成为成年人的特征；它们完全有可能会消失，或朝向一个相反的趋势发展。（“严酷的统治者短作王。”[93]）
我们还无法给出发展过程中这些时间紊乱的起因线索。打开在我们面前的前景，是一个完整的生物学阵势，或许还有我们仍未来得及近距离研究的历史问题。
顽固的早期印象 所有早期性表现的重要性都被一种不知道来源的心理因素加强了，目前必须承认，这个因素只能说是暂时被看成一种心理学上的概念。为了解释这种情境，我在考虑很有必要假定这些性生活的早期印象的特征是在于一种增强的顽固性，或者是那些今后会成为神经症或性变态的人身上的一种固着的易感性。过早的性表现也是如此，当它们出现于其他人身上时，就不会造成这么深的印刻；他们既不会趋向于一种强制性的重复，也不会整个一生都被性本能所控制。对于这种早期印象的顽固性，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神经症的起因里我们不可忽视的另一个心理因素，即与最近印象相比，附在心理世界里的记忆痕迹占着主导地位。这个因素明显依赖于智力教育，与个人的文化程度成比例增长。相反，野蛮人被描述为“这一刻不幸的孩子”。[94]由于在文明和自由发展的性欲之间是一种反比关系，导致后果会随着我们存在的结构而相差甚远，即小孩性生活的进展，在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方对今后生活不怎么重要，而在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就很重要。
固着 以上所列举的心理因素，正如偶发经历一样，为婴幼儿性欲的刺激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后者（最首要的是被其他小孩或者成年人引诱）提供的材料，在前者的作用下，会形成固着成为一种永久的失调。此后在神经症患者和性变态者身上都可以观察到一种从一开始就由童年印象建立起的偏离正常性生活还比较好的部分————一段被认为是缺乏性欲的时期。这是由顺应的体质、早熟、早期印象顽固性的增强以及性本能受外来影响的机会刺激等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
然而，我们从对性生活失调的调查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仍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我们对构成性欲基础的生物学过程所知甚少，因此难以从我们的信息结构里提出一个足以对正常的和病理性状况都能够做出解释的理论。
* * *
[1]本章节信息分别引用自克拉夫特-艾宾（Krafft-Ebing）、莫尔（Moll）、莫比乌斯（Moebius）、哈维洛克·艾里斯（Havelock Ellis）、施伦克-诺茨因（Schrenck-Notzing）、洛温菲尔德（Löwenfeld）、欧伦堡（Eulenburg）、布洛赫（Bloch）和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的著作，及最后一位作者主编的《性阶段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一书。由于有关这一主题已有的全部文献都可以在这些作者的作品里找到，我就不必再详细注明出处了。〔1910年加注〕用精神分析法对于倒错者的调查数据是以艾·萨德格尔（I. Sadger）提供给我的数据和我自己的发现为基础的。
[2]〔该脚注添加于1910年〕在德语中唯一适合的单词Lust不幸是含糊不清的，它同时被用来表达需要和满足以后的两种状态。
[3]对于统计性倒错者确切数据的困难和尝试，参见赫希菲尔德的著作（1904年）。
[4]一个人与自身性倒错欲望进行搏斗的事实或许可以决定他被暗示〔1910年加注〕或者精神分析所影响的可能性。
[5]许多作者坚持认为，性倒错者提供的自身性倒错特质的倾向性出现时间的早晚是不可信的，因为他们可能压抑了记忆中自己对于异性的感觉。〔1910年加注〕对可接触到的性倒错例子进行的精神分析已经证实了这些怀疑；唤起他们婴儿时缺失的记忆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
[6]莫比乌斯（在1900年）证实道我们必须要谨慎做出退化的诊断，而且这种诊断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关于退化已经有了一些发现，如果我们审视这个宽泛的领域，就会很清楚地看到，以往做出的退化诊断没有太大用处。”
[7]我们必须承认“同性恋”的代言者们所说的，在历史记录里最杰出的人之中就有一些是性倒错者，有的可能还是完全的性倒错者。
[8]对性倒错的研究所采取的病理学方法已经被人类学方法所代替，这一改变得归功于布洛赫（1902年3月），是他强调了性倒错在古文明发展中的出现情况。
