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开始执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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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礼拜日在基辅即位。总主教尼基福率各主教和基辅全体民众举行隆重仪式迎接他。他登上了自己父亲和自己祖辈的王位，皆大欢喜，叛乱也平息了。当波洛韦次人得知斯维亚托波尔克去世的消息后，他们集结起来，兵进维里 ［1061］ 。弗拉季米尔召集自己的儿子和侄子也向维里进发，并和奥列格会合，波洛韦次人闻讯逃遁。是年，（弗拉季米尔）派自己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统治佩列亚斯拉夫利，维亚切斯拉夫统治斯摩棱斯克。是年9月14日，拉扎列夫修道院 ［1062］ 的女院长去世，她在圣洁的一生中度过60年的修道士生涯，享年92岁。是年9月11日，弗拉季米尔为自己儿子罗曼娶沃洛达里的女儿为妻。是年，姆斯提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的集市附近的王公邸宅为圣尼古拉石砌教堂奠基 ［1063］ 。是年，（弗拉季米尔）派自己儿子雅罗波尔克统治佩列亚斯拉夫利。是年，派达尼尔担任尤里耶夫城的主教，而尼基塔担任别尔戈罗德城的主教。

    6622年（1114年） ［1064］ 。3月16日，弗拉季米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去世，安葬在佩列亚斯拉夫利的圣米哈伊尔教堂。该城的职位是他父亲封给他的，并把他从斯摩棱斯克转派到这里。是年，姆斯提斯拉夫在诺夫哥罗德大兴土木，扩建到比以前更大的（城市）。是年，在姆斯提斯拉夫当政时期，地方行政长官帕维尔在土堤上又修建了拉多加湖的石堤。当我来到拉多加时，拉多加人对我说：“当大片的乌云出现时，我们的孩子们能捡到许多透明的珠子，珠有大有小，还带孔，而别的人在沃尔霍夫河畔也捡到河水冲上来的珠子。”我要了一百多颗这种珠子，粒粒皆异 ［1065］ 。当我为此惊叹不已时，他们告诉我：“并不算稀奇，有些尚健在的老人，他们到过尤格拉人和萨莫亚季人那里，在北方各国亲眼目睹过乌云如何低垂下来，从那乌云里落下许多像是刚出生的幼小的松鼠，它们长大后就栖息到各地。另一次出现了乌云，从乌云里落下许多幼鹿，它们长大后也散居到各处。” ［1066］ 这件事我可有证人，他们是拉多加的行政长官帕维尔和所有拉多加人。如果还有谁不相信这种事，那就请他读一读《古年代记》 ［1067］ 。“在普洛布斯 ［1068］ 统治时期，下雨时从一大片乌云中降落下浸饱大量水分的小麦，人们把小麦收集起来倒入一个个大谷仓。同样，在奥勒利安 ［1069］ 时代，许多小碎银子降落（地面），而在非洲，曾降落下三块巨石。”在洪水泛滥和语言分化后，“最初是含氏族的麦斯特罗姆开始执政，继承他的是耶利米，然后是费奥斯塔”，埃及人还把他称为斯瓦罗格 ［1070］ 。“在这位费奥斯塔统治埃及时期，在埃及曾发生了从天上掉下钳子的事，于是埃及人开始锻造兵器，而在此以前他们是使用棒槌和石块作战。还是这位费奥斯塔，制定了法律，规定妇女只能嫁给一个丈夫，过严守本分的生活，如果谁敢通奸，即行处死。因此他被称为斯瓦罗格神。”“从前，妇女可以和任何人交往，就像牲畜一样。当妇女生了孩子，她就把孩子交给她所心爱的人，说：‘这是你的孩子。’那人就举行庆典，把孩子收养过来。费奥斯塔废除了这一习俗，规定一个男人只允许娶一个妻子；一个妇女只允许嫁给一个丈夫。谁一旦违反了这条法律，就将他投进熊熊燃烧的火炉中。”“为此，埃及人称他为斯瓦罗格，敬重他。他死后，他的取名为太阳的儿子继位，人们称他为达日鲍格 ［1071］ ，他在位7470天，相当于20年半。因为埃及人还不会别的计时法：有的人根据月亮，而另一些人按日子来计年份；当后来人们开始向皇帝缴纳贡赋时，才知道有12个月。斯瓦罗格的儿子“太阳”王，即达日鲍格，是一位很有魄力的男子汉。当他听到有人报告说有位埃及富有的贵夫人与人通奸，“太阳”王就想找到她并（当场）把她抓获，他绝不允许自己父亲斯瓦罗格的法律遭到破坏。当他得知一天晚上那位夫人在她丈夫不在时要和那男人通奸，“太阳”王就带上几名勇士，正赶上她和她外遇的心爱的男人睡在床上作乐，“太阳”王逮捕了她，加以刑讯，并下令将她在埃及全国游街示众以示羞辱，而那个奸夫则斩首示众。于是埃及全境生活忠贞纯洁，人人都称颂“太阳”王。”然而我们不能再讲下去了，让咱们同大卫一起说：“主在天上、地上、海上及所有的角落创造出他希望的一切，使云从地边腾向天空。”这就是我们起初说过的最后的国度。

    1119年尤里耶夫修道院格奥尔基大教堂（姆·克·卡尔格尔摄）

    老拉多加出土的有圆斑点的玻璃珠（Ф.Д.古列维奇画）

    6623年（1115年） ［1072］ 。“米兰敕令纪年”（印吉克特）8年，罗斯王公兄弟几个：弗谢沃洛德的儿子，被称为摩诺马赫的弗拉季米尔，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和他的弟弟奥列格共同商议，决定搬迁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干尸，因为石结构的教堂业已落成，迁移他们的遗骸以褒扬和歌颂他们的功德。5月1日，礼拜六，他们先举行石砌教堂的祝圣仪式。第二天早上才搬迁圣者。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许多人：总主教尼基福和全体主教————切尔尼戈夫的狄奥克季斯特、佩列亚斯拉夫利的拉扎里，还有别洛戈罗德的尼基塔牧师，尤里耶夫的达尼拉；还有很多修道院院长————佩切拉修道院的普罗霍尔，圣米哈伊尔修道院的西尔维斯特，圣救世主修道院的萨瓦，圣安德烈修道院的格里戈里，克洛弗修道院的彼得以及其他修道院长。于是，大家为石结构教堂举行了祝圣仪式。在为鲍里斯和格列勃做过弥撒后，大家都去奥列格那里参加宴会，菜肴极其丰盛，大家大吃大喝。一连三天为乞丐和云游教徒免费供食。（5月2日）一大早，总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们身穿僧侣的祭服，点燃蜡烛和香气四溢的手提香炉，走向圣者的干尸匣，把鲍里斯的干尸匣抬起来，放在灵车上。王公和贵族们拿起车绳拉起来；修道士手执蜡烛为先导，其次是牧师、修道院院长和走在灵车前的主教们，而各王公和灵车走在设移动路障的两侧之间。由于看热闹的人太多，前进艰难：围观的人把移动路障都挤坏了，另一些人则挤满城墙和看台，人山人海，目不暇接。弗拉季米尔下令把撕成一块块的锦缎、毛料和灰鼠皮（бель） ［1073］ 一起抛向人群，而在人群特别挤过来的另一些地方抛撒银币。这样，干尸匣就轻而易举地送进了教堂，安放在教堂的中央，然后再去迎取格列勃的干尸匣。用同样办法又把格列勃的干尸匣运来，安放在他兄长的旁边。这时，发生了以弗拉季米尔为一方，达维德和奥列格为另一方的争执：弗拉季米尔主张把干尸匣安放在教堂的中央，其上建一个银制的盖罩，而达维德和奥列格则主张把干尸匣放在“我父亲选定的”拱门下，在教堂的右侧已经为他们修建好了拱门。于是，总主教和各主教开了口：“咱们还是抽签吧，蒙难者愿意在什么地方，就把他们安放在什么地方。”王公们同意这种办法。弗拉季米尔、达维德和奥列格开始抽签。结果达维德和奥列格的签被抽中。于是两个干尸匣被安放在右侧的拱门下，一直留存至今。殉难的圣徒于5月2日在维什戈罗德从木结构的教堂被迁到石结构的教堂。他们是我们王公们的光荣，他们是罗斯大地的庇护者，他们赢得了这个世界的荣誉，他们热爱基督，并决心沿着他的足迹前进。他们是基督善良的羔羊，当他们受迫害时不反抗，当他们被刺杀时，他们不避让，而是从容就义！因此，他们才能与基督共享永恒的欢乐，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那里接受治好百病的圣物，慷慨地把这永生的灵丹施舍给病人。这些人都是怀着虔诚之心朝觐这自己祖国的捍卫者，朝觐这二位圣殿的病人。王公、贵族及所有的人都参加了3天的庆典活动，赞颂上帝和蒙难的圣徒，然后各自回转。弗拉季米尔用金银包钉干尸匣，装饰他们的灵柩，同样还用金银包钉拱门 ［1074］ 。人们向他们顶礼膜拜，祈求饶恕罪孽。

    1116年诺夫哥罗德的安东尼修道院大教堂

    1117年姆斯提斯拉夫经书上的圣像饰物

    是年，出现了一种征兆：太阳熄灭，变得像月亮一样，无知的人们就说：“太阳被吞吃掉了。’ ［1075］ 同年8月1日，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去世，翌日被安葬在圣救世主教堂，在其父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灵柩旁。同年，（弗拉季米尔）兴建的第聂伯河大桥竣工。

    6624年（1116年）。弗拉季米尔发兵讨伐格列勃（弗谢斯拉维奇），因为格列勃曾和德列戈维奇人交战，放火焚烧斯卢切斯克城 ［1076］ 。他对此既不忏悔，又不表示归顺，反而公开顶撞，指责弗拉季米尔。弗拉季米尔就指望上帝的保佑和正义，率领自己的孩子，还有达维德·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和奥列格的孩子，进军明斯克。维亚切斯拉夫占领了奥尔沙和科佩萨，达维德和雅罗波尔克则夺取了德柳茨克，大胜敌军 ［1077］ 。而弗拉季米尔自己挥师直指斯摩棱斯克；格列勃闭城坚守。弗拉季米尔在城前的自己阵地上修建了一间住屋，格列勃见此大惊失色，派人向弗拉季米尔求和。弗拉季米尔也不想在大斋戒的日子里流血，同意和他言归于好。格列勃领了孩子和亲兵队出城，低首下心，拜会弗拉季米尔，和他缔结和约，并答应在一切事情上都听从弗拉季米尔的安排。弗拉季米尔接受格列勃的言和，对一切作了训示后，把明斯克封给他，班师返回基辅。雅罗波尔克为自己俘虏的德柳奇人建了一座木结构城————热尔季 ［1078］ 。是年，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率领诺夫哥罗德人和普斯科夫人发兵攻打楚德人，夺取了名为熊首的楚德城市 ［1079］ 及无数乡村，满载而归。同年，弗拉季米尔的女婿————立奥王子 ［1080］ 发兵攻打阿列克塞皇帝，多瑙河的几座城市相继降服。8月15日，阿列克塞皇帝派来的二位萨拉森人在杰列斯特尔的城里 ［1081］ 用计杀死了他。是年，弗拉季米尔大公派出伊凡·沃伊季希奇，伊凡在多瑙河流域任命了一批地方行政长官 ［1082］ 。同年，弗拉季米尔派自己的儿子雅罗波尔克，达维德也派自己的儿子弗谢沃洛德出征顿河，他们连克三座城市：苏格罗夫、沙鲁饮和巴林 ［1083］ 。这时，雅罗波尔克娶被俘的雅斯人的王公女儿绝世佳人为妻。同年，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女儿————普列德斯拉芙娜修女去世。同年，维亚切斯拉夫和福马·拉季鲍里奇远征多瑙河，到了杰列斯特尔，无所建树而返。同年，（弗拉季米尔）和波洛韦次人及托尔克人交战，又和佩彻涅格人战于顿河一带，打了两天两夜，托尔克人和佩彻涅格人到罗斯投奔弗拉季米尔 ［1084］ 。同年，罗曼·弗谢斯拉维奇去世。同年，伊戈尔的孙子————姆斯提斯拉夫去世。同年，弗拉季米尔把自己的女儿阿加菲娅嫁给弗谢沃洛德克。

    6625年（1117年） ［1085］ 。弗拉季米尔把姆斯提斯拉夫从诺夫哥罗德调回，父亲把别尔戈罗德城给了他，而在诺夫哥罗德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即弗拉季米尔的孙子姆斯提斯拉维奇。同年，弗拉季米尔率领达维德、奥列戈维奇、沃洛达里和瓦西里科进军弗拉基米尔城，讨伐雅罗斯拉夫，他们把他围困在弗拉基米尔城。包围了60余天，才与雅罗斯拉夫缔结了和约。当雅罗斯拉夫屈服，向自己的叔叔弗拉季米尔叩首认罪时，弗拉季米尔彻底教训了他一顿，吩咐他“如召见时”要奉召必到。就这样和平解决，各自返回。这时，波洛韦次人投奔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王公给他们送去下了毒的酒，阿耶帕及其他波洛韦次王公喝了后，全被毒死。同年9月6日，佩列亚斯拉夫的主教拉扎里去世。同年，波洛维茨人进犯罗斯 ［1086］ 。同年，弗拉季米尔为安德烈娶图戈尔坎的孙女为妻。同年9月26日发生地震。同年，弗拉季米尔把格列勃从明斯克调出，并在利托河为纪念殉教的圣徒修建的教堂奠基……弗拉季米尔派儿子罗曼去弗拉基米尔城执政。同年，阿列克塞皇帝去世，他的儿子伊奥安继位 ［1087］ 。

    注　释

    注释首要的目的在于帮助正确理解作为历史资料的《往年纪事》原文的内容。为此，注释对有的段落、有的句章和有的提法作单独的解释，指出编年史作者的论断、材料的来源，尽可能地检验其确切性等。此外，注释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读者介绍其他各种《往年纪事》手抄本中包含的全部珍贵的史料。我们出版的主要文本是根据拉夫连季编年史的《往年纪事》。为此，凡是本书和别的《往年纪事》手抄本出现不同的地方，都加以解释，并以新的资料予以补充（详情可参阅《古文献概述》，第150页）。

    ［1］ 《往年纪事》中的“往”字常译成“按年代的”。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就是这么来理解这个字的。他译的《往年纪事》的书名是《按年代记述的往年故事》（参阅他写的《古罗斯语词典的资料》，卷1）。但是，正如语言论著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译法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往”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明“纪事”，而是说明“年”。“往”的意思是“过去的”、“以前的”。这个字在《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译文中不止一次用于这个意义。参阅《往年朝代的开始》（一章的标题）。考虑此处主要根据的希腊文本的意义，这里应译为：《古往王朝的开始》（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9页）。《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译文的证明特别重要，因为据B.M.伊斯特林的研究，毫无疑问证明这个译文是11世纪古罗斯的（而不是像以前认为的保加利亚的）译者译的。所谓特维尔汇编的编者在16世纪也正确地理解了这个“往”字的意义，他把《往年纪事》的名称译为《古代记事》。编年史家把他收集的往年岁月的史料加工，给自己的著作命名为《这就是往年记述》。《往年纪事》的编者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他写的是往事 。

    ［2］ 编年史家这里所提的“Руская земля”一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专有名称在古罗斯有几个意思，首先和基本的意思是：“罗斯国家”（当然，这是11——12世纪的概念）。在编年史中类同的说法还有“лядская земля”（波兰国家），“Ъолгарская земля”（保加利亚），“Γреческая земля”（拜占庭）等。“Руская земля”有时还表示罗斯人民，少有的表示“罗斯军队”，偶尔也表示地区，即罗斯国内的某地区，或基辅附近的某地方（这个意义主要见于12——13世纪的编年史）。最后这个意义在此未必可取，因为它通常在后期才能见到。“罗斯”军队的意义在此场合难以接受。这里也不见得能谈罗斯的一些地区，因为谈地区渊源的问题没有意义。剩下的只有两个意义了：罗斯“人民”和“国家”。但是，应该指出这两个意义在古代的理解是非常接近的。其实在那种场合，编年史家把“Руская земля”这一术语用于罗斯人民的意思时，他几乎通常是指国家组织统一起来的人民（如在和外国的谈判中，在军事冲突中等）。在相反的场合，编年史家大部分使用术语“язык”（民族）和“племя”（部落）。这样，《往年纪事》开头标题谈的是罗斯国家的开端，或作为国家整体的罗斯人民的开端。对《往年纪事》开头标题的这种理解，也被后一句话提出的问题所支持，关于这个罗斯国家中央集权的基辅的全罗斯王朝开端的问题：“是谁成为基辅第一任王公。”《往年纪事》前半部就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编年史家讲述斯拉夫人民的起源，描述他们的土地，指出地名的来历、斯拉夫文字的诞生，还指出东斯拉夫（罗斯的）各部落的差异，讲解了罗斯名称的由来，指出了各地方公国王朝及全罗斯王朝的开始（从留里克算起），并一直注意罗斯国家的逐渐兴起。编年史家在自己著作开篇标题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广泛的，而对其回答却更为广泛。关于“罗斯”和“罗斯的”两词的详细意义可参阅后面（注157——160）的讲述。

    ［3］ 此处指的是《圣经》第一篇————创世纪中讲述的传说故事：上帝由于人们的罪孽使洪水泛滥大地，但事先通知了唯一一位虔诚正直的人挪亚，让他造一只方舟，舟上带进自己的妻子、三个儿子及他们的媳妇，还随身携带“洁净”的动物各七对（即可作祭祀供品的）和不洁净的动物各一对。洪水泛滥时，其他所有人和动物都全遭毁灭。圣经中说，洪水退后的一天，挪亚喝醉酒，全身光秃秃地躺在自己的帐篷里。挪亚的儿子含，嘲笑自己的父亲，而另两个儿子————闪和雅弗————拿件衣服给父亲盖上。为此，上帝为含的后代安排的是坏的命运（他们注定要做奴隶），而为闪和雅弗的后代安排的是好命运。整个大地都在挪亚这3个儿子的后代之间瓜分。可是关于抽签瓜分所有地盘的事，圣经上没有说。从“洪水过后”到“米底和巴比伦之间”这段，关于挪亚儿子们之间瓜分地盘的基本故事，编年史家是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取来的，但一方面作了某些删节（特别在开始部分），另一方面又作了一些补充。对哈马托罗斯的补充，我们可以举下面几句总结的话：“东方地区分给了闪，”“北方地区和西方地区分给了雅弗，”“南方地区分给了含”。在提到“伊利里亚”国后插进“斯拉夫人”一词（参阅《伊利里亚》第209页）具有特殊意义，这是由于编年史家认为斯拉夫人最初是住在伊利里亚。参阅后面6406年（898年）条，编年史家指出：“伊利里亚也在那里，使徒保罗曾到过那里，那也是斯拉夫人最初居住的地方。”A.A.沙赫马托夫认为，关于在挪亚儿子间瓜分地盘的整个这一段，编年史家不是直接取材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而是取材于基本根据别人著作编纂而成的年代记，该年代记中的这段作过某些修改。A.A.沙赫马托夫推测，这部编纂的年代记的编写是在保加利亚，主要取材于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和约安·马拉拉编年史的保加利亚文译本。B.M.伊斯特林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据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译本的语言分析，有力地证明这个译本是早在11世纪的罗斯完成的。（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2，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268——309页。）B.M.伊斯特林把这部收入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译本的编纂年代记暂且称之为《扩编本年代记》（罗斯把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理解为《扩充本》），并推测这部年代记也是早在11世纪的罗斯编成的。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是在米哈依尔三世皇帝统治时期（862——867年）编成的，罗斯的编年史家不止一次地把它看成是世界史知识的史料来源。其作者个人情况只知道他是一位修道士，而这一身世在编年史的全部叙述中到处都反映出来：他对圣像崇拜反对者恨之入骨，在讲述中经常插进一段神学的宣传，如此等等。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在风格上和罗斯编年史迥然不同：书中的历史材料不分年条，言辞注重华丽，充满教权主义思想。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共分四册，收编从“创世”到842年的世界史。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后面一般附有一续编，写到948年。在这段历史中，通过还是那位推测的罗斯人根据别人著作编纂的年代记，可明显看出它和约安·马拉拉编年史有联系（详情可参阅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古代罗斯文学部著作第四卷，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72页）。约安·马拉拉————按其出身是叙利亚人，居住于叙利亚的安条克。他一生的时间难以精确排定。他写的编年史写到查士丁尼皇帝的末年（到563年）。马拉拉编年史和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相比更具有世俗性。它特别重视古代希腊史，而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则与其不同，它着重写拜占庭史（“罗马”史）。约安·马拉拉编年史经常是罗斯编年史家的世界史的史料来源（虽然它还赶不上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

    ［4］ 巴克特里亚————又称巴克特里安纳（中译“大夏”），是阿姆河和兴都库什山西部之间的一个国家，北邻索格底亚纳（粟特）。主要城市巴克特拉是繁荣的贸易中心。————在《往年纪事》开头引用的所有地理报道均取自比《往年纪事》本身更古老的文学史料（属于公元1——8世纪）。

    ［5］ 里诺科鲁尔是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一座边境贸易城市。

    ［6］ 科尔杜纳————此处的“科尔杜纳”指的是哪个国家，不甚清楚（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与其相应的是 ）。可能这是位于亚美尼亚南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科尔杜叶纳。

    ［7］ 古阿拉伯指的是什么地方不详。可能这是指罗马的阿拉伯行省的一个地区。

    ［8］ 叶利马伊斯，英底亚————具体指哪两个国家不详。可能指的是阿拉伯的两个行政区，因为它们放在古阿拉伯和大阿拉伯之间。叶利马伊斯也可能指的是波斯湾以北的埃拉姆地区。

    ［9］ 大阿拉伯————幸福的阿拉伯（阿拉伯南部地区）。

    ［10］ 基利西里亚————又称科利亚和库利亚。

    ［11］ 科马基纳————古叙利亚北部的一个地区，北接卡帕多基亚，西邻基利基亚。

    ［12］ 埃塞俄比亚在希腊和拜占庭的地理学中是一个不确定的地名，它是指埃及以南的一个国家和亚洲的另一个国家。这里指的是亚洲的埃塞俄比亚。

    ［13］ 红河可能指的是红海。这里的埃塞俄比亚显然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它不同于（上面所述的）东邻印度的亚洲的埃塞俄比亚。

    ［14］ 菲瓦伊达————别奥提亚的一座希腊城市。

    ［15］ 基里尼亚————又名基列纳伊卡，是北非的一个地区，西临利比亚。

    ［16］ 利比亚————非洲远古时期的称谓。其狭义是指埃及以西的北非的一部分，它主要有两部分：马尔马里卡和基列纳伊卡。

    ［17］ 马尔马里亚————又称马尔马里卡，非洲的一个地区，东邻基列纳伊卡。

    ［18］ 西尔西斯————又名西尔特，北非的一个地区，濒临西德拉湾和加别斯湾。

    ［19］ 另一个利比亚指的是尼罗河发源地“大洋”利比亚。

    ［20］ 努米底亚、马苏里亚————毛里塔尼亚以东的北非的两个地方。

    ［21］ 毛里塔尼亚————北非西部的一个地方；加迪尔在现今的加迪斯。

    ［22］ 基利基亚————又译西利西亚，小亚细亚的东南部沿岸地区，东面从帕姆菲利亚湾到阿曼山脉，北到塔弗尔山脉。基利基亚东临科马格纳，北接卡帕多基亚，西北连利卡奥尼亚，西邻帕姆菲利亚。

    ［23］ 帕姆菲利亚————小亚细亚南部沿岸的一条狭长地带，北邻皮西底亚，东接基利基亚。

    ［24］ 皮西底亚————小亚细亚南部的一个地区。最初曾和帕姆菲利亚构成一个整体。东与利卡奥尼亚及基利基亚毗邻，南接帕姆菲利亚，西与利基亚和卡里亚接壤，西北和北与弗里基亚接壤。

    ［25］ 米西亚————又称米齐亚，亦称密细亚，小亚细亚西北的一个地区，南与吕底亚毗邻，东与弗里基亚和维菲尼亚接壤。

    ［26］ 利卡奥尼亚————亦译吕考尼亚，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地区，西接弗里基亚和皮西底亚，南邻基利基亚，东与卡帕多基亚交界，北与加拉提亚毗邻。

    ［27］ 弗里基亚————小亚细亚中部一个地区。四周接壤的是卡里亚，吕底亚，米西亚（在西面），维菲尼亚（在北面），加拉提亚、利卡奥尼亚（在东面）和皮西底亚（在南面）。

    ［28］ 卡瓦利亚————又称卡马利亚，具体地点不详。

    ［29］ 利基亚————亦译吕基亚，地中海沿岸、小亚细亚西南部的一个地区，北与卡里亚、皮西底亚和帕姆菲利亚毗邻。

    ［30］ 卡里亚————小亚细亚西南的一个沿岸地区，南邻利基亚，东接弗里基亚，北连吕底亚。

    ［31］ 吕底亚————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地区，北与米西亚接壤，南与卡里亚毗邻，西临爱琴海，东与弗里基亚相接。

    ［32］ 另一个米西亚————具体地点不详。这里很可能指的是希腊以北的一个斯拉夫人国家。希腊人把保加利亚就叫做米西亚。

    ［33］ 特罗阿达————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古特洛伊区。

    ［34］ 叶奥利达————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沿海地区；与累斯博斯岛相望。

    ［35］ 维菲尼亚————亦译比提尼亚，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个地区，北临黑海，南与加拉提亚毗邻。

    ［36］ 老弗里基亚————拜占庭文献习惯把弗里基亚分为第一弗里基亚和第二弗里基亚。格列斯庞特和普列庞提达以南的沿海地带，通称为第二弗里基亚或小弗里基亚，以区别于大弗里基亚或老弗里基亚。

    ［37］ 古代分大亚美尼亚和小亚美尼亚。大亚美尼亚占国土的东部，全国的大部分领土，与亚述和伊朗接壤；小亚美尼亚在国土的西部，在加利斯河、幼发拉底河和本都山脉之间。

    ［38］ 卡帕多基亚————亦译卡帕多西亚，小亚细亚东部的一个地区，位于基利基亚的塔弗尔、幼发拉底河和加利斯河之间。

    ［39］ 帕弗拉戈尼亚————小亚细亚北部的一个地区，濒临黑海，西与维菲尼亚毗邻，南与弗里基亚和卡帕多基亚连接。

    ［40］ 加拉提亚————小亚细亚的一个地区，北与维菲尼亚和帕弗拉戈尼亚接境，南与卡帕多基亚和利卡奥尼亚接连，而西邻弗里基亚。

    ［41］ 科尔希斯————又称科尔希达，亦译科尔基斯，黑海东岸的一个地区。

    ［42］ 博斯普鲁斯————这里说的是基麦里人的博斯普鲁斯，或潘蒂卡佩亚，在刻赤湾地区。

    ［43］ 麦奥提————又称麦奥提达，亚速海的一个区。

    ［44］ 杰列维亚————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称为“杰列维克”，是指什么地方（或部族），不详。

    ［45］ 塔弗里亚居民，指克里木的居民。

    ［46］ 斯基泰、色雷斯————斯基泰，亦译西徐亚；色雷斯是北希腊的一个地区。

    ［47］ 达尔马提亚————又名达尔马齐亚。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一个地区。

    ［48］ 马洛西亚————可能是莫洛瑟人，帖萨利亚的一个部落。

    ［49］ 帖萨利亚————马其顿以南的北希腊的一个地区。

    ［50］ 洛克里达————北希腊的一个地区。

    ［51］ 阿尔卡底亚在希腊的伯罗奔尼撒的中部。

    ［52］ 伊皮罗提亚即伊皮鲁斯。

    ［53］ 伊利里亚————巴尔干半岛沿岸西北部。伊利里亚的范围是公元1世纪前半叶的罗马帝国的行省，包括现今南斯拉夫人的一部分领土。

    ［54］ 斯拉夫人居住地区————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安插在伊利里亚之后，是因为编年史家认为斯拉夫人最初居住在伊利里亚，参阅898年条讲“把书翻译成斯拉夫文”的那段：“圣徒安德罗尼克是斯拉夫人的导师。到过莫拉瓦人那里：使徒保罗也在那里传过教，那里还有伊利里亚，使徒保罗到过那里，那里最初居住过斯拉夫人。”

    ［55］ 利赫尼提亚又称卢希提亚，卢赫尼提亚，具体地点不详。

    ［56］ 开俄斯岛与小亚细亚西岸隔海相望。

    ［57］ 基费拉————伊奥尼亚群岛中的最南的一个岛。

    ［58］ 扎金弗————希腊南端的一个岛。

    ［59］ 克法洛尼亚————希腊伊奥尼亚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

    ［60］ 伊塔卡————伊奥尼亚七岛中的一个。

    ［61］ 科尔西卡————又称科孚岛，伊奥尼亚群岛中的一个。

    ［62］ 称为伊奥尼亚的亚洲部分————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沿岸地带。

    ［63］ 庞特海，即黑海，在编年史中又称罗斯海。

    ［64］ 高加索山脉即乌果尔山脉，是指喀尔巴阡山脉。A.A.沙赫马托夫认为编年史家把“高加索”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混为一谈（试看898年条：“他们奋力翻越名为乌果尔山脉的崇山峻岭”是随意行为）（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手稿和文献部，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73——74页）。可是，喀尔巴阡山直到13世纪还继续被称为“高加索山”或“乌果尔山”。（参阅《伊帕季编年史》1226年条：“去高加索山，即乌果尔山”。）正是这座高加索山在古罗斯称为亚斯山。在马拉拉编年史原文中，高加索山写的是 ，但并未对为何“称为乌果尔山”作完全正确的解释，这个解释是罗斯编年史家作出的。由此可见，罗斯编年史家并未对这些地理概念带来任何混乱。

    ［65］ 楚德人在罗斯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值得一提。楚德人是爱沙尼亚部落。据编年史记载，楚德人和罗斯人一起驱逐了瓦兰人，请来王公：这说明编年史家在罗斯大地的国家命运上不分楚德人和罗斯人。编年史家说楚德人参加了奥列格率领的对帝都（君士坦丁堡）的远征，还说弗拉季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从楚德抽人充实南方的城市。编年史还不止一次地提到楚德大臣（1068年条，1072年条和1078年条），他参加了雅罗斯拉夫诸子法典的制定。在诺夫哥罗德有楚德街和楚德门。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两大民族具有亲密的和平关系。关于楚德人的情况可参阅Я.祖季斯《9——16世纪罗斯——爱沙尼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1940年第3期。

    ［66］ 麦里亚人————古代的部落，他们居住在大罗斯托夫地区。

    ［67］ 穆罗马人————居住在罗斯北部的一支古老部族，穆罗姆城的名称就是这支部族名称的遗迹。

    ［68］ 维西人————居住在罗斯北部的一支古老的部族。

    ［69］ 连水陆路地区的楚德人————“连水陆路地区”指的是连接两条水路上游之间的陆地；连水陆路地区的楚德人即住在连水陆路以北的楚德人，显然是指几个部族。

    ［70］ 彼尔米人和佩切拉人是当今科米人的一些祖先。

    ［71］ 耶米人————芬兰人。

    ［72］ 乌果尔人————曼西人和汉特人部族的祖先。

    ［73］ 齐米戈拉人————波罗的海的一个部落，居住在西德维纳河下游的西南地区。

    ［74］ 科尔西人————波罗的海部落之一，居住在西德维纳河下游以西的地区。

    ［75］ 列特戈拉人————波罗的海部落之一，居住在西德维纳河下游的东北地区。

    ［76］ 利比人————又称利维人，这个部落居住在里加湾沿岸，西德维纳河口附近的东北地区。

    ［77］ 普鲁士人是普鲁士最早的居民。

    ［78］ 因此，从基辅编年史家的观点来看，波罗的海（瓦兰海）环绕欧洲的北面，一直到东面的闪族各国。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对波罗的海的位置也有类似的看法（H.П.巴尔索夫《罗斯历史地理概论》，华沙1885年版，第15页）。罗斯人称斯堪的纳维亚人为瓦兰人。为拜占庭皇帝服役的斯堪的纳维亚亲兵队和盎格鲁撒克逊亲兵队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被称为瓦兰人（varringar）。该词的来源不太清楚。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一专有名称曾广泛流行于俄罗斯，从俄国传到希腊人那里。

    ［79］ 据推测，沃洛赫人应该是指诺曼底居民，或是征服了达西亚的罗马人，或是查理大帝时代的法兰西人。“沃洛赫人”究竟是何许人，至今还不清楚。

    ［80］ 哥特人————居住在波罗的海哥特兰岛上的居民。

    ［81］ 罗斯人————A.A.沙赫马托夫及其他一些专家认为，在这一串部族的名单中，罗斯人是被后期的编年史家加进去的。他们因此创造了罗斯起源于瓦兰人的传说，可参阅以后的注解。

    ［82］ 盎格人指盎格鲁人和1066年征服他们的诺曼人。

    ［83］ 加利人————具体指是什么人还无准确的答案。C.M.索洛维约夫认为“加利人”是乌埃利斯的居民（pays des Gals加利人国家），另一些人认为他们是高卢人（高卢的居民），还有一些人认为是西班牙加利西亚的居民。

    ［84］ 科尔利亚齐人————据推测他们是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德国人（该王朝从查理大帝开端）。可能它不应和前面“德国”一词分开，而应读成德国的科尔利亚齐人。

    ［85］ 关于巴比伦建塔的整段故事直到“这些残迹一直保存了很多年”，它们的历史资料被认为是来自于推测的，但未留存至今由罗斯人编纂而成的年代记。该年代记中关于分地的故事主要取材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相应的一段，但作了修改。特别在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没有这个故事前面的几行：“抛签分了土地后，决定谁也不进入兄弟的地域，各自生活在自己的那份领地上。人们都是同族同宗。当人们在大地上传宗接代繁衍越来越多时……”很可能这几行字是编年史家加进去的，为的是告诫自己同时代的王公们。试比较编年史家在1054年条说的类似的话：“雅罗斯拉夫给他们分完了城池后，禁止他们侵吞兄弟的疆域和相互篡夺王位。”1073年条：“侵吞别人的疆土绝非好事”等等。

    ［86］ 在《罗斯圣经故事详解》中有这72个部族的清册。看来，它和《往年纪事》此处来自共同的史料。

    ［87］ 肘尺是长度单位。它取自伸直的中指尖到弯曲的肘部长度。根据12世纪修道院院长在达尼伊尔《游记》所述，可以确定肘尺之长为46厘米（Л.B.切列普宁《罗斯的度量衡学》，莫斯科1944年版，第22页；H.B.乌斯丘戈夫《古罗斯度量衡概论》，《历史论丛》第19卷，1946年，第301页）。

    ［88］ 诺里基人，或称纳尔茨人，是诺里克的居民。诺里克是罗马帝国在多瑙河流域的一个古老的行省。在6世纪，这里已居住斯拉夫人。显然，因此或许还由于某些传说，在罗斯把诺里基人和斯拉夫人混为一谈。《罗斯圣经故事详解》对一些部族的名称作了一些解释：“阿维尔是奥别兹人”，“鲁姆称为希腊人”，“诺里基人是斯拉夫人。”看来，《往年纪事》和《罗斯圣经故事详解》的这个情节来自某个共同的罗斯史料。希腊的辛克尔编年史中所列的部族清册和《罗斯圣经故事详解》中的部族清册十分相近；在该清册中和《罗斯圣经故事详解》中的诺里基人处写的是某个pγηνιγεζ（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手稿和文献部，卷4，1940年，第75页）；无论如何，希腊的历史著作在其部族清单里对斯拉夫人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等同。这种等同说法属于某罗斯作者的手笔。对这等同说法提出有利的科学论据可参阅C.П.托尔斯托夫的文章：多瑙河流域的诺里基人和沃尔赫人，《苏联人种志学》，1948年，第2期。

    ［89］ 白霍尔瓦提人，霍尔瓦提人，即克罗地亚人。10世纪拜占庭史学家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断言，居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受过洗礼的霍尔瓦提人来源于未受洗礼的霍尔瓦提人，被称为白霍尔瓦提人。这些白霍尔瓦提人的国家所在，君士坦丁说不太准，认为是在离维斯瓦河不远的与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相毗邻的某个地方。《往年纪事》的993年条谈到弗拉季米尔一世·斯维亚托斯拉维奇远征霍尔瓦提人，看来，是远征这些白霍尔瓦提人。

    ［90］ 霍鲁坦人————斯洛文尼亚人。

    ［91］ 沙法里克推测，这里说的是公元前4世纪克勒特人的迁徙。A.伊洛瓦伊斯基，И.扎别林，B.克柳切夫斯基等认为这里指的是罗马皇帝图拉真（公元2世纪）远征达西亚人。这两种推测都不可信。同样把沃洛赫人和查理大帝时代的法兰西人混为一谈也是缺乏依据的。看来，编年史家自己因为所用的是紊乱的民间传闻轶事，所以对此也是概念不清。C.П.托尔斯托夫认为沃尔赫人就是克勒特人（《多瑙河流域的诺里基人和沃洛赫人》，《苏联人种志学》1948年第2期）。

    ［92］ 这些西斯拉夫人部族居住在维斯瓦河和奥德河流域。在北部奥德河以西居住的是鲍德里奇人和柳蒂奇人，维斯瓦河以东是波美拉尼亚人；在东部是库亚维亚人和马左维亚人；在中部是大波兰人；在西南部是西里西亚人；在东南部是白霍尔瓦提人；在南部是小波兰人。

    ［93］ Е.ф.卡尔斯基（《白俄罗斯人》，第68——69页）认为德列戈维奇人的称呼（дреговичи）来自“драгва”或“дрегва”一词，意思是“泥泞沼泽地”。因此按照卡尔斯基的解释：德列戈维奇人即住在泥泞沼泽的人，如同波利安人（поляне）来自“поля”（意为田野），即住在田野上的人，又如德列夫利安人（древляне），来自“древа”（树木）一词，即住在林区的人。不过，这种词源解释并不很令人信服。因为《往年纪事》此处所指的德列戈维奇人所居住的地域十分广阔。可以认为，德列戈维奇人并没有完全占据普里皮亚特河和德维纳河之间的地区，只占其一部分。看来，编年史家并没有指出德列戈维奇人的准确土地界线，而只是指出其所住的大致的区域，因为在此区域居住的还有克里维奇人、立陶宛人部落等。

    ［94］ “在伊尔明湖周围定居下来的斯拉夫人还保持原有的称呼————斯拉夫人，他们建立了一座城市，命名为诺夫哥罗德。”后期一些编年史在这句话后写道：“并立族长戈斯托梅斯尔为王”（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索菲亚编年史、年代记、叶尔莫林编年史、里沃夫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这一补充是从15世纪30年代的诺夫哥罗德——索菲亚编年史传入15——16世纪编年史的。A.A.沙赫马托夫推测，关于戈斯托梅斯尔的这一报道起源于1167年诺夫哥罗德汇编（《考证》……，第233页）；但是，该汇编存在本身都值得怀疑（Д.利哈乔夫：《索菲亚年鉴》和1136年诺夫哥罗德的政治变革，《历史论丛》第25期，1948年莫斯科版，第251页及以后几页）。然而，后期编年史关于戈斯托梅斯尔的消息很可能历史相当古老。沃斯克列先编年史把斯拉夫人在诺夫哥罗德立足单成一段，并有自己的标题：“大诺夫哥罗德和罗斯。斯拉夫人从多瑙河流域来到本地，在拉多加湖附近定居下来，并从那迁到伊尔明湖周围定居，改名换姓，按注入伊尔明湖的一条河————罗斯河而取名；他们繁衍生息，建立了一座城市，称为诺夫哥罗德，并立戈斯托梅斯尔为王；其他的一支斯拉夫人定居在捷斯纳河流域，谢姆河流域和苏拉河流域，称为谢维里安人。斯拉夫人就这样分居各处，而文字则按照他们的名字称为斯拉夫文。”

    ［95］ 谢姆河————捷斯纳河左岸的一条支流。

    ［96］ 苏拉河————第聂伯河左岸的一条支流。苏拉河地区称为波苏利耶。

    ［97］ “斯拉夫人就这样分居各处，而文字则按照他们的名字称为斯拉夫文”————A.A.沙赫马托夫认为这句话是《往年纪事》的编者取自后面898年条“关于把书译成斯拉夫语的讲述”。这句话的前后两部分没有内在的联系，而其后半句和898年条“讲述”的那句话相近似：“对他们来说，对莫拉瓦人来说，最早创造的是被称为斯拉夫文字的字母。”此外，这句话放在序言处也不合适，但它放在“关于把书译成斯拉夫语的讲述”中却很合适（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手稿文献部著作第4卷，1939年，第81页）。A.A.沙赫马托夫的假设不是没有根据：编年史家不仅把“讲述”纳入自己的文本中，还不止一次地把它当作史料，放在自己编年史的其他地方。

