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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出来做官，不必管什么虚名，不要学他的样子，“似我真成误”，这都是非常沉痛的。
在他未出来前，侯方域曾写信给他，要他不出来，但他未能如约，后来回想起，感到很惭愧：“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
（自注：“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
这件事一直成为他一生的悔恨，很多事都能触动他，使他悲痛。他读了佛经，也会无端地哭起来，“《楞严经》读罢，无语泪痕深”。
中年以后，他的家庭也接连发生不幸。母亲去世，后来妻子也故去，几个女儿也先后死去。这对于他的打击都是很大的。他的《哭亡女》曰：“诀绝频携手，伤心但举头。昨宵还劝我：‘不必泪长流。’”情感是痛切抑郁的。
吴梅村写了很多歌行，这些歌行大都写古迹以及明人旧事，多吊古情调。一想起古代汉族历史故事和故明遗事，在在都使他伤怀。《永和宫词》写田贵妃，《后东皋草堂歌》是为明末爱国作家瞿式耜写的，中自叹曰：“斜晖有恨家何在，极浦无言水自流。”《鸳湖曲》吊吴昌时，皆感时抒怀之作，有的还可作为有爱国思想的作品。其《琵琶行》写崇祯十七年以来先朝旧事，以至想起唐朝的安史之乱，想起李龟年的流落江南，“龟年哽咽歌长恨，力士凄凉说上皇。前辈风流最堪羡，明时迁客犹嗟怨”。其有名的诗作《圆圆曲》，虽咏叹颇有色彩，但思想模糊。
吴伟业反映现实的诗作，有《捉船行》《马草行》《芦洲行》等。
《王郎曲》《楚两生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为写友谊交情之诗。
出仕清朝期间，有些应酬诗极无聊。
在清朝初年，散文中有所谓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
侯方域（1619——1654）[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为明末忠臣。宏光朝出来，为阮大铖辈所压制。才气纵横，惜中年早卒。其散文代表作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李姬传》《宁南侯传》等。有
《壮悔堂集》。
魏禧（1624——1680），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与兄弟二人称“宁都三魏”，禧居中。于文主多变化，于变化中有法则。山以不变为法，水以善变为法。文章风格，不能千篇一律。亦写不少野史材料，如《大铁椎传》。有《魏叔子集》。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庵，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侯方域、魏禧在当时地位均不及汪琬。汪为统治阶级所捧。有《钝翁类稿》等。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乾隆进士。在翰林院做过官，不肯趋奉宰相，受排斥，回乡。在浙讲学，又不为地方官所重，遂离乡至蕺山端溪书院讲学。一生穷愁多病，死无以葬。
有《鲒埼亭集》。全氏为史学家，不喜发空论，专写传记，尤重明末贞节之士。从全氏文集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亲切而明确的明清之际的史料。如《亭林先生神道表》《阳曲傅先生事略》等，皆能以简洁短文而概括人一生事迹。他对于钱牧斋、李光地等则深恶痛绝，毫不留情。为人狷介，民族意识最为浓厚。
全祖望虽为历史家，而散文文笔甚佳，亦可谓文学家。
此外，史可法《复多尔衮书》、邵长蘅《阎典史传》，为清初之有名文章。
孔尚任与《桃花扇》
有明一代，传奇不下数百种，能够比得上《琵琶》《拜月》《荆钗》《白兔》者实属寥寥，只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可以作为天才的创作。《琵琶》《拜月》等原是从民间文艺的南戏剧本改编的，好比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来源在民间。汤显祖的《牡丹亭》，确乎是个人创作。到了清初康熙年间，却有两部历史剧本产生，《桃花扇》与《长生殿》，几乎是同时写作成功的，作者孔尚任与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目，二人同为曲家齐名并世。这两部剧本是文人所创制的传奇的高峰，同时也是传奇文学的后劲了。它们产生在昆剧已经发展到顶点，而有往下没落倾向的时代。以思想性而论，《桃花扇》比《长生殿》更高些。这两大剧本，远非李渔的纤巧尖新的喜剧可比。
这两部都是结构宏伟的历史剧，产生在清初康熙年间，不为无因。清贵族入关以后，明末遗老，有气节的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他们都注意于史学。对于现实社会有所不满，钻向古书，喜欢考古考据，也喜欢谈掌故，发思古之幽情。孔尚任是孔子后代，讲究古礼古乐，也喜欢古董。《桃花扇》一开始，就借老赞礼的话“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满面包浆裹”，自命为一块肉古董，有怎样一肚皮不合时宜的思想。孔尚任真的喜欢古董，曾经用不少钱买了唐代一件称为“小忽雷”的乐器，还特地为小忽雷的掌故而同友人顾彩写了一个传奇剧本名为《小忽雷》。他写《桃花扇》，就是参考了许多关于南明的掌故，才编成这样一部传奇的。洪升的写作《长生殿》也如此，用功于天宝年间的历史掌故书籍很久，取材极博。他们的创作态度，都很严肃，结合历史和文学。这是和他们所处时代的学术潮流、明末清初的史学和考据学的发达分不开的。
孔尚任的生平及其著作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堂、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四代孙。早年在曲阜乡下石门山中读书。是秀才，但也许没有出来应过举。是一个饱学而不合时宜的人，他研究古礼和古乐。到三十六岁，衍圣公孔毓圻请他出山，主修家谱和《阙里志》。孔尚任为李塨作《大学辨业序》云：“予自幼留意礼乐兵农诸学。”又《湖海集》卷十二：“乐律深邃精微，非狂鄙所能窥。但夙承家学……二十年来，悉心考证。”1683年，在孔毓圻处教演礼乐，邹鲁弟子秀者七百人，同宗族万人，释业于庙。1684年康熙皇帝到江南去游玩，称为“南巡”，回来路上经过曲阜，便要祭孔。孔毓圻使孔尚任参加祭礼，主持礼节。尚任以监生充讲书官，在御前进讲经书，又一一详述文庙礼器，称旨。清统治者以尊孔、尊经学、尊古礼乐为统治全国人民、收买汉族知识分子的策略，康熙帝特为赏识孔尚任的学问和人才，破格提升，命他入北京，为国子监博士。这是尊重孔家学者之意。
孔尚任到北京任国子监博士二年，便出差到扬州一带跟孙在丰治下河水患，逗留在淮上有三年之久。当时淮河一带常有水灾，人民遭受着苦难，而官吏并不当它一回事，治河不切实际，虚耗钱财，耗时费日，一无所成。他接触清朝官僚实际，又亲见民生疾苦，颇有感慨。面对现实，原想立功立业的念头也瓦解冰消了。他写了不少发牢骚的诗，此外便在旅居无聊中酝酿着《桃花扇》的创作。
孔尚任作《桃花扇》，动机很早。《桃花扇本末》云，作者舅翁秦光仪，明末避乱南京亲戚孔方训家，详悉福王遗事，归乡后为作者语之，因此始想作此。孔方训是他的族兄，崇祯时在南京为南部曹，亲见亲闻明末弘光朝事。孔尚任自己生时已是顺治五年，距离弘光被杀已三年了。所以《桃花扇》的老赞礼一半是作者自比，一半是他族兄的影子。他久已乎想写一个剧本，把“南朝兴亡，系之桃花扇底”。此次逗留南方，曾到扬州梅花岭史可法葬地，到南京游秦淮河、谒明孝陵，也接触当时老辈，多闻晚明掌故，于是把南明亡国惨事编入传奇的心愿格外强烈了。孔东塘从扬州回北京是1689年。回京仍任国子监博士。博士本是闲职，正可努力写作。他原来喜欢音律，并喜词章，因此作曲不难。他先同曲友顾彩合作《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朝韩滉伐蜀得奇木，所制乐器大小忽雷之一，为文宗时宫中女官郑中丞所常弹者。后郑中丞因事得罪，缢投于河，又遇救为梁厚本妻。使赎寄修乐器赵家之小忽雷而弹之。忽雷乃琵琶之一种也。孔尚任于康熙辛未年（公元1691年）得于北京市上，重其为八百年前古乐器，又有唐人小说中的故事，因与顾彩谱此事为传奇。1694年《小忽雷》传奇脱稿，大部分成于顾彩之手。唯孔氏于此始驰骋于词曲。至1699年6月，则《桃花扇》脱稿。距第二次到北京任博士，已有十年。十年中，孔氏升户部主事，寻又升户部员外郎。作《小忽雷》时，因友人顾彩善音律，托之代填。此作因顾彩不在都中，故自填之，而得苏州曲师王寿熙之指点，择时优熟解之曲牌填之。依谱填词，按节而歌，使无聱牙之病。
