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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争夺，以至那些引起马可·波罗的赞美的在忽必烈时候建立起来的有尊严外表的行政机构，不到几年就被摧毁。
质言之，成吉思汗的后人，在中国的、在察合台汗国的和在钦察汗国的以及在波斯的都一样，并没有做到了解中国和波斯的对于国家的概念，我这里所指的是不可分割的国家。为了分配落在他们手中的一些国土，他们在亲族或兄弟之间互相争斗，就象他们的祖先分割他们的出生草原的一隅之地一样。一直以为中国国家或波斯国家是家族的共有财产，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应该有一分，一直这样互相毁灭以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的子孙自己使自己从中国被驱逐出去，在波斯的旭烈兀的子孙将不复存在，皇朝自行消失。
游牧人征服所造成的另一恶果是：使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依照伊里塞夫的说法，中国于解除了蒙古人的束缚之后，许久不能恢复它的主动创造性。经过这样的打击之后，它在明朝时期表现对自己和对外界都缺乏信心，一种畏虑，反求诸己的情绪，疲惫状态，遂使在五个世纪之中，除抄袭过去的一切之外，不能采取其它办法。至于俄国，蒙古人的统治导致了沙皇制度和亚洲化，这种情形，直至1914年，还没有医治好。
第七节 蒙古人统一的功绩
于造成恶果的同时，也产生某些有益的方面。
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
在蒙古人造成的废墟上，通过了蒙古人的道路。
不幸于一个世纪以后，这条道路又被帖木儿兰所阻塞，这是对旭烈兀和忽必烈这些人的生动对照。
第八节 迁移还是侵入？
一直说到这里，我似乎毫不分别迁移还是侵入。但是这一种分别还是很有必要。由上亚细亚出发的真正可称为迁移的要比人们一般所相信的少得多。公元第四世纪，匈人的侵入并没有改变中国北方的人种和方言的形态，因为侵入的正如上面所说，是一些零星小部落，即边境的匈人和河套的守卫者，他们人数很少，很快就被稠密的中国人民群众所吸收进去。另一个也是有特别意义的事实，成吉思汗一系人的征服虽然使鄂尔多斯和察哈尔的先民最终居住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方边境上，但是没有成功地做到使这三个省的一部分蒙古化。因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范围过于广大，不能在人种上发生有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来的后果。蒙古各部落，因为草原荒寒而时常徙移，本来足够分散的了，忽然忙于补充在中国、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罗斯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他们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完全被隐没了。我们只要推想一下拉施特所说，在蒙古人所占领的一部分俄国，即钦察汗国中，只有四千左右真正的蒙古人，其余属于拔都的和贝儿克军队的都由突厥战士组成。就是在“蒙古斯坦”，在由从前哈剌契丹帝国之地而变成的察合台封地里面，种族基本上也还是突厥种。 (3) 〔1〕
在波斯的情形与此相同，虽然突厥人屡次征服这个种族的密度相当单薄的地方，也并不能将它非伊兰化，因为征服者从来只是一些人数不多的突厥蛮部族。十一世纪时候，塞尔柱突厥人差不多是被土著吸收进去，或者至少是很深透地伊兰化了。如果在某些地方，有过部分的半突厥化，例如在阿哲儿拜占，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草地-平原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设拉子的园林更为适宜于留驻畜群。事实上，最后的塞尔柱人和成吉思汗系的伊儿汗们正是居留在阿哲儿拜占。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地方的部分突厥化，由于突厥-蒙古的重要朝代在政治上的征服无疑比较少于因为有迟缓的、不易觉察到的和长期看不见的一些氏族的渗入，这些氏族的情况不明，常常连名称都没有，带着黑色帐幕前进，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他们这样从设拉子往蔑扯德移牧。
关于这个问题可注意的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征服无疑他们将这个征服保持得最牢固，并没有造成任何突厥化。伊朗还是伊朗人的，叙利亚还是阿拉伯人的。相反地，似乎是由于难以逆料的命运，除伊朗的桥梁之外，希腊的或希腊-亚美尼亚的故土，即安那托尼亚变成了突厥蛮。人们在这里可以分别出来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殖民。然而突厥人在安那托尼亚的殖民大概仅仅因为这个高原其整个中央部分本来已是天赋的突厥斯坦草原。