    ［98］ 从瓦兰人到希腊人之路————编年史中描述的这条道路在拜占庭皇帝和历史学家君士坦丁七世（905——959年）的著作《帝国行政论》第九章中也有所叙述。该章的标题是：“从罗斯乘独木舟到君士坦丁堡的罗斯人。”该章写道：“独木舟从外罗斯”（“外罗斯”是什么意思，不详————利哈乔夫注。）（苏联著名历史学家Б.А.雷巴科夫认为：遥远的诺夫哥罗德和罗斯的纳贡者国土————这是外罗斯，而内罗斯指的是王公亲自收取实物税的基辅附近地区————译者注）。来到君士坦丁堡。有的来自涅沃加尔德（即诺夫哥罗德————利哈乔夫注），该城主公是罗斯王公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有的来自米利尼斯基堡（即斯摩棱斯克————利哈乔夫注），有的来自特留查（即柳别奇————利哈乔夫注），切尔尼戈加（即切尔尼戈夫————利哈乔夫注），有的来自维舍格拉德（即维什戈罗德————利哈乔夫注）。所有船只都是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集聚在名为萨姆瓦塔的基辅城堡。他们的纳贡者称为克里维坦人（即克里维奇人————利哈乔夫注）和连扎宁人（可能是卢昌人————利哈乔夫注）的斯拉夫人及其他斯拉夫人，在冬季在自己的山上砍下大树做成独木舟（Однодеревки————据Б.А.雷巴科夫注释，即用一棵树作垂直安定面的大船————译者注），当河水融化，通航开始时，把船推进附近的湖水里，因为这些湖水都注入第聂伯河，于是这些船自己就可进到该河，来到基辅，然后把船拉上岸，安装帆樯索具，卖给罗斯人。罗斯人只买最大最粗的木件，拆卸旧船，从旧船上拿来桨橹，取下其他索具，换上新的。6月，他们沿第聂伯河航行，顺流到维季切夫，开到罗斯管辖的城堡。他们在那里等两三天，当所有船只到齐后，就上路沿所说的第聂伯河而下。他们首先来到被称为埃苏皮的第一道险滩，“埃苏皮”的罗斯语和斯拉夫语的意思是“别睡着”。这里河道十分狭窄，其宽度不超过宫廷赛马的跑道；河中间突兀起一座座小岛般的又高又陡的岩石。河水冲向岩石，腾飞而起，抛掷下泻，发出轰鸣的响声，使人不寒而栗。因此，罗斯人不敢穿越这些岛屿，他们在附近靠岸，让所有人下船，而东西留在船上，然后脱光衣服的人用脚在水里探路，以免船在某个地方触礁；与此同时，一些人用竿推船头，另一些人推船身，再有些人推船尾。就这样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岸通过第一道险滩。他们过了这道险滩后，把其他人重新接上船，继续航行，直到另一道险滩，罗斯语叫乌尔沃尔西，斯拉夫语叫奥斯特罗武尼普拉格，意为“险滩之岛”。这个险滩如同第一道险滩，危险而难以通行。他们又让所有人上岸，像以前那样把船渡过去。用类似的办法渡过了称为格兰德里的第三道险滩，斯拉夫语的意思是“轰鸣的险滩”。然后，也是如此办法（渡过）第四道大险滩，罗斯语称为阿伊福尔，斯拉夫语称为涅亚瑟季，因为在险滩的岩石上有许多猫头鹰巢。在这道险滩所有船只都要船头照前靠岸，派人下船警戒保护船只，派出的人离开了，他们默默地警戒佩彻涅格人的袭击。其他人卸下船上全部货物和押解带着镣铐的奴隶，走了6米里亚的陆路才通过险滩，然后一些人拽船拖行，另一些人把船抬在肩上，就这样过到险滩的另一头，把船在那里再下水，装上货物，大家上船，继续航行。第四道险滩罗斯语叫瓦鲁福罗斯，斯拉夫语叫武利尼普拉格，因为它构成一个大河湾。人们快到第五道险滩时，还是让船靠岸绕着走，如同过第一第二道险滩那样。他们到的第六道险滩罗斯语叫列安季，斯拉夫语叫维鲁齐，意为“汹涌的险滩”。也是用同样办法渡过险滩。从此航行到第七道险滩，罗斯语叫斯特鲁孔，斯拉夫语叫纳普列齐，意为“小滩”，来到所谓克拉里渡口（即现今的基奇卡斯渡口————利哈乔夫注），这是科尔松人从罗斯回来和佩彻涅格人去科尔松必经的渡口。这渡口的宽度与跑马场相近，其宽是跑马场下部到同盟者所坐的地方，所以弓箭手的箭可以从这边射到那边。因此，佩彻涅格人也来此地，袭击罗斯人。他们通过此地后，到达称为圣格里戈里的岛（即霍尔季查岛————利哈乔夫注），在此岛上举行祭礼，因为岛上有一棵又大又高的橡树。他们作祭物的是活公鸡，全身插上箭，另一些人供上面包、肉及每人按他们习俗所要求的拥有的东西。公鸡的处置要看抽签而定：宰杀（祭祀），还是吃掉，抑或放生。从此岛一直到谢利纳河前，罗斯人已用不着害怕佩彻涅格人。然后他们从该岛出发，继续航行4天左右，到达河口形成的河口湾，湾里有一个圣埃费里亚岛（即别列赞岛————利哈乔夫注）。他们在该岛停泊后，在那里休息2～3天，给自己的船只再补给一次不足的用品，风帆、桅杆、横桁，这些东西都随船带上。如同上面已提到过的，这河口湾是河口的一部分，通向大海，从海上的方面就是圣埃费里亚岛，他们就从此转向德涅斯特河。当安全到德涅斯特河后，再休整一次。当出现风和日丽的天气，他们就启航，来到一条名叫白色的河。在那同样地休息后，又继续上路，来到多瑙河的一条支流名叫谢里纳。当他们沿谢里纳河航行时，佩彻涅格人会沿岸追随他们。如是海上，常常船被抛向陆地，那他们大家会把船拖上岸，一起抵抗佩彻涅格人。离开谢里纳河，他们就不用再怕什么人了，他们踏上了保加利亚的国土，进到多瑙河的河口。从多瑙河，他们到了科诺普，从科诺普沿瓦尔那河到君士坦丁堡，从瓦尔那河来到季奇纳河（所有这些地方都在保加利亚境内），从季奇纳河到麦辛夫里地区。至此，终于结束了他们那多灾多难、危机四伏、含辛茹苦的艰难的航程（君士坦丁《帝国行政论》，国家物质文明史研究院通报，第91卷，莫——列1934年版，第8——10页）。

    ［99］ 涅瓦湖即拉多加湖。涅瓦湖的这个后来的称呼来自罗斯城拉多加（现今叫老拉多加市），它位于沃尔霍夫河畔，离沃尔霍夫河注入涅瓦湖的河口不远。

    ［100］ 水量充沛的短短的涅瓦河这里被说成是“河口”，看作涅瓦湖的“河口”。有的研究人员认为这说明编年史家不了解罗斯的北部，这是没有道理的。涅瓦河的名称本身和涅瓦湖（后改名为拉多加湖）名称一致，正说明这条河在古代历来被认为是涅瓦湖的一部分————它的“河口”。涅瓦河事实上作为“一条支流”或“河口”的意义，比起它作为一条“河”本身的意义更大。

    ［101］ 根据《往年纪事》此处对罗斯的描述，奥科夫森林位于第聂伯河和伏尔加河的分水岭上，即在瓦尔代丘陵。离奥斯塔什科夫市不远有一个村，名叫奥科夫，很可能它是奥科夫森林这一古称的反映（Л.麦科夫：《古罗斯地理札记》，圣彼得堡1874年版，第35页）。

    ［102］ 此处保加利亚人指的是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利亚人，而“赫瓦利斯”是古罗斯对花拉子模的称呼（阿拉伯语是胡瓦里兹姆：“赫瓦利斯海”由此而来）。它是阿姆河下游的古代马萨格泰人——阿兰人的联合体，罗斯人在10世纪和他们保持联系，一直到成吉思汗入侵。花拉子模人和伏尔加河的保加利亚人也有相当密切的交往，保加利亚人早已接受伊斯兰教（C.П.托尔斯托夫：罗斯前史研究，《苏联民族学》卷6——7，莫——列1947年版，第57页）。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利亚人住在卡马河附近的伏尔加河地区。更详细的情况可参阅：Б.Д.格列科夫：《9——10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利亚人》，《历史论丛》，第14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45年版。

    ［103］ 关于使徒安德烈访问罗斯国的故事虽然与实际不符，但也不能认为是罗斯编年史家的臆造。应该指出，使徒安德烈的希腊《行为录》就有一段讲使徒安德烈教士团去锡诺普和科尔松传教（它收录在他的最后一次，即第三次旅行记述中）。在11世纪的拜占庭很多人都坚信安德烈曾访问罗斯国家。特别是拜占庭皇帝米哈依尔七世杜卡曾给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父亲）写信说，两国人民都应由《圣经》真传的同样一些人进行宣讲基督教（B.Г.瓦西利叶夫斯基著作选，卷2，第一部，圣彼得堡1909年版，第49——50页）。应该指出，使徒安德烈正是受到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及其后裔的特别的敬重：1086年弗谢沃洛德在基辅兴建使徒安德烈教堂，她的女儿杨卡就在这座教堂剃度为修女；1090年另一座使徒安德烈教堂在佩列亚斯拉夫利奠基；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的儿子和孙子都取名为安德烈————安德烈·多勃雷和安德烈·鲍戈柳勃斯基。因此，有的研究人员推测，关于使徒安德烈的传说收进编年史为期较晚————11世纪末或12世纪初，当时摩诺马赫家族敬重安德烈的风气特别盛行。人们从这一传说收进《往年纪事》看到其编者的“摩诺马赫”的特殊倾向。的确，这一传说收入到《往年纪事》的前二版中的一版，但早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中就没有记此事（反映初始汇编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也未收入————参阅其163页）。但是编年史家把它收入未必是由于拜占庭曾把使徒安德烈通知给弗谢沃洛德。实际上，民间传说是使徒安德烈访问罗斯的故事基础。民间传说和书上故事迥然不同，它有民间笑话和地方色彩。与此同时，这是南方的传说（关于北方诺夫哥罗德澡堂的可笑故事），确切说来是黑海北岸的传说，因为在此地区广为流传各种各样的关于使徒安德烈的“游记”，与其有联系的是对他的崇拜（例如，参阅C.彼得罗夫斯基写的书《关于黑海沿岸东北对使徒传教的故事》，敖德萨1898年版，第6章，第296页及以后几页）。关于诺夫哥罗德澡堂的故事早在16世纪就已当笑话在国外广为流传。狄奥尼西·法勃里齐（16世纪天主教作家）说，杰尔普特（尤里叶夫的，现为塔尔图市）郊区的法利克瑙修道院的僧团如何强求教皇增加拨款，理由是修道院的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制度：僧团在每个礼拜六都要生火把房间烧热，用枝条抽打身上，洗完后用凉水泼身。教皇派人调查，派来的人好容易才从修道院逃回，到了罗马后，汇报了僧人们不一般的禁欲主义习俗。

    ［104］ 锡诺普————黑海南岸的希腊殖民地，后来它是拜占庭帝国的重要政治中心。

    ［105］ 科尔松————克里木半岛希腊殖民地赫尔松涅斯，它位于现今塞瓦斯托波尔的西南。9——13世纪许许多多的历史事实都说明罗斯和科尔松有过稳定的文化和宗教联系、政治和贸易的往来。

    ［106］ 这里指的是制革的“葛瓦斯”。原文是“квасомь усинянымь”，“усние”————皮革。鞣制皮革有一个专有名词“квасить усние”。这种混合剂（或许是混合液）是否真在诺夫哥罗德澡堂使用，还是编年史家开的一个玩笑，不得而知。

    ［107］ 在使徒安德烈的传说前也有过类似的句子：“波利安人独自定居，”此处和前面就用对罗斯的地理描述连接起来。这些字的前后重复又一次说明关于使徒安德烈的传说及紧接着的对罗斯的描述是后加进到较为古老文本中的。这两句话的重复是为了使破坏了联系的叙述又衔接上（在编年史的其他地方每当有明显插进部分时就有类似的字句重复的现象）。关于使徒安德烈访问罗斯的传说出现较晚，这还可以从下面情况看出：在比《往年纪事》更古老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原始文本中就没有这段传说。此外，它和《往年纪事》的最古老部分的有些地方相矛盾（如983年条：“那里（即在罗斯）没有得到圣徒的教诲”或988年条：“那里没有圣徒的教导。”）

    ［108］ “род”（氏族）这个专有名词在编年史中概念不清，这说明在该编年史家的时期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已成为一种过时的残余现象（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71页至以后几页）。氏族（“род”）这个词在此处看来是指王公朝代。因此，编年史的此处应理解为波利安人在“三兄弟”————基伊、塞克和霍里夫在他们那里出现前就已管理自己的王朝。而在基伊、塞克和霍里夫死后，波利安人的管理转到他们的“氏族”手里，即转到他们（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统一的王朝手中。德列夫利安人也有自己的王朝，德列戈维奇人也是，诺夫哥罗德的斯洛文人也是，波洛昌人也是这样。可是，在945年条的奥尔加三次复仇记中，编年史家指出众多的王公。

    ［109］ 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民间口头传说，讲的是三兄弟建立基辅城的故事————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编年史家把它记述下来。民间流传着不少这种历史上的民间传闻，并且还和一定的地点、城市、墓葬相联系。这种传说主要讲某一城市、某一村庄或某一历史现象（关于王公家族、罗斯国家的兴起等）的起源或产生。诺夫哥罗德和拉多加的民间传说把有些地方和留里克联系起来，伊兹鲍尔斯克把有的地方和特鲁沃尔联系起来，别洛奥泽罗把有的地方和西涅乌斯联系起来。地方上的这些传说都从自己的角度讲全罗斯的活动家，讲罗斯史的事件。这些地方上的传说都统统地联系到整个罗斯国土，联系起其历史的往事。例如，第聂伯河流域和捷斯纳河流域，北方的姆斯塔河流域和卢加河流域的很多地方、很多乡村营地和很多捕鸟地都是王后奥尔加的纪念地。在普斯科夫，在她雪橇停歇过的地方也有她的纪念地。因此“地方上”认定的一些民间传说实际上也是全罗斯的。这些传说保留下关于全罗斯英雄，初期的罗斯王公的故事，他们付出巨大的劳动归并罗斯的土地。同样，关于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的传说也不仅仅是地方上的————基辅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全罗斯的：甚至在罗斯境外，在遥远的多瑙河，当地居民会告诉你基伊建立的基辅城。关于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的传说雄辩地证明罗斯人民早在史前时期就对自己历史的关心。这个传说不仅有某个地方的意义，还有全罗斯的意义。这个被收入编年史的民间传说产生在什么时候呢？公元7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泽诺勃·格拉克谈及波卢尼（波利安人）国家三个人————库阿尔、缅捷伊和赫列安建立库阿尔（基辅）城。这个故事只能是7世纪那些斯拉夫亲兵队传入亚美尼亚的。这些亲兵队在7世纪和可萨人一起在外高加索打仗。这些传说也可能通过斯拉夫移民传入。他们从很早时期就已出现在北高加索的库班河口一带。从此可知，这一传说至少在7世纪就有。如M.K.卡尔格尔在基辅的发掘表明，在编年史的关于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的这个传说有历史真理的成分：在基辅曾有三个古老的居民点，它们一起存在到10世纪末，后来才合并在一起（M.K.卡尔格尔《从考古材料看基辅的前封建的时期》，物质文明史研究所野外调查和报告简讯，通报1939年第1期）。根据M.K.卡尔格尔的这些研究材料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记入编年史中的关于祖先兄弟们（拉迪姆和维亚特克、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的其他传说是不是也有意反映出各部落联合成一个完整的国家或现实的联盟：二个部落联盟能导致这种传说的产生————这些部落的祖先是兄弟。我们这里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功能的历史传说。像在很多其他情形一样，民间传说不仅是在编年史家的笔下才有政治韵味，它可能在一开始就已经有了。进入编年史的民间传说的这种政治功能到目前还研究得不够。

    ［110］ 鲍里切夫上坡道连接位于山上的基辅中部和波多尔山下低地。编年史家十分精确地介绍了基辅的地形（参阅945年条讲到奥尔加第一次复仇时对古基辅的描述。）

    ［111］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在此处的“波利安人”写的是“克杨人”。然后在此句之后还有一句：“他们是多神教徒，像其他多神教徒一样常出没在湖泊和小树林一带。”B.Л.科马罗维奇推测，关于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的故事是关于波利安人纪念始祖的祭祀传说，正因此，在初始汇编中（由此也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关于他们的故事都对多神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在奥列格的故事后也有一段编年史家对多神教的类似的斥责（“把奥列格称为恶魔，因为这是些多神教徒，愚昧无知”）。

    ［112］ 从此处可以看出，民间的历史传说在转述历史材料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人说奥列格是王公，另一些人说他是伊戈尔的将军；有的人断言，奥列格坐镇在诺夫哥罗德，另一些则说在拉多加；一些人说奥列格死于基辅，另一些人说死于拉多加；一些人说弗拉季米尔在基辅受洗礼，另一些人说在瓦西列夫，还有些人说在科尔松等等。可是，有意思的是编年史家也参加讨论，应采取哪种说法。无论是此处还是别处，我们看到编年史家对他提供的材料所持的积极批判的态度。

    ［113］ 这里的“去帝都”的“去”字，编年史家指的是什么呢————是远征帝都，或是像奥尔加那次一样的和平旅行？后来的尼康编年史（16世纪）对此问题力求给以回答，它使用的却是相当古老的迄今未存的编年史抄本，如罗斯托夫编年史。尼康编年史在此句后加了：“率大军。”尼康编年史在“然而，基伊是自己氏族的首领”这句后，还有：“征战很多国家。”稍后，在“直至如今，多瑙河的居民还把那座古城遗址称作基辅城”这句后，尼康编年史写道：“还出征过伏尔加河流域和卡马河流域的保加尔人，并取得胜利。”

    ［114］ Б.А.雷巴科夫对编年史此处这么写道：“编年史谈及基伊活动的传说（可以确定为6世纪），报道基伊曾企图在多瑙河建立城市。可能，多瑙河许多城市的名称起源于第聂伯河沿岸一带安迪人与其同名的城市，多瑙河的这些城市传统上早在14世纪就算作罗斯的城市（在后期的编年史上）。例如，第聂伯河附近的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和多瑙河南面的普列斯拉夫，或多瑙河河畔的佩列亚斯拉维茨；例如第聂伯河河畔的基辅和多瑙河的基辅叶茨”（东斯拉夫的早期文化，《历史杂志》，1943年第11期和第12期，第78页）。

    ［115］ 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在这句话后还有：“这是他们建造的第三座城市。”

    ［116］ 克列希诺湖————即是佩列亚斯拉夫湖（在扎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它在罗斯的东北部）。

    ［117］ 原文是“后来是沃雷尼扬人”，特维尔编年史还加了一个字加以解释：“后称为”（特维尔编年史在自己的前面部分采用了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较古老和修订过的文本）。从此可以明白地看出，《往年纪事》的这条报道说的是布格人改了自己的部落名称，而取一个政治名称————沃伦人（按其地区的政治中心————沃伦城而得名；试比较类似的斯洛文人部落改名为“诺夫哥罗德人”）。显然，旧部落名改成有政治色彩的名字（如沃伦人、诺夫哥罗德人、弗拉基米尔人等）证明部落联盟开始被代之以新型的政治联盟。布格——沃伦人显然还有过第三个称呼————杜列勃人，试比较编年史后来写的：“杜列勃人生活在布格河流域，那里现在是沃伦人。”阿拉伯10世纪的历史学家马苏迪知道“瓦利安纳”部落和“杜列勃”部落。杜列勃人的强大政治联合体是在和阿瓦尔人的斗争中于6——7世纪形成的。7世纪阿瓦尔人的进犯摧毁了杜列勃——沃伦人的政治联盟（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437——438页）。

    ［118］ 纳罗瓦人，又名诺罗马人和涅罗马人等。不同的编年史对他们的称呼也不同。这一名称指的是哪个部落，不详。

    ［119］ 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就已随意地把斯基泰人和可萨人混为一谈。Б.Д.格列科夫院士对可萨和可萨汗国做过如下评述：“公元6——8世纪游牧的突厥族占领自里海和咸海一直到蒙古的广袤草原，这些突厥部族建立了一个幅员广大的突厥国，它逐渐地分裂为许许多多独立的游牧领地。其中之一称为可萨国，它占有从伏尔加河下游至第聂伯河，还包括北高加索的广阔地域。它在东南欧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到10世纪都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个国家的居民过着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参与了当时大规模的商贸活动，从事贸易的有当地出身的商人，还有从高加索、中亚、伊朗来的商人，从另一方面来的有基辅罗斯和诺夫哥罗德边区的商人等。从卡马河地区及较北的地方运来毛皮、蜡、皮张，交换从高加索和亚洲各国运来的布匹和武器。贸易主要采取水运————沿伏尔加河进行。可萨国内有很多城市，其中主要的城市是谢缅杰尔及后来的伊迪尔，它们的废墟（如果还有的话）应在当今的阿斯特拉罕附近寻找。在顿河有一座可萨要塞————萨尔克尔。可萨国是一个多部族的国家：其成分有保加尔人、突厥人、斯拉夫人、犹太人等。在这里斯拉夫人很多。由于基辅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对可萨人的胜利的远征，斯拉夫人从10世纪开始特别大规模地从基辅罗斯渗透到这边来。在11世纪至少是萨尔克尔成为主要以斯拉夫人为主的城市，11世纪的阿拉伯学者阿尔——别克里（死于1094年）写道，可萨人由于和斯拉夫人的混杂，和北方的其他部族一样说斯拉夫语……8世纪前半叶，可萨人被阿拉伯人挤出外高加索。这个幅员广大的多部族国家不总是有足够的办法让被征服的部族俯首听命，保卫自己的领土不遭邻族的侵犯。有的时候它乞求拜占庭的援助。在10世纪，这个国家开始解体”（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433——第434页）。可萨人中盛行犹太教。在《往年纪事》中讲弗拉季米尔考察信仰时，可萨人是作为犹太教的代表者。关于可萨人的情况可参阅：М.И.阿尔塔莫诺夫《可萨上古史纲》，列宁格勒1936年版；А.Ю.雅库鲍夫斯基《论9——10世纪的罗斯——可萨和罗斯——高加索的关系》，苏联科学院历史哲学部通报，1946年第5期。

    ［120］ 白乌果尔人是指可萨人，黑乌果尔人是指马扎尔人（匈牙利人）。这里把征服斯拉夫土地写在白乌果尔人的头上是不正确的。在898年条正确地说黑乌果尔人征服了斯拉夫人。

    ［121］ 这些史料是编年史家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得来的，该编年史写道：“渎神的赫兹洛伊派某王公去希腊……而希拉克略皇帝……大战波斯，还请了乌果尔人来援助”（В.М.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434页）。希拉克略皇帝执政时期（610——641年）和伊朗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626年希拉克略得以和可萨人缔结盟约共同对付“赫兹洛伊”（波斯萨珊王朝科斯洛埃斯二世————公元590——628年）。

    ［122］ “奥勃尔人”————即阿瓦尔人，一支游牧的突厥部族；6世纪阿瓦尔人从中亚来到欧洲（最早的关于他们的报道是在公元558年）。此处所提的关于阿瓦尔人的材料，编年史家取自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626年，奥勃尔人和斯拉夫人曾联合进攻拜占庭。希腊文本中的“奥勃尔人”写的是 。“奥勃尔人”的名称是罗斯人的称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塞尔维亚译本中是“阿瓦尔人”。

    ［123］ 有的研究人员（如А.Е.普列斯尼亚科夫等）认为，这里说的是捷克的杜列勃人，而不是罗斯的杜列勃人，整个故事源于西斯拉夫的将“书籍译成斯拉夫语的故事”，取材于未流传下来的编年史部分。但是这些研究人员的这种臆测明显地和罗斯成语“像奥勃尔人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一致，它是用来证明奥勃尔人折磨杜列勃人这篇故事的。显然，罗斯传说指的是罗斯的杜列勃人。

    ［124］ A.A.沙赫马托夫根据编年史此处认为，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源于波兰人；其他一些研究人员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们断言至少编年史家是这么想的。然而，编年史家自己未必是这么想的。“от ляхов”（属于良霍氏族）这一说法，就像编年史家讲诺夫哥罗德人的另一条说法一样：“от родаваряжьска，преже бо беша словени”（他们属于瓦兰族，但以前是斯拉夫人————862年条），这种提法绝不是讲某一地区的罗斯居民的出身 。（这里说编年史家的想法是诺夫哥罗德人“现在出身于瓦兰人，而以前出身于斯拉夫人”就显得古怪了）。“от рода варяжьска”或者“от ляхов”（“属于瓦兰人”或“属于良霍人”）这种提法都是指这样的情况，即诺夫哥罗德人，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的政治组织为首的前者是瓦兰人，后者是“良霍人”。其实，编年史家也像别的地方那样来解释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名称的来源，说是似乎由外来的兄弟而得名（编年史家到处都十分关心城市、部落名称的来源）。编年史家认为这些名称来源于两个来自波兰的人————拉迪姆和维亚特科，他们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臣服于他们的斯拉夫部落。“拉迪姆定居在索日河流域，由此而прозвашася（称为）拉迪米奇人；而不是расплодишася（繁衍为）拉迪米奇人；而维亚特科同自己的氏族定居在奥卡河流域，由此而得到维亚提奇人这个称谓（прозвашася）。”与此类同的是，有编年史家认为罗斯人总的称呼来自召来的瓦兰人兄弟：“选出三位兄弟及其氏族……由那些人而称为 罗斯国家。”（参阅862年条）所有这些叙述都说明编年史家思想的一个脉络（试比较关于基伊、塞克和霍里夫兄弟的故事），我们面前看到的都是用外来的兄弟来解释统治王朝、部族名称和城市名称的来源，这种解释法对中世纪来说是惯用的方法。由此可知，关于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的名称来源于两兄弟拉迪姆和维亚特科这种传说，对于我们的编年史家，同样对于中世纪的其他文人都是典型的王朝传说。关于拉迪姆和维亚特科的故事如同关于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的传说以及关于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的传说一样，编年史家引用来只是为了解释当地王公及当地名称的来源，绝不是整个部落的来源。他说的仅仅是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属于起源于“良霍人”的王公的朝代，而决不是说维亚提奇人的部族和拉迪米奇人的部族源于波兰人。编年史家没有前面的那种意思。那么，编年史家又是从何处得来关于拉迪姆和维亚特科是“波兰”（即“良霍”）出身的材料呢？民间传说未必会谈到这一点。事实上，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的瓦兰人出身是编年史家的学术上的猜测。关于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的纯民间的传说绝不会巫师说他们的外国出身；这是本地的王公，自己的，而不是外来的，请来的。拉迪姆和维亚特科的“良霍”出身是不是编年史家的学术上的猜测呢？Б.А.雷巴科夫认为对“属于良霍氏族”的这种理解属于雅罗斯拉夫时期的古代编年史家。981年罗斯的亲兵队远征“良霍人”————进攻“切尔文及其他城市”。这里他们在普热米什尔附近路过拉迪明城，在这里听到了关于格涅兹尼的主教沃伊捷赫的兄弟————拉迪姆的情况。三年后他们跟随沃尔奇·赫沃斯特（984年条）将军攻打拉迪来奇人（Б.А.雷巴科夫《拉迪米奇人》，白俄罗斯考古发掘部（科学院）通报，卷3，1932年，明斯克）。很可能，拉迪姆的“良霍”出身是编年史家所作的对比的结果：一方面是民间传说，另一方面是罗斯西部的地理名称的对比。

    ［125］ 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拉弗连季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补充说：“直到今天。”特维尔编年史补充说：“霍尔瓦提人；杜列勃人至今还住在那，那就是梁赞人。”里沃夫编年史写的较不同：“由此获得维亚提奇人这个称谓，他们就是梁赞人。”

    ［126］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编年史在此处还有“布格人”（参阅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

    ［127］ 霍尔瓦提人是何许人也，他们定居在何处，和“白霍尔瓦提人”有过什么关系都不清楚，《往年纪事》在前面的斯拉夫各部族中曾提及白霍尔瓦提人。但霍尔瓦提人确实在907年参加了奥列格对希腊的远征（“奥列格发兵进攻希腊，带领了许多瓦兰人、斯洛文人、楚德人……和霍尔瓦提人”）。

    ［128］ 伊帕季编年史及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家在此处还加上“和布格河流域”。拉齐维洛夫编年史和莫斯科科学院抄本上不是写“定居在德涅斯特河流域”，而是写的“沿布格河和第聂伯河流域”。

    ［129］ 试比较907年条：“希腊人把所有这些人统称为大斯基泰人。”前者（“这就是为什么希腊人称其为大斯基泰人”）列举的是乌利奇人和提维尔人；后者则是一个相当长的部落名单，最后才提到杜列勃人和提维尔人。很可能，“所有这些人”指的是这后两者。“大斯基泰”这一名称还见于1073年有名的斯维亚托斯拉夫文集的下文中：“维特西人把全部北方的国土称为斯基泰。那里土地荒凉，因为有广袤的荒漠，盗匪横行，外人难进。”1073年文集中的这段话译自塞浦路斯的叶皮法尼关于耶路撒冷大祭司法衣上的12块宝石的希腊条文。

    ［130］ 拉齐维洛夫编年史和莫斯科科学院编年史抄本，“木槽”这个词不是写“кладу”，而是写“краду”。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家解释应如何理解“клада”（或“крада”）这个词。在该编年史中这个字被“一大堆木柴”所代替。Б.А.雷巴科夫注意到“крада”这个字在希腊译文中的等值物。他写道：“希腊这个字的罗斯语是“огнь”，“жьгома”（火，焚烧），крада完全符合火葬的意义。”（《切尔尼戈夫的古代》，苏联考古学的材料和研究第11期，莫——列1949年版，第29——30页）

    ［131］ 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还加有：“撒在冢墓中。”

    ［132］ 接下去的一直到“精心教育”为止这相当长的一大段，取自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这段和以前各段不同，它相当准确地复述了哈马托罗斯所说的内容，并且看来它是直接引用来的，没有通过罗斯抄袭的编年史的中介。在初始汇编中就没有这段插曲（参阅反映初始汇编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

    ［133］ 拉赫曼人————传说中的一支过着悠闲自得生活的部族，此处它被说成是巴克特里亚的居民。关于拉赫曼人的情况，可参阅古罗斯的《佐西莫斯赴拉赫曼云游记》。（H.C.吉洪拉沃夫《伪经文献》，卷2，圣彼得堡1863年版，第78——92页）

    ［134］ 亚马孙女人是传说中的一支女性部族，古希腊相信它的存在，后来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其他许多国家也相信它的存在。

    ［135］ 波洛韦次人在11世纪30——50年代出现在罗斯南面的草原上（罗斯和波洛韦次人第一次接触在编年史中定为1054年）。根据此处提及波洛韦次人来看，《往年纪事》的此处为期较晚。很可能，它出于《往年纪事》编年工作，他把此处和前面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摘引一起插进编年史中（被反映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的初始汇编就没有从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所引的摘录以及波洛韦次人习俗的这段描述）。

    ［136］ “儿媳”————原文是“Ятровь”，意为儿媳、弟妇或小叔的妻子。看来，编年史家此处描写的是一种所谓“群婚”的现象，它流行于社会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的许多部族中。

    ［137］ 指基伊、塞克和霍里夫（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家是这样理解的，他补充说：“基伊、塞克和霍里夫”）。这一段在初始汇编（它比《往年纪事》早）中直接放在基伊、塞克和霍里夫奠基基辅城的故事后（反映初始汇编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正是这样写的）。这就是为什么“这几个兄弟”这种提法在此出现而没有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必须的，因为在现在的《往年纪事》上，这二段已被很长的后插进的部分相互分开了。

    ［138］ 编年史此处写下的关于可萨人用武力向波利安人收取贡物的民间传说，像编年史的其他民间的历史传说一样，都是从政治 上来理解往年岁月的事件。这一传说如同许多其他历史传说那样，在编年史中主要不是去交代历史事实，而是把它联系现实去理解它。过去波利安人隶属于可萨人，这种对波利安人的自尊心来说是屈辱的事实，该传说把它直接和当今活生生的相反的现实对比。该传说强调，波利安人最初的历史处境是相当可怜的：他们受到德列夫里安人和可萨人的“欺凌”。但是波利安人此时已准备去迎接伟大的历史命运。智谋超群的“可萨长老”已识破他们那不一般的贡物。现在罗斯的王公自己统治那些曾一度统治过波利安人的部族。编年史家从“神佑的”犹太部族的历史中加以对照，强调了这一思想（编年史家以后也不止一次地利用历史对照，作为反映其历史观的重要史料）。

    ［139］ 编年史此处可否证明罗斯早在10世纪就已制造剑呢？考古发掘材料证明罗斯的城市居民早在9——10世纪已有制造兵器的手工业者。Б.А.雷巴科夫在自己专著《古罗斯的手工业者》（莫斯科1948年版，第225页）中力图在出土的10世纪的剑中确定出具有独特样式的罗斯剑。他认为罗斯剑有弧形的斜叉图案。不过，A.B.阿尔齐霍夫斯基在评论Б.А.雷巴科夫这本著作时提出不同的观点（《历史问题》1949年第1期）。伊本——霍尔达德别关于罗斯——阿拉伯贸易的证明属于9世纪最后25年：“罗斯人————他们来自各斯拉夫部落————从遥远的萨克拉巴（斯拉夫国家）来到鲁姆海，出售海龙皮、黑狐皮，还有剑。”但是也不排除罗斯人是转手买卖剑的可能性（《古罗斯文化史》卷1，莫——列1948年版，第328页）。

    ［140］ 968年条在将领普列季奇和波洛韦次王公相互赠送礼品的故事中，又一次提到作为罗斯人象征的剑，与其相对的是东方的马刀。

    ［141］ 按照罗斯编纂而成的年代记（它详细地反映在《罗斯圣经故事详解》中）的描述，当人们把儿童时代的摩西带来见法老时，孩子在玩时，不注意地把法老头上的皇冠弄掉在地，在场的星相家当即对法老预言说摩西会危害埃及，后来果真如此（详细可参阅986年条“哲学家的话”有关此事的叙述）。这些传说中的犹太的历史事件在编年史中用来和罗斯史事件相对比；波利安人被比作“神佑的”部族————犹太人；而可萨人比做埃及人。如同犹太人以前受埃及人的奴役，波利安人也先受可萨人的统治，而现在统治可萨人的是罗斯人，“直到今天”。

    ［142］ 6360年（852年）————米哈依尔皇帝开始执政，这是根据大牧首尼基福的《快捷年鉴》第二版错误材料计算出来的。南斯拉夫各编年史也说是这个日子。这一日子根据编年史家尼基福的第二版下一段文字得来的：“从基督诞生到第一个笃信宗教的君士坦丁皇帝为318年，从君士坦丁皇帝到希腊的米哈依尔皇帝为542年”。我们把318和542再加上5500（根据尼基福大牧首的《快捷年鉴》从“创世”到基督诞生的年代数目）得出6360，即公元852年。实际上，米哈依尔登基是在842年（参阅古罗斯文学部文集，卷4，第64页以后几页）。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即初始汇编中）第一年是6362年（而不是6360年）。这一年是结合旧约故事从简短年代记中得来（西诺达尔抄本№211和210，波戈金抄本№1435，斯列兹涅夫抄本等）。它这样写道：“在其（米哈依尔）执政时期的第二年，保加利亚国接受洗礼，6363年，在保加利亚王公鲍里斯当政时，哲学家基里尔和美多德把希腊文的圣经翻译成斯拉夫文。”从此编年史家得出米哈依尔执政的第一年为6362年（实际上是6350————842年）。关于这最后的日子可参阅《考证》，第98页。

    ［143］ 印吉克特————印吉克特纪年法，或15年为一时期的计算法，由拜占庭传入古罗斯。该年在当时15年为一期的年代中所处顺序的位置称印吉克特，并且拜占庭纪元————世界的创立————为这一周期纪年法的起点。而每周期印吉克特的更替结束于拜占庭新年的日子————9月1日。“印吉克特”一字的来源如同其纪年法本身的来源一样，不甚了解。看来，印吉克特计算法开始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那种每15年进行一次居民登记的制度。拜占庭采用印吉克特计年法是在313年。（Л.В.切列普宁《罗斯年表》，莫斯科1944年版，第33页；书中还详细告诉如何找出某年的印吉克特）。

    ［144］ 这里说的希腊编年史指的是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续篇，书中谈到在米哈依尔皇帝执政时期罗斯远征帝都（关于此次远征可参阅《往年纪事》866年条）。

    ［145］ 所有下面提到的数字到“米哈依尔为542年”止，来自大牧首尼基福的《快捷年鉴》第二版。这部编年史（其希腊名称为χρουογραφιχòυ бúυτομου）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尼基福所编写（他就任于806——815年，死于829年）。这部编年史极其简练地列举了从亚当到尼基福逝世之年所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在罗斯，这部编年史经常被用来查对各种年代日期。我们要指出，从“创世”到我们纪元为5454年的结论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文中列举出数字：2242＋1082＋430＋601＋448＋318＋333＝5454）。在尼基福编年史第二版的另一处，按安尼安（5世纪埃及的修道士）纪元的总数字为5500年。在古罗斯，这一总数字一般确定为5508年（准确可参阅Л.Β.切列普宁著作《罗斯年表》，莫斯科1944年版，第25页及以后几页，书中把从“创世”起的编年史日期转换为现今通用的公元日期）。应把“从登基（指米哈依尔）时起”这句话和初始汇编前言中的许诺（见于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相比较；“我们从罗斯国家成立的年代及我们所知的前后的一切，从米哈依尔皇帝说起一直到亚历山大和伊萨季”（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俄罗斯编年史全集》卷5，列宁格勒1925年第一版，第10页）。

    10世纪的剑柄（М.К.卡尔格尔摄）

    ［146］ 尼基福大牧首编年史的第一版中从洪水灭世到亚伯拉罕为1072年。

    ［147］ 根据圣经上的传说，摩西于公元前1610年率领沦为奴隶的犹太人逃出埃及。

    ［148］ 根据圣经的传说，大卫是犹太人的国王和先知，又是圣歌的编写者。

    ［149］ 据圣经记述，所罗门是犹太人的国王，他是大卫王的儿子，耶路撒冷著名教堂的建设者。据圣经说，他于公元前1020年开始登基称王。

    ［150］ 指的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589年攻占耶路撒冷。

    ［151］ 指的是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6——337年在位）。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引入罗马帝国作为官方宗教，并把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

    ［152］ 这是大牧首尼基福的《快捷年鉴》第二版的年代错误————542年。实际上，从君士坦丁皇帝到米哈依尔皇帝即位的年数为324年或325年。

    ［153］ 奥列格自从坐镇基辅之时起，在此被公认为罗斯的王公。因此，基辅的王权很明显地被看成是全罗斯的；当奥列格统治诺夫哥罗德时，他只是一个当地的王公。从这种提法中也可看出虽然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说奥列格是伊戈尔的保护人，但奥列格不是，他是独立自主的王公。

    ［154］ 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死于1113年，因此，文中的日期表结束年限不能早于这1113年，根据许多情况可以推想，《往年纪事》第一版是在1113年编写成的。编年史家把日期表最后定在斯维亚托波尔克·伊兹亚斯拉维奇之死后，继续说：“然而，我们还是回到先前的地方，讲一讲这些年来发生过什么事情————像已起头的那样。从米哈依尔执政的第一年开始，按年代顺序依次道来。”因此，这里答应要把从852年到1113年的所有历史事件严格按年代顺序（“按年代顺序依次道来”）加以阐述。编年史家就以此办理（然而，拉夫连季编年史只讲到1110年条中间就中断了）。

    ［155］ 大多数编年史（伊帕季编年史、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普斯科夫编年史等）在此处都有“来”这个字（“приходяще из заморья”［来自海外］），这和编年史的其他地方相一致，在那些地方瓦兰人都说成是“外来兵”。

    ［156］ “每户缴纳一块银币和一张灰鼠皮”，原文为“по и от ”。如何正确地读这一句，十分重要。可以这么读：“по веверице”，此时其意义是：“по （即灰色的，冬季的）белке”（即交一张冬天的灰鼠皮）。松鼠的皮只有冬天才值钱，因为这时皮毛最厚实。现代俄语“белая”这个形容词定语最终替代了后面的名词“веверица”，（珍毛动物，指银鼠、貂等），它本身增加了名词的后缀而成了“белка”（松鼠、灰鼠）。拉夫连季编年史的1068年条的这个地方：“貂皮和灰鼠皮”可以用来证明《往年纪事》那句话的这种理解。伊帕季编年史对此处是这么理解的：“貂皮和皮张”，这就证明古罗斯“бель”一词有时理解为“мех”（灰鼠皮）。但是此处也可理解为“по беле ивеверице”，意思是：“по беле（по монете）и белке”（缴纳一块银币和一张灰鼠皮）。这一见解首先在19世纪前半叶就已提出，后又被Б.Д.格列科夫院士所发挥。格列科夫引用下面一些材料作为自己观点的根据：“伊帕季编年史1257年条：‘达尼乐派科斯尼亚京向雅特瓦吉人收取贡物。科斯尼亚京去后向他们收取贡物：黑貂和银币，然后交差……’拉夫连季编年史1068年条谈到基辅王公伊兹亚斯拉夫家被抢劫，抢走了‘无数金银，貂皮和灰鼠皮’。伊本·鲁斯特写道：‘阿拉伯圆形的白银币（底尔汗）从伊斯兰教国家传到保加尔人那里，用来交换他们的货物”（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37页）。Б.Д.格列科夫的观点认为“от дыма”（每一炉灶）是指“从每一户”。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854年条写道，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麦里亚人、楚德人是按“男丁”缴纳贡物。其他记载是“按木犁”、“按扶犁”为单位缴纳贡赋。