《桃花扇》本文四十出，前后加四出，共计四十四出，结构宏伟。孔尚任陆续写作，非一时所作，数易其稿，前后十年而成。零碎片段即有人传阅，至1699年6月全剧脱稿，即盛传于京。7月，宫内索阅，且索阅甚急，匆匆呈进。孔氏即以此年罢官。宫内索阅为闻《桃花扇》名，欲演习云云。而孔氏之罢官不知何因，或与《桃花扇》不无关系。因为虽剧本开始有歌颂太平之言，但整部剧本的思想内容，是哀悼明代亡国，表扬史可法等忠烈，而富于遗民思想的，所以必定招清统治者之忌。康熙对孔氏破格提拔，引进孔圣后代，含有笼络人心之意，但东塘既无意迎合帝王及大官僚，不合时宜，遂遭罢斥。
孔尚任罢官后，还乡隐居至1718年而卒。《桃花扇》先盛行于京师，而刊刻于1708年，乃天津人佟蔗村出资助刻者，则孔氏晚年亦贫。
孔尚任为一诗人，有《湖海集》传世，十三卷。七卷为诗，后六卷为文。诗文皆奉使淮扬时所作，起康熙二十五年，讫康熙二十八年。诗共六百余首。其后之诗文未辑成书，遂散佚。
《桃花扇》和南明史实
《桃花扇》题名取晏几道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中之三字，从南京名妓李香君碰楼血染扇面、杨龙友为之点染、画折枝桃花而得名。名称极香艳，剧亦谱侯方域、李香君故事。其实整个剧本描写了弘光朝的起讫，于歌舞中寓家国兴亡感慨。正如《先声》一出老赞礼所言：“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桃花扇》以侯李二人情爱为题，此实传奇家的一种手法。一部大戏要包罗生旦净丑诸角，尤其不能离开生旦之角。《桃花扇》的题材阔大，侯李情爱事贯串全剧，也作为一个线索，“借离合之情”，主题是写南明弘光朝的腐朽政治、南明亡国的哀史。南明遗事，当孔尚任早年在石门山读书时，即闻之于族兄，开始酝酿此剧。亲自到南京、扬州一带时，又与遗老耆旧接触，丰富了题材，久秘不出。到再度入京时，始三易稿而成。剧作于南明史实，大体写实，中间经他布置腾挪穿插虚构，集中了几个人物。
大事均有依据。开始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南京复社文人吴应箕、陈贞慧与阉党阮大铖的斗争。阮大铖托杨文骢拉拢侯方域以为排解。侯方域与李香君遇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公元1644年），崇祯缢死于煤山（虚写）。马士英、阮大铖迎立福王，史可法持异议，争之不得。福王由崧乃福王常洵之子。常洵为神宗万历帝的宠儿，封藩于开封，富可敌国，弄权贪贿荒淫无耻，素为东林党的敌人，是压迫东林党的。马阮迎立由崧，在南京弄一小朝廷，继续荒淫无耻的生活。马阮等以迎立功邀宠，马士英为内阁大学士，出史可法于扬州。崇祯的太子到了南京，福王的原妻也到南京，被认为伪太子、伪妃，搒掠至死。左良玉在武昌以清君侧为辞，移兵向南京（实乃避李自成、张献忠之农民军力量）。良玉叛变。马士英移江北三镇军，防截左良玉，江北撤防，清兵南下，史可法战死。福王出奔入芜湖黄得功营中，为黄得功部下田雄所劫以献清兵。黄得功殉难，福王被杀。结束了弘光朝小朝廷（公元1645年）。历史事实，前后三年（侯李爱情故事以栖霞山重逢，入道为结束。张瑶星说：“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在政治悲剧的大氛围中，爱情由痴迷而觉悟，不以团圆为结束）。
四十出戏，集中故事的时间是三年。极紧凑。
全剧大事均实，但《桃花扇》是文学作品，不同于真实历史，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允许作者虚构与创造，使得人物生动，性格突出。这是传奇的体制。故多腾挪穿插，与史实稍有出入。
例如，复社文人吴应箕、陈贞慧攻击阮大铖，发《留都防乱揭帖》在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侯方域交陈、吴二人主盟复社在1639年，其与李香君相识亦在是年，今移置在1642年及1643年。阮大铖托王将军结交侯方域，今改为杨龙友。史可法在清兵攻陷扬州时殉难，骑白驴与自投长江事系传闻，非史实。侯方域颇有资财，梳栊李香君系自己出资，非由阮大铖馈送。李香君并无却奁事，只有提醒侯方域勿受王将军的拉拢，能识大体，聪明有见识，不同一般女子。李香君不愿受田仰之聘，亦实有其事，但与侯方域无关。其碰楼、面血溅扇及苏昆生寄扇等节，怕是作者所创造的。《桃花扇本末》云：“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此为孔东塘所自述。但可能此段哀艳情节，为作者自己所创造、所设想，而托于龙友小史之言。南朝以歌舞享乐的小朝廷而亡国，正是“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所谓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指斥弘光朝的荒淫享乐）。故《入道》一出下场诗谓：“桃花扇底送南朝。”
《桃花扇》的人物都是实有其人的，即是李笠翁所谓用实在史事则全为真人，故事则有所依据，而加以创造的穿插。《桃花扇》集中表现了弘光朝的政治全貌，是非常真实的。对这些历史事实作些修改，以便组织得更紧凑以及表现人物性格更突出是必要的。《桃花扇》是艺术作品，不是信史，但是它真实、正确地反映了历史现实。作历史小说及剧本者可以学习其处理方法。
《桃花扇》剧本与南明史实的出入之处，可参考梁启超之注（今文学古籍刊行社的本子，即为梁注本）。此为考据功夫。
《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和它的现实主义精神
————《桃花扇》是朱明王朝的沉痛挽歌
孔氏在《先声》中借老赞礼口说：“昨在太平园中，看一本新出传奇，名为《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所以《桃花扇》以侯李故事为主要线索而主题是明末弘光一朝的亡国哀史。作者虽然被招出山，但目击清代贵族统治下汉族人民遭受苦难，故而用剧作来寄托遗老感慨。他用艺术形象描写进步人士与阉党余孽的激烈斗争，暴露南明弘光朝的腐朽政治、君臣的荒淫无耻，指明了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年的明帝国的一朝衰朽和灭亡的责任，哀痛爱国主义者在民族危机无可挽救时的坚强反抗，表扬他们的民族气节。是高度爱国主义的作品。作为一部历史悲剧，是朱明王朝的沉痛挽歌。作者把历史现象熔铸在一部大歌剧、大诗剧中，从而获得了艺术上的不朽。
作者生于清代，仕于清朝，其时正任户部员外郎，他写这个剧本是很大胆的。所以在开头用了一段歌颂太平的话，说“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今乃康熙二十三年，见了祥瑞一十二种”，不能不作此掩护。此为照例颂扬，非由衷之言。又在史可法困守扬州时，特地不使清兵出场。在剧本中称清兵为北兵。不能不如此。但是他描写了左良玉的哭主，描写了史可法的沉江（骑白驴自沉长江）：“那滚滚雪浪拍天，流不尽湘累怨。”（用屈原典故）“你看茫茫世界，留着俺史可法何处安放。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换主，无可留恋。”黄得功见刘良佐、刘泽清两镇要劫宝（弘光帝）献与北朝，便骂：“唗！你们两个要来干这勾当，我黄闯子怎么容得！”喊：“好反贼，好反贼！”“望风便生降，望风便生降，好似波斯样。职贡朝天，思将奇货擎双掌；倒戈劫君，争功邀赏。顿丧心，全反面、真贼党。”必须注意，这里骂降清的是贼。尽管作者在前面歌颂升平，在《余韵》一出里，写柳敬亭、苏昆生已成为樵夫渔翁，还是舌头不烂，唱曲哀悼亡明。清廷征求隐逸，竟要派公差来捉拿：“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访拿你辈哩。”“啐，征求隐逸，乃朝廷盛典，公祖父母俱当以礼相聘，怎么要拿起来！”这是对清统治者的笼络政策与一班屈节士大夫的莫大讽刺。这样一个剧本终于使孔尚任被罢职。
孔氏写了一部结构完整、热闹有剧情的剧本（以宾白情节为主的），但和李渔不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孔氏作为孔子后代，其为人不脱离孔教儒家正统思想。因此，此剧有继承祖先作为《春秋》《雅》《颂》之作的用意。他在《先声》一出中自己声明：“但看他有褒有贬，作春秋必赖祖传；可咏可歌，正雅颂岂无庭训！”这不是把俗文学中的戏曲提高到与《春秋》《诗经》同样的地位吗？其实，俗文学继续正统文学正宗的地位早已获得。而褒贬就是倾向性。孔氏对人物的爱憎与人民的爱憎是一致的。他歌颂史可法、侯方域、陈、吴等人，同时特别写出了几个市民的正面形象，如名妓李香君、柳、苏等，此外蔡益所、蓝瑛等也是清白人物。文学的倾向性是区别现实主义文学与非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准。
