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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输入以前之古代翻译文学
翻译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内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时代，最感其必要。盖语言易世而必变，既变，则古书非翻不能读也，求诸先籍，则有《史记》之译《尚书》。今举数条为例：
此种引经法，以后儒眼光论之，则为擅改经文；而司马迁不以为嫌者，盖以今语读古书，义应如此，其实不过翻译作用之一种，使古代思想融为“今化”而已。然自汉以后，言文分离，属文者皆摹仿古言，译古之业遂绝。以内译外者，即狭义之翻译也。语最古之译本书，吾欲以《山海经》当之，此经殆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故不独名物多此土所无，即语法亦时或诡异；然此不过吾个人理想，未得确实佐证，不能断言。此外古书中之纯粹翻译文学，以吾所记忆，则得二事。
（一）《说苑·善说篇》所载鄂君译《越人歌》
（二）《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白狼王唐菆等《慕化诗》三章
右第一章
右第二章
右第三章
右两篇实我文学界之凤毛麟角，鄂君歌译本之优美，殊不在《风》《骚》下。原文具传，尤为难得，倘此类史料能得多数，则于古代言语学、人类学皆有大裨，又不仅文学之光而已。然我国古代与异族之接触虽多，其文化皆出我下。凡交际皆以我族语言文字为主，故“象鞮”之业，无足称焉，其对于外来文化，为热情的欢迎，为虚心的领受，而认翻译为一种崇高事业者，则自佛教输入以后也。
二、佛典翻译界之代表人物
汉哀帝元寿元年（西记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见《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国人知有佛典自此始，顾未有译本也。现在藏中佛经，号称最初译出者，为《四十二章经》；然此经纯为晋人伪作，滋不足信（拙著《中国佛教史》别有考证）。故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微末不足道矣。据元代法宝勘同总录所述历代译人及所译经卷之数，如下：
右表乃总括前后大小译业略举其概，其实译业之中坚时代，仅自晚汉迄盛唐约六百年间，其译界代表的人物如左：
（1）安世高安息人，后汉桓帝初，至洛阳，译《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九部（《长房录》著录百七十六部，大半伪托）。
（2）支娄迦谶月支人，后汉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长房录》著录二十一部）。
右两人实译业开山之祖，但所译皆小品，每部罕有过三卷者。同时复有竺佛朔（天竺人）、安玄（安息人）、支曜（月支人）、康孟祥、康巨（俱康居人）并有所译述。而本国人任笔受者，则孟福、张莲（俱洛阳人）、严佛调（临淮人）最著。
（3）支谦月支人，支谶再传弟子，汉献帝末，避乱入吴，江南译业自谦始。所译有《维摩诘》、《大般泥洹》等四十九经。
（4）竺法护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西晋武帝时，发愿求经，度葱岭，历诸国，通外国语言文字三十六种，大赍梵经还，沿路传译。所译有《光赞般若》、《新道行》、《渐备一切智》、《正法华》等二百十部（中有伪托），《梁高僧传》云：“经法所以广流中华，护之力也。”其追随笔受者，有聂承远、聂道真、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而聂氏父子通梵文。护卒后，道真续译不少。
（5）释道安俗姓卫，常山人。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虽未尝自有所译述，然苻秦时代之译业，实由彼主持。苻坚之迎鸠摩罗什，由安建议；《四阿含》、《阿毗昙》之创译，由安组织；翻译文体，由安厘正；故安实译界之大恩人也。其在安系统之下与译业有直接关系者，其人如下：
赵文业名正，济阴人。仕苻坚为校书郎，苻秦一代译业皆文业与道安共主持之。晚年出家，名道整，偕法显西游，没于印度。
僧伽跋澄罽宾人，受道安等之请，译《阿毗昙毗婆沙》。
昙摩难提兜佉勒人，受道安等之请，译《增一阿含》、《中阿含》、《毗昙心》、《三法度》等凡百六卷。
僧伽提婆罽宾人，受道安等之请，助译二《阿含》及《毗婆沙》等。后南渡，入庐山，受慧远之请，校正前译，今本《中阿含》则提婆与僧伽罗叉所再治也。
竺佛念凉州人，道安等所组织之译业，跋澄、难提、提婆等所口诵中者，皆佛念为之笔受；鸠摩罗什之译业，念亦参预。《高僧传》云：“自世高、支谦以后，莫逾于念，自苻、姚二代为译人之宗。”诸经出念手笔者，殆逾六百卷矣！同时有法和、惠嵩、慧持者，亦参斯业。