    ［157］ 关于召请瓦兰三兄弟：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的传说是反科学的诺曼说理论的主要根据，该理论“证明”罗斯国体来自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而，这个传说的来源完全是人为臆造的。它的历史内核丝毫证实不了诺曼说的论点。首先，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十分重要的情况：这种传说在罗斯南方只见于《往年纪事》。11世纪的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不知道留里克是王公家族的奠基人。除《往年纪事》外，留里克作为王族祖先首先只出现在《外顿河记》（15世纪），它显然是受《往年纪事》的影响。许多外国作家也不知道留里克是罗斯王公，但他们都提到后来的二位罗斯王公————奥列格和伊戈尔。总主教伊拉里昂写的《教规和神恩讲话》，和另一部《纪念和赞颂罗斯王公弗拉季米尔》————这是另外两部10——11世纪最重要的罗斯史的史料。这两部史料都把罗斯王朝的起源开始于伊戈尔，称他为“长老”。同样值得提出的是，一直到12世纪末，一般祭祀祖先的罗斯王公的名单中没有留里克这个名字，而像奥列格和伊戈尔的名字在王公的名单中是经常出现的。这一情况证明留里克在生活传统上也没有被认为是王公的鼻祖。其次，研究论文早就注意到这一情况：在这一传说中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的制度：在诺夫哥罗德一直到1470年王公都是由“维切”（市民大会）“召请”的（最后一位“邀请”的王公是立陶宛王公米哈伊尔·奥列利科维奇）。Д.И.伊洛瓦伊斯基早就有过关于邀请瓦兰人的传说产生于诺夫哥罗德制度的这种想法，他在《关于罗斯起源的研究》一书中讲述了这一点（1876年，第238——239页）。克柳切夫斯基在其《罗斯史教程》中指出：募集 亲兵不难用文学途径把它转变为聘请 明君的故事。关于邀请瓦兰人的传说源于诺夫哥罗德的论点，近来在Л.Β.切列普宁有相当价值的考证中得到新的充实，他的考证揭露出这种传说的政治倾向。Л.Β.切列普宁这些考察是与其对罗斯法典简本产生的假说密切相关的。他认为这部法典是瓦兰雇佣兵和本地诺夫哥罗德居民的条约。现只引用Л.Β.切列普宁有独到见解的一些想法。他写道：这个倾向性很大的传说故事（指召请瓦兰人的编年史故事————利哈乔夫原注）的文学根源已研究得相当透彻，但其政治用意还未能充分加以揭示。其政治用意绝不是为了肯定关于罗斯国家起源于瓦兰人的说法，而是为诺夫哥罗德“自作主张”的行为作辩护，证明其“永恒性”，宣布被瓦兰暴徒们破坏的国体的法律原则，完全忽略了编年史关于召请瓦兰人王公的段落和1015——1016年事件的描述的联系。此外，我认为诺夫哥罗德得到雅罗斯拉夫法典有关情况的编年史材料是该段的史料来源之一。我们把该段关于召请瓦兰人的主要动机和1015——1016年诺夫哥罗德的政治生活的最主要方面对比一下，力求确定他们相互间的对应关系。

    邀请瓦兰人

    1）向瓦兰人缴纳贡物

    称为斯拉夫人的诺夫哥罗德人、克里维奇人、麦里亚人、斯拉夫人有自己的领域，克里维奇人、麦里亚人也有自己的领域；各自管理自己的氏族，楚德人也有自己的氏族，他们向瓦兰人缴纳贡物，每个男人一块银币，一张灰鼠皮。

    2）瓦兰人的暴虐

    他们对斯拉夫人、克里维奇人、麦里亚人、楚德人施用暴行。

    3）驱逐瓦兰人

    斯拉夫人、克里维奇人、麦里亚人和楚德人起来反对瓦兰人，把他们赶出海外，开始自己管理政务。

    4）内讧和邀请瓦兰人来恢复秩序

    他们开始自相残杀，战火连绵，内讧不止，这个城市打那个城市，他们没有一部法典，于是他们彼此商议：“咱们给自己物色一位能秉公办事、管理我们的王公。他们就到海外见瓦兰人说：我们那里地大物博，却没有秩序：请到我们那里执政，管理我们”（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西诺达尔标准抄本，圣彼得堡1888年，第82——84页）。

    1015——1016年的事件

    1）瓦兰人的食邑

    雅罗斯拉夫供养很多瓦兰人。他们害怕战争。

    2）瓦兰人的暴虐

    瓦兰人开始横行暴虐。

    3）屠杀瓦兰人

    诺夫哥罗德的人说：“我们不能再忍受这种暴行，晚上咱们集合起来到他们大院去杀死他们。”

    4）雅罗斯拉夫为诺夫哥罗德人颁布法典

    给他们法典和制定章程后，这样对他们说：要照给你们制定的规定办事，一切照办（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西诺达尔标准抄本，圣彼得堡1888年，第4——5页）。

    一方面，在邀请瓦兰人的故事中；另一方面在雅罗斯拉夫1016年颁布《法典》的故事中（其中谈到“按此章法办理”），编年史关于“内讧和战乱”，没有一部《法典》，关于寻求“规章制度”和能“秉公办事”的王公的话都特别引人注目。驱逐了瓦兰人的斯拉夫部落和芬兰部落没有一部《法典》，其后果是“内讧和战乱”，那能不能把这段描述和雅罗斯拉夫《法典》关于诺夫哥罗德社会的内讧条款相联系呢？斯拉夫人用法制的思想来与瓦兰人的无章法行为相对立。我们的解释给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理论一次新的有力的打击。编年史故事的全部意思在于反对瓦兰人任何的国体发端。这样，11世纪中叶的诺夫哥罗德政治思想，援引历史传统来说明其政治主张的根据，作为先例停留在以雅罗斯拉夫法典而著称的1016年的协议证书上。诺夫哥罗德得到法典的相关事件就成为传说的基础，这一传说把《法典》的出现说成是古老的往事，并把它当成诺夫哥罗德的斯拉夫人和他们请来的王公之间自愿 签订的协议书 （Л.Β.切列普宁《14——15世纪罗斯的封建档案材料》莫——列1948年版，第247——248页）。这种诺夫哥罗德观念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基辅编年史的呢？A.A.沙赫马托夫推测，1095年的基辅初始汇编的编者使用了1050年诺夫哥罗德的编年史。这几行的作者证明，基辅编年史家当时没有任何诺夫哥罗德的书面史料，而《往年纪事》的所有“诺夫哥罗德的”报道来源于诺夫哥罗德古老的地方统治家族的两位代表————维沙塔·奥斯特罗米里奇及其儿子扬·维沙季奇的口头叙述，他们两位后来迁居到罗斯南方（《往年纪事》中的口头编年史料，《历史论丛》，莫斯科1945年第17期，第206页）。诺夫哥罗德关于留里克的传说是和诺夫哥罗德郊区称为留里克城的地区有联系。西涅乌斯传说是白湖地区的传说，19世纪在此还有“西涅乌斯国王陵墓”（C.舍维列夫《1847年基里尔——白湖修道院旅行记》，第二部，第60页。也可参阅斯特雷科夫斯基《16世纪下半叶波兰编年史》）。特鲁沃的传说也可能和伊兹鲍尔斯克某些当地传说相联系。为此还要指出，诺夫哥罗德是诺夫哥罗德的“斯拉夫人”的部落中心。伊兹鲍尔斯克是克里维奇人的城市（在15——16世纪还记得这一点，试比较阿尔汉格尔斯克编年史：“现在是普斯科夫近郊的地方，当时是克里维奇的大城市”）。白湖在麦里亚人区域。很可能，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是这三个部落的王公，他们相互间没有血缘关系。至少，西涅乌斯这个名字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中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类似的名字。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是斯洛文人，麦里亚人和克里维奇人的部落首领这件事在编年史中也有所反映：859年条写道：“来自海外的瓦兰人向楚德人、斯拉夫人、麦里亚人及所有的克里维奇人征收贡物。”A.A.沙赫马托夫有根据地认为“向楚德人”这几个字是后插进去的（A.A.沙赫马托夫《关于召请瓦兰人的传说》，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通报，1904年第11卷，第二册，第317页及以后几页）。在编年史的其他地方也提到这三个部落：斯洛文、麦里亚和克里维奇。维沙塔曾在诺夫哥罗德，也可能在伊兹鲍尔斯克也住过；杨·维沙季奇1071年在白湖地区住过。他们能知道这三个部落首领的传说。编年史家用的维沙塔和扬的其他故事中显然有关于诺夫哥罗德、伊兹鲍尔斯克、白湖部落领袖的某些材料。编年史家和叙述者本人根据诺夫哥罗德邀请王公的通行习俗，都能按叙事诗的创造规律手法（参阅Д.利哈乔夫的文章《拔都毁灭梁赞记》，这篇文章收集在《古罗斯的战争小说》，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129页），用兄弟关系的纽带把这些领袖联系起来，创造了关于邀请他们的传说。关于邀请王公兄弟的传说正中佩切拉编年史家的下怀，他们极力想断定所有的罗斯王公都有着共同的氏族根源（参阅文史纲要）。传说肯定了王朝的统一性：所有的王公都是同一王朝的成员，他们都是被邀请到罗斯，作为贤明而公正的君主。他们作为同族的代表，必须制止兄弟间互相残杀的纷争行为：这就是基辅编年史家的思想，这种思想反复地见于他们的编年史中。编年史家想象往年纪事中的《兄弟团结》概念首先是政治概念。这种“兄弟团结”的政治概念在编年史的传统中逐渐演变为兄弟的血缘意义。因此，关于邀请三位瓦兰兄弟的传说历史价值不大。首先，这不是民间传说。总的说来，传说只是编年史家编成的，也是他们的“口头记者”编成的————维沙塔和扬·维沙季奇，编年史家自己就在1106年条这样说到他们：“我从他那里听过许多故事，并把它撰写进本编年史里。”关于伊兹鲍尔斯克、诺夫哥罗德和白湖的某些本地王公的民间传说并没有把他们用兄弟纽带连接起来。这些传说只有在“学术”界才有连接，并和诺夫哥罗德“邀请”瓦兰雇佣军的总的传统相联系。传说的“历史因素”就是如此可怜。人数很少的基辅编年史家及其友人根据北方的一些口头故事和诺夫哥罗德的地方习惯办法基本创造完成。那么如此一贯热衷于确认罗斯人民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的编年史家，却要把王族从海外————从瓦兰人那里引入，又作何解释呢？中世纪史学的学术传统（无论西欧，还是罗斯）总是把统治王朝的起源归结于外国。人们在16世纪还相信法国国王来自特洛伊。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很多王族来自罗马，瑞士王族————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意大利王族————来自德意志。维杜金德·科尔维斯基转述了一个和我们邀请瓦兰人的传说很近似的故事，他说的是不列颠人邀请撒克逊人辛吉斯特和霍尔斯，并对自己的土地也作了类似的表述（“terra lata et spatiosa”）。不同的民族都有类似的这种情节，首先是由于他们都处于历史发展的相同阶段，有着社会生活的类似条件。与此同时，11——12世纪的“瓦兰人”没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北方的诺曼人对罗斯国家不构成什么危险。因此，编年史家觉得，确认王族的诺曼起源显然对独立的罗斯不会有任何的政治威胁。自然，编年史家也难以预料，到了18——20世纪诺曼说理论家会从他们的臆测中作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

    ［158］ 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在我们的古文献中，“富庶”首先表示五谷丰登，粮食充足。以后也看到富足确实首先是指谷物。诺夫哥罗德人克利缅特（13世纪）的遗嘱中写道：“我愿为所有人捐赠两个村庄及其粮食、马匹和树木……”编年史家通过使者的口代表斯拉夫人向留里克及其兄弟说：“我国土地辽阔富庶”，无疑地指的是土地肥沃，全国农业发达（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46页）。

    ［159］ 拉夫连季编年史在“留里克”一词后留下一个空白；莫斯科科学院抄本和已毁的三位一体教堂编年史在“留里克”一词后写的是“定居在诺夫哥罗德”。伊帕季编年史说留里克坐镇拉多加。这种说法不一的原因是“初始汇编（参阅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它反映了初始汇编的内容），《往年纪事》第一版、第二版都说诺夫哥罗德是留里克坐镇的地方，而《往年纪事》第三版把诺夫哥罗德代之以拉多加。伊帕季编年史所代表的《往年纪事》第三版正文中对这种改变的原因自己作了解答。事实上《往年纪事》第三版和摩诺马赫的儿子————姆斯提斯拉夫有紧密联系，此版对他的命运十分关注。而姆斯提斯拉夫如《纪事》第三版明显反映的那样，于1114年曾来拉多加参加石墙的奠基典礼，编年史家在拉多加曾采访了古里亚塔·罗戈维奇和拉多加的地方行政长官保尔，编年史家从他们那里写下拉多加的一些故事（参阅《往年纪事》1096年条和1114年条）。显然，《往年纪事》第三版，即姆斯提斯拉夫版，把诺夫哥罗德改成拉多加，就是因为受到姆斯提斯拉夫或其编年史家所听到的那些拉多加流传的故事的影响：自然，这是拉多加当地的传说。拉夫连季编年史基本上保存了《往年纪事》第二版的内容，但也掺杂了第三版的内容。这是因为先于拉夫连季的弗拉基米尔的编年史家得到了（南）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的《往年纪事》的两个版本。他们先拿到的是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主教编写的第二版；这第二版是由佩列亚斯拉夫利的主教西利维斯特开始编写的（西利维斯特先任维杜比茨修道院的院长，他在那里开始编写《往年纪事》第二版，后担任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的主教，他在此任职期间为主教编年史的撰写奠定了基础）。后来，弗拉基米尔的编年史家从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王公的编年史家那里获得有关南罗斯的编年史材料。罗斯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的王族编年史家起始于姆斯提斯拉夫·弗拉季米罗维奇时期，此时编写了《往年纪事》的第三版（1118年；参阅Д.利哈乔夫《罗斯编年史》，莫——列1947年版，第177——179页及以后几页）。扎列斯的弗拉基米尔的编年史家发现主教的和王族的编年史不一致；留里克坐镇的地方各异，就留下一个空白处，拉夫连季编年史也在此处空一格。此空格说明编年史家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的谨慎认真的态度，不愿接受什么无据的传闻。

    ［160］ 诺曼说的理论家们极力想从《往年纪事》这几句话中为自己找到支柱，他们“证明”“罗斯”和“罗斯的”名称起源于瓦兰人。A.A.沙赫马托夫注意到，“找罗斯人”这几个字及后面的解释：谁是这些瓦兰人————就是罗斯人，还有接下去的情节：三兄弟————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带领自己整个罗斯部落来到罗斯，整个这一段都是插进较古老的编年史文本中的。A.A.沙赫马托夫用下面两点考虑的意见来佐证自己的这种想法：首先他注意到“找瓦兰人，找罗斯人”这句话在修辞上的不妥（应只说“找瓦兰人”或“找罗斯人”就可以了）；其次，在比《往年纪事》更古老的编年史版本————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初级抄本中确实没有上面提到的那段（只有一个地方例外）。A.A.沙赫马托夫推测，《往年纪事》第二版（西里维斯特版）才把罗斯人和瓦兰人等同起来（A.A.沙赫马托夫《关于邀请瓦兰人的传说故事》，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通报，1904年，第9卷，第4册，第334——362页）。而М.Д.普里谢尔科夫认为，《往年纪事》第一版（涅斯托尔版）就已有这种等同看法，他正是认为涅斯托尔是第一位罗斯的“诺曼说的极端拥护者”（М.Д.普里谢尔科夫，11——15世纪罗斯编年史的编纂史，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39页）。在解释“罗斯”和“罗斯的”名称的起源，能否考虑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注意它在9——13世纪时所表示的意义。在《往年纪事》中，“罗斯”、“罗斯国家”和“罗斯的”这几个词用了270多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词明显地和无可争辩地指的是整个东斯拉夫部落，或者指他们的土地。这些词没有明显地离开过其通用的意义，至少有260次是如此。“罗斯”和“罗斯的”在《往年纪事》的谈天说地的引言中用的就是这种明显的一般意义（“这样，从罗斯可以乘船沿伏尔加河到保加尔人和赫瓦利斯人居住的地区”；“在罗斯只说斯拉夫语的……”；“罗斯至今还流传这样一句谚语”等）；接着是898年条（“使徒保罗也是斯拉夫人的导师，而我们来自斯拉夫人，所以使徒保罗又是我们罗斯的导师。”“而斯拉夫族和罗斯族是同一种部族”等）。在著名的《罗斯远征帝都记》中“罗斯”这个字的用意还是经受住这一般的意义（“罗斯发出大批船只，”“奥列格指示……为罗斯各城发放贡物，首先是基辅，其次是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利、波洛茨克、罗斯托夫、柳别奇及其他城市”等）。911年和944年与希腊人缔结的条约中“罗斯”这个字都始终不断地用作这种总的意义，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С.П.奥勃沃尔斯基院士现已证明，这些流传至今的条约是由参与谈判的同时代人所作的翻译（《罗斯与希腊条约的语言》，《语言与思维》论文集，卷6——7，列宁格勒，1936年，第102页）。此外，还应指出，在和希腊签订的条约中，在编年史中，在罗斯法典中，在11世纪的传记和传教书中，形容词“罗斯的”用来形容下列一些词：王公、城市、语言、国家、人们、氏族、大使、法律、平民等等，无可争议地一般都表示这个总的意思。与此同时，外国史料很早就使用“罗斯”这个专有名词来表示整个东斯拉人的国家。9世纪末，一位匿名的“巴伐利亚地理学家”知道“罗斯人”的名称是指与可萨人为邻的东斯拉夫部落。903——904年的拉费利什季坚条令也知道罗斯人。阿拉伯的伊本·霍尔达德别在《途径和王国》（19世纪60年代）一书中称为罗斯人，并说罗斯人是斯拉夫人。把“罗斯”和“罗斯的”这个词理解为只是其基辅地区，而不是整个东斯拉夫人的国家，这种情况很少。但是“罗斯”和“罗斯的”这种狭义的用法明显地是流行在12——13世纪————封建割据时期。此外，还应注意以下情况：“罗斯”和“罗斯的”这两个词的总的和基本意义继续表示所有的罗斯人和整个罗斯国，并在12和13世纪仍是最流行的。所有的编年史家在用“罗斯”和“罗斯的”这两个词的狭义（表示南方的，只指基辅罗斯）的同时，近处也用其表示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最后特别重要的是“罗斯”和“罗斯的”这两个词意义的限制主要关系到罗斯国家，而不是罗斯人民。实际上，这种狭义的用法我们还见于苏兹达尔的弗拉基米尔（参阅拉夫连季编年史第1175年条：“我们的王公被杀，而身边没孩子，他的小儿子在诺夫哥罗德，而其兄弟在罗斯”，即在基辅地区）；这种词义用法还见于诺夫哥罗德（参阅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1135年条：“大主教尼方特带了一批优秀的人去罗斯”————从诺夫哥罗德去基辅）及其他地方。国外的史料没有这样的“罗斯”和“罗斯的”狭义用法。此外，在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内容的文献中也见不到这种用法（修道院院长达尼尔的《游记》、《伊戈尔远征记》和《罗斯土地复没记》等等）。“罗斯”和“罗斯的”二词的较“狭窄”的意义是从何而来的呢？显然，它不是很古老的。《往年纪事》用“罗斯”和“罗斯的”达270次，但没有一次 能实实在在证明11世纪的编年史家确实知道这种含义。首先，如何理解《往年纪事》引言中的这句话：“波利安人，是否就是现在称呼的罗斯人呢？”无论如何，绝不是波利安人的自古以来的原意，像M.H.季霍米罗夫推测的是罗斯（“罗斯”和“罗斯土地”名称的由来，《苏联民族学》莫——列1947年版，第62页）。编年史家肯定的是相反的意思：以前 称为波利安人，现在则称为罗斯人。这句话没有一点可资肯定：罗斯人只称为波利安人，就是后期也不是这样。看来，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波利安人的部落名称已不再使用，以前称为波利安人的那些人现在简称为“罗斯人”，并没有把他们从其他部落分开。确实，波利安部落的名称也首先在《往年纪事》中消失（它最后一次用于944年条）。波利安部落名称的消失就如同“杜列勃”部落名称消失一样（它由于住在沃伦而改称为“沃伦人”）。也像“斯洛文”部落名称的消失（它改称为“诺夫哥罗德人”）等等。在关于奥列格进攻帝都的907年条的故事中，不明白“罗斯”一词的用意：在该处“罗斯”和“斯洛文”对立起来————奥列格说：“为罗斯人缝制锦帆，为斯洛文人（诺夫哥罗德的）缝制绸帆”（我们还会再提到此处）。882年条的一句话也不甚清楚：“他（即奥列格）手下的瓦兰人、斯洛文人及其他人统称为罗斯人”；可能，“其他人”是“称为”的主语，但也可能“其他人”是属上一句的。总之，“称为”和讲到奥列格在基辅当政的前文是什么关系已经不清楚：他们自从奥列格坐镇基辅才“称为”，还是不管奥列格的任何举动都本来 已称为罗斯人了。《往年纪事》中第四处引起研究人员怀疑的是德列夫利安人在杀死伊戈尔后的这句话：“我们已杀了罗斯王公。”德列夫利安人是否以此想说他们已杀死了基辅 王公？也可能是这样，因为基辅王公是全罗斯的王公（参阅1054年条：“罗斯 大公雅罗斯拉夫去世”），但是，这句话绝不意味着“罗斯的”王公只是基辅的王公。最后，《往年纪事》的984年条还有一处会引起对“罗斯”名词的意义怀疑的地方。编年史家说的是拉迪米奇人：“他们向罗斯缴纳贡物，拉车缴纳一直至今。”既然拉迪米奇人是罗斯部落，这里的“罗斯”不能只理解为基辅土地吗？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编年史家把拉迪米奇人看作是隶属于“良霍”（波兰）氏族的王公的人，那么这种疑惑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罗斯”这个词的意义在此也不用怀疑。最后，有人还曾企图对“罗斯”和“罗斯的”二词的几处用法特别作某种狭义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常是牵强附会的。这样一来，“罗斯”和“罗斯的”二词最早的主要意义是总的，指整个罗斯国土和全体罗斯人民。这意义还见于10世纪的罗斯文献（和希腊签订的条约）和9世纪的外国文献（“巴伐利亚地理学家”的著作等）。“罗斯”和“罗斯的”用作基辅土地（而不是指基辅人）的较狭的意义是属较后的时期————它见于12和13世纪封建罗斯的地方分权的时期。但是还应注意这种较狭的意义并没有改变总的、广泛的基本意义。有时两种意义并用，同一位编年史家也并没有觉得特别的矛盾。更主要的是“罗斯”和“罗斯的”二词的狭义离不开其基本的广义————没有广义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基辅土地因而被诺夫哥罗德人称为罗斯土地，因为正是那里是罗斯土地的中心。去罗斯对弗拉基米尔人来说也意味着去罗斯的首都————基辅，对斯摩棱斯克、罗斯托夫、梁赞的居民来说，基辅王公就是罗斯王公；基辅王公的亲兵队，不管其成员是谁，都是罗斯的卫队；罗斯王公的使者，不管他们来自何处，都说自己“我们是罗斯族”。“罗斯的”一词不仅可以形容罗斯的中心————基辅，还可以形容全罗斯政权的代表————基辅王公及其亲兵队（显然，907年奥列格远征记述中他的亲兵队称为罗斯的，而他的军队称为“斯洛文的”），也可形容居民中的统治层（请比较罗斯法典：“罗斯人，还是侍从，还是商人”）。这就是为什么“罗斯”和“罗斯土地”说基辅土地并不证明12——13世纪封建割据时期没有统一的罗斯土地的意识（如同有的研究人员竭力想这么理解），而是只证明基辅被意识为全罗斯的首都。当基辅和基辅南方不再被认为是罗斯中心时，这种狭义在编年史中立即消失（在拔都军队毁灭基辅后————自13世纪中叶）。同一个词有时用于狭义，有时用于主要的广义，这在语言中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例如，“城市”一词对于一位不住在城市中心的市民来说，它意味着整个城市，或只指市中心。彼得格勒方面的居民可以说“进城”，这指的是他到市中心去————市里去，但这话并不意味他不是彼得格勒人。但是，如果认为“罗斯”和“罗斯的”二词在9——10世纪就已像11世纪那样广为流传，那就错了。“罗斯”和“罗斯的”最先主要用于那些场合下：当讲的是别的国家和别的部族，这时罗斯是与其相对的一个整体，如和别国的武装冲突、缔结和约等。与此同时，在罗斯人相互的内部关系上，如《往年纪事》上所见到的，还牢固地保持着部落的名称。这些部落名称在10——12世纪逐渐消失，但远不是各处都一致的：形成罗斯国家进程更多地卷入的那些部落最早停止使用自己的名称。这种部落名称的消失，代之以表示政治联合体的专有名称的部落，编年史家直接指出来的有杜列勃人（他们开始按城市沃伦的名称而称为沃伦人），斯洛文人（他们开始称为诺夫哥罗德人），波利安人（他们开始简单地称为罗斯人或基辅人）。在那些部落习俗逐渐消失、居民处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地方，部落名称也逐渐消失；在统一罗斯部落的意识更强的地方————基辅，“罗斯”和“罗斯的”二词用得也最多。这种统一的意识在对外的冲突中出现得也特别早（它早在10世纪初就见于奥列格的条约中）。“罗斯”和“罗斯的”这两个词就总是用来表示这种统一，作为其代名词。最初这两个词没有别的其他意义。有些人想从较狭的意义中（从波利安人的部落名称中或社会范畴中）得出这种广义结论是根据不足的，没有超出靠不住的假设本身的范围。但是，编年史家断言，瓦兰人最早称为罗斯人。编年史家在898年条断言，“罗斯”名称由瓦兰人传入；由瓦兰人而得名罗斯，以前是斯拉夫人。编年史家在《往年纪事》的谈天说地的序言中，在瓦兰部落中提到了罗斯：“在雅弗国土上居住的有罗斯人、楚德人及其他部族；麦里亚人、穆罗马人、维西人、莫尔多瓦人……”编年史家在270次谈到“罗斯”和“罗斯人”中有5次谈到它如谈瓦兰部落。在所有这5次中不是词的真实用法，而是编年史家的臆测：编年史家只有在谈及罗斯名词的起源，并把这瓦兰的“罗斯”说成是遥远的过去时，才称瓦兰人的罗斯。编年史家这样做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编年史家常常参阅拜占庭的史料，拜占庭常常称作罗斯人的不仅有斯拉夫人，还把诺曼人也称作罗斯人。这么做的有西麦昂·洛戈费特，还有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他们把第聂伯河险滩的“罗斯”名称和斯拉夫名称对立起来，并具有斯堪的纳维亚来源的全部特征）。这也可以理解，因为罗斯王公的雇佣亲兵队有不少瓦兰人，罗斯王公的使者也常常是瓦兰人，他们来到君士坦丁堡，并一再肯定自己是罗斯族（参阅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他们也就把这些使者称为“罗斯的”，这些使者自称罗斯是自己的祖国，并代表罗斯国家（参阅后面“出身氏族”的注译）。经常和拜占庭史料打交道的编年史家不会不知道“罗斯的”在拜占庭这第二层意义。这种意义正中他的下怀，这就是原因所在。编年史家对部落和政治联合体的名称用外来人的解释（这种传统在罗斯存在很久）。编年史家写道：“利亚斯有两兄弟————拉迪姆和维亚特科，拉迪姆来到索日河流域定居，称为拉迪米奇人，而维亚特科带着自己的氏族定居在奥查，从而称之为维亚提奇人”或“图尔人（从海外来此，定居在）图罗夫，从而称之为图罗夫人”（930年条）。按此刻板公式，编年史家创作了关于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带领自己氏 族 罗斯人来自海外的传说，从而“称之为罗斯土地”。编年史家的这种见解————纯粹是一种臆测，它摒弃编年史家历史观的刻板公式及其假说。这样一来，没有任何有力的根据可以认为“罗斯”和“罗斯的”二词最初只表示瓦兰人，或只表示南方的波利安部落，或只表示罗斯居民的统治“上层”。实际上，这两个词的全部狭义都来自包括东斯夫人全部的基本意义。较狭窄的意义都是派生的，很多狭义和主要的最古老的广义并用是词义学的极其通常的一种现象，对此应十分重视，以免重犯涅斯托尔那样类似的错误。不清楚的只是“罗斯”一词的本身来源，它的词源。但是，要指出的是罗斯这个词在古代的地理名称上，无论在罗斯的南方或北方都有相对应的古地理名称（如北方有鲁萨河，南方有罗斯河等）。不能人为地割断罗斯一词的来源，像某些研究人员所做的那样（В.A.勃里姆和追随他的人等），认为“罗斯”一词在北方是一个起源，在南方则是另一个起源，只是偶然才发音一致。难道就因为问题的复杂便可以绝望地去推测吗？至少，“罗斯”一词起源问题的复杂要求我们进行精细的研究。

    ［161］ 此句瓦兰族的“族”，原文是“от рода”，显然它的意思不是说出身于 什么族，而是属于 什么族（即属于某族的组织）。如果照前者理解，那这句话就没意思了（“现在诺夫哥罗德人出身于瓦兰人，而以前出身于斯拉夫人”），若按后者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诺夫哥罗德人属于瓦兰人的政治机构（即在他们的政治机构中掌权的是那些瓦兰人”），而以前，即邀请瓦兰人以前，他们是由斯拉夫人进行机构管理的。“от рода”这种意义还见于《往年纪事》的其他地方。例如911（912）年的条文：“我们属于罗斯族的卡尔、伊涅格尔德……”945年的条文：“我们属于罗斯族的使者和商人……”在罗斯使者所列举的名字中，有瓦兰人的名字，楚德人的名字，东方人的名字，这些名字可以和斯拉夫人的名字并列。因此，条约里说的不是使者“出身于罗斯族”，而是说他们属于罗斯的国家组织，他们是罗斯国家的代表（代表罗斯）。这一情况表明在10——11世纪人们组织的主导特征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政治关系。在语言中还保留“氏族制度”这一专有名词，但其含义已更新；“来自罗斯族”等于“来自罗斯国家”，而不意味像有的人所想的“来自罗斯的部落”。

    ［162］ 此处特别强调阿斯科尔德和迪尔是僭称的王公。编年史家的本意是只有出自留里克“部落”的才是正统的王公。在882年条讲奥列格将他们处死时，又一次强调阿斯科尔德和迪尔的冒充顶替行为。《往年纪事》的其他地方也强调了只有来自留里克王朝的那些罗斯王公才是合法的。

    ［163］ 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有下面一段话：“阿斯科尔德的儿子被保加尔人所杀。同年，悲伤的诺夫哥罗德人说：“我们受奴役，留里克及其同族作恶多端”。也在这年，留里克杀死了勇敢的瓦迪姆，还杀死了其他许多诺夫哥罗德人，他的谋士。”16世纪的尼康编年史从何处取得这些资料，不详。

    ［164］ 尼康编年史（16世纪）在此年条有下面一句来源不详的报道：“是年，阿斯科尔德和迪尔与波洛昌人交战，作恶多端。”

    ［165］ 东方穆斯林部族在中世纪被认为是圣经中传奇人物————以实玛利的后裔（因此在中世纪他们被称为“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和其使女夏甲所生的儿子（因而他们在中世纪又称为“夏甲人”）。穆斯林自己则认为亚伯拉罕和其妻子撒莱的后裔（因此他们又称为“撒拉森人”）。阿斯科尔德和迪尔进攻拜占庭的故事完全取自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的条文。下面是其俄语译文：“皇帝进军讨伐阿拉伯人，离开君士坦丁堡。当他打到黑河时，地方长官报信说罗斯军队正向君土坦丁堡进逼 ，他们的统领是阿斯科 尔德和迪尔 ，于是皇帝决定停止前进。而罗斯军队已攻入舒特，杀死了很多基督教徒，用200艘战船包围君士坦丁堡城。皇帝费尽力气才进了城，和大牧首佛提乌在弗拉赫尔的圣母教堂会面，彻夜祈祷……他们唱着赞歌，拿着圣母的神衣，来到海边，浸湿神衣底边。原先寂静无声的大海，突然掀起风暴，浪涛汹涌。那些罗斯异教徒的战船被摇晃，推往海岸撞得粉粹，很少几只船侥幸逃脱厄运，他们战败返回”（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511页）。希腊原本中没有上文中强调的关于阿斯科尔德和迪尔那句话。它是俄文译者或抄写者加进去的。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希腊原文根本没写罗斯王公的名字。罗斯译者或抄写者从什么别的史料中取来的（看来是民间传说）。编年史家是从哪里得到进军年表的，不详。哈马托罗斯续编的希腊原文中也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西麦昂·洛戈费特把这次远征确定为米哈依尔三世统治的第十年（他于842——867年执政），而《往年纪事》说是在位的14年。

    ［166］ 黑河————可能是马弗罗波塔姆河，该河流经色雷斯半岛的西部地区，注入爱琴海。

    ［167］ 希腊文是 ————首长，城市长官。

    ［168］ 舒特————即金角，君士坦丁堡的一个海湾和良港。详见后面注207。

    ［169］ 弗拉赫尔————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区（它沿金角湾在希拉克略城墙和海岸之间），这里有一座圣母教堂，教堂内的圣母像以“富有神力”而闻名。

    ［170］ 尼康编年史（16世纪）在此年条有下面一段报道，其来源不详：“阿斯科尔德和迪尔从帝都逃回，队伍所剩无几，基辅悲痛欲绝。是年，基辅发生大饥荒。早年，阿斯科尔德和迪尔击毙了许多佩彻涅格人。是年，诺夫哥罗德许多僚属从诺夫哥罗德留里克那里逃出，投奔基辅。”本段的第一句话，除尼康编年史外，还见于其他一些后期的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特维尔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中。塔季谢夫在写《罗斯史》时参阅了我们不知道的编年史，他把本段的第一部分（到“是年击毙了许多佩彻涅格人”）放在6374（866）年条，在此句后又加了一句：“他们又出兵征讨克里维奇人，战胜了克里维奇人。”塔季谢夫把本段的后一部分报道放在6377（869）年条，这样写道：“斯拉夫人从留里克那里————从诺夫哥罗德跑出，投奔基辅，因为留里克杀死了斯拉夫王公————勇敢的瓦迪姆，瓦迪姆不愿做瓦兰人的奴隶。”这样，把这条报道和后期编年史6372（864）年条有关瓦迪姆的报道联系起来。

    ［171］ 哈马托罗斯续编写道：“瓦西里和米哈依尔共同执政1年零4个月，独立执政19年”（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519页）。瓦西里一世在位于867——886年。为什么把这个报道放在868年条，不详。A.A.沙赫马托夫这样解释这一日期：6376（868）年“是由米哈依尔登基的6360年加上16得来；这是米哈依尔统治年代的总计：按哈马托罗斯续编的说法，米哈依尔和母后狄奥多拉共同执政4年，自己单独执政10年，而和瓦西里共同执政1年零4个月；这样总共是15年零4个月，取其整数为16年。实际上，米哈依尔于6350（842）年登基，于6375（867）年去世；保加利亚译文错误出在它根据的是梵蒂冈或与其类似的抄本（如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米哈依尔和母后共同执政4年（“和自己母亲执政4年”），而实际上延续15年（如哈马托罗斯续编的一些抄本）或14年（如另一些抄本）。”（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古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60页）

    ［172］ 希腊的保加利亚大主教克利缅特在希腊文传记中指出，那年保加利亚接受洗礼。

    ［173］ 16世纪的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讲了在阿斯科尔德和迪尔执政时期罗斯第一次受洗礼的事，来源不详：关于罗斯王公阿斯科尔德……瓦西里多次与阿拉伯人、马尼赫人交战，并和前面提到过的罗斯人建立和平体制，建议他们信奉基督教，皇帝派去使者，他们答应受洗礼，并要求派主教。当他们情绪低落，想施行洗礼时，就对主教说：“如果我们能看到你做出奇迹，我们就做基督徒。”主教说：“那你们想看什么呢？”他们回答说：“我们想让你把传送基督教导的福音书放到火里，如果它烧不起来，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并像所教导的那样永葆信仰，我们决不反叛。”主教说：“就照你们说的办。”主教让点起大火，双手举起仰望天空说道：“主啊，让你的英名增添荣光吧！”说罢，把福音书放入火中，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火碰不上书，罗斯人见到基督如此神力大为惊奇，大家接受洗礼。

    ［174］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反映了早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它说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是王公，而奥列格在留里克当政期间是将军，不是王公，并且伊戈尔是长大成人的王公，和奥列格共同执事。A.A.沙赫马托夫解释为什么《往年纪事》的编者要修改先期的初始汇编的说法，把奥列格从将军改为王公：《往年纪事》的编者得到补充的史料，即他收进文中的罗斯和希腊签订的条约。奥列格在这些条约中以独立王公的身份出现。《往年纪事》的编者为了解释为什么奥列格会当上王公，就把留里克的儿子伊戈尔变成幼儿，而奥列格成为“摄政王”，但是，想维护住王朝的统一思想，就打一个圆场，说奥列格是留里克的同族人（“属于同族”）。然而，先于初始汇编的最古老的基辅编年史说奥列格是王公，不是将军。伊拉里昂的《教规和神恩讲话》和《纪念和赞颂罗斯王公弗拉季米尔》的作者都说奥列格是王公。有的编年史家把奥列格从王公降为将军，而另一些编年史家又重新把他返回王公的地位，这作何解释呢？A.A.沙赫马托夫认为，编年史家在王朝上所作的所有这些文章的目的都在于确认王族的一致性（《考证》第916——921页）。实际上，这种一致性是不存在的：伊戈尔和奥列格相互间没有种族的联系（A. A.沙赫马托夫《俄语古代史纲》，彼得格勒1915年版）。但是应该说A.A.沙赫马托夫还未能彻底揭示出初始汇编的作者把奥列格从王公降为将军的原因。В.Л.科马罗维奇推测把奥列格从王公降为将军的原因是信奉基督教的编年史家和多神教残余的斗争，他列举许多独到的想法来证明“先知”王公奥列格被认为是罗斯王公的始祖，成为多神教崇拜的一个对象。初始汇编反对崇拜基辅王公的“始祖”奥列格而把他从王公降为将军，《往年纪事》的编者根据自己手头的奥列格和希腊签订的条约又把他重新尊为王公（Β.Л.科马罗维奇《11——12世纪王族对世系和土地的崇拜》，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档案）。

    ［175］ 有的研究人员（B.A.帕尔霍缅科等）认为奥列格不大可能从诺夫哥罗德发兵攻打基辅，但是从北往南的活动是很自然的事：北方和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往来影响着奥列格、伊戈尔及其他王公远征的道路。奥列格从诺夫哥罗德往南去基辅，再继续去帝都的活动方向，是统一的活动方向。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作《帝国行政论》中把基辅看成是通往君士坦丁堡途中的罗斯的贸易中心。他是10世纪拜占庭的历史学家，可参阅他的报道：“从外罗斯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船只，有的来自罗斯王公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执政的诺夫哥罗德，也有的来自米利尼斯基城堡（斯摩棱斯克），有的来自捷柳查（可能是柳别奇），有的来自切尔尼戈什（切尔尼戈夫）和维什戈罗德。所有船只都沿第聂伯河而下，集结在称为萨姆瓦特的基辅城堡”（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帝国行政论》，国家物质文明史研究院通报，第91期，1934年，第8页）。有必要指出，1044年弗拉季米尔·雅罗斯拉维奇最后一次远征拜占庭也是从诺夫哥罗德发起的。但奥列格并不把基辅只看成是通往君士坦丁堡途中的一站。奥列格把基辅变为罗斯的首都，或许这么做的理由和后来斯维亚托斯拉夫想把首都从基辅迁到更南的地方————多瑙河上的佩列亚斯拉维茨（969年条）的理由一样。

    ［176］ 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说奥列格和伊戈尔从斯摩棱斯克顺流而下，直奔基辅（参阅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到了第聂伯河和斯摩棱斯克城；从那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到达基辅山麓”）。那么，编年史家是从何处得到这一新的情节————夺取柳别奇的呢？《往年纪事》的编者根据奥列格和希腊人的条约修改了在它以前写的初始汇编的叙述（此叙述还见于现存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907年条在提到奥列格属下的城市中有柳别奇：“奥列格吩咐……为罗斯各城分发贡物：首先是基辅，其次是切尔尼戈夫……柳别奇及其他城市，因为这些城市统治者都是拥戴奥列格王公的。”《往年纪事》的编者根据此年条奥列格和希腊人的条约才加进柳别奇这个情节，看起来是可能的。《往年纪事》的编者本着自己的罗斯王朝统一性的思想，把上面提到的那些“大公”和奥列格安排的“僚属”等同起来。

    ［177］ 这句话的原文是“и придоста къ горамъ хъ киевьскимъ”这句怎么就突然出现双数（“придоста”）呢？（古俄语不仅有单数和复数，还有双数————译者注。）本来，我们在这里完全有理由看到的要么是单数，要么是复数的（因为在前文中只提到奥列格“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顺流而下）。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它反映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能解答这个谜。初始汇编在谈及这次征战的统领时始终提的是两个人：伊戈尔公及其将军奥列格。在该编年史中那些情节用的总是双数：начаста（开始），налезоста（来到），узреста（看到），съзваста（召来）。《往年纪事》编者改编了先于它的初始汇编的故事：奥列格在他的笔下是王公，而不是将军（根据是他收入自己编年史中的奥列格和希腊人的条约），奥列格在伊戈尔年幼的情景下成为这次征战的唯一的统领。但是古文本中领导这次征战的是两个人：伊戈尔和奥列格，古文本的痕迹也就通过此处所用的双数形式暴露了出来。

    ［178］ 两个王公共同执政的现象在罗斯很少见。10世纪的阿拉伯作家马苏迪只谈到斯拉夫王公迪尔，根本没提阿斯科尔德。可能，阿斯科尔德和迪尔在罗斯是不同时期的王公。因他们的墓都在基辅，民间传说就把他们说成是共掌政权的两位王公。把不同时期的王公用这种同时的死亡连在一起的现象很普遍，如《拔都灭梁赞记》把许多王公都说成牺牲在和鞑靼的战斗中，实际上他们有的死得早，有的死得晚，都是自然死亡（Л.利哈乔夫《拔都灭梁赞记》，《古罗斯战斗故事选编》，莫——列1949年版，第129页）。还应指出，后期的一些编年史说奥列格不仅杀死了阿斯科尔德和迪尔，还杀死了基伊、塞克和霍里夫（可能是根据某些口头传说；参阅Φ.基利亚罗夫《罗斯初始汇编年的传说》，莫斯科1878年版，第126页及以后几页）。

