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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国家社会主义的毒瘤这一任务，现在就转移到了战胜国的手中。这对我们这些一直默默地希望着以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德国人来说，成了心灵上的沉重负担。许多苦闷的心灵都想不通，他们出于民族的荣誉感，认为和迄今为止的国家敌人绑在一条绳子上是无法容忍的事。这的确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通常有关民族义务的问答手册中所从来未曾见过的局面。鉴于我们今天整个的民族没有例外地在忍受着沮丧，我们在好好地思索过了它的渊源之后，就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整个民族之后，并忘掉我们自己之间以往的一切争端。
但是难道同时就没有一种我们必须把自己置身于整个民族之前的局面，使我们能引导他们脱离幻想走向真理了吗？只有已经使自己完全明确我们目前所遭受的外来的异族统治时代是先有着一个内部的异族统治时代、一伙罪犯们的统治时代的人，才能够找到一条解决国家义务问题的道路。外来的异族统治是可怕的事，对一个骄傲的民族，是沉痛的沮丧。但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却并不必然地、普遍地要为此而痛苦。更优秀的人的民族感情，这时甚至于可以在悲痛之下得到深化和净化。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历史里懂得了这一点。像在第三帝国我们沦于那种内部的异族统治之下，它是怎样能对整个民族的和个人的灵魂起作用的，我们自己是刚刚才开始在亲身经历着。它之钳制人们的灵魂，要比外来的异族统治更强烈得多，因为它可以以谎言欺骗和弄虚作假而做得更有效。它可以投我们之所好而把它自己扮成为伟大的民族成就的代理人，例如高度的军事地位和大德意志国家等等。但是即使可以设想这些东西能够保持下去，它们也平衡不了第三帝国的长期存在将会带来的牺牲，————简单地说，即牺牲了正直的情操，正直的情操在这个政权下是受到那么可怕的威胁。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那有什么好处呢 〔1〕 ？
只要现在 〔2〕 统治着我们的外国人 〔3〕 试图根除国家社会主义对人民的一切影响，并从而创造基督教西方文明的气氛；我们就必须不仅承认他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还必须帮助他们并努力防止公式化的夸大和错误观念。根除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代之以更美好的心性，这个任务将会是绝对无法解决的，————如果它所处理的是整个世纪的巨大的精神潮流的话。两个世纪以来的民族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过去和现在都不会容许自己长期受强力的压抑，————还有他们所争取的这两者的结合也是不会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但是希特勒代表着的这两种思想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那种杂交方式，却并不是什么理想，而只不过是完全常识性的东西，并且是一种罪恶的意识。而这一点，人们却需要努力而且成功地加以抵消。这至少是一切文明国家里通俗教育常常————虽非绝对地，但却在很高的程度上————能够做到的。对正直人士的呼吁，也总是会在德国人的心中得到反响的。某些外部的措施，甚至于那些上升到某种强迫程度的措施，是在所难免的，正如在每一种普通教育中那样。我们的外国主人，作为强大的战胜者，将会充分地运用它们的。
因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他们得以理解我们的真实状况。没有判断力但心底里并无恶意而又正直、甚至还想成为理想主义者的那些家社会主义的同路人，为数是大得惊人的。在这里就必须采用不仅是严格的公道，而且还要有人性的谅解。党员和党员并非都一模一样，————我们要向审判官们呼吁distinguendem est〔区别对待〕，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一开始就谴责纳粹主义的人。这不仅关系到在个案中应该宽大为怀和保护私人生命免于毁灭的问题，而且也是要防止会普遍刺伤人们感情的问题。感情受伤可能来源于一种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感觉，它会妨碍我们内心的恢复，也会把德国造成为一个为害最烈的病灶。还有那些内心里反抗希特勒、但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在表面上屈服的人，为数也异常之多。许多人本身原是会表现出殉道者的勇气的，他们之未能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的家庭。一切“亲友”都要受到株连，————这是党的最高明的整人技术。
