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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活

    哪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我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

    你听了,必定要问我,有意思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呢?

    我且先说一两件实在的事情做个样子,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前天你没有事做,闲的不耐烦了,你跑到街上一个小酒店里,打了四两白干,喝完了,又要四两,再添上四两。喝的大醉了,同张大哥吵了一回嘴,几乎打起架来。后来李四哥来把你拉开,你气忿忿的又要了四两白干,喝的人事不知,幸亏李四哥把你扶回去睡了。昨儿早上,你酒醒了,大嫂子把前天的事告诉你,你懊悔的很,自己埋怨自己:“昨儿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呢?可不是糊涂吗?”

    你赶上张大哥家去,作了许多揖,赔了许多不是,自己怪自己糊涂,请张大哥大量包涵。正说时,李四哥也来了,王三哥也来了。他们三缺一,要你陪他们打牌。你坐下来,打了十二圈牌,输了一百多吊钱。你回得家来,大嫂子怪你不该赌博,你又懊悔的很,自己怪自己道:“是呵,我为什么要陪他们打牌呢?可不是糊涂吗?”

    诸位,像这样子的生活,叫做糊涂生活,糊涂生活便是没有意思的生活。你做完了这种生活,回头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你自己也回不出究竟为什么。

    诸位,凡是自己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是没有意思的生活。

    反过来说,凡是自己说得出“为什么这样做”的事,都可以说是有意思的生活。

    生活的“为什么”,就是生活的意思。

    人同畜牲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你到万牲园里去看那白熊一天到晚摆来摆去不肯歇,那就是没有意思的生活。我们做了人,应该不要学那些畜牲的生活。畜牲的生活只是糊涂,只是胡混,只是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如此做。一个人做的事应该件件事问得出一个“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为什么不干那个?回答得出,方才可算是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希望中国人都能做这种有意思的新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渐渐的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

    诸位,千万不要说“为什么”这三个字是很容易的小事。你打今天起,每做一件事,便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把辫子剪了?为什么不把大姑娘的小脚放了?为什么大嫂子脸上搽那么多的脂粉?为什么出棺材要用那么多叫化子?为什么娶媳妇也要用那么多叫化子?为什么骂人要骂他的爹妈?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你试办一两天,你就会觉得这三个字的趣味真是无穷无尽,这三个字的功用也无穷无尽。

    诸位,我们恭恭敬敬的请你们来试试这种新生活。

    不可躲进小楼本篇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我不赞成现在一般有志青年所提倡,我所认为“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是提出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社会的”新生活。

    先说什么叫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月二日夜(就是我在天津讲演前一晚),杜威博士在天津青年会讲演“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有两种:

    一、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他的性质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

    一、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l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杜威先生极力反对前一种假的个人主义,主张后一种真的个人主义。这是我们都赞成的。但是他反对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害处,是大家都明白的。因为人多明白这种主义的害处,故他的危险究竟不很大。例如东方现在实行这种极端为我主义的“财主督军”,无论他们眼前怎样横行,究竟逃不了公论的怨恨,究竟不会受多数有志青年的崇拜。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主义的危险是很有限的。但是我觉得“个人主义”还有第三派,是很受人崇敬的,是格外危险的。

    这一派是:

    三、独善的个人主义,他的共同性质是: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无可如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这个定义含有两部分:一、承认这个现社会是没有法子挽救的了;二、要想在现社会之外另寻一种独善的理想生活。自有人类以来,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也不知有多少次了。简括说来,共有四种:

    一、宗教家的极乐国如佛家的净土,犹太人的伊甸园,别种宗教的天堂,天国,都属于这一派。这种理想的原起,都由于对现社会不满意。因为厌恶现社会,故悬想那些无量寿,无量光的净土,不识不知,完全天趣的伊甸园,只有快乐,毫无痛苦的天国。这种极乐国里所没有的,都是他们所厌恨的;有的,都是他们所梦想而不能得到的。