    ［179］ 文学家们从埃及、希腊、罗马、伊朗、蒙古及西欧许多国家的文学中找到很多类似的故事，借以证明用埋伏士兵或把士兵化装成商人的办法夺取城市，这种情节带有普遍性（A.C.奥尔洛夫《关于亚速的传说故事》，1906年，第158页及以后几页）。然而，没有必要去引证此类的同样故事：借助化装或埋伏战士来夺取城池是生活中的常事，从生活中直接进入文学中。特别是西麦昂编年史在1446年条说的德米特里·舍米亚卡和伊万·莫扎伊斯基用隐藏化装的战士夺取三位一体修道院：“他（伊万·莫扎伊斯基）吩咐把众多的雪橇伪装起来，像是装货的车，另一些装布匹，每台藏两个武装的人，其他人跟在后面，像是跟车的，当他们通过防线后，全体官兵从雪橇上跳下，消灭了敌军。”还可参阅斯捷潘·拉辛占领波斯法拉巴德城等故事。

    ［180］ 尼康编年史是这样来解释“客商”奥列格对罗斯王公这一奇怪的邀请的：在奥列格说那句话前还加上下面这段话：“我正卧病在床，我们得到了一大批贵重的珠子及其他饰物，此外我们的人还想和你们当面谈谈。”阿斯科尔德和迪尔回答说：“我们带上小批亲兵，上船去见有病的商客。”

    ［181］ 这里指的是基辅贵族的邸宅，贵族的邸宅是一种地理位置的标志，在《往年纪事》及后来的基辅编年史中不止一次地使用这种方法（如945年条：“即现今的戈尔佳季亚和尼基福邸宅所在地……即现今的沃罗季斯拉夫和丘金邸宅的所在地”）。

    ［182］ 谁是奥尔玛，不详，只知道他是尼古拉教堂的建设者，他的住宅离尼古拉教堂不远。

    ［183］ 伊丽娜教堂和伊丽娜修道院都是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建成的（《往年纪事》，1037年），它离格奥尔基教堂不远，在称为雅罗斯拉夫的城区。

    ［184］ 奥列格的话是有准确的含义报道的：奥列格宣布基辅为罗斯的首都（可参考希腊的类似名词 ————城市之母、宗主国、首都）。下面这句话正是和这次宣布基辅为罗斯国家的首都有关：瓦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人都来觐见，（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在此处还有几个字————“于是从此以后”，即从宣布基辅为罗斯首都后）他们称为“罗斯人”。奥列格执政以后的两项国家举措是：城市的防御建设（“开始建设城市”）和在幅员广阔的全罗斯向居民定期收取贡物（“给斯拉夫人、克里维奇人、麦里亚人确定应交的贡物……”）。这样，编年史家从奥列格在基辅登基起系统地开始描述他的国事活动。

    ［185］ 这句话的意思不很明白（称为“罗斯人”只是“其他人”，还是包括瓦兰人和斯洛文人；他们从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这样称呼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它反映了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说坐镇基辅的王公是伊戈尔。整句是这么说的：“奥列格有瓦兰人武士 和斯洛文人的亲兵队，从此 称为罗斯。”我认为这是最古老的文本，也是较准确的。它的含义是：他（指伊戈尔或奥列格）有雇佣的亲兵队（“瓦兰人”此处指的不是种族，而是职业），它由诺夫哥罗德的斯洛文人组成，并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此”）作为北方的王公（伊戈尔或奥列格）在基辅登基（而按《往年纪事》的说法，还宣布这座基辅城为罗斯的首都————“城市之母”）。他们一般称自己为罗斯人，而不是诺夫哥罗德人或瓦兰人。试比较《往年纪事》前面提到的：“由于那些人……那些属于瓦兰族的人，而原先是斯拉夫人”，其意思是诺夫哥罗德的亲兵队（“斯拉夫人”）自从外请王公后而称为瓦兰人。这样，编年史家正确指出了从什么时候，并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在诺夫哥罗德把王公的亲兵队称为“瓦兰人”（862年条），又在什么时候在基辅不再称他们为“瓦兰人”，而简单地称为罗斯人（882年条）。确实，在奥列格和伊戈尔的条约中，王公的亲兵队（不管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基辅人、诺夫哥罗德人或是“楚德人”）都说自己：“我们属于罗斯族。”

    ［186］ Б.Д.格列科夫院士注意到这句话的用词：奥列格是“确定”（“устави”）贡物，而不是“征收”（“възложи”）贡物；“确定”这个名词用作整顿的意义，即制定好一定的合法的规章制度，而“征收”用于向被征服的人民课以贡税，如884年条：“战胜了谢维里安人，向他们征收不重的贡物”（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298页及以后几页）。因此，奥列格对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麦里亚人的关系不是作为征服者，而是作为一位国事活动家为自己的臣民确定贡物。

    ［187］ 这一情况不是所有编年史都作同样的报道。乌瓦尔编年史（乌瓦尔，历史博物馆188）是这样说的：“在全国确定了贡赋：从诺夫哥罗德各收300格里夫纳，这数目一直交到现在。”这里没提瓦兰人。这文本的古老可以从其结语得到证明：“这数目一直交到现在。”乌瓦尔编年史188是罗斯托夫编年史，它的史料来源之一是相当古老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此文还见于基里洛——别洛泽罗编年史（简本）。叶尔莫林编年史很自然地去掉了“这数目一直交到现在”这句话。后期的诺夫哥罗德一些编年史这么加以更改：“现在已不缴纳。”看来，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是乌瓦尔编年史和基里洛——别洛泽罗编年史。基辅王公当然为自己收取贡物，未必会确定有利于瓦兰人的贡物（试比较《往年纪事》后面的883年条，884年条和885年条关于基辅王公为自己征收贡物）。《往年纪事》上说“这是雅罗斯拉夫逝世前向瓦兰人缴纳的数目”，修改了以前的初始汇编的文本（“现在已不缴纳”），类似的更改还见于叶尔莫林及诺夫哥罗德后期的一些编年史等。《往年纪事》所不同的只是它还受“瓦兰理论”的统治。

    ［188］ 编年史的6391、6392、6393（883、884、885）这几年条连续地讲了奥列格继续从事统一罗斯国家的工作，这一事业是882年夺取基辅、宣布它为罗斯国家的首都、设置它的防卫和收取贡物开始的。883年条讲的是奥列格降服了附近的德列夫利安人，并课以贡物（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上写的是伊戈尔）。884年条讲的是奥列格又降服了较远的谢维里安人，也课以贡物。885年条讲的是奥列格降服了拉迪米奇人，同样课以贡物。奥列格只是未能征服乌利奇人和提维尔人，但他为此作了努力，此事编年史家绝不是随便提到的。

    ［189］ 希利亚格是一种钱币，其名称的来源和准确概念，不详。964年条又一次提到了这种货币。看来，这是波兰货币（试比较щьляг〔希利亚格〕和其他货币的名称：立陶宛货币szillings，盎格鲁撒克逊的货币scilling，哥特货币skilliggs，波兰货币szelag）。以波兰货币“希利亚格”向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收取贡物，显然是编年史家臆测出来的（因为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的始祖：拉迪姆和维亚特科是“属于良霍人”）。实际上，在这些部落的居住地区考古学家没有找到任何一枚“希利亚格”钱币。Б.А.罗马诺夫在其《古罗斯文化史》（莫——列1949年版第376页）的《货币和货币流通》一章中写道：初始汇编保留了9——10世纪向被征服的这些和那些部落征收贡物的多种传说。11世纪中叶的城市编年史家记下了这些传说。因为传说是经他们手写的，所以他们可能更多地是去记述当代的实际，而不是准确再现他们100——200年前的事实。看来，他笔下提到的各种贡物形式都曾存在于11世纪。但贡物主要的是实物：“似乎是9世纪中叶瓦兰人向北方的斯拉夫————芬兰居民每户征收的，以及可萨人向南罗斯部落征收的白松鼠皮”（拉夫连季编年史859年条）（参看注156，是对此词的另一种理解：“白”是指银币，“веверица”是灰鼠皮。————译者注）。似乎是奥列格向德列夫利安人征收的《黑貂皮》（拉夫连季编年史883年条）。在同一编年史中（885年条和964年条），叙述奥列格和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故事中有关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时，总要提到“希利亚格”（先令），可萨人也从“每户”征收1希利亚格钱币。但是，如果只根据这种极一般的材料就想象某一部落总的经济水平，并认为如拉迪米奇人或维亚提奇人甚至在11世纪就完全受货币流通的控制，那就不对了。被迫向基辅或别处缴纳贡物的“部落”在11世纪已经是相当分化的社会，有各自的王公，各自最“优等”的人，并且向他们收取贡物的本身在细节上受部落内部这些关系的程度所决定。从宗主国——庇护者的角度看，它们都是“斯麦尔德”；而向这些“斯麦尔德”收取贡物的责任完全落在现存的当地机构身上。那些部落已有的全部机构就改头换面加以利用。著名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在谈到诺夫哥罗德人征讨尤格拉（1193年）时，就讲了贡物的征收方法……抄写者的想象是这样收取贡物的，它是系统的和长期的（如果不是正好一年的）积蓄、金钱和实物的结果，并由缴纳者自己收集，庇护者既不参与收集的技巧，也不规定收取的对象，更不管其较多的积蓄。在这种情况下向每户要收什么样的毛皮，多少钱币不管，只管收取总的数目，而不管当地每户真有多少钱或有什么样的毛皮。在此之前，该部落机构内部如何“积资”，采用什么非经济的或经济的手法，胜利者不管，胜利者接触的只是当地的王公、“城市”，而不是群众或某个山沟小村庄。这在实际上造成无限的可能性：实物换成钱、钱换成实物的各种变换。

    ［190］ 此条内容来自哈马托罗斯续编：“瓦西里逝世，智者立奥继承专制统治，执政达26年零8个月”（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527页）。把这事放在6395（887）年条是因为马其顿王朝瓦西里一世皇帝（867——886年）登基是在6376（868）年条，编年史说他执政了19年。这样，编年史家算出的日期（887年）的准确性就是相对的了。

    ［191］ 乌果尔人从基辅旁通过，而没有和土著部落发生冲突一说值得怀疑。此处编年史家用的可能是解释地名的传说，它以乌果尔人此地（在此狭窄的地域）的起源来解释乌果尔山名称的由来。不过，此名称也可能有另一种来源：例如，乌果尔商人的居留地。很可能，编年史家在自己的史料中把基辅附近的乌果尔山当成乌果尔山脉————喀尔巴阡山脉了。乌果尔人确实在自己的一路上翻越了乌果尔山脉（文中随后讲到）。看来，898年条指的是乌果尔人这次迁移，因为以后说的事件至少是发生在885年（美多德去世之年）之前和869年（君士坦丁去世之年）之前。A.A.沙赫马托夫对此写道：“6406年（898年）和乌果尔人迁往西欧的时间相当接近，这一情况使我们认为这一日期不是偶然的和空想出来的。马扎尔人在893年已到了多瑙河河口；立奥皇帝用重礼怂恿他们的军事长官阿尔帕德和库桑去打那些使帝国不得安宁的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的西蒙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后，发兵攻打希腊。自称‘保加利亚沙皇’的西蒙在战胜希腊后，联合佩彻涅格人攻打比萨拉比亚的马扎尔人，逼他们退往北方，最后他们在多瑙河和提萨河之间的地区终于定居下来。由此可知，马扎尔人攻打居住在多瑙河流域的斯洛文人大约在898年；895年他们占领了当今匈牙利的南部。我想，《圣书翻译的传说》一书因此把马扎尔人占领多瑙河中游和征服当地斯洛文人的日期定为6406（898年）。《往年纪事》的编者从上面《传说》一书中找到这一时间，因而把马扎尔从东方出现，并（根据地名）说他们经过基辅是在这个时间也就很自然了”（《往年纪事》及其史科，古代俄罗斯文学部，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83页）。

    ［192］ 波洛韦次人（库曼人）在南罗斯草原最早出现的时间是11世纪30——40年代。罗斯和波洛韦次人第一次接触是在1054年条。编年史此处提到的是最早的一次。

    ［193］ 这句话开始插了一段关于斯拉夫文字的产生、基里尔（君士坦丁）和美多德的莫拉维亚使命的叙述。A.A.沙赫马托夫和H.K.尼科尔斯基等学者认为这是一段编年史以外的叙述，它和其他史料一起收入《往年纪事》中。事实上，这段叙述的对象已超出了11——12世纪基辅编年史家的注意范围，与此同时，这段叙述也反映了其作者相当熟悉君士坦丁和美多德的事迹及西斯拉夫人的历史。A.A.沙赫马托夫认为这段叙述可以称为《圣书译成斯拉夫语的故事》，他推测收进《往年纪事》的只是全文的一部分。很可能，这《故事》是《往年纪事》前言说天道地部分的某些史料的基础。为什么把这段《故事》放在898年条，不详。无论如何，翻译圣书的时间是不确切的，因为君士坦丁死于869年，而美多德死于885年。其他史料说创制斯拉夫字母表的日期是公元885年。看来，898年的日期只确定为乌果尔人路经基辅（见前）。《故事》中未留传部分的片段，A.A.沙赫马托夫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在《当离开希腊时拉丁人纪事》中找到（参阅A.波波娃《古罗斯人抨击拉丁人的著作文史概述》，莫斯科1875年版，第178页及以后几页）。《故事》把《美多德传记》作为史料使用，但只是在第二部分，而第一部分是按记忆写的，因而有不准确的地方（以后再讲到）。

    ［194］ 编年史家断言斯拉夫字母是基里尔——君士坦丁创造的，这在后面会讲到。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基里尔（君士坦丁）创造的字母是最初的 斯拉夫字母，在它以前没有别的字母，甚至编年史家也并不是这种看法。在阿拉伯作家伊本——法德兰的著作《游记》（10世纪初）（《伊本——法德兰的伏尔加游记》，И.Ю.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主编，莫——列1939年版，第83页）和10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伊本——埃尔——涅季姆的著作《科学成果录》（А.Я.加尔卡维《伊斯兰作家关于斯拉夫人和罗斯人的记述》，圣彼得堡1870年版，第201页）中，我们找到了早在基里尔——君士坦丁前就有斯拉夫文字存在的材料。伊本——埃尔——涅季姆努力复制斯拉夫的铭文，但是看起来很不准确。古罗斯铭文属于10世纪前半叶（Д.А.阿弗杜辛和M.H.季霍米罗夫《古罗斯铭文》，苏联科学院通报，1950年，第4期）。B.A.戈罗德佐夫在梁赞地区的考古发掘中，找到许多陶器，上面有像字母形状的记号（B.A.戈罗德佐夫《出土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札记》，考古学报，1897年，第12期，第389页；1898年，第11——12期，第370——371页）。A.B.阿尔齐霍夫斯基谈到在特维尔古坟中发掘的小铜牌上有形似字母的符号（《考古学引言》，莫斯科1941年版，第112页）。关于罗斯早在接纳基督教前就有文字，罗斯和希腊的许多条约就直接可资证明（见后）。修道士赫拉勃尔在斯拉夫文字的故事中早在基里尔前就直接谈到了某些“笔画含义报道和刻号”；“以前斯拉夫人没有书籍，用笔画含义报道和刻线来计数，相信多神教，洗礼后，用罗马和希腊文字书写”（H.沙法里克《斯拉夫人的古代》，历史部分，卷2，第3部，1842年，第109——110页）。最后，基里尔——君士坦丁传记本身也讲过他在科尔松遇见一个罗斯人，他有许多罗斯书：“他到科尔松……找到了一本用罗斯文字写的经书和赞美诗集，还碰上用这种文字说话的人，元音和辅音结合使用的文字语言，向神祈祷，引起他的好奇”（《哲学家君士坦丁传记》，古罗斯历史学会读物，1865年4——5月，第75页）。但是，有些学者很想证明这本传记讲的“罗斯”文字实际上不是罗斯的，然而徒劳无益。可是必须指出，古罗斯当时就公认基里尔——君士坦丁在科尔松找到那些罗斯文字就是基里尔创造的斯拉夫文字的基础。这样看来，早在古罗斯就已认为基里尔并不是斯拉夫文字最早的发明者，早在他以前就已存在某种罗斯文字，尽管它具有当时特有的宗教形式。

    ［195］ 《圣书译成斯拉夫语的故事》的第一部分错误较多，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可能是由于凭记忆编写的，没有史料可作参考。罗斯提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克和科采尔都未曾派使者去朝见米哈依尔皇帝，因为科采尔是德国的附庸，他没有权利和拜占庭发生独立的联系。只有莫拉维亚的王公罗斯提斯拉夫在862年派使团到君士坦丁堡。罗斯提斯拉夫和拜占庭拉关系的本意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此以前德国的传教士已遍布莫拉维亚。罗斯提斯拉夫为了保留捷克——莫拉维亚部落文化和宗教的独立性，就谋求与拜占庭结盟。如同哲学家基里尔——君士坦丁和美多德的“壁画传记”所证实的那样，罗斯提斯拉夫的使团请求皇帝用斯拉夫语宣讲基督教义（德国的牧师们是用拉丁语宣讲的）。使者们说德国的、拉丁的和希腊的传教士“教我们这样那样，可我们是一些普通的斯拉夫人”。

    ［196］ 按美多德传记的材料，当莫拉维亚的代表团来到时，列夫（君士坦丁和美多德的父亲）已经去世。这是我们上面指出过的《圣书译成斯拉夫语的故事》前部分的不确切处之一。

    ［197］ 按基里尔和美多德传记的说法，米哈依尔皇帝对基里尔——君士坦丁说：“思想家，你已听到了（使者的话），除了你没有别人能完成这个任务。”米哈依尔着重指出，他，即基里尔，有“极大的才干”，在斯拉夫人中间讲道，特别是兄弟俩懂斯拉夫语言：“你们是塞卢尼人，而且塞卢尼人都能说纯粹的斯拉夫语”（在塞卢尼有相当多的斯拉夫居民）。基里尔，如传记中断言，答应如果斯拉夫人有文字，他就愿意去宣传基督教：“如果他们有自己语言的字母，我就愿意去那里。”皇帝对此说道：“我的父亲和祖父，还有许多人都找了而没办到，那我又怎能办得到呢？”基里尔反驳说：“那谁又能在水上写字，或又有谁愿为自己起一个邪教的名字呢？”基里尔在动身去斯拉夫人那里以前（而不是像《往年纪事》所说的基里尔来到他们那里以后），先发明了字母。古斯拉夫文献留给我们两种字母：所谓“基里尔字母”（这种字母后来固定为罗斯及南斯拉夫人的文字）和所谓“格拉戈利字母”。基里尔创制的是这两种文字字母的哪一种————这在科学界说法各异，目前没有最后肯定的结论。笔者倾向于相信基里尔创制的是“格拉戈利字母”————这是一种奇异的、明显是人造的字母，它后来没得到推广。而“基里尔字母”（它是后来才得到这个名称的）在基里尔之前就在斯拉夫各族人中广为流传。它是在最有学问的斯拉夫人想用希腊字母来拼写斯拉夫语的自然愿望上产生的。与此同时，人们使用了最便于在硬材料（石头、木头、泥土）上书写的多角字体。基里尔不愿把希腊字母用作斯拉夫字母，他发明斯拉夫字母，努力使这种字母具有更多的外形特点（试比较斯捷凡·佩尔姆在14世纪发明的和罗斯字母截然不同的佩尔姆字母）。（本问题的书籍可参阅：Л.В.切列普宁和H.C.恰叶夫《古文字学》，莫斯科1945年版）。

    ［198］ 所谓《新约》————《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加工，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6，第2部分，1936年，第430——431页；中文本第22卷，第552页）。《使徒行传》是使徒的书信集，他们因各种不同的事写给各基督教团体或某个人，信中讲述基督教教义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不同情况下的运用。此外，在《使徒布道》这章讲述使徒们在各国传播基督教的活动。《福音书》讲述耶稣基督的传说故事。

    ［199］ 《圣诗集》————《圣经》之一。它收集了作于不同时期的150首圣歌，供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仪式之用。《八重赞美诗集》是东正教作礼拜的书籍之一，书中的赞美歌分八个“声部”或八个曲调（希腊语 ————八， ————声部）。

    ［200］ 根据圣经的传说，彼拉多（罗马帝国驻以色列的总督）命令在耶稣基督的头上方的十字架上钉上一块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罗马（拉丁）文写的牌子：“犹太人的国王、拿撒勒人耶稣。”西方的（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就以此为根据推出主张：基督教在传教、做礼拜等都必须用这三种语言中的一种来进行。

    ［201］ 德意志教会认为把经书翻译成斯拉夫语是异端。基里尔——君士坦丁和美多德被召到罗马，但在罗马得到刚登上教皇宝座的哈德良二世的意外的支持：哈德良二世知道基里尔——君士坦丁和美多德在莫拉维亚和潘诺尼亚传教成绩卓著，就决定以自己的名义把他们重新派回斯拉夫各国，主要目的是使斯拉夫人受自己的影响。基里尔——君士坦丁死于罗马，而美多德得到用斯拉夫语传教做礼拜的权利，回到了莫拉维亚，并很快接受潘诺尼亚王公科采尔的请求，担任主教的教职。然而教皇的庇护只是外部力量而已，德国人打败了莫拉维亚王公斯维亚托波尔克，把美多德投进监狱，直到斯维亚托波尔克战胜德国人后，美多德才被释放。

    ［202］ 基督的12位精选的传道弟子被称为使徒，还有70位基督教最早的传教士也得到了使徒的名称，安德罗尼克就是其中的一位。

    ［203］ 编年史的整个这段取材于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皇帝见此情景，大为震怒……向乌果尔人纳贡，让他们出兵攻打西蒙……乌果尔人出兵占领了整个保加利亚领土。西蒙得知后，回师攻打乌果尔人。两军在（多瑙河）两岸摆好阵势，在战斗中保加利亚人惨败，西蒙脱险逃往捷列斯特尔。”（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529——530页）。这里指的是拜占庭皇帝立奥企图征服保加利亚。当时，保加利亚不愿再忍受一小撮拜占庭商人独家控制保加利亚全国的商业经 营 利益。立奥采取了拜占庭政客的惯用手法：鼓动匈牙利人去打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的沙皇西蒙留守在自己的城堡里，艰苦地进行防卫，但当匈牙利人撤兵时，西蒙在比萨拉比亚击溃了匈牙利军队。乌果尔人的远征发生在893年，而不是902年。编年史家是从何处得来这一错误的日期，不得而知。沙赫马托夫想证明它取材于尼基福的快捷年鉴（《往年纪事》及其史料来源，古代俄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68——69页）。

    ［204］ 阿尔汉格尔城编年史补充说：“10岁”。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说：“为自己从普斯科夫领回一位名叫奥尔加的女子为妻”（此处已说明伊戈尔已独立行动），还说：“奥尔加聪明伶俐，后来她生一子————斯维亚托斯拉夫。”16世纪的尼康编年史及其他编年史把伊戈尔招募军队，集结战船也放在此年条。特维尔编年史说办此事的不仅是伊戈尔，还有奥尔加。后来，围绕伊戈尔和奥尔加的婚事编造出许多传说故事，但这些故事都很少有什么历史依据（这些传说故事可见于Ф.基里亚罗夫的著作《罗斯初始汇编中的传说》，莫斯科1878年版，第153——158页）。然而，印刷厂编年史这样说奥尔加：“有些人说奥尔加是奥列格的女儿。”

    ［205］ 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说奥列格远征希腊的日期是6430年（922年）。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开始部分收入比《往年纪事》更古老的所谓初始汇编的内容。初始汇编的年代安排和《往年纪事》上的年代在许多地方大有出入。初始汇编上的年代只是根据罗斯人编纂的年代记。在那编纂的年代记中认为伊戈尔那次失败的远征是在920年，是在报道罗曼登基行加冕礼之后。而奥列格的远征在初始汇编中被描绘成是为伊戈尔惨败的复仇行动，因而把它说成是在922年（921年是招募准备）。在《往年纪事》中奥列格和伊戈尔远征的日期根据希腊和罗斯的条约日期得以纠正。初始汇编的编者手头没有这些条约，《往年纪事》的编者才得到这些条约。《往年纪事》的编者不仅按其改正了远征的日期，还注意到下列情况：奥列格在911年的条约中不是被称为伊戈尔的将军，而是颇为独断行事的罗斯大公。不过，A.A.沙赫马托夫认为907年的条约是不存在的（埃维尔斯、托宾、谢尔格耶维奇都有类似的看法，可参阅）。按照A.A.沙赫马托夫的意见，907年条约的条款是《往年纪事》的编者人为地从911年条约中抽出来的（参阅A.A.沙赫马托夫的文章《对奥列格和伊戈尔与希腊签订条约的几点看法》，新语文学协会论丛，1914年，第8期）。问题在于《往年纪事》的编者注意到911年条约开头的那句话“如同另一文本”（此句意思在以后的注释中还要作解释）。《往年纪事》的编者由此得出结论：在911年条约前还有一个条约，他设想此条约订于907年，认为这是在奥列格得胜后马上签订的事前准备的第一个条约。编年史家（《往年纪事》的编者）从911年条约的条文中抽出一部分成为这907年的条文。那么编年史家为什么要把奥列格的远征和他凭想象而形成的第一个条约定在907年呢？对此问题A.A.沙赫马托夫是这样推论的。编年史家把奥列格和伊戈尔执政的年代定为史诗中的数目33（可能根据民间传说），试比较奥列格被蛇咬死的故事末的一句：“他一共统治了33年。”在年代表中伊戈尔执政是852年：“从伊戈尔元年到斯维亚托斯拉夫元年为33年。”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上说伊戈尔逝世的日期是945年（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也说是这一年）。因此编年史家确定奥列格死于912年（945－33＝912年）。《往年纪事》的编者对奥列格远征的年代也取自民间传说。关于奥列格之死在民间传说中是这么说的：他早在远征希腊前就已失去自己心爱的马。“他来到基辅，住了4年，第五年他想起了巫师曾预言他会因之而死的那匹马。”编年史家因此作出结论：奥列格是在他死前的5年出征，即907年。但是，A.A.沙赫马托夫的这种推论有一个障碍：民间传说很可能不会使用这个数字————5年，5这个数字不是罗斯史诗爱用的数字，它惯常用的数是3、7、33等。不过，也可以倒过来解释：如果编年史家从别的史料中得知奥列格远征是在907年，而去世是在912年，那他会很容易得出5这个数目。

    ［206］ “толковины”一词的准确意思不详。该词只在《伊戈尔远征记》中出现了一次……看来该词和“толковать”有关系，即解释、翻译的意思，由于古代当翻译的一般都是边区的居民，可以想象和罗斯南方的希腊居民有紧密联系的提维尔人就常充译员。如果我们考虑此处谈的是奥列格为进军希腊招募人员，那文中把提维尔人称为译员也就合乎逻辑了。《伊戈尔远征记》中说的“погание тльковинъ”（蛮族译员）看来指的是那些定居在罗斯土地上的波洛韦次人————多神教徒，他们接受罗斯的文化，并在罗斯和波洛韦次的谈判中常常充当翻译。B.M.伊斯特林也认为“тльковин”指的是翻译（《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2，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246页）。

    ［207］ 舒特————金角湾，它把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加拉塔分开。这个头等的港湾在危难时刻就用铁链“封锁”起来，铁链连在海湾入口处两边的岗楼上。土耳其人贾瓦特·埃萨德这样描写这条锁链的位置：“封锁住金角湾的大铁链的一头固定在和这些大门（指涅奥里门或叶弗格尼门）相邻的塔楼上，另一头固定在对岸加拉塔的另一座塔楼上，这座塔楼坐落在现称为库尔顺卢·马赫津的城堡附近。”（贾瓦特·埃萨德（《君士坦丁堡》，萨巴什尼科夫家族出版社，莫斯科，1919年，第98页。）严厉的加拉利德史诗中说，他在1042年如何从君士坦丁堡突围出来，当时他的两艘战船中的一艘由于封锁舒特湾的铁链而沉没。一位诺夫哥罗德的目击者撰写的十字军骑士夺取帝都记，它被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收在1204年条，里面写道：十字军骑士（佛郎机人）“来到舒特湾，击碎铁器的封锁，逼近城市，烧毁四处房宅”。后期的编年史完全准确地理解《往年纪事》此处的说法。里沃夫编年史（16世纪）解释说“铁器指的是铁链，它从拉赫尔教堂（即弗拉赫尔尼季萨的圣母教堂）设置的障碍”。特维尔编年史说：“即从加拉塔到拉赫尔教堂连起来设置的铁链。”这里说的“弗拉赫尔尼季萨教堂”不确切。

    ［208］ 有些资产阶级的文学研究家力图把编年史的这段叙述看成“旅行的”文学题材。然而装上轮子的小船和大船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如安娜·科姆宁穆写道，她的父亲阿列克塞皇帝在希腊人和十字军骑士围困尼西亚时命令把轻便的船只放在车上，把船只运到城郊的湖畔（《阿列克塞传记》，卷11，第2章，英译本E.A.S.Dawes，1928年，第272页）。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弗隆廷写的拉克杰蒙统帅利赞德尔和自己的舰队被困在雅典湾，他让自己的战士把船都安上轮子从陆地绕了过去的故事未必是文学的虚构。在罗斯的北方河运中，把船按上轮是一种很平常的现象，船只装上大小轮子“拖拽”主要是在罗斯的北方，在河流的分水岭地域，特别是在罗斯中部山地，那里至今还保留有和这种“拖”船（волочение）有关的许多地名，如上沃洛乔克（ волочок）、扎沃洛奇耶（заволочье）。基辅的编年史家讲述奥列格船队在陆地行走当成一件什么奇事。这也可理解：基辅一带没有“拖船”的事。但是对于“诺夫哥罗德人”的奥列格及其诺夫哥罗德亲兵队对此则习以为常。奥列格本人在率领自己军队从诺夫哥罗德去基辅时，在洛瓦特河和第聂伯河上游之间就必须拖船而过。此外在顺风的情况下那些“拖船”的人扬帆，使装轮的船行驶得更快，也不足为奇。当希腊人“封锁”了舒特湾，即他们挡住船只去帝都的水路，奥列格自然要“拖船”去帝都。因此，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该史纳入初始汇编的叙述）在讲了希腊人“封锁了舒特湾”后说：“（奥列格）命令把战船拉上岸。”奥列格把自己的战船抬高，拖过拦着的铁链，然后再放进金角湾的水中，放到帝都前最薄弱的防御地带。1453年土耳其人从北面进入君士坦丁堡采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把自己的战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佩拉把自己的船只拖进金角湾。（这点可参阅А.Ф.别利亚耶夫的文章，载《Byzantina》，卷3，俄罗斯考古协会古典部通报，卷4，圣彼得堡，1907年，第82页）

    ［209］ 这里说的德米特里指的是圣德米特里·索伦斯基（公元4世纪）。为什么在此处奥列格被比成德米特里·索伦斯基，不详。在德米特里传记中并未提到他曾猜出给他下了毒的事。

    ［210］ 格里夫纳在罗斯既是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又是货币单位。在《罗斯法典》的处罚的等级表中，格里夫纳起着主导的作用。它的现实价值是很高的：在古罗斯，马是很珍贵的，一匹马值2——3格里夫纳；按《罗斯法典》的规定，杀害自由人赔偿40格里夫纳；杀害“王公战士”（亲兵）赔偿80格里夫纳。奥列格索取的希腊贡物数目当然是民间传说惯有的史诗般的夸张。假设每一格里夫纳为三分之一镑，那总数为960000格里夫纳（根据Д.И.普罗佐罗斯基的材料：《18世纪末以前罗斯的货币及重量》，圣彼得堡1865年）合计为8000普特白银。如果注意到白银在10世纪的价值，这数目按19世纪后半叶的牌价计算，应值6720000卢布（Б.А.罗马诺夫《货币和货币流通》，《古罗斯文化史》，卷1，莫——列1948年版，第377页）。但是Б.А.罗马诺夫（在同书中）指出：“在古罗斯境内既不产金，也不产银，但由于往三个方向（东、南、西）的对外贸易和战争无疑积蓄了相当一批贵金属。自然，不能全都用来造币，其中很多被手工加工为装饰品、生活摆设和日用品。此外，像现在我们见到的，不少贵金属还用来造币————造了不少的格里夫纳（成锭）。”Б.А.罗马诺夫接着说，斯摩棱斯克的“预算”收入是一笔可观的数目————3000多格里夫纳（按1150年的文献）。Б.А.罗马诺夫指出，1015年智者雅罗斯拉夫率领军队从诺夫哥罗德去攻打基辅，军队开支————每市民为10格里夫纳，诺夫哥罗德每个平民为一个格里夫纳。尽管编年史上的数目有各种相对性，但如果注意到每个瓦兰人也像诺夫哥罗德人一样得10个格里夫纳，参加远征的市民只有1000人，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次巨大的政治行动的经费为22000格里夫纳。Б.А.罗马诺夫分析这个及其他类似的事实，得出结论：“从数字中说奥列格的传说每个‘桨架’为12格里夫纳就接近于难以理解的程度，传说中这种神奇性只有把它认为是船只的数字才可以理解”。（同上，第378页）

    ［211］ 如同A.A.沙赫马托夫推测的，奥列格907年的条约是编年史家根据它后来的911（912）年的条约人为地编造出来的。同意A.A.沙赫马托夫这种观点的有A.E.普列斯尼亚科夫、С.П.奥勃诺尔斯基院士及其他许多条约的研究家。事实上，907年的条约及其后来的911（912）年的条约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整体；907年条约和911（912）年条约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需要重新签订和约的引发事件（编年史上的908年、909年、910年、911年都是“空着的”）。编年史家的人为地编造出一场和平谈判和907年条约文本只能在下列情况下发生。时间比《往年纪事》更早的初始汇编（可参阅反映该汇编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在谈到奥列格胜利凯旋前这么说道：“奥列格命令缴纳100、200艘战船份额的贡物，每人12个格里夫纳，而每只船是40人；他本人也拿了金子和锦缎，并且确定罗斯王公的贡物至今还在缴纳。”这段话的前部分保留在《往年纪事》里。《往年纪事》的编者然后描述了条约签订的一幅典型的情景：“希腊人对此表示同意，开始言和，为了保全希腊的国土，奥列格从首都稍加后撤，与希腊皇帝立奥和亚历山大开始和平谈判。”接着，编年史家列举奥列格使者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来自911年条约，但名单中的名字减少了，只提开头的四位和最后的一位使者。编年史家把希腊人一次应向罗斯人缴纳的贡物数额作为907年条约的第一条。这一次交付的贡物前面已读到：“奥列格命令交付战争赔款，2000艘战船的份额，每个桨架12个格里夫纳”（试比较前面的：“奥列格下令缴纳2000艘战船份额的贡物：每人12格里夫纳，而每艘战船是40人”）。把“每人12格里夫纳，而每艘战船是40人”这段削减为简短的“每个桨架”，是因为编年史家知道，前往帝都的战船一般是每只船40根桨，为了节省用词，就用“桨架”以代之。以后关于纳贡的叙述也采用这种推论的方法（可参阅后面奥列格911年条约原文，在那里列举了有权在帝都得到一个月给养的城市、商人和使节）。接下来的两个条款是从911年条约中借用过来的。它们规定希腊人对罗斯人应尽的义务。其中第一条说的是应付给罗斯使节的费用以及付给罗斯商人的月粮，还有希腊人保证供给各种回国的罗斯人的食品。第二条说的是为来到帝都的罗斯人规定某些限制性条件，为到来的罗斯人供应月粮和罗斯商人在帝都可免税贸易。911（912）年条约中没有这两个条款，正因为它们已转到907年条约中去了。944（945）年的伊戈尔条约基本保留了911（912）年条约的条款，另外还补充了907年条约的条款。由此可知，907年和911（912）年的条约是一个整体，它和944（945）年的条约类同。В.И.谢尔格耶维奇早就指出907年条约的条款在911年条约中也应有（《10世纪希腊和罗斯的法律》，国民教育部杂志，1882年1月；《讲座和研究》，第4版，第632页及以后几页）。В.И.谢尔格耶维奇注意到944年条约的目的是重申“名存实亡的和约”。这一“名存实亡的和约”只能是911年条约。944年条约两次直接引用911年这个条约：“按已有的条款”和“按已有的条款”。但是911年的条约没有为这些引证辩护的条款。与此同时，符合这两条引证的两个条款都收录在907年条中。由此可知，这两条是从911年条约中抽出转到907年的。A.A.沙赫马托夫还指出了911（912）年条约中被抽到907年条约的那些条款所在的地方。事实上，研究工作者早就注意到条约中有个别条款冠以标题（如“罗斯和俘虏”）。然而在911（912）年条中有一个难以理解的没有本身条款的标题：“罗斯的贸易”（伊帕季编年史和拉济维尔编年史也有“从罗斯的贸易收入……”）。这个标题明显有所损坏。可能这一条的名称是：“关于罗斯人领取月粮和经贸活动。”（试比较944年条约中相应条款的内容）这样，它将和907年条约第一条相适应，该条留在条约中正好没有任何标题。这就是A.A.沙赫马托夫描绘的编年史家重写的907年条约的情景（《关于对奥列格和伊戈尔与希腊人条约的几点看法》，新语文学协会论文集，1914年，第8期）。С.П.奥勃诺尔斯基的研究论文《罗斯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的语言》（论文选《语言与思维》，卷6——7，1936年）肯定了A.A.沙赫马托夫的结论：907年条约和911（912）年条约在语言上相互没有区别，而944（945）年条约的语言则不同于907年和911（912）年条约的语言。

    ［212］ 桨架的意思是“船身上的开口处或系桨桩，船桨从那里伸出摇划”（达利词典的解释）。

    ［213］ 在条约原文本身，也是在该年条，只提到前三个城市：“当时来领取自己月粮的（有从下列城市来到帝都的罗斯人）————首先是基辅，然后是切尔尼戈夫、佩列亚斯拉夫利及其他城市。”944年条约也重复地说了这一句，只提了三个城市。Б.Д.格列科夫对此这么写道：“完全可能，是编年史家自己在这些城市之后又加上了波洛茨克、罗斯托夫和柳别奇三个城市。也很可能作了这一增补的不是《往年纪事》的作者，而是他的继承者————编纂者。重要的不是谁干的而是对此有何根据。在此增补中最值得引起怀疑的是波洛茨克，如果根据拉弗连季编年史的材料，波洛茨克只是在980年弗拉季米尔一世时才归并到基辅王公的管辖。文中把基辅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在其著作（《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一书中也把基辅说成是某种经济和政治的中心。9世纪末或10世纪初的阿拉伯作家贾伊哈尼以及西欧的史料都把隶属于基辅的全部地域称为罗斯。”（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291——292页）

    ［214］ 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所有条约原文都再提到，这些人都是隶属于臣服于奥列格的王公。在911年条约中在列举了奥列格派往拜占庭办条约手续的使节后说：“他们是罗斯大公奥列格及其属下的所有英明的大公及其大贵族派来的。”条约往后也以这种表达方法几次谈及……944（945）年条约也谈到这样一些隶属于基辅王公伊戈尔的王公：被派往希腊的使节和客商“来自罗斯大公伊戈尔，来自罗斯大地的各王公、各村社。”条约往后关于使节的几行表达略有不同：“我们的伊戈尔大公，他的王公和大臣们，全罗斯人民派我们来见罗曼和君士坦丁，来见斯捷凡和希腊伟大的皇帝，和皇帝本人、和所有大臣、和所有希腊人永建爱心，像太阳永远普照大地，像全世界一样永存。”Б.Д.格列科夫院士和C.M.索洛维约夫争鸣，索洛维约夫认为这些王公是基辅王公的“亲属”，而格列科夫则写道：“这些王公被冠以一些华丽的拜占庭头衔，如果把他们认为是一些地方的王公，未必不是更正确的。基辅的王公们一贯压制他们，使其臣属自己，然后加以杀害。当写编年史时，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已被遗忘。而另一些人的名字，编年史家认为不必提出来，因为编年史家相当明确的任务是更生动地描述留里克王朝王公们的历史，所有其他王公族系无疑都是敌对的，因为我们知道留里克家族是如何无情地镇压那些反抗他们的地方王公的。”（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293——294页）

    ［215］ 月粮————一个月的给养。

    ［216］ 945年条约也有这么一个相应的条款。有的条款它没有，就引证以前条约的条款（911年）：“返回罗斯的人可以从这里领取所需的东西、途中的食物，按以前的规定 领取他们需要的物品。”

    ［217］ 907年条约整个这一条几乎逐字逐句都和944年条约相类似的第二条相适应。

    ［218］ 此处及其他条约（944年、971年）的结束部分引人注意，罗斯不是按日耳曼方式，而是按斯拉夫方式，以斯拉夫神灵的名义发誓。这一情况表明即使使者中有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也已大大斯拉夫化了，显然，他们已把自己认为是斯拉夫人的代表。在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于980年在基辅“王宫外”山岗上设立的神像中，佩伦神像位居第一。同年，多勃雷尼亚在诺夫哥罗德也建立了一尊佩伦神像。看来，佩伦神是属于国家的庇护神，他不是狭隘的地方神灵，而是全罗斯性质的神灵。沃洛斯是“畜牧神”，但他不在弗拉季米尔推广的崇拜神之列，然而看起来他也不属于某局部地区的神灵，而是全罗斯的神灵：在基辅（波多尔）和诺夫哥罗德都建有沃洛斯神像。《伊戈尔远征记》也提到“维列斯”（即沃洛斯）。在该书中还提及维列斯的孙子————鲍扬，由此可否认为维列斯——沃洛斯不仅是“畜牧神”，而且还是诗歌的庇护神？

    ［219］ 伊帕季编年史的文本多少有些不同：“把自己的盾牌挂在各城门上，以表示自己的胜利。”看来，在古罗斯把胜利者的盾牌挂在自己占领的城市的主要城门上是胜利的象征，并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最有意思的是盾牌作为胜利象征的概念还反映在古俄语中，古俄语有一个固定词组：“взять на щит”（取之为盾）————意思是“夺取”、“一举拿下”，这一词组常常只和城市连用。