现在胜利者宣布了他们想要根除的不仅是国家社会主义，而且还有作为世界动乱不安的根源的军国主义。所以我们的高度武装力量、我们的普遍兵役制，都必须废除。我本人在半个世纪以前曾把博因1814年9月3日在普鲁士采用国防法（Wehrgesetz）这件事说成是德国史和世界史上开创新时代的大事；今天我仍然要承认这一论断。但是世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它们历史的实现过程之中，不是从那里面都可能有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因素同时发展出来吗？我们在我们的历史思想中所体验到的只是这一点：即在人生中和历史的生活中那种恶魔的潜存因素要比以往更加令人震惊地出现在我们眼前。同样地，在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也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健康的和不健康的成分。博因是康德和沙恩霍斯特的弟子，他不仅是个军人，希望能有一支庞大而能作战的军队，并且也是政治伦理方面的人民教育家。他想通过普遍的兵役制，就像是通过嫁接一种高贵品种那样，带给战争服务并给人民生活以一种更高的道德内容。他以他那种民兵防务的理想，在反对着从腓德烈·威廉第一以来的那种粗鄙的军国主义。那虽然也并不缺乏伦理的价值，但是由于其精神的狭隘性，却丧失了与更高级的文化的联系；于是当被看作是单纯的国家权力的工具时，它也就有助于造成19世纪晚期的那种权力热。就在博因的这些努力上，————它是我论述过了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普鲁士灵魂的两重性。一种高级的原则和一种低级的原则总是在相互斗争着，而且是那种低级的原则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一点是今天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向自己承认的，并且必须从其中得出结论来。那种低级的而又堕落了的军国主义盲目地沦为了希特勒的一种工具，并且终于在希姆莱的党卫队那里达到了它罪恶的顶峰；它已经是无可救药的了。它能够、而且它必须被消灭干净，才能为我们防务精神未来的崇高发展留下一片没有任何坏种子的植根土壤。因为没有一种健全的防务精神，一个中欧国家就不能长期生存并作为一个民族而保全它自己。
确实，军队里也还有着不计其数的勇敢的士兵，他们在上次的战争中就抱有这样一种健全的防务精神，并且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努力在尽自己的义务。他们现在面临着同样沉重的任务：要迫使自己努力看到自己的防务精神是不光彩地被误用了，并且为了防止这类的误用，就必须结束以往的军国主义。那将是无可名状的痛心，特别是对于军官团中的那些在自己身上仍然继承着沙恩霍斯特时代高尚传统的人们。在和那里面包含有那么多的光荣和骄傲的旧传统进行彻底决裂时，他们就丧失了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自己家园和生命气息的某些东西。但是今天我们不都是丧失了自己家园的某些东西吗？就让我们深深地体验一下这里面的苦痛吧；可是我们却不可让它压倒我们，不可让它蒙蔽我们对于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洞察，也不可让它妨害我们的生存和新生的意志。
现在没有防务，并不是说永远都要没有防务。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运用一个自由国家的权利，这将取决于外国强权的决定；————这一点对我们真是足够灰心丧气的。然而，今天我们这种灰心丧气的愤懑却必须针对着那些对它负有罪责的人而发，针对着把我们引入深渊的那些人的恶意而发，以及针对着那些内心里并不抗议而屈服于这种领导之下的人们的毫无判断力而发。
我们现在必须和我们的军国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而这也就使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我们整个的历史传统会变成什么样子？把它们全盘都扔进火里，像是叛教者那样地干，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杀。但是我们在其中成长和强大起来的那幅为我们所习惯的画面，现在却绝对地需要一番根本的修改，才能使我们清楚地区分出什么是我们历史上有价值的、什么是没有价值的。根据我们的信念，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运用能察觉出历史中的有价值的和无价值的二者之间恶魔般的密切联系的那种历史思维才能做到。我们认为，好的和坏的、神明的和恶魔的这两者，是那么常常地表现出彼此的互相转化，————这正是属于歌德在他的《神明的》（Das göttliche）那首颂歌里所说的那种人类生存的“永恒的、伟大的、铁的法则”。在那首颂歌里，歌德还写道：“唯有人才能做到不可能的事。他在识别，他在选择，他在判断。”然而表面上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又如何成为可能，以至于在我们的考察中健康的和不健康的尽管确乎是那么常常地彼此互相转化，然而我们在道德行为上却又能够加以区别并且能够为善而努力，————这就是在逻辑上永远不可能充分思议的，而为了能理解，却又是必须被我们体验的。如果考察的任务乃是要试图区分我们过去的历史之中的好和坏、高和低，并以新的评价来代替对过去的传习观念；那么我们就必须始终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乃是人的工作，并且从而是始终受着因时而异的时代精神的制约的。可是这又必须是要去尝试的。而且是以一种责任心、以一种纯洁的、人道的和爱国的感情去尝试的。
