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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精灵，你的谈话使我感到沮丧。但你指引我注意我自己。如果在我之外的某种东西能使我受到打击，而无法挽救，那我还会是什么呢？我要听从，噢，我一定要听从你的劝告。
我的苦闷的心呵，你究竟在寻找什么呢？是什么东西使你对我的知性所无法表示丝毫异议的那一学说体系感到愤慨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渴望着单纯表象之外存在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即使没有表象，也是现在存在着，过去存在过，并且将来还会存在；表象仅仅是标明这种东西，而不创造它或对它有丝毫改变。我认为，单纯的表象是骗人的映象；我的各个表象应该意味着某种东西，但如果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符合于我的全部知识，我就会觉得我的全部生活都受了欺骗。无论在什么地方，除了我的表象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这对自然感官来说是一种愚蠢而可笑的思想，这种思想无人会当真说出来，也无须加以反驳。但对于那种已经作出通晓事理的判断，知道这一判断有其不能为单纯推理所驳倒的深刻根据的人来说，这个思想却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与毁灭性的思想。
我殷切渴望把握的这种在表象之外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它用以闯入我心中的力量是什么呢？它在我心灵中依附的、只有与心灵一起才能消除的那个中心点是什么呢？
“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 ，这就是你的使命”。我一全神贯注片刻，注意我自己，这声音便在我灵魂深处强烈回响起来。“你在这里生存，不是为了对你自己作无聊的冥想，或为了对虔诚感作深刻的思考————不，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
这声音引导我超出表象，超出单纯的知识，走向在知识之外存在的、与知识完全对立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比一切知识都更加伟大和崇高，并包含着知识本身的最终目的。如果我要行动，我就无疑会知道我在行动，也知道我怎样行动；但这种知识并不是行动本身，而只是观察行动。因此，这声音恰恰向我预告了我所寻求的东西，即一种在知识之外存在的、就其本质而言完全不依赖于知识的东西。
事实就是这样，这是我直接知道的。但我曾经从事于思辨，它在我心中引起的怀疑会秘密地延续下来，令我不安。自从我使我自己处于这种地位以后，除非我所接受的一切在思辨法庭面前被证明为正确的，我就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因此，我必须问我自己：事情怎么会成为这样？那种存在于我内心的、引导我超出表象的呼声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我心里有一个向往绝对的、独立的自我活动的意向。再没有比单纯受他物摆布、为他物效劳、由他物支配的生活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我要成为某种为我自己、由我自主的东西。只要我知觉我自己，我就感觉到这一意向；这意向与我的自我意识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
我用思维向我说明对于这种意向的感觉，仿佛用概念给这本身盲目的意向安装了眼睛。由于这意向，我一定要作为完全独立的生物来行动；我就是这样理解和说明这个意向的。自我 必须是独立的。自我是什么呢？自我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能意识者与所意识者、能直观者与所直观者、能思维者与所思维者的永恒统一。作为这两者，我必须靠我自身成为我所是的东西，完全靠我自身制定概念，完全靠我自身创造一种在概念之外存在的状态。但后者是怎么可能的呢？我不能把存在同无联结起来，从无总不能生有。我的客观思维必然是起中介作用的。但一种存在如果与另一种存在联结 起来，它就会恰恰因此而以 另一种存在为根据 ，就不是根本的、原初的、创始的存在了，而只是一种派生的存在，我必须联结 ，但我不能跟一种存在 联结起来。
但是，我对目的概念的思维与制定就其本质来说是绝对自由的，能从无中生有。我必须把我的行动跟这样一种思维联结起来，如果这种思维能被视为自由的和完全从我自身产生的。
因此，我以下列方式设想我的独立性为自我。我之所以认为自己具有制定概念的能力，是因为我制定了概念，而我之所以制定这个 概念，是因为我制定这个概念，是出于我自己作为理智力量具有发挥力量的无限权力。进一步说，我认为自己具有用概念以外的实在行动来表现这种概念的能力；我认为自己具有一种实在的、起积极作用的、能创造存在的力量，这力量完全不同于单纯制定概念的能力。那种叫做目的概念的概念，不应该像认识概念那样，只是业已存在的东西的摹本 ，倒不如说，它应该是要被创造的东西的原本 ；实在的力量应该存在于概念之外，并且作为这样的力量，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它应该仅仅从概念获得自己的规定，而认识则应该对它进行观察。这样一种独立性，我根据那种意向，觉得自己确实是具有的。
在这里看来有一个点，在这个点上联结了对于一切实在的意识；我的概念的实在效力和我根据这种效力而不得不认为自己具有的实在行动力量，就是这个点。不论在我之外的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如何，反正我自己是有实在性的，是理解实在性的，它就在我之内，隐藏在我本身。
我设想我这种实在的行动力量，但我并不臆造 它。对我向往独立行动的意向的直接感觉，就是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这个思想只是反映这种感觉，并用它自己的形式————思维的形式————接受这种感觉。这种做法也许可以经得起思辨法庭的审判。
怎么，我又存心欺骗我自己吗？这种做法根本经不起那种严厉审判。
我感觉到在我之内有一种向外活动的意向和努力；这看来是真的，而且是关乎这个问题的唯一真理。因为感觉到这一意向的正是自我，我既不能用我的全部意识，也尤其不能用我的感觉超越我自己，而且这个自我本身就是我把握那意向的最终点，所以在我看来那意向当然是一种基于我本身的意向，它要采取一种基于我本身的活动。但是，虽然我没有察觉，这会不会是一个我所看不见的异己力量的意向呢？而那种关于独立性的看法，会不会只是我那囿于我自身的视觉范围所产生的欺骗呢？我没有任何理由承认这一点，但也同样没有理由否认这一点。我必须承认，我对此毫无所知，也无法再有所知。
难道我也感觉到了我觉得自己————这很令人奇怪————无所认识的那种实在活动力量吗？不！那实在活动力量是按照众所周知的思维规律给被规定的东西 虚拟的可规定的东西 ，一切能力与力量都是通过这种思维规律产生的，而那被规定的东西则是同样虚拟的实在行动。
从单纯的概念向外导至其假想的实现，除了是一切客观思维的通常熟悉的做法————因为这思维绝不想成为单纯的思维，而且也想预示思维之外的东西————以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吗？凭什么不老实的态度才使这种做法在这里比在其他情况下更有价值呢？难道给对于思维的想法再附加上这种思维的实现，会比给桌子概念再附加上实际的桌子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吗？“目的概念是我之内发生的现象的特殊规定，它以双重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表现为主观东西，即思维，另一方面表现为客观东西，即行动”；我能援引什么理性根据来反对这样的解释————这解释也无疑不会缺少一种发生学的演绎————呢？
