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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哗与骚动》一九三三年前言
艺术并不是南方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方，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它是曼哈顿大楼基石上的那块最坚硬的矿工之石。它是街上垃圾与破烂的一部分。箭头般向上耸立的建筑物从它那里往上生长，也正因为有了它才生长，才被推倒然后又再次箭也似的向上耸立。会有一些人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那些数不清的、几乎是看不见的关节的骨头，缺少了任何一根整个骨架子都可能坍塌下来），他们的面包还指望着打这儿生出来呢————通晓几种语言的男孩女孩从开设在廉租公寓的学校卒业，走向编辑部与画廊；操作长条活字铸造机的花白头发大肚子男人买下音乐厅的票子，然后庄严稳重地回到在布鲁克林或是郊区小站的家里去，在那里，孩子和孙子们在等待着他们————此时，离人们像忘记野印第安人和鸽子那样忘掉爱尔兰政治家与那不勒斯诈骗犯的后代，也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芝加哥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歌曲的脚韵并不总是跟曲调和谐一致；人们精力充沛、大嗓门、变幻莫测却永远是年轻；从广袤得几乎能算是一片大陆的一条河的流域里，青年男女被吸引到城市活泼的不安里来，然后又给吐了出来，去到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欧洲，在那里写芝加哥。可是在南方，艺术为了能让人看见，必须化成一种仪式、一道景观；介乎吉卜赛人营地与教堂义卖之间的某种东西，那是少数几个搞化装表演的外地人张罗的，他们不在抗议和积极自卫上耗尽自己的力气直到再没什么可说，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花上一个星期，大致如此吧，狂热地工作，就为了星期五晚上可以演出一场，然后偃旗息鼓并且销声匿迹了，只在某个角落里留下一件上面所沾的油彩全干了的罩衫或是一盘破残的打字色带，说不定在吃惊、困惑的小商人手里留下了一张买包干酪和彩旗的小额账单。
或许这是因为南方（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的，任何一个特定集团的人的天生的梦想都是有其共同点的，也许仅仅是地理上和气候上的共同点，这就把他们经济与精神上的渴望带进城市面貌，带进房屋或是行为的类型上去）早已死亡了。纽约，不管它自己以为如何，却是自从诞生以来一直都很年轻的；它仍然是继承荷兰人传统的合乎逻辑与从未断裂过的一个演进阶段。芝加哥呢，甚至都在夸耀自己年纪还小呢。可是南方，正如芝加哥是中西部而纽约是东部一样，绝对是已经死了，是被内战杀死的。不错，有那么一个东西，被异想天开地称作新南方，不过那并不是南方。那是一块移民者的土地，他们按照堪萨斯、艾奥瓦和伊利诺伊的城镇的样式在重建城镇，用摩天楼和条纹帆布篷来代替木结构的阳台，还教卖汽油的小伙子和餐厅里的姑娘学会说“O yeah？”（哦，要点啥？）说起话来“r”音特别硬，而且老是在安静多荫的十字路口晃悠，那地方别人是不会去的，除了开着卡迪拉克和林肯轿车的北方旅游者，他们的车速只比马的快步稍稍快一些，他们不停地变换着红绿灯与霸气十足、不容分说的喇叭。
然而这种艺术虽然在南方生活中没有地位，却几乎是南方艺术家的一切。这是他的呼吸、血液、肌肉以及别的一切。倒不能说那是强加于他或是由环境硬行灌入他的身体的；并不是强迫他选择，按照不是贵妇人便是老虎的模式，在当一个艺术家还是当一个人之间作一抉择。他是自己有意这样去做的；他希望能够这样。这对他来说一直是适宜的，而且单单对他一个人如此。只有南方人曾带着马鞭与手枪上编辑部去抗议对他们的稿子处理不公。这事儿————真的带着手枪————是出在过去的年代里，自然，我们已经不再屈从于自己的感情冲动了。但是这种感情仍然存在，仍然藏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南方人写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环境：打个比方来说，他一只手捏着自己内心的那个艺术家，而另一只手里则捏着他的环境，并且把一样东西往另一样东西那里塞，就像是要把一只乱抓乱叫的猫往一只麻袋里塞。然而他还是要写。在音乐或造型艺术方面，南方人从未达到也许永远也不会达到什么成就。我们需要讲话，需要倾诉，因为讲演术本来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似乎是试着用狂乱的呼吸（或者是写作）的个人空间来对当代场景做出一份控诉书，或是从那里逃避开去，进入一个用刀剑、木兰花和知更鸟构成的有票房价值的领域，其实这领域可能根本未曾在任何一个地方存在过。这两种写法都植根于滥情主义；也许狂暴地、辛辣地写发生在泥地茅屋里的乱伦是最最滥情主义的一种。不管怎么说，每一种写法都是激烈的参与，在其中作家无意识地把自己强烈的绝望、愤怒、沮丧或是他对更加强烈的希望的狂暴预言都写进每一行文字和语句中去。南方作家当中并没有那种冷酷的知识分子，他能心如止水、完全无动于衷，全然没有热情地写当代生活；我不相信存在着这样的南方作家，他能够不撒谎地说写作对他来说是件蛮开心的事情。也许是我们不愿意它成为这样的事。