    ［220］ 关于罗斯人和斯拉夫人风帆故事全都带有民间口头传说的色彩，看来，这里说的斯拉夫人指的是诺夫哥罗德的斯洛文人。那么“罗斯人”准确地说是指谁呢，还难以断定（是指基辅人，或是王公的亲兵队，或是指罗斯人整体）。不管怎样，这段叙述明显地反映出诺夫哥罗德人的不满情绪，他们强调自己在奥列格的军队中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过着简陋而艰苦的行军生活。顺便指出，诺夫哥罗德都未被列入奥列格向敌方提出“贡物”分发的城市名单。————在《往年纪事》中不止一次地特别描述在行军和战斗情况下生活的艰辛（例如，可比较964年条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情况叙述和971年条他蔑视财富和那些五光十色的锦缎等）。

    ［221］ В.Л.科马罗维奇注意到奥列格的绰号为“先知”的特殊色彩。“在古罗斯听取忏悔的神父后期的实践中，‘先知’一词几乎和‘术士’或‘巫师’一样得到广泛的使用；这是一些同义词，只具有细微的、现在难以区分的意义差别。接受忏悔的神父问：‘你有没有一种能预见某种未来的能力或魔力？’（А.И.阿尔马佐夫：《秘密的忏悔》，卷3，奥德萨1894年版，第166页）。而忏悔的《主导法典》，即教会纪律处罚的法规汇编，说到对先知的处罚：‘先知者忏悔承认，为时9年，膜拜500次’，在该《主导法典》规定的那9年，每天膜拜500次的宗教惩罚，也要处罚‘施以巫术的巫婆’，即被揭发念咒语的巫婆。那位‘先知者’显然是这种巫婆的称呼。如同术士（在那些文献中）的阴性形式（волховь或волхва）和在古代更常用的阳性形式（волхв）意义‘先知者’的阴性形式（вещица）在15——17世纪的文献中当然和阳性的古形式（ ）也是一个意思。一些无知的人给奥列格起的绰号说这位王公——巫师具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知识。”除В.Л.科马罗维奇所讲的以外，还可举普斯科夫第二编年史的下列记述作补充：“普斯科夫人烧死了12个女先知”（1411年）。В.Л.科马罗维奇的这种论证得到了Б.А.雷巴科夫指出的考古材料的证实：“主持出殡仪式的人在填埋黑墓（在切尔尼戈夫附近）时，并不关心把所有武器从坑里取出来（指在举行殡葬仪式时，把坑里的陪葬品拿到土坑上展览）；在篝火遗迹中他们留下很多武器。但是，他们更注意的是充分地表现死者和祭祀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两个野牛角（斯拉夫神灵的必然的特征），两把祭祀时所供的刀，最后还有一尊青铜偶像。死者的同时代人告诉我们，黑墓中躺着的死者不仅是法典赋予的将军，还是个祭司，他们在那个世界用得上刀，可以切割祭品，还用得上神圣的角形大酒杯，可以用它来向本族人宣布幸福的生活。这种集兵权和祭权于一身的只有王公才能办到。在许多斯拉夫语言中，王公和祭司二词的发音几乎相同（捷克语：王公————kněz，祭司———— ；波兰语：王公———— ，祭司————ksiadz）。我们知道斯拉夫人的王公们常常执行最高祭司的职能。”（Б.А.雷巴科夫《切尔尼戈夫的古代》，苏联考古发掘材料和研究，第11期，莫——列1949年版，第34页）由此不难了解，为什么编年史家在谈到奥列格被称为“先知”时，又让读者注意到当时的人们还是多神教徒。

    ［222］ 这条消息可能是根据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文本：“在（亚历山大皇帝）在位时，西方出现一颗巨星，形似长矛，称为灾星。”（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541页）但是，我们的编年史家把这条消息显然放在立奥执政的末期，因为在编年史的6420（912）年条立奥还活着。根据天文学材料，这是哈雷彗星，它在公元912年7月19日，经过近日点。显然，《往年纪事》上说它发生在911年是错误的。这颗相当明亮的慧星下一次出现在989年，但《往年纪事》上没有记载。《往年纪事》只是在后来才作记载：1066年（近日点为3月27日），1145年（近日点为4月29日）等（Д.О.斯维亚茨基《以科学批判的观点看罗斯编年史中的天文现象》，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通报，1915年，卷20，第2部，第201页及以下几页）。

    ［223］ 奥列格和希腊人签订的下面这个条约是在“创世纪的6420年9月2日”。因此把它转换成“基督诞生”的纪年法它应是911年。有时说是“912年条约”，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编年史出版物中，当把“创世年”转换成“基督诞生年”时，都是机械地减去5508的数，却没有考虑由于纪年法的不同而年初有差异（创世年开始于3月1日或9月1日，而基督诞生年开始于1月1日）。

    ［224］ 条约开头提到了两位皇帝的名字：立奥（六世）（死于911年5月11日）和亚历山大（911——913年————年幼的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七世）的监护人；在立奥（六世）皇帝在世时就已宣称为皇帝）。随后，再隔几行又看到三位皇帝的名字：立奥（六世）、亚历山大（二世）和君士坦丁（皇族出身的，912——959年在位）。显然，一开头未提君士坦丁的名字是因为皇帝的名字要和下文的意思相吻合：“在那几位 皇帝在位的时期已签订的另一协商认同。”“另一协商”这几个字（其意义见前）被理解成存在某种最初的商谈；这种最初的协商或条约被人为地确定在907年。而907年条约在编纂时应该没有君士坦丁，因为他被自己的父亲、哲学家立奥六世立为皇帝时还是个幼儿（生于905年），在911年6月9日即位。这就说明为什么在911年条约之首未提君士坦丁的名字。A.A.沙赫马托夫推测，是把911年条约收进编年史的那位编年史家把君士坦丁的名字去掉的。据A.A.沙赫马托夫推测，正是这位编年史家加上了“那几位”这几个词的（《关于奥列格、伊戈尔和希腊人签订条约的几点看法》，新语文学协会论丛，1914年，第8期）。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七世）事实上独立执政的时间很短（944——959年），他不愿管理朝政，更热衷于文学创作。在他的倡议下，组织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活动（如《史学和政务学百科全书》）。四大著作也出自他的手笔：他的祖父马其顿王朝瓦西里一世活动史；著作《帝国行政论》是他对自己儿子罗曼的教导（书中君士坦丁谈到了外国的地理状况，和邻国的交往方法；在本书中还谈到了罗斯）；第三部著作是《帝国军事和行政划分》；第四部是《拜占庭皇宫的礼仪》，在这本书中谈到拜占庭皇帝接待罗斯女王公奥尔加的盛况。

    ［225］ 944年伊戈尔签订的条约也是这么开头的。H.A.拉弗罗夫斯基在自己的研究论文中《罗斯和希腊条约的语言中拜占庭的因素》（圣彼得堡1853年）中解释道：“равно”————这是希腊的技术术语τò 的不成功的翻译，希腊词的意思是复制、副本，总之表示一份（如可比较阿列克塞·科穆宁等人的赠书题词对τò 一词的用法）。问题在于希腊人和各国人签订的所有条约都是一式两份。一份（主要文本）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义写的，另一份是以签约对方国君的名义写的（试比较944年条约：“一份文本……那上面有十字架是以我们的名义写的，另一份文本是以你们的使者和商人的名义写的”）。第二个文本翻译成签约的对方人民的语言，这一翻译文本由该人民的统治者保存。显然，编年史家手头得到的罗斯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正是这第二份复制本。正如С.П.奥勃诺尔斯基院士所证明的编年史家得到的是这些条约谈判本身的同时代人所翻译的条约文本。《语言和思维》论文集：“论罗斯和希腊人签订条约的语言。”（卷6——7，1936年，第102页）这些译文如我们所见到的并不完全准确。————A.A.沙赫马托夫问：“但是，‘另一协商’是什么意思呢？”（《对于奥列格和伊戈尔与希腊人签订的条约的几点看法》，新语文学协会论丛，1914年第8期）。————H.A.拉弗罗夫斯基把它理解为“另一个条约文件”：如此说来，所有的看法都认为是另一个条约文件的副本；因此希腊文应是 或 του ；试比较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也是这样解释（《斯拉夫————罗斯的古文字学》，第97页）。但是，不明白 是什么，什么是“另一个协商”。我认为，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论点是比较正确的，他在《古俄语词典的素材》一文中把三份条约开头的“ ”一词，理解为“友好的” 。这样，我们的条约就称为友好条约 ( ）бυμβσλαιου。斯拉夫的译员把εταiρον（ ）读成 （ 的庄重读法），并把它译成“另一个”。这一翻译就使编年史家错误理解条约的起头。他把它理解为：“根据另一个（前头的）条约。”据A.A.沙赫马托夫猜测，编年史家因而深信在911年条约前还有一个条约。他推测地加以编写，并把它放在907年条。至于“бывшаго при”（还在）几个词，那就按H.A.拉弗罗夫斯基推敲出较为正确的译法：“ （在）”у（ ）的（ ，而不是 ）。

    奥列格911年条约和伊戈尔944年条约条文比较表（M.B.弗拉季米尔 斯基——布达诺夫编制 ）

    ［226］ 这句话表明10世纪罗斯有很多王公。试比较944年伊戈尔条约：“承蒙罗斯大公伊戈尔和所有王公们的派遣。”在和希腊人的条约中“大公”一词的意义有些不太清楚，后期的莫斯科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从后往前追溯（“倒填日期”）把这一称号扩大到从留里克开始的所有基辅王公的头上。但是在最古老的编年史抄本中，这一称号只是从12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使用（在东北地区，第一位“大公”是弗谢沃洛德·尤里叶维奇，在基辅是留里克·罗斯提斯拉维奇）。看来，条约中的“大”字同样具有那一般尊号的意义，即“英明的”，不会有更多的意思。

    ［227］ 在希腊人和罗斯人的条约中，不应把“基督徒”一词理解为一般概念的基督徒（罗斯人中也是有基督徒的。例如，944年条约结尾：“不管是王公派的，还是罗斯人派的，无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等），而是指拜占庭帝国的臣民。

    ［228］ 这里指的是诉讼，不仅要有案件的物证，而且还要有人证。正如接下去的句子表明，如果法官感到证据不足，他就要求发誓————补充的或赎罪的誓言（В.И.谢尔格叶维奇《在10世纪和希腊人的条约中希腊和罗斯的权利》，国民教育部杂志1882年第1期，第112页）。

    ［229］ 这里规定的就是在犯罪现场惩治罪犯的权利。试比较简编罗斯法典第21条：“如果谁在盗窃的储藏室，或马厩，或牲畜栏，或牛舍杀死总管家，那就把他作为狗就地处死。”在斯摩棱斯克王公姆斯提斯拉夫·达维多维奇和里加、荷兰和德国城市的1229年条约中也是一样：“某罗斯人或拉丁人抓住盗贼，他可以按其意愿任意处理。”

    ［230］ А.М.麦奇克（根据马库舍夫前面的观点）主张对此处应这样来理解：“向凶犯提出要求的，可获得”，意思是：“而谁对凶犯提出控诉”，那他可以获得和受害人亲属相同的一份财产（А.М.麦奇克《奥列格、伊戈尔条约和雅罗斯拉夫法典中的罪行和惩罚制度》，法学通报1875年第1、第2、第3期；可比较他的另一篇论文《罗斯——拜占庭条约》，国民教育部杂志，1915年第11期；1916年第3、第11期；1917年第5期）。可是我们提出的对此条的理解和译文得到了《详编罗斯法典》第94条的旁证，该条限定了属于妻子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如果死者的第一位妻子有孩子，那孩子可以继承自己母亲的财产或父亲给母亲的东西；除他们外，任何人都不能参加财产的分配。”（引自译文）

    ［231］ 在条约的这一条款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提到了罗斯的法律。可以看到，罗斯人在条约中不是作为蛮族人民，而是作为拥有和拜占庭高度发展的法律制度同等的法律的人民。这使人相信条约的其他条款也有和罗斯法律相似的现象不是偶然的。此处引用的10世纪末流传至今的“罗斯法律”，可以把这一条款和简编罗斯法典的第三条相对比来证明，第三条说道：“如果谁用棍棒、竿子、手掌、酒具、角笛或大木锤打人，那应赔偿12格里夫纳；如果没有追上他，那向受害人支付赔偿费后，此案结束。”C.B.尤什科夫关于“罗斯法律”写道：在我们看来，条约的起草者相当费心地试图把希腊（拜占庭）的法律（这是典型的发达的封建社会的法律）来适合罗斯的法律（《законурусскому》），即适合于野蛮的、前封建国家的法律制度。可是这种罗斯法律（《закон 》）又是什么呢？它是不是“斯拉夫的”法律，即某种抽象的……或东斯拉夫法律呢？……“斯拉夫的”或更准确地说是“全斯拉夫的”法律的概念是难以成立的，因为10世纪的斯拉夫人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而他们的法律体系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然而，就是东斯拉夫在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上也是不平衡的。只要提一下像维亚提奇人这样的部落就足够了，他们在12世纪还没有超过氏族部落关系的阶段。因此，不可能有某种统一的东斯拉夫的部落法律制度。“罗斯法律”指的是由于东斯拉夫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而出现的罗斯中部一带那个社会集团所形成的法律制度。这个社会集团建立了阶级社会的发源地。诚然，罗斯各中心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就可能产生统一的罗斯法律制度，它能够和希腊的法律制度相比拟。（C.B.尤什科夫《基辅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莫斯科1949年版，第85页）

    ［232］ 这条规定是杀死当场抓住的窃贼可以不受惩处。简编罗斯法典第38条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如果把盗贼打死在自己的院落，储藏室或畜棚内，那他可以被打死；如果黎明前抓住盗贼，那应把他押解到王公庭院，如若被打死，而人们曾发现盗贼是被捆绑着的，那应为他支付命金。”试比较简编罗斯法典第21条，该条允许当场处死盗贼，但对这条的解释限制过窄，只限对总管家做贼有效。

    ［233］ 企图（抢劫）————原文是“искусъ творити”。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对比了“искус”的意义和希腊词 ， ， （诱惑，考验，谋害，抢劫），强盗因此又称为“пираты”。看来“искус творити”意思是“抢劫”，“强抢”和“掠夺”。

    ［234］ 因此这里的恫吓取财和抢劫区别于一般的盗窃，虽然赔偿还是和普通的盗窃一样：高于盗窃物的3倍偿还（见前条）。奥列格条约的这“3倍”和详编罗斯法典第46条中的“2倍”相似。“如若是霍洛普盗窃，不管他是王公的……都为此损害要向原告人支付2倍的赔偿。”因此，赔偿给失主高于被窃物的3倍或2倍的价值不是为丢失而给失主的奖赏，而是“为此屈辱”对“偷盗者”或“强盗”的惩罚（“罚款”）。原文的“дружне”（朋友的）应译成“别人的”。伊帕季编年史的“дружинне”使研究人员有理由在该情况下看成是抢劫，受“дружиною”抢劫————即受匪帮的抢劫。

    ［235］ A.A.沙赫马托夫提出的对本条的第二部分做如下的修改：“那我们把船驶向希腊国土（原文为罗斯国土）……我们卖掉（原文为他们卖掉）……我们罗斯人把船还给（原文为搬给）他们，当大家来到（原文为我们来到）希腊……”A.A.沙赫马托夫把讲船在海上遭暴风雨袭击的这条整个第二部分变为保障希腊利益的部分。但是第二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了对第一部分简单的重复。实际上这部分像第一部分保卫希腊人的权利一样，保卫罗斯人的权利（我们可以注意该条第二部分开头有一个语气词“ти”，它的意义是：“同样”、“与此相同的是”）。

    ［236］ 如M.尚金指出的，立奥六世（886——911）皇帝关于惩处船舶遇难时抢劫船上财产的法律可以作为这条的注释（立奥六世皇帝“新增订法律”第64期规定对罪犯的惩处是盗窃物的4倍价值偿还）。（M.尚金《对945年伊戈尔和希腊的条约的两条注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41年第5期第111页）

    ［237］ 切良金（челядинъ）————家仆。家仆和奴隶（холоп霍洛普）是否有区别，现在还不清楚。学者们对此意见不一。Б.Д.格列科夫院士对“челядь”（切良金）的概念做过专门的研究（《基辅罗斯》，莫——列1949年版，第152——165页），对它做了广义的理解：“是奴隶，又不是奴隶。”格列科夫在研究了该词在文献中使用的情况后得出结论：“челядъ”这个词的意义是变化的，它反映了从远古时期以来社会关系的历史。

    ［238］ 本条款规定罗斯人有受雇为拜占庭军队服役的权利。这里说的绝不像本条款有些注释者所极力主张的那样，只指被俘的罗斯人。斯摩棱斯克公姆斯提斯拉夫·达维多维奇1229年与里加、荷兰和德国城市签订的条约中有一条关于双方来人 的条款：“拉丁人不参加罗斯公国军队的招募，如本人愿意，可以参加；同样，罗斯人不参加拉丁（无论在里加，还是在戈奇科姆海岸）军队的招募，如本人愿意，也可参加。”（K.纳皮叶尔斯基收集的罗斯——利沃尼亚议定书，圣彼得堡1868年版，附录一）

    ［239］ 在944年条约的相应条文中，在此段后还有一段合乎逻辑的续文：“如果找不到，那我们罗斯的基督徒可凭自己的信仰，非基督徒可按自己的习俗发誓，他们就可像以前规定的那样 ，从我们这里抽取其价值，一位切良金是2匹贵重的织物。”911年条约未必会没有规定，“潜逃的切良金”找不到的可能性，特别是944年条约，如我们所知，是直接引自以前的911年条约的，可见，911年条约在此处有明显的遗漏。

    ［240］ 原文是местникъ——指诉讼程序中的一方（此词和词根“местъ”有关），绝不像有些学者坚持认为是“ житель”（当地居民）。

    ［241］ 详编《罗斯法典》第92条所规定的也是这种情况：“如果某人临终前，把自己的家产分给孩子，那是有效的；如若临终前未留下遗嘱，那家产分给所有的孩子，而留一部分给他自己的亡灵。”从译编《罗斯法典》的这条可以看出，条约中的“ближиками”（最亲近的）一词首先应理解为“дете”（孩子）。911年条约此处证明了罗斯人在10世纪初就已有书面的 遗嘱，这也是很有价值的。留传至今的这种书面遗嘱已属晚期：13世纪诺夫哥罗德人克利缅特的“手写本”（参阅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鲜为人知的古籍资料简讯》Ⅱ，圣彼得堡1857年，第38——42页）和弗拉季米尔·瓦西利科维奇·沃雷斯基公的遗嘱（伊帕季编年史1287年条）。

    ［242］ 第一个“没有”是按意思加进去的，从而揭示出条文的意思。A.A.沙赫马托夫主张进行较大的修改，似乎希腊原文应是：“如恶人返回罗斯，我们可以向罗斯王公……回希腊。”按照A.A.沙赫马托夫的意见，“回罗斯”有一处取代了原文“回希腊”，在另一处又错误地保留下来。按A.A.沙赫马托夫的想法，这条款捍卫的是希腊人的权利，而不是罗斯人的权利（《关于奥列格、伊戈尔与希腊人条约的几点意见》新语文学协会论丛，1914年第8期，单行本，第23页）。然而，本条接下去那句和A.A.沙赫马托夫所有这么大的更改产生尖锐的矛盾：“罗斯人也可同样对待希腊人，如果发生同类事件。”此句的意思在于说罗斯人有义务为希腊人做那在条款第一部分显然希腊人有义务为罗斯人做的事。

    ［243］ 看来，这里指的是抄录者伊凡，也可能指翻译。Ф.И.克鲁格院士认为虽没有足够的根据，但对此处应做这样理解：“用朱砂书写”，指的是拜占 庭皇帝用红墨水书写的习俗。

    ［244］ 研究罗斯——希腊条约的学者，根据拜占庭人麦南德尔经手的628年拜占庭和波斯签订的条约的过程，这样来描述拜占庭签订和平条约的程序。一般先起草两份条约文本：希腊文本和签订对方人民语言的文本。最初先准备一份希腊文书，然后再翻译成与拜占庭签约国的人民语言。在翻译中条约格式也有所改变：希腊文本以皇帝的名义写成，而译文即以签约国人民及其臣属首脑的名义写就。相应地也就改变了代词和动词的形式（“我们”、“我们的”都变成了“你们”、“你们的”等）。

    ［245］ 在两部编年史的文本中此处各异：在拉夫连季编年史中写的是“позакону и по закону языка нашего”（按法律和我们语言的规律）。伊帕季编年史写的是较为易懂的“покон”（习俗），这里采用的是后者。

    ［246］ 原文此处为“你们”，正确的应该是“我们”。在准备第二份文本时，把代词和动词的人称形式都要加以替换，因而产生了此等错误。

    ［247］ 从拜占庭和东方国家输入的绸缎，色泽华丽，花纹精美。达尼尔·扎托奇尼克的《祈祷》一书中说：“绸面鲜红，花样繁多。”绸缎在罗斯特受器重：凡谈到与拜占庭贸易的，到处都提及贵重的织物。有时，它还用作价值的尺度，在伊戈尔的条约中说道：“一个切良金值2匹绸缎。”“фофудьи”（贵重的织品）稍后在罗斯被称为“Аксамит”。“Аксамит”（更确切地为“гексамит”）希腊文的意思是“六种丝织品”。“绝大多数的丝绸都有‘动物的’花纹（风格独特的兀鹰、狮子、鹫等，一般都放在圆框内），颜色————红色的和紫色的”（A. B.阿尔希佐夫斯基《古罗斯文化史》中的《衣服》一章，卷1，莫——列1948年版，第254——255页）。

    ［248］ 《往年纪事》的编者是从何处得到所有这些情节的呢？先于它的初始汇编没有这些情节，连条约本身也没有（参阅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它反映了初始汇编的内容）。看来，《往年纪事》的编者在把条约文本吸收进编年史中的同时，极力想把签约的情景具体化，在有些地方模仿了988年条关于弗拉季米尔的使者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描述。

    ［249］ 与希腊的条约签订于6420年9月2日。罗斯使节留在帝都一段时间参观访问。随后要求奥列格的使者在某个时间返回基辅。在此一切活动结束之后：“奥列格在基辅执政，同各国和平相处。秋天又来了。”从这里可清楚地知道“秋天又来了”指的是公元912年，不是911年的秋天，即“创世”后的6420年。

    ［250］ 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奥列格之死的叙述不是在912年条，而是在922年条，讲的内容也不一样：“奥列格去诺夫哥罗德，从那里到拉多加，朋友说他去海外被蛇咬了腿部而身亡；在拉多加有他的陵墓。”编年史家写的这两种说法都是根据民间传说（“朋友说”）写成，两种说法也都有当时的具体文物作根据。（按《往年纪事》记载：“把他安葬在称为谢科维查的山上，迄今他的陵墓犹在，以奥列格墓而闻名”；按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在拉多加有他的陵墓”。）B.B.马夫罗金对此写道：不仅如此，在基辅本城就有两座奥列格墓：一座在谢科维查山，另一座在日多夫城门附近。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可能出于“墓”字，“墓”意味着“纪念碑”，是为纪念死者追悼时堆积起来的山丘（“墓”是“山”，“山丘”和“土堆”的意思）。（B.B.马夫罗金《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列宁格勒1945年版，第235页）。

    ［251］ 在奥列格之死的民间传说中，星相家倒是对的。编年史家在转述这民间传说时，极力想诋毁这种多神教传说的作用，与之相对地宣传基督教对星相家的观点。这种抨击星相家的现象在《往年纪事》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试比较1071年条关于白湖的星相家和诺夫哥罗德的星相家等）。

    ［252］ 此文一直到编年史的本条末（到“不要用奇迹来引诱”止），几乎一字不差地引用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罗斯译本（B.M.伊斯特林《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304——306页）。罗斯文本这段引录有的地方不够清楚。多缅季安指的是罗马皇帝多密喜安（公元81——96年在位）。

    ［253］ 阿波罗尼奥斯（提亚纳的）————公元1世纪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以“巫术”著称。

    ［254］ 奥伦特————奥伦特河畔的一座城市，此河在叙利亚注入地中海（现在河名改为纳斯尔——埃尔——阿西河）。

    ［255］ 根据圣经的传说，巴兰有上帝所赐的预言才能，但他当时还是一位多神教徒。圣经中说：有一天他的母驴感到天使降临，而巴兰自己却没有觉察，他失掉预言的才能是因为他把自己这种才能用来搞买卖。上帝让母驴“开口”，母驴就说起人话来，它的“预言”使巴兰丢脸。按圣经的传说，国王扫罗和犹太的大祭司该亚法也是这种预言家，只不过他们能预言的时间不长。

    ［256］ 按圣经传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是犹太人的敌人，他两次做了有预言性的梦。

    ［257］ 西蒙是公元1世纪的魔法师，承认异端教派，是主张买卖宗教职位的诺斯替派的奠基人。说他有创造奇迹的才能。米南德尔是西蒙的一位追随者。

    ［258］ 君士坦丁（七世）执政于912——959年。

    ［259］ 这里指的是883年条的报道：“奥列格发兵攻打德列夫利安人，征服他们后，向他们每人征收一张黑貂皮。”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家把此报道放在912年；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放在922年，并把它和斯维涅利德的故事放在一起（参阅以后的945年条）；里沃夫编年史把它放在913年。

    ［260］ 编年史家这一报道取材于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保加利亚王公西蒙于8月率大军攻打希腊，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从弗拉赫尔宫到金角湾包围了城市……要求和平宣誓后返回：西蒙以和解态度接见了来使，派自己的大将狄奥多尔去和平谈判……而西蒙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在没有公布和约的情况下就返回自己的国家”（B.M.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544——545页）。

    ［261］ 佩彻涅格人在黑海附近草原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在8世纪和9世纪佩彻涅格人和可萨人之间进行过一场不屈不挠的斗争。编年史家在这里提到的只是他知道的佩彻涅格人第一次进犯罗斯土地。

    ［262］ 这段报道（一直到“亚得里亚堡城”）取材于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然而编年史家对内容作了任意的处理……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在此处并没有讲希腊将领的争论和不和，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以及希腊人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不过在稍后的地方才讲到这场战争，再往后又讲到希腊将军的争吵和佩彻涅格人的退兵。按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罗斯文本，希腊的惨败不是发生在915年，而是917年，尽管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希腊文本说的是“米兰敕令纪年”3年，相应为915（6423）年。

    ［263］ 亚得里亚堡坐落在君士坦丁堡西北240公里处。有些拜占庭作家认为，亚得里亚堡曾称为奥瑞斯提亚或奥瑞斯提亚斯，它是以著名的围困特洛伊城的英雄阿伽门农之子————奥瑞斯忒斯的名字命名的。

    ［264］ 此报道取材于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君士坦丁皇帝在6428（919）年9月任命与其妹结婚的罗曼努斯（一世）为皇帝，同年，12月17日举行隆重加冕礼，与君士坦丁共同执政。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它反映了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的内容）在6428（920）年条提及伊戈尔对帝都发动了第一次失败的远征。初始汇编中这段叙述来自编纂的年代记，留传至今的该年代记已掺进了旧约故事（参阅下列抄本：国立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西诺达尔汇集第210和211号；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收藏的波戈金汇集第1435号等）。编年史家从编纂的年代记中得来的故事说的是罗斯的惨败，而编年史家从民间传说中得来的是罗斯在帝都城下的胜利，因此早于《往年纪事》的编年史家说的是罗斯第二次胜利的远征，它被描述为对第一次失败的报仇雪恨。编年史家把它收在6430（922）年条，而说6429（921）年是募集军队，在6428（920）年末有一附笔：“另一次失败，第三次出征。”实际上，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明确证明，在编纂的年代记中写的罗斯人的进犯不是在6428年，而是在6449年。《往年纪事》的编者把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作为史料，以其为根据纠正了自己的年代表（详阅《考证》第99等页）。

    ［265］ 这里整段（一直到末句“返回家园”）都取材于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9月2日（и день 2），保加利亚王公西蒙率全国大军攻打君士坦丁堡，征服了色雷斯和马其顿，烧杀抢掠。到处一处荒凉。对方派大牧首尼科尔和几位大臣到弗拉赫尔来见他乞和，西蒙带了大批随从来……谈判并缔结和约，相互吻别而散……西蒙也就返回家园。”（B.M.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557——559页）编年史家所使用的抄本上清楚写的不是“2日”（и день 2），而写的是“米兰敕令纪年”2年，这段报道也因此被放在6437（929）年。实际上这事件发生在6432（924）年。

    ［266］ 此报道取材于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4月乌果尔人首次发兵攻打希腊，他们征服了整个色雷斯地区，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因此派来了总主教提奥法内斯求和，他们做事既使人惊奇，又颇有分寸，但为所欲为。”（B. M.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566页）留传下来的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罗斯文本未标明“米兰敕令纪年”，而希腊文本提到的是“米兰敕令纪年”7年。编年史家根据此日期而把这事件列在6442（934）年。

    ［267］ 关于伊戈尔远征的整段故事（一直到“因此我们没能打倒他们”），编年史家根据三种史料写成的：民间传说、瓦西里新传和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这段故事根据民间传说加进去伊戈尔的名字：这是在希腊史料中所没有的。瓦西里新传希腊文本在其他部分和我们的叙述很相近，它叙述了罗斯人的失败。现引该传的古罗斯译文一段（B.M.伊斯特林院士对瓦西里新传翻译工作的看法与占统治地位的旧史学观点相反，旧观点认为瓦西里新传是在保加利亚翻译的，而伊斯特林得出结论认为是在罗斯翻译的，不晚于11世纪中叶，参阅他写的关于瓦西里新传的文章：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部通报，1917年，第22卷，第320——325页），稀疏排版的部分（加重点的部分————译者）是和《往年纪事》相近的地方：“从此传来了外族入侵的消息。几天来，保 加利亚人也传来消息 ，过些天科尔松总督也通报了敌军逼近的消息。然后，敌军来到斯捷格拉，皇帝的军队迎战，按上帝的旨意，被赶到里查河一带，敌军逐渐扩大战果，征服了庞特海沿岸直到伊拉克利亚和帕弗拉戈尼亚的土 地 ，还占领了整个尼科米底亚地区 。他们作恶多端，烧毁了斯捷格拉沿海许多建筑，像圣徒所预言的那样，他们焚烧教堂和大臣官邸，在海湾两岸抢劫走 大量的财宝 。后来从东方开来了军队 ：潘菲尔率领的四万皇家卫队；贵族福 卡率领的马其顿人 ；总督狄奥多尔率领的色雷斯人 ；同他们一起的还有显赫 的贵族 。如同斯波加里斯所预言的那样，他们一起把罗斯人团团围住 ，绝不 能让罗斯人突围逃遁 。罗斯人惊恐万状，商议逃跑，但惧怕和包围他们的人进行海上夜战。惊魂未定的罗斯人武装迎击 。他们之间开始了一场恶战，希 腊人战胜了罗斯人 ，乘胜追击逃窜者直到罗斯人撤回到自己的军队驻地 。入 夜，罗斯人乘船逃离 。驻扎在斯捷格拉湾的皇家军队得知罗斯人逃遁，全军出击，直到追不上为止，然而追上的则用管筒往船上喷火 ，焚烧之 ，海上出现 了一派可怕的战斗奇观 。罗斯人看见一片熊熊烈焰 ，惊愕万分，纷纷跳入海 中 ，争先逃命 。无论跳海或落入火中，均被击毙：有的坠入火海；有的自己跳入海中，想得以活命；另一些人则被希腊人用长矛刺死。有的被旋涡吞没，有的被活捉。就这样战斗结束了。遍体鳞伤的许多罗斯人受到主的嘲弄而倒下去了，没能跑回家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死于途中。而那些得以逃回的罗 斯人 ，各自向自己人讲述战斗经过和那船上的熊熊烈火 。希腊人好像取来了 天上的闪电 ，————他们说。————他们用它轰击我们 ，烧死我们 ；因此我们没能 打倒他们 。”瓦西里新传中的叙述在罗斯的编年史中加以淡化。如传记中说：“他们之间开始了一场恶战，希腊人战胜了罗斯人，乘胜追击逃窜者。”而罗斯编年史上说：“经过一场恶战，希腊人勉强占了上风。”传记中说：“海上出现了一派可怕的战斗奇观，罗斯人看见一片熊熊烈焰，惊愕万分。”编年史上则说：“海上出现了一派可怕的战斗奇观，罗斯人看见一片熊熊烈焰。”我们所引的传记罗斯译本增加了回到家园的罗斯人讲述自己惨败的话。同样，在流传至今的该传记的原本中也没提到保加利亚人预先报信说罗斯人有行动。很可能，这是罗斯的翻译加上去的。这里，我再引用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被罗斯编年史家作为史料使用的那一段：“米兰敕令纪年的 14年 6月18日罗斯人 率船一万艘驶抵君士坦丁堡城 ，据说是由瓦兰人组成的舰队。”“据传他们烧毁了被称为舒特湾地区的许多建筑。被抓的人 ，有的被砍死在地上；有的让 排上队当靶子射击 ；有的抓来反绑双 手，用铁钉钉进头顶 。他们还烧毁了很 多神圣的教堂 。”（В.Μ.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567页。）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的一个难解的希腊字Δ 译成罗斯语为“скедия”（船，战船）；在希腊文为τσ Στενον的译文“узмен”，附有注释“ Суд”（被称为舒特湾的）。罗斯的编年史家根据哈马托罗斯编年史说的米兰敕令纪年14年而说伊戈尔远征是在6449年（941年）。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有比《往年纪事》更古老的编年史文本（被称为初始汇编），它和《往年纪事》不一样，说伊戈尔这次远征是在920年。在《旧约故事》简易本中我们看到的也是这个日子。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在于无论是《旧约故事》简易本，还是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所用的史料都是未流传至今罗斯根据别人著作编纂成的年代记，在那里这个日期被算错了。《往年纪事》的编者直接使用了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的罗斯译本，并根据它改正了伊戈尔远征的日期。

    ［268］ 根据瓦西里新传，关于罗斯人进犯消息的报信人不仅有保加利亚人，还有科尔松总督。

    ［269］ 原文是一万只 ，该词源于希腊文σχεσια，它是急速赶制的船只，即筏子和小船。

    ［270］ 不同的史料对罗斯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叶林编年史上说：“米兰敕令纪年19年7月10日罗斯舰队抵达。”《旧约故事》上说：“6月10日罗斯舰队抵达。”15世纪30年代出现的诺夫哥罗德——索菲亚编年史上说：“6月10日抵达。”格奥尔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上说：“米兰敕令纪年14年6月18日，罗斯舰队抵达。”

    ［271］ 原文为доместики，他们是保卫拜占庭皇帝的警卫队。

    ［272］贵族原文为 ，拜占庭帝国终身的头衔，是封赐给高官大臣们的。

    ［273］ 原文为дружина，这个词在古代的意义是家人、家仆；后来变为公社、联合组织、志同道合者。该词的这些意义可见于一些斯拉夫语言中，特别是保存在罗斯法典中。它又表示为王公和贵族————大地主的仆从，主要是军事仆从。此处指的是王公的常规军————亲兵队，它和临时需要而招募的“军队”完全不同。亲兵队的构成也不一样，所以在它前面常加上不同的形容语：大的、精锐的、优良的、前线的、老牌的、新组建的。此外，在我们的史料中还有一些专门用来形容它的或其部队的词：卫兵、侍从、初级卫士、少年队员、儿童队员、贵族、仆役、军士、皇家军士、大臣等。所有这些名称都说明它内部已分化成各阶层和使命不同的部队（Б.Д.格列科夫院士在其专著《基辅罗斯》一书中对亲兵队进行过专门研究。参阅该书第333——340页）。

    ［274］ “希腊火”是一种混合的燃烧剂。拜占庭作家没有指出它制造的成分。有人推测，它是由生石灰、硫磺、炭、松香、石油、硝石等组成。这种混合剂通过装在拜占庭战船的船头和侧弦上的铜管喷射出去，用以焚烧敌船。

    ［275］ 此材料来自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米兰敕令纪年15年5月27日保加利亚国王西蒙举兵攻打霍尔瓦提人，交战后被打败，全军覆没。西蒙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兴师动众，徒劳无功。他立自己儿子彼得为王公。”（B.M.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560页）把此事放在编年史6450（942）年条，其依据是“印季克特”15年，实际上西蒙死于6435（927）年，此年正好也是“印季克特”15年，不过是另一个15年。

    ［276］ 此报道编年史家取自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米兰敕令纪年1年4月乌果尔人再次大举进犯，大贵族狄奥凡出面调解，为求和平同他们盟誓，交出部队中的精英作为人质”（B.M.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堡1920年版，第568页）。此条报道放在6451（943）年条，其依据是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续编上说米兰敕令纪年1年。此处与其他地方一样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罗斯文译者都译成“乌果尔人”这个词，希腊原文是 （突厥人）。在拜占庭的许多作家（伪毛里求斯人、列夫·格拉马季卡、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狄奥凡的继承者、西蒙·洛戈费特、斯基利齐·克德林、佐那拉等）的作品中，常遇到这种把马扎尔人（乌果尔人）和突厥人混淆不清的现象。据说拜占庭人把马扎尔人和突厥人混为一谈，是由于他们是从卡瓦尔人的先头部队认识了马扎尔人的，而卡瓦尔人是从可萨人那里分离出来，可萨人确实曾经是突厥人。

    ［277］ A.A.沙赫马托夫认为，关于伊戈尔第二次胜利远征的描述是编年史家臆造的，为的是解释出现在翌年的，即6459（945）年的伊戈尔条约。此时，A.A.沙赫马托夫引证了描述这次远征的一些说法，很像瓦西里新传中描述6449（941）年伊戈尔远征中被引用的一些地方：“这时，科尔松人得知消息并派人给罗曼努斯送信说：罗斯人来犯”，接着“保加利亚人也传信说：罗斯军队开来”。A.A.沙赫马托夫问道：“по глубине ”（跳入深海中）这一表达法是否也是从该传记中得来的呢？试比较传记中说：“他们自己纷纷跳入水中（асами ся ввергоша в глубину морскую）”（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古罗斯文学部著作集，卷4，列宁格勒1940年版，第72页）。但是伊戈尔的6453（945）年条约证明，伊戈尔这次远征签订了此条约，因而不能说它是不成功的：条约对俄方有利。由此可见，6452（944）年伊戈尔远征的事是有一些根据的。在有些表达上和瓦西里新传上的一样，这并不能说明问题。

    ［278］ 羊皮纸，希腊文为 。这是一种特制的皮张，用来做书写材料。

    ［279］ 伊戈尔的条约（和911年奥列格的条约相反）没有注明确切的日期，但是B.H.塔季舍夫指出日期：“6453年，米兰敕令纪年4年4月20日，复活节后的第3个星期。”这个日期不确切，因为945年4月20日不是复活节后的第3个礼拜。条约中提及的各皇帝的名字对确定条约签订的日子大有帮助。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913——959年）很少过问帝国的政事，他给他的岳父罗曼努斯（911——944年）加冕（注：这个年代不对，911年君士坦丁尚未登基，如何为其岳父加冕？实际上加冕为919年，参见注264。————校订者），共同执政。精力充沛的罗曼努斯任命自己所有的儿子：赫里斯托福尔（921年），斯杰凡和君士坦丁（924年），甚至还有自己的孙子罗曼（赫里斯托福尔的儿子）共同执政。12月16日斯杰凡和君士坦丁推翻了父亲，把父亲流放到普罗提岛的寺院（他于948年死在那里）。然而1月27日斯杰凡和君士坦丁也被流放到他们父亲曾被流放的寺院。既然，与罗斯的条约是罗曼努斯，斯杰凡和君士坦丁一起签订的，那它的日期应是6453年9月初，即公元944年1月末。

    ［280］ “氏族”此处的意思不是指罗斯使节所出身的氏族，而是指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使节：他们是罗斯国家的代表。

    ［281］ 先提的是伊戈尔的大使，然后是“普通使臣”；先是大公的家族（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夫人奥尔加等），然后是其他王公的使臣和商人。在使臣的名字中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有斯拉夫的（乌列勃、辛科），有爱沙尼亚的（楚德的：伊斯库谢维、卡尼查尔、阿布别克萨尔）（祖季斯《罗斯————爱沙尼亚关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杂志，1940年第3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王公的名字中占多数的是斯拉夫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普列德斯拉夫、沃洛季斯拉夫。斯堪的纳维亚使臣的名字用的是流行的俄语拼音：斯卢迪（slodi）、希赫别伦（ ）、卡雷（kari）、罗阿尔德（Hroaldr）、阿尔丹（Halfdanr）。俄语的 一般用ei来表达：富罗斯坦（Freysteinn）等。关于罗斯贵族以自己名义派出特使这一点，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944（945）年的条约中，王公和贵族各派代表一事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制度。这从君士坦丁七世所描述的女王公奥尔加出访帝都和她在拜占庭皇宫受款待的情景中可以看出。奥尔加不是单身来到君士坦丁堡的，而是带着侄儿和王室成员（8人）、斯维亚托斯拉夫公的代表、罗斯贵族的代表（20人或22人）、商人（43人或44人）。在罗斯统治贵族的代表中又有他们自己的随从”。（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295页）

    ［282］ 很可能此处应是：“希赫别伦————斯凡德尔，乌列勃的夫人”，即“希赫别伦是乌列勃的夫人斯凡德尔所派的使臣。”

    ［283］ 拉济维尔编年史上写的是“Синько Биричь”（辛科·比里奇），而不是“Синко Боричь”（辛科·鲍里奇）；很可能，拉济维尔编年史写的准确（“биричь”————贡赋征收员）。

