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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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们，”费立兹·亚当斯站在十二张折叠椅前说道，“我不是要发表长篇大论。在你们之前为他的性命受到审判的是约瑟夫·科瓦柴克，他是在上星期六，七月五日，下午流浪到你们优美的小村庄来，到这里不到一小时，遗留下来的却是你们永远不会忘怀的悲剧————芬妮·亚当斯婶婶被谋害的尸体，一位好邻居、辛居隅的捐助人，来自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并且是世界知名的人士。
“摊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约瑟夫·科瓦柴克是否是有意识地，恶意设想地，以及在执行犯罪的过程中，拿起属于死者的火钳，用它狠狠地敲击她的头部以致她于死？
“民众认为是约瑟夫·科瓦柴克如此这般谋害了芬妮·亚当斯而且他的罪行是可加以证明的……”
当亚当斯继续勾勒出“民众的”证明的架构时，约翰尼注视着他陪审团同伴们的脸孔。他们以无畏的强度聆听着，每三个字点一下头。即使是凯文·华特斯那茫然的五官也稍稍印上了智慧。
约瑟夫·科瓦柴克努力地跟上费立兹·亚当斯的英文才不致成为一个全然的旁观者。他浓密的眉毛显得很痛苦，淤血的嘴唇费力地向后翻在可怜的牙齿上。等到亚当斯坐下来而安迪·韦斯特站起来时，一抹快乐的表情才轻轻掠过科瓦柴克的脸庞。
年老的韦斯特法官开口：“当一个人面对审判，法律上说他不需要去证明他并没有犯罪，而是民众要证明他有。换句话说，如众所周知，一个人应被视为是清白无辜的，除非等到毫无任何合理的怀疑地被证明有罪。证明的重责大任是在民众，而证明并不是一种信念，例如信仰全能的上帝或是关于政治的意见。证明是一种事实……我们并不试图要使我们成为百合般的纯洁天使，各位先生女士们，在地球上走动的天使几乎没有。在此案中的被告，他受制于身处异乡而且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有难以了解的困难，然而他却尝试以双手的汗水来换取正当的生活。事实上是他失败了，所以他贫穷————比你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还要穷————但这并不能用来指控他，他的外国国籍或他与你们的外观的差异，都不能用来指控他……约瑟夫·科瓦柴克并不否认他从芬妮·亚当斯婶婶处偷了钱。在贫穷的情况下他受到了诱惑，他现在也知道向诱惑低头使他犯了罪。但纵使你无法打心底原谅他的偷窃行为，他偷了钱的事实也不能证明他杀害了芬妮·亚当斯。”
“那就是本案的关键，辛恩隅的街坊邻居们。除非民众能把谋杀的责任归咎于他，否则你们必须判处约瑟夫·科瓦柴克无罪。”
但所有的人都保持缄默，闭口不言。
接着事情开始了。
费立兹·亚当斯把科瓦柴克被捕时的笔录列入记录中，内容是讲到星期六下雨他到达亚当斯的屋子，芬妮·亚当斯提议供他食物，如果他愿意协助劈柴薪的话，以及所有他告诉过法官和约翰尼的故事，包括他承认盗窃。那笔录是由伊莉莎白·希诺于星期六晚间在教堂的地下室所记录的，并且由科瓦柴克那只僵硬的欧洲人手签了名。
安迪·韦斯特并没有争论。
辛恩法官指示亚当斯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亚当斯说道：“卡西曼医生。”
“卡西曼医生上证人席。”本尼·哈克喊道。
观众席上一个白发老人起身向前，他有红通通的脸庞，眼睛则像半生半熟的鸡蛋。法警哈克拿给他一本《圣经》，老人把一只颤抖的手放在上面并举起另一只手，用吉他弦般的颤声发誓会说实话而不会欺瞒上帝。
他在证人席坐下。
“你的全名及职务？”费立兹·亚当斯说道。
“乔治·里森·卡西曼，内科医师。”
“你居住执业之地，卡西曼医生？”
“喀巴利郡康福镇。”
“你是喀巴利的验尸医学检验员，负责康福和辛恩隅以及其他邻近乡镇，医生？”
“是的。”
“在七月五日星期六————上星期六下午，你是否检验过芬妮·亚当斯太太的尸体，九十一岁，辛恩隅人，卡西曼医生？”
“是的。”
“告诉我们所有的经过。”
卡西曼医生摸摸他的脖子：“星期六下午大约三点二十分时接到辛恩隅治安官本尼·哈克的电话，要我马上到这个村里的亚当斯住宅去。我告诉哈克我那时走不开，从一点钟起，我的办公室挤满了患者而且还持续增加，我问是否有人生病了？他没有说，只是说尽我可能早一点来。我一直到五点以后才到。当我到达亚当斯的屋子时，治安官哈克带我到厨房后面的一间房间去，在那里我看到芬妮·亚当斯的尸体躺在地板上，头上覆盖着毛巾。我移开毛巾。我认识芬妮·亚当斯已经一辈子了，那真是震惊。”卡西曼医生神经质地敲着他的头，“我立刻看出她已经死了————”
“当你第一次检查她的尸体的时候，卡西曼医生，你认为她死了多久？”
“大约三个小时。”
“那么你的检验是什么时间做的？”
“介于五点和五点半之间。”
“继续。”
“我立刻看出那是一个杀人的案子。多次猛力敲击头顶，头盖骨严重扭曲————好几个地方都裂了，像掉落的南瓜，而且脑浆都溢出来了。除了某些严重车祸的情形之外，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严重的头部伤害。”
“这些可怕的伤口，就你看来，可不可能是自行施加的？”
“绝不可能。”
