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1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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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于未形，恐于未炽。

    知我者谓吉之先，

    不知我者谓凶之类。

    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主恩或忘，我怀靡臧。

    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

    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听甚迩，人言曷病！

    彼希声之凤皇，

    亦见讥于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见伤于鲁人。

    凤岂以讥而不灵？

    麟岂以伤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

    焚而可变，孰为英琼？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学太仓之鼠兮，

    何必仁为，丰食而肥？

    仓苟竭兮，吾将安归！

    又不学荒城之狐兮，

    何必义为，深穴而威？

    城苟圮兮，吾将畴依！

    …………

    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

    爱于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无言兮是然。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

    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

    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这是他在那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乱哉？

    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说的“警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智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以鼓励人人肯说“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纽约读书笔记

    注13 原载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