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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世界大战以来，三种政治经济学体系取得了重要的地位：苏联的共产主义，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可以从这三种观点出发，对它们进行比较：经济理论、社会哲学和世界历史。经济理论是供给和需求、生产成本、边际生产力、欲望的满足。社会哲学是人性和它们所趋向的最终目的。世界历史是从历时二十五年的法国革命的世界战争到我们现在亲身经历的四十次革命的世界大战为止的实际变迁。这三种观点是分不开的；想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努力，就是现在的所谓“制度经济学”。
他们从亚当·斯密的个人主义和法国革命开始。斯密提出法国革命所实行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攻击了公司组织和行会，攻击了地主，攻击了政府造成的特权。法国革命废除公司组织，分掉地主的财产，并且宣告一切个人的平等、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国家或者由国家赐予特权的行会和公司的控制。
斯密以经济上的供求法则以及政治上的财产、平等和自由的法律代替了重商主义。所需要的对个人的唯一控制，是消费者的欲望。正统经济学家追随了斯密一百余年，起初作为古典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以生产的劳动成本为基础；后来作为心理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以消费者的欲望为基础。这两派可以称为自动平衡经济学家，他们的推论采用自然科学里的类比为基础，就这个问题来说，它成为各个人当中供求的平衡，这些个人是自由、平等、分子式的和可以移动的。可是，结果证明经济理论必须以历史为基础，和必须以平衡为基础一样。
在这自动平衡的背后有一种人性的哲学。亚当·斯密的哲学是神学的。人是有理智的动物，受神圣理性的指导。这神圣理性是一位仁慈的上帝，他会给全世界带来丰裕，只需人类不要用政治和公司的集体行动来抑制和压迫个人。法国革命废除公司和地主，崇拜了一位理性的女神。
可是希望不久就幻灭。马尔萨斯在大革命中就预先说到。人不是有理性的动物————他是感情和愚蠢的动物，所做的事情往往和理性要他做的相反。因此政府不能让他自由，必须加以强制。
滑铁卢战役以后，那预言的使人失望的情况实现了。世界范围的商业萧条，历时三十年，带来贫困和失业，终于又产生1848年的革命。马克思现在出现，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他修正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把它的唯物主义哲学扩充为阶级斗争。如果像李嘉图的理论似乎相信的那样，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就应该享有全部产物，然而不是作为个别的劳动者，而是作为社会劳动力，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供求的“法则”，财产、平等和自由的法则完全取消，代以阶级斗争和无法抑制的劳资冲突。这种哲学结果产生了俄国革命，具有马克思的信心，相信此后会成为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
同时斯密的个人主义向另一种不同的方向发展————趋向无政府主义。这种哲学终于变成意大利的法西斯革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威廉·葛德文，在1793年要把斯密和法国革命推进一步，不仅要废除公司和地主，而且要废除国家本身，那是对个人的一切强制的根源。马尔萨斯提出他的感情和愚蠢的哲学，就是为了答复葛德文的理论。
后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可怜的十年中，葛德文的继承人普鲁东，在他和马克思的辩论里，主张个人对私有财产的绝对权利，和国家以及一切集体财产对比。个人们可以形成自愿的组合，可是那团体组织并不因此就取得个人的财产，而个人能够随时脱离，带走他的财产，不受违背契约的处分。
普鲁东的自愿组合的幻想很快就证明了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股份公司在五十年代开始形成，成为一种法人，根据可以执行的契约，占有生产手段，替代个人所有者，终于在单独一个机构里雇用着数以千计的无产的工人。因此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下一阶段是革命的工团主义，它的哲学家是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的乔治·索雷尔。