我说，我感觉到这意向；当我这样说时，我自己真的是这样说、这样想吗？我是真的在感觉呢？还是仅仅在思考感觉呢？我称之为感觉的一切东西不是仅仅通过我的客观化的思维而呈现于我吗？这一切东西不是一切客观化过程的真正的、首要的过渡点吗？再说，我是真的在思维呢，还是仅仅在思考思维呢？我是真的在思考思维呢，还是仅仅在思考一种对于思维的思维呢？有什么能阻碍思辨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漫无止境地继续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能向思辨回答什么呢？我能使思辨不提这些问题的终点在哪里呢？————我当然知道，而且得向思辨承认，我们又可以思考意识发展的每一个状态，创造出对于前一种意识的新意识，从而总是把直接的意识推移到一个较高的阶段，把前一种意识弄得晦暗可疑；我也同样知道，并得向思辨承认，意识发展的这个阶梯是没有止境的。我知道，一切怀疑都是建筑在这一做法上的，我知道，那种使我受到很大震惊的学说体系也是建筑在贯彻和明确意识这一做法上的。
我知道，如果我不想跟这种学说体系单纯玩弄另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游戏，而是想真正照着它去办，那我就得拒绝听从我心中的那个呼声。我不能想行动就行动，因为按照那个学说体系我无法知道我能否行动，我也绝不会相信我真正在行动；凡我觉得是我的行动的，必定于我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种欺人的映象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严肃与一切趣味就都从我生活中消失殆尽了，我的生活正像我的思维一样，变成了一场单纯的游戏，它从无开始，而以无告终。
难道我应该拒绝听从那内在的呼声吗？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甘愿接受这意向赋予我的使命；在这个决断中我同时也想把握住关于这意向的实在性和真实性的思想，把握住关于这意向所假定的一切东西的实在性的思想。我要坚持这意向安排给我的朴实无华的思维的立场，而拒绝那一切只会使我怀疑这意向的真实性的无谓思考与琐屑分析。
高贵的精灵，现在我可理解你了。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官能，通过它我可以理解这种实在性，也许同时还能理解全部其他的实在性。这官能不是知识；没有一种知识能论证它本身，能证明它本身；每种知识都是假定一个更高的东西为其根据，如此上溯，以至无限。这官能是一种信仰，是对自然而然地呈现给我们的观点的一种志愿信赖，因为只有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使命；正是这信仰才对知识表示了赞同，把知识提高到确实可靠与令人信服的程度，而没有这信仰，知识就会是一种单纯的妄想。信仰绝不是知识，而是使知识有效的意志决断。
我将永远坚持这说法，这说法不单是语句上的辨别方式，而且是真正的、深刻的辨别方式，它对我的整个伦理态度都会产生最重要的后果。我的所有确信只是信仰，这信仰源出于伦理态度，而不是产生于知性。在我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不想参与争论了，因为我预料争论将毫无结果；我不会因争论而使自己陷入迷途，因为我的信仰的源泉高于一切争论。我不想让自己随心所欲，要用理性根据来强迫别人接受这信仰；在这样一种计划遭到失败时，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采取我的思维方式，首先是为了我自己，并不是为了别人，我也仅仅是想在我自己面前证明这种方式正确。凡是具有我这样的伦理态度，我这样的忠诚善良的意志的人，也都会得到我这样的信仰；但如果没有那种伦理态度，便无从产生这信仰。在我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切涵养由何产生————由意志产生，而不是由知性产生。只要意志义无反顾地、诚实地向善的方面进展，知性便会自行把握真理。要是只有知性在发挥作用，而意志却被忽视，那就只会产生一种进入绝对虚空中去作无谓思考与琐屑分析的技能。在我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就能驳倒一切可能会反对我的信仰的伪知识。我知道，所有由单纯思维产生，而不以信仰为根据的所谓真理，肯定都是虚伪冒充的，因为这样产生的单纯知识只能导致一种认识，以为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我知道，这样一种伪知识除了它通过信仰置于它前提中的内容以外，永远不会发现某种别的东西，而且由这些前提还可能推出错误结论。在我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就有了一切真理和一切信仰的试金石。只有从良心中才产生出真理来。凡是违背良心的东西，或阻碍良心实现其所能与决定的东西，肯定都是假的，永远也不会令人信服，即使我不能揭示导致这种伪知识的谬论何在。
一切已经诞生到世界上来的人，也都是如此。他们即使未曾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也单靠信仰去把握为他们而存在的一切实在；这信仰与他们的生存同时，闯入了他们的心中，是他们生来就有的。事情怎么可能是别样呢？要是在单纯的知识、单纯的直观与思考中不包含任何根据，把我们的表象视为胜于虽然单纯而必然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映象，究竟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表象都视为胜于这样的映象呢？为什么要把某种独立于一切表象而存在的东西作为我们的表象的基础呢？要是我们都有超越我们最初的、自然的观点的能力与意向，究竟为什么只有这么少的人超越它呢？为什么当别人劝说他们超越这种观点时，他们甚至还以一种忿恨的情绪加以抵抗呢？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拘泥于这最初的、自然的观点呢？这不是理性的根据，因为绝不可能有这类东西；这是对一种实在的关切 ，而这种实在是他们要创造的；————善人一心为了创造这实在，庸俗好色之徒则是为了享受这实在。凡是活着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脱这种关切，同样也不能超脱这关切所带来的信仰。我们大家都生来就有信仰————瞎活着的人盲目地听从秘而不宣的、不可抗拒的冲动；有眼力的人则自觉听从这种冲动，并且他有信仰，因为他要信仰。
人的天性本身是多么统一和完整，多么尊严呵！我们的思维并非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向和倾向而以自身为基础；人并不是由两个独立并存的部分组成的，人是绝对统一体。我们的全部思维都以我们的意向本身为根据；一个人的倾向如何，他的认识也就如何。只有在我们尚未认识到这种强制时，这意向才会迫使我们采取某种思维方式；一俟我们认识了这种强制，它就消失不见了，这时按照意向形成我们的思维方式的就不再是意向了，而是我们自己。
但是，我应该睁开眼睛，应该彻底认识我自己，应该懂得那种强制，这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应该形成，并且在这种前提下也必然会形成我的思维方式本身。这样，我就会完全独立，自我完成。我的一切其他思维和全部生活的最初源泉，那个产生一切在我、为我与由我而可能存在的东西的渊源，即我的精神的最内在的精神，并不是异己的精神，相反地，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完全是由我自己创造的。我完全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我也许可以盲目地听从我的精神天性的意向。但我不愿成为天然的产物，而愿成为我自己的产物；现在我已经成为这样的产物，因为我愿意这样。我也许可以作漫无止境的琐屑分析，使我的精神的自然观点成为晦暗可疑的。但我自由地信赖这种观点，因为我愿意信赖它。我现在所持的思维方式，是我经过考虑，有意从其他一切可能的思维方式中遴选出来的，因为我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唯一符合于我的尊严、我的使命的思维方式。我自由地、自觉地使我自己回到了我的天性也曾经让我依赖的立脚点。我所接受的东西也正是我的天性所宣称的东西；但是，我之所以接受它，并不是因为我非这样不可，相反地，我之所以信仰它，是因为我愿意信仰它。