“亚当斯太太被攻击后是否一息尚存？”
“立即死亡。”
“然后你做了什么，医生？”
“打电话给喀巴利的验尸官，然后在尸体旁边等待直到验尸官邦威尔抵达。我们同意不需要验尸了，因为死因一目了然。我签发了死亡证明书，然后我就回喀巴利去，留下验尸官邦威尔在那里。”
“当你第一次检查尸体时，医生，你有没有在尸体附近看到任何疑似凶器的东西？”
“有。一柄沉重的火钳，它上面溅满了血迹及脑部组织，而且已经有一点变形了。”
“这就是你看到的火钳吗？”费立兹·亚当斯把它举起来，整个房间一片死寂。
“是的。”
“你说是的吗，卡西曼医生？”
“是的。”
“对于这个火钳是使芬妮·亚当斯致死的工具你有没有任何怀疑？”
“没有。”
“你有没有其他的理由来证明，卡西曼医生，除了火钳上的血迹之外？”
“头盖骨的裂痕，脑部伤口的形状和深度，都正好是由这类工具所制造出来的。”
“证物一，法官……该你讯问证人，韦斯特法官。”
安迪·韦斯特跳珊地走向前，两三个女人气愤地窃窃低语，辛恩法官不得不用他从芬妮·亚当斯婶婶的针线盒中偷来的裁缝球轻敲桌面。
“你宣誓过，卡西曼医生，”喀巴利最资深的律师说道，“当你检验死者时她已经死了大约三个小时，你也宣誓说你检验的时间是‘介于五点到五点半’。你可以更准确地说一下时间吗？”
“我检验的时间？”
“是的。”
“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到那里，我说过，五点刚过，验完尸体时间大约五点半。”
“她死了三个小时是从‘五点刚过’开始算，还是从‘大约五点半’开始算三小时？”
“我无法回答那一点，”卡西曼医生生气地说，“要指出确切的死亡时间是非常困难的。有许多考虑因素————尸体的温度，僵硬的程度，颜色变化，室温，尸体是否会被移动过————不知道会有多少问题产生、你不能计算到分钟。大多数情况下能知道是几点钟就算幸运了。”
“那么依你看来，如果其他证据显示出死亡时间是，例如，你见到尸体的当天下午两点十三分，那就符合你对死亡时间的猜测？”
“是的！”
“卡西曼医生，从你的检验结果你是否推想过死者和凶手在行凶过程中的相对位置？”
那双红通通的眼睛眨了眨：“你说什么？”
“你认为，”韦斯特法官说道，“殴打那几记时，亚当斯太太是面对凶手，或侧对凶手，或是背向凶手呢？”
“呃！面对他，正前方。”
“那是事实吗？敲击都是在正面的吗？”
“没错。”
“她面对着杀她的凶手。他不可能是从后面扑向她吗？”
费立兹·亚当斯气愤地跳起来。那个问题，他吼着，并不属于证人的能力范围，这是不当的交互讯问。面对诸如此类的指责，安迪·韦斯特以令人讶异的活力吼回去。辛恩法官让他们吼了一阵子，然后他冷静地驳回异议并指示证人回答。
“从后面扑向她？”卡西曼医生耸耸肩，“可能，可能不会。如果是这样，她一定是听到了并及时转过身来以至于正面遭到殴击。”
费立兹·亚当斯恶狠狠地对安迪·韦斯特冷笑，而安迪·韦斯特则有一丝遗憾。他准备坐下时，约翰尼离开他的折叠椅并说道：“法官，我可不可以对辩护律师说几句话？”
“当然可以，辛恩先生。”辛恩法官愉快地说。
约翰尼走过去和安迪·韦斯特低声说话。陪审团员们也低声说话，都很气愤。蕾贝卡·赫默斯用可听见的声音批评说是“捣乱的外地人”。
老人点点头，约翰尼走回他的坐位。
“卡西曼医生，”韦斯特法官开口，“死者的身高多少，你知道吗？”
“五英尺五英寸，对老女人来说还算高————”
“你会说芬妮·亚当斯头上的伤口，距地面五英尺五英寸，会是由一个身高只有五英尺七英寸的人所造成的吗？”
“抗议！”费立兹·亚当斯怒吼，他们再度争执，再一次辛恩法官裁定证人要回答。
“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意见，”卡西曼医生说道，“因为不知道她被攻击时她的确切位置。如果她的头向前倾，状况会完全不同。”
“然而，假设死者站立着，而且头部在正常的位置，难道————”
“抗议！”
最后，法官删除了这个问题。他拿捏他的判决，约翰尼想着，多多少少是衡量着陪审团员脸上的表情。佩格迅速地书写，看起来颇敬畏。
安迪·韦斯特挥挥手坐回坐位去，费立兹·亚当斯又跳起来。
“把这一点弄清楚，卡西曼医生。你认为一个五英尺七英寸高的人可以造成那样的伤口吗？”
“抗议！”安迪·韦斯特怒道。
“驳回。”约翰尼觉得辛恩法官这个判决几乎或根本无关于仔细考虑或他想要污蔑记录的整体计划。他只是想要听到答案。
“可以，如果她的头是在某一个位置。不可以，如果不在那个位置。”卡西曼医生深仇大恨般地注视着老安迪，“就是不能确定。没有人能够。”
康福的内科医生退席了。
费立兹·亚当斯传唤的下一个证人是法警本人。会议主席极度认真地站了起来，绕过“审判席”，拿起《圣经》，执行宣誓。然后他又回会议主席的位置。
“是你发现芬妮·亚当斯的尸体吗，哈克治安官？”
“是的。”
“告诉我们七月五日下午发生的事————你怎么会凑巧发现尸体以及后来发生什么事。”
本尼·哈克叙述他的故事。星期六下午三点他离开家走到亚当斯寓所去见芬妮·亚当斯洽谈她珍贵绘画的保险计划，几分钟后他抵达，发现厨房的门是开着的且雨打进去，以及他是怎么发现芬妮婶婶的尸体躺在厨房隔壁的“绘画室”里。他指认证物，就是他在尸体旁边发现的火钳。
他打电话给辛恩法官，哈克说，他才挂断电话就又响起来，那是彼露·普玛，她偷听了他和辛恩法官的对话（普玛小姐在陪审席中怒目而视），告诉他有一个流浪汉大约在一点四十一五分时曾到她家后门，彼露·普玛拒绝给他食物，然后她看到他无精打采地走在辛恩路，转进芬妮·亚当斯婶婶的住处并绕到厨房门。哈克随后打电话给在康福的卡西曼医生，这时候辛恩法官和辛恩先生跑进来……