索雷尔承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学说，可是他把它改变了，从运用专政来占有国家改变到利用工会和总罢工来占有工厂。这是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工人开始占领工厂，农民开始占领田产。总罢工使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状态，也瘫痪了铁路和电报。工团主义变成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和无组织的共产主义。由于既不能从资本家那里获得原料，又不能从银行家那里获得信用，最重要的是，由于有组织的罢工破坏者法西斯党人的兴起，它终于垮台。
这是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的哲学里忽略了的东西。他正确地预言了那必然的趋势，自由竞争和长期的萧条将消灭个人生产者，把资本的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把以前独立的个人变成受雇于这些少数人的工资劳动者。可是他假设然后资本主义会由于本身的无能而没落，广大工资劳动者完全由于人数众多就会占有一切。
他忽略了工资劳动者本身可能会分裂为两个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白领工人和工厂工人，薪水工人和工资工人；争取对他的所谓腐朽资本主义的控制权的真正斗争，可能是这两种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都依赖他的所谓无能的资本家获得他们的衣食。他又过分相信小财产所有者的必然消灭，主要地指农民，他的所谓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后来表现了很大的组织起来互助的力量。
这是在苏联和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它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人数。它的关键在于政治的领导以及组织能力，组织一种斗争的少数。领导是列宁和墨索里尼。斗争的组织是红军和黑衫党。他们的方法都是暴力的组织。
列宁用他的口号“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墨索里尼用他的口号“一切权力归于法西斯”，分别取得胜利。苏维埃就是我们了解的所谓主要城市中的中央工会或者劳工联合会，代表当地工资劳动者的工会。它们在俄国成为从战争中回国的武装工人。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阶级，不得参加苏维埃。
法西斯最初也是归国军人，和美国退伍军人会一样，也是失业的，在找寻工作。然后中学和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参加；然后办公室里薪水生活者参加；然后城市和乡镇里的小商人参加；然后各种职业中的知识分子参加；然后资本家和地主的儿子参加；然后退伍军官参加。最后所有的大学教授被迫宣誓拥护法西斯政权。从最初起，墨索里尼的经费就靠工厂主、银行家和地主供给。终于他们成为不出面的法西斯统治者。
一种类似的阵容在德国出现。德国的法西斯党是办公室工作者，中等学校和大学校的青年、小商人，以前的财产所有人，他们由于通货膨胀损失了自己的储蓄，他们自己现在失业，和体力劳动的工人一样在找寻工作。希特勒也是由银行家、工厂主和地主供给经费，他使失业的旧政权下的军官充任他的地方组织的负责干部。甚至在英国，我们看到已经有了一个法西斯政党的开端。法西斯和苏维埃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薪水工人和工资工人这两个阶级，相互仇恨，可是两者都依赖资本家获得他们的工作。
当局势比较安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在苏联和意大利发现两个独裁者，斯大林和墨索里尼，他们对政府的控制，依靠两个对立阶级之一的斗争的少数对他们的忠诚。在苏联，体力劳动的工人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享受较好的衣、食、住、医药以及戏院中的座位。教授、工程师、科学家、技术家、专家、艺术家、演员、律师、机关办事员，以及以前的资本家，都是次要的，地位较差，或者完全没有地位。
在意大利，情况相反。法西斯的忠诚靠政治工作上的优先任用，以及职业介绍所尽先介绍职业来维持；那些顽固不驯的人被镇压、处死或者送进孤岛监狱。在苏联和意大利，审判时都没有贵族陪审委员，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立法机构。一切处分都由行政程序衡量，决定于特权阶级的官员；法官的任命和去职，由政府的行政首长任意安排。当然没有许多政党————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法西斯党，仅占全体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是拥有棍棒、手枪和其他暴力的工具。甚至这些党的领袖人物都由那独裁者任命和罢黜。
虽然马克思在他的唯物史观以及自由竞争和个人自由的最后消灭的理论上是正确的，可是在他对阶级斗争的解说上却不正确。社会里所有的不是一个阶级或两个阶级，而是有许多阶级；结果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决定于人格、领袖人才以及组织一个战斗的少数的能力。
