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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在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故以战国、秦、汉之人，言唐虞三代之事，有移甲为乙者，有以今度古者。加以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往往借物以寓意，后世以虚言为实事，笃信不疑，故有古有是语未必有是事者，如《列女传》采漆室之女是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真解者，如以羲和日驭为御车之御是也。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代之事，其误者亦复甚多。举是以推，则古书所纪圣贤之事，其有年世不符者，均不可尽凭。又非惟汉儒多信战国策士寓言也，即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因以致误。举是以推，则古史既亡，若仅据传记，古人之受诬者岂可胜道。盖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有两人分言而不能悉符者，有数人递传而失其本意者，又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者。后人之书又往往因前人小失，巧为曲全，互相附会，以致大谬于事理。学者不察其致误之由，遂信其说为固然，不敢少异，良可叹也。又谓：二帝三王，去今甚远，言语不同，名物各别。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得其真。故汉人说经，多出于意度，汉代以后，兼从事于作伪，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虽有聪明俊伟之才，亦俯首帖耳，莫敢异词。故辨异端于战国之时易，辨异端于两汉之世难，辨异端于唐、宋之世，尤难中之难。盖人之信伪也久矣，但震其名，而不复察其是非，此考信所由难也。复谓：经传之文，贤哲之语，亦往往过其实，学者惟当求其意旨所在，不必泥词而害意。况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后世废经而崇记，故古制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于斯而极。此皆阐前人未发之隐。及自述其著书之旨，则谓：古人之学贵精，后人之学贵博，故世益古则取舍益慎，世益晚则采择益淆。而文人学士又好议论古人是非，而不复考其事之虚实，不知虚实既明，则得失是非昭然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若摘发古人之误，则必抉其致误之由，使经传之文不致终晦。又曰：以予所见所闻，其人之偾事者，均由含糊轻信，不复深问，未有细为推求而愤事者。其语均前人所未发。
述卒于嘉庆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弟子滇南陈履书刻其遗书。当述之著书初成也，自为谐语以评之，曰：薄皮茧。盖北方有谚，于人之科名不遂，仅以举贡终身，与仕宦以州县毕世者，皆称薄皮茧。其意以为蚕有强弱，茧有厚薄，而人之树立浅者，谓之无成不可，谓之有成又琐屑不足道，故目为薄皮茧云。崔氏既殁，其书不显。近岁日人那珂通世复刊其遗书，阅者始稍众。崔氏学术之不堕者，其以此夫。
论曰：近世考证学超越前代，其所以成立学派者，则以标例及征实二端。标例则取舍极严而语无杂，征实则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大抵汉代以后，为学之弊有二：一曰逞博，二曰笃信。逞博则不循规律，笃信则不求真知，此学术所由不进也。自毛奇龄之徒出，学者始悟笃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于才辩。阎若璩之徒渐知从事于征实，辨别伪真，折衷一是，惟未能确立科条，故其语多歧出。若臧琳、惠栋之流，严于取舍，立例以为标，然笃信好古，不求真知，则其弊也。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书均具条理界说，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而所标之义，所析之词，必融会贯通，以求其审，缜密严栗，略与晰种之科学相同。近儒考证之精，恃有此耳。述生乾、嘉间，未与江、戴、程、凌相接，而著书义例则殊途同归。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浅识者流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录》一书，自标界说，条理秩然，复援引证佐，以为符验，于一言一事，必钩稽参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扩充之，则凡古今载籍均可折衷至当，以去伪而存诚。则述书之功，在于范围谨严，而不在于逞奇炫博，虽有通蔽，然较之马氏《绎史》，固有殊矣。近人于考证之学，多斥为烦芜，若人人著书若崔述，彼繁芜之弊又何自而生哉。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