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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运遍注五经。运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左氏为六经总传，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通雅。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神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人事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流变；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其治《周易》，不能无捃摭阴阳，其他几于屏阁。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佗书，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色理同者。澧亦行，善教授，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不能传其声律韵书，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翁同龢、潘祖荫用事，专以闻召诸小儒；学者务得宋元雕椠，而昧经记常事。清学始大衰。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按，今世游闲之士，多刺探贵人意旨，因以酬对；或有豫检书传，用应猝乏，深可鄙笑！昔宋世荀昶，欲举其子万秋对策以示沙门慧琳。慧琳曰：“此不须看。若非先见而答，贫道不能为；若先见而答，贫道奴皆能为。”今之取人意旨者，多似慧琳所讥。乃至科举对策，学校考验，悉亦类此）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之，命曰《十三经注疏》。然《书》用枚颐，《左氏春秋》用杜预，《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周易》家王弼者，费氏之宗子，道大而似不肖，常见笑世儒；《正义》又疏略。枚颐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其当刊正久矣。《毛诗传》最笃雅，《笺》失其宗，而《诗谱》能知远。郑氏三《礼》无间也，疏人或未通故言旧事，多违其本。
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林松《述补》（用荀、虞二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张惠言《虞氏义》，虽拘滞，趣以识古。《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古今文注疏》（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间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析者）。《诗》有陈奂《传疏》（用毛《传》，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正义》。《仪礼》有胡培《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用贾、服注；不具，则兼采杜解）。《公羊传》有陈立《义疏》。《论语》有刘宝《正义》。《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孟子》有焦循《正义》。诸《易》义不足言，而《诗》疏稍胶固，其他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梁传》独阙（邵晋涵有《梁正义》，见钱大昕《邵君墓志铭》。世未见其书，亦或未成），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而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他《易》有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学》），《书》有刘逢禄（著《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有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著《毛诗后笺》），探啧达，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段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王有《尚书后案》），刘逢禄、曙、包慎言之于《公羊》（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有《公羊礼疏》，包有《公羊历谱》），惠栋之于《左氏》（有《补注》），皆新疏所采也。焦循为《易通释》，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术通之，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李善兰曰：太极即点，天元即线，天元自乘即面，天元再乘即体，准此则四元术所云太极，即可比《易》之太极矣。太极引而长之，为天元，则“太极生两仪”矣；天元自乘，则“两仪生四象”也；天元再乘，则四象生八卦也。然则太极即旋机，犹欧罗巴人所谓重心；而王弼之说，真无可易矣。焦循虽少重王弼，然犹以玄言为非，则滞于常见也）。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梁传》惟侯康为可观（箸《榖梁礼证》），其余大氐疏阔。《礼记》在三《礼》间独寡训说。朱彬为《训纂》，义不师古；陈乔枞、俞樾并为《郑读考》，江永有《训义择言》，皆短促，不能具大体。其他《礼笺》（金榜箸）。《礼说》（金鹗箸）。《礼书通故》（黄以周箸）。诸书，博综三《礼》，则四十九篇在其中矣。而秦蕙田《五礼通考》，穷尽二千余年度法，欲自比《通典》，以世俗正古礼，虽博识，固不知量也。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是官书之长，周、汉不异），《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郑《论语序》）。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凡名经者，不皆正经。贾子《容经》，亦《礼》之传记也）。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独段玉裁少之，谓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
至于古之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书》，则校释于朱右曾；《尚书》欧阳、夏侯遗说，则考于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于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于陈乔枞；《大戴礼记》，补注于孔广森；《国语》，疏于龚丽正、董增龄。其扶微辅弱，亦足多云。及夫单篇通论，醇美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污隆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
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撰修七经，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污点耳。而徇俗贱儒，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徒，瞢学冥行，奋笔无怍，所谓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譬之斗筲，何足选也！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检论》，卷四。</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