    一、神仙生活神仙的生活也是一种悬想的超出现社会的生活。人世有疾病痛苦,神仙无病长生;人世愚昧无知,神仙能知过去未来;人生不自由,神仙乘云遨游,来去自由。

    三、山林隐逸的生活前两种是完全出世的,他们的理想生活是悬想的,渺茫的出世生活。山林隐逸的生活虽然不是完全出世的,也是不满意于现社会的表示。他们不满意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却又无能为力,只得隐姓埋名,逃出这个恶浊社会去做他们自己理想中的生活。他们不能“得君行道”,敌对于功名利禄,表示藐视的态度。他们痛恨富贵的人骄奢淫逸,故说富贵如同天上的浮云,如同脚下的破草鞋。他们痛恨社会上有许多不耕而食,不劳而得的“吃白阶级”,故自己耕田锄地,自食其力。他们厌恶这污浊的社会,故实行他们理想中梅妻鹤子,渔蓑钓艇的洁净生活。

    四、近代的新村生活近代的新村运动,如十九世纪法国美国的理想农村,如现在日本日向的新村,照我的见解看起来,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那不同的地方,自然也有。山林隐逸是没有组织的,新村是有组织的:

    这是一种不同。隐逸的生活是同世事完全隔绝的,故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理想;现在的新村的人能有赏玩rodin同cezanne的幸福,还能在村外著书出报:这又是一种不同。但是这两种不同都是时代造成的,是偶然的,不是根本的区别。从根本性质上看来,新村的运动都是对于现社会不满意的表示。即如日向的新村,他们对于现在“少数人在多数人的不幸上,筑起自己的幸福”的社会制度,表示不满意,自然是公认的事实。周作人先生说日向新村里有人把中国看作“最自然,最自在的国”(《新潮》二,页七五)。这是他们对于日本政制极不满意的一种牢骚话,很可玩味的。武者小路实笃先生一班人虽然极不满意于现社会,却又不赞成用“暴力”的改革。他们都是“真心仰慕着平和”的人。他们于无可如何之中,想出这个新村的计划来。周作人先生说,“新村的理想,要将历来非暴力不能做到的事,用和平方法得来。”(《新青年》七,二,一三四。)这个和平方法就是离开现社会,去做一种模范的生活。“只要万人真希望这种的世界,这世界便能实现。”(《新青年》同上)这句话不但是独善主义的精义,简直全是净土宗的口气了!所以我把新村来比山林隐逸,不算冤枉他;就是把他来比求净土天国的宗教运动,也不算玷辱他。不过他们的“净土”是在日向,不在西天罢了。

    我这篇文章要批评的“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就是指这一种跳出现社会的新村生活。这种生活,我认为是“独善的个人主义”的一种。“独善”两个字是从孟轲“穷则独善其身”一句话上来的。有人说:新村的根本主张是要人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如此看来,他们既承认“对于人类的义务”,如何还是独善的个人主义呢?我说:这正是个人主义的证据。试看古今来主张个人主义的思想家,从希腊的“狗派”(cynic)以至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哪一个不是一方面崇拜个人,一方面崇拜那广漠的“人类”的?主张个人主义的人,只是否认那些切近的伦谊,————或是家族,或是“社会”,或是国家,————但是因为要推翻这些比较狭小逼人的伦谊,不得不捧出那广漠不逼人的“人类”。所以凡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承认这个双重关系的。

    新村的人主张“完全发展自己个性”,故是一种个人主义。他们要想跳出现社会去发展自己个性,故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

    这种新村的运动,因为恰合现在青年不满意于现社会的心理,故近来中国也有许多人欢迎、赞叹、崇拜。我也是敬仰武者先生一班人的,故也曾仔细考究这个问题。我考究的结果是不赞成这种运动,我以为中国的有志青年不应该仿行这种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这种新村的运动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呢?

    第一,因为这种生活是避世的,是避开现社会的。这就是让步,这便不是奋斗。我们自然不应该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奋斗是不可少的。我并不是说武者先生一班人没有奋斗的精神。他们在日本能提倡反对暴力的论调,————如“一个青年的梦”————自然是有奋斗精神的。但是他们的新村计划想避开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去寻那现社会外“生活的奋斗”,这便是一大让步。武者先生的“一个青年的梦”里的主人翁最后有几句话,很可玩味。他说:’

    “……请宽恕我的无力。————宽恕我的话的无力。但我心里所有的对于美丽的国的仰慕,却要请诸君体察的。……”(《新青年》七,一,-。二)我们对于日向的新村应该作如此观察。

    第二,在古代这种独善主义还有存在的理由;在现代,我们就不该崇拜他了。古代的人不知道个人有多大的势力,故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古人总想,改良社会是“达”了以后的事业,————是得君行道以后的事业;————故承认个人————穷的个人————只能做独善的事业,不配做兼善的事业。古人错了,现在我们承认个人有许多事业可做。人人都是一个无冠的帝王,人人都可以做一些改良社会的事。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何尝是“得君行道”的人做出来的?知道个人可以做事,知道有组织的个人更可以做事,便可以知道这种个人主义的独善生活是不值得模仿的了。