马克思的理论甚至对美国比对苏联或意大利还正确得多。这些国家仍然主要是农业的，完全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和金融阶段，由少数的资本家雇用着千百万的工资劳动者。在苏联，惊人的五年计划想要硬把一个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工资工人的国家，在五年或十年中完成马克思认为自由竞争不知哪一天（也许一百年后）才会完成的事物。
对美国来说，他的预言比较接近正确。一百年前，美国人口的十分之九是农民和农民的家庭。今天农民不到五分之一，其余五分之四已经迁移到城市和村镇，在那里或者成为主要由公司雇用的工资劳动者和薪水工作者，或者成为小法西斯商人。甚至人们现在估计，如果农业会采用已有的最好的机器和化学，那就只需要用百分之十的人口种田，就能供给全国人的衣食，并且农民很快地被压缩得向那百分之十的标准减少下去，特别在大战以来是这样。农业机器、化学和集中在比较肥沃的土壤，在农业上造成的结果相当于机械力在工业和制造上造成的结果————把田地农场变成资本主义的组织，由雇工耕作经营，或者租赁给农民，用一种常年计件制度。连锁商店 [1] 和连锁银行对小商人也在发生同样的影响，把他们变成由大公司雇用的“白领”工资劳动者。一种类似的连锁农场制度，从分散的农场由一个中央组织经营的办法中，已经可以看出。全国制造业的十分之九已经掌握在公司组织的手里。 [2] 自动地并且靠自由竞争的力量，以前的十分之九的人口，一百年前的小业主和美国个人主义的堡垒，逐渐在变成另一种十分之九，现在的工资劳动者和薪水工作者，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个人主义变成公司主义。私人财产变成法人财产。剩下的小部分农民，由于抗拒法院和郡长取消赎取抵押品的权利的意图，变成革命主义者。
美国固守着殖民地时代的个人主义，虽然它的经济基础已在消灭。在共和国的最初五十年中，除了那些获得立法方面特许的以外，没有什么公司组织。所有的公司当时都被看作垄断事业。当时的反垄断运动是反公司运动。它们实际上是合法的垄断，因为每一家公司都是根据立法的特殊法案创立的。为了取得设立公司的执照，企业家不得不和政界人士联络。独立党执政时，只有独立党一派的活动分子能取得执照。民主党执政时，只有民主党一派的活动分子能取得执照。政党的领袖以中间人的姿态出现，代表资本家控制着两党。
后来，在1848年从纽约州开始，立法方面制定了一般公司法，规定任何组织只需向国务卿提出公司章程，就可以取得执照。这不是为了便利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消除政治上的贪污。立法机关不废除公司组织，而是使它们普遍化。公司组织不再是垄断————而是竞争者。它们确立了商人的一项新权利————组合的权利。这种新的权利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始。资本主义不是从亚当·斯密开始，而是从“运行中的机构”开始的。
反垄断的立法然后采取了不同的方向，结果产生了四十年前的反托拉斯法律。任何联合，不管是公司或者个人的联合，只要限制贸易，就不合法。
然后，三十年前，又出现了一项新发明————控股公司。这是公司法专家的发明，目的为了逃避反托拉斯法律，首先由新泽西州制定有关的条例。它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因为公司向来能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它的新奇在于创立公司完全为了或者主要地为了持有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取得在其他公司投票的权利。其他各州和新泽西州竞争，从事于此项有利的业务。
控股公司被赋予几乎无限的权力，它们在本州享受的一切特权，在其他州内也可以享受。对它们的唯一限制现在是美国最高法院。该院在二十年前解散了两家这种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和烟草公司。可是，十五年前，在制鞋机器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解散诉讼中，最高法院支持控股公司，运用了“合理的贸易限制”的新准则————就是，法院的多数认为合理的那种限制。这些控股公司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顶点，“现在变成比政府本身更有势力”。
由于这种司法权的发展，公司组织法律化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是，不用废除司法来实现共产主义或法西斯独裁，而通过提高司法的地位，使司法高于各州和联邦的一切立法和行政。现在是美国最高法院解释财产是什么，而那些天真地解读宪法的人却拘泥地认为财产的解释应由各州负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废除立法和司法，代以政府行政部门的命令；美国的制度使行政和立法服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联邦法院成为美国独裁的标记。