我的知性的崇高使命使我充满敬仰之感。知性已不再是那种从无到无的空虚映象表演，它已经为一个伟大目的而赋予了我。为此目的而培养知性的任务已经托付给了我；这项任务掌握在我的手中，它听从我的传唤。它就在我的掌握之下。我直接知道————在这里，我的信仰无需进一步苦思冥想，就接受了我的意识的这一陈述————我知道，我不必让我的思想盲目地、无目的地到处飘荡，我可以随意唤醒和引导我的注意力，使它离开这个对象，而盯着另一个对象；我知道，当我还没有完全了解这对象，还没有对它有一个最完整的信念时，不放松对它的研究，则完全在我；我知道，既不是盲目的必然性迫使我采取一定的思维体系，也不是空洞的偶然性拿我的思维开玩笑，而是自我在那里思维，我可以思考我想思考的东西。正是由于思考，我才发现了更多的东西；我发现，仅仅是我自己独立自主地产生了我的整个思维方式，产生了我对于一般真理所抱有的特定看法；因为我是苦思冥想而丧失一切真理感呢，还是虔诚服从而信赖真理呢，这全在于我。我的整个思维方式，我的知性所接受的教养，以及我使知性注意的对象————这一切完全视我而定。提出真知灼见是功劳，而歪曲我的认识能力，漫不经心，昏庸无知，谬误百出，毫无信仰，则都是罪过。
我必须全神贯注而不断思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应当做什么，怎样才能最合乎目的地执行这项命令。我的一切思维必然关系到我的行动，必然被看成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虽然这手段不是近在咫尺。否则，思维就是空洞的、无目的的游戏，就是浪费精力与时间，就是败坏那种为了达到全然不同的目的而赋予我的高尚才能。
我可以期望，我确实可以期望，这样一种思考定会得到良好结果。我必须在其中行动的自然，并不是一种异己的、与我毫无关联地产生的、绝不能被我深入了解的东西。这自然是依照我自己的思维规律铸成的，并且必定符合于这种思维规律；对我来说，这自然必定到处都是完全透明的和可以认识的，甚至可以深入到它的内在本质中。无论在什么地方，这自然都只不过是表现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关系与联系；正像我确实可以期望认识我自己一样，我也确实可以期望探明这自然。如果我只寻求我要寻求的东西，那我就会找到它；如果我只询问我要询问的东西，那我就会得到答案。
I
我所相信的我灵魂深处的那个呼声————由于这个呼声，我还相信我所相信的其他一切————并不命令我单纯泛泛地行动。这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一般原理只有通过我对许多事实的自由观察与思考，才能形成，但绝不在这些原理本身表现一种事实。我的良心的这种呼声只命令我在我生存的每个特殊环境中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避免什么；我只要留神听它，它总是在我生存的一切场合伴随着我，并且在我必须行动的地方，它绝不拒绝给我以开导。它直接建立起信念，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要我表示赞同；我是不可能同它抗争的。
听从这呼声，忠诚老实地、无拘无束地、无所畏惧地、不假思索地服从这呼声，这就是我唯一的使命，这就是我生存的全部目的。我的生活不再是没有真理、没有意义的空洞游戏了。某种事情之所以必须做，纯粹是由于它必须做；这就是在我所处的这种情况下良心恰恰要求我做的事情；我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并且仅仅是为了做这种事情而生存的；为了认识它，我有知性，为了完成它，我有力量。
只有通过良心的这种命令，我的表象才具有真理性和实在性。我不能不注意它，不服从它，而不同时背弃我的使命。
所以，我不能拒绝对于良心的命令所引起的实在性的信仰，而不同时否认我的使命。我必须服从这呼声，这是绝对真实的，用不着进一步加以检验和论证，并且这是初始真理，是其他一切真理和确实性的基础；因此，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所有由于这样一种服从的可能性而被假定为真实的与确实的东西，对我来说就都是真实的与确实的。
在空问里有一些现象飘浮在我面前，我把关于我自己的概念推广到这些现象上去，我设想它们是与我一样的生物。一种推勘到底的思辨的确已经向我教导说，或会向我教导说，这些在我之外的假想的理性生物都不过是我自己的表象活动的产物；我依照我的思维的需要加以指明的规律，不得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概念体现到我自己之外，并且依照同样的规律，这个概念只能被推广到一些特定的直观上去。但我的良心的呼声却这样向我喊道：“不管这些生物本身是什么，你都应该把它们当做自为存在的、自由的、独立的、完全不依赖于你的生物来对待。你可以像业已知道的那样设想，它们能完全不依赖于你，而完全由它们自己设定目的，你绝不要妨碍实现这目的，相反地，应该竭尽你的一切所能，促其实现。你应该尊重它们的自由，以爱慕的心情掌握它们的目的，就像掌握你的目的一样。”————我应该这样行动；我的一切思维都应该 被引向这一行动，只要我下定决心，听从我的良心的呼声，我的一切思维就都可能 并且必然 会被引向这一行动。因此，我将永远把那些生物视为自为存在的、不依赖于我的、能制定与实现目的的生物。从这个观点看，我不可能对它们有别的看法，而那种思辨则会像一场空梦，在我眼前烟消云散。我刚才说过，我把它们设想 为与我一样的生物，但严格地说，它们最初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于我，并不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而是由于我的良心的呼声，良心的命令，它说：“在这里你要节制你的自由，在这里你要想象和尊重异己的目的”。————正是这个命令才被翻译为一种思想，认为在这里确实真有像我一样的生物，它自为地存在着。如果不这样看待它们，我就必定会在生命中否认我的良心的呼声，在思辨中漠视我的良心的呼声。
飘浮于我面前的还有另一些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与我一样的生物，而是一些无理性的东西。思辨不难证明，关于这类东西的表象是怎样仅仅从我的表象能力及其必然的行动方式产生的。但我也通过需求、欲望与享受来把握这些东西。某种东西成为我的食物与饮料，并非由于概念，而是由于饥渴及其满足。我不得不相信这种威胁我的感性生活或唯独能维持这种生活的东西的实在性。良心既尊崇这些本能，同时又限制这些本能，因而便参与了维持这种感性生活的事情。“你应该维持、锻炼和加强你自己和你的体力，因为在理性的方案中是估计到这种力量的。而你所以能维持这种力量，仅仅是由于你合乎目的地按照这些东西固有的内在规律去享用它们罢了。在你之外还有许多与你一样的生物，它们的力量也像你的力量一样是被估计在内的，也只有用你那样的方式才能加以维持。你要允许它们享用它们那部分东西，就像你享用你那部分东西一样。你要尊重属于它们的东西，作为它们的所有；你要合乎目的地处理属于你的东西，作为你的所有。”————我应该这样行动，我应该顺应这样的行动而思维。因此，我不得不把这些东西看做是服从它们固有的自然规律的，这些自然规律虽然为我所认识，却是不依赖于我的；因此，我当然不得不认为它们有一种不依赖于我的存在。我不得不相信这些规律，我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些规律，而那空洞的思辨则像旭日初升时的迷雾一样，将会消散。
总之，对我来说没有一种单纯的存在是与我无关的，是我单单为了直观而直观的；一切对我存在的东西，都是由于它与我有关才存在的。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却只有一种对我的关系是可能的，其他一切关系都只不过是这种关系————即我的使命在于合乎道德地行动————的变种而已。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职责的客体与范围，而绝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另一个世界，或者说，没有我的世界的另一些属性；我的全部能力和一切有限能力都不足以把握另一个世界。一切对我存在的东西，都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才能使我感到它的存在和实在性，而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关系，我才能把握它，对于另一种存在我则没有任何官能。