    第三,他们所信仰的“泛劳动主义”是很不经济的。他们主张:“一个人生存上必要的衣食住,论理应该用自己的力去得来,不该要别人代负这责任。”这话从消极一方面看,————从反对那“游民贵族”的方面看,————自然是有理的。但是从他们的积极实行方面看,他们要“人人尽劳动的义务,制造这生活的资料”,————就是衣食住的资料,这便是“矫枉过正”了。人人要尽制造衣食住的资料的义务,就是人人要加入这生活的奋斗。(周作人先生再三说新村里平和幸福的空气,也许不承认“生活的奋斗”的话,但是我说的,并不是人同人争面包米饭的奋斗,乃是人在自然界谋生存的奋斗;周先生说新村的农作物至今还不够自用,便是一证。)现在文化进步的趋势,是要使人类渐渐减轻生活的奋斗至最低度,使人类能多分一些精力出来,做增加生活意味的事业。新村的生活使人人都要尽“制造衣食住的资料”的义务,根本上否认分工进化的道理,增加生活的奋斗,是很不经济的。

    第四,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就是周先生说的“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我对于这个观念,根本上不能承认。这个观念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在于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要知道个人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说的话,呼吸的空气,写的字,有的思想,……没有一件不是社会的。我曾有几句诗,说:

    “……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当时我以为把一半的我归功社会,总算很慷慨了。后来我才知道这点算学做错了!父母给我真是极少的一部分。其余各种极重要的部分,如思想,信仰,知识,技术,习惯,……等等,大都是社会给我的。我穿线袜的法子是一个徽州同乡教我的;我穿皮鞋打的结能不散开,是一个美国女朋友教我的。这两件极细碎的例,很可以说明这个“我”是社会上无数势力所造成的。社会上的“良好分子”并不是生成的,也不是个人修炼成的,————都是因为造成他们的种种势力里面,良好的势力比不良的势力多些。反过来,不良的势力比良好的势力多,结果便是“恶劣分子”了。古代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只为要妄想凭空改造个人,故主张正心,诚意,独善其身的办法。这种办法其实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下手的地方。近代的人生哲学渐渐变了,渐渐打破了这种迷梦,渐渐觉悟:

    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觉得“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还是脱不了旧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根本观念是:

    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

    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

    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新村的运动如果真是建筑在“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一个观念上,我觉得那是根本错误了。改造个人也是要。点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个人的种种社会势力。不站在这个社会里来做这种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却跳出这个社会去“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这便是放弃现社会,认为不能改造;这便是独善的个人主义。

    以上说的是本篇的第一层意思。现在我且简单说明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什么。这种生活是一种“社会的新生活”;是站在这个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是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观念有三条:

    一、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

    [附注]有人说:“社会的种种势力是互相牵掣的,互相影响的。这种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因为你才动手改这一种制度,其余的种种势力便围拢来牵掣你了。如此看来,改造还是该做笼统的改造。”我说不然。正因为社会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牵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会影响到别种势力上去。这种影响是最切实的,最有力的。近年来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响的别种势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吗?

    二、因为要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业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种新生活是研究人的生活,是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的生活。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做这种生活的人要睁开眼睛,公开心胸;要手足灵敏,耳目聪明,心思活泼;要欢迎事实,要不怕事实;要爱问题,要不怕问题的逼人!

    三、这种生活是要奋斗的,那避世的独善主义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故不必奋斗。这种“淑世”的新生活,到。

    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们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我们的方针是:奋斗的结果,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现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村变为新村,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