虽然孔氏在《桃花扇》中称李自成、张献忠为寇贼，不免露出他自己的身份也是统治阶级的历史家（受时代与阶级出身的限制），但是在《逃难》一出中，还是痛快地描写了人民痛打马士英、阮大铖，出了人民的怨气（同《水浒传》一样）（那是人民出气的时候）。
《桃花扇》最后的衰飒，与山林隐逸思想、色空观念，具体表现在锦衣卫张瑶星的离官修道、侯李的修道上。张瑶星的怒喝振聋发聩，使侯李猛醒，但也只能隐遁入道。明亡后，有志气人士逃于佛道者多，山林隐逸思想是可以理解的。
此所谓遗民思想。
在清代康熙年间，在戏台上大声疾呼“国在那里”“君在那里”，是反清思想的积极表现。《余韵》一出则唱出了朱明王朝的沉痛挽歌。《桃花扇》在清末特别为人所重。清末的爱国人士，提倡晚明学术、晚明遗老文学。《桃花扇》对旧民主主义革命、排满运动有帮助。因而此剧为梁启超所爱好，而特为作注。
《桃花扇》的宏伟结构和人物形象
《桃花扇》在传奇中是局面最阔大的。本文四十出，外加四出，是四十四出的长本戏剧。一部极其伟大的歌剧。以出数而论，四十余出在传奇中还不算最长的，例如《牡丹亭》有五十五出，《长生殿》有五十出。但是《牡丹亭》和《长生殿》有不少出是独角歌唱的，富于抒情诗歌的意味。《牡丹亭》的结构还是松懈的，出数多，不免有冗漫的感觉。《长生殿》的后半部也不很紧凑，不全精彩。《桃花扇》不然，四十出的结构，严整而完美，绝不枝蔓。没有整出作为独角抒情的场面，紧凑而富于剧情，是不可删节的。
《桃花扇》人物众多。虽然以李香君、侯方域为主角，其他各人物，亦极占重要地位。生旦净丑的角色平均分配。《桃花扇》的主题是弘光朝的亡国痛史，这是主要内容，而侯李的爱情故事是主要线索。但是他为什么要用此故事为主要线索呢？此是传奇或者戏曲的艺术体制所规定的，因为戏剧、戏剧班子是以生旦为主角的。当历史内容转化为戏剧形式时，便决定了他如此写作。《桃花扇》的局面阔大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爱情剧而是历史剧，政治场面开阔。
孔尚任分他的主要角色为左、右、奇、偶、经、纬六部，互相配合，共三十人。左部以侯方域为首，下列陈贞慧、吴应箕、柳敬亭、蔡益所等；右部以李香君为首，下列李贞丽、苏昆生、蓝瑛等；奇部以史可法为首，下列弘光帝、高杰、田雄等；偶部以左良玉为首，下列马士英、阮大铖等；经部以张道士为经星，老赞礼为纬星。分部没有多少意义，不过也可看出他对于生旦净丑各角色的布置组织。
《桃花扇》的人物形象：
主角李香君，秦淮歌伎。正面人物。有坚贞的性格，是美好的女性形象。一开始就写她的美丽、天真、聪明（从学歌唱曲看出）、活泼。对侯方域的倾情，于抛下樱桃报答扇坠事点出。此后写她的明白大体，识别大义，以一个秦淮歌伎的身份，能够辨认忠奸，痛恨阉党人物（《却奁》），她的见识，竟出于侯方域之上，迥然不同于一般女性。既不同于一般女性的贪图享乐，更不同于一般女性，但服从男人的主张，不发表自己的意见。能够不受贿赂，同坏人划清界限。《却奁》一出是突出描绘李香君的。特写李香君的节气，比侯方域更有见识，此事有些依据，但更为夸大特写。原来是阮胡子派王将军结交侯方域以为拉拢，为香君所提醒。《拒媒》一出写其不肯改嫁一个地位权势高的官僚，显示出坚贞的性格。接下来是《守楼》一出，她立志守节，要等侯郎：“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盟誓怎移。宫纱扇现有诗题，万种恩情，一夜夫妻。”坚决与残暴压迫的恶势力斗争，宁死不嫁漕抚田仰。《骂筵》一出写李香君被捉下楼，叫去演习阮大铖所作《燕子笺》剧本：“奴家香君，被捉下楼，叫去学歌，是俺烟花本等，只有这点志气，就死不磨。”于是愤慨之至，当面骂马士英、阮大铖：“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把俺胡撮弄……”“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冰肌雪肠原自同，铁心石腹何愁冻。”极为痛快，爱憎分明。一个秦淮歌伎，她的正义感，千秋敬佩。她见识高、志气高，此乃孔氏特写，也是写此传奇之本旨。孔氏在《桃花扇本末》中云，剧中故事得之于族兄方训公，“惟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此故事或为孔氏所创，故为此说耳。《桃花扇》的正反人物的斗争，写得很鲜明，复社文人、李香君为一方面，阮大铖、马士英为另一方面。
侯方域，也是主角。比之李香君，则属于次要地位。他风流倜傥，是有才华的公子，复社领袖。除对李香君有深情外，在政治上有立场、有见识。特写其识见高超处，在从史可法处转移到高杰处后，见到高杰看轻总兵许定国，料定必要失败，谏之不听，即为辞去一事。此见其才谋。重情，由辛苦回南京寻觅李香君事可见。侯方域本为历史上重要文人，有才有谋之人。
吴应箕、陈贞慧，亦是当时名流，正面人物。他们写《留都防乱揭帖》，攻击阮大铖最厉害。《哄丁》《闹榭》描写他们与阮大铖之斗争。是民主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
柳敬亭与苏昆生，说书唱曲的市井人物，而识大体，有侠义心肠。柳敬亭不愿做阮胡子门客，苏昆生不愿做义子的帮闲，而愿为妓女的教习。热情而有权智。此外书客蔡益所、画家蓝瑛，都是清白人士。《桃花扇》特写了一些市民形象。
剧中特意描写了史可法的忠节。此剧表扬史可法，几与李香君相等。史可法是本剧的主要角色之一。他的忠诚谋国在《阻奸》《誓师》《沉江》诸出中写出。史可法死守扬州为明末历史上一件大事。城破后，扬州遭屠杀惨剧。有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此。
左良玉，不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他的移兵东向，是为逃避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力量，清君侧仅托辞而已。《桃花扇》所写，稍有庇护。
黄得功，性格鲁莽，也有其忠勇的一方面。《争位》一出写四镇各不相服，内斗，非常有力、真实。《劫宝》一出，写弘光被劫，不堪之至。
反面人物以阮大铖为主。虽然在历史上弘光朝政治的腐朽以马士英负首要责任，但在剧中所特写的反面人物是阮大铖，马士英尚是陪衬者。剧作刻画此类卑鄙无耻、献媚逢迎、贪图名位、无事不可为、用毒辣的手段对付好人的阴狠人物，极其成功。阮大铖也有文才，是戏曲家，《桃花扇》刻画出他的丑恶本质，成为一个反面的典型人物。第四出《侦戏》，他出场时有一段自白，说自己“词章才子、科第名家”，“可恨身家念重，势利情多；偶投客、魏之门，便入儿孙之列。那时权飞烈焰，用着他当道豺狼；今日势败寒灰，剩下俺枯林鸮鸟。人人唾骂，处处击攻”。于是他又想拉拢君子党：“倘遇正人君子，怜而收之，也还不失为改过之鬼。”“若是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我阮胡子呵！也顾不得名节，索性要倒行逆施了。”《桃花扇》的说白是非常精练的。这段开场白，描写他的性格，写奸臣心事，曲折阴狠，极为深刻。全剧开始，《哄丁》一出就写他的狼狈状况，在孔庙里丁祭时被复社人士轰出。吴应箕骂他：“魏家干，又是客家干，一处处儿字难免。同气崔、田，同气崔、田，热兄弟粪争尝，痈同吮。东林里丢飞箭，西厂里牵长线，怎掩旁人眼。”（阮大铖曾为魏忠贤及保母客氏的干儿子，崔呈秀、田尔耕则为阉党之凶悍者）众人打他，把胡须都采落了。《闹榭》一出写他为避人，夜半游秦淮，遇到复社会文，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悄然逃走。《阻奸》一出写他如何夜里奔走史可法处，想将拥戴功挟：“须将奇货归吾手，莫把新功让别人。”《迎驾》一出写他因为是废员，没有冠带，只有屈身做个赍表官。以后他依附马士英，一朝得志，便搜捕名流。《逮社》写他公报私仇，捉拿吴应箕、陈贞慧、侯朝宗：“哦！原来就是你们三位，今日都来认认下官。”这是先写其丑态百出，后写其心肠狠毒。左良玉兵到，马士英恐慌，他出主意，命江北三镇移防去堵截。马问：“倘若北兵渡河，叫谁迎敌？”他说：“北兵一到，还要迎敌么？”并说“只有两法”，一是跑，一是跪下去投降（又作跪地介）。马士英随即同意，说：“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全剧通过《哄丁》《侦戏》《闹榭》《阻奸》《迎驾》《逮社》《拜坛》诸出，特写其性格之各个方面。
马士英也是进士出身，原任凤阳督抚。他是一个自私自利争权夺位的人。《迎驾》一出中的两句道白刻画了他的内心：“幸遇国家多故，正我辈得意之秋。”果然他凭着拥立福王之功升为内阁大学士。而北兵一到，只会逃跑投降。此辈比之秦桧还差得远，原是一无用处的人。
复社文人与马、阮的斗争，乃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历史的继承。马、阮迎立福王，福王由崧之父常洵为万历帝之宠儿，崔、魏之屏障，极荒淫无耻。剧写南明文臣马、阮之无耻，树立奸党。武将高、黄、二刘四镇之鲁莽、内讧，暴露现实情况。