这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世界大战的革命以来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行政统治权；也不是1689年以来英国的立法统治权；而是1900年以来最高法院的司法统治权。它的行政工具不是独裁者的命令；而是法院的禁令。
还有其他美国和欧洲制度的对比。我们对于苏联和意大利的情况，不能确实知道，因为反对派的报纸已经停刊；私人结社已经禁止；大学校里不许自由研究和讲学；官方的统计数字不尽可靠。可是，我们可以作概括的比较。
“工团主义”这个名词起源于法语，意思不过是“联合主义”。雇主或银行家的联合是一种雇主的辛迪加或者银行家的辛迪加。工会是劳工的辛迪加。可是，历史已经改变了辛迪加这个名词的意义。在美国文字里它意味着索雷尔的革命工团主义，目的在于推翻私有财产制和政府。在意大利，它的意思已经变成爱国的工团主义，由政府组织，支持私有财产制和独裁者的霸权。
在意大利，有四种主要的辛迪加：资本家辛迪加，农业辛迪加，劳工辛迪加和专门职业辛迪加。为了可以经营商业或者获得工作，各个人必须参加辛迪加为成员，或者至少必须缴纳捐款维持他的辛迪加。它们制定规章，规定工资甚至产量，非成员和成员同样必须遵守。它们的组织分为地方、地区和全国的。它们的干部和命令必须由独裁者核准。全国性的辛迪加现在称为“全国法西斯联盟”。近来它们在“公司”的名义下改组了，其中包括两个对立的雇主和职工的联盟；我们看到了一个“法人组织的国家”，独裁政治的表面。
这些强迫性的公司代替了议会。它们又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这好比美国总统将废除所有的选举，所有的立法机构和所有的政党；靠他控制着法西斯党，永远保持他的地位，这种党不是政党，而是政府的警察力量；然后取消商业部部长和劳工部部长的职位，由他自己担任各种公司的唯一首脑；禁止一切罢工和闭厂，代以强制的仲裁；召集这些公司开会，一起制定法律规章，管理产业、农业和劳工；可是不用成文法和司法制度，而发布这些法律规章作为政府行政首长的命令，由法西斯党的行政程序加以执行。
这样一种转变不是不能想象的，实际上在美国的政府制度中已经有些习惯。根据宪法，一经对外宣战，美国政府马上就变成独裁。由行政停止人身保障法的效力，等于废除司法。战争工业委员会、谷物公司、运输委员会、战争金融公司的创立，是独裁者任命的一种“公司部”。各种公司和联盟在“公司部”面前作为咨询机关出现，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经济利益集团。国会暂时退让，可是我们南北战争以后的建设时期说明总统能怎样控制选举；三K党、公司独裁以及厂主和商人的协会表示地方和州的选举可以怎样控制。我们已经有了法西斯主义的手段，墨索里尼扩大这种手段，只由于造成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为了维持意大利全国的团结，和一切其他国家斗争。这种移转，在有势力的集团的思想上，是从国内的阶级斗争转移到世界性的各国之间的斗争。
苏联也消除国内的阶级斗争。很奇怪，这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哲学。无产阶级专政据说只是一种过渡时期，为了有必要在这期内消除人们的利润心理。他们的理论是，到了所有的人都成为工资劳动者，没有人能希望靠利息、租金或利润生活的时候，利润心理就会消灭。五年计划是一种宏伟的尝试，不仅利用外国工程师的帮助，把苏联提高到美国的技术水平，而且同时要改变人民的心理，从利润、租金和利息心理改变到工资心理。到这一点实现的时候，独裁政治就会在一个伟大的工人的合作的国家中消逝。
可是，由于环境的力量以及其他国家中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阻力，马克思和列宁的早期哲学，所谓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斗争，已被放弃，苏联现在只要求世界范围的和平以及有机会建设它自己的国家。共产主义变成国家主义。
在意大利和苏联，以前的自愿的工会和合作社都被禁止，它们所用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指派它们的高级职员，由法西斯党或者共产党负责执行这些任命。在意大利，它们成为全国法西斯公司的一部分。在苏联，工会是工人的委员会，它们对工厂经理下命令；合作社只是政府的买卖代理人。
切不可认为，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是一种大企业的独裁。它也许是这样，合于帕累托的所谓“财阀政治”，因为大银行家、制造家和地主供给经费。可是它显然是一种小企业、小业主和薪水及专业工作者的独裁。在美国可以和它相比的是“全国制造家协会”和美孚石油、美国钢铁、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大通银行这种大公司之间的区别。美国大约有六万家制造公司，生产着制造品的十分之九，可是其中我们可以叫做大企业的，估计不到二百家。其他五万九千家是比较小的制造厂。三千万美元的公司现在是小企业，如果它的唯一的竞争者是一家三亿美元的控股公司。在买卖和银行业的领域里也是这样。像希尔士·鲁布克连锁商店或者大通银行和它的分支机构这种庞大的买卖和银行公司比较少。大多数是小商人、小企业家和小银行家，分布在数以千计的乡、镇和城市里。他们的业务只占比较小的一部分。