    ［284］ 类似的提法我们还见于911年条约：“受他统治的罗斯全体人民。”有些学者（B.И.谢尔格叶维奇等）认为条约中写的这些话是10世纪市民会议（维彻会议）的一种证明。但是，Б.Д.格列科夫说得对，他指出这些话在944（945）年条约中还指希腊一方：“和所有希腊人民”。“我们面前这地方讲的是两个政府的代表团，他们代表自己的所有人民说话，此外没有别的意思。”（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304页）

    ［285］ 在这份誓言中，明显地反映出古罗斯的多神教信仰，从编年史的各种传说中可以看到对武器的崇拜。死于“自己武器”之下的观念反映在一些古罗斯的传说中。在基辅佩切拉圣僧传中谈到僧人瓦西里，姆斯提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科维奇王公用箭射中他，瓦西里从身上拔出箭，对王公预言说王公将死在自己的箭下。可参阅后面伊戈尔条约后的发誓仪式。

    ［286］ 这里指的是以前的911年奥列格条约。条约中相应的条款指出罗斯在帝都所应遵守的规定，那些条款被移放到907年条。

    ［287］ 伊戈尔条约在“我们”、“我们的”和“你们”、“你们的”这种语法结构上含混不清。如众所周知，在准备用与拜占庭签约的那国语言的副本时，在条约人称上的就要变动，从对方角度就不是“你们”、“你们的”，而是“我们”、“我们的”。但是这种变动又往往不彻底————如同此处及以后的条文。

    ［288］ 试比较简编《罗斯法典》关于逃亡奴仆的类似条款：“如果奴仆逃跑，藏在瓦兰人或卡尔帕克人家，而在3天之内他们没把他交出来，在第3天他被认出，那主人可以抓回自己的奴仆，并为受辱而索取3格里夫纳。”这种类似的情况说明，在条约中反映罗斯法典因素的地方不少。

    ［289］指的是911年奥列格条约，其中相应的条款被挪到907年条：“他们回家，回罗斯，可以从我们皇帝那里领取途中的食物、锚、绳索、风帆及他们所需的东西。”

    ［290］ “取走”这里明显指的是强抢、夺取。在奥列格的条约中抢劫要被处以3倍的罚款。这里说的只是抢劫未遂，因此这种情况从轻处分————加倍罚款。《罗斯法典》也有对未遂的惩罚规定（参阅罗斯法典第9条：“如果某人抽出了剑，但没有使用，那该人得支付1个格里夫纳。”）B.И.谢尔格叶维奇没有注意到此条的抢劫概念和未遂（《10世纪和希腊人签订的条约中希腊法和罗斯法》，国民教育部杂志1882年第1期，第107——108页）。然而，如果这条说的是普通的行抢，那它和下一条谈抢劫的条文有何差别，就不明白了。

    ［291］ 伊戈尔条约中的本条和以前奥列格条约的相应条款所不同之处，再说一次，就在于罚款的数量：这里是罚2倍，而以前是罚3倍。罚2倍正是罗斯法律所通行的：后来正是这种罚2倍的办法写进了立陶宛——罗斯法典中。那法典规定所盗之物（或其价值）归还给原主，而该物价值的钱款上缴给王公。

    ［292］ 对此学者的观点不一致；有的人认为，这里说的是对上述的罚款的补充惩罚，另一些人则认为说的就是那罚款。对此问题还不清楚。

    ［293］ 在以前的奥列格条约中，俘虏的价格是20个佐洛特尼克。在本条约，俘虏的价格按其年龄不同而降到10个或10个以下。罗斯人按此条款处于不利的境地，因为他们赎取自己的俘虏就不分年龄大小，一律都按10个佐洛特尼克支付。

    ［294］ 本条款的后半部意思不清楚，我们面前的译文不能认为是准确无误的。A.A.沙赫马托夫认为，“而那国家不向你们屈服”一句，在希腊原文中应是“而那国家不向我们屈服”。他提出对本条款的后半部分应作如下的理解：“如果科尔松国家不向希腊人称臣，希腊人就允许罗斯人的王公去打科尔松国家，并答应派兵援助罗斯王公”（《对奥列格和伊戈尔与希腊人签订的条约的几点质疑》，新语文学协会札记，1914年第8期，单行本专栏第21页）。然而，对本条后部的这种理解在语法上很难讲得通，从历史观点看尤为不妥（当科尔松人造反时，如果罗斯人又想出兵攻打科尔松，希腊人未必会把自己只看成一个袖手旁观者，或只充当罗斯人的帮手）。

    ［295］ 这里说明第聂伯河的河口渔场对科尔松（以及对整个拜占庭）都具有重要意义。皇帝立奥六世时期（886——911年）的拜占庭法律对渔业发展十分关注。参阅M.尚金《对945年伊戈尔和希腊人签订条约的两个条款的注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杂志1941年第5期，第111页。

    ［296］ 看来，别洛别列日耶（白岸）指的是第聂伯河河口湾的整个地区或河湾的某处；圣叶尔费里岛即现今的别列查尼岛。

    ［297］ 最后几句话的意思完全不清楚。A.A.沙赫马托夫认为，希腊原文不是“……给他的国家”，而是“……给我们的国家”。但是这么一改，这些话在意思上就成为多余的了，要知道条约的整个条文都是简洁精练的。我觉得这些话的意思在于指出，科尔松被黑保加尔人毁灭不仅会给希腊人，也会使罗斯国家蒙受损失（罗斯人和科尔松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велим”（命令）————“волим”这里是“请求”、“希望”的意思。在此被称为黑保加尔人的是哪些人呢？不清楚。黑保加尔人被认为是居住在多瑙河一带的保加尔人，伏尔加沿岸的保加尔人，也有的人认为似乎是居住在亚速海附近、科尔松以北的保加尔人。（维斯特别尔格《哥特的托帕尔赫的见闻录》，《拜占庭年鉴》，1908年，第243——250页；维斯特别尔格《对关于东欧的东方史料的分析》，国民教育部杂志，1908年，2月刊，第386——388页）

    ［298］ M.弗拉季米尔斯基——布达诺夫对本条款作如下的注解：“本条款并不说明希腊人有新的特权；此条款只反映古代一切法律的共同规则：被告人应受其所属国家法庭的论罪判刑。奥列格条约没提此事，但无疑也指的是那种情况”。（《罗斯法律史文选》，第1卷，第5版，圣彼得堡——基辅，1899年，第17页）

    ［299］ 显然，这里指的不是意外杀人，而是蓄意杀人，因为罗斯法典也清楚区分蓄意杀人和非蓄意杀人，而意外杀人更是只字未提，显然不认为它是犯罪。按奥列格条约规定，罪犯可以在犯罪现场被杀掉，但这桩杀人案件不排除事后的审判。而这里按伊戈尔条约，死者的家属抓住凶手，在审判后按判决处死他（“可以捕捉……而杀之”）。————本条款说的不可能是允许死者亲属不仅在出事地点，还可事后把凶手抓住时而将他杀死。因为本条款涉及的既能是罗斯人，也能是希腊人，而希腊人是必须交给其国家的法庭审判的，因此未必能允许他们在审判前去处死凶犯（Д.麦伊奇克是这么想的：《奥列格和伊戈尔条约与雅罗斯拉夫法典中的罪罚制度》，法学通报，1875年1月号、2——3月号）。至于“死者亲属”，那简编罗斯法典第一条能帮助搞清这些“亲属”指的是谁：“如果某人杀死他人，被害人的兄弟可以为他复仇，或子也可以为其父，父也可以为其子复仇……”

    ［300］ 前面曾提及，罗斯人宣誓是按照斯拉夫人的习俗，统治阶层的代表以罗斯神灵宣誓（比较下面以雷神佩伦的名义）。补充指出，日耳曼民族在宣誓时是把剑插进地里，而这里的罗斯人用武器宣誓时，把武器解下“规整地放在一起”，而不是插在地上。（Н.Π.巴夫洛夫·西里凡斯基《封邑罗斯的封建制度》圣彼得堡1910年版，第445页）

    ［301］ 原文为“обруч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解释：“обручь这个字指腕箍，是战士盔甲的一部分”（《古罗斯语词典素材》，第2卷，圣彼得堡1902年版，第550页）。确实，“обручь”，这是戴在手上的一种东西（不能把它看做是套在颈上的东西）。

    ［302］ 索贡巡行一般在秋天收成后进行（显然，这说明所征收的贡物一部分是用农产品缴纳）。君士坦丁七世在其著述《帝国行政论》中这样谈及索贡巡行：随着11月份的来临，王公们“率领所有罗斯人乘车从基辅出发去巡回征收贡物（πολυδια），即向那些给罗斯人纳贡的斯拉夫人征收；其中有维尔维安人、德列戈维奇人、克里维奇人、谢维里安人及其他斯拉夫人，他们巡行在斯拉夫人土地上，以收取贡物。他们在这些地方要整整过上一冬，到第聂伯河解冻的4月份才重返基辅”（《拜占庭作家关于北部黑海沿岸地区的报道》，国家物质文明史研究所通报，第91期，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10页）。但是，应该指出，贡物和巡行在史料中是有所差别的。可能，巡行是王公报偿自己亲兵队的一种形式（雇佣的亲兵队被打发到划分给他们的地区征贡）；贡物是大公为自己收取的贡赋。

    ［303］ 原文为“отроки”，这是王公的少年卫士：一般是他的贴身仆从，武装随从，公国统治机构的年青管理官员。

    ［304］ 卡尔·马克思曾谈到亲兵队在好大喜功、横征暴敛上的主动性（《18世纪外交史内幕》，1899年，第76页）。卡尔·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得更为明显和更为突出。

    ［305］ 列夫·狄阿康详细描述伊戈尔被害的经过：“他被捆绑在两棵树上，被撕裂成两块”（列夫·狄阿康·卡洛斯基，《历史》，Д.波波夫译自希腊文，圣彼得堡版1820年，第6卷，第10章第66页）。在罗斯的编年史中，关于伊戈尔的惨死，从被奥尔加命令扔进土坑的德利夫利安人的口中也得到暗示：“我们死得比伊戈尔还惨！”编年史家把伊戈尔死定于6453年。如果注意到索取贡物和巡行是在秋季9月1日之后，那转换成我们的纪年，伊戈尔之死应是944年秋季。这个时间也就是与希腊签订条约的时间（见上文）。那么，编年史家所采取的6453年是从何而来的呢？A.A.沙赫马托夫注意到如下的情节：编年史家把伊戈尔看成是皇帝罗曼努斯同时代的人（参见上述）。而罗曼努斯按照罗斯编年史家用作史料的那个年代记是死于6453年。因而编年史家最初没有记年代，后来又感到很难确定伊戈尔死于何年，他在这里找到了某种口实（《考证》……第108页）。15世纪波兰编年史家德鲁戈什当时曾用过某些罗斯编年史资料，他说杀伊戈尔的凶手就是起义的德列夫利安人领袖尼斯金王公。A.A.沙赫马托夫认为这个尼斯金和斯维涅尔德的儿子姆斯提沙是同一个人。A.A.沙赫马托夫又把姆斯提沙看做是姆斯提斯拉夫这个名字的缩写，从而他和柳蒂·姆斯提斯拉夫或柳特·斯维涅尔季奇也是同一个人。A.A.沙赫马托夫又把尼斯金————姆斯提沙————姆斯提斯拉夫·柳蒂或柳特·斯维涅尔季奇和马尔等同起来。马尔（马尔克）·柳别恰宁是德列夫利安人王公，他曾向奥尔加求婚，马尔就是马鲁沙的父亲，马鲁沙是奥尔加的管家，弗拉季米尔公的母亲，多勃雷尼亚（米斯季什奇、尼斯基尼奇、尼基季奇）的姐姐，多勃雷尼亚是弗拉季米尔的舅舅。A.A.沙赫马托夫这个推断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可靠根据的，但有些细节难以令人信服，它很有价值，但由于情节复杂，难以在短短的注释中加以阐明。因此请读者直接去查阅A. A.沙赫马托夫的著作《罗斯诗歌中的柳蒂·姆斯提斯拉夫》（为纪念Н.Ф.苏姆楚夫教授而出版的哈尔科夫文史协会论文集，第18卷，第82——91页）和《对古代罗斯编年史的考证》。（圣彼得堡1908年版，第14章：《米斯提沙·斯维涅尔季奇和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神秘祖先》，第340——378页）

    ［306］ 养育者————照看年幼王公的家仆，“家庭教师”。当他的小主公长大成人后，他还保持着某种影响和地位。这种养育者在编年史上提及过数位：雅罗斯拉夫的养育者布迪将军（布鲁特），弗拉季米尔·摩诺马赫之子尤里的养育者格奥尔基·西蒙诺维奇。伊帕季编年史在1151——1171年条中提到的弗拉季米尔·安德列叶维奇王公的养育者。后来养育者有时又称为“看孩子的家仆”及“抚育者”（参阅尼科拉·扎拉兹斯基的故事中的费多拉·梁赞公在位时的养育者阿波尼查）。

    ［307］ A.A.沙赫马托夫认为姆斯提沙就是马尔克·柳别恰宁（玛卢莎和多勃雷尼亚的父亲），即杀死伊戈尔的德列夫利安人的王公马尔，可参阅前述。

    ［308］ 对老基辅城的整个描述都十分准确而具体生动，但是很多详情只有编年史家同时代人才能理解。我们特别不知道这些官邸的具体位置，官邸的主人又是何许人也。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找到这些所有主中某些人的情况。例如，雅罗斯拉维奇法典的标题中就曾提到尼基福尔·基亚宁和丘金·米库拉：“制定了全罗斯的法典，参加人有伊兹亚斯拉夫、弗谢沃洛德、斯维亚托斯托夫、科斯尼亚奇科、佩列涅格、来基福尔·基亚宁、丘金·米库拉”。M.H.季霍米罗夫把这次雅罗斯拉维奇的兄弟会议定为1072年（《罗斯法典研究》，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版，第64——65页）。《往年纪事》在1068年条（“丘金的兄弟————图科说道”）、1072年条（“这时，丘金管辖维什哥罗德”）和1094年条（“和丘金的兄弟————图科”）一再提到丘金。由此可见，古代基辅城的这段描述不早于11世纪70年代。显然，编年史家是根据老住户的叙述以及代代相传下来的古老传说来描绘古代基辅城的面貌。

    ［309］ 捕鸟场（перевесище）的词干是“перевесы”（在栖息地）在森林中的林间通道、山谷等鸟类栖息之地————张开高高的大网，进行捕鸟。西伯利亚在19世纪还用这种网捕鸟。现今基辅的一个区还叫“捕鸟场”。《罗斯法典》规定，从别人的网里偷鸟和损坏该网都要处以罚金（交给王公3个格里夫纳，交给网的主人1个格里夫纳）。

    ［310］ “терем”————在10——11世纪是一种结构上多面形或锥形的小塔楼，它建在宫殿的某部分上，房顶四面倾斜。切尔尼戈夫救世主教堂通往上敞廊那座塔楼，以及弗拉基米尔圣母升天教堂中这样的塔楼也都称为“терем”。它的尖顶常常是镀金的（参阅《伊戈尔远征记》中基辅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说：“在我金顶的塔楼上已无完好的木梁。”奥尔加从自己尖顶塔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她宫邸中所发生的一切。

    ［311］ 看起来很奇怪，德列夫利安人竟为杀死奥尔加丈夫的凶手向奥尔加提婚，但是迥非寻常的是马尔竟向被自己杀死的大公的妻子提亲，在远古其他观念中类似的情况不乏其例。这种观念起源于所谓母系氏族制度的残余。根据这种残余的观念，王位的宝座并不一定靠出身；谁杀死了国王（氏族头领），并和死者的遗孀结婚，他就可成为其政权的继承人。可能，马尔就是大公政权的觊觎者，他似乎想通过同奥尔加的婚事就能夺取王公之位：德列夫利安人比波利安人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要落后得多。从马尔的求婚和奥尔加的拒绝一事可以看出两种世界观的冲突：德列夫利安人还残存着非常古老的观念，而波利安人与其相比，在社会发展上已往前走得很远了。关于罗斯一些部落在社会发展阶级上的差异可参阅Б.Д.格列科夫的著作《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358页。

    ［312］ 奥尔加说的这些话是在她初次复仇剧中的中心情节。奥尔加好像出了一道谜语：有对某人表示敬意的内在含义报道：杀死谁，谁进行报复（参阅尼科尔·扎拉茨基故事中的一段：被俘的亲兵叶夫帕季·科洛弗拉特对拔都说：“大家都是由梁赞公英格瓦里·英戈列维奇派来的，对强大的陛下表示敬意和祝贺，表达自己的忠诚。我们没来得及为鞑靼的强大的军队举杯，愿陛下不要介意”）（《古罗斯战争故事》，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13——14页）。与此同时，在陆地上用船抬着走，也有两重意思：一方面是强大实力的表示、高傲的姿态（可参阅奥尔加在陆地上坐船推到帝都的城墙边）；另一方面，这显然也是死亡的象征，一种送葬的仪式（关于用船送葬的材料请看A.H.阿努钦的著作：雪橇、船和马都是“古代”送葬的东西；《莫斯科考古协会著作选》第14卷，莫斯科1890年版）。因此，奥尔加表面上答应给使者以极大的荣誉，而暗中以隐晦的形式要把他们置于死地，为他们安排丧葬仪式。来使不了解奥尔加这一提议的内在含义报道。奥尔加好像是让求婚者猜谜。这在民间故事中是很平常的事，未来的新郎或求婚的人如果猜不出公主的谜语就得送死。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民间婚娶仪式上常对媒人说：“别骑马来，也别走路来。”媒人说：“我们不在地上过夜，也不在马车上过夜，早晨起床，不用水洗脸，也不用上帝的露水洗脸，既不用织物擦脸，也不用纺品擦脸。”Е.Г.卡加罗夫写道：“隐晦含蓄和拐弯抹角的说法，其目的是不让恶鬼和不怀好意的人知道真实情况。媒人走相反的方向……进入新娘家的屋，先说些无关的话。”（Е.Г.卡加罗夫《结婚仪式的内容和起源》苏联科学院彼得大帝人类学与人种志学博物馆著作第8卷第161页）民间故事中婚娶仪式上为了蒙骗鬼魅，新郎或新娘“不是光着身来，也不是穿着衣服来”，受考验者包在鱼网中来；“不是走来，不是骑马来”，受考验者骑公羊或母羊来；“不是从大路上来，也不是从无路的地方来”，受考验者沿路旁的车辙上来或沿沟渠来；“不是白天来，也不是晚上来”，受考验者黄昏或半夜来，月圆时或新月时来等。这一点在编年史中写道：让媒人不是走路来，不是骑马来，不是坐马车来，而是坐在船上抬过来，这实际上是上述佯装仪式的一种变体————婚礼马车队绕行出发。因此把媒人用船抬着走是一种婚娶仪式，也如同送葬仪式一样。“足智多谋的”奥尔加以婚娶仪式之名来行送葬仪式之实。

    ［313］ “сустуги”一词显然应理解为外套上的金丝扣（它和“стягивать”“系紧”是同根词）。Б.А.雷巴科夫是这样解释的“сустуги”（金丝扣）或“запоны”（金属扣）这两个词：“这种扣子在墓葬中发现过一副或两副。外套在右肩旁用金属扣针来系结，它的两个下摆不相连……如果在墓葬中发现两个金属扣针，那它们一般都是用一条小金属链穿起来的。在12——13世纪王公的画像上，这种金属扣有时还有星形的”。（《古罗斯文化史》卷1，莫斯科1948年版，第244页）

    ［314］ 奥尔加让用船抬德列夫利安人使者，然后把他们连人带船一起扔进坑内，她似乎是在举行一种传统的殡葬仪式；用船埋葬死者，在许多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伊本——法德兰描写了罗斯人将死者放进船里焚烧的仪式（《伊本——法德兰的伏尔加游记》，И.Ю.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翻译和注释，莫斯科——列宁格勒1939年版，第81页）。很有特征的是，格列勃·弗拉季米罗维奇就用的是“船”葬（《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记》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古罗斯文学作品》第2期，彼得格勒1916年版，第14页）。关于船葬的材料可参阅Д.Н.阿努钦的著作《雪橇、船和马是殡葬仪式的用品》。（《古代》，莫斯科考古协会著作选，第14卷，莫斯科1890年版，第152——184页）

    ［315］ 在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中，在奥尔加问德列夫利安人使者前还有一句话：“你们是德列夫利安国的使臣，受你们的王公马尔的委派来到我们这里；受到这种礼遇，你们觉得好吗？”

    ［316］ 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中还加了一句：“我们这里已准备停当，请能抚慰我这颗破碎之心。”

    ［317］ 在后期的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特维尔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中，还曾提到这些“优秀官员”的数目————共50人。从我们面前所引用的这些话中可以证明德列夫利安人当时还存在人民大会。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如果我们在这里把它看成是“维彻”会议的话，那它具有野蛮高级阶段时期的旧人民会议的性质。很可能构成基辅国家成员中其他较落后的部落也有这种会议（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359页）。看来，编年史在此处说的是首领会议，而不是指实实在在的“维彻”会议，“维彻”会议的兴盛时期是在11世纪后半期至12世纪。Б.Д.格列科夫补充说：“德列夫利安人的这种人民会议必须与基辅王公和大臣们的会议区别开来。前者还没有摆脱掉野蛮时期最高阶段氏族制度的残余，后者则是巩固王公政权的结果，是政权与走出氏族社会范围的人民群众相互分离的结果。这两种现象同时并存，并不奇怪。我们国家在那个时代的这一时期幅员辽阔，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各个不同的地区情况又复杂多样”（同上）。在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M.奥勃连斯基，莫斯科版1851年，第11页）中，在所引用的这句话后，还接着讲了德列夫利安人王公马尔做梦的故事：“马尔公兴高采烈，准备迎亲，但他常常做梦，梦见奥尔加来了，送给他一件镶有黑宝石的衣服，四边缝有珍珠；饰有绿色花纹的黑被和涂满松脂的船。”此梦预兆不祥：贵重的衣服，珍珠————表示眼泪，黑色是丧葬之色（试比较1152年条伊帕季编年史中的弗拉季米尔·加利茨基的葬礼描述）：在场的人都穿“黑披风”。船是殡葬仪式的一种祭品（见前所述）。马尔的此梦和《伊戈尔远征记》中说的基辅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梦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

    ［318］ 原文为“истопка”。凡是有炉子可生火取暖的房子均可称为“истопка”，或“истба”和“ ”。房子中非取暖部分为贮藏室、门斗等。

    ［319］ 这样，奥尔加给德列夫利安人出了第三道谜语————“тризна”（追荐亡魂的酒宴）。奥尔加请德列夫利安人参加的是为亡夫举行的酒宴，而这酒宴同时又成了为丈夫复仇的行动。同时很重要的是，在追荐亡魂的酒宴一开始不单是为死者饮酒，还举行战争游戏和比赛。这种追荐亡魂的酒宴和游戏中还加上忏悔性的提问：“为死者打架须斋戒15天”，“为死者打架，或抓掉头发，或撕破衣服须斋戒12天”，“而你为亡人打架————斋戒15天（关于多神教为追荐亡魂的酒宴材料汇编，可参阅：H.M.加利科夫斯基《古罗斯基督徒与多神教残余的斗争》，卷1，第6章，哈尔科夫，1916年。关于确定“тризна”一词的意义是“为纪念死者而举行的体育比赛”，可参阅：A.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多神教的斯拉夫人的殡葬习俗》，莫斯科，1868年；А.И.索鲍列夫斯基《斯拉夫的语文学和考古学领域的材料和研究》，科学院俄语和文学部论文集，卷88，圣彼得堡1910年，第273——274页；对这方面的考古证据可参阅Б.А.雷巴科夫：《切尔尼戈夫的古代》，苏联考古材料和研究，第11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33——34页）。显然，德列夫利安人是在这次战争游戏中被杀害的：游戏的战斗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战斗，而在殡葬仪式举行前变成了一次真正的殡葬。但是，追荐亡魂的酒宴不仅仅是纪念死者的战争游戏，而且也是为纪念死者的盛宴。在《蛮族如何成为多神教徒记》中说道：“乌克兰至今还有人把临产称为第二次该死的酒宴”。正规的进餐（“第一次午餐”）————这是在教堂按教规朗读亡者名单，同时分发祭祀品。“第二次进餐”是多神教的做法。基里克在其著名的《询问》一书就谈到此事。“тризна”最初的意思是为悼念死者的战争游戏，中间插酒宴，看来，由此而产生中世纪的民间的一般借喻：大宴会意为战斗中牺牲。《伊戈尔远征记》就把盛宴比喻为战斗牺牲（“没有饮那血红的酒”，试比较奥尔加的话：“多准备些蜜酒。”）；编年史也知道这一借喻，试比较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的1016年条：斯维亚托波尔克营中的一名部下转告雅罗斯拉夫：“就这样告诉雅罗斯拉夫：给的蜜酒太少，卫士太多，晚上再给。雅罗斯拉夫明白，要晚上下令砍杀。”但是智谋过人的雅罗斯拉夫明白他的话，德列夫利安人听不明白。关于奥尔加复仇的整段故事都强调出德列夫利安人和奥尔加相反，反应迟钝。德列夫利安人因自己缺乏智慧而注定自己的死亡。在我们注释的奥尔加这句话后，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的编年史家还加了一句话：“基辅人都看见我儿子的聪明，他不会使我丢脸。”

    ［320］ 坟墓在11——13世纪的古罗斯称“гроб”（该词和“гребля”〔城壕或城堤〕是同根词）。我们理解的“гроб”意义是圣徒干尸盒。

    ［321］ 现已清楚古代的习俗：王公或统帅首先开战，把矛或箭射向敌方。因此，向敌方投矛或射箭是宣战的表示。试比较拉脱维亚的亨利《利沃尼亚编年史》载，立陶宛人在库肯诺伊斯城郊向德维纳河对面投掷矛枪，表示同德国人的和平已经破裂（《利沃尼亚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8年版，第161页）。再比较伊帕季编年史1245年条，关于和波兰开战的一段：瓦西里科·罗曼诺维奇到维斯拉河，“往维斯拉河对面……射出一箭”。

    ［322］ 看起来在讲述奥尔加第三次复仇的故事作结尾的几句话之后，就应料到是讲一讲奥尔加向战败者收取贡物的事。但是，和德列夫利安人的事好像还没有完：他们躲进自己的城里闭门坚守。其后编年史家讲述了奥尔加的第二次胜利，即她的第四次复仇；只是在此之后才接着说：“于是把沉重的贡物负担加在他们身上。”这句话有这样一种推测：关于奥尔加第四次向德列夫利安人复仇的故事是不是后来加进去的？！确实，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没有第四次复仇的情节，这很符合发展的逻辑，而不致割裂：“打败了德列夫利安人，于是把沉重的贡物负担加在他们身上。”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反映了初始汇编的内容（它在时间上早于《往年纪事》）。因此，奥尔加第四次复仇的故事是《往年纪事》的编者所为。前三次复仇的故事在先于《往年纪事》的初始汇编中就已有记述，或许还更早些。

    ［323］ 从编年史的这个地方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可明显看出，农业是罗斯居民的主要经济部门。П.И.利亚申科写道：“无论如何，就是最早的外国作家谈到第聂伯河一带的斯拉夫人的消息时，都把那些斯拉夫人说成是从事农耕的人，如拜占庭皇帝莫里斯关于斯拉夫人写道（6世纪中叶）：他们‘有很多很多堆存起来的各种粮食，最多的是黍’。还有阿拉伯作家伊本——达斯塔（10世纪中叶）也谈到斯拉夫人的经济，其中有趣的是也许可以被理解为证明斯拉夫人在农业上实行撂荒耕作制，他说：‘斯拉夫人的国土平坦多林，他们既没有葡萄园，也没有耕地……他们像放羊那样养猪……他们更多的是播种黍。’对上述两种说法加以对比：斯拉夫人没有耕地，他们同时又播种黍，也许只能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即他们没有固定的耕地，而是每年在不同地点播种黍。”（П.И.利亚申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莫斯科1947年版，第8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被征服地区是‘按犁’来缴纳贡物。利亚申科写道：“另一方面，征课本身的计算和缴纳却不是用农产品或畜产品，而是用狩猎、林业和养蜂业产品。正是狩猎、捕兽、林中养蜂业供给的产品，主要用来给王公们、亲兵们缴纳贡物，与商人做买卖……这就使很多历史学家产生错觉，一方面认为斯拉夫人的经济似乎只是狩猎、捕兽具有原始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商业已深深地渗透到这种经济中。实际上两者都不是。整个原始斯拉夫经济制度证明，农业才是占统治地位的部门，因为自然经济在当时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上，只能以农产品和畜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П.И.利亚申科，同上书，第85——86页）。令人感兴趣的是德列夫利安人按《往年纪事》所说的当时“耕种他们的田地”，但是缴纳贡物仍是用一般的“蜂蜜和毛皮”，而不是用农产品。

    ［324］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双关语：向奥尔加求婚的德利夫利安王公名叫马尔（Мал），而奥尔加说：“因此向你们要得很少（“很少”原文为мало）”。马尔的名字和奥尔加要求向她缴纳“少量”（мала）的贡物是谐音。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在此话之后还加上奥尔加补充说明为什么奥尔加要的是鸟：“你们交来的鸟作为神的祭祀品……每户给我交3只鸽子，3只麻雀，因为你们有成千上万的鸟，有时到处抓不着，而我也不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看来，奥尔加要鸟是用作祭祀仪式。君士坦丁七世也证明罗斯人到圣格雷戈里岛后，就用活着的鸟来作祭祀。列夫·狄阿康也提到罗斯人在杀死的公鸡上刺杀。关于刺杀公鸡作祭祀品在罗斯的《某基督徒的故事》中也提到过。

    ［325］ “церь”常被错误地译成“硫黄”。B.达里的《详解辞典》和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古俄语词典素材》中的“церь”一词也是这么译的，但是如同语文学中所说的，这译文是15——16世纪后期的北罗斯编年史提示给达里和斯列兹涅夫斯基的。这些编年史家（只是因词音几乎相近）用“硫黄”（серь）一词来替代“церь”。其实，“церь”一词的意思是“火绒”。“церь”一词在当今白俄罗斯语言中还保留此意（“цэрь”是用长在白桦树上的木耳作材料制成的火绒）。

    ［326］ 在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中，接着如此具体说明：“每户征收2张紫貂皮，2张灰鼠皮，还有毛皮和蜂蜜。”编年史家在这里提到的那些贡物，可以在859年条（“по беле и веверице”，可理解为“征收一张灰鼠皮”）和883年条（“征收一张紫貂皮”）看到。原有的贡物加重了1倍，又加上德列夫利安人自己曾提出的贡物：蜂蜜和兽皮。

    ［327］ 关于这一点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那么奥尔加在德列夫利安人地区和诺夫哥罗德地方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觉得她深入当地社会，努力在德列夫利安人和诺夫哥罗德地区的不同地点建立起特殊的经济行政点，派自己的人去治理，他们当时要完成的职责和政治任务是巩固基辅王公在地方上的政权”（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297页）。“编年史家明白，他写的是往事，但是它和现代有联系，因而在结尾时又举例证明：‘至今还有她住过的村落————奥尔日奇村。’然而奥尔加似乎并没有建立什么‘村落’！起码编年史家以前对此从未提到过。正因如此，有必要仔细研究一下奥尔加在这里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先从最简单的————从‘乡区’（погосты或повосты）开始。当然，奥尔加并没有建立乡区，因为在她以前很久它就已经存在。实质并不在此。编年史家谈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他要说的是奥尔加把一部分乡区经管起来，掌握在自己手里，乡区还包括一些村落在内……但是，奥尔加除了乡区及其属下的村落外，还自己管理‘地方’。什么是‘地方’？我认为对此问题回答正确的是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他写道：‘在我们古代的故事中不止一次地可以遇见‘地方’这个词；它的意思是特殊的大村落。例如，在《往年纪事》中会读到‘雅罗斯拉夫在城市和地方都修建了教堂’。拉夫连季编年史写道：‘鞑靼军队几乎蹂躏了所有地方，无论大小村落很少幸免，但他们未能占领它。’伊帕季编年史的1290年条写道：‘进了地方，而未能进入城市’（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古罗斯编年史阅读笔记》，科学院论丛第2卷附录，1862年，第35页）。编年史中上面引用的句子的基本意思就是基辅王公在国土的边区掌握着住人和没住人的土地。”（同上书，第298页）Б.Д.格列科夫由于《往年纪事》对“地方”的这种解释，又对前处作出解释，前处说奥尔加到德列夫利安人地区“建立起规章制度”。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这些章程看来主要是为了确立当地居民听命于基辅和基辅王公，具体实施就要靠王公的地方、乡区和村庄。我们联想起雅罗斯拉夫诸子《法典》及其对王公领地的描述：那里的王府总管、驭手、法官的活动范围未必就局限于王公世袭领地的界限之内。我们从《罗斯法典》中很好地了解到这些章程和条例：“编制了罗斯国土的法典”，“为农民规定的贡纳义务，出售东西要向王公缴费”、“关于牲畜的课税、人口税、桥梁税、铁税、城市税等的规定”（同上书，第298页）。这样，《往年纪事》此处谈的是奥尔加扩展自己的地产，这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地产的增长导致封建主义制度的建立，它不是骤然产生的，而是有其一个漫长的形成时期。基辅国家是前封建制国家，但正是在其内部成长起封建关系”（同上书，第302页）。C.B.尤什科夫是如下那样解释奥尔加女王公实行财政——行政改革的原因：奥尔加女王公改革的原因何在？应把它和德列夫利安人的暴动联系起来。这次暴动的结果是伊戈尔王公被杀害。不管如何对待奥尔加对德列夫利安人复仇的传说故事，然而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伊戈尔被杀是由于他的横征暴敛引起的。因为编年史家确确实实、非常具体地讲述了伊戈尔被杀的原因，所以据我们所知在历史书籍中从未怀疑编年史家叙述这段情节的可靠性。同样也从不怀疑编年史中另一段情节的历史真实性，即德列夫利安人不受基辅国家中央政权的统治，并挺身反抗（在历史传说中表现为马尔王公向奥尔加女王公求婚）及那场顽强的斗争，结果还是奥尔加胜利了。显然，所有这些情况：德列夫利安人的暴动、伊戈尔的死亡及其死后的一场恶斗，对统治阶层人物来说必须引以为戒，他们自然绝不会放弃征贡，当然也不可能放弃征贡的。统治集团明白在伊戈尔被杀前已存在的那种征收贡物制度，在今后还可能引起武装反抗，而王公的地方行政机构或者没有建立，或者极少而脆弱，大公的政权只是受到“部落”王公或“开明”王公————地方王公长官的承认。我们认为，奥尔加的主要措施之一是把王公革职————无论是当地部落王公，还是地方长官————王公（C.B.尤什科夫，《基辅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权利》，莫斯科1949年版，第108——109页）。————然而，奥尔加的活动看来并不包括这般大的地域，像一般想象的那样。可能，奥尔加沿“姆斯特”河和“卢格”河流域的巡行，是编年史家在某位诺夫哥罗德人（例如维沙塔，参阅引言部分）解说的影响下臆想出来的。有关奥尔加出巡诺夫哥罗德地区那个名为杰列夫地方或“杰列夫”事件，是不是这位诺夫哥罗德人推测的呢？后来杰列夫成为诺夫哥罗德五大行政区之一，而诺夫哥罗德正是通过姆斯特河和卢格河的水路与杰列夫行政区连结起来（可参阅弗谢沃洛德给奥波卡的伊凡教堂的法定文书：“自古以来和下列地区的客商有贸易往来：特维尔、诺夫哥罗德、别日茨、杰列夫及整个姆斯特河流域 ”）。把杰列夫地方看成是诺夫哥罗德五大行政区之一的杰列夫地方，还见于后来（16世纪）的《俄国皇室系谱》一书之中。该书写道：“奥尔加率自己儿子及军队出巡杰列夫地区，确立了规章制度，建立了狩猎场。有些人说，位于大诺夫哥罗德的杰列夫地方，现在是它的五大行政区之一的杰列夫行政区；另一些人说，这是通往切尔尼戈夫城的一个北方国家。”还可参阅最后的17世纪编年史：“离古罗斯不远的 科罗斯坦城郊，他们杀死了他（伊戈尔）。”由于把南方的杰列夫地方和诺夫哥罗德的杰列夫地方搞混，那么关于奥尔加在姆斯特河和卢格河流域活动的全部报道是不是后来加的呢？在后一种情况下就可以解释“在第聂伯河流域有她捕过鸟的场所，在捷斯纳河一带也是如此，至今还有她住过的奥尔日奇村落”————这一段的一些词与前文在语法上不相协调的原因。应该认为这些话是前面946年条句子的延续：“于是，奥尔加同自己的儿子率领亲兵巡视德列夫利安地方，建立征贡和课税的规章制度；至今还保留她的驻跸地和猎场……”（《考证》……第171页及后几页）。关于乡区是什么，可参阅：H.H.沃罗宁《封建罗斯农村居民点史》，列宁格勒1935年版，第20——36页。

    ［328］ 在奥尔加访问察尔格拉德（帝都）的故事中明显有插入的部分。一方面全部故事的基础是教会的（奥尔加受洗礼并为此而笃信宗教）；另一方面在这种教会的基础上又加进了民间口头创作的、与这种教会精神完全相反的世俗传闻式的成分（笃信宗教的奥尔加在自己受洗的时刻蒙骗了皇帝）。奥尔加抵达君士坦丁堡故事的宗教素材大概是属于编年史最古老的素材————《基督教最初在罗斯的传播》（A.利哈乔夫，《罗斯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版，第63页及以后几页）。而世俗的（民间创作的）插入部分是第一位编年史家的手笔，他以世俗的因素传播这个宗教故事。世俗的插入部分如下：第一，皇帝提出要娶奥尔加为妻及奥尔加要求皇帝本人为她施洗礼（从“奥尔加来到他那里”到“我就不受洗礼”）；第二，皇帝重提婚事，奥尔加回答说她已是他的教女，不能嫁给他。她被放行，并得到赠送的礼品（此处插话造成重复的句子：“于是放她走”，这里可明显看出这些话与以后的整段原文的脱节：“宗主教为她赐福后，就让她走了……称她为自己的女儿”）；第三处插入部分是在夸奖奥尔加之后，并谈到皇帝派使团到基辅（从“奥尔加回到了基辅”到“就放走了捎这些话来的使者”）。所有这些后补部分的民间创作性质，毋庸置疑。这些部分如同奥尔加复仇的故事一样，都强调她的“聪明和机智”。在奥尔加和伊戈尔远征帝都的故事中也类似地强调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奥尔加也像她骗过德列夫利安人那样，以自己的狡计“战胜了”希腊皇帝。与此类同的，还有未卜先知的奥列格，把自己的船安装上轮子，骗过希腊人，而希腊人当时采取的还是自己通常的防御措施，把舒特湾用铁链封锁起来。奥尔加出访拜占庭那样的情况不是编年史家空想出来的，也不是他从拜占庭编年史中得来的（在编年史家熟悉的那些编年史中并没有这些情况）。它相对来说是真实的。特别在《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王公的这部著作中，谈到奥尔加死于969年，她度过基督教徒的生活达15年。该著作中反映了最古老的罗斯编年史（它比《往年纪事》和初始汇编还要早）。因此，她洗礼是在954年或955年9月。君士坦丁七世说奥尔加访问君士坦丁堡是在957年（后期的一些罗斯编年史把奥尔加出访日期改为这一年），而斯基利齐谈到了奥尔加到达帝都及她在狄奥菲拉克特大牧首主持下接受洗礼，该大牧首任职时间是从933年2月到956年2月27日。史料上的某些出入可以这样统一起来：奥尔加是在955年接受洗礼（如同编年史），而957年她抵达君士坦丁堡已是受过洗礼的人了。М.Д.普里谢尔科夫推测，奥尔加曾两次出访君士坦丁堡（955年和957年），这未必可靠（М.Д.普里谢尔科夫，《10——12世纪基辅罗斯宗教政治史纲》，圣彼得堡1913年版，第3——4页）。编年史家是从何处得到这个日期的呢？可能，早在944（945）年同希腊缔结的条约中就曾提到过伊里亚教堂从事某种记事工作。奥尔加在君士坦丁堡受接待的情况，在君士坦丁七世的著作《论典礼》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参看译文《国家物质文明史研究院通报》，第91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34年版，第47——48页）。奥尔加于957年9月9日被皇帝召见，随同她的有她的侄儿（没有提名）、亲戚————罗斯女王公及随从：18名妇女、22名使臣、42名商人、12名翻译。随从的成员中提到名字的有司祭格雷高里。君士坦丁七世没说奥尔加访问的目的，从君士坦丁七世的描述中也同样难以确定，奥尔加是否已是基督徒。但是有其他的外国史料谈到奥尔加受洗礼，特别是所谓《列基农的续编》，该书写道：959年罗斯女王叶列娜的使臣拜见奥托皇帝，叶列娜曾在君士坦丁堡罗曼努斯皇帝的宫廷接受洗礼（罗曼努斯〔二世〕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儿子，君士坦丁七世于959年逝世）。

    ［329］ 《往年纪事》的拉济维尔编年史抄本、莫斯科科学院抄本以及其他抄本都是这么写的。拉夫连季编年史写的是：“当时的皇帝名叫齐米西斯。”然而，约翰一世·齐米西斯于969年12月11日登上皇位，这一情况（和《往年纪事》上说的奥尔加出访日期不符），显然，迫使罗斯编年史家把约翰一世·齐米西斯改为皇亲（或皇族出身的）君士坦丁七世。他既是皇帝（913——959），又是一位有名的拜占庭历史学家。

    ［330］ 苏兹达尔的佩列亚斯拉夫利编年史插进了一段加强奥尔加和拜占庭皇帝如下的对话：“她领会他话中的含义报道说：‘你这话怎么能实现呢，因为我是一位多神教的教徒啊！如果上帝能让我受洗，那你就能达到目的。’皇帝喜出望外，问她道：‘能把这话告诉大牧首吗？’她说：‘你准备把我交给上帝和大牧首吗？’他很高兴地说：‘愿意。’她说：‘那我就该走了，你自己来为我洗礼吧。’”接下去和拉夫连季编年史讲的一样。