我们现在就怀着这样一种感情要反对常常是属于战胜者的阵营中的一种议论，即那种对于世界是不健全的东西，最初并不是源出于第三帝国，而是要更古老得多，是起源于俾斯麦，甚至于是起源于腓德烈大王。然而这后两个人给世界所造成的不安，并不更甚于一个充满活力的、蒸蒸向上的年轻国家所自然而然给它作为对手的老邻邦所必定会造成的。这些邻邦已经在彼此之间遭受过足够多的强权政治的斗争了，而且肯定地对于一个腓德烈或一个俾斯麦给他们造成的新的不安是不可能高兴的。不过这一切都始终停留在古老的欧洲的范围和界限之内，也并未从而威胁到它的文化。或者，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是不是要根据我们自己对它所做的批判而加以谴责呢？————即，普鲁士军国主义给西方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有害于文化的因素。然则，或许要受到这种谴责的，是那个1814年的防务法及其普遍的兵役制，————而它却又是被各个国家一一采用了的。也丝毫不必否认，在普遍的兵役制中隐含着一种恶魔的种子，是我们过去忽略了的；但是它通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过度膨胀已经向我们显示了出来，并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它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滥用而格外明显了。这一切也都属于我们时代的最沉重的基本经验，即一切历史同时都是悲剧。悲剧性的本质首先就存在于这一事实，即人身上那种神明的成分和魔鬼的成分是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在阿尔弗莱德·韦伯 〔4〕 的论历史中的悲剧性因素那部深刻的书里就可以读到。
腓德烈大王和俾斯麦的确不仅有建设而且也有破坏，在康斯坦丁·弗兰茨大约在1866年左右所作的批评中，正如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是触及到了历史真理的某些方面的。今天，对于一个有思想的历史学家来说，要把握建设和破坏二者之间的这种生存联系，而不由于这一个便忘记了另一个，————这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俗人们带有情绪的思想却倾向于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且今天就烧毁自己昨天所宣扬的东西。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了未来德国历史学的崇高使命：即要证明对我们过去的热爱心和严厉性，要推进保持其中一切真正的价值这一任务并认识到其中一切无价值的东西，而且当要采取行动的时候，要在它面前保持戒心。
即使是一个被剥夺了自己民族的政治独立性的、分裂的德国，————正如今天我们被规定的那样，————也应该怀着骄傲的忧伤在怀念她自己过去所曾享有的统一和强大。而她以往追求统一和强大的努力，并不像布克哈特在他《世界史考察》（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ugen）一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仅仅是群众的一种盲目的追求，文化对于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倒不如说，它是载负着————这一点是布克哈特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从中就为我们产生出来了伟大的文化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这种结合却由于我们本身的罪过而成为过去了。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重新立即为之而努力？首先，今天外来的强权关系禁止我们这样做。现在要恢复这种结合所必然具有的力量的一部分，将只会导致无能的骚乱。而且由于内在的原因，现在必须放弃这样做。我们的权力观念首先必须全盘清除它从第三帝国所带来的种种污浊，然后才能有形成精神与文化结盟的能力。强权的目标必须要慎思熟虑并明智地加以限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这一愿望，已经向我们表明了乃是一个虚幻的偶像。我们的地理政治的和自然地理的处境，是不容许的。要做一个世界强国，还是一种两面性的行当；它使人眩惑，而在其中文化又总是会很容易蒙受不幸的。
但是人们可以反驳我们说：难道我们过去的、而现在已经破了产的世界政策，就不具有曾为我们猛烈增长着的人口提供了物质生活的可能性这一积极意义吗？随着我们力量的丧失，这些物质生活的可能性，不是也因之受到了威胁吗？而且现在难道不要担心战胜者意图分割我们，会使我们完全丧失我们的东部省份（我们要依赖那里的农产品过活），并会尖锐地缩减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工人群众就是靠它为生的）吗？在这方面，有一种极其阴暗的忧虑在压迫着我们。对于我们以往的世界政策，而尤其是对于第三帝国的争取世界霸权，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谴责：即，他们追求的是要保障德国的未来食物这一正确的目标，却采用了错误的、而最后更是完全错误的方式。从而，我们就沦于一种悲惨的境地，使我们的物质生存要完全依赖于战胜者的远见和智慧。