在意大利，似乎控制法西斯公司的是这些小企业家，因为墨索里尼对大企业做一种姿态，表示它的大头脑，像我们的洛克菲勒和摩根之流，也会和小人物完全一样被关进荒岛监狱。我们以侮辱法庭罪监禁辛克莱九十天，他出狱后比入狱前在伙伴中享受更大的威信，只因为他不肯作不利于他们的证言。法西斯主义主张把他无限期地关在监狱里。
在美国的另一种对比是农场主和农场工人。法西斯主义是包括农场主的政党。它好比是美国的农民协会、农场联合会和所有的农民合作社都变成“全国法西斯主义农业联盟”，跟制造家和银行家的全国法西斯主义联盟并列。总之，法西斯主义是企业家、银行家和农场主的专政。
至于一切国家中的小企业家和小农民，他们在现代技术条件和商业萧条的压迫下，陷于苦境。一方面大企业在吞并或控制他们的市场。另一方面，工资劳动者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大企业付得起高工资，它们减低工资或者维持高工资，只是一种自己的政策问题。它们实际上处于一种非竞争的地位。可是小企业家和小农场主，在萧条时期内，不得不减低工资，否则他们的财产就会更被大企业吞并，通过取消抵押品赎取权或者忍痛变卖。那冲突是无法遏止的。从人们企图在美国形成一个进步党或者第三党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小企业家、小农扬主以及工资劳动者的组织支持了这些运动，可是在碰到工资、劳动时间或其他劳动立法问题时，小农场主反对，于是该党分裂。法西斯意大利运用企业家和地主的独裁、禁止罢工和闭厂、强迫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运用独裁者的命令，来解决这种问题。
可是，欧洲制度和美国制度的基本不同，是贫穷和丰裕的不同，是低生活水平和高生活水平的不同。由于丰裕和高生活水平，出现了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这种区别使失业在欧洲成为可能引起革命的危险，而在美国只是可能引起生产过剩的危险。一个工资劳动者的国家，像德国或者英国，即使在充分就业时已经处于饥饿的边缘，在发生失业时必须用捐税维持它的赋闲的工人，否则就会发生内战，结果成为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欧洲国家已经在趋向这种不幸。法国、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危险最小。法国仍然是农业国家，农民尽管贫穷，却不失业。工业崩溃的时候，田地可以养活他们。在美国，从前遇到工业失败的时候，工资劳动者可能领种荒地，或者回到他们的种田的家庭里去。可是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以及农民本身的穷困，田地越来越不能作为失业者的避难所。农民害怕过多的农民，正如资本家害怕生产过剩。当一个国家的十分之九的人口成为工资劳动者和薪水工作者，以及农民公然反抗郡长时，失业和穷困可能引起的危险不仅是生产过剩。
意大利的工团主义勇敢地应付这种危险。独裁者宣布全国的工资和薪水一律减低百分之十二，使企业可能有一种利润边际，使失业者可能就业。苏联的独裁用另一种方法来应付，手段更为激烈。一切制造、销售和银行机构属于国家所有，苏联对作为销售者的农民和合作社给予低价，而对作为购买者的同样农民和工人收取高价，并且，利用两者的差额，不必借款就可以创造资金的来源，雇用工资劳动者，建设庞大的物质资本。节约是强迫的节约，由于压低原料的价格而抬高零售物品的价格。他们没有失业，虽然他们贫穷。
没有失业保险或津贴的资本主义的美国，以前只是等待饥饿迫使工人接受较低的工资，然后才重新举办工业，雇用失业者。生活标准无疑地因此降低，可是，由于自愿的失业津贴，它仍然高于欧洲的贫困的水平。过去这一年中全国复兴总署才致力于维持工资。
美国资本主义在这些较高生活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反驳了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腐朽的预言。部分地由于所谓自力复兴，部分地由于强制的复兴，资本主义正达到一个统合的时期，显然在加强这个制度，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马克思正确地预言了资本的集中，这个我们称为大企业。可是，他没有预见到由于公司组织和高生活水平而可能发生的所有权的分化。一般公司法律已经分散了资本的所有权，虽然一方面促进它的集中。大规模的公司渐渐看出这种所有权的分散多么重要，在政治上因为它对选举的影响，在经济上因为资本本身的增加。他们有意识地把他们的股票和债券散布在数以千计的投资者的手里；有意识地努力稳定股利，尽管以前“幕内人”曾利用公司组织这种新方法像剥削工人一样地剥削投资者。最近美国商会主席估计有五千五百万个储蓄账户、六千五百万份保险单和五百万股票持有人属于法人所有权。一家公司，美国电报和电话公司，它的收费标准由一些假定代表消费者的委员会规定，据报告它的股票持有人在七万以上。
这种所有权的扩大可以称为“投资者的好感”的扩大，它使千百万的美国人对于保存大资本主义感到兴趣，一方面他们自己的小资本主义在停止发展，趋于消灭。