《桃花扇》的人物性格都很突出，主要通过情节宾白来表现（不于曲子中唱出）。即如弘光帝同大臣们打十番，逃到黄得功营中说：“寡人只要苟全性命，那皇帝一席，也不愿再做了。”只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的荒淫昏庸。
剧写史可法沉江，同史实略不合，此乃避免与清兵冲突，且更可使其形象完整。
《桃花扇》以《入道》一出为正文的结束。侯李定情，正值大变乱的时代，之后各自遭受苦难，彼此同情，心心相印。到了道观（白云庵）里重逢，经张道士说道点醒：“呵呸！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当头棒喝，他们都悟道修真。以此为结，不落俗套，是高超处。而孔尚任之友顾彩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尚任对此假意恭维，其实颇为不满。如果团圆收场，侯李二人的性格不完整，与整个剧本的主题思想不调和。此剧本应是一部历史悲剧，不宜以喜剧收结。
《余韵》一出，亦极佳。以樵夫渔父慷慨悲歌、怀旧吊古作结。
《桃花扇》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有高出《长生殿》处，完成时亦传布剧坛，但不怎么流行于剧坛。大概因为：
（1）它的遗民思想。追悼崇祯皇帝，标扬史可法等，于清朝统治阶级不利。对改朝换代时逢迎新朝的知识阶层有所讽刺，不合乎粉饰太平之作的要求。
（2）曲律不如《长生殿》，曲谱不是做得很好，因而只有少数几出为人所乐唱。
《桃花扇》的特点是曲文减少（亦减少剧本之抒情成分），而颇重说白及动作，实是戏剧发展的进步。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节选）
蒲松龄，其生卒年有1630——1715与1640——1715两说。据其自题画像，康熙癸巳年（公元1713年）七十有四：
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康熙癸巳自题。
则其生卒年应为1640——1715，享年七十六。
卒年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据张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聊斋文集》前附）。然张元谓享年八十有六，实为七十有六之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其生卒年为1630——1715，亦误。
蒲氏名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其书斋名聊斋。山东淄川县（济南东）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明亡时仅数龄。其家祖上大概是世为举子业者，至其父则始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遂去而学贾，积二十余年，称素封（《元配刘儒人行实》）。是松龄出身于商人兼地主家庭。但其父因久无子嗣，周贫建寺，不再居积，非富裕者。其后嫡生三子，庶生一子，家口多，遂复贫。松龄为其第三子。早婚，夫人姓刘（父为秀才）。兄弟析居，松龄夫妇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连取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案首秀才）。文名籍籍诸生间，然入棘闱辄见斥（即终未中举）。遂舍去举业而致力于古文辞。“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柳泉蒲先生墓表》），以旧道德眼光来看，是一正派人。中秀才后，与朋辈结郢中诗社。
蒲松龄年轻时考科举，至五十余岁尚未考上。早年一度出为幕宾，游四方，道路见闻很广，然颇不得志。有诗云：“烟波万里一身遥。”又有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可知他游幕之年亦甚久。三十岁后，在同邑缙绅家坐馆。他不交际达官贵人。唯王渔洋赏识其文才，欲致之门下。松龄对渔洋致敬而已（《聊斋文集》中有二札致阮亭）（按：阮亭与松龄年龄伯仲间）。诗集中亦有《红桥和孔季重韵》一首七律，知其与孔尚任亦相识也（与王、孔大概都因山东同乡关系）。
《聊斋志异》一书，初次结集于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五十岁以后，多居家乡，搜集异闻，陆续修订增删。另著有诗文、俗曲。在他六七十岁时，他的儿子、孙子都考上了秀才，而他自己也被选拔为贡生。他因为科举失志，颇厌弃功名，但他与吴敬梓不同，非深恶痛绝科举制度。其子孙考上科举，不免大为高兴。
蒲氏生在崇祯末年，这是农民起义的时代，南明挣扎的时代。入清后又逢康熙大用武力镇压反满武装。对此，蒲松龄虽未亲身体验，但生在此动乱的时代中。唯1703——1704年淄川大闹灾荒，此为他亲身遇到的。蒲氏于1704年有《上布政司救荒策》，述淄川灾情：“山右之奇荒，千年仅见，而淄邑尤甚。盖他处尚有麦可以接济，尚有苗可望收成，而淄自去年六月不雨，直至于今，又加虫灾，禾麦全无，赤地千里。民之饿死者十之三，而逃亡又倍之……”并提出五条救灾之策，足见其对于农民的深切同情。
当时清政府用闭关自守政策，缩小对外贸易面。照顾农村，并多给地主以利益，轻视商业及手工业者。此比之明代中叶以来至明末更不同，扼杀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明代的对外贸易，舶来品都是奢侈品，增加了地主阶级的消费）。因为清统治者对于汉族地主阶级的照顾，官吏与地方上乡绅势力勾结，冤狱多。故《聊斋志异》中对于贪官污吏多加鞭挞。
由于他自己失意于功名，而且考过多次，有生活体验，因此蒲松龄反对科举，比较细致深入。因为他是寒士，所以特别同情寒士，对于念书人更了解得深刻。因其生长在农村，所以同情农民。他对于商人也注意。当时资本主义的萌芽被压抑，好比一块大石头底下的草，曲曲折折地生长着。因之《聊斋志异》中有抑郁悲凉的气氛，但并不是完全消极的。
小说中有对于人情世故的深入讽刺，鞭辟入里，此蒲松龄与吴敬梓所同有。
松龄的《聊斋志异》是遣兴之作，也是寄托孤愤之作。其《聊斋自志》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则此书借鬼狐故事而讽世，与六朝纯为志怪小说，性质不同，同吴承恩写《禹鼎志》之动机，寓劝世意。吴书不传，可能以鬼怪为可憎可恶之人的形象，而蒲留仙则不同，鬼狐均有人情味，多正面的，可爱可亲的（鲁迅谓“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聊斋志异》既是短篇小说，不能说成于何时，必随时有所添增。必作于中晚年。
作品的产生与故事的来源，据其《自志》说，或据之于野史，或据之于朋友所示，或农村中听人叙说，当然也有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创作。《柳泉蒲先生墓表》云：“……而蕴结未尽，则又搜抉奇怪者为《志异》一书。虽事涉荒幻，而断引谨严。要归于警发薄俗，扶持道教。”（道教指儒道与教化）。蒲氏有正统思想，但因为他并非迂儒，所以没有头巾气。他胸中郁结，悲愤感慨，所以作品中又有悲凉的气氛：“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
《聊斋文集》中有《原天》一文，云：“欲知天地之始终，不于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苟凝神默会，则盈虚消息，了无遗瞩。昭昭方寸，彼行列次舍，常变吉凶，不过取以证合吾天耳。”可见其世界观也是唯心论的。写狐鬼故事变幻随心，是浪漫主义笔墨。但作为幻想之素材，实是现实生活。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满加以讽刺，或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此皆现实主义精神之所在。又有《与诸弟侄》，论作文方法，以避实击虚为法：“盖意乘间则巧，笔翻空则奇，局逆振则险，词旁搜曲引则畅。”《志异》之笔法超绝，亦贵在虚实处用笔。
《志异》故事虽说是听人所说，实际上是自己创造居多。结构奇幻，变化莫测。于短篇幅中，有生活细节之描写，有生动表现人物性格的对话，是文言小说而能吸收白话小说的优点者。出于古文，而变化古文，亦一语文宗匠。
蒲氏的著述，除《聊斋志异》，还有诗、词、文、笔记等。他还写有许多民间文艺作品，有七种鼓词、十一种俗曲，陆续出现，真伪莫辨。今发现《聊斋志异》稿本，残存半部，共二百三十七篇。此外尚有其他遗著发现。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节选）