“当你一看到尸体，在辛恩法官和辛恩先生还没有到达之前，”费立兹·亚当斯问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条金链子的项链表？”
“有的。”
“那个表的情况如何？”
“正面的浮雕已经破碎了，表壳也弹开了。在我看来，有一记敲击落空后直落下来，打到她胸前的表上而使其破裂。”
“是这只表吗？”亚当斯把它交给哈克。
“是的。”
“证物二，法官……你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表面上的时间是多少？”
“就是现在显示的时间：两点十三分。”
“这不仅是破了，它同时也停了吗？”
“停了，是的，它停了。”
治安官讲到费立兹·亚当斯的到来及他所说不久前在路上与一个流浪汉擦身而过的事，以及他，哈克，是如何指派亚当斯、辛恩法官和约翰尼·辛恩去追那流浪汉，以及几分钟后，他是如何带着群众尾随在后，在那流浪汉从毕柏湖后面的沼泽地跑出来时把他抓住。
“那就是你们抓到的人吗？”亚当斯问道，指着约瑟夫·科瓦柴克。科瓦柴克的嘴张得大大的。
“是的。”
“他是否平静地投降，哈克治安官？”
“他挑起打斗，我们被搞得手忙脚乱。”
哈克然后说到把科瓦柴克带回村子里，整理教堂地下室的储煤室作为监狱，搜查囚犯时，在他的衣服下找到藏起来的钱……
“治安官，我给你看一些不同面额的美元纸币，总计是一百二十四元。这就是你和胡伯特·赫默斯搜查被告时由他身上取出的钱吗？”
本尼·哈克拿了纸钞，翻动拨弄，把它凑近鼻尖。
“就是这些钱。”
“你怎么知道？”
“第一点，我把它们放进一个信封并注明————”
“这个信封，上面写着：七月五日下午由犯人身上取出的钱，是你的笔迹吗？”
“没错。总共有十三张纸钞————四张二十元、三张十元、两张五元以及四张一元。”
“你是否有其他的理由确信这十三张纸钞就是你从被告身上取出的十三张纸钞？”
“当然有，它们有很浓厚的肉桂气味，这上面你还可以闻得到。”
“法官，我把这信封及里面的东西列为证物三，而且我认为我们都该闻一闻这些钞票。”那些纸钞就被传到辩护律师的桌上，再传到陪审席。每一个人都闻过了。肉桂的气味很微弱，但却毫无疑问。
“那么哈克治安官，”费立兹·亚当斯说道，“你声明发现芬妮婶婶的尸体后，你就打电话给辛恩法官。在发现尸体和打电话之间你有没有做任何事？”
“我从厨房门跑出去很快地看一看四周，想着我或许可以遇到别人。当时我不知道她死了多久。我还没有注意到停了的表。”
“你说你‘很快地看一看四周’，治安官，你是指站在厨房门口看，还是你真的到了别的地方？”
“我穿越后院，看了谷仓里面，谷仓后面，小屋里————”
“你进了小屋，治安官？”
“笔直通过。”
“你在小屋里有没有看见或发现任何东西？”
“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看到柴薪或类似的东西？”
“小屋是空的。”本尼·哈克回答。
“在谷仓后面你有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出最近曾劈过柴？”
“一点木屑也没有。”
“不管是在小屋或是房子的任何部分，也不管是你发现尸体之后第一次快速搜索或其后的任何时间内，你有没有发现刚劈过柴薪的迹象？”
“没有，先生。”
“该你了，韦斯特法官。”
安迪·韦斯特说（这一次，约翰尼注意到，他那干瘦的鼻尖上因下定决心而泛白）：“哈克治安官，上星期六，七月五日下午，你有没有检查过被告的衣服？”
“我和胡伯特·赫默斯。那是当希诺先生带了一些干的旧衣服下来时，我们把他的湿衣服脱掉。”
“你有没有在被告的衣服上发现任何血迹？”
“呃，没有，虽然那也是我要寻找的。可是它们已经湿透了而且沾满了沼泽地的泥土和泥浆，他的衣服或手上若有血迹也已被洗掉了。”
“不要说那些完全没有证据的论点，治安官，”安迪·韦斯特打断他，“身为一个执法人员，你难道没有想到有一种化学检验布料的方式，即便是潮湿、泥泞不堪的布料，也可以检验出血迹的存在————或不存在？”
“抗议！”
“驳回。”辛恩法官温和地说。
“根本没想到，”本尼·哈克悻悻然地说着，“而且我们也没有那种设备————”
“欧达汉有一个现代化的科学检验室，供邻近的喀巴利警方使用做这种检验，有没有呀，哈克治安官？”
“这不是适当的交互————”费立兹·亚当斯马上接口，然后他摇摇头又闭上了嘴。
“治安官，你从被告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呢？”
“伊莉莎白·希诺把它们洗干净了————”
“换句话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来证明血迹存在或不存在。哈克治安官，你是否尝试将凶器上的指纹取下来？”
本尼·哈克的下鄂颤动：“指纹……啊，没有，韦斯特法官。我对指纹一无所知。再说，那柄火钳是一团糟————”
“你没有把火钳送到正规的警察或其他实验室去做指纹检查？”
“没有……”
“星期六之后你有没有拿过火钳，治安官？”
“唔，我有，是的。还有胡伯特·赫默斯、亚当斯先生、欧维利·潘曼……我猜想星期六之后每一个人都碰过火钳。”
哈克的大耳朵已经变成鲜红色的了。
费立兹·亚当斯的目光向辛恩法官求救，但法官只是像个法官一样坐着。
“还有一件事，治安官。为了记录周全，星期六下午两点十三分你在哪里？”
约翰尼松了一口气。他会要求安迪·韦斯特问出每一个证人在谋杀当时人在何处，他还以为这老人忘记了。