是否真的存在着像我想象的这样一个世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作出下列彻底的、无庸置疑的回答：我肯定真有这些特定的职责，它们对我表现为针对 这样的客体的和在 这样的客体之中 的职责；我只能在我想象的这样一个世界里想象它们，完成它们。即使对于那种从未考虑过自己固有的道德使命的人————如果真有这样一种人————来说，或对于那种虽然考虑过这一使命，但并没有下丝毫决心要在某个不确定的未来去完成它的人来说，他的感性世界和他对这个世界的实在性的信仰除了产生于他的道德世界的概念以外，也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产生出来。虽然他不通过思考自己的职责 来把握这个感性世界。他却一定会通过要求自己的权利 来把握这个世界。他也许从来都不要求自己做到的事情，他却一定要求别人对他做到；他要别人采取深思熟虑、合乎目的的态度，把他不当做没有理性的东西，而当做自由独立的生物来对待；这样，只要别人能满足这个要求，他当然也就不得不把别人设想为深思熟虑的、自由独立的和不依赖于单纯自然力量的。在使用与享受他周围的各个客体时，虽然除了享用它们之外，他根本不设定别的目的，他却至少也得要求占有这种享用，作为一种权利，而必须让别人不侵犯他对这种享用的占有；因此，他也是用一种道德概念把握没有理性的感性世界的。凡是自觉地生存的人，没有一个会放弃这些尊重他的理性、独立与自存的要求；这些要求即使与承认他心灵中的道德规律无关，也至少在他心灵中与严肃认真、解除疑惑以及信仰实在有关。只有对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否认他固有的道德使命，否认你的存在和物体世界的存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单纯试验思辨有多大能力，你才可以用实际行动触犯他；你可以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好像他根本不存在或只是一块原料似地对待他————这样，他便会立刻忘却他那玩世不恭的态度，而对你十分恼火；他会严厉地责怪你这样对待他，说你既不应该也不可以这样反对他；这样，他就用实际行动向你承认，你当然能对他发生影响，他 是现实存在的，你 也是现实存在的，而且你对他发生影响的中介 也是存在的，你 至少对他负有职责。
因此，既不是各个在我们之外的假想的物————它们对于我们之确实存在和我们对于它们之确实存在，仅以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为限度————的作用，也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和思维所虚构的空洞映象————我们的想象力的产物确实会表现为这样的产物，表现为空洞的映象————，而是对我们的自由和力量、对我们的实际行动以及对人类行动的一定规律的必然信仰，才建立起对于在我们之外存在的实在的一切意识，而这种意识本身也无非是信仰，因为这意识是建筑在信仰基础上的，但又是一种从上述必然信仰必然产生的信仰。我们不得不认为，我们完全在行动着，我们应当以一定方式来行动；我们不得不认为这行动有一定范围，这范围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实际存在的世界；反过来说，这世界除了是那范围以外，绝对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也无论如何不会扩展到那范围之外去。是从行动的需要才产生出对于现实世界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地从对于世界的意识才产生出行动的需要。行动的需要是在先的，对于世界的意识则不是在先的，而是派生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才行动，而是因为我们注定要行动，我们才认识；实践理性是一切理性的根基。行动规律对于理性生物是直接 确实的。理性生物的世界之所以确实，仅仅是由于行动规律是确实的 。除非整个世界连同我们自己都陷入绝对虚无境地，我们便无法否认这些规律。我们只有靠我们的道德活动，才能使我们出乎这种虚无境地而挺立起来，面临这种虚无境地而保存下来。
II
我应该做某事，是为了使这事发生；我不应该做某事，是为了使这事不发生。但是，不密切注视行动之外的目的，不把我的目的集中到某种通过我的行动，而且只有通过我的行动才会变得可能的东西上，我能行动吗？我能不希求某种东西而有希求吗？绝不能再这样！这完全会与我的心灵的本性相矛盾。在我的思维中直接按照单纯的思维规律结合到每个行动 上的，都是一种处于未来的存在 ，而我的行动对于这一状态的关系就像致动的原因对于业已产生的效果的关系一样。不过，我行动的这种目的不会自为地————例如，通过本能————设定给我，然后我的行动方式才按照这种目的确定下来；我不应该得到一种指定给我的目的，然后才探究为达到这种目的我当如何行动，因为我自己就具有目的；我的行动不应该依赖于目的；但是，我应该以一定方式来行动，则纯粹是因为我应该如此行动；————这才是首要的东西。我心灵深处的呼声告诉我，这种行动方式会产生某物。这个某物必然会成为我的目的，因为我必须采取行动，而行动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我之所以要某物发生，是因为我应该这样行动，以使某物发生；————正如不是因为食物摆在我面前我才饥饿，而是因为我饥饿，某物才成为我的食物一样；同样，我之所以像我的行动那样行动，并非因为某物是我的目的，相反地，某物之所以成为我的目的，则是因为我应该这样行动。我并没有事先就注目于一个点，想通过这个点画出我的线，然后让点的位置决定线的方向以及线形成的角；相反地，我只是按直角画我的线，从而决定我盼线必经的各个点。目的并不决定命令的内容，而是相反，命令直接给定的内容才决定目的。
我说，正是行动命令本身靠自身的力量给我设定目的；在我之内的命令使我不得不设想我应该这样行动，使我不得不相信这种行动会产生某种结果。行动命令把另一个世界的景象展现在我的心灵的眼睛面前；这世界当然是一个世界 ，是一种状态 ，而不是行动 ，但它同我的肉眼所见的世界相比，却是一个不同的 和更好的 世界；行动命令使我一心追求这个更好的世界，全力把握它，渴望它，只在它当中生活，只在它当中得到满足。这个命令靠自身的力量就向我保证了一定会达到这个目的。我根据一种考虑，把我的全部思维和整个生命都集中于和托付给这一命令，除此以外绝不注目于任何东西；这种考虑同时也带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即这一命令所预示的希望是真实的和确实的，而把那种甚至想象相反情况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我既生活在服从这个命令的情况下，同时也生活在对它的目的的直观中；我生活在它所许诺给我的那个更好的世界中。
即使对这个现存的世界作单纯的考察，而不考虑那个道德命令，也会在我的心灵深处表现出一种愿望，一种向往————不，绝不是单纯的向往，而是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绝对要求。我看一眼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一眼人们的力量的软弱无能和他们的嗜欲激情的强烈无比，我内心就不禁迸发出这样的呼声：“事情不可能会长此下去；它必须，噢，它必须完全改观，变得更好。”