吴敬梓的家世和出处问题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文木，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名门望族，所谓世代书香的科举家庭。高祖吴沛，有子五人，四成进士，在明末清初。曾祖吴国对是顺治戊戌年进士第三名（探花）。祖父吴旦，监生，以孝授州同知，是个孝子。父亲吴霖起，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为拔贡，做江苏赣榆县教谕。霖起为通儒，其仕亦贤，不奉承上司，而济困厄，曾捐资破产兴学宫。他有名士风，且为孝子。吴敬梓的家庭在曾祖时是极盛时代，祖父起，即在康熙时代，渐渐中落。
吴敬梓十四岁起，随父在赣榆。二十二岁，父去官。返居家乡。二十三岁，考取秀才，而父病死。他是一个不管家务、不善经营家产的人，喜欢读书，讲经学，作古文诗词赋，热心助人，没有几年，把家产花尽。他曾赴乡试，未中试，从此后便绝意进取，三十岁后，思想渐成熟，对功名亦复淡薄。在家乡待不下去了，1733年（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寄居秦淮水亭。文名籍甚。雍正十三年，清政府下令举行博学宏词科考试。原本科举制度是不勉强人去赴考的，至博学宏词科则有推荐，带点强迫性，此为朝廷牢笼汉人学者之政策。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在府、省均被取录了。因他此时已有名望，为一名士。安徽巡抚赵国麟要正式荐举他进京赴考，临时，吴敬梓托病不入京。从此以后，他也不应乡举考试了。即以秀才终身。
据胡适的考据，吴敬梓那时还有功名念头，是真病，失去机会，后来有点懊丧。这个结论是不实在的。胡适的根据是，唐时琳（吴的老师）的《文木山房集序》：“两月后敏轩病愈，至余斋。余度其容憔悴，非托为病辞者。”胡适认为据此则吴敬梓乃真病。其实，从此条中即可证明颇有人疑他是托病不去的。此外，胡适又据吴敬梓三十六岁《丙辰除夕述怀》诗：“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厄。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愬愬，有如在网罗，不得振羽翮。”“连茹”，出《易经》，妨碍出行；“愬愬”，亦出《易经》，惊惧貌。胡适以此为敬梓真病之证。
然而，吴敬梓三十七岁那年，有许多人进京去考，有考中者，有不得意者，有死在京中者。《文木山房集》有不少诗嘲笑他们的。唯此类诗与丙辰除夕诗距离不过半年者，何以思想转变如此之快？可知他三十六岁时对博学宏词试曾有思想斗争，而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去。
吴敬梓的友人程晋芳作《文木先生传》，明明说安徽巡抚赵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宏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举。所谓病，因为是在清政府的压迫下，不能不装病。《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是敬梓本人的影子。第三十四回，杜少卿辞征辟，对夫人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好了！我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吧！”《儒林外史》充分表现了吴敬梓反对功名富贵的思想，小说大力抨击热衷科举、势利熏心的人。他不愿入京应辟，和《儒林外史》的思想是一致的。因为他出身于一个科举家庭，从小就接触官僚士大夫阶级，眼见清统治者的箝制思想、奴役汉人，并无真意振兴礼乐、延揽名儒，荐博学宏词不过是牢笼手段。应举做清官，不得好结果；征辟也不能有所作为，所以早就迟疑。思想斗争的结果，就是辞退不出山了。
吴敬梓早年喜欢诗赋古文，本来反对八股文。他的诗赋见《文木山房集》。中年以后，阅历更广，思想愈成熟，写作《儒林外史》，抨击一般士人的庸俗、无耻、贪鄙。以王冕那样一个人物为理想典范；以市井名士作结。《儒林外史》应作于其四十到五十岁、在南京的时期，即不应博学宏词考之后，所谓“做些自己的事”也。他写作小说的精神是严肃的，不是作来遣兴，是耐贫之作。
吴敬梓四十岁时，友人捐资刊出了他的《文木山房集》。同时，他捐资兴复江宁雨花台的先贤祠，集合许多名士祭祀吴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余人（《儒林外史》中的修太伯祠为此影子），为此鬻去了所居房屋，复居城东之大中桥。他的生活愈来愈贫穷，常以书易米。“冬日苦寒，无酒食，则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互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程晋芳本一盐商，其后亦穷困，思想与敬梓有契合处。他有《怀人诗》云：“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诗作于1748——1750年之间，故《儒林外史》必是1750年以前所作，有成书。程晋芳家境衰落后，敬梓曾对他叹息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
《盋山志》述敬梓售去家产后，迁家南京，“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人皆不知其为贵公子也”。《盋山志》的作者为顾云（本人为南京人，比金和略前），所记颇为可信。敬梓墓即在盋山底下。种菜园的人，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描写。
后来敬梓愈益穷困。1754年，年五十四岁，卒于扬州，归葬南京。
《儒林外史》的主题及思想内容
《儒林外史》原书有五十回及五十五回两说，不知孰是。今定为五十五回。最早刊本在乾隆四十年左右，是吴敬梓卒后约二十年其友人金兆燕在扬州所刊，今不可得。今所得之最早刊本是1803年（嘉庆八年）卧闲草堂本，作家出版社据以排印。此本共五十六回。唯最后一回，讨论者认为是伪作，故而删去。通行本尚有六十回本，则更是他人所增。
小说从话本发展到拟话本的个人创作，明万历年间有《金瓶梅》，系无名文人所作。明末冯梦龙辈文人始作小说，也是拟话本体裁。内容涉及社会现实各方面，男女情爱还是主要的。《儒林外史》是一高级知识分子所作，取其生活经验最熟悉的部分，专门描写知识分子一群，以讽刺士林为主，别开生面，非常深刻。这部书不见得普遍于人民大众，但对于士林阶层是起进步作用的。
文学、政治都是上层建筑，为统治阶级服务。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把文学、政治、哲学思想密切配合起来，巩固这个封建统治的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有明经进士等科，思想还比较自由，考经学、策论、古文、诗赋等。到了明朝，开始用制艺（即八股），《儒林外史》内称为“文章”。这是无论形式、内容方面都完全束缚思想的东西。其内容方面，是代圣人立言，出经书上一句或一节为题，专以发挥儒家程朱一派的理学思想。其形式方面，是用八股，对偶的古文，格律极严，等于女子之缠足跳舞，同律诗同样情形。为的是使阅卷者容易看出高下，所以限制了长短、形式、题材、作法。无论谁要爬上统治阶级，必须先学八股，攻举业。不从科举里出来的人，没法做文官，只有做了官以后，或者科举上失败的，方始作些诗、古文。因此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大受打击，斫丧元气。民主的文学，反统治的文学，就无法抬头。此所以明代的诗、古文非常平庸之故，明朝亡国以后，有遗老们隐居著书，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潜心哲学、考据、经史，开学术研究风气，是为朴学，风气渐渐转移，可是一般的知识分子，仍专门作八股，以八股为天地间唯一的正文，酸腐风气，从明末传下来，没有改革掉。有清一代，完全用八股取士，同于明代。《儒林外史》在知识分子群中起着极大的进步作用，是秀才举人们自己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其主题思想是：作者以深沉严肃的态度，予当时士林以锐利辛辣的讽刺，从而暴露了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封建主义统治的罪恶本质。在一般士林热衷科举的时代，这部小说是了不起的，指示了反封建革命的道路，必须要废去这个科举制度。