如果就改变种族和语言形态来说迁移，在上亚细亚真正可称为移迁的，实际上并不是游牧人的侵入定居国家，而在于此一游牧人民与彼一游牧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举例来说，如公元前二世纪之初，甘肃的月氏人移向河中；公元四世纪， 哒的匈人也下趋向这个河中；十七世纪时候，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移向伏尔加河方面，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又移回准噶尔。又如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的情形，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经常能够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互相转变，尤其是当公元七世纪时候，我们看到突厥人称霸于现今的蒙古利亚，而在这个时候属于原始的蒙古人类型的民族，如 哒人和阿瓦尔人刚刚在或继续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的草原上占着统治地位。
第九节 迁移不如说是统治
于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还要不受那些树立在古老帝国草原上面忽而突厥，忽而蒙古的旗帜所蒙骗。公元前后的匈奴帝国似乎是一个原始突厥人的帝国，但包括在内的也有许多原始蒙古人，就象在欧洲的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包括在内的有许多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一样。与此相反，五世纪的蠕蠕（柔然）帝国无疑是一个原始蒙古人的帝国，而包括在内的大多数是原始的突厥人民族。第六至第八世纪的“突厥”帝国，以及第八至第九世纪的回纥帝国，显然是突厥人的统治而对于原始蒙古人的各部落发号施令。成吉思汗的帝国起而代之————我们相信已曾说明————是一个高悬蒙古旗帜的帝国，而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突厥、突厥蛮和通古斯民族。
总之，上述各种情形都是关于政权的彼此更迭，关于某一个统治部落的轮流出现，有时是突厥种，有时是蒙古种，并不能因此说有大群人口的移动。大多数场合，领土上的变迁似乎只限于上鄂尔浑地区是由哪个统治人民来占领，这是在哈剌-八剌哈孙和哈剌和林的周围，建立帝国的佳地，匈奴的单于们大多在这里驻扎，而突厥的、回纥的和成吉思汗系的合罕们也驻扎于此地。
为了结束这里所说诸端，我们可以举一个突出的虚假“迁移”例子，这就是当公元1120年之际从北京到达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人。这里所谓一部分人民的迁移，其实不过是耶律大石带着一百人左右的轻率举动。丝毫没有人民的波动。这只是个人的业绩卓著的冒险行动。
第十节 残破地方的再繁殖
这是不是说上亚细亚的政治波澜一点都不变更中国北方、突厥斯坦和西亚细亚的人口分布呢？这样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库朗热虽然主张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并没有怎样更改高卢-罗马的演变途程，但是他从来不否认五世纪时候高卢的东北方有日耳曼人渗入。同样可以确定，中国的皇帝们当势力达到高峰时期和在内战时期，好几次在北方诸省，诸如陕西、河北等地，建置许多突厥-蒙古人的垦田，为的是补满由内战或由外族侵掠而挖成的一些空隙，这种事实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时候特别明显，当无疑属于突厥种的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统治这个整个地方，最初是直达黄河，嗣后是直达扬子江流域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置身是这样的持久，和成吉思汗系人以及满洲人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被驱逐出去，他们结果是完全中国化并混融在中国群众里面。他们被别称为远东的法兰克人，因为他们的榜样使人联想到我们在高卢的法兰克祖先。从查理曼大帝的时候起，在纽斯特里亚无疑是再也分别不出一个高卢-罗马人和一个法兰克人。同样情形，在唐朝的中国，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军官的名字例如冠以慕容的族姓时候，这是从前原始蒙古氏族鲜卑人氏族的特征，才能据此料想这个中国贵人是鞑靼人的后裔。
