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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古人言一草木皆须察，察得来皆有用处，且无非性命。只要会心，乡里若乡外，则只求多识，无当身心。如大军游骑，远而失所归矣。日读书不会疑，便是不会读，疑而不能悟，亦是不会读，总是未尝用心寻求。
先生又曰：格物之格训至，自程子始，然格字本有至到之训，如《书》言格于上下、格于皇天、格于上帝，皆至到之义。又如有苗来格、祖考来格，则又来字之义也。物如何格，《诗》云有物有则，上文致知，致字为推致之义甚明，则格物为穷至物理亦甚明矣。凡物虽在外，而万物之理则本皆备于吾心，但吾心之知虚，而在物之理实，故欲极推吾心之知，必须实靠事物上，逐件印证。所格之物，原是吾心本具之理。凡可学而知者，即皆吾心所固有之知，而陆、王家反疑其不当，求之在外，不亦异乎。又曰：学者于物、怪、神、奸，既惑而不能不信，然又不敢全信，故只得委之无穷，付之以不可知。然疑念既生，终被神怪牵惑，谓之不敢全信，已是深信之矣。故人贵穷理。穷理者，非穷此神怪有无之理，只是穷究自己身心性命之理。身心性命之理，果能真知其本源，则神怪自不足惑。若乡神怪，穷究其有无，则终身只是惑也。
其论汉学曰：汉儒说经，于义之本，浅者凿之使深，最为说经大病。汉儒说《诗》、说《春秋》，往往如是。其论《诗经》曰：《诗经》本不难解，只须依字句吟咏，久之意味自出，不必向字句外别寻事迹，以穿凿附会也。《雅》、《颂》则义蕴稍深，然风神自和，若得其风神，则义蕴亦久之自见。盖以性情会之，不是以死字句解之也。以死字句解之，则必失诗人言外之意矣。又《诗》自有韵，读《诗》者不可不知叶韵，既得声韵调洽，则诗之段落明白，而吟咏之际，亦意趣愈长。《书》经虽稍难解，然且反身切己视之，如精一执中，不必在帝王事。其《历象》、《禹贡》、《洪范》等项，亦不可畏难，须著力去考，都是经济，但不可勉强求合，致生诞妄。
其言存养也，曰：人非能涵养，亦无以致知。然既能致知，则涵养之功宜益加密，天理也。心与物接，视为最先，故言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听则无形，而以知被诱，故言知诱物化，遂亡其正。视自外，故制之于外；知内动，故欲知其止有定，然亦相通也。或曰：节之九二，何以不取其刚中。曰：卦既名节，则宜一于正。卦惟二三不正，刚则节非所节，柔则不能节也。或曰：克伐怨欲不行，不得为仁，何以能斩绝病根，使之无欲。曰：中有主，则病根除矣，复于礼，则中有主矣。或又曰：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惧，亦偏言之耳。能明理，则能检七情之失，能克己，则能得七情之正矣。曰：己非私也，而私生于有己。人欲之私，虽曰后起，亦从气质有偏处带来。唯气质有偏颇处，而后物欲乘之，故变化气质，即克己之事。张子言人气欲刚，言须刚以自胜也；又言人心欲柔，言须柔以受人也。先生之立说如此。
盖先生之学，体勘精密，贯彻内外，毫厘必析，由不欺以至于至诚。偶设一喻，能使盲者察、愚者明，说者以为朱子后第一人。先生没后，门人余元遴刊其书，而其学稍稍行于世，然尊先生之学者，至今未一睹也。
刘光汉曰：昔朱子有言，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语最精。盖宋儒多尚空谈，唯朱子则多务实。格物者，实验之学也；致知者，穷理之学也。唯能实验，然后乃能穷理。中儒往往以格物致知之学皆归之穷理，而实验之派亡，此阳明所以训格物为格外物也。若朱子之学，则与倍根、笛卡儿相近。格物之义既与倍根实验之义同，而穷理之义亦与笛卡儿怀疑之说相似也。朱子又曰：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故必得是理，然后有是物。案此即实验之说。盖诚字之精义在于真实无妄，妄之生也，由于虚，虚之生也，由于诞，此妄诞不经之说所由屡见于史册也。观于史志五行传，详变异妄诞之说，即此可窥。若西国格致之精为世界冠，无非不诚无物之说有以开之耳。《大学》言物格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盖以实验之学明，则一切虚妄之念不生耳。特考之名学家言，以物之所具者，为物之德。吾心之所以感物，而物之所以与吾心相接者为觉。盖物者，形也；德者，象也。近人不知此理，往往误象为形，不知象也者，只物之所以感吾心者也。物自有形，吾所知者唯象耳。譬如于镜观花，于水观日，岂花与日之真形哉，不过月之象由水而见，花之象由镜而见耳。德儒污德之言曰：自吾人有生之后，常为气质所拘，于物之本体，断无有接而知之之理。英儒罕木勒登之言曰：人心一切之知，主于所发见之形表。由是而观，则吾人之所见者，唯物之色相，而非物之本体明矣。佛书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此之谓乎。双池先生明于心物二元之说，故物理、心理均窥其深，殆能守朱子之学者。故即先生之说申论之。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