作者并没有脱离封建时代，士的阶层是封建统治的支柱。如果士的阶层道德品行好，对于人民有利；如果士的阶层道德品行坏，便会加深对人民的压迫。第一回楔子中写道，王冕见到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文是文章、文学，有思想内容的东西。行是品行、行为、行动。出是出仕、做官。处是退隐。《儒林外史》尽量揭露用八股文考试的科举制度怎样影响士的阶层，影响整个社会。吴敬梓有力地讽刺了热衷科举的人物、秀才举人们，批判这些人物的（1）虚伪；（2）酸腐；（3）残酷；（4）热衷；（5）鄙陋；（6）庸俗。
科举考试文章用八股文，题目出在四书五经上，体例是代圣人立言。好像是要每个人都做圣人，都是孔子一派的嫡传弟子，但是哪里能够每个人都做圣人，结果是言行不符，一概地虚伪，例如范进中举以后居丧尽礼，不用银镶杯箸，换了磁杯、象牙筷，也不肯用，直到换了白竹筷，方才罢了。落后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尽礼之伪，即小见大。其次，八股文中所谓圣人，是古代的圣人。四书五经里的道理早已不合乎近代，是陈旧发霉的过时的东西；科举使一般士林，专门子曰文章，脱离实际，不针对现实。秀才们的头脑闭塞聪明。酸腐到极点，变成残酷。例如王玉辉的迂拙，鼓励女儿殉节，留名青史。女儿绝食死后他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后来入祠建坊，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看见老妻悲恸，心下不忍。深刻地写出了礼教吃人，礼教与人性的矛盾。当时的思想家戴震（东原）反对朱熹，说：“人死于理，其谁怜之？”礼教杀人，戴东原已说到。所以《儒林外史》的思想和那时候的思想界是相通连的。科举制度使得每个读书人都要往上爬，社会地位完全靠功名，所以这班秀才举子就普遍地热衷功名。例如周进到贡院后撞号板、满地打滚，范进中举后发疯，这些深刻描写都表现了他们的热衷科举。这种心理甚至影响闺阁，如鲁编修的女儿，闺阁小姐从小学制艺，见丈夫不习八股文，气得要命。鲁编修见女婿不能上进，负着气要娶姨太太生儿子。鲁小姐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日夜拘着四岁的小孩读八股文，书背不熟，就要责督他念到天亮。他们只读四书五经，其他一切文化遗产都不知晓，知识鄙陋。例如范进竟不知道苏轼，以为他是一个明代的考生；张静斋硬说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第五名的进士。读书人既将科考作为唯一的上进途径，他们的读书，就再也不是为求真知，而只是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所以一概庸俗。例如年轻的秀才梅玖和举人王惠在六十多岁的周进面前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只因周进是个童生。后周进考中进士，梅玖却又谎称是他的门生。科举制度的毒害更大的在于要使千百万知识分子都变成无用的废物、不劳动的寄生虫，而这般秀才、监生们便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胡作非为。例如严贡生关别人家的猪，将云片糕说成是名贵药来讹船家的钱等，又如举人张静斋打秋风，怂恿知县为示清廉枷了送礼的回教徒[5]，把送的牛肉都堆在枷上，以致酿出人命。《儒林外史》揭示了他们冠冕堂皇的外衣下卑鄙恶劣的实质。
《儒林外史》以描写士流为中心，笔触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在官吏之中，着重写了萧云仙的义侠。第三十九回，郭孝子道：“而今是四海一家的时候，任你荆轲、聂政，也只好叫作乱民。”暗示清政府禁止侠义行为，不允许人民之间有义气肝胆的人。郭孝子劝萧云仙：“像长兄有这样品貌才艺，又有这般义气肝胆，正该出来替朝廷效力。”后来萧云仙果然去投军，在平少保那边效力杀敌。他辛苦经营建筑了青枫城，叫百姓开垦田地，兴修水利。结果如何呢？竣工后上报兵部，工部核算建筑开销，要使萧云仙赔出七千多两银子。萧云仙卖去他父亲的产业，全数缴纳还不够。向鼎是一位名士，固然并非贤吏，但并不贪污，断案尚为明白，而几乎受到革职的处分。可见朝廷的赏罚不明。反之，王惠分发到南昌府，就问地方人情，可还有什么出产，关心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高要县汤知县为求清官之名好升官，把无辜的回民枷死。盐商宋为富骗娶沈大年之女沈琼枝为妾，江都县知县接受宋为富的贿赂，反诬沈大年为刁健讼棍！蘧太守辞官回家，他的儿子死了，他
说，这是做官的报应。凡此揭露官吏的贪污、统治阶级的腐朽，这表明了吴敬梓对一般官吏的看法。
《儒林外史》写严贡生、张静斋等，以见所谓乡绅在地方上的横行，欺压人民。写扬州盐商万雪斋、宋为富等，表现盐商们的豪富、恶俗、享乐，他们纳妾，勾结官府，欺压人民，而又附庸风雅，结交翰林清流。
官吏、乡绅、豪商、地主为当时社会中的支配者，而一般人都利欲熏心，社会风气势利《儒林外史》是写实文学，不夸大，不用浪漫主义手法，如实地揭露这社会的形形色色，而加以无情的抨击、深刻的讽刺。
曹雪芹与《红楼梦》（节选）
曹雪芹的家世及其写作《红楼梦》
《红楼梦》有两个作者，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等所补。
《红楼梦》第一回，把《红楼梦》这部书作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块石头上的记录，由空空道人抄写下来，问世传奇的。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空空道人当然并无其人，而孔梅溪其人亦不知有无。
甲戌脂砚斋评本有批云：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先有旧稿，其弟棠村为序，名《风月宝鉴》。则孔梅溪者，或棠村之托名欤？其后又加扩大，成《金陵十二钗》，一名《石头记》，亦名《红楼梦》。唯雪芹实未完成此书，完整之部分唯八十回，此后有些残稿，遗失不存。
《红楼梦》前八十回，应定为曹雪芹作。
甲戌本批云：
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云：
康熙间，曹练亭（应为“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
是乾隆时人以《红楼梦》为曹雪芹作。
唯袁枚以为曹雪芹是曹楝亭之子实误。雪芹为曹楝亭（寅）之孙。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谓曹雪芹（霑），楝亭通政孙。杨氏所据，为雪芹之友敦诚《四松堂集》，最为可信。
曹雪芹（1723？——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芹溪居士。
雪芹卒于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除夕在公元1763年1月。据甲戌本脂批）；生年不详，唯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有挽曹雪芹诗（注甲申年），有“四十年华付杳冥”之句，今定为曹雪芹死时年四十，当生于1723年，即雍正元年。
曹氏始祖原是汉人，原籍东北。始祖曹锡远归依满洲人，随满人入关有军功。为汉军旗人，属正白旗。或云正白旗包衣（包衣，满洲话，意为奴、罪人家人、没入军中者）。入关后住河北丰润，为丰润人（或原为奉润人，清人入关后，始入伍为汉军旗者。或说为奉天人，即东北人，与丰润曹氏同族而已）。
曹锡远在顺治初年即官驻扎江南织造郎中。雪芹高祖曹振彦顺治时官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浙江盐法道。
曾祖曹玺，驻扎江南织造郎中，赠工部尚书衔。
祖父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楝亭。管理苏州、江宁织造，通政司通政使，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兼校理扬州书局。在康熙朝。
曹寅有文才，交际学者名流文士，如尤侗等。有诗文集，名《楝亭集》。有《虎口余生》传奇。刻书有“楝亭十二种”。是清代官僚中风雅者。年五十五卒，终江宁织造之职。曹寅卒时，雪芹尚未出生。
曹寅死后，江宁织造为其子曹颙袭职，有亏空。苏州织造由其妻兄李煦（山东人，亦占旗籍）任职。颙卒于1715年，由其弟曹頫袭职。1727年（雍正五年）李煦得罪下狱（因通于阿其那，即胤禩），而曹頫亦罢任，由满人隋赫德继任。1728年，曹氏家产没入官。