当四世纪时候，西方的各个大规模入侵，至少是由佛兰芒人开端，曾鲜明地变更了语言的分界线。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完全不能看出这种情形，说中国话的地方和说阿尔泰系语言的地方沿着长城分界无疑和汉代曾经存在的情形并无二致。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国的北方人在形体上因为不断吸收突厥-蒙古以及通古斯的成份而多少有所改变。就象纽斯特里亚人在形体上曾经因为北方的移民而改变，在今天，讲法语的人民中还普遍存在这种情形。
突厥-蒙古的侵入者在中国终于同化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定居者。游牧人变成了定居者之后就不会再回到游牧的生涯。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突厥-畏吾儿人。从八世纪中叶迄于九世纪中叶，这个民族曾占有草原帝国，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八剌哈孙地区为其中心。在九世纪中叶，他们被乞儿吉思人从这里驱逐出去后，移居中国的甘肃，后来又移至中戈壁的绿洲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在这些地方，他们采取了定居生活。当十世纪时候，契丹人于把乞儿吉思人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向畏吾儿人建议再回返蒙古高原，但是畏吾儿人辞不接受这个礼物。已变成为定居者，生活于丝绸商队经过的绿洲，他们不想再去大北方重过草原的冒险生涯。同样的理由，忽必烈的子孙于十四世纪末被明朝人从中国驱逐出去之后，重操荒疏已久的旧业时是如此拙劣，如此不知所措。他们对游牧生活方式已经不复了解了。不能再适应于祖先的草原，他们只是于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在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时候，才在鄂尔多斯和在察哈尔地区恢复了一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在中国的边沿和邻境，他们对于中国常常怀抱乡土之思。
草原可能通过移垦者的入侵而造成定居的农耕人，但是定居国家的人民从来不会变为游牧者。这种转变的方向是单方面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可逆性。
第十一节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不过都是草原人侵入务农国家，随着他们的行动，农田变为草原。相反的移动同样存在，这就是中国人对草莽之原的拓垦，随之而发生的是垦田的伸延和草地的后缩。从汉代起，在公元元年前后，中国政府刻意在长城之北的阿拉善、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等地成立了若干军事殖民地，即屯田军士的中心，因此横贯无边无际的草原之海造成若干垦荒的小岛。这一种业绩，和罗马人从莱因河至阿特拉斯所成立的军事殖民地相似，但是它的继续为时远为长久，因为它至今还在那里进行。
清帝国最后征服了蒙古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既全面又点滴地推进，这许多农民不断地使蒙古草原后退，就象他们使满洲的森林后退一样，在这里铲去森林，在那里开拓荒地，在这样造成的农垦小岛里面，到处建立起来中国式的小型农场。这是和平的和无名的侵入，在这种侵入的面前，蒙古的牧人或通古斯的林居者一直向北愈退愈远，正如美洲的红种人在美国农民的面前一直向西愈退愈远一样。
第十二节 草原文化的历史边界
我在它处曾说到草原特殊形式的兽形艺术，这是这一地区一切游牧人民的特点，在欧洲的西徐亚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如同在亚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一样；在北方的伊兰游牧人如同阿尔泰系人一样。我并不想在这里再做这个研究。我只是想提出问题中一个最奇特的方面，我很奇怪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注意过，虽然它足供文化史以有益的启发。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说过，草原的兽形艺术是游牧人的艺术，他们带着它一起转移，自克里米亚至中国的长城，自鄂尔多斯至匈牙利。然而住在东伊兰和印度西北的游牧人向来没有介绍过这种艺术，那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公元前二世纪，月氏人从鄂尔多斯和甘肃的边境迁徙至于河中，再从那里推进至于大夏，到了公元元年左右，占据了高附和旁遮普。他们的后裔，就是贵霜王朝的“印度-西徐亚”诸王，他们当公元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君临这整个地区。我们关于他们的艺术掌握有很多材料。它一部分是希腊-佛教派的艺术，一部分是马图拉的印度艺术。在这两派艺术之中，我们找不出草原艺术的踪影，而人们期待印度-西徐亚人会带着这种艺术从甘肃到印度伊兰的边界。