我好像是两种写法都试过了。我试过要逃避也试过要控诉。五年之后，我回顾《喧哗与骚动》，看到它是一个转折点；在这本书里我同时采用了两种写法。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我甚至都不是在写一本书。在这以前我写了三部小说，轻松与愉悦的程度越来越小，报酬收入也越来越少。那第三部我足足推销了三年，在此期间我把它往一家又一家出版社投寄，怀着一种执拗与不断破灭的希望，只想至少要把用掉的纸张与耗掉的时间的价值挣回来。这个希望最终也必定幻灭了，因为有一天突然像是有一扇门悄悄地咔嗒一声永远关上，把我跟一切出版家的地址与书目隔绝开来，于是我对自己说，此刻我可以写了。此刻我可以不顾别的只管写了。因此，我这个有三个弟弟却没有姐妹而且命中注定要丧失襁褓期头生女儿的人，就开始写起一个小姑娘的故事来了。
当时我并不明白我试图塑造的是我并不拥有的妹妹与我将要失去的女儿，虽然前面这一点显然很可能与凯蒂有三兄弟有关，这几乎在我于纸上写下她的名字之前就已经是确定的了。我仅仅是开始写到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小河沟里相互泼水，姐姐跌倒弄湿了衣裳，小弟弟哭了，想到那姐姐打输了说不定是受伤了。也说不定是他知道自己是小娃娃，她不管水仗打成什么样也会停下来安慰他的。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当她停下水仗浑身湿透朝他伛下身子的时候，整个故事，这在第一部分里是由那同一个小弟弟讲述的，仿佛都在我面前的纸上展现出来了。
我看见那根树枝的宁静的闪光将变成黑暗、严峻的时间之流，这股流水把她扫向某个地方，使她无法回来安慰他，不过那种单纯的间隔与分开还不够，还不够遥远。还必须把她也扫进不体面与耻辱里去。而且班吉必须永远也不会长大，不超过目前这个时刻；对于他，所有的知觉必须开始并结束于那个生机勃勃、大口喘气、停下来弯下腰的湿漉漉的身影，这身影闻上去像树木。他必须永远不长大，失去亲人的痛苦不会因为明辨事理而变得轻松一些，愤怒会变得缓和一些，如杰生的情况那样，或是忘却会使印象冲淡一些，如昆丁的情况那样。
我看到他们被轰上牧场，让他们在那里待一个下午，让他们离开屋子，因为此时要为祖母办丧事了，于是三兄弟以及黑小子们就可以趁凯蒂爬上树朝窗子里窥看办丧事时仰望她那沾满湿泥的衬裤了，当时大伙儿还不理解那条脏衬裤的象征意味，因为以后拥有勇气的还将是她，她将怀着尊严面对她要引起的耻辱，而这耻辱是昆丁与杰生所无法面对的：一个以自杀来逃避，另一个则以复仇的怒火加以发泄，这股怒火还将驱使他去克扣私生外甥女那点点菲薄的抚养费，这钱是凯蒂好不容易才设法寄来的。因为我已经进行到那个晚上在那个卧室里，迪尔西用沾了泥的衬裤去揩拭那苦命小姑娘光赤的背部————用脏衬裤所剩不多的干净部分尽可能地揩拭那个身子，那个肉体，它象征着、预示着小姑娘的耻辱，仿佛她（迪尔西）已经看到了黑暗的前途与在企图维持那摇摇欲坠的家庭中自己将起的作用。
这时故事完成了，结束了。这里有迪尔西，她代表未来，她将站在家庭倾圮的废墟上，像一座倾斜的烟囱，高傲、坚韧、不屈不挠；而班吉则代表过去。他必须当一个白痴，这样，像迪尔西那样，他可以不受未来的影响，不过他完全拒绝接受未来，这一点又与迪尔西不同。没有思维或是悟性；没有形体，没有性别，像生命开始形成时某种没有眼睛、不能发声的东西，之所以能存活、能存在仅仅是因为有忍受的能力；是半流质，在摸索着：是太阳底下一团苍白、无助、对痛苦全不在意的物体，还没有到成为自己的时间，只除了他能够每天晚上带进自己睡梦————那迟迟到来的光明形象————的那个生机勃勃、勇敢的小人，对他来说那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声音，在任何高尔夫球场上能够听到的声音，也是一种像树那样的气味。
故事到这里，在班吉叙述的第一个部分里，全都有了。我并没有使它晦涩化；当我明白这故事有可能印出来时，我又写了三个部分，全都比班吉部分长，以便把故事说清楚。不过在我写班吉部分时，我可不是为了它能够出版而写的，倘若今天让我重写，我会用不同方式写，因为写成如今出现的这个方式，教会了我怎样写以及怎样读，而且不仅如此：它教会我懂得自己过去所读过的东西，因为在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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