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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的诗文革新运动
在中唐时期，韩愈提倡古文，变革南北朝以来讲求声调对偶的近于俳谐的骈文，主张规模古代典籍，读先秦两汉之书，向儒家经典、先秦诸子、贾谊、司马迁、扬雄学习，树立起古文的旗帜。这一方面是复古主义，另一方面是文体的革新运动，所谓“文起八代之衰”。支持韩愈古文主张者，有柳宗元、李翱、张籍等。
骈文需要对偶，出言必双；又要辞藻华丽，援引典故，不易写作。我们并不否认写骈文的也有大作家，但是一般的骈文是庸俗的，有辞藻而无思想，堆砌典故，空洞无物，成为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文体。安史之乱之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发生了大波动，贵族门阀阶级渐趋没落，新兴的地主阶级起来。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推行，新兴的进士阶层出现，当时考中进士的人就有许多出自“寒门”。这些新兴人物，反对骈文，反对“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文学，而主张服务于儒家的“道”的古文。散文、骈文的交替，显示了社会发展的变迁。这不单是文体上的变革，乃是文学内容和文学思想的变革。
与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的同时，白居易、元稹在诗歌的创作上也提出了主张。他们反对“嘲风月，弄花草”的无聊诗歌，主张作诗应该继承《诗经》三百篇有关于政治教化的传统，他们推崇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些能够针对社会现实、道出民生疾苦的诗。提出以情（感情）、义（意义）为根本，声（韵律）、言（语言）为枝叶，“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诗歌创作主张。韩柳的古文运动与元白的诗歌主张，是中唐时期新兴的文学思潮，同时是中唐社会的产物，是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所激起的文学改革运动。
这个文学改革运动，在晚唐五代时期，可惜未能继续发展。在晚唐时期，藩镇节度使专权，地方势力大于中央，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分裂成为各个独立的小国。文人多数依附主人，做幕府秘书，不能不学习骈文四六，作制诰、表奏、书启，谈不到有独立的思想，习惯于写骈四俪六的文章。李商隐、段成式、温庭筠辈的诗文，依旧是骈丽的，看重声律对偶的。在五代时期，与中原接壤的、比较安定的、社会经济繁荣的是南唐和西蜀。南唐和西蜀的文风是浮靡的，依旧崇尚骈文、宫体诗、艳体词。北宋初年，朝廷上所用的，好些是由南唐、西蜀转到北方的（随两国之亡，而降顺于新朝廷），如徐铉、张昭等。北方文人如陶谷，作风亦同于南方文人。
代表北宋初年的诗派是宋真宗朝（即11世纪初年）的西昆体。诗人如杨亿、刘筠、钱惟演等都是身居高位的官僚。他们的诗歌境界极其狭窄，彼此唱和一些空洞无物的诗歌，杨亿把他们酬唱的诗汇编成帙，“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西昆酬唱集·序》）。此集皆近体诗，凡二百五十首（今佚二首），作者十七人，以此三人为首。以对仗工稳、用事新僻为贵，模仿李商隐的风格。题材很狭，以泪、柳絮等为题，各有所作，真是白居易所反对的“嘲风月，弄花草”一路。有辞藻而乏内容，使诗歌走入魔道。时人石介作《怪说》，极力攻击杨亿（杨大年）。石介是一位道学家，其文艺理论是主张恢弘圣人之大道的，谓：“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
西昆诗人，同时也是骈文作者。
与西昆体不同，用平淡朴素的语言，力求革新绮靡诗风的，最初是王禹偁。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人，976年进士。出身寒苦，九岁能文。他遇事敢言，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但虽有政治抱负而不得志（《宋史》卷二九三有传）。他有《小畜集》三十卷、《小畜外集》七卷。他的古文，骈散相杂。他主张“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他的《待漏院记》《黄岗竹楼记》是有名的文章。前者是骈文，写出他对于朝廷与国家的责任心；后者是古文，写他的流浪生活。他又能诗。