哈克吓了一跳：“我？星期六早上我开车到喀巴利去找黎曼·辛其莱，谈论关于芬妮·亚当斯婶婶做的保险计划。我拿到黎曼的估算之后就离开喀巴利回来————”
“你什么时候离开辛其莱的保险公司？”
“大约两点。雨刚要开始下。回到家时是差二十分三点。把车停好……我记得我还很气我家吉米，他把他的三轮车放在车库的正中央使我还得弄出来，那只是一辆车的车库，因此弄得我一身湿淋淋————”
“别管那个，治安官。那么你花了四十分钟由喀巴利开到辛恩隅，从喀巴利是大约两点钟出发的。这么说，两点十三分的时候你是在喀巴利到这个村子之间的路上？”
“呃，当然，我想……二十八英里路用了四十分钟，一整天时速在四十英里多一点……我想两点十三分时我是在离喀巴利九英里处。也就是距辛恩隅十九英里。”
“我问到这里为止。”
下一个由亚当斯传唤的证人是山缪尔·希诺。
这矮小的牧师慢慢地从第一列陪审员的最后一个坐位站起来————约翰尼就在他的正后方，可以看到他单薄的肩膀收缩着与他清瘦的脖子缩在一起。他走向温莎椅，本尼·哈克带着《圣经》等在那里。触摸到它的柔软封面似乎让他感到安心。他以清晰的声音宣誓。
在桌边的年老的安迪·韦斯特把手遮在眼睛上，仿佛要挡住陪审员准备在谋杀案中宣誓的这个可怕画面。乌塞·佩格不可置信地看着。
“希诺先生，”等牧师说出他的名字和职业之后，亚当斯问道，“你曾经在七月四日早上————谋杀案的前一天————到过芬妮·亚当斯的家中，那时候你曾和她谈过话吗？”
“是的。”
“可否请你告诉陪审团那时候芬妮·亚当斯婶婶说了什么，以及你对她说了什么。”
希诺先生看起来很苦恼。他的手握紧了又松开。他对着他脚底下的地毯说话，说亚当斯太太把他带到她厨房里谈话，说她给了他二十五元好为他太太买一套新的夏装————“等一下，希诺先生。芬妮婶婶是从什么地方拿钱给你的？”
“从厨房柜子上的一个香料罐里。”希诺先生支支吾吾地说。
“什么样的罐子？上面有没有任何记号？”
“有的。有肉桂字样，是用古老的英文烫金字体书写的。”
“是这个罐子吗，希诺先生？”亚当斯把它举起。
“是的。”约翰尼得集中意志才听得到回答。
“证物四，法官，列入证据。”
约瑟夫·科瓦柴克的双手平放在桌上，盯着罐子，他灰色的皮肤有一种泥泞坟墓的色泽。陪审团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希诺先生，你知道在芬妮婶婶给了你二十五元之后这罐子里还剩下多少钱吗？”
“知道……”
“多少？”亚当斯必须重复问题，“多少，希诺先生？”
“一百二十四元。”
一股声音，极轻微的，在房间中荡漾开来，让约翰尼脖子上的汗毛都立起来了。
“你怎么知道她给了你二十五元之后这罐子里还剩下一百二十四元？”
“因为她告诉我罐子里有一百四十九元纸钞，还有一些硬币。”
“所以一百四十九减二十五，简单的减法，就剩下一百二十四，对吗，希诺先生？你是这么知道的？”
“是的……”
“她给了你钱之后把肉桂罐子怎么办了？”
“她把它放回柜子的架上。”
“在厨房里？”
“是的。”
“这是发生在星期五的事，谋杀的前一天。”
“是的。”
“谢谢你，希诺先生。该你讯问了。”
安迪·韦斯特挥挥手。
“接下来我要传唤我的下一个证人，”费立兹·亚当斯红着脸说道：“呃……路易斯·辛恩法官。”
但当法官离开审判席为他正在主持的审判做证人宣誓时，约翰尼滑下他的椅子溜出去了。
他进了芬妮婶婶的厨房，在柜子上的电话簿里找了一个电话号码，就请接线生转接。那是喀巴利的号码。
一个女孩的声音应答：“黎曼·辛其莱办公室。”
“请找辛其莱先生。告诉他我是约翰尼·辛恩，辛恩法官的表亲。大约十天前我曾在喀巴利一个扶轮社的午餐聚会上见过他。”
喀巴利首席保险经纪人的刺耳声音几乎是立即传进约翰尼的耳朵里：“哈罗，辛恩！和法官在一起还愉快吗？”
那么辛其莱还没有听说。
“真正的度假，辛其莱先生，”约翰尼真诚地说道，“钓鱼，四处闲荡……，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打电话。听起来会很愚蠢，可是我在这里和本尼·哈克有一些争执————你认得本尼，不是吗？”
“当然认识，”保险经纪人笑着说，“道地乡下警察。不会伤人的。幻想他自己是保险人。”
“是的。呃，本尼告诉我他星期六去找你谈一些保险事宜，说他从你的办公室回辛恩隅，二十八英里路开了四十分钟。我说他那辆老爷车办不到，但他发誓他星期六两点离开你的办公室。是真的吗，不是他在骗我？”
“我认为他赢了你，辛恩。至少他确实是两点左右离开这里的。我记得雨下了两分钟他才离开我的办公室。那是两点不会错的。”
“好吧，我只好向他道歉了！多谢了，辛其莱先生……”
回到他的折叠椅正好赶上辛恩法官说完他们在星期六的活动，他自己也被叫到证人台上去。约翰尼的故事补充了辛恩法官的细节部分，包括在雨中遇到约瑟夫·科瓦柴克，距村子约一英里。
“你是说，辛恩先生，”费立兹·亚当斯问道，“你两点三十五分在路上遇到被告。你对这个时间有多肯定？”
“相当肯定。辛恩法官在两点半时看过表，我估计大约经过五分钟，我们就碰到科瓦柴克过马路朝喀巴利的方向去。”
“你和辛恩法官什么时候回到法官的家？”
“刚好三点左右。”
“换句话说，你和辛恩法官花了二十五分钟从你碰到科瓦柴克的地方回到法官的家？”
“是的。”
“你们是不是继续走？”
“你的意思是没有停留？”
“是的。”
“我们停了三次，”约翰尼说道，“第一次，我们停下来目送越过我们的科瓦柴克。第二次，本尼·哈克的车超过我们，他没有看到我们还溅了我们一身水。第三次，我们在圣山山顶接近赫希·李蒙的小屋旁停了一会儿。”
“这三次暂停，辛恩先生，你认为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大概一分钟。”