雪芹有颙之子、之子二说，比较起来，可能是曹頫的儿子。曹頫非曹寅的嫡子，乃是嗣子而袭官的。曹颙无嗣，死时可能有一遗腹子（李玄伯以遗腹子当雪芹。曹颙卒于公元1715年，如有遗腹子生于此年则至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为四十八岁，太大，与敦诚诗不合，不可能也。雪芹如非曹子则为曹寅之族孙矣）。
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之职，曹家、李家等任职时间排列如下：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即康熙末年）
曹家在康熙朝为全盛时期，曹氏三代为江宁织造。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南京时驻驾江宁织造署，曹寅接驾四次。曹寅有一个女儿，嫁镶红旗王子为福晋。曹寅在东华门外特为置房产以居其婿。
曹寅做江宁织造时，并兼做四次两淮巡盐御史。他又为道政司职衔。
李煦做苏州织造，也兼做过两淮盐运使。
江宁织造署和苏州织造署，乃是在江南丝织业发达的区域所设立的机构，专供应朝廷及内府需要的丝织品、奢侈品，是常驻在江南的皇室采办性质。想来就在江南的赋税里提出银两，按年进献织造品到京。尚兼带其他差事，进款很多。但弄得不好，内府太监需索很多，也要赔累。
江宁织造这官，直接与内府打交道。在地方上可以密奏事件。曹家为顺治、康熙二帝所信任，在江南刺探官僚的密情，可以密奏。在江苏地方，大小事件，多有所闻，也要奏闻（观熊赐履及科场案两事可知）。康熙五十七年批曹頫折尾云：
朕安，尔虽无知小孩，但所关非细，念尔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似乎是江南一带的密探。因而也必然牵涉到朝廷政治上去。在康熙时，曹家及李煦家均煊赫。到雍正即位便衰败，并革职查办了。
曹寅卒时，公项亏空五十四万九千六百余两。康熙令李煦代任盐差一年，以便还清。曹颙继任，同李煦把此款还清了。多下三万两，康熙赏给曹颙，以偿私债。
据此可知，江宁织造、苏州织造供应内府的织品，系向江南织造厂家收买来的，两款项用的是两淮的盐税，所以织造官常兼盐运之职。
曹頫为雍正所不喜（雍正夺位上台后新用一批耳目），革职査办，由隋赫德继任，他的家产一齐没收，而赏给隋赫德。隋赫德奏折云：
特命管理江宁织造，于未到之先，总督范时绎已将曹頫家管事数人拿去，夹讯监禁。奴才到后，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再曹頫所有田产房屋人口等项，奴才蒙皇上浩荡天恩，特加赏赉，宠荣已极。
此为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事。此时曹雪芹不过是五六岁的小孩。曹家抄家后，“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而其家属不久回京住。
1735年秋，乾隆帝即位，曹頫又起官内务府员外郎。至乾隆十年，雪芹年二十余而曹家再败。此则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所考。唯周氏实混《红楼梦》小说中事与真实史料为一。可信否，尚待稽查。
曹雪芹似乎曾经留在南京及扬州过其少年生活。敦敏诗有“燕市狂歌悲遇合，秦淮残梦忆繁华”。敦诚诗有“扬州旧梦久已绝（原稿作‘觉’），且著临邛犊鼻裈”。言其夫妇住京郊西山村，南京、扬州的少年生活不过是残梦而已。约二十余岁以后，则久居北京。三十岁以后直到他年过四十卒时，住在北京西郊外西山村中，过着其贫穷而自由的生活。
雪芹虽出身于满洲官僚家庭，而爱好文学艺术，能诗善画。生性旷达，落拓不羁，喜欢喝酒。在北京西郊住着时，与宗室敦敏、敦诚二人为友。敦敏能诗，有《懋斋诗钞》，敦诚能诗文，有《四松堂集》，又有《琵琶行传奇》一折。据敦敏、敦诚的描写，曹雪芹的性格和生活状况是：
1. 诗风似李贺。“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敦诚《寄怀曹雪芹》）（今雪芹诗均佚，只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樊素鬼排场”二句，见《题敦诚〈琵琶行传奇〉》。）
2. 高谈雄辩，诙谐洒脱。敦诚《寄怀曹雪芹》中有“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诗句。
3. 有傲骨，胸有块垒。喜欢画石头，见其傲骨嶙峋。敦敏《题芹圃画石》诗云：“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磊时。”敦诚《赠曹芹圃》一诗中有“步兵白眼向人斜”，称其似阮籍。
4. 喜欢喝酒，酒渴如狂，似刘伶。“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敦诚《挽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敦诚又有《佩刀质酒歌》，写其“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答诗中有“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的诗句。
5. 生活贫穷。从下面诗句中可见一斑：“至今环堵蓬蒿屯”（敦诚）。“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若著书黄叶村”（敦诚）。“卖画钱来付酒家”（敦敏）。
6. 其西郊山村所居，幽静可爱。敦敏《赠芹圃》诗云：“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白眼斜。”
7. 卒时当在壬午除夕（一说癸未年底，公元1763年或公元1764年）。敦诚挽诗有“孤儿渺漠魂应逐（自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之句，雪芹卒时有新妇作未亡人。据敦诚挽诗“四十年华付杳冥”，据张宜泉《春柳堂诗稿》：“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
曹雪芹在西山村居，写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二十余岁动笔，直到死时仅完成八十回，此外，有些残稿已失。八十回本完成在近四十岁时，此后，似不曾写作。
裕瑞《枣窗闲笔》云：“‘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
又云：“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版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词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盖曹雪芹于后四十回虽久蓄志全成，甫立纲领，尚未行文，时不待人矣。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即为之作书云。”
据此，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实未写完，就逝世了。真可谓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偿补的损失！
其人虽滑稽诙谐，其写作《红楼梦》的精神是认真严肃的。第一回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红楼梦》一书的名称：
（1）《石头记》。女娲补天所未用的一块顽石，被一僧一道带往世间经历一番，把经历刻在石头上，故名《石头记》。
（2）《情僧录》。空空道人检阅抄录之后，改为《情僧录》，空空道人自改名为情僧。
（3）《风月宝鉴》。东鲁孔梅溪题。脂砚斋有批云：“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书中说，梅溪，乃棠村的影射，雪芹一号芹溪。脂本评语中亦有梅溪评。题此名说明起初计划是一部劝人脱离情欲的书。
（4）《金陵十二钗》。“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这是为女性立传的书。
（5）《红楼梦》。脂砚斋本有“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一句。此从第五回中宝玉梦中听唱《红楼梦》一套曲子而来。“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金玉皆无好收场，笼括全书意旨，富贵荣华，情爱都为一梦。使人从幻境中醒悟，体味真实人生的苦味。
（6）《金玉缘》。坊间俗称。此一种最为俗气。
此书在坊间流行，用了三种名称：（1）《石头记》；（2）《红楼梦》；（3）《金玉缘》。而《石头记》实在是最好的，是自始至终的总名，含蓄。