    我且举一个实际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来,有一种运动,叫做“贫民区域居留地”的运动(socialsettlements)。这种运动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学的毕业生,————在本地拣定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屋。这一班人便终日在这里面做事。这屋里,凡是物质文明所赐的生活需要品,————电灯,电话,热气,浴室,游水池,钢琴,话匣,等等,————无一不有。他们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顽皮的孩子,————都招拢来,教他们游水,教他们读书,教他们打球,教他们演说辩论,组成音乐队,组成演剧团,教他们演戏奏艺。还有女医生和看护妇,天天出去访问贫家,替他们医病,帮他们接生和看护产妇。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人公家医院。因为天下贫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们眼见那高楼大屋的大医院,心里以为这定是为有钱人家造的,决不是替贫民诊病的;所以必须有人打破他们这种见解,教他们知道医院不是专为富贵人家的。还有许多贫家的妇女每日早晨出门做工,家里小孩子无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们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们洗浴,换洗衣服,喂他们饮食,领他们游戏。到了晚上,他们的母亲回来了,各人把小孩领回去。这种小孩从小就在洁净慈爱的环境里长大,渐渐养成了良好习惯,回到家中,自然会把从前的种种污秽的环境改了。家中的大人也因时时同这种新生活接触,渐渐的改良了。我在纽约时,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华德女士(lilianwald)办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条街上的贫家子弟演戏,演的是贝里(barry)的名剧。我至今回想起来,他们演戏的程度比我们大学的新戏高得多咧!

    ,这种生活是我所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我所说的“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的生活!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来的!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要做这一类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脚的女子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成个什么样子?

    村上的绅士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香火还是怎样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没有避火的铝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村上的童养媳妇被婆婆打断了一条腿,村上的绅士逼他的女儿饿死做烈女,你知道吗?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们有什么权利,丢开这许多的事业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原题《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在神道面前瞎说

    纷纷歌舞赛蛇虫,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天寒何故不临工?

    这是我父亲在郑州办河工时(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做的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的一首。他自己有注道:

    霜雪既降,凡俗所未“大王”“将军”化身临工者,皆绝迹不复见矣。

    “大王…‘将军”都是祀典里的河神;河工区域内的水蛇虾蟆往往被认为大王或将军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祠祭礼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国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虾蟆磕头乞怜:真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我父亲这首诗不但公然指斥这种迷信,并且用了一个很浅近的证据,证明这种迷信的荒诞可笑。这一点最可表现我父亲的思想的倾向。

    我父亲不曾受过近世自然科学的洗礼,但他很受了程颐朱熹一系的理学的影响。理学家因袭了古代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用“气”和“理”两个基本观念来解释宇宙,敢说“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气(阴阳)之良能也”。这种思想,虽有不彻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况且程朱一系极力提倡“格物穷理”,教人“即物而穷其理”,这就是近世科学的态度。我父亲做的“原学”,开端便说:

    天地氲氤,万物化生。

    这是采纳了理学家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他做的“学为人诗”的结论是:

    为人之道,非有他术:

    穷理致知,反躬践实,罢勉于学,守道勿失。

    这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穷理的治学态度。

    这些话都是我四五岁时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样讲解,我记不得了;我当时大概完全不懂得这些话的意义。我父亲死的太早,我离开他时,还只是三岁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着他的思想的直接影响。他留给我的,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遗传,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我小时跟着四叔念朱子的《小学》,就是理学的遗风;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僧道无缘”的条子,也就是理学家庭的一个招牌。

    我记得我家新屋大门上的“僧道无缘”条子,从大红色褪到粉红,又渐渐变成了淡白色,后来竟完全剥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亲死后,四叔又上任做学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领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长斋,拜佛念经,四叔和三哥(是她过继的孙子)都不能劝阻她,后来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长斋念佛的,她常来我家中住。这两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劝诱家中的几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请她们念经许愿还愿。

    二哥的丈母颇认得字,带来了《玉历钞传》《妙庄王经》一类的善书,常给我们讲说目连救母游地府,妙庄王的公主(观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带来的书都看了,又在戏台上看了《观音娘娘出家》全本连台戏,所以脑子里装满了地狱的惨酷景象。

    后来三哥得了肺痨病,生了几个孩子都不曾养大。星五伯娘常为三哥拜神佛,许愿,甚至于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参加行礼,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礼。我自己幼年身体也很虚弱,多病痛,所以我母亲也常请伯娘带我去烧香拜佛。依家乡的风俗,我母亲也曾把我许在观音菩萨座下做弟子,还给我取了一个佛名,上一字是个“观”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亲爱我心切,时时教我拜佛拜神总须诚心敬礼。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里路上所过庙宇路亭,凡有神佛之处,她总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里又起翳,她代我许愿:病好之后亲自到古塘山观音菩萨座前烧香还愿。后来我病好了,她亲自跟伯娘带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难走,她的脚是终年疼的,但她为了儿子,步行朝山,上山时走几步便须坐下歇息,却总不说一声苦痛。我这时候自然也是很诚心的跟着她们礼拜。