我绝不能设想人类的现状会永远一成不变，也绝不能设想这现状就是人类的全部最终目的。果真如此，一切就会是一场梦幻，一个骗局；而且这也就不值得劳神费心地谋生了，不值得从事这种始终重复、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游戏了。只有我把这现状看做是达到更好的状态的手段，看做是向更高级、更完善的状态的过渡点，这现状才对我有价值；并不是为了这现状本身，而是为了这现状所准备的更好的事物，我才能忍受这现状，重视这现状，甘愿在这现状下尽我一份责任。我的心情不能安于现状，一刻也不能停留于现状；这现状使我的心情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反感；我的整个生命都不可阻挡地奔向那未来的更好的事物。
我吃我喝，难道仅仅是为了我能再饥再渴，再吃再喝，长此下去，直至启于我足下的坟墓将我吞噬，我自己成为蛆虫的食物吗？我繁殖与我一样的生物，难道也是为了他们能吃喝和死亡，留下一些与他们一样的生物，去干我已经干过的事情吗？这种不断回复到自身的循环，这种总是重新以同样的方式再开始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毁灭而生成，都是为了能像它们过去那样单纯再生成而毁灭————，目的何在？这个为了又能产生出来而不断吞噬自身、为了又能吞噬自身而不断产生出来的怪物，目的何在？
这绝不再可能是我的存在的使命，也绝不再可能是一切存在的使命。必定有某种东西，它在那里存在 ，因为它已经生成；既然它已经生成，它就会长存 ，而不能再生成；这种长存的东西一定是在转瞬即逝的东西的更替中诞生的，是在转瞬即逝的东西的更替中延续的，是在时间的荡漾波涛上被完好无损地携带走的。
我们人类依然是经过辛勤努力，从那种与我们对立的自然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延续的。人类中的大部分人为了养活自己，养活替代自己思维的那小部分人，依然终生屈服在艰苦的劳作之下；各种不朽的才智不得不将其全部心思和全部精力都倾注到为它们出产食物的土地上。还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故：当劳动者完成了他的劳作，指望给他自己和他的努力以长期生息的报酬时，一种敌对的气候却在刹那间毁灭了他费了多年心血才逐渐完成的东西，使勤劳细心的人无辜地沦于饥饿与贫困之中；还有发生得更加频繁的事故：洪水、风暴、火山把整片整片的土地洗劫一空，把带有理性心灵的标记的创造物连同它们的创造者一起都同时葬于死亡与毁灭的荒野混沌之中。疾病把一些年富力强的成人和一些儿童过早地送入坟墓，这些儿童的生命在尚未创造出任何成果的时候就匆匆结束了。在繁荣的国家瘟疫到处蔓延，使少数幸免于难的人变为孤儿，得不到他们的同伴们通常给予的援助，而茕茕孑立，过着孤独的生活；瘟疫还为所能为，使人类业已辛勤地开发为自己的所有的土地又归于荒芜。————现状就是这样，但绝不可能会永远这样。凡带有理性印记，为扩展理性力量而做成的创作物，绝不会在时代的进步中全部丧失。自然的不合乎规则的暴力活动让理性作出的牺牲，一定至少会减轻、满足和缓解这种暴力活动。那不依任何规则而造成祸害的力量，可能再也不会这样干了；它注定不能自我更新；它一定会通过一次爆发，就从今永远消耗殆尽。所有那些粗暴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人的力量化为乌有————的爆发，那些使大地荒芜的风暴，那些地震，那些火山，都只能是粗野的物质对于按照规律前进的、提供生机的、合乎目的的过程的最后抵抗————人的力量将不得违背着自己固有的意向而屈服于这种抵抗————都只能是对于我们地球自我完成的发展过程的一次最后的、震撼人心的打击。那种抵抗一定会渐渐削弱，并且终于衰竭，因为在合乎规律的进程中绝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更新自己的力量；那种发展过程必定会最终完成，预定给我们的住处也必定会准备就绪。自然必定会逐渐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即人们可以确有把握地预测和期待自然的合乎规律的前进步伐，自然的力量将不可动摇地与那种注定要驾驭自然的力量————人的力量————保持一定的关系。只要这种关系建立起来，自然的合乎目的的发展过程赢得了稳固的基础，人的创作物本身就可能通过其单纯的存在，通过其不依赖于创作者的意图的影响，而又干预自然，把一种提供生机的新原则体现到自然中。业已耕耘的土地将赋予原始森林、沙漠和沼泽以生机，使它们的气氛不再那么呆滞与敌对；井然有序的、多种多样的种植将在自己周围把一种生存和繁殖的新意向散布到空气中，而太阳也将把它那最有生气的光辉投射到健康、勤劳与文明的人民所呼吸的大气中。最初因需要而发生的科学，后来也将审慎地、冷静地探索自然的不可移易的规律，通观这自然的全部力量，并学习预计其可能的发展；科学将形成一种新的自然概念，紧紧地靠近活生生的、能动的自然，跟踪自然的足迹。理性从自然那里获得的每种认识，将世世代代保持下去，成为新知识的基础，供我们人类共同的知性使用。这样，自然对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知，越来越透明，以至其最奥秘的深处，而人的力量在经过启蒙，用自己的各种发现武装起来以后，则将会轻而易举地驾驭自然，和平地保持自己征服自然的既成局面。除了人体为其发育、提高与健康而需要机械性劳动以外，人对自然的统治将逐渐不再需要对机械性劳动有更大的消耗，这种劳动将不再是重负，因为理性生物并非注定就是这重负的承担者。
但是，在我们人类中引起最大、最可怕的混乱的，还不是自然，而是自由本身；人的最残忍的敌人是人。在那辽阔的原野上，一群群无法无天的野蛮人仍然在横冲直闯；他们相互厮杀，互为祭神庆功之餐。即使文明终于使这一群群野蛮人在法律约束之下联合为一些民族，这些民族也仍然利用联盟和法律赋予它们的权力，而相互攻击。它们的军队不顾艰辛与匮乏，和平地横穿森林与原野；它们的军队互相遭遇，一见自己的同类就如听到厮杀的号令。海军舰队用人类知性作出的最高成就装备起来，横渡重洋；人们穿狂风，破恶浪，急于到荒无人烟的平原上，寻找其同类决战；他们寻找自己的同类，也不怕狂风暴雨，都为的是亲手消灭自己的同类。即使在人们好像都在法律之下平等地联合起来的国度里，以可敬的法律名义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也仍然大部分是暴力与诡计；在那里战争进行得更加卑鄙无耻，因为这战争是不宣而战，以至使受攻击者不可能制定保卫自己，反抗非正义暴力的方案。大多数同胞陷于愚昧无知和罪恶不幸之中，一小撮人却对此兴高采烈，公然宣称他们最向往的目的就是让大多数人处于这种境地，更深地陷于这种境地，从而使大多数人永远成为他们的奴隶；谁敢对大多数人做启蒙工作，改善其境遇，他们就会使谁遭殃。无论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依然不可能制定这样一种进行某项改良的方案，这种方案似乎不会打乱一大批五花八门的、自私自利的目的，并引起战争，这种方案似乎不会把极其不同的、彼此矛盾的思维方式联合为反对自己的一致斗争。善总是比较软弱的，因为它很单纯，只能为其自身而讨人喜欢；恶则以最诱人的许诺吸引着每个人；作恶的人们彼此之间始终战争不断，一旦有善出现，他们就签订休战协定，以便用他们那联合起来的为恶的力量来对抗善。然而，善也几乎不需要这类对抗，因为行善的人们也往往由于误会、错误、猜疑和隐私而相互斗争，分崩离析————每个善人愈是认真努力贯彻自己认为最佳的见解，他们之间的斗争也就愈激烈；这样，他们就在他们彼此的内讧中，把一种即使联合起来也很难与恶相抗衡的力量消耗掉了。一方责备另一方莽撞从事，急于求成，不善于等待到好结果已有适当准备的时候；另一方则责备前一方胆小怕事，无所作为，违背着自己的良好信念，想让一切原封不变，而以为行动的时机绝没有到来。每个人都几乎把他 恰好最明显地觉得必要的、最有能力完成的事业，认为是最重要、最迫切的，是其他一切改良的必然出发点；每个人都要求所有行善的人和他同心协力，为实现他的目的而服从他，都认为他们拒绝这样做就是对美好事业的背叛；同时，别人也从自己的角度对他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样会因为他 不肯合作而说他背叛。这样，人间的一切良好方案看来就都流于徒劳的努力了，这些努力并没有留下人们生存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一切事物却像能不借助于这些努力，而靠自然的盲目机械作用进行下去一样，都或好或坏地进行下去，而且将永远这样进行下去。