“你告诉我们从你们第一次看到科瓦柴克到回到法官的家总共是二十五分，这会比从第一次看到科瓦柴克之后在回家路上顺路经过亚当斯家时还要久？”
“如果你问的是我们最后一段路从亚当斯家到辛恩家走了多久，我想不会超过两分钟。”
“那么在路上有一分钟的延误，加上通过亚当斯家后要两分钟，你是说，辛恩先生，从遇到科瓦柴克到亚当斯家的实际步行时间是二十五减三，也就是二十二分钟？”
“差不多，”约翰尼赞同，“要有马表才能精确。”
“你和辛恩法官走得快吗？”
“是的。”
“你看到被告时他走得快吗？”
“快。”
“跟你们一样快，还是比较快，还是没有那么快？”
“我真的说不出来，”约翰尼耸耸肩，“快。”
“说他大约维持与你和法官相同的步伐是否为合理的推论？”
“抗议！”安迪·韦斯特大叫。
“抗议成立。”辛恩法官说道。
“你是否同意，辛恩先生，”费立兹·亚当斯说道，“如果你和法官从路上碰面处走到亚当斯家，花了二十二分钟，那么科瓦柴克也需要差不多时间，从亚当斯家走到碰面处————”
“抗议！”
“因此科瓦柴克一定是在两点十三分离开亚当斯的家，换句话说，差不多正好是谋杀的时间？”
“抗————议！法官，我要求将这整段证词，包括问题和回答，全部予以删除！”
“喔，我想我们会留下它，韦斯特法官。”辛恩法官轻声说道。
乌塞·佩格抓抓他的耳朵。然后他又去做潦草的记录。
费立兹·亚当斯提出科瓦柴克在雨中见到这两个人时的“可疑动作”————“是的，先生，他开始奔跑————”后来，安迪·韦斯特进行交互讯问时指出当时约翰尼和法官背着枪，暗示说任何一个陌生人在冷清的道路上碰到两个有武装的人都会开始奔跑……不过大体来说这是老套的交叉讯问，而韦斯特也并没有修饰这一点。
之后约翰尼回到他在陪审团中的位置而佩格的笔记里记下了更多的惊奇之事……起诉人站上了证人席而法官接掌了起诉人的角色！
费立兹·亚当斯叙述他在星期六下午三点半抵达亚当斯的家，一则关于流浪汉的叙述使他回想到他几分钟前才在雨中看到他走在往喀巴利的路上，本尼·哈克如何指派他和两位辛恩先生去追那流浪汉，以及随后所发生的事，包括被告把他的————亚当斯的车子推进沼泽里的湿地以拖延追逐的“恶意行为”————一一个小插曲，但由于亚当斯苦涩的音调，听来还是让人心痛的。
交互讯问时安迪·韦斯特问道：“亚当斯先生，你声明你星期六下午去拜访芬妮·亚当斯是接到她要你去见她的紧急要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有关情况？”
“这个问题和案子有什么关联性？”起诉人又暂时转变成法官的角色了。
“任何被害人在被害前所做或所说的事，法官，特别是用到紧急字眼的，”安迪·韦斯特说道，“都可能为犯罪理出头绪。如果，举例来说，亚当斯太太与她的邻居有某方面的麻烦而希望和她的律师侄孙讨论，当然这样的事实就会是相关而且可能是很重要的。”
“回答问题，亚当斯先生。”
“我无法回答，”费立兹·亚当斯说道，“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她没有说，而当我到她家时她已经死了。”
他叙述他是在星期六差五分一点的时候把位于喀巴利华盛顿街专业大楼的办公室锁上，他的秘书休假，然后出去吃午餐并见一些人。大约两点半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门下有一张字条。字条是埃米莉·巴瑞写的————彼得·巴瑞太太，陪审员第九号————说她带着孩子在艾福特·卡普兰的牙医诊所，要他打电话到那里找她，芬妮婶婶有一个口信给他。他立刻从办公室打电话给埃米莉·巴瑞，发现她还在卡普兰医生的办公室。
“巴瑞太太告诉我，我婶婶整个早上都在找我，但我的电话一直在占线————那是真的，整个星期六早上我都在用电话，这是关于一桩房地产的诉讼案件，所以芬妮婶婶请她路过我的办公室带个口信给我。她大约一点到我办公室，就在我出去吃午餐后几分钟，发现我不在就塞了一张字条在门下面。巴瑞太太说口信是要我立刻到辛恩隅去见芬妮婶婶。”
亚当斯立即由喀巴利出发，他说。那个时间不可能会晚于两点三十五分。雨下得很大，而且他花了一些时间，因为雨刷故障，他必须要停下来修理。等他终于到了他婶婶的家里，他发现本尼·哈克还有其他人都在那里，围在他婶婶被谋害的尸体旁边。
“你完全不知道，亚当斯先生，你的婶婶想什么吗？”
“不知道。她不常打电话给我，除非是与她的合约有关的事，我认为这次也是如此。直到你刚才提起来之前，我根本没想到这会和她的被害有什么关系。我还是认为这是关于一个合约或其他业务方面的事。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相信是其他事。”
埃米莉·巴瑞————费立兹·亚当斯和辛恩法官都已经回到各自的岗位————补充了亚当斯的证词。这位商店老板娘为了她担任陪审员和证人的双重角色盛装出席，丝质印花洋装，草帽，白色及肘的手套，但是她那哥德式的严肃五官、僵硬平板的卷发、如琴弦张力般的怀孕体，使她看起来像是百货公司橱窗中的展示模特儿。
她的话很尖锐，眼光不曾离开过约瑟夫·科瓦柴克。约翰尼想着，如果在她手上放条绳索并在科瓦柴克坐的地方放一个断头台，就有一个女刽子手了。