《红楼梦》今有脂砚斋评本：
（1）甲戌脂砚斋重评本（公元1754年，雪芹年三十二岁）（残存十六回）。胡适所藏。
（2）己卯冬脂砚斋四阅评本（公元1759年，雪芹年三十七岁）（残存三十八回）。
（3）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公元1760年，雪芹年三十八岁）（凡七十八回，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北大所藏。
（4）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抄本，年代不明，八十回。
（5）甲辰菊月，梦觉主人序本，八十回（公元1784年）。
最后一本改动较多，已近于一百二十回之前八十回。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和作者对自己创作动机的表述
《红楼梦》产生在清初乾隆年间，是封建社会从繁荣到崩溃的时期。书中所写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也反映整个时代走向没落，是封建社会的末期。在西洋，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抬头；在中国，尚是清代统治国力强盛的时期，然而外强中干。乾隆的好大喜功和几次南巡，开了淫靡之风，清代统治慢慢走上下坡路。
书中写贾府常用外国东西。贾府是贵族世家，薛家是商业资本的家庭。
在这时，一般满贵族家庭，都已汉化。子弟们靠世袭官爵，不拘于科举出身，故而过着悠闲的生活。公子哥儿们的嗜好，俗一点的是声色、荒淫、赌博、禽鸟、唱戏、弄官做；雅一点的是喜欢构园亭、作诗词、刻书，讲究花木、禽鸟、古董、书画。曹雪芹生长于这种家庭，所以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描绘他自己熟悉的家庭生活。
当他终日忙忙在这热闹场中，生活享受很好的时候，是写不出深刻的文艺作品来的；乃是在他家败以后，自己穷愁潦倒，方始能够写这样一部伟大小说。冷静中回忆热闹，有留恋与幻灭的矛盾心理。
《红楼梦》产生在太平盛世，不是流离战乱的年代，书中没有战争，没有忠臣烈士，只写家庭琐碎，儿女私情。集中写一个家庭、几个女性。在《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儒林外史》以外，另树一帜。
《红楼梦》产生于古典文学和艺术成熟的时期，古典文学和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诗词、小说、戏曲、音乐、绘画、园亭结构等为贵族和名士所欣赏。纳兰性德的词，诗歌中主神韵的王渔洋、主性灵的袁枚，音乐、戏曲包括昆曲，比如《桃花扇》《长生殿》对作者都有影响；书法、绘画，如倪云林、唐寅、文徵明、祝枝山、清初以山水画著称的四王等，都为作者所熟知。作者对这些雅事，无不精通，加之以灯谜、酒令、花草、禽鸟、烹饪，乃至医道等，也无不知晓。《红楼梦》书中有诗、词、曲、骚、赋，可谓古典文学的教本。书中也有谈庄子哲学、谈禅的话题。总之，包罗万象，内容极其丰富。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最成熟的作品，也是最后的殿军。它孕育着反封建的、民主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
《红楼梦》总结了上起《诗经》《楚辞》、汉乐府、六朝的宫体诗、《世说新语》，下至于唐人小说、宋元白话小说、《西厢记》《牡丹亭》乃至于书画、园亭、医道、优伶等艺术和人生的种种方面。《红楼梦》是小说中的巨擘，是整个社会的最高艺术创造，是一幅详尽的图画，包括贵族生活和平民生活。
《红楼梦》也合于中国最早小说的传统。桓谭《新论》中说：“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不是单写几个人物故事的。
写癞头和尚、跛足道人、甄士隐等，似《列仙传》；
写贾母、探春、李纨等，作为治家典型；
写贾雨村、贾政是官鉴；
写宝黛是言情；
写柳湘莲、尤三姐是奇仪。
作者是一洒脱人物，怀才不遇，自伤好比女娲补天未用的一块顽石，不合流俗。
一生崇拜女性，情痴，有情爱而未团圆的遗憾。
在全书开头部分，作者透露了其写作《红楼梦》的动机：
（1）本身经历过富贵家庭的生活，伤悼这个家庭由盛而衰、没落无可挽救的情况。
（2）本人流落穷困，“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但深于感情，为性情中人，不慕热利，颇佩“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特为闺阁立传，作《金陵十二钗》一书，所写女子或有才，或有貌，一概红颜薄命，随着这个家庭的没落而没落。
（3）作者深感于向来才子佳人的书，都不真实。“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如戏中小丑一般。……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红楼梦》作者自云所写系“半世亲见亲闻的这几个女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事消愁之际，把此一玩，不但洗了旧套，换新眼目，却也省了些寿命筋力。”（第一回）作者又借贾母之口批评才子佳人书，“开口都是乡绅门第，父亲不是尚书的，就是宰相。……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绝代佳人。只见了一个清俊男人，不管是亲是友，想起他的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像个佳人。……凡有这样的事，就只小姐和紧跟的一个丫头”（第五十四回）。
《红楼梦》为反庸俗的才子佳人书而作。它的作风是现实主义的。虽然不是历史上的真实，乃是情理上的真实，真正的文艺创作，合乎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法则。
《红楼梦》作者不借汉唐名色，无朝代年纪可考，假托作天上一块石头，被女娲氏锻炼后，已经通灵，可大可小，自来自去，被僧道携带到尘世来一番，到昌明隆盛之邦（中国），诗礼簪缨之族（官宦），花柳繁华地（京都），温柔富贵乡（贵族家庭，公子小姐们的情爱生活）经历一番，得到觉悟、忏悔。
“无才补天、幻形人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引登彼岸。”这些经历，刻在石头上，空空道人见了抄录下来，就是《石头记》这部书。
作者自言此书内容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无大贤大忠，有痴情故事。大旨不过谈情，绝无伤时淫秽之病。
《红楼梦》同别的小说一样有“因缘”。此书在程本中石头化为神瑛侍者（在警幻仙子处），瑛=石=宝玉，与绛珠仙草有一段灌溉之恩及在尘世以眼泪报答的一段公案。在戚本中神瑛侍者是一人，而此石变为通灵宝玉，夹带入世，成为宝玉所衔的玉。石是玉，侍者是宝玉前身。大概是修改而未定者。
此书人物所处时代，作者未说明何朝，但书中第二回谈到“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假定在明代，书中绝不述及清代。
书中提到金陵省，无此省名。大观园在京都（刘姥姥和妙玉的话里都说到长安），而实在是北京，但南北景物都有，如竹、梅、桂是南方植物。
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文中有长安县、长安府、长安节度使。
凡此种种，系作者故弄狡狯，迷离其词。
八十六回，薛蝌呈子有“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语，坐实长安，乃续作所写，实非雪芹原意。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进行曲（部分）
罗庸、冯友兰 作
注释
[1]应为《中兴小纪》。————编者注
[2]应为罽宾国，西域古国。————编者注
[3]《射阳集》及下文《射阳存稿》皆指《射阳先生存稿》。————编者注
[4]侯方域在世时间应为公元1618——1654年。————编者注
[5]195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伊斯兰教”名称问题的通知》，规定“今后对于伊斯兰教一律不要使用‘回教’这个名称，应该称为‘伊斯兰教’”。因作者写这部分内容的时间在此之前，故文中保留作者对与回族有关的宗教、民族的名称使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