    我母亲盼望我读书成名,所以常常叮嘱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学堂壁上挂着一幅朱印石刻的吴道子画的孔子像,我们每晚放学时总得对他拜一个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见了外甥章砚香(比我大几岁)供着一个孔夫子神龛,是用大纸匣子做的,用红纸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贴着金纸剪的香炉烛台和供献,神龛外边贴着许多红纸金纸的圣庙匾额对联,写着“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类的句子。我看了这神龛,心里好生羡慕,回到家里,也造了一座小圣庙。我在家中寻到了一只燕窝匣子,做了圣庙大庭;又把匣子中间挖空一方块,用一只午时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圣庙的内堂,堂上也设了祭桌,神位,香炉,烛台等等。我在两厢又添设了颜渊子路一班圣门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联语类编》,抄出了许多圣庙联匾句子,都用金银锡箔做成匾对,请近仁叔写了贴上。这一座孔庙很费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亲见我这样敬礼孔夫子,她十分高兴,给我一张小桌子专供这神龛,并且给我一个铜香炉;每逢初一和十五,她总教我焚香敬礼。

    这座小圣庙,因为我母亲的加意保存,到我二十七岁从外国回家时,还不曾毁坏。但我的宗教虔诚却早已摧毁破坏了。我在十一二岁时便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

    有一天,我正在温习朱子的《小学》,念到了一段司马温公的家训,其中有论地狱的话,说:

    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坐烧春磨,亦无所施。

    我重读了这几句话,忽然高兴的直跳起来。《目连救母》《玉历钞传》等书里的地狱惨状,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觉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陈设在祭坛上的十殿阎王的画像,和十八层地狱的种种牛头马面用钢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锅,抛下奈河桥下去喂饿狗毒蛇,————这种种惨状也都呈现在我眼前,但我现在觉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这句话:“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剉烧舂磨,亦无所施。”我心里很高兴,真像地藏王菩萨把锡杖一指,打开地狱门了。

    这件事我记不清在那一年了,大概在十一岁时。这时候我已能够自己看古文书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教我改看《御批通鉴辑览》。《易知录》有句读,故我不觉吃力。《通鉴辑览》须我自己用朱笔点读,故读的很迟缓。有一次二哥从上海回来,见我看《御批通鉴辑览》,他不赞成;他对禹臣先生说,不如看《资治通鉴》。于是我就点读《资治通鉴》了。这是我研究中国史的第一步。我不久便很喜欢这一类的历史书,并且感觉朝代帝王年号的难记,就想编一部“历代帝王年号歌诀”!近仁叔很鼓励我做此事,我真动手编这部七字句的历史歌诀了。此稿已遗失了,我已不记得这件野心工作编到了那一朝代。但这也可算是我的“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可是谁也想不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竟会大大的影响我的宗教信仰,竟会使我变成一个无神论者。

    有一天,我读到《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记范缜(齐梁时代人,死时约在西汉五一。年)反对佛教的故事,说:

    缜著《神灭论》,以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论出,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

    我先已读司马光论地狱的话了,所以我读了这一段议论,觉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马光的话教我不信地狱,范缜的话使我更进一步,就走上了无鬼神的路。范缜用了一个譬喻,说形和神的关系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锋利一样;没有刀子,便没有刀子的“快”了;那么,没有形体,还能有神魂吗?这个譬喻是很浅显的,恰恰合一个初开知识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觉得范缜说的有道理。司马光引了这三十五个字的《神灭论》,居然把我脑子里的无数鬼神都赶跑了。从此以后,我不知不觉的成了一个无鬼无神的人。

    我那时并不知道范缜的《神灭论》全文载在《梁书》(卷四八)里,也不知道当时许多人驳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里。我只读了这三十五个字,就换了一个人。大概司马光也受了范缜的影响,所以有“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的议论,大概他感谢范缜;故他编《通鉴》时,硬把《神灭论,摘了最精采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历史里。他决想不到,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竞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通鉴》又记述范缜和竞陵王萧子良讨论“因果”的事,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文如下:

    子良笃好释氏,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亲为众僧赋食行水,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范缜盛称无佛。子良日:“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日:“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离墙,落粪涠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