可是，资本主义需要立法来实现这种目的。法人组织的特许状是立法的行为，赋予整体性、永久性和有限责任的特殊权利。主要地通过州立法来实现，例如公用事业法、管理股票和债券的发行和销售的“证券买卖取缔法”以及可以提出的其他类似的法律，使善意的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的主要保证————千百万投资者的信心————方面得到保障。然而，必须指出，自从1929年以来投资者的好感遭受破坏，一种联邦的证券买卖取缔法已经制定。这种立法是强迫的复兴来帮助自力复兴。
强迫复兴的另一种运用是劳动立法。直到过去三十年中美国最高法院准许劳动立法扩大和实施，劳动立法才开始有效力。法院受了商业和农民的社会哲学的影响，在重要案件中行动落后；可是大企业实在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它没有票数。预料不到的结果是，劳动立法和公众意见在大企业身上比较在小企业身上容易实行。美国钢铁公司击败了要求八小时的工潮，然后由于政界人士惊慌的请求，又宣布建立每天八小时工作的制度。小企业不是那样敏感，因为它有票数而没有利润。通用电气公司不等到被立法强制，就实行失业保险。其他大公司也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先后实行。也许，归根结底，大企业在排挤小企业和农民的过程中，要争取劳工的好感。
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强迫的复兴是工会主义。美国的工会会员只占工资劳动者的百分之十五，而欧洲的工会包括工资劳动者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但是美国的工会组织比欧洲的工会组织力量较强。它把会员的工资提高到两三倍于无组织的工人的工资，甚至高于小农场主的收入；在欧洲，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工人的工资差别小得多。小企业和小农场主在竞争的压迫下付不起这些工资，而大企业却了解要防止工会组织发展，最容易的方法是“抢先一着”。他们了解必须要做有益于他们的工人的事情，要做得和工会一样多或者比工会更多。他们组织就业部门，和他们以前组织生产、稽核、法律和财务部门一样。他们聘有研究劳动心理的人事专家，甚至用公司协会摹仿工会。然而，连这些自力复兴在1929年的萧条中也受到挫折，第一个被取消的是人事专家。
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不利用禁令，竞争的小企业却竭力要保留禁令，不让工会进入他们的工厂。禁令就是一种司法的命令，起因于美国的司法权制度，类似墨索里尼的行政命令，解散工会，由独裁政治直接管理劳动。大资本主义不需要它，它是相当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制度。“反禁令”法，如果法院遵守它，就会把法院关在政治的门外，使劳工团体和雇主团体在法律面前处于平等的地位。
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力量是人们可以白手起家，从最低的地位升到最高的地位。培尔曼教授在谈话中曾把它比作天主教会。最低级的计日的散工，出身于最穷的家庭，可以成为工头、厂长、总经理、然后董事长。在我们的大公司里这种事例很多很多。在老的个人主义制度下，个人创立他自己的企业，取得财富，而这种企业在他的儿子和女婿手里垮掉。现在他创立一个公司，这公司在他死后仍然存在，他的继任者不是他的亲属（他们主要的是作为债券持有人），而是那些主要由于自己的能力爬到经理地位的穷苦的孩子。
欧洲还没有学会这种升级的诀窍。阶级心理把体力劳动者始终留在他的下等阶级里，高级行政人员出身于特权的和受教育的阶级的家庭。可是，美国的高级行政人员，如果出身于低微的工人，就会感到骄傲。我常常见到一个富有斗争性的社会主义者或工会主义者，因为美国公司组织的这种可以上进的制度，而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热心宣传家。给一个有能力的经理每年薪俸十万美元，对一家每年有十亿美元买卖经常靠他决定的公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这样神话般的薪俸对小企业和民主政府是不可想象的。一家资本十亿美元、股东五十万人的公司的行政首长，尽管他自己不是一个股份所有人，却对那傀儡董事会发号施令，他们乖乖地服从。他和董事们都是银行家派在那里的。
因为这些选拔人才、升级和高薪，公司比个人能活动的方面多得多。它能雇用专门人才开展它各方面的工作。它能雇用议会活动家和政客，来控制立法，安排投票的阵容。它能雇用法律家起草法律以及在法庭上取得有利的判决。它本质上是一个股票和债券所有人的制造家的组织，由它的销售部门维持价格；又是一个雇主的组织，由它的劳动部门压低劳动成本。它设有公众关系部门，雇用新闻系毕业生向人们宣传。大资本主义，在经理才能的选择上具有这样多方面的便利，它的地位日益稳固，可以对抗小资本家、农场主、工资劳动者甚至政府。就这些后者来说，它们没有量才录用的升级制度、对于有能力的个人任期没有保障、对于雄心大志的人没有优厚的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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