“芬妮婶婶要我带口信给费立兹·亚当斯，因为她知道他的办公室与卡普兰医生的在同一栋大楼。不是我不感激艾福特·卡普兰的友善，毕竟他是喀巴利经营电影业的默力·卡普兰的兄弟，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但每个人都说他是这附近最好的牙医。当然，如果不是为了我的孩子……十二点一过就把那些孩子塞进车里————迪迪、皮皮、苏其，还有威立————为什么彼得不能偶尔让我轻松一下我不知道，但算了，他必须要留在家里焊接新的送货卡车，那辆车要三千元而且总是需要修理，害我得载四个小流氓开二十八英里路来回！”
“巴瑞太太，”费立兹·亚当斯说道，“可否请你————”
“我在作证，不是吗？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有话要说，大家就应该让她说！”
“证人，”辛恩法官开口，“请你————”
“我会说的，”埃米莉·巴瑞冷冷地说，“如果你们不要一直打断的话。好吧，我到喀巴利的专业大楼时大约一点钟，那里有电梯但我还必须爬四层楼————我是指到你的办公室，亚当斯先生，他们坚持要比赛爬楼梯————如果他们能像正常孩子一样的话我就不必爬————”你发现我的门上锁了，“亚当斯绝望地说，”并因此留一张字条给我————“
“对，并且把它从你的门下塞进去。然后我们下楼到卡普兰医生的办公室，约诊是一点钟，我们迟到了，他的护士对此一直嘀咕，我就和她聊了几句！反正，他们的牙齿都要治疗，那我不意外，这些日子里那几个家伙拼命吃垃圾食物，当然，开这么一个店是很难让他们的胃有休息的时间，他们总是跑进来要东西吃，然后我们一直到三点多才离开————”
“我的电话。”亚当斯叹口气说道。
“我没有说吗？你在两点半左右打电话到牙医诊所给我，说你刚在门下发现我的字条，我就告诉你芬妮婶婶的口信。总之当我们三点多离开时，我们走到大楼后面新盖的停车场，他们收费每小时三十五分，如果这还不该震怒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该震怒的了。在街上你已经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停车了，而他们竟还对你有如此可怕的要求————”
“你让孩子坐进你车里，”亚当斯催促，“那你是几点开车回辛恩隅的，巴瑞太太？”
“老天，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如果你还要开锁，还要把那一堆家伙塞进后座，而且十岁的打他六岁的妹妹，加上小娃娃哭闹着要爬到你的膝头上————”
“你是什么时候到家的，巴瑞太太？”
“这我怎么能够回答？而且，”埃米莉·巴瑞突然问道，“我为什么要回答？在这里受审判的是谁？我在哪里？几点？这有什么区别”一定是四点多，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不过我认为这全都是浪费时间。当我回到家时整个村子已经因为那个可怕的流浪汉打死芬妮婶婶而乱哄哄了————“
“抗议！”
“怎样，他干的，不是吗？在我看来这里是把众所周知的事弄复杂了。当然，我想他是应该接受审判的，但如果你问我的话那是他罪有应得，他应该被吊死，就像以往人们所做的一样。我祖母曾告诉我，她祖父小时候就曾经亲眼看过————”
最后一些话没有被列入记录中。但安迪·韦斯特谨慎地并没有交互讯问。辛恩法官用芬妮婶婶的裁缝球轻轻拍着并宣布休庭到隔天早上十点钟。
事后法官说明，这似乎是惟一有效的方法来结束埃米莉·巴瑞的证词。
约瑟夫·科瓦柴克离开亚当斯的家时不怎么像是被绑着。他紧紧地勾着哈克治安官的手臂，快步跟着哈克走并回过头往后看。他那苍白的嘴唇蠕动，仿佛他必须反复地对自己说话，说一些非常重要的话。本尼·哈克说那一定是波兰话。
那个晚上，等到米丽·潘曼撤走晚餐的盘子，清洗完毕跑回家后，法官和他的四个客人带着白兰地和雪茄坐在书房里，谈笑说着审判的第一天。辛恩法官整理出违规和失误的清单，用了好几张黄色单线纸，律师怀着小男孩恶作剧的愉快心情仔细地研读。乌塞·佩格说他在波士顿和纽约担任记者的时候参与过许多谋杀审判，但这一件必定是最伟大的，无与伦比。
“你们各位将会被供奉在代表你们那高贵但无幽默感的行业年鉴中，”喀巴利的编辑挥着他手上的白兰地杯子说道，“作为一股法律新潮流的先驱者，也就是说，音乐喜剧的谋杀审判，这保证会使收录这案件的单调法律书籍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
“这确实是很有趣，”法官说道，“只除了两件事，乌塞。”
“什么？”
“芬妮婶婶和约瑟夫·科瓦柴克。”
等他们再度恢复谈话，那一股嘲弄的口气消失无踪了。
“我要你继续质问每一个坐上证人席的人，费立兹，”辛恩法官说道，“关于他们在星期六的活动。这是约翰尼的主意，而这主意很好。或许我们能有所发现。”
“但为什么呢，法官？”费立兹·亚当斯说道，“你真的怀疑是你们辛恩隅的人杀害了芬妮婶婶吗？在所有间接证据都对科瓦柴克不利的时候？”
“我不是怀疑任何人。我们要做的是，在我们进行这个可笑的审判过程中，抓住机会查询每一个看得到的人。这正是警方或州检察官在进行起诉前会做的查核工作。”
“我相信这是绝对重要的，”老安迪说道，“因为我不相信是科瓦柴克干的。而如果他没有，那就一定是这荒郊野外的人干的。”
“你怎么说不是科瓦柴克干的，韦斯特法官？”亚当斯抱怨，“你怎么能那么说？”
“因为，”老者说道，“我正好相信他所说的。”
“可是证据————”
“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辛恩法官说道，“约翰尼，你都没有开口。你怎么说？”
“事情发展得很奇怪，”约翰尼皱着眉说，“如果继续————”
“你是什么意思，奇怪？”佩格问道。