    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无以难。

    这一段议论也只是一个譬喻,但我当时读了只觉得他说的明白有理,就熟读了记在心里。我当时实在还不能了解范缜的议论的哲学意义。他主张一种“偶然论”,用来破坏佛教的果报轮回说。我小时听惯了佛家果报轮回的教训,最怕来世变猪变狗,忽然看见了范缜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里非常高兴,胆子就大的多了。他和司马光的神灭论教我不怕地狱;他的无因果论教我不怕轮回。我喜欢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我信服他们的话,因为他们教我不怕。

    我的思想经过了这回解放之后,就不能虔诚拜神拜佛了。但我在我母亲面前,还不敢公然说出不信鬼神的议论。

    她叫我上分祠里去拜祖宗,或去烧香还愿,我总不敢不去,满心里的不愿意,我终不敢让她知道。

    我十三岁的正月里,我到大姊家去拜年,住了几天,到十五日早晨,才和外甥砚香同回我家去看灯。他家的一个长工挑着新年糕饼等物事,跟着我们走。

    半路上到了中屯外婆家,我们进去歇脚,吃了点心,又继续前进。中屯村口有个三门亭,供着几个神像。我们走进亭子,我指着神像对砚香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来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毛厕里去,好吗?”

    这样突然主张毁坏神像,把我的外甥吓住了。他虽然昕我说过无鬼无神的话,却不曾想到我会在这路亭里提议实行捣毁神像。他的长工忙劝阻我道:“糜舅,菩萨是不好得罪的。”我听了这话,更不高兴,偏要拾石子去掷神像。恰好村子里有人下来了,砚香和那长工就把我劝走了。

    我们到了我家中,我母亲煮面给我们吃,我刚吃了几筷子,听见门外锣鼓响,便放下面,跑出去看舞狮子了。这一天来看灯的客多,家中人都忙着照料客人,谁也不来管我吃了多少面。我陪着客人出去玩,也就忘了肚子饿了。

    晚上陪客人吃饭,我也喝了一两杯烧酒。酒到了饿肚子里,有点作怪。晚饭后,我跑出大门外,被风一吹,我有点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来看灯!”别人家的孩子也跟着喊,“月亮,月亮,下来看灯!”

    门外的喊声被屋里人听见了,我母亲叫人来唤我回去。

    我怕她责怪,就跑出去了。来人追上去,我跑的更快。有人对我母亲说,我今晚上喝了烧酒,怕是醉了。我母亲自己出来唤我,这时候我已被人追回来了。但跑多了,我真有点醉了,就和他们抵抗,不肯回家。母亲抱住我,我仍喊着要月亮下来看灯。许多入围拢来看,我仗着人多,嘴里仍旧乱喊。母亲把我拖进房里,一群人拥进房来看。

    这时候,那位跟我们来的章家长工走到我母亲身边,低低的说:“外婆(他跟着我的外甥称呼),糜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罢?今天我们从中屯出来,路过三门亭,糜舅要把那几个菩萨拖下来丢到毛厕里去。他今夜嘴里乱说话,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来了。”

    这几句话,他低低的说,我靠在母亲怀里,全听见了。

    我心里正怕喝醉了酒,母亲要责罚我;现在我听了长工的话,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我想:“我胡闹,母亲要打我;菩萨胡闹,她不会责怪菩萨。”于是我就闹的更凶,说了许多疯话,好像真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样!

    我母亲着急了,叫砚香来问,砚香也说我日里的确得罪了神道。母亲就叫别人来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祷告三门亭的神道,说我年小无知,触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宽宏大量,不计较小孩子的罪过,宽恕了我。我们将来一定亲到三门亭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邻舍都来看我,挤满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妇女还提着“火筒”(徽州入冬天用瓦垆装炭火,外面用篾丝作篮子,可以随身携带,名为火筒),房间里闷热的很。我热的脸都红了,真有点像醉人。

    忽然门外有人来报信,说,“龙灯来了,龙灯来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赶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灯。一会儿,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房里的闷热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母亲许的愿好像是灵应了。第二天,她教训了我一场,说我不应该瞎说。更不应该在神道面前瞎说,但她不曾责罚我,我心里高兴,万想不到我的责罚却在一个月之后。

    过了一个月,母亲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钱来,在外婆家办了猪头供献,备了香烛纸钱,她请我母舅领我到三门亭里去谢神还愿。我母舅是个虔诚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摆好供献,点起香烛,陪着我跪拜谢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了礼,————心里只怪我自己当日扯谎时不曾想到这样比挨打还更难为情的责罚!