一切事物将永远这样进行下去吗？绝不再会这样进行下去，除非人的整个生存只是一场失去目的、毫无意义的游戏。那些野蛮种族不可能会始终停留在野蛮状态中；没有一个种族能够以达到完人的一切天赋诞生出来，同时却仿佛注定绝不发展这些天赋，绝不变得比某种聪明动物凭靠天性所能变成的东西更高明一些。那些野蛮人注定要成为更有力量、更有文化、更有德行的后代的祖先，否则就不能想象他们生存的目的，甚至也不能理解他们生存在这个合理安排的世界上的可能性。野蛮种族可以变得文明，因为它们已经变得文明，而且连现今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也是起源于野蛮人。不论文明是直接从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出来的，还是往往必须通过外来的教化与示范产生出来，因而一切人类文明的最初起源都必须到超人的教化中去寻找，反正从前的野蛮人现在已经达到文明，现在的野蛮人也将通过同样的道路，渐渐获得文明。当然，他们也同样要经受最初的单纯感性文明所带来的危险与腐败，这类东西直到现在还在苦恼着文明民族；但是，他们将由此而终于同人类的伟大整体联合在一起，将能参与这个整体的不断进步。
我们人类的使命就是把自身联成这样一个唯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一切部分都彼此有透彻的了解，到处都得到同样的文化教养。自然从一开始便在奔向这个目标，而且连人们的情欲与恶行也是如此；如今奔向这一目标的大部分路程已经过去，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预计，这个目标，这个社会不断进步的条件，届时将会达到。大家切勿去问历史，人们整个来说是否完全变得更有道德。人们的确成长起来，获得了范围更广阔、内容更丰富、力量更巨大的自由，但由于他们的地位使然，他们几乎必不可免地要把这种自由仅仅用于罪恶方面。同样，大家也不要去问历史，在古代世界集中到几个少数地点的审美教养与知性文化是否会在程度上超过近代世界。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得到一个令人惭愧的答案，从这方面看人类在自己成熟的时期仿佛不是向前推进了，而是向后倒退了。不过，大家可要去问历史，在什么时候现有的文化教育传播得最广泛，为最大多数个人所享有。大家无疑会发现，从开始有历史到我们今天，少数光明的文化点已经从其中心扩展开，感化了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教育的这种更加广泛的传播过程就在我们眼下继续进行。————这就是人类在自己无限的前进道路上必须达到的首要目标。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在每个时代现有的文明分布到全部有人类居住的地球上，我们人类能够毫无限制地相互交往以前，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民族必须等待别的民族，一个地区必须等待别的地区，并且每个地区或民族都必须为这种普遍的联合————它们本身之所以存在，就是唯独为了这种联合————而将其数百年表面上的停顿或倒退作为牺牲。在将来达到那个首要目标以后，在地球上的一端发现的一切有用东西立刻为其他一切地区所知晓，并传达给其他一切地区以后，人们就会没有停顿和倒退，而不断地用共同的力量和统一的步伐把自己提高到我们现在还缺乏了解的文明境界。
在那些把无理性的偶然事件联合起来，被我们称为国家的奇特社团内部，在它们仅仅安宁地存在了一段时间，新压迫引起的反抗已经松懈，各种不同的力量的酝酿也已经平息以后，对自由的滥用就会由于自己的继续存在和公众的容忍态度而采取一种固定的形式，并且那些毫无争议地享受着自己的既得特权的统治阶层除了扩展这种特权，甚至给这种扩展赋予同样固定的形式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这些统治阶层为它们的不满足感所驱使，将一代一代地扩展这种特权，它们绝不会说“这就够了”，以至最后压迫达到了最高的限度，变得完全不能令人忍受，被压迫者将反过来从绝望中获得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他们那数百年来业已被消磨殆尽的勇气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于是，被压迫者对于任何不乐意平等待人的同胞就再也不能忍耐了。为了防止内部彼此之间的暴力活动和新的压迫，所有被压迫者彼此之间都将承担同样的义务。在他们缔结的协议中，每个人决定他所决定的东西，都是涉及他自己，而不是涉及这样一个下属，这个下属的不幸绝不会使他自己感到痛苦，这个下属的命运也绝不会落到他自己身上；按照这种协议，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成为做出 许可的非正义事情的人，相反地，每个人都必定害怕自己遭受 非正义的事情————这种唯独应该称为立法的协议，完全不同于贵族联盟向其无数群奴隶发布的法令；这种协议将定然是公正的，将定然建立起一种真正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每个人都由于关心他自己的安全，而必然不得不毫无例外地维护一切其他人的安全，因为在合适的法律制度里，他想施加于另一个人的任何伤害并不是落到另一个人身上，而是无可置疑地反过来落到他自己头上。
由于建立了这种唯一真正的国家，由于奠定了国内和平的这种巩固基础，对外的战争、至少是与其他真正的国家的战争就不可能发生了。每个国家即使为了它自己的利益，即使为了不在它自己的公民中引起关于不义、抢劫与暴力活动的思想，而使他们除了用辛劳在合法范围内获取所得以外，就绝没有任何获利的可能，也必须严格禁止、谨慎防范、勒令赔偿和严厉惩罚本国公民对邻国的损害，就像这种损害是施加于本国公民一样。这种保障邻国的法律就是每个不做强盗国家的国家所必需的法律。通过实行这种法律，就完全消除了一国对他国作任何公正控诉的可能，消除了各民族之间发生任何紧急防卫的情况。在各国之间并不是必然永远存在着一种可能引起争斗的直接关系；通常存在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对另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的关系；一个国家所能受到的损害仅仅局限于它的某个公民；但这种损害会立刻得到赔偿，从而使受到侮辱的国家感到满意。————在这样的国家之间，绝没有可能受到侮辱的等级，也绝没有可能受到损害的虚荣心；没有一个官吏有权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他也不可能受到引诱，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可能给他带来丝毫好处。为了掠夺，一个国家一致决议向邻国作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度里，掠获物并不会成为少数几个人的战利品，而是必须在所有的人之间平均分配，但个人所得的这个份额绝不会抵偿他为战争付出的辛劳。只有在少数压迫者获得好处，而害处、辛劳与费用都落到无数群奴隶身上时，掠夺战争才可能发生和可以理解。————这些真正的国家会担心向自己发动战争的，不是与它们相同的其他国家，而仅仅是那些没有劳动致富的技能，因而必然会从事掠夺的野蛮人，或者是那些可能受其主人的驱使，从事一种于己毫无所获的掠夺活动的奴隶民族。与野蛮人相比，每个真正的国家由于有文明的艺术，无疑已经比较强大；与奴隶民族相比，一切人的共同利益都要求联合起来，加强自身。没有一个自由的国家能够明智地容忍在自己旁边有这样一类制度，这类制度的首领们得到他们奴役邻近民族的好处，因此这类制度单靠其存在就不断地威胁着邻邦的安宁；一切自由国家对其自身的安全的关切使它们不得不把自己周围的一切邻邦都同样改变为自由的国家，因此为了它们本身的幸福，它们也不得不把文明的王国扩展到野蛮人中，把自由的王国扩展到自己周围的奴隶民族中。自由国家开化或解放了的这些民族，很快就同它们那些还处于野蛮状态或奴隶状态的邻邦具有一种在不久以前自由国家还同它们本身具有的关系，并且不得不对那些邻邦做自由国家刚才对它们本身做过的事情；因此，在仅仅出现若干真正自由的国家以后，文明和自由的王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和平就必然会逐渐囊括全球。