[9]有关两性畸形躯体的最新描述参见塔鲁菲（Taruffi，1903年）的研究，以及纽格堡（Neugebauer）在《性阶段年鉴》各卷中的诸多论文。
[10]他的文献中包含了有关这一主题的参考书录。
[11]似乎E．格雷（E.Gley）是第一个提出用双性现象来解释性倒错的学者（见《性阶段年鉴》第六卷参考目录），早在1884年1月，他就在《哲学评论》（Revue Philosophiqu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性本能的倒错”（Les aberrations de l'instinct sexuel）的论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用双性现象来解释性倒错的大部分学者都将此理论不仅用在性倒错者身上，也用于正常成长的普通人，这样的话，逻辑上来看，他们就是将性倒错视为发育紊乱的结果。谢瓦利埃（1893年）已经表达过这一思想。克拉夫特-艾宾（1895年10月）认为，许多观察者“至少证明了第二中枢（从属于性）的实际存在”。阿德温教授（Dr. Arduin）断言道，“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女子和男子的元素特征（赫希菲尔德，1899年）；但是根据个人的性别，其中的一种会比另一种在发展中更占主导地位，异性恋的人们就是如此……”赫尔曼（Herman）深信“男子气概在每一个女性身上都拥有，同样女子气在每个男性身上也都能看到”，等等。〔1910年加注〕弗利斯（Fliess，1906年）随后宣称，双性论的观点（性的二元性）是他创立的。〔1924年加注〕在圈外人看来，人类双性论的假设归功于哲学家O．魏宁格（O.Weininger），他英年早逝，曾以这一观点为基础写了一本不算太好的书（1903年）。以上所述足够表明弗利斯的宣称是毫无依据的。
[12]〔该脚注添加于1910年〕精神分析学派至今仍没有对性倒错的发生提出一个完全的解释；但是它揭示了性倒错发展的心理机制，并对涉及的问题陈述起到了十分必要的贡献。对于我们研究过的所有例子，我们发现一个事实，这些性倒错者在他们的童年早期，都与某女性（通常是他们的母亲）固着在一起经历了一个十分强烈又短暂的阶段，随着这个阶段的结束，他们开始将自己认同为女性，并将他们自己作为性对象。这就是说，他们是从自恋开始，寻找一个与自己相似的年轻男子，并且可能会像母亲一样来爱他。此外，我们还经常发现，性倒错者并不是对女性的魅力不为所动，而是将女性唤起的兴奋感转移到了男性身上。于是他们终其一生都在重复着这种性倒错引发的机制，他们对男人无法控制的渴求原来是对女性的不断逃离的结果。
〔1915年加注〕精神分析坚决反对任何将同性恋从人类里抽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来研究的企图。通过研究那些没有明显表现出来的性兴奋，发现所有人都能够做出对同性对象的选择，事实上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已经这么做了。确实，力比多对于同性的附着在正常精神生活中占据的重要性并不小，而在病态里则比对于异性的附着显得更有动力。相反，精神分析学认为，对象的选择与性别无关，即它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自由选择概率相等，这正如童年时期、社会的原始状态下以及历史早期形成时那样，是开始限制性对象方向，即普通人和性倒错者们出现以前的那种初始状态。从这一观点的角度来看，为什么男人只会对女人有性兴趣，这也是一个值得去探讨的问题，而不能将其看成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实际上这种吸引力归根到底只是基于化学性质而已。人最终的性取向直到青春期开始才能确定，并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我们并非都知晓；有些是原发的，有些是偶然的。毫无疑问其中有个别因素对结果的朝向占有很重的分量。但是总的来说，人类性取向问题的复杂性体现了其各种决定因素的多样性。在性倒错者中，常常可以发现那种显著的古老原始的发生机制，他们的最基本的特征似乎就是由自恋做出的对象选择以及对肛门所保留的快感。然而，如果将最极端的性倒错类型因其构成的特殊性与其余几种区分开来的话，只会一无所获。我们对这些类型所发现的解释足以同样说明现有的（尽管没有太强烈）转化的类型以及那些表现出的性取向是正常的人。最终的不同可能在于性质方面，但是精神分析学表明，他们之间的本质差别仅仅是量的不同。在影响性对象选择的偶然因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挫折（早期受到性活动的威慑，产生恐惧感）是值得注意的一方面，还发现了父母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童年缺少一个强势的父亲导致性倒错的出现，是不少见的。最后还要坚持一点，性对象倒错的概念应该与主体出现性特征的混淆严格区分开来，在这两者因素之间也是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独立。