    直到我二十七岁回家时,我才敢对母亲说那一年元宵节附在我身上胡闹的不是三门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亲也笑了。

    原题《从拜神到无神》剉

    再造文明的药方剉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笼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即如包世杰先生的“新思潮是什么”一篇长文,列举新思潮的内容,何尝不详细?但是他究竟不曾使我们明白那种种新思潮的共同意义是什么。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陈先生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六卷一号页)这话虽然很简明,但是还嫌太笼统了一点。假使有人问:“何以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呢?”答案自然是:“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是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又问:“何以凡同德赛两位先生反对的东西都该反对呢?”这个问题可就不是几句笼统简单的话所能回答的了。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

    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dtionofallvaluss)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从前的人说妇女的脚越小越美。现在我们不但不认小脚为“美”,简直说这是“惨无人道”了。十年前,人家和店家都用鸦片烟敬客。现在鸦片烟变成犯禁品了。二十年前,康有为是洪水猛兽一般的维新党。现在康有为变成老古董了。康有为并不曾变换,估价的人变了,故他的价值也跟着变了。这叫做“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我以为现在所谓“新思潮”,无论怎样不一致,根本上同有这公共的一点:————评判的态度。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旧戏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戏在今日文学上的价值。

    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女子的问题只是要重新估定女子在社会上的价值。政府与无政府的讨论,财产私有与公有的讨论,也只是要重新估定政府与财产等等制度在今日社会的价值。……我也不必往下数了,这些例很够证明这种评判的态度是新思潮运动的共同精神。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在研究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1)孔教问题,(2)文学改革问题,(3)国语统一问题,(4)女子解放问题,(5)贞操问题,(6)礼教问题,(7)。教育改良问题,(8)婚姻问题,(9)父子问题,(10)戏剧改良问题,……等等。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广州《民风周刊》……等等杂志报纸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的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如果错了,错在什么地方;错误寻出了,可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适应现时的要求。例如孔教的问题,向来不成什么问题;后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近,孔教的势力渐渐衰微,于是有一班信仰孔教的人妄想要用政府法令的努力来恢复孔教的尊严;却不知道这种高压的手段恰好挑起一种怀疑的反动。因此,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孔教会的活动最大,反对孔教的人也最多。孔教成为问题就在这个时候。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故安福部的议员通过孔教为修身大本的议案时,国内竞没有人睬他们了!

    又如文学革命的问题。向来教育是少数“读书人”的特别权利,于大多数人是无关系的,文字的艰深不成问题。近来教育成为全国人的公共权利,人人知道普及教育是不可少的,故逐渐的有人知道文言在教育上实在不适用,于是文言白话就成为问题了。后来有人觉得单用白话做教科书是不中用的,因为世间决没有人情愿学一种除了教科书以外便没有用处的文字。这些入主张:古文不但不配做教育的工具,并且不配做文学的利器;若要提倡国语的教育,先须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已全体一致通过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的议案,况且用国语做文章的人也渐渐的多了,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

    为什么要输入学理呢?这个大概有几层解释。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故他们尽量的输入西洋近世的学说。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自己不能做具体的研究工夫,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故乐得做这种稗贩事业。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很遭犯忌讳,很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撅”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

    五来呢,研究问题的人势不能专就问题本身讨论,不能不从那问题的意义上着想;但是问题引申到意义上去,便不能不靠许多学理做参考比较的材料,故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

    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多少总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但是这两三年新思潮运动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种很有益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这两三年来新思潮运动的最大成绩差不多全是研究问题的结果。新文学的运动便是一个最明白的例。这个道理很容易解释。凡社会上成为问题的问题,一定是与许多人有密切关系的。这许多人虽然不能提出什么新解决,但是他们平时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不能不注意。

    若有人能把这个问题的各方面都细细分析出来,加上评判的研究,指出不满意的所在,提出新鲜的救济方法,自然容易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起初自然有许多人反对。但是反对便是注意的证据,便是兴趣的表示。试看近日报纸上登的马克思的赢余价值论,可有反对的吗?可有讨论的吗?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反对,便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证据。研究问题的文章所以能发生效果,正为所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人生最切要的问题,最能使人注意,也最能使人觉悟。悬空介绍某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在研究问题里面做点输入学理的事业,或用学理来解释问题的意义,或从学理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输入学理,能伎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感受学理的影响。不但如此,研究问题最能使读者渐渐的养成一种批评的态度,研究的兴趣,独立思想的习惯。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想的习惯。