“唔，今天有七个人作证，四个辛恩隅的人以及三个外人。在这七个当中，有六个不可能杀害芬妮·亚当斯。先说那三个外人。康福的卡西曼医生————”
“你不怀疑年老的卡西曼医生，”佩格哼了一声，“为什么，他对辛恩隅说可是一个大大的威胁！”
“但不是怀疑，”约翰尼说道，“这是一个数学的问题。有一些因素必须要加以删除。他们不是嫌疑犯，他们只是因素。”
“根据卡西曼医生的证词，星期六从一点到五点他在办公室里看病人。我们今天结束了之后，我打电话给他的护士，假装是病人，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曾开车到卡西曼的办公室去但没有进去，‘以为’办公室开着。他的护士气嘟嘟地说星期六下午两点一刻办公室没有关，她和卡西曼医生都在————事实上，卡西曼的车就停在门前，问我没有看到吗？————还有一大堆类似的话，不过我已经得到我所要的。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当芬妮·亚当斯被杀时，卡西曼医生人在康福。所以删掉他。
“第二个外人，”约翰尼说道，“我自己————”
“你？”费立兹·亚当斯惊呼。
“为什么不？特别是因为我有绝佳的不在场证明，”约翰尼微笑道，“高等法院的路易斯·辛恩法官。星期六的两点十三分我正和这位尊贵的法官涉着泥水走在毕柏湖和圣山之间。我们距离毕柏湖不会超过五分之三英里，也就是说，当那柄火钳敲下来的时候，我们距离辛恩隅大约有两英里半。”
“感谢上帝有埃米莉·巴瑞，”亚当斯说道，“虽然像是用嘴拉肚子似的！”
“是啊，埃米莉·巴瑞证实了你所说的在星期六两点半时你在办公室的门下发现她的字条，用你的电话打给她，而后启程到辛恩隅来。所以你不可能在短短的十七分钟之前，会在二十八英里路遥的这个地方。”
“接着，”约翰尼说道，“今天作证的居民————”
“本尼·哈克，星期六的两点钟，哈克说，他正离开黎曼·辛其莱在喀巴利的办公室。两点十三分的时候，依他计算，他距离辛恩隅一定还有大约九英里。我打电话到辛其莱办公室，他证实了————哈克离开他的办公室，辛其莱说，就差不多是星期六的两点钟，所以哈克也不可能谋害芬妮·亚当斯。”
“辛恩法官。辛恩法官是我的不在场证明，我则是他的。当然，我们也可能共谋敲了芬妮·亚当斯的头然后假造出不在场证明，但纵使是那个荒唐的理论也可以证明是无稽的。科瓦柴克本人在我们往辛恩隅的路上超过我们，那时我们还离这里有一英里远。
“埃米莉·巴瑞，你证实了她的行踪是在卡普兰医生位于喀巴利的办公室中，亚当斯，你在两点半时打电话到那里给她，我也向卡普兰的办公室查问过了。”
“山缪尔·希诺……他今天的证词局限于肉桂罐子和钱，所以就技术上来说他不该予以删除。”约翰尼微笑，“不过，我并不怎么怀疑希诺先生。”
“换句话说，”法官说道，“在辛恩隅的总人口三十五人中————那还包括在太平洋某处服役的麦伊·潘曼————有七个借由今天的作证及你的查询，已经被删除了，约翰尼、本尼·哈克、我本人以及埃米莉和她的四个孩子。”
“只剩下，”约翰尼喃喃说道，“二十八个人了。”他伸个腰，打呵欠。“我们救赎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他说道，“谁要玩扑克牌？”
星期二早上的第一个证人是彼得·巴端。
这个肥胖的店主人，宣誓之后坐进证人椅，努力不使他那笑眯眯的脸失去控制。巴瑞出乎意料地紧张，约翰尼这样觉得。似乎面对着他的顾客当众接受讯问非常不自在，他不停地清喉咙及擦拭他的脸。
彼得·巴瑞说道，星期六当他太太和孩子们坐上轿车去牙医办公室之后，他在店里忙着。到大约差一刻两点时店里空了，他就和凯文·华特斯走到隔壁的车库去看他的新货车是怎么一回事。
“凯文早上帮我送货回来，等他要再次发动时车就不动了，”彼得·巴瑞说，“他相当紧张，凯文认为我会怪他。事实上，我是很生气，他不但对车子动了手脚，他把车停进车库时还挡住了拖车出入，所以如果有人打电话说有车祸还是什么的，我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拖车弄出来，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打电话找康福的法兰克·爱默森车库。”
“巴瑞先生————”
“反正，凯文就待在一旁看东看西，我们在车库里不过十分钟————”
“你是说，”费立兹·亚当斯打断他，“你一点四十五分进入车库，巴瑞先生，和凯文一起。你有没有看到被告走在辛恩路上？”
“没有，”巴瑞遗憾地说，“我们在车库里，而我们都背向马路。要不然我一定会看到他。总之，大约过了十分钟我听到店门上的铃响————”
“在你纱门上的铃，门一开或关就会响，是吗？”
“是的。”
“你是在差五分两点的时候听到第一次铃响？”
“没错。所以我们就回到店里————”
“凯文·华特斯也在一起吗？”
“唔，是的。”巴瑞瞄了第十一号陪审员————怪罪般的，约翰尼这么想。那个镇上的杂工也是这么认为，他在巴瑞的目光下局促不安活像个被戳的小虫，“凯文不是有意的，但如果你把他一个人留在机器旁边，他就开始乱摸乱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事实却非如此。不知道他这样造成过多少损失。所以可能的话我绝不会把他一个人留在车库里。”
“我们了解。继续，巴瑞先生。”
“呃，等我们回到店里我就一直忙，铃一直响————”
“从差五分两点起，”费立兹·亚当斯说道，“到两点半，有多少顾客进入店里，巴瑞先生？铃响过几次？”
巴瑞思考着，他脸上的线条神奇地变动着：“六个。”