这样，一种国内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各个人之间的和平的巩固就必然会产生出各个民族彼此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公正态度，产生出各国的普遍和平。但那种国内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将会变得真正自由的第一个民族的解放，却必然是产生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不断增长的压迫，这种压迫历时甚久，以至变得不能令人忍受；这是一种进步，我们可以很冷静地认为它是由统治阶层的情欲与昏聩引起的，尽管统治阶层谨防着这一后果。
在这个唯一真正的国家里，一切作恶的诱惑，甚至按照理智决意为恶的可能，都被消除殆尽了，而且人只要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意志指向善。
没有一个人喜欢恶，是因为恶不好；他在恶中喜欢的仅仅是好处与享受，恶向他预示这类东西，并且在人类现在的状况下也往往确实给他提供这类东西。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只要恶行有利可图，整个人类的根本改善就几乎没有希望。但在一种将来存在的、理性要求的、思想家容易描绘————虽然他迄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的、第一个真正解放自己的民族必将形成的市民制度中，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恶却绝不表示好处，而是表示千真万确的坏处，并且单纯的自爱会制止自爱过度，使它不致流于非正义的行为。根据这样一种国家里的确实可靠的制度，对于别人的任何欺骗压迫，任何损人利己的行动，不仅肯定无效，枉费心机，而且甚至转向始作俑者；他想施加给别人的恶，恰恰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他自己。无论在 本国之内 ，还是在 本国之外 ，在整个世界上，他都遇不到一个他不受处罚而可以伤害的人。大家不必担心，虽然有人绝不能实现恶，而且除了给他自己的伤害以外，他从恶中也毫无所得，他却会单纯为了决定作恶而决定作恶。利用自由来作恶的情形已经消除了；人必须下定决心，或者完全消除他的这种自由，以忍耐的态度变为整个世界的大机器中的一个消极受动的齿轮，或者把他的这种自由应用于善。因此，善就在这样准备就绪的土地上容易生长发育了。在各类自私自利的目的不再能把人们分离开，也不能把人们的力量消耗在他们彼此之间的斗争中以后，留给他们的任务就只是把他们的联合力量指向仍然留给他们的那个唯一的共同敌人，即进行反抗的、未加开发的自然；他们既然不再为私人目的所分离，所以就必然会为一个唯一的共同目标而把他们自己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群体，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受同一种精神和同一种情爱的鼓舞。个人的每一害处既然不再可能是任何别人的好处，所以也就是全体的害处，是全体中每个分子的害处，对于这种害处每个分子都有同样的痛感，都用同样的活动去补偿；一个人作出的任何进步都是整个人类作出的进步。在个人的渺小狭隘的自我已被法制消灭的这个地方，每个人爱任何别人，真像爱他自己，他是一个伟大自我的组成部分，这个大我唯独对他的爱感兴趣，而他在这个大我中也不过是一个只能与整体共同分担得失的单纯组成部分。在这里，恶反对善的斗争消除了，因为已经不再能出现恶。为善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争执也由于善而消失了。现在，他们很容易真正为了善本身而喜欢善，而不是为了他们这些善的创始人本身而喜欢善；现在，他们仅仅还能关心的事情，就是应该发现真理，完成有益的活动，而不是谁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每个人总是准备把自己的力量与别人的力量联合起来，使自己的力量服从于别人的力量；谁能根据所有的人的判断，最好地完成最好的事情，谁就会受到所有的人的拥护，而所有的人也会以同样的欢乐心情分享他的成就。
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的目的，理性给我们提出这个目的，并且保证它一定能达到。这绝不是我们为了在某种伟大事物上运用我们的力量，似乎必须全力追求，但又似乎必须认为不能实现的那种目标；这个目标应该实现，一定会实现，并且一定会在某个时期达到；这样的事情就像存在着一个感性世界和在时间上有一个理性族类那样确实无疑，对于这个理性族类来说，除了通过那个目的以外，根本没有任何严肃的、合理的事情是可以思议的，而且这个族类的生存也唯有通过这个目的才可以理解。如果整个人类生活不会变为一出供恶魔观赏的戏剧，而恶魔给可怜的人们培植这种追求永恒事物的不可根除的意向，原来纯粹是为了拿他们不断追逐他们不断躲避的东西来取乐，拿他们总是重复捕捉又从他们那里溜走的东西来开心，拿他们无休无止地徘徊于永远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作消遣，而嘲笑他们对这类无聊的滑稽戏竟采取那么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果聪明人会立刻看穿这出戏剧，不乐意在其中继续扮演他的角色，但不弃绝生活，认为他醒悟到走向理性之日也就是他在尘世上死亡之时，那么，这个目的就一定会达到。噢，这个目的能够在 生活中 并通过 生活达到，因为理性命令我们去生活 ；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因为我存在。
III
但是，如果这个目的已经达到，而且人类要停留在这个目的地，那人类将怎么办呢？在地球上再没有比这个状态更高的状态；最初达到这个状态的一代人所能做的，也无非是坚决待在这一状态，竭力维护这一状态，他们死后留下一些将会做他们刚才做过的事情的后代，而这些后代又会留下一些做同样的事情的后代。这样，人类就会在它的道路上停滞不前；因此，人类的尘世目标绝不是它的最高目标。这类尘世目标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达到的和有限的。如果我们总是把过去的各代人设想为供最后臻于完善的一代人使用的手段，我们就回避不了严肃的理性所提出的问题，即这最后一代人究竟又是为什么目的而生存呢？在地球上已经出现一代人以后，他们当然不会过着违反理性的生活，而会过着合乎理性的生活，并且会变为他们在地球上所能变成的一切；但这一代人为什么毕竟会完全生存下去呢？他们为什么不老待在虚无的发源地呢？理性不是为了生存而存在，而是生存为了理性而存在。一种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使理性得到满足，并解决理性的一切问题的生存，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生存。
那么，这些受良心呼声————对于这种呼声的命令，我绝不可思索，而是必须默默听从————指挥的行为实际上也是达到人类尘世目的的一种手段，一种唯一的手段吗？我只能把这些行为同这个目的联系起来，而且对于这些行为我除了抱有这个目的以外，不可抱有任何其他打算，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我的这个打算总会达到吗？除了希求至善，以便可以做到至善以外，就不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吗？呵！绝大多数善意决断对这个世界都完全徒劳无用，而其他的善意决断看来甚至于还会对人们在这些行为中所树立的目的起反作用。反之，人们的最卑鄙的情欲，他们的恶行和他们的懒惰，倒比那种决意祛恶求善的正直人的努力，往往更有把握导致更好的结果；看来世界上的至善是完全不依赖于人们的一切德行或恶行，而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未知力量成长和发展的，就像各个天体不依赖于人们的一切努力而沿着它们的指定的轨道运行一样，而且看来这种力量在它自己的崇高计划中就是带着人们的一切打算————好的或坏的————前进的，并以非凡的势能把为其他目的所从事的行为用于它自己的目的。
