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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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9月22日至23日的所谓“怪猫暴动”是自15年前哈林区发生动乱以来纽约市第一次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民众暴动。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多数的暴民是白人，验证了上个月市长在清晨记者会上苦苦辩白的————怪猫这个案子没有“种族的问题”，如果说有所谓的种族恐惧的话，那也是普遍存在人类心理底层的恐惧。

    研究暴民心理学的人认为“怪猫暴动”是个有趣的例子。如果说，当天大都会会馆里那一片惊恐的情绪是因为那个因歇斯底里导致精神失控的女人所引起的，她可说是扮演了那个不可或缺的煽动者角色————群众拥戴的核心，带头呼喊口号及指挥行动的领导人————如果那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是点燃炸药的导火索，那么，从她的角度来说，她其实又是被那些激进的“市民行动团队”所煽动才会当晚出现在大都会会馆中。这些团体在暴动发生前的“四日行动”期间，在大都会区各处纷纷成立，可是没有人知道激发成立这些团体的是谁，至少始终没有一个人被认定应为此事负责。

    这个后来被称做“四日行动”（虽然从开始到暴动发生共历时六天）的短命活动，是在9月19日星期一的早报上，首先引起大众的注意。

    在这之前的那个周末，有一个叫做“街区治安维持会”的居民互助组织在下东城成立。星期六晚上，该组织在成立会议上通过了数项决议，起草了一份类似“宣言”的文件，并在第二天下午的“全体居民集会”中获得通过。宣言开门见山，“基于正规执法机关的失职，全美国的守法公民有权自行结社以维护公共安全。”凡是居住在该区的人都有资格参加，尤其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加入。他们组成各种巡逻队，包括街道巡逻队、屋顶巡逻队和小巷巡逻队。

    此外，还以该区公寓和大厦为单位组成巡逻队，以“捍卫抵抗近日来不断恐吓纽约市的不良分子”。（曾有成员抗议宣言的用词“过激”，不过当“决议委员会”指出“帝维街和邻近民众向来就被看做是一群猪猡”时，过激的文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巡逻队的纪律参照军队，巡逻人员必须配备手电筒、系臂章以及“具防御功能的可用武器”。晚间9点开始实施宵禁，禁止儿童外出；路灯必须开到次日天亮为止；房东和商店老板必须另外加强建筑里外的安全措施。

    一则新闻还说，在这段期间内，同时有三个类似的组织成立，它们之间显然互无关系，而且也与“街区治安维持会”没有关系。其中一个是在马瑞山一带，自称为“马瑞山安全委员会”；另一个是在西七十二街和西七十九街之间，叫做“西端义勇兵”。第三个是以华盛顿广场为中心的“村庄家园卫队”。

    这些团体虽然在文化、社会和经济背景上不大相同，但是组成的目的和操作的方法却都和“街区治安维持会”出奇地相似。

    那天早报的评论指出，同一个周末，四个互无关系的社会社区各自得出相同的看法，笔者怀疑，“这是否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真是一种巧合”。反市政府的报纸把责任归咎于市长和警察局长，并使用诸如“传统美国方式”和“保卫美国家庭的权利”这类的字眼。较有责任感的报纸则对事情的进展表示遗憾，其中有一家报社则相信“纽约人固有的幽默感终会使这些本意良好但情绪过激的人们恢复清醒”。自由派主力报纸的主笔马克斯·斯通在社论中指出，“这无疑是法西斯主义在纽约街头横行”。

    到了星期一下午6点，新闻播报员向他们的听众报道说，“自从今天早上披露了帝维街、马瑞山、西端大道和格林威治村的组织后，至少有三打行动委员会在本市五大区域的各个社区纷纷成立。”

    到晚报上市时，局势已经是“如野火燎原，至截稿时止，行动委员会的数目已经超过上百个”。

    星期二早上，报道的数字已经变成“好几百个”。

    “市民行动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星期二《纽约号外报》里一篇描述这个全市怪现象的文章上。该文作者署名“飞毛腿吉米”。当温契尔、里昂、威尔森和苏利文等笔名在他们的专栏中指出，“市民行动团队”（ Citizens' Action Tems）的缩写正好是“怪猫”时，因此定下了这个名称。

    周一晚上在市长办公室举行的紧急会议中，警察局长表示他赞成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遏止局势继续恶化：“我们不能让城市里一些阿猫、阿狗自命为警察，这是无政府状态啊，杰克！”

    但是市长摇头：“你不能订一条禁火令来扑灭一场火，巴尼。我们不能用武力阻止这种情况，绝对不能这么做。

    我们必须做的是，想办法控制它。“

    在周二早上的记者招待会上，市长微笑地说：“我再次声明，怪猫这个案子已经被夸张渲染到荒谬的地步，更何况警察局每天24小时在办这个案子，民众实在没有忧虑的必要。惟有依赖警察当局的建议和协助，这些民间团体才能发挥更大的公益功能。普察局长和他底下各部门负责人今天整天都在局里，愿意与各团体派代表团合作，以便协调他们的活动并将之系统化，就像战时空袭预防小组的运作一样。”　　令人难堪的是，没有一个团体到局里去。

