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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之剧变 咸丰十年（一八六○），《北京条约》成立，并互换《天津条约》，中国国际关系为之根本改变。其明显之例，一则使馆许设于北京。中国向无此例，君臣多所顾虑，莫不认为重大损失，坚持反对，换约启衅，多由于此，败后始肯承认。其他各国遣使来华缔订条约，中国许其享受特殊权利，犹不允其公使馆早日设于北京，殆以为数年后，洋务转机，列强已设之使馆尚可取消也。一则商埠增加，数近二十。列强多于商埠设置领事，外商贸易之机会大有进步，且可持一护照游历内地，先进国原无商埠，外人持有护照入其境者，经营商业，或游历城镇，固无区域之限定。中国囿于历史上之传说，不能一旦全国开放，然视旧日进步多矣。
外交官署 自英、法联军入京，外交上之事务繁多，理藩院管理属地王公封爵朝贡，及与俄公文往来，礼部管理藩国朝贡，朝廷并无适当之外交机关。南京条约而后，两广总督奉旨兼钦差大臣，办理交涉事宜。外人信其奏报类多误解事实，尝使人北上，投递致军机大臣照会。清帝则称内臣不问外交，外使乃有照会皇帝者。至是，恭亲王主持和议，条约先后成立，而办理善后事宜尚无官署及负责之人员。王请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宗许而从之。衙门于咸丰十年冬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或称总署，初有大臣三人，后则增至数倍，人数不免太多，责任反不专一。外省交涉大员，朝廷初欲两江总督兼办南方交涉，曾国藩力持不可，因设通商大臣于上海，以前巡抚薛焕充任。薛焕后请辞职，改命总督兼理。北方初设三口通商大臣，后命直隶总督兼任。领事官职甚低，条约许其与道府往来，竟以行使条约上让与之权利，地位提高，有与督抚往来者。
入觐之争执 外使驻京原为西方国际惯例，中国唯有贡使，例须叩头谒见皇帝。外使欲照外国习惯，觐见皇帝，呈递国书，对于叩首认为有碍国体，不肯考虑。总署大臣知其违反旧例，声称皇帝冲幼，太后听政，本国大臣尚不能自由对语，不允照办。后穆宗大婚，外使以为将往恭贺，而总署遣使告其于婚日不可在街上行走，外使无奈，许而居于使馆。明年，穆宗亲政，外使要求入觐，议商多日，许其免冠行五鞠躬之礼。朝臣尚有力言不可者，帝亦犹豫不决，恭亲王奕䜣奏称不敢自专，忽又奏言将致启衅，迟至数月，帝始许其入见。会日本大使亦要求觐见，久乃许而从之，仪节由总署议定，先请外使演习。觐见之日，帝御紫光阁，大使先见，外使继之，法使又递国书，礼毕而退，为时甚短。帝命于总署宴之，外使认为不满，多不肯往。
遣使出聘 条约载明中国遣派使臣驻于外国，顾历史上未有先例，加以人才难得，自好之士，初不屑往。总署尝以遣使外国是否可行？询问督抚。言者所持之理由多不相同，实未明了公使之职务与重要。外使则欲朝臣疆吏明了外国之实况，除去双方之隔阂与误会，迭请朝廷遣使出国。总署多所顾虑，不敢奏请。同治五年（一八六六），总税务司赫德返英，说恭亲王遣同文馆学生随之游历外国，增长见闻。王许其请，并派六十三岁之斌椿同行，学生年青，斌椿懒于动作，抵欧后不愿游美，中道而返，未有若何之影响，明年，美使蒲安臣回国，总署大臣忧虑将届修约之期，外国提出要求或至干涉内政，接受赫德之建议，请派蒲安臣聘于外国，太后许之。蒲安臣亦欣然奉命，会同属员于明年出发，先至美国谒见总统，议订条约，华工自由渡美，美不干涉中国内政，俄往英国。英外相表示亲善之谊，宣布外交政策，后聘于大陆列强，蒲安臣死于俄国，属员回国，亦未改变其思想。后天津教案起，朝廷遣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赴法道歉，亦无所得。
对外思想之不变 困难之症结，则对外观念，一无更改。曾国藩、左宗棠初尚不信外国枪炮之威力。曾与李鸿章书曰：“九洑洲下关各贼垒，似非轮舟炸炮所能遽破。鄙人尝疑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忠逆之攻金陵官营，亦有炸炮，亦雇洋人在内，官军不因此而震骇。舍弟亦还以炸炮御之，彼亦不因此而动。左帅以四十余斤之炸弹，打入龙游城内，贼亦不甚慌。顷水师在金柱关抢贼船百余号，内有洋人一律乞降免死。然则洋人洋器，亦会有见惯不惊之一日也。”曾氏立论根据，多就南京一带作战之事例而言。舍弟指曾国荃，时统湘军，进驻雨花台附近，尝为李秀成所部所攻，九洑洲下关为南京沿江之要塞，金柱关则在南京上流。龙游故事，乃左宗棠炮轰浙江龙游城初不能下，函告曾氏，谓西洋大炮无用，故曾氏引之为证。朝臣顽固者更不足言，其人固不信外国亦有高深之学艺思想也。后曾、左与外人接触较多，始信船炮之利，其心则以我有船炮即足以制外人。
改革之困难 中国思想不变，朝臣疆吏除一二人外不肯比较中外之制度，采取外人之长有所改革。赫德尝递《局外旁观论》于总署大臣，主张中国矫正虚饰，实事求是，外国有火车、轮船、工织机器、邮局、电报、银币、军火、兵法，中国宜早兴办。关于外交，宜守条约，早日解决争执。总署置之不理。会英使馆参赞著《新议论略》呈递总署，主意则中国宜变成法，遣使驻于外国，建筑铁路，敷设电报，开采矿产，操练军队等。总署始以事关重大，奏报朝廷。太后命疆吏筹议，疆吏类多对外知识幼稚，全以恶意解释，兹引江西巡抚刘坤一之言，以概其余。刘氏立论之根据曰：“通商不过耗我之物产精华，行教则是变我之人心风俗。至于轮船、火车断不能从其请，遣使出国则弃重臣于绝域，令得挟之为质。”其主张之外交，则以夷攻夷也。信如此说，则订约通商，有百害而无一利，实则全为传统思想所囿，稍有常识者皆知其非，不足一辨，而在当时则为强有力之意见。此新事业创办之困难也。
中国倾向于闭关，而世界交通以轮船、火车、电报之发明与利用，大为便利，闭关不惟不能维持，外交问题反而增多，要而言之，可别为三：曰订约与修约，曰教案，曰商业权利，兹分言之。
订约与修约 自北京条约成立，小国利用时机，遣使来华通好订约。中国于新败后，有所顾虑，主持交涉之大臣，未有外交上之经验，对于丧失主权或权利之条款，不知其损失之重大，亦不筹谋补救之方法。小国使臣多得大国之介绍。订约初在天津，后在北京，以大国条约为根据，遇有争执问题，大国公使出而调停。总署大臣往往让步，订成条约。其先成立者，当推普鲁斯及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其不同于强国条约，唯使馆暂不得设于京中耳。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诸国条约相继成立，葡萄牙以强据澳门之故，朝廷不肯批准，余则不问国之大小，商业之轻重，均享受列强所得之商业权利。日本订约较迟，独不得享受最惠国待遇，日商贩运洋货、土货，均须交纳厘金。其条约成立，则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一），朝臣疆吏已知最惠国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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