权力，迄今为止对我们始终是太过于以其自身为目的了。并且不仅只是对我们自己，而且一般地也是对近代的民族主义。权力竟可以脱离它对一个民族所贡献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服务而论证其本身的正当性；但正是通过这种服务，它才能证明人道的、文化的和宗教的最崇高的精神——灵魂的价值。可是事实上它却不是这样，而国家权力总是一再地以其自身为目的在行动着的，这一点历史学家知道得十分清楚。但他最好是每一次在必要地观察了现实之后，再来仰观一下人类最崇高的星象。于是在他所觉察的现实和理想两者之间的对比，就造成一种悲剧性的效果。然而，他所必须加以叙述的历史本身，其性质确乎就是悲剧性的。
历史学家只需写出并评价事件的行程，而他本身并不参与决策。但是重大危机的时代，却引导他超出这种任务之外。所以就让我们也来谈谈我们是怎样在思索权力在我们未来生活（尽管目前还是毫无力量的生活）中所要扮演的角色的。只有作为未来中——西欧国家自愿缔结的联邦中的一个成员，我们才能赢回我们的权力，这样一个欧洲合众国的形象，自然而然是要在战胜者列强们的霸权之下才能出现的。
要仔细地考察由此而发生的问题，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看看我们德国的那些小邻邦，就很可以给我们教训了。瑞典和荷兰曾一度是欧洲的强国，而瑞士在16世纪初也一度追求过某种类似强权政治的东西。今天它们都具有充分的力量，一旦受到攻击，就可以英勇地战斗。它们的防御精神始终是健全的而又生气勃勃的。要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有成效地保住自己，它们就无论如何至少也得要靠世界大国之中的一个来支持。这也将会是我们德国未来的命运。
因此我们就走到了与这三个民族和国家形象同样的历史状况，处在强权政治已经焚烧净尽的火山口，但却在我们的内心依然感受到始终不失为一种勇武作战精神的感召。这三个民族的内在活力，也在他们整个文化生活中得到了证明。在现代，个人精神的自发创造性不得不对群众的压力和把人拉平的技术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些现代问题的面前，这些国家却并不比我们受难更多或更强烈。这三个国家每一个在晚近的几个世代之中，都曾向我们贡献过最美好的、独特无双的诗歌、艺术和科学的成果。我只消举出在我自己学科领域里的三个名字：雅各布·布克哈特、胡金加 〔5〕 和克吉林 〔6〕 。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忘记过自己所进行战役的时代。它们都尊敬并热爱它们往日的英雄，虽说今天已再也没有这类英雄事迹的地位了。
像这三个民族今天所过的这样的生活，就不止于是向人民单纯地配给一块老式的耕地而已。人类全部的道德能量和精力，都在它们那里得到了自由的用武之地。让我们决心效法他们的榜样吧。
根据我们上面关于自己所说的话，有人就会问我们道，那么当代的巨大鹄的和主要倾向，即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两大浪潮的彼此交融，因此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对此回答说：这种交融不可能是一桩有意识的理性所计划的事情，而只能是在逐步演化的过程中并以每一个民族的特殊形式在进行的。例如在英国，今天工党的存在、态度和成就就证明了，把一种强烈的民族感和一种强烈的社会主义意愿结合在一起，乃是可能的事。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之所以是如此之不健康，是因为投进那个杂烩锅里的民族因素只不过是一种堕落的、恣睢暴戾的国家主义和种族狂的最恶劣的形态。于是，希特勒从另一方面所加进来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就变了质，并被剥夺了它最美好的内容。因为今天要想成为社会的或社会主义的，并那样子去行动的话，就不意味着别的而只能是追随着一种普遍的人道理想，也就意味着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把人道（Humanität）运用之于近代社会，————这种人道不仅是有益于本民族的社会，也普遍地有益于人类整体。要成为社会的而又人道的，————这二者在今天西方发展的现阶段中乃是同一回事；而今天不断增长着的人民群众正在敦促着我们这样去做。当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能达到一种真正健康的融合时，它就必然会再度把我们彻底地从民族主义的蹂躏之下解放出来，并使我们人性化。对我们和对一切西方民族，这就叫做Ritorna al segno〔回到自己的目标〕。赫尔德当他挺身而出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不就是同时在揭橥人道和民族性这两者吗？
这是对未来的虔诚的希望！它将会实现吗？我们不知道。我们亲眼看到的我们时代这两大潮流的融合，也可能再度采取某些其他更坏的形式。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当前的任务只能是在人道的旗帜下为我们的灵魂生活的净化和深化而努力。我们的住房是已经被毁掉了，我们粮食的供应范围是已经被削减了。但是德国精神的居住空间和粮食在第三帝国之下也是缺匮的。为德国再恢复这种精神，至低限度也和建造住房和生产生活资料是同样地迫切。
我们在灵魂上必须重加安排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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