“六个顾客？”
“六次响铃。三次进来，三次出去。总共三次进出。”
“呃，我懂了。第一个是谁，差五分两点进来的那一个？”
“赫希·李蒙。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我认为老家伙李蒙正受雇于司格特，协助杜克莱。但他说他刚辞掉了，然后他要买一些豆子和面粉等等，他要回到山上的小屋去。”巴瑞摇摇他的大头，“你永远搞不懂赫希。”
玛茜达·司格特，坐在第一排第四个位置，无意识地点头，约翰尼还听到她的叹息。
“那第二个顾客呢？”
“彼露·普玛，差不多是赫希进来两分钟之后。”
在陪审团席的十号坐位上，彼露·普玛笑得花枝乱颤，她用手推一推九号坐位的埃米莉·巴瑞，后者以憔悴的面容和傲慢的双肩回应她。
“两分钟？你是说普玛小姐是一点五十七分到达的？差三分两点？”
“一定是的。还没有开始下雨。我记得开始下雨前她已经在店里待了几分钟。”
“赫希·李蒙和普玛小姐在你店里停留了多久？”
“不知道。胡伯特·赫默斯进来要新型耙子的报价时他们还在，之后又停留了一阵子。”
“你记得赫默斯先生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吗？”
“在彼露之后几分钟。我说大约是两点四分，两点五分。雨下得很大。他必须要从他的车里跑过来，虽然他的车子就停在店门口。”
“然后怎么了？”
“我叫赫希·李蒙等一下，彼露在冷冻食品柜翻弄着，胡伯特和我则翻阅一些目录————”
“那凯文·华特斯也还在吗？”
“是的，我们五个。”
“多久？巴瑞先生，”亚当斯随口问着————而辛恩法官、韦斯特、佩格及约翰尼都倾身向前，“你们五个一起在店里有多久？”
“一直到两点十九分。胡伯特是第一个离开的，他就是那个时候走的。”
“你怎么能这么准确地回想出时间，巴瑞先生？”
“因为胡伯特要走前拿出他的表来和我店里的时钟对时。我的时钟指着两点十九分，彼露·普玛说她的表才两点十八分，可是我当时跟她说我的时钟十年来从未乱过一分钟————市面上最好的。她的不准，她也知道。”（彼露·普玛的嘴唇瘪了，鼻尖猛地向下沉。）
“然后胡伯特跑向他的车子并开走了，我招呼普玛小姐，而后她也离开了，一定是几分钟之后，最后再招呼李蒙老人。事实是，”彼得·巴瑞说道，“我不很确定赫希有钱，当然他买的东西我从没有算钱……唔，他在司格特处得给付现金。我要说我感到很惊讶，看到那……”彼得·巴瑞停下来，很快地瞥了辛恩法官一眼，“我是说，”巴瑞咳了一声说着，“赫希在普玛小姐之后几分钟离去，之后我和凯文就回到车库里去了。”
费立兹·亚当斯把证人交给安迪·韦斯特。
“巴瑞先生，”老法官说道，“你说星期六介于两点前几分到两点十九分时，你和你所提到的几个人都在店里面。你是否留意到，或你的客人中有人说起曾注意到，在那段时间中有人走过辛恩路？不管是朝向亚当斯的家，或由那里出来？”
“没有，先生。”
“你根本没有见到被告？”
“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从我的店里看不到亚当斯的房子，除非是站在车道上，或是爬上面对辛恩路的橱窗货架顶端。”
“谢谢你，没别的问题了。”
费立兹·亚当斯召集安迪·韦斯特在辛恩法官的桌前开会。他们低声讨论传唤凯文·华特斯的可行性。最后他们否决了。那段时间可以由其他证人佐证，而且想要从笑脸华特斯身上得到任何有条理的东西，如同法官所说的，就像要使埃米莉·巴瑞少说话一样难如登天。
“在记录上我们有了他的半套证词。”韦斯特法官低声说道。
所以亚当斯就传唤他的下一个证人，彼露·普玛。
彼露·普玛是律师的梦魔，或者以中午休息时佩格的用语来说，是难缠的吉卜赛女人。她穿上了她最艺术的裙子及上衣组合。裙子是毛料的，用毛料装饰了骇人的橘色、粉红色及绿色；上衣是手绘的，落肩棉质。整个早上其他女人都很不以为然地看着她，她还戴上她最大型的悬吊耳环，并且把紫色的丝质围巾绑在头上，完成了这全套的恐怖装束。
她说着说着就偏离了费立兹·亚当斯的问题。如同亚当斯事后说的，这需要一匹快马才能把她捉回来。
“我当然记得星期六的事，亚当斯先生。每一个令人血液凝固的细节！一点四十五分时有人敲我的后门，我开门发现有一个脏兮兮、丑恶的人站在那里，他有一身深色的外国人皮肤以及可以把我烧出洞来的眼睛，一个杀人犯，如果我曾见过的话————就是那边的那个怪物！”
“普玛小姐————”费立兹·亚当斯开口。
“抗议！”安迪·韦斯特同时怒吼。
“抗议成立！”辛恩法官说道，“普玛小姐，请你说明所发生的事。不要评语，谢谢。”（但他没有下令把答复删除。）
“怎样，是他干的！”彼露·普玛急切地说，“我不管，事实就是事实而那就是事实。从一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很多事，至少我能够，不仅仅是一张人类的脸……是的，法官……我是说法官……是的，先生……呃，他用超级厚脸皮向我要一些东西吃，你可以打赌我立刻告诉他我对乞丐的观感后就赶他走了！我独自在家时绝不会拿东西给路上看起来像是杀人犯的人吃……但他很像，法官……真的，法官。”
“总而言之，我尾随他到我家大门边，看着他走上辛恩路，过交叉路口后沿对角线走到马槽，越过教堂到了芬妮婶婶家。他在她大门处略为迟疑，然后他看看四周————偷偷摸摸的————”
“抗议！”韦斯特法官第五次怒吼。
“————仿佛他要确定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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