    星期二晚上，市长上广播台。他一点儿也不责难或质疑民众成立社区防卫队的诚意和用心，不过他确信所有理智的人都会同意，他决不允许任何个人由于不信任合法当局而篡夺世界最伟大城市警察当局的权力，无论其立意是多么诚恳：“别让人笑话说，在20世纪50年代时，纽约市还在诉诸边睡小镇的治安维持会法吧。”他相信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这种事情所隐含的危险性比一个具有杀人倾向的精神病人所可能造成的威胁还要可怕。“古时候，在正式的警察系统还没有建立以前，民众自组巡防队来保护社区免遭抢劫和谋杀之祸，无疑有其必要性，但是今天纽约既然有了口碑最佳的警力，成立这种巡逻队有什么道理可言？”

    市长表示，如果被迫使用对应的措施来保护公众利益，那将是一件憾事。他知道这一步是不必要的：“我呼吁所有已经开始运作的团体或正在组织过程中的这种团体立刻与管区的警察联系。”

    市长在电台的呼吁显然无效，星期三早上，纽约市流传着几个最荒谬的谣言：国家警卫队已经奉命出动；市长已经乘坐紧急专机到白宫亲自向杜鲁门总统求救；警察局长已经辞职；在华盛顿高地，“市民行动团队”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两死九伤等等。市长取消当天所有的预定计划，整天接连不断地开会。警察局的高级官员一致赞成对“市民行动团队”发出最后通碟，要求他们立即解散，否则就会面临被逮捕的命运。市长拒绝这种做法。他指出，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任何不轨的行为，这些团体有内部纪律约束，而且确实只进行他们所宣称的活动。再者，已经有太多的人卷入这场活动之中，不宜采取这种措施。

    “这种方法可能会引发公开冲突，造成全市暴动，到时可能就必须动用军队。除非用尽所有的和平手段，否则我决不让纽约市走到那种地步。”

    到星期三下午，有消息传来说，“市民行动团队”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要在星期四晚间于位于第八大道、宽敞通风的大都会会馆里举行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不久，市长的秘书随即察报，这个委员会的代表要求面见市长。

    他们鱼贯而入，有些紧张，但是神情都相当强硬。市长和其他与会人士好奇地看着这群代表，他们似乎包括了全市各阶层的人物，但是其中没有看起来特别过激和可疑的人。他们的发言人是一个看起来像是机械工人的30多岁的高个儿男子，自称为“杰洛米·K.法兰克伯纳”，他是一个退伍军人。

    “我们来到这里，市长先生，是要邀请你明天晚上到我们的群众大会演讲。大会堂可容纳两万人，现场有广播和电视转播，本市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这是个民主的社会，这里是美国。我们希望你告诉我们，市长先生，针对怪猫这个案子，你已经做了什么，你和你的手下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如果你的谈话诚恳有理，我们保证星期五上午之前，将所有的‘市民行动团队’解散。你愿意来吗？”

    市长说：“能不能请各位先生在这儿稍候一下？”

    然后他就跟幕僚们一起到隔壁的一间秘密办公室去了。

    “杰克，不要去！”

    “除了那些已经说过一百次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告诉他们的，禁止他们的大会！如果他们不听话，就把他们的头头儿抓起来。”

    “我不知道这个办法行不行得通，巴尼，”————市长的一个顾问说，他是党内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不是流氓，这些人代表为数众多的选票，我们最好还是因势利导。”

    其他人也都表明了意见，有的人和警察局长站在同一边，有的人则附和那名党内人士。

    “你还没说话，奎因警官，”市长突然说，“你有何高见啊？”

    “依我看，”奎因警官回答，“怪猫绝不可能错过这场大会。”

    “换一个角度来看，”市长说，“你那个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警官，我是民众选出来的，我应该和民众站在一起。”他打开门说，“我一定参加，各位先生。”

    9月22日的大会在一片严肃的气氛中开幕。晚上不到7点，大都会会馆里的椅子就被坐满了，会场外聚集的群众很快就达到数千人，而且秩序良好。大批待命的警察无事可做，有一些小贩出来叫卖印有怪猫头形的便条纸和特大号的圆纸板做的“市民行动团队”的领章等，还有人贩卖有各种凶恶表情的橘红色和黑色相间的猫头面具，一看就知道是万圣节的玩意儿。但是几乎没有人买，警察也不断地驱逐这些小贩。值得注意的是，几乎看不到什么小孩，而且也没有人嬉笑玩闹。大都会会馆里的群众都很安静，讲话时声音都很小，厅外街上的民众也都耐心等候着，而且秩序良好。就交通管制部门的老手看来，他们太有耐性、太守规矩了，显然，他们宁可看到几个醉鬼、几个打架闹事或是故意穿越警戒线的共产党员。但是，放眼望去，没有一个喝醉酒的，人们出奇地平和。如果当中有共产党员的话，大概也是以个人身份来的。