（6）鸠摩罗什其父天竺人，其母龟兹王之妹。什生于龟兹，九岁随母历游印度，遍礼名师，年十二已为沙勒国师。道安闻其名，劝苻坚迎之，坚遣吕光灭龟兹，挟什归。未至而坚已亡，光挟什滞凉州。至姚秦弘始三年，姚兴讨光，灭后凉，迎什至长安，备极敬礼。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间，译书逾三百卷，经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莲华》、《大集》、《维摩诘》，论部之《中》、《百》、《十二门》、《大智度》，皆成于其手，龙树派之大乘教义，盛弘于中国，什之力也。其门下数千人，最著者僧肇、僧睿、道生、道融，时号四圣，皆参译事。
佛陀耶舍罽宾人，罗什之师。什译《十住经》（即《华严·十定品》之别译）特迎耶舍来华，共相征决，辞理方定。
弗若多罗、昙摩流支、卑摩罗叉多罗、罗叉，皆罽宾人。流支，西域人。多罗以弘始六年诵出《十诵律》，罗什司译，未成而多罗逝。翌年，流支至关中，乃与什共续成之。后罗叉来游，在寿春补译最后一诵，律藏之弘，赖三人也。
（7）觉贤梵名佛陀跋陀罗，迦维罗卫人，释尊同族之苗裔也。释智严游印度，礼请东来，以姚秦中至长安，罗什极敬礼之。既而为什门诸人所排摈，飘然南下，宋武帝礼供，止金陵之道场寺。初支法领得《华严》梵本于于阗，又无译者，义熙十四年请觉贤与法业、慧义、慧严等共译之。华严开宗，滥觞于此。贤所译经论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在译界之价值，与罗什埒。
（8）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以晋隆安三年（西纪三九九）游印度求经典，义熙十二年归。凡在印十五年[1]，所历三十余国，著有《佛国记》，今存藏中，治印度学者，视为最古之宝典（欧人有译本及注释）。在印土得《摩诃僧祇律》、《杂阿含》、《方等泥洹》诸梵本，《僧祇律》由觉贤译出，《杂阿含》由求那跋陀罗译出，显自译《方等泥洹》。自显之归，西行求法之风大开，其著者有法勇（即昙无竭）、智严、宝云、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僧绍（此七人皆与法显同行者）、智猛、道普、道泰、惠生、智周等，中印交通，斯为极盛。
（9）昙无谶中天竺人，北凉沮渠蒙逊时，至姑臧。以玄始中译《大般涅槃经》，《涅槃》输入始此。次译《大集》、《大云》、《悲华》、《地持》、《金光明》等经，复六十余万言。
（10 ）真谛梵名拘那罗陀，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国，陈文帝天嘉、光大[2]间译出《摄大乘论》、《唯识论》、《俱舍论》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论》旧题真谛译，近来学界发生疑问，拙著《中国佛教史》别有考证）。无著、世亲派之大乘教义传入中国，自谛始也。
与真谛相先后者，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皆在北朝盛弘经论，而般若流支亦宗唯识，与谛相应。
（11）释彦琮俗姓李，赵郡人，湛深梵文。隋开皇间，总持译事，时梵僧阇那崛多、达摩笈多等所译经典，多由琮鉴定。琮著《众经目录》、《西域传》等，义例谨严，对于翻译文体，著论甚详。
（12 ）玄奘三藏俗姓陈，洛州人。唐太宗贞观二年，冒禁出游印度，十九年归，凡在外十七年。从彼土大师戒贤受学，邃达法相，归而献身从事翻译。十九年间（西纪六四五————六六三）所译经论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大般若经》之六百卷，《大毗婆沙》之二百卷，《瑜伽师地论》之一百卷，《顺正理论》之八十卷，《俱舍论》之三十卷。自余名著，具见录中，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比也。事迹具详《慈恩传》中，今不备述。
（13 ）实叉难陀于阗人。以唐武后证圣间，重译《华严经》，今八十卷本是也；又重译《大乘起信论》等。
菩提流志南印度人。与难陀同译《华严》，又补成《大宝积经》足本。
（14）义净三藏俗姓张，范阳人。以唐咸亨二年出游印度，历三十七年乃归，归后专事翻译，所译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书，至净乃备；密宗教义，自净始传。
（15 ）不空北天竺人，幼入中国，师事金刚智，专精密藏。以唐开元、天宝间游印度，归而专译密宗书一百二十余卷。
晚唐以后，印土佛教渐就衰落，邦人士西游绝迹，译事无复足齿数。宋代虽有法天、法护、施护、天息灾等数人，稍有译本，皆补苴而已。自汉迄唐，六百余年间，大师辈出，右所述者，仅举其尤异，然斯业进化之迹，历历可见也。要而论之，可分三期：
第一，外国人主译期。
第二，中外人共译期。
第三，本国人主译期。
