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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他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
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运并注五经。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其治《周易》，不能无捃摭阴阳，其他几于屏阁。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陈澧，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他书，始勼合汉、宋，为诸《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豪于千马，必有其分色理同者。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之，命曰《十三经注疏》。然《易》用王弼，《书》用枚颐，《左氏春秋》用杜预，《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枚颐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其当刊正久矣。毛、郑传注无间也，疏人或未通故言，多违其本。
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林松《述补》（用荀、虞二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张惠言《虞氏义》。《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古今文注疏》（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间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析者）。《诗》有陈奂《传疏》（用毛《传》，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正义》。《仪礼》有胡培《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用贾、服注；不具，则兼采杜解）。《公羊传》有陈立《义疏》。《论语》有刘宝楠《正义》。《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孟子》有焦循《正义》。《诗》疏稍胶，其他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梁传》独阙。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而榖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
他《易》有姚配中（箸《周易姚氏学》），《书》有刘逢禄（箸《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有马瑞辰（箸《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箸《毛诗后笺》）。探啧达，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段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王有《尚书后案》），刘逢禄、曙、包慎言之于《公羊》（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有《公羊礼疏》。包有《公羊历谱》），惠栋之于左氏（有《补注》），皆新疏所本也。焦循为《易通释》，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一”术通之，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梁传》惟侯康为可观（箸《梁礼证》），其余大氐疏阔。《礼记》在三《礼》间，故无专书训说。陈乔枞、俞樾并为《郑读考》，江永有《训义择言》，皆短促不能具大体。其他《礼经纲目》（江永箸），《五礼通考》（秦蕙田箸），《礼笺》（金榜箸），《礼说》（金鹗箸），《礼书通故》（黄以周箸）诸书，博综三《礼》，则四十九篇在其中矣。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是官书之长，周、汉不异），《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本《钩命决》及郑《论语序》）。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凡名经者，不皆正经，贾子《容经》，亦《礼》之传记也）。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
至于古之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书》则校释于朱右曾；《尚书》欧阳、夏侯遗说，则考于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于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于陈乔枞；《大戴礼记》，补注于孔广森；《国语》，疏于龚丽正、董增龄。其扶微辅弱，亦足多云。及夫单篇通论，醇美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社会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
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修七经，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汗点耳。而徇俗贱儒，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徒，瞢学冥行，奋笔无怍，所谓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譬之斗筲，何足选也！
<span style="white-space: normal;">[1] 录自《訄书》重订本，卷十二。</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