    总起来说:研究问题所以能于短时期中发生很大的效力,正因为研究问题有这几种好处:(1)研究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2)因为问题关切人生,故最容易引起反对,但反对是该欢迎的,因为反对便是兴趣的表示,况且反对的讨论不但给我们许多不要钱的广告,还可使我们得讨论的益处,使真理格外分明;(3)因为问题是逼人的活问题,故容易使人觉悟,容易得人信从;(4)因为从研究问题里面输入的学理,最容易消除平常人对于学理的抗拒力,最容易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受学理的影响;(5)因为研究问题可以不知不觉的养成一班研究的,评判的,独立思想的革新人才。

    这是这几年新思潮运动的大教训!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以上说新思潮的“评判的精神”在实际上的两种表现。

    现在要问:“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呢?”

    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介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盲从是评判的反面,我们既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自然要反对盲从。这是不消说的了。

    为什么要反对调和呢?因为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不认得什么古今中外的调和。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数人只管趋向极端的革新,大多数人至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懒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讲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出来调和。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_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耍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这叫做“整理国故”。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四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

    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

    新思潮将来趋势,’依我个人的私见看来,应该是注重研究人生社会的切要问题,应该于研究问题之中做介绍学理的事业。

    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

    新思潮惟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56·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原题《新思潮的意义》

    科学的人生观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科学的人生观”,研究人是什么东西?在宇宙中占据什么地位?人生究竟有何意味?因为少年人近来觉得很烦闷,自杀、颓废的都有,我比较至少多吃了几斤盐,几担米,所以来计划计划,研究自身人的问题。

    至于人生观,各人不同,都随环境而改变,不可以一个人的人生观去统理一切;因为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我们至少要以科学的立场,去研究它,解决它。“科学的人生观”有两个意思:第一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现在先讲第一点,就是人生是什么?人生是啥物事?拿科学的研究结果来讲,我在民国十二年发表了十条,这十条就是武昌有一个主教,称为新的《十诫》说我是中华基督教的危险物的。十条内容如下:

    (一)要知道空间的大拿天文,物理考察,得着宇宙之大;从前孙行者翻筋斗,一翻翻到南天门,一翻翻到下界,天的观念,何等的小?现在从地球到银河中间的最近的一个星,中间距离,照孙行者一秒钟翻十万八千里的速率计算,恐怕翻一万万年也翻不到,宇宙是何等的大?地球是宇宙间的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我们人类,更是小,真是不成东西的东西!以前看得人的地位太重了以为是万物之灵,同大地并行,凡是政治不良,就有彗星、地震的征象,这是错的。从前王充很能见得到,说:“一个虱子不能改变那裤子里的空气,和那人类不能改变皇天一样。”所以我们眼光要大。

    (二)时间是无穷的长从地质学、生物学的研究,晓得时间是无穷的长,以前开口五千年,闭口五千年,以为目空一切;不料世界太阳系的存在,有几万万年的历史,地球也有几万万年,生物至少有几千万年,人类也有二三百万年,所以五千年占很小的地位。明白了时间之长,就可以看见各种进步的演变,不是上帝一刻可以造成的。

    (三)宇宙间自然的行动根据了一切科学,知道宇宙、万物都有一定不变的自然行动。“自然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自己自然如此,各物自己如此的行动,并没有一种背后的指示,或是一个主宰去规范他们。朗白了这点,对于月蚀是月亮被天狗所吞的种种迷信,可以打破了。

    (四)物竞天择的原理从生物学的知识,可以看到物竞天择的原理。鲫鱼下卵有几百万个,但是变鱼的只有几个;否则就要变成“鱼世界”了!大的吃小的,小的又吃更小的,人类都是如此。从此晓得人生不受安排,是自己如此的行动;否则要安排起来,为什么不安排一个完善的世界呢?

    (五)人是什么东西从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方面去看,人是什么东西?吴稚晖先生说:“人是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与其他的不同,只在程度上的区别罢了。”人类的手,与鸡、鸭的掌差不多,实是他们的弟兄辈……(六)人类是演进的根据了人种学来看,人类是演进的;因为要应付环境,所以要慢慢的变;不变不能生存,要灭亡了。所以从下等的动物,慢慢演进到高等的动物,现在还是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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