宋赞宁《高僧传》三集论之云：“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碗配世间，摆名三昧，咫尺千里，觌面难通。……”此为第一期之情状。安世高、支娄迦谶等实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译，全为私人事业，译师来自西域，汉语既不甚了解，笔受之人，语学与教理，两皆未娴，讹谬浅薄，在所不免。又云：“次则彼晓汉谈，我知梵说，十得八九，时有差违。……”此为第二期之情状。鸠摩罗什、觉贤、真谛等实其代表。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布现；然业有待于合作，义每隔于一尘。又云：“后则猛、显亲往，奘、空两通，器请师子之膏，鹅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声声不别。”此为第三期之情状。玄奘，义净等实其代表。我邦硕学，久留彼都，学既邃精，辩复无碍，操觚振铎，无复间然。斯译学进化之极轨矣！
[1] 隆安三年（399）至义熙十二年（416），应为十七年，此作“十五年”，不知如何算得。
[2] 原误作“太”，今改正。
三、翻译所据原本及译场组织
今日所谓翻译者，其必先有一外国语之原本，执而读之，易以华言。吾侪习于此等观念，以为佛典之翻译，自始即应尔尔，其实不然。初期所译，率无原本，但凭译人背诵而已，此非译师因陋就简，盖原本实未著诸竹帛也。《分别功德论》卷第二[1]云：
“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
道安《疑经录》云（《出三藏集记》卷五引）：
“外国僧法，学[2]皆跪而口受，同师所受，若十、二十转，以授后学。”
《付法藏因缘传》载一故事，殊可发噱。兹录如下：
“阿难游行至一竹林，闻有比丘诵法句偈：
‘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阿难语比丘：‘此非佛语。’……汝今当听我演：
‘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尔时比丘即向其师说阿难语，师告之曰：‘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汝今但当如前而诵。’……”
兹事虽琐末，然正可证印度佛书，旧无写本，故虽以耆德宿学之阿难，不能举反证以矫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无写本之故，不能断言，大抵（一）因古竹帛不便，传写綦难，故如我国汉代传经，皆凭口说。（二）含有教宗神秘的观念，认书写为渎经，如罗马旧教之禁写新旧约也。佛书何时始有写本，此为学界未决之问题，但据法显《佛国记》云：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
法显西游，在东晋隆安三年后（西历五世纪初），尚云“无本可写”，则印土写本极为晚出，可以推见，以故我国初期译业，皆无原本。前引《魏略》载“秦景宪从月氏使臣口受浮屠经”。盖舍口受外无他本也。梁慧皎《高僧传》称安世高“讽持禅经”。称支娄迦谶“讽诵群经”。则二人所译诸经皆由暗诵可知。更有数书，传译程序，记载特详，今举为例：
（一）《阿毗昙毗婆沙》（此书后经玄奘再译为二百卷）。由僧伽跋澄口诵经本，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见《高僧传》卷一[3]）。
（二）《舍利弗阿毗昙》。昙摩耶舍暗诵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书梵文，停至十六年，经师渐娴秦语，令自宣译（见《出三藏集记》卷十[4]引释道标序）。
（三）《十诵律》。罽宾人弗若多罗以秦弘始六年诵出，鸠摩罗什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弃世，————西域人昙摩流支以弘始七年达关中，乃续诵出，与什共毕其业（见《高僧传》卷六[5]）。
若《毗婆沙》者，经两次口授，两次笔受，而始成立。若《十诵律》者，暗诵之人去世，译业遂中辍，幸有替人，仅得续成。则初期译事之艰窘，可概见矣！
在此种状态之下，必先有暗诵之人，然后有可译之本，所诵者完全不完全，正确不正确，皆无从得旁证反证。学者之以求真为职志者，不能以此而满意，有固然矣！于是西行求法热骤兴。
我国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礼麦加，纯出于迷信的参拜也。其动机出于学问，————盖不满于西域间接的佛学，不满于一家口说的佛学。譬犹导河必于昆仑，观水必穷溟澥，非自进以探索兹学之发源地而不止也。余尝搜讨群籍，得晋唐间留学印度八十余人（详见《中国印度之交通》［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今摘举数人，考其游学之动机如左：
法护是时晋武之世，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护乃慨然发愤，……游历诸国。……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梁僧传》卷一本传）
法显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西渡流沙。（卷三本传）