    ［331］ 根据教规，教女是不能嫁给自己的教父的。

    ［332］ “把她放走了”————这句话前后出现了两次：奥尔加和皇帝交谈前和交谈后都出现过。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关于奥尔加“迷惑”皇帝这段故事，是不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后来加上去的呢，有这样一种推测（参阅前注）。如果去掉后加的部分，把整段连起来，那么发现奥尔加的教父不是皇帝，而是大牧首：“大牧首为她祝福后，放她走了，称她为自己的女儿”（《考证》……第111页及以后几页）。

    ［333］ 在以前讲奥尔加到帝都访问的故事中并未提及奥尔加在舒特湾的这一驻扎地，也没提到前面说的奥尔加答应馈赠礼品和派援军的事。显然，编年史家是从不见经传的特殊传说故事中得知的。波恰伊纳河是基辅近郊的一条小河。

    ［334］ 在《往年纪事》955年条关于“斯维亚托斯拉夫很快会死”这个预言并未应验，因为接下去描述了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多次征战。但是，关于奥尔加洗礼的原始故事，见于《基督教在罗斯最初传播的故事》一书的内容中，该书没有年代日期，也没有讲斯维亚托斯拉夫南征北战的活动。那里，在这部《故事》中，关于斯维亚托斯拉夫早死的“预言”有过一定的含义报道，因为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奥尔加死后执政才不到一年（正是想出用“倒填日期”的办法解释执政不久的原因）。正如A.A.沙赫马托夫所断定的，最古的基辅编年史把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死定为6478年（970年）。后来，初始汇编把它定为6480年（972年）。而奥尔加死于6477年（969年）。《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王公的编者像最古的基辅编年史一样，把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死定为6478年（970年）；“6486年6月11日弗拉季米尔公在自己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去世后的第8年在基辅登基”（《考证》……第132页和第133页）。这就明白为什么会形成斯维亚托斯拉夫短暂一生的概念，为什么需要“预言”来“解释”这个短命情况了。

    ［335］ 此处指猎豹。在东方（在罗斯少见）把猎豹用作狩猎的野兽。约瑟夫·巴尔巴罗在1471年看见一位亚美尼亚王公养有几百只这种野兽；蒙古有世袭统治权的人物养了大批猎豹，有时一次出猎就带上千头的猎豹（H.B.沙尔列曼：《伊戈尔远征记》注释，《古代俄罗斯文学部著作》第6卷，列宁格勒1948年版，第120页）。1159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奥利戈维奇赠给自己女婿长手尤里一只猎豹。编年史家把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比作猎豹，显然是说明他步履矫健而敏捷。希腊历史学家列夫·狄阿康对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描述和罗斯编年史对他的描述也大致相符。列夫·狄阿康说他“热情奔放易冲动，勇猛大胆，富有实干精神”。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和约翰一世·齐米西斯会见时，列夫·狄阿康是这样描写斯维亚托斯拉夫：“他的外貌是：中等身材，不很高，也不太矮，浓浓的眉毛，蓝蓝的眼，扁平的鼻子，刮过胡子的脸，上唇蓄留又厚又长的八字胡。他的头顶完全光秃，但只在头的一侧剩下一绺卷发，以显示其出身望族；脖子很粗，肩膀很宽，身材相当端正。看上去他很忧郁冷酷。他的一只耳朵佩戴着金耳环，上面镶着两颗珍珠，中间嵌有一颗红宝石。他穿一身白衣服，除整洁外和别的衣服没有区别。”“他坐在大船的长凳上，和皇帝谈了一会儿和约的事，就往回返”（列夫·狄阿康·卡洛伊斯基《历史》Д.波波夫译自希腊文，圣彼得堡1820年版，第97页）。

    ［336］ 按编年史所述，斯维亚托斯拉夫是偶然碰上维亚提奇人，但并没有和他们交战，而只是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向可萨人缴纳贡物，然后去注视可萨人，以后只是在966年才重新回头对付维亚提奇人，此时初次与他们兵戎相见：“斯维亚托斯拉夫战胜了维亚提奇人，向他们征收贡物。”斯维亚托斯拉夫第一次征讨维亚提奇人的方向有不少令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他出兵奥卡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维亚提奇人确实住在奥卡河流域，但他们的居住地从未扩展到伏尔加河流域。此外在他的第一次征讨中也违反了他往常的做法，对此编年史家刚说过：预先把自己的意图通知敌方。可能为此才把斯维亚托斯拉夫和维亚提奇人的一段对话插进斯维亚托斯拉夫出征可萨人的原始故事中，作为那次征讨的理由。这样，应该推想斯维亚托斯拉夫是直接前往可萨人居住的伏尔加河流域的。斯维亚托斯拉夫预先警告这些可萨人：“我要讨伐你们。”因此可萨人“听到”后出来迎战。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整个讨伐事件目的性很明确：斯维亚托斯拉夫是直接前往伏尔加河下游的，没有任何理由和结果要北上奥卡河流域（《考证》……第118页及以下几页）。

    ［337］ П.Н.特列季亚科夫关于木犁写道：“如果在北方耕耘的主要工具是……索哈（соха）犁，而在南方则用的是普鲁格（плуг）犁，无疑还有较原始的工具————拉洛（рало）犁。按其技术特性近乎北方索哈犁。在乌克兰贫困的地方拉洛犁一直使用到十月革命。这种原始的常常是全用木头做的工具，为18——19世纪人种学的资料所熟知。”（《古罗斯文化史》第1卷，“农业和手工业”这一章，1943年版，第60页）

    ［338］ 阿拉伯人伊本——哈乌卡利说，在969年罗斯人征讨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和可萨人。由于罗斯编年史和伊本——哈乌卡利所说的日期不符，搞不清伊本——哈乌卡利说的是指斯维亚托斯拉夫这次征讨，还是指另一次。B.巴尔托利德院士写道：“实际上，不一致好像只是由于伊本——哈乌卡利表述不清所引起的，他所指的969年是他在朱尔江得知暴行（指罗斯人对保加尔人和可萨人所犯暴行）的时间。只是在别处由于疏忽而把此时间说成是暴行发生的时间。从伊本——哈乌卡利本人说的也可以看出，暴行的时间和他得知此暴行的时间隔了几年；从伏尔加河一带跑出来的人想回去，在罗斯政权下生活，看来他们认为那里政权已经巩固。但和伊本——哈乌卡利说的相反，很可能只是推翻了可萨王国；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从这一次武力事件中比罗斯人得到更大的好处。和难民预料的相反，斯维亚托斯拉夫由于受拜占庭皇帝之托，帮助攻打多瑙河一带的保加利亚人而从可萨的土地上撤走了”。（B.巴尔托利德，《欧洲和俄罗斯对东方的研究史》，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167页）

    ［339］ 白维扎——萨尔克尔是可萨的一个城堡。君士坦丁七世说，可萨人求拜占庭皇帝狄奥非拉斯（829——842年）为他们建造城堡。狄奥非拉斯派自己亲戚佩特罗尼到他们那里用砖砌起萨尔克尔城墙。狄奥凡编年史续编把萨尔克尔的建立写在狄奥非拉斯征讨阿拉伯人前的837年；而克德林认为萨尔克尔建立于834年。萨尔克尔所在地一般认为是在齐姆梁镇附近（М.И.阿尔塔莫诺夫《顿河下游的中世纪村落》，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版。他还著有《可萨国的萨尔克尔及其他一些工事》，苏联考古学报第6期，列宁格勒——莫斯科1940年版；И.И.里亚普希金，“齐姆梁右岸古城遗迹的发掘报告”，《物质文明史研究所简讯》，第4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版）。K. B.库德里亚绍夫指出，萨尔克尔的所在地应在顿河一带寻找，在顿河最靠近伏尔加河的地方，大约在维尔佳奇河口和新格里戈里叶夫镇之间（K.B.库德里亚绍夫，《波洛韦次草原》，莫斯科1948年版，第9——42页）。但是K.B.库德里亚绍夫的想法是以14世纪末皮缅的旅行扎记为依据的，它和考古材料相矛盾。（М.И.阿尔塔莫诺夫：“萨尔克尔——白维扎新的挖掘工作”，《历史问题》1949年第10期）

    ［340］ 伊帕季编年史还有一句：“回师基辅。”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此处写的是：“并带回基辅。”其意思是“使其隶属于基辅”。看来，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较古老。亚瑟人即现今的奥塞梯人，卡索格人即现今的切尔克斯人。他们都居住在高加索的草原和山前地区。他们的住地当时要比后来更往草原的北部延伸。

    ［341］ 这是斯维亚托斯拉夫第一次远征保加利亚。第二次远征在《往年纪事》中被收录到971年条。斯维亚托斯拉夫两次远征保加利亚在希腊的史料中也有所记载，但事件发生的年代和《往年纪事》写的不一致：它们之间没有这么长的间隔；第一次远征是在尼基福鲁斯（二世）执政的第5年（6476〔968〕年），而第二次是在尼基福鲁斯执政的第6年（6477〔969〕年）。

    ［342］ 80座保加利亚城市，这数目是有历史根据的。凯撒里亚的普罗科匹厄斯（拜占庭6世纪的历史学家）谈及查士丁尼曾在这个地区修建了80座堡垒。保加利亚的歌曲也提到多瑙河的77座城池。А.А.沙赫马托夫根据此处指出的精确史料和列夫·狄阿康也曾记述过斯维亚托斯拉夫有名的演说（见以后的注释），推测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故事是以没有传到今天的某个保加利亚编年史中引用来的（《考证》……第124页），不过这种推测的根据还很不充足。

    ［343］ 多瑙河上的佩列亚斯拉维茨是现今多瑙河南岸图利奇附近的普列斯拉夫村。

    ［344］ 编年史的这一报道似乎和《往年纪事》以前说的相矛盾，那时说佩彻涅格人的出现是在乌果尔人路经基辅前，说他们在伊戈尔执政时（915年）首次进犯罗斯，而伊戈尔和佩彻涅格人交战等。显然，编年史家此处指的是佩彻涅格人第一次进犯 基辅本身 。

    10世纪的剑柄（М.К.卡尔格尔摄）

    ［345］ 显然，这里指的是人民会议————维彻。此处以及997年条描述别尔哥罗德被围时也有这样的会议，这是我们拥有的关于10世纪维彻会议的稀有证据。Б.Д.格列科夫院士为此写道：“一般说来，在10世纪，王公在城里时是不召开维彻会议的。王公在时，我们看到的总是城市长老会议，换言之，或城市长者、大贵族和亲兵队的会议。”“无论是在10世纪，还是11世纪前半叶，基辅都没有发展维彻制度的良好条件。基辅王公的政权太强大，城市在政治上还太软弱，因而城市维彻会议不可能与王公政权共同繁荣”（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356——357页）。关于维彻会议以后还有注释。

    ［346］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罗斯人早在968年前就已和佩彻涅格人有交往。“佩彻涅格人首次来到罗斯领土”这句话的意思只应理解为佩彻涅格人在968年首次发兵攻打罗斯。试比较与此有关的915年条：“佩彻涅格人来到罗斯土地，和伊戈尔缔结了和约。”

    ［347］ 我们面前的这一场面是结拜兄弟的一种仪式，要相互交换礼物。这些礼物看来富有象征意义，并高度地反映了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特征：佩彻涅格人的草原文化和罗斯人的定居欧洲文化。对于佩彻涅格人的骑兵来说，斜砍的马刀是比剑更得心应手的武器。马刀常见于11——12世纪波洛韦次人和托尔克人的墓葬中。鞑靼人也用马刀。剑不同于马刀，是罗斯人最早的典型武器，用剑砍杀要比刺杀更寻常。剑是王公权力的象征和宗教祭祀物品，在与希腊人缔结条约时，罗斯人用剑宣誓（如同用盾宣誓一样），后来，圣徒鲍里斯的剑和普斯科夫王公弗谢沃洛德的剑更是备受崇敬。在《往年纪事》中谈到可萨人向罗斯人征收贡物，双刃剑是波利安人的标志，与之相反的单刃马刀是可萨人的标志（参阅以前的注释）。锁子甲，原文写的是铠甲 ），这里应理解为锁子甲，这是用小铁环相互编织起来的战袍，早在10世纪罗斯就使用这种战袍，而在西方只是12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才使用，它还是从东方传入的，在东方锁子甲早已广泛使用。

    ［348］ 这里的几句话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佩彻涅格人从城下撤离，但是围困更紧了。如果佩彻涅格人撤离了，那么饮牲口的地方似乎应该缓解了。看来，“撤离”这个词应以“围困”取代，这处应直接接到开头那句话的后面：“佩彻涅格人重兵包围……”而民间关于拿着马笼头跑出佩彻涅格人驻地的少年武士以及普列季奇和佩彻涅格王公互赠礼物的传说是后来加进早期文本中去的。

    在切尔尼戈夫的古基“黑墓”出土的10世纪的剑柄（Д.Я.萨莫克瓦松发掘）

    ［349］ 希腊历史学家斯基利齐也谈到，斯维亚托斯拉夫为保加利亚的财富所倾倒。

    环甲（“铠甲”）（国立埃尔米达日博物馆）

    ［350］ 斯拉夫——罗斯的训诫集说，奥尔加死于7月11日。

    ［351］ 在这段安葬奥尔加的故事中有些情节格外引人注目。首先，奥尔加不准为自己死后办斋宴竞技赛，因为她有司祭（神父）：显然，斋宴在此意味是多神教的仪式，它和基督教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其次，文中说把奥尔加葬在“一个地方”，但并没说具体地点（试比较后来谈到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葬事：“把奥列格葬在弗鲁奇城附近”）。这是由于没有给奥尔加修一座一般的陵墓（试比较训诫集中说的关于7月11日奥尔加逝世的叙述：“她把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召来，嘱咐他要让她的墓与地相平 ，不要修 陵墓 ，不要举行斋宴及其他活动”）。因此，奥尔加的墓鲜为人知。“与地相平”的基督教墓葬习俗和基督教以前的习俗截然不同。————在后期穆罗姆的君士坦丁传记（16世纪）中也强调修建坟墓的事：当君士坦丁按基督教习俗安葬自己的儿子米哈伊尔时，“不信教的人看此情景————不按他们的习俗安葬而大为震惊，安葬米哈伊尔公朝东，坟上不堆土丘，而是与地相平”。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编年史中的文字比《往年纪事》还要古老）在《往年纪事》的那句话：“因为有司祭”后又加上一个词“秘密地”。换言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把奥尔加看成是一位秘密的基督教徒。

    ［352］ 往后所有对女王公奥尔加的称颂在修辞上和内容上都与对弗拉季米尔的称颂相似（参阅1015年条）。两者均属一人之手笔。在称赞弗拉季米尔时写道：“人们痛哭流涕地安葬他的遗体————这位高贵的王公 。”接着说：“他是 大罗马的新的君士坦丁。”而称颂奥尔加时写道：“安葬了这位高贵的 奥尔加。她是信奉基督之邦的先驱者，犹如日出前的朝霞。”在称颂弗拉季米尔时写道：“受过圣洁洗礼的罗斯人都纪念他，赞颂上帝。”而在称颂奥尔加时写道：“罗斯的子孙们赞颂她，称她为先驱者。这里所有人都称颂（上帝），当他们看到奥尔加安息在那里而多年不腐。”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把奥尔加和圣海伦娜相比，而把弗拉季米尔和君士坦丁大帝相比。我们见到在对这两人的称颂中都抱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奥尔加和弗拉季米尔为罗斯所做的业绩和“具有圣徒般功德的”海伦娜和君士坦丁为拜占庭所做的业绩一样。与此同时，对奥尔加的称颂指的是罗斯未来的洗礼，另一方面，罗斯接受洗礼的传说又引证了奥尔加女王公，作为第一位基督徒。弗拉季米尔召集的贵族和城市长老会议提出论据，对弗拉季米尔接受洗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说：“如果希腊人的信仰不好，那你那位智慧超出常人的祖母奥尔加又怎么会接受它呢？”（987年）

    ［353］ 伊帕季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补充上一句：“说：‘这是我的城市’。”据A.A.沙赫马托夫推测，这是较长一篇讲话的摘录；很可能，斯维亚托斯拉夫曾说他对基辅来说更喜欢佩列亚斯拉维茨那段话，最早是在这里说的。后来它才被转放在969年条，为了解释斯维亚托斯拉夫的第二次远征（《考证》……第66页）。不过，A.A.沙赫马托夫的这一推测不能被认为有足够的证据。“用矛夺取城池”————这一军事术语，意即“强攻夺取城池”。在古罗斯，矛是首先使用的快速打击武器。试比较类似的军事术语：“折矛”（开始交战）。战争常常是从王公把矛投向敌方开始的。

    ［354］ 拉济维尔编年史和莫斯科科学院抄本加上一句：“因为希腊人至今都是爱撒谎的。”在伊帕季编年史中我们看到的是意思迥然不同的句子：“因为希腊人至今都是聪明绝顶的。”“聪明绝顶”当然是“爱撒谎”的修正，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和上文在意思上衔接：“希腊人这样说为的是欺骗……”

    ［355］ 希腊历史资料记载的齐米西斯的兵力与此不同：为迎战斯维亚托斯拉夫，出动了1.5万名步兵和1.3万名骑兵，此数字在当时来说也是个庞大数字。它要比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兵力几乎多2倍。

    ［356］ 列夫·狄阿康引用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在多罗斯托尔战役中对自己战士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说就其实质而言和编年史引用的很近似：“牺牲是光荣的，罗斯人的武器即是伙伴，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战胜了邻近各族人民，没有流血就征服了一系列国家。如果现在我们可耻地向罗马人（指希腊人）让步，那光荣就会被葬送。我们要继承我们祖先的勇敢精神，抱定罗斯武力至今战无不胜的信念，奋勇地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斗，我们没有逃跑回国的习惯，不是成为战胜者或建立丰功伟迹，就是光荣地牺牲。”（列夫·狄阿康·卡洛伊斯基：《历史》，A.波波夫译自希腊文，圣彼得堡1820年版，第94页）

    ［357］ 这里的“城市”（град），指的是帝都。希腊人常把君士坦丁堡简称为城邦，如同罗马人把罗马称为城邦（urbs）一样。

    ［358］ 希腊的历史资料也证实尼基福鲁斯皇帝和约翰皇帝曾向斯维亚托斯拉夫建议，愿意缴纳曾被他拒绝的赎金。关于用礼物来试探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整个故事，是在亲兵队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它明显地反映了亲兵队的思想意识，还反映在《往年纪事》的其他一些地方。试比较996年条弗拉季米尔命令给自己亲兵队铸造银匙的故事，他说：“亲兵队自己得不到白银和黄金，但我靠亲兵队得到了白银和黄金，正如我祖父和我父亲依靠亲兵队寻求黄金和白银一样。”在《往年纪事》1075年条也反映出同样的思想：斯维亚托斯拉夫向使者炫耀自己那无数的财宝，使者们对斯维亚托斯拉夫说：“这些财宝没啥了不起，它只是一些存放着的死的东西，勇士才更宝贵，他们能带来更多的财富。”

    ［359］ 就这样，斯维亚托斯拉夫决定从拜占庭撤回去，组建新的部队。他确实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施：“乘船回家乡。”但是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作出决定和执行这一决定的两故事之间，有一段关于斯维亚托斯拉夫和希腊人缔结和约和条约文本的叙述。可以设想这段叙述和条约文本都是后来加进去的。实际上，在编年史文本上早于《往年纪事》（所谓《初始汇编》）的记述反映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没有我们所推测为后插入的这段文字，并且整个情节的发展合乎逻辑：“他说道：‘回罗斯，要带来更多的军队’，于是乘船返航。”因此，关于斯维亚托斯拉夫缔结和约和条约本身都是《往年纪事》的编者加到以前的编年史中去的。我们应注意到，罗斯人和希腊人缔结的其他所有条约在先于《往年纪事》的编年史中都是没有的；只有《往年纪事》的编者才把罗斯人和希腊人的条约作为历史资料写进编年史。

    ［360］ 里沃夫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后期的编年史还加上“11日”的字样。看来，加字是因为在里沃夫和尼康编年史的史料之一把“印吉克特”14年误认为“11日”。7月11日绝不可能缔结条约，因为7月22日斯维亚托斯拉夫才在多罗斯托尔城下收兵。

    ［361］ 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拜占庭于971年签订的条约更像是他的誓言。H.A.拉夫罗夫斯基认为：“编年史收入的只是对斯维亚托斯拉夫条约的简短补充，而条约本文像列夫·狄阿康所指出的那样包括很多条款。”（《论罗希条约语言中的拜占庭因素》，圣彼得堡1853年版，第42页）

    ［362］ 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认为，这里不应该理解为“与每一位”，这样没有意义，而应读为“与约安”。这名字读音不确切（应为“约翰”————译者注），看来，因为它是用“格拉哥利次”字母写成的。（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1——14世纪斯拉夫——罗斯古字学》，圣彼得堡1885年版，第98页）

    ［363］ 此处不甚明白。请参阅B.M.伊斯特林试图对它作的解释：《罗斯和希腊的条约》，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通讯1924年版，第29卷，列宁格勒1925年版，第390页。

    ［364］ 在《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王公一书中写道：“弗拉季米尔公在自己父亲斯维亚托斯拉夫去世后的第8年————6486年6月11日在基辅即位。”因此，《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王公一书的作者把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死定为6478年（970年）。A.A.沙赫马托夫在分析《往年纪事》文本后也发现斯维亚托斯拉夫死于这一年。（《考证》……第132页及前几页）

    ［365］ 更晚期的编年史接着还引用了斯维亚托斯拉夫头盖骨的金包皮上的如下题词。乌瓦罗夫编年史第188号（16世纪的罗斯托夫编年史）写道：“总想夺取别人的土地，而自己的国土任受蹂躏。”叶尔莫林编年史也说：“总要觊觎他人领土，自己国土却遭到损毁。”里沃夫编年史说：“总想在国外用兵，由于自己贪得无厌而使本国备受掳掠。”再比较前面基辅人对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指责：“你呀，主公，总是谋求异国领土而珍惜之，却置自己国土于不顾。”（968年条）很可能，题词的内容正是取自于这一埋怨。但是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NoF.Ⅳ.214汇编（与特维尔编年史类似的编年史）除上面所引的题词外，还有下面一段话：“在佩彻涅格汗 的财产中至今还保存着这个杯，当可汗及其王妃在宫廷床榻上用此杯畅饮时说：他是怎么一个人，其头盖骨在此，也像我们中成长的人，他的士兵头盖骨也被包上银皮，用作饮器。”这一记述似乎证明它的编写早在11——12世纪（试比较“至今 ……在佩彻涅格汗的财产中”————佩彻涅格人在编年史中最后一次被提到是在1169年）（请看伊帕季编年史）。

    ［366］ 根据伊帕季编年史，斯维亚托斯拉夫生于6450年（942年），因此，他终年30岁（试比较罗斯年代记：“而总共只活了30年。”）

    ［367］ 在1044年条讲到奥列格·斯维亚托斯拉维奇的骸骨被挖出（如同雅罗波尔克的骸骨），迁葬到什一教堂。这位编年史家说“时至今日在奥弗鲁奇城郊还有他的坟墓”，有人推测这一条如果它是写于1044年之后，那又怎能不讲到上述迁葬的情况，还说奥列格的坟墓在奥弗鲁奇的城郊呢？可见，这段话是在1044年以前写的。

    ［368］ 这一年，在尼康编年史中还有下面一段出处不详的报道：“佩彻涅格人的王公伊尔杰亚来投奔雅罗波尔克，恳求效忠于其麾下。雅罗波尔克收留了他，以礼相待，并赐以城池。同年，希腊皇帝派使臣觐见雅罗波尔克，双方缔结了和平，永结爱心，并像以前在其父亲和祖父时那样，送给他一批贡礼。也在这一年，罗马教皇派使臣谒见雅罗波尔克。出现征兆。还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星辰昏暗、月食和日食，雷电轰鸣，极为可怕，暴风疾作，随来旋风，给人畜和野兽带来巨大的灾害。”

    ［369］ 弗拉季米尔通过诺夫哥罗德地方长官告诉雅罗波尔克要出兵打他，这有些像过去斯维亚托斯拉夫先警告自己敌人的风俗一样。在尼康编年史中，在弗拉季米尔那句话后还有下面一段：“雅罗波尔克听了自己弟弟弗拉季米尔的这个口信，大发雷霆，开始集结不少部队，他自己也是一位出色的勇士。他的大将勃卢德对他说：‘你的弟弟弗拉季米尔没有力量可以出兵与你抗衡，这就好像山雀对雄鹰宣战一样，别为他生气，也用不着为此兴师动众。’这是狡猾的勃卢德对自己主公雅罗波尔克施展的小计，因为他已被弗拉季米尔用重金收买了。”

    ［370］ 拉夫连季编年史在1128年条根据民间传说描述了弗拉季米尔第二次求婚的故事：“据前所传，特引在此：罗格沃洛德在波洛茨克建立政权，并成为波洛茨克国的王公；而弗拉季米尔坐镇诺夫哥罗德，年轻莽撞，令人厌恶。他手下有位大将名叫多勃雷尼亚，威武勇猛。多勃雷尼亚被派去见罗格沃洛德，让他答应将其女儿许配给弗拉季米尔为妻。罗格沃洛德问他的女儿道：‘你愿意嫁给弗拉季米尔吗？’她答道：‘我可不愿意给女奴的儿子脱靴，不过我倒是愿意嫁给雅罗波尔克。’罗格沃洛德来自海外，把波洛茨克作为自己的地盘。弗拉季米尔听到‘我可不愿意给女奴的儿子脱靴’这句话后勃然大怒，埋怨多勃雷尼亚。弗拉季米尔怒不可遏，集合部队，进军波洛茨克，打败了罗格沃洛德。罗格沃洛德逃进城里。弗拉季米尔举兵攻城，并夺取城市，俘虏了他本人（罗格沃洛德王公）及其妻子和女儿。多勃雷尼亚痛骂他及其女儿，称她为奴隶的女儿，并让弗拉季米尔当她父母的面同她合欢，然后杀死了她的父亲，并强逼她嫁给弗拉季米尔，给她取名戈里斯拉娃，并生下伊兹亚斯拉夫。弗拉季米尔后来又娶了很多妻子，开始嫌弃她。过不久，当他来到她那里就寝入睡时，她想用刀把他杀死，他偶然被惊醒，抓住了她的手，她恳求宽恕说：‘这都是由于你杀死了我的父亲，强占了我们的土地————现在你又不再爱我和这个孩子’……他召集群臣讲了情况，群臣说：‘别杀她，为了这个孩子，给她一块领地，让她带上自己的儿子。’弗拉季米尔建了一座城市，并以伊兹亚斯拉夫命名……”拉夫连季编年史这段记载有很多地方和《往年纪事》的相应部分有些完全相似，但也有差别。拉夫连季编年史1128年条说弗拉季米尔还很孩子气（“детьску сущу”），而《往年纪事》的980年条把这话删掉了。拉夫连季编年史1128年条说多勃雷尼亚为弗拉季米尔向罗格涅达求婚，并向弗拉季米尔发号施令，而《往年纪事》的980年条又删去了这些情况。A.A.沙赫马托夫推测，1128年的叙述保留着最早的说法。在最古老的编年史中这段叙述大约是放在970年条（而不是980年条），它直接放在讲到诺夫哥罗德人接来弗拉季米尔之后。当这段叙述被移到980年条时（原因不详），不得不删掉说弗拉季米尔还是个孩子那句话，并去掉了多勃雷尼亚及其所起的领导作用，去掉弗拉季米尔对罗格涅达的野蛮凌辱行为，因为这是和编年史家对“神圣的”弗拉季米尔的观念相抵触的。这样又出现了另一方面考虑不周的问题，此事很多研究人员都再三指出：弗拉季米尔立即得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反对基辅和反对波洛茨克。弗拉季米尔对基辅的征讨被讨伐波洛茨克的罗格沃洛德而中断（《考证》……第247——251页）。我们还注意到1128年的另一个情节，《往年纪事》列了弗拉季米尔和罗格涅达生的四个儿子：伊兹亚斯拉夫、姆斯提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和弗谢沃洛德，而1128年的说法是在弗拉季米尔和罗格涅达分手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伊兹亚斯拉夫。研究人员还注意到弗拉季米尔向罗格涅达求婚的故事和科尔松的传说有关部分很相似，即弗拉季米尔向科尔松王公的女儿逼婚的那一段（那里也有弗拉季米尔当她父母的面凌辱王公女儿的情节）。最后引人注意的还有弗拉季米尔向罗格涅达求婚的故事和关于多勃雷尼亚为弗拉季米尔求婚的壮士歌很相似。显然，两部编年史都是把民间创作的史料作为现实历史的基础。（Б.М.索科洛夫“关于弗拉季米尔娶亲的史诗般的传说”，《国立萨拉托夫大学校刊，教育系斯拉夫史专集》，1923年，卷2，第3期）

    ［371］ 弗拉季米尔被称为奴婢的儿子，这是因为他的母亲玛卢莎，是奥尔加的管家（见前面970年条）。玛卢莎是马尔克·柳别恰宁的女儿，是多勃雷尼亚的妹妹，多勃雷尼亚是弗拉季米尔的舅舅和抚育者。罗格涅达不肯嫁给弗拉季米尔，并用一种形象的表述法：为丈夫脱鞋，表示新娘顺从的婚礼仪式一部分。

    ［372］ 编年史家这一简单的注释，显然包含着某种词源学方面的传说，它解释图罗夫这个名称和公国王朝的来源（就像解释基辅名称来源于当地基辅公基伊的名字，以及拉迪米奇人和维亚提奇人的名称来源于拉迪姆和维亚特科一样）。

    ［373］ 多罗戈日奇在基辅和维什戈罗德之间，但更靠近基辅，大约就在后来修建基里勒修道院（12世纪）的地方。伊帕季编年史1146年条讲到的这条“战壕”或壕沟残迹很可能指的就是它：“伊兹亚斯拉夫来到壕沟旁，那里在舍尔沃夫树林附近有纳德湖。伊兹亚斯拉夫和自己儿子姆斯提斯拉夫就在壕沟附近扎营。”

    ［374］ 在《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一书中，弗拉季米尔登上基辅宝座和雅罗波尔克之死定为6486年（978年）。弗拉季米尔在基辅登基的时间精确为6月11日。A.A.沙赫马托夫认为这个日期来源于最古老的汇编。应该注意到在11世纪中叶以前，《往年纪事》中没有一个非宗教事件的具体日期。只有那些在教会纪事中有反映的事件才有准确日期（如奥尔加归天————7月11日，杀害瓦兰人————7月12日，什一教堂净化仪式————5月12日，弗拉季米尔去世————7月15日，杀害鲍里斯————7月24日，杀害格列勃————9月5日，鲍里斯和格列勃的维什戈罗德教堂的净化仪式————7月24日，索菲亚教堂的净化仪式————11月4日，格奥尔基教堂的净化仪式————11月26日）。弗拉季米尔登基的日子和神职日历毫不相关，那么编年史家又从何得知其具体日子的呢？A.A.沙赫马托夫是这样解释的：最古老的编年史知道杀害瓦兰人父子的日期————7月12日（这日子保留在前言里）。如编年史家认为的那样，弗拉季米尔登基日和祭祀之间相隔一个月（瓦兰亲兵队在弗拉季米尔登基时向他索取“库纳”，并“等了一个月”；弗拉季米尔是在瓦兰凡亚亲兵队离开时去祭祀的），因此根据祭祀的日期————7月12日，古代编年史家就确定出弗拉季米尔登基日为6月11日。在后来的编年史中，这两个日期都去掉了。（《考证》……第26——27页）

    ［375］ 叶尔莫林编年史更详细地讲了这条谚语：“灾难像在罗德尼亚；兄弟相互残杀。”这里显然是利用词的协韵而编成的双关语（罗德尼亚城东斯拉夫语为“Родьня”————罗季尼亚，而“亲属”为“Родня”————罗德尼亚。兄弟本是亲属，而相互残害造成惨祸，故利用此协音编成双关语：“Беда как вРодне.”————译者注）。

    ［376］ 尼康编年史在此处有下面补充：“勃卢德说：‘他们都是王公宠爱之人（милостник）’，而瓦里亚日科则说：‘宠爱之人也不一样，也有笑里藏刀的毒蛇。你还是投奔佩彻涅格人，带回军队。”接着，尼康编年史讲的和拉夫连季编年史差不多。尼康编年史的补充从何而来————不详。不管怎样，“милостник”一词及其含义报道讲的是蒙古入侵前时期：此时它是指王公宠爱的人和亲信（未来的贵族成员）。与此同时，它也常用于完全相反的情况（下略）。

    ［377］ 瓦兰人对弗拉季米尔的不满情绪和他们去帝都的故事不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成的（在此故事中，弗拉季米尔被说成是吝啬鬼，而在民间传说中弗拉季米尔“爱大吃大喝”，总是慷慨大方）。因此，不清楚编年史是从何处取材的。A.A.沙赫马托夫因而推测，这些事是从雅罗斯拉夫执政初期挪到980年条的。他对自己这种推断作如下论证：他推测，帮助雅罗斯拉夫战胜斯维亚托波尔克的瓦兰人，在1017年似乎像两年前在诺夫哥罗德（1015年）一样，在基辅也为所欲为。其结果是1017年在基辅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在梅泽堡提特马尔编年史中曾有记载。似乎这种胡作非为的行动才促使雅罗斯拉夫放瓦兰人去拜占庭。编年史家似乎把这些事件（不知为什么）定为980年（《考证》……第480——483页）。但是也不可能说《往年纪事》以前所有关于弗拉季米尔和雅罗波尔克斗争的报道都取材于民间传说，所以М.Н.季霍米罗夫可能是对的，他推测某些事件已是在弗拉季米尔执政年代记述的（“‘罗斯’名称和‘罗斯土地’的起源”，《苏联人种志学》194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6——7期合刊，第64及后几页）。正是980年后不久（虽然也不是马上），拜占庭筹建了一支特别的由瓦兰人组成的部队，这一情况是我们编年史把上述事件定为980年的一个重要依据（В.Г.瓦西里耶夫斯基《11——12世纪君士坦丁堡的瓦兰——罗斯的和瓦兰——英吉利的亲兵队》）。但是，就是在雅罗波尔克在世时写的编年史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即我们后来看到的在同时代事件的记述中有着明显的脱节（流传至今的对弗拉季米尔和罗斯洗礼的记述，显然不是同时代编年史家写的）。

    ［378］ 佩伦——雷电之神。普罗科匹厄斯（6世纪拜占庭历史学家）早就说过佩伦是古代安迪人和斯拉夫人之神。霍尔斯和达日博格————是太阳神，万事顺利平安之源。斯特里博格是风神（在《伊戈尔远征记》中风被称为“斯特里博格之孙”）。西马尔格神的情况不详。有的研究者把他和伊朗神西穆尔格相比，如同把霍尔斯比作伊朗的胡尔希德————太阳。马科什可能和马克沙埃尔齐人的名称有关，它最初是部落之神。研究者推测，弗拉季米尔所建的缤纷繁杂的万神殿在很多方面是由于基辅国家部落成分繁杂所致。佩伦也被看成是“军队之神”————半封建的武装上层人物的庇护者，而其他所有神都是各部落不同的神，弗拉季米尔早在接纳基督教之前似乎要把对他们的崇拜统一起来，从宗教上巩固自己的国家，在弗拉季米尔“内宫大院”附近所建立的神像中没有沃洛斯————牲畜之神，斯拉夫人在和希腊人签订条约时就以此神的名义发誓。研究者把此神看成比军队之神佩伦更为“大众化”的神，他是贸易和商人的庇护神，他们指出这尊神像立在基辅下城波多尔的市场中。A.A.沙赫马托夫认为在最古老的编年史中这段是这样写的：“在内宫大院外的山岗上建立多尊神像。”后来才有这些神像的名字。A.E.普列斯尼亚科夫注意到拉济维尔编年史和莫斯科科学院抄本，在这两个文本中不是写“多尊神像”，而是写“一尊神像”，他认为在最古老的编年史中最初只单独提到佩伦，这和以后讲的在诺夫哥罗德树立一尊佩伦神像的报道相吻合（《俄罗斯历史讲义》，第1卷，莫斯科1933年版，第105页）。然而，两位学者的论断都还没有超出推测的范围。

    ［379］ 在伊帕季编年史及其他编年史中都说这座神像是佩伦（“建立了佩伦神像”）。从诺夫哥罗德其他编年史和诺夫哥罗德当地传说中都说得很清楚，多勃雷尼亚正是在“佩雷尼”地方建立了佩伦神像。

    ［380］ 罗格涅达————波洛茨克公罗格沃洛德的女儿。顺便提一下，罗格涅达为弗拉季米尔生有一女名为普列德斯拉娃。显然，罗格涅达村后来就传给了她的女儿普列德斯拉娃，并由她而得名普列德斯拉维诺（即普列德斯拉娃村————译注）。弗拉季米尔娶罗格涅达的故事可阅《往年纪事》的980年条和拉夫连季编年史的1128年条。

    ［381］ 这里列举的弗拉季米尔儿子名单并不是在所有编年史中都是一样的。伊帕季编年史和莫斯科科学院抄本在斯维亚托斯拉夫名字后就没有姆斯提斯拉夫的名字。这显然是为了在弗拉季米尔众多的孩子中只留一位姆斯提斯拉夫。这一更改是不正确的，因为留下的只是大姆斯提斯拉夫，而从1022年出现在编年史中的姆斯提斯拉夫年龄却比雅罗斯拉夫小（参阅1024年条，他（弗拉季米尔————译者注）对雅罗斯拉夫说：“你坐镇基辅吧，你是哥哥”）。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及其他一些编年史把小姆斯提斯拉夫称为斯塔尼斯拉夫。后来，伊帕季编年史把斯塔尼斯拉夫写在斯维亚托斯拉夫之后。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和沃斯克列先编年史根据编年史988年条写道：“11.苏季斯拉夫；12.波兹维兹德。”最后这两个名字显然是从988年条列举弗拉季米尔孩子的名单中得来的：“因为他有12个儿子：维舍斯拉夫、伊兹亚斯拉夫、雅罗斯拉夫、斯维亚托波尔克、弗谢沃洛德、斯维亚托斯拉夫、姆斯提斯拉夫、鲍里斯、格列勃、斯塔尼斯拉夫、波兹维兹德、苏季斯拉夫。”A.A.沙赫马托夫认为（《考证》……第136——138页），980年条列举的儿子名单取自988年条，他推测，最初根据所谓《科尔松传说》的资料只是说弗拉季米尔“淫乱无忌”。但是A.A.沙赫马托夫根据对编年史家心理上任意推敲得来的看法，说服力不大。这种看法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又提到了988年条名单中没有的弗拉季米尔的两个女儿。同样，按弗拉季米尔的妻子来分别列举儿子的名字这一点，要说是从988年条中得来的，也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在988年条里并没有如此排列。

    ［382］ 虽然《往年纪事》把列举的城市称为波兰的城市（“他们的城市”），但其意义只是指这些城市在弗拉季米尔远征前的国家归属，而不证明这些城市居民的种族成分。Б.Д.格列科夫院士写道：俄罗斯学者和波兰学者之间争论的关于在《往年纪事》对西乌克兰称之为“切尔文城市”的那部分土地居住的是什么民族————俄罗斯族还是波兰族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倾向于俄罗斯族，理由有三：1）这一带的古代居民是东斯拉夫族的分支，即杜列勃人；2）考古学、语言学和法学的资料都说明从喀尔巴阡山脉到第聂伯河具有统一的文化；3）这个地区的当今乌克兰居民，主要一些农业居民都不是外来的，而是土著居民：从哪儿也得不出在乌克兰人以前这里曾居住过波兰人。波兰想侵吞这片土地的愿望昭然若揭。看来，在10世纪前就开始了基辅国家和波兰的斗争。当编年史家说：“夺取了他们的城市”，看来它指的是波兰人兴建的或波兰军队刚占领的城堡，这是波兰人力图东进的结果，侵占了大片土地（Б.Д.格列科夫《基辅罗斯》，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版，第467页）。布拉格的科西莫说，这片土地原属于捷克，而不属于波兰（持同样观点的有伊勃拉基姆——伊本——雅库勃、A.库尼克和B.罗津。《阿利——别克里及其他作者谈罗斯和斯拉夫人》，卷1，《科学院论丛》附录，第32卷，第47——49等页）。当然，可能喀尔巴阡山脉的某一部分此时曾属于掌握克拉科夫的捷克，但是“切尔文的城市”在此时期从来都未曾牢固地归属于波兰或捷克的版图。（B.B.马夫罗金：《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列宁格勒1945年版，第298页）

    ［383］ 随后读到的关于第一批瓦兰人殉难者的故事和罗斯洗礼的故事有着紧密联系。看来，它们属于同一人之手笔。两者均把罗斯多神教徒称之为“愚昧之人”。这在其他史料中是罕见的，并且两处均有类似的对魔鬼的抨击：

    关于瓦兰人的故事

    魔鬼为此而高兴，岂不知他的末日已经临头。这样，他企图把整个基督教族加以毁灭，但是他却已被真诚的十字架从其他一些国家所赶走 。而在这里万恶的家伙原想可以为自己获得安身 之处，因为圣徒们没有在这里传教 ，先知者也没有在这里作过任何预言……即使信徒们自己也没上这里来过，然而他们的教义如同号声一样响彻全世界的教堂里。

    关于罗斯洗礼的故事

    只有这些被拯救的灵魂才能看到天上和人间的幸福，而魔鬼说：“天哪，我要把他们赶走 ！我想在这里获 得安身之处 ，这里没有圣徒们的传 教 ，也没有圣明的上帝 ，人们祭祀带来的欢乐由我来享受 。但它已被愚昧所征服，而不是被圣徒，被殉难者，它已在这些国家里失去了统治权力。”