〔1920年加注〕费伦奇（Ferenczi，1914年）提出了许多有关性倒错的有趣论点。他适时地抗议道，就因为他们都有性倒错的症状，就把一大堆毫不相关的情况、器官上和心理上的重要性也不相等的情况全部都归于“同性恋”（homosexuality）的名义之下〔或者，用他所起的一个更好的名称，同性性欲（homo-erotism）〕。他坚持至少有两种类型是必须要严格区分开的：感受和行为都像女性的“主体同性性欲”（subject homo-erotism），以及完全表现出男性特征只是将性对象从女性变成了男性的“对象同性性欲”（object homo-erotism）。他称这两种类型中的前者为真正的“性中间类型”（sexual intermediates，按赫希菲尔德赋予一词的含义）；而对于后者，他很不情愿地将其描述为一种强迫性神经过敏者。根据他的观点，只有同性性欲对象会存在反抗自己的性倒错倾向的问题，或者认为自己可能是受心理因素影响所致。虽然我们认可这两种类型的存在，但需要补充一点，在数量众多的同性性欲主体中，有一些身上也同时存在着部分同性性欲对象的特征。
过去几年里，生物学家们尤其是斯坦纳奇（Steinach）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同性性欲和总体性特征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实施阉割实验，随后又将性腺接种到异性上，发现许多种类的哺乳动物都可能由雄性转变为雌性体，反之亦然。这种转变或多或少都影响了生理的性特征和心理的性倾向（就等于是同时影响了主体和客体的性欲）。看来，对性起决定作用的媒介不是构成性细胞的那部分性腺，而是性腺的间隙组织（interstitial tissue，即“青春腺”，the puberty-gland）。有这么个例子就是一个男人由于结核病失去了睾丸，结果造成了他性别的转变。他在性生活里表现得像个女人，处于被动地位，并且具有很明显的女子第二性特质（比如头发、胡须的生长以及乳房和臀部的脂肪积累等）。当将另一位男性病人的睾丸移植给他以后，他就开始表现出自己的男子气，且如普通人一般力比多的方向又转为指向女性，同时他的女性生理特征也消失了。〔利普舒茨（Lipschütz），1919年，356——357页〕
如若就此断言这些有趣的实验会将性倒错理论放到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是十分不合理的，而且这会促使人们期望出现一种可以“治愈”同性恋的方法。弗利斯直指这些实验发现并不能就此推翻高等动物双性倾向的一般理论。相反，在我看来，或许更进一步的类似研究还能够为双性假说提供一个更直接的证据。
[13]〔脚注添加于1910年〕古人的性生活和我们的对比，最显著的区别无疑在于古人强调本能自身，而我们更看重它的对象。古人赞美本能，不惜去推崇一个低级的对象；而我们鄙视本能活动，并且只因对象的价值来为它寻找存在的理由。
[14]这种关系使我不禁想到被催眠者对他的催眠师的盲目听信。就让人忍不住怀疑催眠的本质在于通过对性本能的受虐成分施加影响，使得主体的力比多在无意识里固着到催眠师身上。〔1910年加注〕费伦奇（1909年）将这种受暗示性与“双亲情结”（parental complex）联系到了一起。
[15]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并非每一种性对象的选择机制中都有对性的过高评价。以后我们将会了解另一个更为直接的解释，假设性角色是由身体的其他部位所扮演。诺克（Noche）和布洛赫提出用“渴望刺激”这一因素，来解释性兴趣朝性器官以外身体部位的扩展；但是它在我看来远没有这么重要。力比多流过的各种渠道就像相通的管道一样，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必须考虑这种并行流动的现象。
[16]〔脚注添加于1920年〕女人通常不怎么展现出对男人任何性方面的过高评价；但是她们却从来不会吝啬对自己的小孩表现出高度赞誉。
[17]〔1915年加注〕这种衰退可能代表了一种体质上的先天条件。精神分析学发现这种现象也可以是意外因素决定的，比如发生在早期生活中性活动的威慑所带来的恐惧感，也可能转移主体正常的性目的状态并促使他为其找寻一种替代物。
[18]英语为“Get me a kerchief from her breast，A garter that her knee has p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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