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这里只有希腊的、印度的和伊兰的艺术。 (4) 同样的情形，见于 哒的匈人。这一种原始蒙古人，蠕蠕人的兄弟，大约是和蠕蠕人一样来自蒙古利亚，先后占据河中、阿富汗以及旁遮普，当五世纪和六世纪的上半叶，他们是这些地方的霸主。人们期待跟随着他们的行踪在他们停留过的地区能找到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明努辛斯克艺术的最终形式以及与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相类似。然而从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包括钱币在内，完全是受印度影响的，尤其是受伊兰人的影响的。
对于这种颇不调和的证据，应该如何下结论呢？北方草原的特殊形式艺术无疑只能在北方草原有它的成就，也可以在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地方取得成功，因为在这个地方，从哈尔希塔特和特埃纳时期以来，在形式化方面和在几何学方面，已经存在一种建立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况，一种准备好了的条件。至于在某些地方则相反，草原艺术的天然传播者所遇到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主要是印度-伊兰的塑像和人形的艺术，草原的形式不能夺取，它只在地理观点上征服了这个地方。
相反地，在这些地方它的统治是继续的。如果要究问草原艺术在这些地方是从西到东或是从相反方向传播，那是属于徒然。自从安阳的“象形坟墓”发现，使我们看到草原的影响及于大约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朝艺术，它在远东的家乡似乎和它在高加索的家乡一样悠久 (5) 。我们现在暂不推论，在不久就要出版的一部书里面，我们再来指出相继相承的各种中国形式，从悠久的时期开始，就和相继相承的草原艺术形式不断地彼此具有共同之点：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形式，一方面相同于最初发现的鄂尔多斯的艺术，另一方面又相同于西徐亚的艺术；中国汉代的形式相同于诺音乌拉的匈奴人的艺术、巴西里克的阿尔泰系的艺术和萨尔马特的艺术；中国六朝的艺术相同于我们的蛮族大举入侵时期的艺术；最后，唐朝的艺术相同于明努辛斯基的后期铜器和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
我在这里仅仅想和读者预约，我的合作者和我本人已经在塞尼希博物馆鸠集材料，准备发表有关这些形式上相互关系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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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两个庸主。————译者
(2) 在此书中，塔塔儿人作Tatars，鞑靼人作Tartares，此处用Tartares，译为鞑靼。————译者
(3) 汪古突厥人的蒙古化，变成为土默特和察哈尔。
(4) 我并不变更我对于白沙瓦博物院的著名的西徐亚手镯所做的鉴定，这显然是外来的，就和哈金考察团在别格兰姆所找到的希腊-叙利亚的玻璃杯和印度的象牙是外来的一样。
(5) 我在本书开始时候（注(4) ）说到赫伯特·屈恩的一篇论文，将安阳找到的铜器摹拓出来，这些铜器已经是接近于草原艺术（Chronolo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见Ipek，Bd，12，1938，第164页和插图57）。在铜器柄端，有三角形的头，属于明努辛斯克或俄罗斯东北的形式。在这以后，我得见两个小铜像，圆形的兽的凸出的口，一个是没有角的鹿，另一个三角形，象形牡鹿在蒙古帐之前，四足聚集起来势将奔腾。其形式和铜的色泽，完全是属于商朝（眼睛用蓝色宝石），这是在安阳附近找到的。这两个铜像，本来属于卢氏（卢锦斋是在巴黎的中国古玩商。————译者）的收藏之内，现在美洲，这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