    在谈论被崇拜的人物（一方面是瓦兰人，另一方面是德国传教士）的两个故事中也有类同的情况：

    关于瓦兰人的故事

    这不是神，只不过是一块木 头 ……上帝只有一个，希腊人信奉并崇拜他，是他创造了天地 、星辰 、日 、月 和人……而这些神却干了些什么呢？它们自己还是被做出来的。

    关于罗斯洗礼的故事

    我们崇拜上帝 ，是他创造了天和 地 、星辰 、月亮 和能呼吸的万物，而你 的神只是块木头 而已。

    A.A.沙赫马托夫推测，关于瓦兰人殉难者的这段叙述早于关于罗斯洗礼的叙述，并且后者有赖于前者，同时他认为这是出于对两篇故事叙述“得体”的考虑。但是，两个故事相似的原因不在于其中一篇对另一篇产生“影响”，而是由于两篇的作者都属于一人，并都收入一部著作中：《关于基督教最早在罗斯传播的传说》。关于罗斯第一批殉难者的故事在7月12日的前言中有较详细的讲述，其中还指出小瓦兰人的名字————约安，显然由此传入后期的编年史中（在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尼康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特维尔编年史等都曾提及伊凡这个名字）。可能，年长的瓦兰人的名字叫图雷（A.A.沙赫马托夫：“如何称呼第一位罗斯的基督教殉难者”，《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学部通讯》，1907年第9期）。

    ［384］ 艺术史学家感兴趣的是，起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那些编年史中所作的补充：它解释木头神像是如何做成的：是“用钺和刀雕刻而成”（索菲亚第一编年史）。

    ［385］ 前廊是二楼有房顶的回廊。前廊的下面一般有支柱，有室外楼梯通向前廊。前廊的结构相当宽敞，王公们常常在那里开会或接见客人。当1068年基辅人起义时，大公和亲兵队就是在前廊开的会。1150年在别尔戈罗德，鲍里斯公就是在前廊为神职人员和亲兵队举行宴会。

    ［386］ 拉迪米奇人当时已被奥列格和斯维亚托斯拉夫所征服。如同拉迪米奇部落研究专家Б.А.雷巴科夫指出的那样，这里显然不是指弗拉季米尔因拉迪米奇人起义或分离所进行的讨伐战争，而是指弗拉季米尔及其亲兵队在征贡时与拉迪米奇人发生的冲突。请参阅雷巴科夫文章“拉迪米奇人”，（白俄罗斯科学院）《考古委员会通报》，卷3，1932年单印本。有的人说这是奥列格时期的事情被挪到弗拉季米尔执政时期的（М.С.格鲁舍夫斯基），还有的人说这是探讨民间谚语来源的一种传说而已（B.A.帕尔霍缅科），但这些论点都没有可靠的根据。整个故事给人的印象是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可参阅文中引用的谚语）。

    ［387］ 弗拉季米尔的先锋名叫沃尔奇·赫沃斯特（ Хвост），俄文意思是狼的尾巴，他在皮向河畔打败了拉迪米奇人，才有“皮向人见狼尾就四散逃跑”的谚语。东斯拉夫语为：“Пищаньци волчья хвоста ”，前置词可以省略，实际上是指“бегают от волчьего хвоста”————译者注。

    ［388］ 弗拉季米尔征讨的是哪个保加尔人：是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还是多瑙河流域的保加尔人，问题并不清楚。古文献《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所说的为前者提供了证据，书中谈到弗拉季米尔出征“谢列勃梁的”（即伏尔加的）保加尔人。但是，文中提到二路进军：乘船和“骑马”————这好像又是在说出征多瑙河的保加利亚人（如果说乘船去征讨伏尔加的保加尔人是不可能的）。这种分二路进军讨伐多瑙河的保加利亚，编年史在描述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执政时期曾提到过（参阅斯维涅利德劝告他说：“大公，可以一面随着骑马前进”）。B.H.塔季舍夫谈到弗拉季米尔出征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这种情况显然只有在讲征讨多瑙河的保加利亚人才可成立。然而，这里的“塞尔维亚人”是塔季舍夫一个明显的笔误，他误解了史料中的“谢列勃梁的”一词。此外，所有后期的编年史都异口同声地说是远征伏尔加的保加利亚人。尼康编年史说：弗拉季米尔进犯下游的（即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利亚人，罗斯年代记也是如此。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对保加利亚人还有所解释：“他们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关于弗拉季米尔正是出兵征讨伏尔加的保加利亚人的（详细论证可参阅Б.Д.格列科夫的著作《9——10世纪伏尔加流域的保加利亚人》，《历史论丛》1945年第14期，第13——14页）。全篇故事显然来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多勃雷尼亚说：“去找穿树皮鞋的人”，似乎在讲这故事还有后音。可能，弗拉季米尔和他舅舅多勃雷尼亚远征的故事有几种民间的口头传说。

    ［389］ 托尔克人只是在11世纪中叶才出现在南罗斯草原上。后来，托尔克人常常是罗斯人的盟友。看来，这次和弗拉季米尔一起出征的还有一支佩彻涅格人组成的辅助部队；写于11世纪下半叶的编年史称他们为“托尔克人”。可能编年史家据以写成985年的故事那个民间传说就是把佩彻涅格人称为托尔克人的（在赞颂弗拉季米尔的一系列民间壮士歌中也有这种类似的代替：把后期来到的鞑靼人称之为佩彻涅格人）。

    ［390］ 尽管弗拉季米尔考察各种信仰的整段故事都是以教诲性的著作格式写的，其目的是使读者以他们的头领（此处是弗拉季米尔公）为榜样接受基督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年史的论述就没有任何史实的依据。这像在中世纪常见的现象一样，一般通用的宗教书籍中也常收进许多现实事件的故事，特别是13世纪穆罕默德·阿里·奥菲写的阿拉伯《趣闻录》，那里有一段讲布拉米尔（即弗拉季米尔）派使臣去霍瓦里兹姆（罗斯编年史上称赫瓦利瑟）“了解”伊斯兰教的故事和另一段关于伊斯兰教的伊玛目派使者到罗斯向罗斯人布道的故事。（俄罗斯考古协会：《东方部论丛》第9卷，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262——267页）

    ［391］ 在后来的（特维尔、利沃夫、尼康）编年史说的是“彼得和保罗”。

    ［392］ 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又名以色列————“神的角斗士”）。他们是传说的犹太人祖先。

    ［393］ 当然，这里说的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参阅前面提到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1099年首次被十字军占领，并一直被统治到1187年，才由埃及苏丹撒拉丁从基督徒手里夺了回来。（A.B.埃瓦洛夫“罗斯编年史中关于巴勒斯坦的资料”，《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报道》，1906年，第17卷，第3期）。从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编年史中，弗拉季米尔和犹太人的对话不能早于1099年。Я.С.卢里叶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下面可资证明这一推测的情节上：弗拉季米尔和四大宗教的代表者（伊斯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和希腊东正教教徒）进行了信仰的辩论，可是他却只住三处（伊斯兰教教徒、天主教教徒和希腊东正教教徒）派出使团。如果把弗拉季米尔和犹太人的争论看成是后加的，那这就是弗拉季米尔的争辩和他派使团之间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相对应的原因。

    ［394］ 后期的一些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还提到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基里尔”。

    ［395］ 随着“哲学学”这一席高谈阔论（更准确的说是哲学家和弗拉季米尔的对话），是传说的人类一段“历史”命运的叙述，它从“创世”及第一个人亚当“降生”，到耶稣及其弟子生平事迹为止，其中还扼要地讲了世界未来的末日和“可怕的审判”。“哲学家”是否真在弗拉季米尔面前讲过“这段话”，早就有人怀疑。在有的地方“哲学家”被称为君士坦丁，在另一些地方又称为基里尔。这就引人猜测，“哲学家”应是君士坦丁——基里尔————斯拉夫人的施洗者。这给В.И.拉曼斯基提供根据，他认为哲学家君士坦丁的话属于君士坦丁在可萨传教团时期讲的，当时他似乎主持了罗斯人的洗礼（В.И.拉曼斯基：《基里尔的斯拉夫传记是史料，一部宗教叙事诗》，彼得格勒1915年版，第176及以后几页）。另一方面，A.A.沙赫马托夫认为，“哲学家的话”最初是对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说的，这是在福提乌斯大牧首时期，“哲学家”（这里已不是君士坦丁——基里尔，而是美多德）为保加利亚王洗礼（在弗拉季米尔一世的教堂规章中说，后者〔弗拉季米尔〕也接受了福提乌斯主持的洗礼）。似乎是通过保加利亚某部（未流传至今）的编年史把这位美多德“哲学家”最早对鲍里斯说的话传到罗斯，而被说成是给弗拉季米尔洗礼了（《考证》……第154页）。确实，“哲学家的话”只是表面按在弗拉季米尔头上的。它在文体上属于广泛流传的希腊传教士为多神教徒国王洗礼的作品，它是基督教教诲性著作中流行的所谓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在二人：多神教徒（一般是国王、王公、哈里发）和希腊主教之间————进行一场关于信仰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多神教徒只是提出不多的几个简单问题（他一般不反驳，只是发问）。故事主要是基督教徒冗长而详细的对问题的回答。基督教徒阐述东正教的基本教义。辩论的结局是多神教徒被自己谈话对手所说服而接受基督教（试比较格里戈里·奥米里茨基传记中大主教格里戈里和叶列凡的辩论，帕纳基奥特和阿齐米特的辩论，特别是弗多尔·埃杰斯基传记中哈里发莫阿维和费多尔的辩论）。大部分此类作品都是教诲式的：阐述基督教基本教义和说服臣民以其头目（哈里发、王公等）为榜样接纳基督教。“哲学家的话”也属此种体裁（详细可参阅Д.利哈乔夫《罗斯的编年史》，1947年莫斯科版，第72页及以后几页）。从“哲学家的话”所用语言来看，它是在罗斯编写的（试比较俄语的一些词，如“вымчати”，“ ”等）。它与所谓罗斯详解旧约书有很多相似之处（古罗斯大部头的文学著作，根据各种不同的史料叙述犹太人民在大卫统治以前的历史；“палея”一词是希腊语，意为“旧约”）。但是早已发现，详解旧约本身就使用了罗斯编年史的资料；“哲学家的话”和详解旧约相同之原因就是详解旧约故事是从前者借用而来。另一部罗斯古籍————简本旧约也和“哲学家的话”有相似之处。В.М.伊斯特林（《详解旧约校勘》，圣彼得堡1907年版）和A.A.沙赫马托夫（《往年纪事》及其史料，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手稿和文献部著作集，卷4，1940年，第132及以后几页）的研究表明，这些作品雷同情况的产生是由于“简本旧约”和“哲学家的话”都使用相同的史料————罗斯编纂的年代记（В.М.伊斯特林提议把它称为“大年代记”）。这部罗斯编纂的年代记还反映在编年史的其他地方。H.K.尼科尔斯基院士认为，“哲学家的话”最初是以特殊著作的形式出现，并反映出两部古罗斯著作：《全世界生活的故事》和《旧约中犹太人的故事》。他认为这两部著作就成为编年史性质的“哲学家的话”的基础（《关于弗拉季米尔的编年史传说的史料问题》，基督教读本，1902年6月罗斯作家定期名册及其著述，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6——16页）。但是，H.K.尼科尔斯基所指的著作本身就是编年史的加工，因此“哲学家的话”是根据罗斯编纂的年代记以传统的形式编写的罗斯作品，其目的是在罗斯宣传基督教。很可能，它就是《关于基督教最初在罗斯传播的传说》的作者本人所为（参阅《历史文学教程》）。其主要史料————罗斯编纂的年代记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哲学家的话”在旧约事件的叙述中有时比圣经更近似哈马托罗斯编年史或伪经著作（教堂禁书）。后期的编年史（苏兹达尔的佩列雅斯拉夫利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给“哲学家的话”添枝加叶，补充的内容改变了文本的面目，这些补充由于其特殊的史料性质，没有历史价值，下面不再提及。“哲学家的话”虽为历史资料，但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这是因为旧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科学界极力掩饰和贬低那些异端成分或基督教中的民间成分、伪经、非官方观点，这些东西在古罗斯教会作品中是很特出的。这些著作的深入研究将来无疑会发现伪经和异端影响的许多痕迹，这会更深地接触罗斯基督教起源的问题。看来，基督教在罗斯出现不仅是通过官方途径。下面在对“哲学家的话”的注释中提出对其研究的一些初步材料，它指出“哲学家的话”和《圣经》的不同之处。

    ［396］ 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10——11节）中内容有所不同：“上帝把大陆称为土地，而把集聚一起的水称为海洋。上帝认为这样很好。上帝说：让土地披上绿装，种子长出青草，树木结出果实，下种的种子不同就结出各自不同的果实。一切也就这样。”

    ［397］ 《圣经》中没有这句话。（参阅“创世纪”第一章，第15——19节）

    ［398］ 《圣经》中没有这句话。

    ［399］ 《圣经》中没有这句话。

    ［400］ 《圣经》中没有这句话。

    ［401］ 两只鸟给亚当和夏娃作埋葬示范的故事是伪经上记载的。

    ［402］ 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对埃及的度量单位有所论述（В.М.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55页），它就成为“哲学家的话”这一评语的基础。

    ［403］ 《圣经》中在讲建造巴比伦塔时没有提到涅夫罗德长老的名字。传说中的涅夫罗德是巴比伦的建筑师（但不是巴比伦塔）和天文学的发明者，哈马托罗斯曾提到他（B.M.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33——34页）。

    ［404］ 在《圣经》一书中，关于亚伯（第11章）没有这些情节。这些情节是从罗斯编纂的年代记中传入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В.М.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57页）

    ［405］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对罗斯多神教的含蓄的抨击，因为崇拜小树林、水井和河流正是罗斯多神教的特征，这在任何描写犹太人民历史的中世纪作品中都是没有见过的。试比较初始汇编（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在基伊、塞克和霍里夫的故事中关于波利安人的描述说：“他们像其他多神教徒那样，祭祀湖泊、水井和小树林。”

    ［406］ 据《圣经》记载，他拉不是西鹿的儿子，而是拿鹤的儿子。

    ［407］ 从“亚伯拉罕开始醒悟”到“上帝因此十分钟爱亚伯拉罕，对他说”，在圣经中没有这一段。哈马托罗斯编年史中相应的故事也和我们编年史的材料相距甚远。（B.M.伊斯特林：《哈马托罗斯编年史》，卷1，彼得格勒1920年版，第81页）

    ［408］ 在《圣经》中没有和这段相应的故事（从“摩西搂住法老的脖子”到“他会亲自毁灭整个埃及”），它是从罗斯编纂的年代记中收入到伪经摩西传的。摩西传中说3岁的摩西从法老头上摘下皇帝的桂冠，把它戴在自己的头上；又说术士如何劝说法老把小孩处死。但是上帝派大天使加百列下凡，变成一位大臣说服了法老，借助宝石和烧红的木炭来测试摩西的智慧。如果摩西去拿宝石，那可认为这孩子很聪明，因而他对法老会构成威胁；然而，如果他伸手去抓木炭，那他就可赦免一死。在测试时，大天使加百列让摩西的手伸向木炭。小孩把木炭放进嘴里，烧伤了舌头，从而保全了自己的小命。

    ［409］ 这段故事（从“穿越沙漠”到“各种深奥的知识”）是从罗斯编纂的年代记中收入伪经摩西传的。在《圣经》中没有与其相应的段落。

    ［410］ 圣经（第32章，“出埃及记”）中说：摩西铸造了一尊全身的牛犊。关于“牛犊”头则是去过巴勒斯坦的罗斯朝圣者说的。在那里的绍埃勃山谷，他们参观了这尊“牛犊”头（16世纪俄罗斯旅行家——商人瓦西里·波兹特尼亚科夫也曾见过那尊“牛犊”头）。可能，“哲学家的话”此处源于叶皮法尼耶娃写的《耶路撒冷及其古迹的故事》。（A.艾纳洛夫：“罗斯编年史中关于巴勒斯坦的某些史料”，《东正教巴勒斯坦协会通报》，1906年，卷17，第3分册）

    ［411］ 原文为“въ ”，在圣经中相应地方写的是“в Дане”（“但”），希腊文是 。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罗斯译文也错误地译成“в Ендане”。在“哲学家的话”中，这一错误译名来自罗斯编纂的年代记，“哲学家的话”的罗斯编者把它作为史料使用。这一罗斯编纂的年代记基本上使用的是希腊哈马托罗斯编年史的俄译本。

    ［412］ 这一说明很像《往年纪事》（伊帕季编年史）在1114年条所作的解释：格费斯特————“又称斯瓦罗格”；格利奥斯————“它又称达日博格”。编年史家常用较熟的神来注释较陌生的神。由此可见，希腊战神阿瑞斯对罗斯编年史的读者来说要比巴力神更熟悉。与此相关的是И.И.托尔斯泰院士所指出的下面情况甚为重要：在黑海北部的希腊殖民地上，如粗刻材料所表明的，崇拜阿瑞斯的现象特别普遍。因此，编年史家此处所作的注释，看来能够证明罗斯居民和黑海北岸的希腊城市早已有了文化联系。

    ［413］ 耶稣所收的12门徒是：彼得、安得烈、雅各（西庇太之子）、腓力、约翰、巴多罗买、多马、马太、雅各（亚勒腓之子）、达太、西门和犹大————译者注。

    ［414］ 有趣的是在“哲学家的话”中对此一切恰是什么也没说，尽管在给弗拉季米尔看“帷幔”时，哲学家本可以好好介绍一下这种情况的。这是否表明“哲学家的话”已作过某些删减了呢？

    ［415］ 两位皇帝共同执政：“保加利亚斗士”的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和其弟君士坦丁八世（976——1028年）。

    ［416］ 群臣在这里回答的是那个问题————不清楚：此处上下文并没有向他们提什么问题。A.A.沙赫马托夫认为这是对此条一开始时（987年条）弗拉季米尔问群臣：“你们有何高见？该怎么去答复呢？”的回答。A.A.沙赫马托夫认为弗拉季米尔问及群臣回答的整段关于出使的谈话是后加的，它在初始汇编中就有，为的是把洗礼的时间拖后，从986年弗拉季米尔和哲学家的交谈转到988年弗拉季米尔远征科尔松的叙述。（早于初始汇编的最古汇编说，弗拉季米尔是于986年在基辅受洗礼的；而随后的编年史家决定用科尔松受洗之说，此说认为弗拉季米尔于988年在科尔松接受洗礼，以此来修改弗拉季米尔受洗的故事，所以编年史家把拖延弗拉季米尔洗礼时间这一段加进去了；参阅《考证》……第133——161页）

    ［417］ 下面讲的所谓“科尔松传说”（关于弗拉季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在科尔松接受洗礼的传说），按В.Л.科马罗维奇的大概猜测，是从黑海北岸地区流传的民间口头创作吸收进编年史的（《俄罗斯文学史》第1卷，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41年版，第271页）。看来，它是由佩切拉修道院僧人尼康把它写进编年史的。尼康曾两次旅居在特穆托罗坎，他把黑海北岸许多其他的传说以及在他第一次居住在特穆托罗坎期间（1061——1067年）所发生的科尔松事件收入编年史。尼康（A.A.沙赫马托夫认为他不是初始汇编的编者）在把“科尔松传说”收进编年史时，不得不把以前的《基督教在罗斯初期传播的故事》重新作了安排，因为按原来的说法弗拉季米尔是在考察信仰后不久就在基辅接纳了基督教。尼康在批驳自己前辈的说法时写道：“有的人不了解实情，说是在基辅受洗，另一些人又说是在瓦西里耶夫”（988年条）。在尼康的“科尔松传说”中有很多民间口头创作的情节，可证明传说的口头来源。按地形学考证，传说无疑来自黑海沿岸地区。传说中具体指出科尔松城有从城外水井引水工程的情节，指出弗拉季米尔受洗礼的圣瓦西里教堂的所在地，还指出弗拉季米尔邸宅的所在地，并说这些古迹“一直保留至今”等等。尼康为了把“科尔松传说”写进编年史，不得不采用了一系列人为的手法，把986年弗拉季米尔的洗礼推延到988年科尔松远征时期。A.A.沙赫马托夫（《考证》……第396页）和М.Д.普里谢尔科夫（《10——11世纪基辅罗斯宗教政治史纲》，圣彼得堡1912年版，第274及以后几页）企图把“科尔松传说”看成是希腊对弗拉季米尔的抨击，我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确实，多神教徒弗拉季米尔在攻下科尔松城时，当着父母面凌辱了科尔松王公的女儿，并把她赏给自己的亲兵为妻，然后又杀死了科尔松王公及其夫人。后来弗拉季米尔并没有马上实现自己洗礼的诺言，为此上帝以双眼失明“惩罚”了他，只是在他接受洗礼时才重见光明。然而，以当时基督教的观点看，不管多神教徒弗拉季米尔的罪孽有多深，他也不应为此受到指责，相反弗拉季米尔在洗礼前的道德水准越低，他接纳基督教的功绩就越大，他所经受的转折也更大，从而其洗礼行动的本身也就更“伟大”，只有这样才能更突出洗礼而得到拯救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文学才如此喋喋不休地描述洗礼带来的那种道德上彻底转变的一类故事（例如，在编年史中弗拉季米尔不止一次地被与希腊“施洗礼者”、“功德如圣徒”的君士坦丁的类似“道德上彻底转变”相比较）。“科尔松传说”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如弗拉季米尔远征科尔松，占领科尔松城，弗拉季米尔娶希腊公主为妻）同样又被拜占庭、阿拉伯的史料及当代事件所证实。不过，拜占庭史料把弗拉季米尔远征科尔松和占领该城定为989年（В.Г.瓦西里叶夫斯基：“罗斯——拜占庭文摘”，《国民教育部杂志》，1876年第3期；И.А.林尼琴柯：“罗斯洗礼的当时情景”，《基督宗教科学院文集》，1886年第12期）。《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一书所记载攻占科尔松的日期也相同（989年）。根据该书记载，弗拉季米尔在基辅接受了洗礼，洗礼后活了28年————因此，他受洗的时间应是987年（6495年），而攻占科尔松是在洗礼后的第三年夏季，即在989年（6497年）。

    ［418］ лиман希腊文是ολμληυ————港口、码头。这里用的是希腊术语，表明笔者对科尔松情况十分熟悉，并是亲身经历。

    ［419］ 一箭之地是箭从弓上射出的距离，这一距离是相对的。达尼尔在自己《游记》（12世纪）中就曾指出其相对性：一位好弓箭手从山上射4次，在平地射8次之均距。Л.В.切列普宁认为一箭之地的平均值是60——70米。（《罗斯度量衡学》，莫斯科1944年版，第26页）

    ［420］ 甚至比《往年纪事》还先问世的《非凡的弗拉季米尔传记》和初始汇编（反映在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中）则说法不同：射箭之人是瓦兰人日季别伦。科尔松城陷落后，弗拉季米尔奖赏了他。这位日季别伦是不是980年从基辅出走的那些瓦兰人中的一员呢？如真如此，那事情的发生也就很自然了；况且作为一位神职人员（见后述）的阿纳斯塔斯未必能从城墙上把箭射出。

    ［421］ 射箭投书————这是古代传递信息的惯用方法。例如，在歌颂瓦西里·布斯拉耶维奇的壮士歌中，最后一段写道：

    “他开始造箭，开始在箭上书写：

    ‘谁想不再过那忍饥挨饿的日子，就去投奔瓦西里大院。’”

    （А.Ф.基利费尔金格：《奥涅加壮士歌》，卷1，1949年，第404页）

    ［422］ 特维尔编年史在这段情节后紧接着还有下面一段话：“他们俩来到妹妹处，对她说：‘弗拉季米尔向你求婚。’她回答：‘我不愿意嫁给一个异教徒’；他们就劝她说：‘难道你不愿听从主的旨意去教化他和他们的国土吗？这能拯救我们的城市免遭蹂躏，你自己也会从上帝那儿得到桂冠。’”

    ［423］ 《弗拉季米尔传记》和编年史上说的不同，传记中说弗拉季米尔洗礼时痊愈的不是双目失明，而是“瘟疫”。

    ［424］ 各编年史对弗拉季米尔受洗的教堂众说纷纭，例如，伊帕季编年史说弗拉季米尔是在索菲亚教堂受洗的。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反映初始汇编）说是在“圣瓦西利斯卡”教堂，拉济维尔编年史说是在圣母教堂。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及年代记等源于莫斯科汇编的福提编年史（1423年或1418年）都说弗拉季米尔受洗的教堂是雅各教堂，与《弗拉季米尔传记》和《尼科拉圣像转送梁赞记》的一个版本相同（可比较列宁图书馆珍藏的16世纪抄本，沃洛科姆卷523）。编年史记载的弗拉季米尔在瓦西利斯卡教堂施洗的说法较为可靠，它是希腊文τò （巴齐利卡————教堂）误读的结果，后来进一步误读成为“圣瓦西里”教堂了。

    ［425］ 伊帕季编年史说是“举行订婚礼”。尼康编年史还有一段描述宴请的补充：“对穷人、乞丐、云游僧人、孤儿、孀妇大为施舍，沿街都摆有盛满葡萄酒、蜂蜜、饮料、鱼、肉及各种菜的容器；谁愿意，都可任意高高兴兴地饱餐一顿。”接着，描述弗拉季米尔的统治。尼康编年史曾不止一次地描绘弗拉季米尔喜欢大摆宴席。————显然，它是根据壮士歌中弗拉季米尔的这种形象。尼康编年史在描述宴请后，又有一段来源不明的文字：“以后，弗拉季米尔派使臣去希腊觐见帝都的大牧首————圣徒福提乌斯，从他那里为全罗斯请来第一任总主教到基辅，那就是基辅和全罗斯的总主教米哈伊尔。这位总主教知识极其渊博，智力超群，体格键壮；出身于西林；他为人忠厚纯朴，待人和善，但他吩咐事情时，有时十分严厉。弗拉季米尔十分敬仰他，多年来和他一直友好相处，众人喜悦，敬奉神灵。弗拉季米尔受到自己总主教的祝福，他在科尔松山上建了一座教堂，有石级通往市中心；此教堂至今还在。自此，希腊皇帝的使臣怀着崇敬的心情，带着贵重礼物多次来访；罗马教皇也派使臣前来，并送来圣徒干尸奉献给弗拉季米尔。佩彻涅格人的王公麦季盖也来觐见弗拉季米尔，并接受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洗礼。后来弗拉季米尔为了王后把夺取的科尔松城还给希腊。”尼康编年史谈到罗斯第一任总主教米哈伊尔的情况，其材料来源难以推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开列的总主教名单，开头的是狄奥佩姆普特，此人在拉夫连季编年史上也曾提到，不过他在那里是雅罗斯拉夫利的罗斯总主教。后期编年史（16世纪）所列的总主教名单是这样的：米哈伊尔、立奥、约翰、狄奥佩姆普特。还有另一种名单：立奥、米哈伊尔、约翰、狄奥佩姆普特。米哈伊尔和立奥（或立奥特）在弗拉季米尔教堂法规的其他版本中也曾被提及，里面还指出这第一位总主教（米哈伊尔或立奥————立奥特）来自“大牧首福提乌斯”，福提乌斯确实比弗拉季米尔早100年。有的研究人员（如E.E.戈卢宾斯基、A.A.沙赫马托夫等）因此推测，作为第一任罗斯总主教的米哈伊尔来自860年罗斯受洗的传说，而立奥名字来自保加利亚人受洗的传说，但是基辅总主教约翰在有比米哈伊尔和立奥更早的史料中就已被提及：关于鲍里斯和格列勃的各种传说。鲍里斯和格列勃的记述不能忽视，因为它基本取材于维什哥罗德教堂的记事（试比较《鲍里斯和格列勃读本》、《关于鲍里斯和格列勃的传说及为他们所举行的教堂祭祀仪式》：《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记》，Д.И.阿勃拉莫维奇主编，彼得格勒1916年版，第17——19、53——55、136页）。但是，这些文献的叙述各有不同：约翰在有的地方被称为总主教，有的地方被称为大主教。看来，约翰真正的称号是“大主教”。后来，当总主教称号已固定给基辅教堂的总头目时，才把约翰称为总主教，但名次在后。

    ［426］ 下面一段是对信仰的训导，它包括：1）信条；2）世界会议的传说；3）反对拉丁人的论战性文章。这篇训导作为史料还没有得以很好的研究。其实它对古罗斯基督教有重要记述：与古罗斯多神教暗中的论战；异端的残迹（参阅“我信仰独一无二的圣父上帝……”的注释）。资产阶级学者力图掩盖“训导”的这些特点。A.A.沙赫马托夫在自己《往年纪事》的版本（彼得格勒，1916年）中按正规史料仔细校正后，甚至修改了教堂的文本，例如A.A.沙赫马托夫在弗拉季米尔考察信仰一段这样写道：根据东正教的教条原理，“子就是和现存的子一样，其内在意义和父相同”，而在编年史的所有抄本中写的是“圣者是和现存的子一样，其内在意义和父相同”。其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

    ［427］ 这里所提的“信条”和1073年斯维亚托斯拉夫汇编中写的“信条”译文有一定的差别。特别是编年史中出现了半阿里乌斯派（异端）的表述：把“единосущен”（一体）说成是“подобосущен”（一样）（可能是由于译者错误地把 看成是 ）。М.И.苏霍姆林诺夫指出，编年史的信条是希腊著作中从更广义上所阐述的那种信条，如米哈伊尔·修凯罗斯阐述的信仰。（“古罗斯编年史可作为文学文献”，《科学院第二部学术论丛》，卷3，圣彼得堡，1856年，第65页）

    ［428］ 后面整个《关于世界宗教会议的传说》也是编年史家收入编年史中的独立的一段。有的研究人员（如M.И.苏霍姆利诺夫和A.C.帕弗洛夫）指出一些材料来源于详解旧约故事（参阅П.扎鲍洛茨基刊于《俄罗斯语文学通报》上的文章，1901年第1——2期，第16——19页）。然而，详解旧约故事本身也利用罗斯编年史的许多材料。

    ［429］ 接着反对拉丁人这一段在时间上不会早于11世纪末，即教会最终分立后的时期。此外，谴责拉丁宗教界的多妻制只能在1094年希尔德布兰教皇的宗教改革之前（他规定罗马天主教僧人不能结婚）。对天主教徒的其他一些指责很像佩切拉修道院的狄奥多西对“瓦兰人的信仰”所作的类似指责。

    ［430］ 文中反对拉丁人的这些话可以和罗斯的旧约故事特别版及格奥尔基·哈马托罗斯的下面这些话相比较：“使徒路加还画了一幅比原来的她更生动纯洁的圣母像，并把此圣像送往罗马，献给狄奥斐卢斯，同时还献上《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它至今仍创奇迹。”还应指出，弗拉季米尔的圣母像（弗拉基米尔城的“庇护者”）被认为是《福音书》的编述者路加所作（实际上经艺术家鉴定它是9世纪拜占庭的作品）。

    ［431］ 这句意思不清的话来自大瓦西里（圣巴西列伊奥斯）《论圣灵》的文章中：“对圣像的崇敬转为对原型的崇敬”（《大瓦西里的创作》，第3部，莫斯科1891年第3版，第244页）。在《奥鲍连斯基年代记》中，其意思得到较确切的表达：“崇拜原型，正如大瓦西里所说，圣像的荣誉变成原型的了”（《M. A.奥鲍连斯基公爵关于古罗斯和古斯拉夫的研究和笔记》，圣彼得堡1875年版，第151页）。大瓦西里的话是从保加利亚大主教约安翻译的约安·达马斯金的《神学》收入我们的编年史的（《莫斯科通史和古罗斯读本》，1877年，卷4，第302页）。

    ［432］ 这一附笔按其渊源是罗斯的（A.波波夫：《古罗斯反对拉丁人的论战性文章的文史概论》，莫斯科1875年版，第17页；A.帕弗洛夫：《试评古代的希腊——罗斯反拉丁人的论战史》，圣彼得堡1878年版，第17页）。显然，这里所指的主要形象不是天主教，在天主教中没有类似信仰的人，而是古罗斯的多神教及其信仰“湿润的大地母亲”，它反映在许许多多的民间故事、童话、咒文和伴随仪式的歌曲中，试比较在罗斯民间的咒文中：“你，天空————父亲，你，土地————母亲”。（A.H.阿法纳西叶夫：《斯拉夫人对自然的理想观》，莫斯科1869年版第3卷，第788页）

    ［433］ A.C.帕弗洛夫认为后面一段关于重鼻音彼得（在哲学家的话中论战部分也提到过他）的故事来源于《详解旧约故事》（A.C.帕弗洛夫：《试评古代的希腊——罗斯反对拉丁人论战中》，圣彼得堡1878年版，第9页）。但是《详解旧约故事》如同B.M.伊斯特林和A.A.沙赫马托夫所指出的那样，其本身也有赖于编年史，因为它们都来源于共同的史料————罗斯编纂的年代记（B.M.伊斯特林把它称为《大年代记》），关于重鼻音彼得的故事也就是从它那里收入编年史和详解旧约故事的。关于彼得的这篇故事不能不和常见的手抄本《如重鼻音彼得所散布的异端那样，德国人诱惑的故事》很接近，但它和编年史的关系不详。

    ［434］ 尼康编年史后面还有一句：“而三只铜狮”，取而代之的是“两座神庙”和“两尊木像”。

    ［435］ вено（彩礼）是新娘的父母因自己的女儿出嫁而从新郎家得到的一种赎金。

    ［436］ рень是沙滩的意思。

    ［437］ 编年史此处似乎和使徒安德列漫游罗斯的故事相矛盾。关于使徒没在罗斯传经布道还见于前面的983年条：涅斯托尔的《关于鲍里斯和格列勃的读物》和伊拉里昂的《教规和神恩讲话》。但是应注意的是按照《往年纪事》的说法，使徒安德列只是在去罗马的途中经过罗斯，并没有在此进行过传道。

    ［438］ 这里所引的弗拉季米尔儿子的名单和980年相应的名单的关系可参阅前注。在此名单中引用的只是弗拉季米尔四位大儿子的采邑分封。弗拉季米尔派维舍斯拉夫镇守诺夫哥罗德，派伊兹亚斯拉夫镇守波洛茨克，让斯维亚托波尔克镇守图罗夫，让雅罗斯拉夫镇守罗斯托夫。但是，按《往年纪事》1036年条所说，雅罗斯拉夫逮捕了普斯科夫王公苏季斯拉夫。可能，这一名单是编年史家在1036年后列出的，因而未提苏季斯拉夫（苏季斯拉夫是24年后的1059年才得以释放）。维舍斯拉夫死后，雅罗斯拉夫调往诺夫哥罗德。前往罗斯托夫接替雅罗斯拉夫的是鲍里斯，而格列勃前往穆罗姆。斯维亚托斯拉夫坐镇杰列夫，弗谢沃洛德驻守沃伦的弗拉基米尔城。编年史家说姆斯提斯拉夫坐镇特穆托罗干是根据后人的说法（参阅1022年条：“此时，姆斯提斯拉夫进入特穆托罗干……”）。后期的有些编年史（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说斯塔尼斯拉夫坐镇斯摩棱斯克。17世纪的所谓“古斯敦编年史”（按其所说的事实有时是离奇的）称波兹维兹德驻守沃伦。在涅斯托尔著的《鲍里斯和格列勃的传说》中提到弗拉季米尔担心斯维亚托波尔克迁怒于他而把鲍里斯调出沃伦。因此A.A.沙赫马托夫，后来又有其他一些学者认为最初驻守沃伦的弗拉基米尔城的不是弗谢沃洛德，而是鲍里斯，后来鲍里斯才被调往罗斯托夫。沃伦的弗拉基米尔城的空缺才由弗谢沃洛德顶替。但是，这未必是事实：弗谢沃洛德在10世纪90年代就已在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按照关于奥拉夫·特里格瓦松的史诗描述，弗谢沃洛德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并于995年死在那里，这个材料看来是可靠的。可能，弗谢沃洛德由于和父亲决裂而出走斯堪的纳维亚（可比较以后注释的斯维亚托波尔克反对父亲的阴谋）。

    ［439］ 特维尔编年史在列举了弗拉季米尔儿子以后，还补充说：“把鲍列斯拉夫派往大波兰”，“把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弟弟斯塔尼斯拉夫派往斯摩棱斯克，把苏季斯拉夫派往普斯科夫”。沃斯克列先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及其他一些编年史都提到苏季斯拉夫驻守普斯科夫。

    ［440］ 这些设防的中心城市应成为基辅东、南两方面的屏障。弗拉季米尔修建的防御设施残迹至今还留存在斯图格纳河一带，呈3条土堤状。勃鲁农主教（卜尼法斯）为了去佩彻涅格人那里传播基督教，于1006年路经基辅，他在致亨利二世国王的信中这么写道：罗斯大公带领自己亲兵队一直送他“到自己国家的边界。由于防卫游牧的敌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到处修建十分坚固的木桩围墙”。在这种木桩围墙上建有大门，可通往草原，大门外就是敌人的疆域了（A.Ф.基利弗尔金格：“当代人关于神圣的弗拉季米尔和勇敢的鲍列斯拉夫的未曾出版的材料”，《罗斯论丛》，1856年第1期）。智者雅罗斯拉夫继续巩固罗斯国家边界的事业。1031年雅罗斯拉夫占领了切尔文地区的城市后，把许多波兰人从那里迁往罗西河一带和草原接壤的边境。翌年（1032年）雅罗斯拉夫在那里修建了许多设防的城市。

    ［441］ 源于莫斯科福提汇编的（1423年或1418年）晚期全罗斯编年史在988年条都报道了弗拉季米尔为苏兹达尔地方洗礼，并在克利亚兹马河畔建立弗拉基米尔城；然而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说是为斯洛文人洗礼，索菲亚第一编年史说是为斯摩棱斯克洗礼。里沃夫编年史把这些报道放在989年条，季波格拉弗编年史把它挪到990年条（此条还指出所建的弗拉基米尔城的确切规模）。沃斯克列先编年史也把这一报道放在990年。尼康编年史把它挪到992年条。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中在此年条还说：“那年11月26日，弗拉季米尔王公在基辅修建了第一座（石砌的）圣格奥尔基教堂”（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

    ［442］ 源于15世纪30年代诺夫哥罗德——索菲亚汇编的各编年史，在此年条讲了诺夫哥罗德洗礼的故事。试比较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说：“弗拉季米尔受洗后，向帝都大牧首福提乌斯请求委派基辅第一任总主教立奥、诺夫哥罗德的主教雅基姆（科尔松人）及其他一些城市的主教、神父和助祭。他们给整个罗斯做了洗礼，于是普天同庆。大主教雅基姆来到诺夫哥罗德，进行了彻底的整顿，砍倒雷神像，命令将它投入沃尔霍夫河；用绳捆绑，沿泥泞道拖着，用鞭抽打，此时有个魔鬼附身雷神像中，开始喊道：‘哦，我好苦呀！让那残忍的手捉住了’；它被扔进沃尔霍夫河后，头朝前漂过大桥（叶尔莫林编年史还有雷神的一句话：‘诺夫哥罗德的人们啊，开心好啦，可也别忘了我啊’），它受到无情地折磨，被魔鬼取乐。上面命令谁也不准收留它。皮季巴人（郊区村落皮季巴的村民）早早来到河边，要把货运进城；这时，雷神像漂浮到岸边，他们就用竿推开它：‘你————他们说，————雷神啊！过去吃饱喝足，现在漂你的吧’，于是，它漂向天边。”这整段故事给人的印象是根据民间传说编写的，然而，民间传说讲的诺夫哥罗德洗礼是和弗拉季米尔的“舅舅”————多勃雷尼亚的名字相连的（试比较B.H.塔季舍夫所引的俗语：“多勃雷尼亚洗礼用剑，而普佳塔用火”）。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收藏的17世纪初喀山卷，№24，5，32在谈弗拉季米尔的文章中说：“多勃雷尼亚被派往喀山。他在那里命令所有人接受洗礼。”《往年纪事》在此年条有修建什一教堂的报道，而在尼康编年史中，此报道被放在6501年（993年）条。

    ［443］ 成为“纪念和赞颂”弗拉季米尔一书的一部分古老的《弗拉季米尔传记》，把兴建什一教堂（即圣母教堂）说成是在洗礼后的第四年，而编年史说是在洗礼后的第二年。因此这部古老的弗拉季尔传记推测弗拉季米尔是986年在科尔松受洗的。沃斯克列先编年史和叶尔莫林编年史说什一教堂兴建于991年，尼康编年史说是在993年，一般编年中说什一教堂建成于996年，但尼康编年史说是在998年。什一教堂的遗迹近年来已由M.K.卡尔格尔发掘出土，并加以研究。

    ［444］ 拉夫连季编年史所缺的6498年（990年）条，尼康编年史在此年条有如下一段记载：“佩彻涅格军队重兵压境，他们对基督徒做了很多坏事；弗拉季米尔率大军迎敌，杀伤无数敌人，很少敌人得以生还。弗拉季米尔在捷斯纳河、维斯特里河、特鲁别日河、苏拉河、弗斯图格纳河流域修建城市，并让斯洛文人（诺夫哥罗德人）、克里维奇人（斯莫尔尼亚人）、楚德人、维亚提奇人迁居各城，而自己和佩彻涅格人交战，打败了他们。同年，弗拉季米尔派一位名叫马尔克的马其顿人哲学家出使保加尔人……哲学家到了保加尔人那里，向他们广泛宣传神学，而他们由于自己的无知傻头傻脑地听不进去。他返回基辅，弗拉季米尔给以礼遇，并受到众人的称赞。同年，从保加尔人来了四位王公到基辅拜会弗拉季米尔，并进行了神圣的洗礼；弗拉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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