因此，即使达到那个尘世目标可能是我们生存的目的，因而不会给理性留下任何问题，但这种目的看来也至少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那种未知力量的目的。我们在任何时刻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导致这一目的；给我们留下的工作，也许无非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把某种材料————不管它是什么————添加给那种力量，让那种力量按照自己的目标去加工改造它。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不对那些与我们无关的事物劳神费心，而是像我们每每突然想到的那样去生活，并把取得的成就冷静地转交给那种力量，这或许成了最聪明的办法。于是，我们心灵深处的道德规律就仿佛变得空洞和多余了，而且对于一种好像既不再能够达到，也不注定要达到更高境界的生物来说，仿佛是根本不合适的。为了与我们自己一致，我们似乎就得拒绝听从这道德规律的呼声，而把它作为一种在我们心中出现的错误愚蠢的梦想压制下去。
不，我不愿拒绝听从道德规律的呼声，我是很真实地生活和存在的，我愿意听从它，完全是因为它发布命令。这个决断应该是我心灵中首要的和最高的东西，一切其他东西都以这个东西为准则，而这个决断却既不以任何其他东西为准则，也不以任何其他东西为转移；这个决断应该是我精神生活中最内在的原则。
但是，我作为通过自己的单纯决断就在自己面前树立起一个目的的理性生物，却绝对不能不为什么目的和目标而行动。假如我能承认那种听从是合理的，假如这实际上是构成我的本质的理性，而不是一种虚构的或古怪的梦想，它命令我服从，那么，那种听从就必定会终归有某种成就，并用于某种东西。那听从显然不是服务于尘世的目的；因此，必定存在着一个超凡世界，那听从可以为这个世界的目的服务。
蒙蔽的迷雾从我眼前消失了；我得到一种新的官能，用它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仅仅通过理性命令看到的，也仅仅与我心灵中的这个命令有联系。我把握这个世界————我虽然受着我的感性观点的限制，却不得不这样称呼这个不可称呼的东西————我仅仅是在我的听从必定具有的那个目的之中和目的之下把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完全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的理性添加给命令的这个必要目的本身。
既然这种听从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在感性世界里毫无用处，既不能成为原因，也不能产生结果，那么，我怎么也会不考虑一切其他因素，而相信这规律是为感性世界推测出来的，规律所要求的整个听从的目的就包含在感性世界里呢？在按照物质的因果链条不断发展的感性世界中，在产生出来的东西依赖于在先发生的东西的感性世界中，重要的问题绝不在于用什么方式、抱什么目的 和信念 从事一种行动，而仅仅在于这种行动是什么 。
假如我们生存的整个目的都在于创造我们的族类的尘世状态，那么，这就似乎只需要一种决定我们外部行为的绝无差错的机械作用了，而我们除了充当妥帖地安装在整个机器上的齿轮以外，也就似乎不必再成为任何东西了。这样，自由就会不仅是徒劳无用的，而且甚至于是违反目的的；善良意志也会成为完全多余的。世界仿佛是用极其不精巧的技艺建立起来的，仿佛是用铺张浪费的方式，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向着自己的目标行进的。你这个强大的世界精神，似乎宁愿从我们这里夺走你煞费苦心，另作安排，定然要使之适合于你的计划的这种自由！似乎使我们简直不得不像我们要为你的计划而行动那样去行动！这样，你也许就像你的世界上最渺小的居民所能告诉你的那样，经过最短的道路，达到了你的目标。————但是，我是自由的；因此，这样一种使自由成为绝对多余和毫无目的的因果联系，并不能穷尽我的整个使命。我应该是自由的；因为并不是机械地产生的行动，而是自由的自由规定仅仅为了道德命令，并完全不为任何其他目的————良心的内在呼声这样告诉我们————才构成了我的真正的价值，而且唯有这种规定才构成了这种价值。规律使我与之联系的纽带，是活生生的精神的纽带；它不屑于驾驭僵死的机械力量，而唯独转向活生生的、自身能动的东西。它要求这种听从；这种听从不可能是多余的。
这样一来，就在我面前更加光辉地升起了永恒的世界，它的秩序的根本规律明显地摆在我的心灵的眼前。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的，纯粹是那种在我心灵的晦暗隐秘处不为一切世俗眼睛所见的意志 ，是那种贯穿于整个不可见的精神领域里的因果链条的首要环节，就像在非永恒的世界里作为某种物质运动的行动 成为贯穿于整个物质系统里的物质链条的首要环节一样。这意志是理性世界的致动的和生动的东西，就像运动是感性世界的致动的和生动的东西一样。我处于这两个直接对立的世界的中心点上，一个世界是行动起决定作用的可见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意志起决定作用的不可见的和完全不可理解的世界；我是这两个世界的原始力量之一。正是我的意志，包括了这两个世界。这意志本身就是超感性世界的组成部分；正像我通过某种决断推动我的意志一样，我在这个世界中也推动和改变某种东西，我的作用遍及这整个世界，并产生崭新的、永恒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存在于那里，而不需要加以创造。这意志爆发为物质的行动，而这行动属于感性世界，并在感性世界中产生它所能产生的结果。
我并不是在从凡俗世界的联系中得救以后，才得到进入超凡世界的门径；我现在就在超凡世界里存在和生活，比在那凡俗世界中更为真实；超凡世界现在就是我唯一的牢固立脚点，我早已拥有的永恒生命就是我还能继续过尘世生活的唯一根据。我们所谓的天堂并不在坟墓的彼岸；它已经散布在我们的自然周围，它的光芒已经投射到每个纯粹的心里。我的意志是我的，它是整个属于我的、完全依赖于我自己的唯一东西，我通过这种东西现在已经成为自由和理性的独立活动的王国的公民。我的意志————我从尘世升入这王国所依靠的唯一东西————的哪种决定符合于这个王国的秩序，我的良心，即那个世界用以不断控制我，把我与它自身结合起来的纽带，每时每刻都会告诉我；而要赋予我以指定的使命，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于是，我就为这个世界而修养我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中劳动，并且为这个世界而劳动，因为我在修养这个世界的一个成员；我在这个世界中，并且只有在这个世界中，才毫不动摇和毫无疑虑地按照固定的规则追求我的目的，而确有取得成功的把握，因为在这里绝没有任何异己的力量与我的意志相对立。————在感性世界中，我的意志只要实际上是应有的意志，也就会变为行动，这不过是感性世界的规律而已。我并不像希求意志那样希求行动；只有意志才完全纯粹是我的工作，意志也是纯粹从我本身产生的一切。要把行动跟意志结合起来，也并不需要我这方面的一种特殊活动；行动会按照第二个世界的规律，把自身与意志结合起来，我通过我的意志而与这个世界联系起来，这意志在第二个世界中就像在第一个世界中一样，是一个原始力量。————当我把良心提供给我的意志视为行动，视为感性世界的致动因时，我当然不得不把意志作为手段，与人类的那种尘世目的联系起来；但并不是我似乎必须首先通观世界计划，然后才根据所得到的见解，估计我应该怎么办，而是良心直接命令我去做的特定行动向我直接表现为这样一种行动，唯有通过这种行动，我才能在我的状况下有助于达到人类的尘世目的。虽然事后我觉得行动似乎没有促进目的，甚至于阻碍了目的，但行动并不会因而使我反悔，我也不会使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弄糊涂；当我从事于行动时，我确实仅仅听从了我的良心。无论行动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后果，它给另一个世界所能产生的却只是善。而且甚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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