昙无竭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除以宋永初元年……远适西方，进至罽宾国，……学梵书梵语。……（卷三本传）
道泰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惈，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余万偈。……（卷三《浮陀跋摩传》）
智严志欲博事名师，广求经诘，遂周流西国……功逾十载。（卷三本传）
宝云忘身徇道志欲，……广寻经要。遂以晋隆安之初，……与法显、智严先后相随，……在外域遍学梵书。（卷三本传）
智猛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有方等众经，……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阳关……历迦惟罗卫及华氏等国，得《大泥洹》、《僧祇律》及余经梵本。（卷三本传）
朱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卷四本传）
玄奘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闻所惑。（《慈恩法师传》卷一）
以上不过举最著之数人为例，自余西游大德前后百数十辈，其目的大抵同一。质言之，则对于教理之渴慕追求————对于经典求完求真之念，热烈腾涌，故虽以当时极艰窘之西域交通，而数百年中，前仆后继，游学接踵，此实经过初期译业后当然之要求。而此种肫挚极严正之学者的态度，固足永为后学模范矣！
佛典传写发达之历史，非本篇所能详述。以吾考证所臆测，则印度境外之写本，先于境内，大乘经典之写本，先于小乘，此西纪第四世纪以前之情状也。自尔以后，梵本日增，输入亦日盛，其杂见于唐道宣《续高僧传》者甚多。略举如下：
梁初，有扶南沙门曼陀罗，大赍梵本，远来贡献。（卷一《僧伽婆罗传》）
菩提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按：此未免铺张，卷一本传）
真谛赍经论以梁大同十二年达南海。……所出经论传记二百七十八卷，……余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二万余卷，今所译讫，仅数夹耳。（卷一本传）
北齐天保中，邺京三藏殿内梵本千有余夹，敕送天平寺翻译。（卷二《那连提耶舍传》）
齐僧宝暹等十人，以武平六年采经西域，……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卷二《阇那崛多传》）
隋开皇中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敕送翻经馆，付彦琮披览，并使编叙目录。（卷二《彦琮传》）
那提三藏，搜集大小乘经律论五百余夹，合一千五百余部，以唐永徽六年达京师。（卷四[6]《玄奘传》）
《慈恩法师传》，记玄奘所得经典，分类列目如下：
有原本的翻译，比诸无原本的翻译：第一，有审择之余地。第二，有覆勘之余地。其进步之显著，固无待言；即译事之组织，亦与时俱进。其始不过一二胡僧随意约一信士私相对译，其后渐为大规模的译场组织。此种译场，由私人或私团体组织者，有若东晋时庐山之般若台（慧远所组织，觉贤曾为主译），有若陈代富春之陆元哲宅，有若陈隋间广州之制旨寺；其以国家之力设立者，有若姚秦时长安之逍遥园，北凉时姑臧之闲豫宫，东晋时建业之道场寺，刘宋时建业之祇洹寺，荆州之辛寺，萧梁时建业之寿光殿、华林园、正观寺、占云馆、扶南馆，元魏时洛阳之永宁寺及汝南王宅，北齐时邺之天平寺，隋时长安之大兴善寺、洛阳之上林园，唐时长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华宫、荐福寺等，其最着也。
在此种译场之下，每为极复杂的分功组织，其职员略如下：
一译主如罗什、觉贤、真谛、菩提流支、阇那崛多、玄奘、义净等。
二笔受如聂承远、法和、道含等。
三度语如显识论之沙门战陀。
四证梵如毗奈耶之居士伊舍罗。
五润文如玄奘译场之薛元超、李义府等，义净译场之李峤、韦嗣立等。
六证义如《婆沙论》之慧嵩、道朗等。
七总勘如梁代之宝唱、僧祐，隋代之彦琮等。
每译一书，其程序之繁复如此，可谓极谨严之态度也已。
[1] 原误作“卷上”，今改正。
[2] 原脱“学”字，今补。
[3] 原误作“卷二”，今改正。
[4] 原误作“卷十一”，今改正。
[5] 原误作“卷三”，今改正。
[6] 原误作“卷五”，今改正。
四、翻译文体之讨论
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其在启蒙时代，语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直译。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为未熟的意译。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寖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译意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此殆凡治译事者所例经之阶级，而佛典文学之发达，亦其显证也。