    交通部门的人观察情势之后，又呼叫来更多的骑警和巡逻车。

    到8点左右，一圈绳索悄悄地把整个区域围起来。南至五十一街，北到五十七街，东到第七大道，西到第九大道，坚固的警戒线看守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汽车全部改道，行人可以穿越警戒线进入大都会馆区域，但是每一个要离开的人，都要先说明身份，并回答警察的询问。

    在会馆附近，有好几百名便衣警察梭巡不断，而在里面，还有另外好几百位便衣夹在群众之间。

    其中一个，就是埃勒里·奎因。

    台上坐着“市民行动团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来自各个族裔，没有一张脸孔特别鲜明突出。他们看起来像是法庭里的陪审团，而且脸上的表情也十足地像陪审员，专心中有点儿不自在。市长和其他官员坐在荣誉席的座位。

    “荣誉席的意思就是，”市长用手遮着嘴，私下对卡扎利斯医生发表评论说，“可以让他们监视到的位置。”

    讲台旁边插了许多美国国旗，电台和其他媒体的麦克风密密麻麻地挤在讲台前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准备就绪，在一旁等候。

    大会9点准时由当晚的执行主席杰洛米·K·法兰克伯纳开场。法兰克伯纳穿着一身大兵制服，上衣胸口上别着好几枚闪闪发亮的勋章，袖子上也有令人肃然起敬、代表海外作战战功彪炳的条杠。他的身材是魁梧的军人身材，脸色凝重。他没有用讲稿，语调平静。

    “这是一个纽约人的声音，”法兰克伯纳开口说，“我叫什么、住在哪里，并不重要。我代表数百个纽约邻里团体出来讲话，组织这些团体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和我们邻居的家庭免遭一名足迹遍及全市的疯子的毒手。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大战中服过役，我们全都是奉公守法的美国人。我们不代表任何私利团体，我们没有任何个人企图，我们当中没有流氓、骗子。我们是民主党员、共和党员，我们属于独立派、自由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我们是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我们是白人、是黑人。我们是生意人、白领阶级、劳工阶级、专业人士。我们是第二代美国人，我们是第四代美国人。我们是纽约人。

    “我不是来这里演讲的，大家来这儿不是要听我说话的。我所要做的，只是问几个问题。

    “市长先生，已经有好几个人被那个疯子杀害。自从怪猫开始犯案，到现在已经将近四个月了，可是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好，我知道你们没办法抓到他，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可是，此刻我们有没有任何保障？我并没有指责警察的意思，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勤奋工作的人。但是，纽约市民想问您的是，我们的警察对这个案子做了什么？”

    突然，一个声音响彻大都会会馆，和门外的另一个声音会合。那是来自远方非常微弱的一阵雷响。但是，大都会会馆里还有周围所有街道上的警察全都紧张得抓住警棍，排整队伍；而舞台上发言人旁边的市长和警察局长，则双双脸色惨白。

    “在这里的各位先生、女士们，”法兰克伯纳说，语气中带有一丝激昂，“没有一个不反对治安维持会法，我们要问你，市长先生，谁可以保护我们？我妻子和我母亲都觉得那条丝绳可能今天晚上就会落到她们的脖颈上，可是好像除非要等一切都完了，也许只差丧事没办，才会看到警察出现。

    “市长先生，我们今天晚上请您来，是要请您告诉我们，为给我们提供我们迫切需要的，但我们觉得没有得到的保护，您和您的司法机构有什么计划？

    “各位先生、女士，我们请纽约市长……”

    市长讲了很久。他的思路清晰，态度亲切；他尽可能地发挥个人魅力，展示他对纽约民众的了解。他追溯纽约市警察的历史、成长，它庞大的组织和它的复杂性；他举证该局18000名捍卫法律、维持秩序的男女警员值得骄傲的记录；他指出谋杀案破案定罪的统计数字，以安定人心；他进一步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来探讨组织治安维持会的做法，以及它对民主制度可能造成的威胁，同时说明了这种做法常从原先的远大理想变质沦为暴徒掌权和满足最低劣野蛮情绪的手段。他指出这当中的危险性————以暴力招来更多暴力，导致军队介入，实行戒严法，并使民权受到压制，那无疑是“走上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而这一切，”市长故作幽默地说，“只因为我们在本市超过750万的茫茫人海里一时找不到一名杀人的疯子。”

    市长的演讲虽然轻松却不失理智，而且也深具说服力，但是却无法激起一点儿职业演讲专家所据以衡量其演说成败的征兆或反应。眼前这群听众却一点儿反应、表情都没有。他们只是呆坐着或站着，木然地听着；个个屏息以待，动也不动，似乎在等待什么……可能是一个足以令紧绷的神经为之松懈的字眼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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