译业起于汉末，其时译品，大率皆未熟的直译也。各书所评诸家译品略如下：
安世高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出三藏集记》卷六[1]引道安《大十二门经序》）
天竺音训诡塞，与汉殊异，先后传译，多致谬滥，唯高所出，为群译之首。安公（道安）以为若及面禀，不异见圣。（《梁高僧传》卷一《安清传》）
支娄迦谶安公校定古今精寻文体，云某某等经，似谶所出，凡此诸经，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同上《支谶传》）
竺佛朔汉灵时译《道行经》，译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同上）
支曜、康巨汉灵献间译经，并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同上）
据此诸评，则初期译家，率偏于直译，略可推见，然其中亦自有派别。世高、支谶两大家译本，今存藏中者不少（内有伪托），试细辨核，则高书实比谶书为易读。谶似纯粹直译，高则已略带意译色彩。故《梁传》又云：“高所出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读者亹亹忘倦。”道安《人本欲生经序》云：“斯经似安世高译，义妙理婉，每览其文，欲罢不能。”[2]（《出三藏集记》卷六[3]）窃尝考之，世高译业在南，其笔受者为临淮人严佛调；支谶译业在北，其笔受者为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好文好质，隐表南北气分之殊，虽谓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
支谶、法护，当三国西晋间，译业宏富，所译亦最调畅易读，殆属于未熟的意译之一派。《梁传》称“谦辞旨文雅，颇得圣义”。[4]又引道安言，谓“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5]支敏度称“谦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约而义显，可谓深入”。（《出三藏集记》卷七[6]引《合首楞严经记》）两公文体，可见一斑，然而文胜之弊，已与相缘，故僧睿论谦译《思益经》，谓：“恭明（谦之字）前译，颇丽其辞，仍迷其旨。是使宏标乖于谬文，至味淡于华艳。”（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僧睿序）僧肇论旧译《维摩诘经》，谓：“支（谦）竺（法护）所出，理滞于文。”（罗什译《维摩诘经》僧肇序）支敏度亦谓：“支恭明、法证、叔兰，先后所译三本，（维摩）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理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7]（《出三藏集记》卷八[8]引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音译之敝，渐为识者所恫矣。
翻译文体之讨论，自道安始，安不通梵文，而对于旧译诸经，能正其谬误。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寻比文句，析疑甄解，后此罗什见之，谓所正者皆与原文合（《历代三宝记》卷四）。彼盖极富于理解力，而最忠实于学问，当第二期译事初起，极力为纯粹直译之主张，其言曰：
“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梵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斫[9]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10]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11]》，《出三藏集记》卷八[12]引）
“昔来出经者，多嫌胡[13]言方质，而[14]改适今俗。此政[15]所不取，何者？传胡[16]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十四卷本《鞞婆沙序》）
“又乏[17]译人，考校者鲜[18]，先人所传，相承谓是。……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意常恨之。……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揽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比丘大戒序》，《出三藏集记》卷十一[19]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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