《感流亡》写由于关辅旱灾，避地流亡的老翁与病妪，有“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左宦无俸禄，奉亲乏甘鲜。因思筮仕来，倏忽过十年。峨冠蠹黔首，旅进长素餐”之句，是感于乞妇的流浪，而自愧为官无助于人民，看出他的正义感与人道主义精神。诗近白居易风格，开宋诗先路。《赠（友）朱严》诗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示子》诗云：“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的诗对以后欧阳修、梅尧臣的诗是有影响的。《宋诗钞·序》说：“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承流接响。”
与王禹偁同时爱好韩愈文章的是柳开。柳开，字仲涂，大名人，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进士。追慕韩愈（曾以“肩愈”为名），亦以能开圣道自命，所以名开而字仲涂。有《河东集》十五卷。他与范杲、高锡、梁周锡齐名，一时有“高梁范柳”之目。
王禹偁、柳开，为宋初古文运动的前驱者。稍后于柳开的古文家是范仲淹（989——1052），作风接近王禹偁，其名篇《岳阳楼记》亦骈散夹杂之古文。范仲淹亦有词，虽寥寥数篇，思想性、艺术性皆高。此外还有古文家穆修（979——1032，字伯长，郓州人）、尹洙（1001——
1046[1]，字师鲁，河南人）。
当时文学界之斗争阵线是，一面是骈文与温李诗相结合的西昆派，是富贵典丽的台阁体，非现实主义的文学，有颓废倾向的；一面是追慕圣贤、尊重儒学、尊经明道、奉韩柳为正宗的古文派，继承李杜元白现实主义传统的诗歌革新派。一直到宋仁宗时，晚唐五代文风的影响才差不多革洗净尽。这时期领导古文运动的是欧阳修。欧阳修是推进古文运动而完成古文运动的重要作家，以古文家而兼诗家。
欧阳修的朋友，以写诗著名、为欧阳修所极力推崇的是梅尧臣与苏舜钦。
欧阳修及其作品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江西庐陵（今吉安）人。父亲是进士出身，做过小官，早卒。修四岁而孤，少年穷苦。母亲郑氏，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为书。后随叔父在隋州，借李姓藏书抄诵。得《昌黎集》残书，读之，大好。敬佩韩愈，仿作古文。二十岁，进京赴考。二十四岁中进士，出为西京（洛阳）推官。与谢绛、尹洙、梅尧臣为友，时同游。
1034年入为秘阁校理。
1036年，年三十，范仲淹忤吕夷简罢出，修致书司谏高若讷，责其不言，骂他出入朝中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出其书于朝，修被贬为夷陵（今宜昌）令。
1040年，入朝。
1043年，知谏院。
1044年，为龙图阁直学士。
1045年，为人所排挤诬陷，罢职，出为滁州（今属安徽滁州）知州。作《丰乐亭记》及《醉翁亭记》，年四十，即自号醉翁。
1048年，徙知扬州。
1049年，移知颍州，乐西湖之胜，将卜居。
1050年，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
1052年，以母忧，归颍州。
1054年，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
1057年，知礼部贡举。其后又入朝，为翰林学士，修纂《唐书》（与宋祁分任主编），知贡举。历官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
1071年，告老，以太子少师致仕。
明年卒，年六十六。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
欧阳修一生宗仰韩愈，又从尹师鲁游，学作古文，造诣极高。欧阳修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近于元老派，很推崇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有所作为的贤相。早年还比较激进，晚年当王安石执政时，就趋向保守了。
欧阳修的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正统思想，主张发扬孔孟之道。苏轼《六一居士集序》说：
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孔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
欧阳修要继承、发扬儒家道统，要“通经学古”“救时行道”。他继承韩愈“原道”思想，而作《本论》。韩愈排斥佛老，尊重儒教，以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自命，合道统与文统为一。古文运动不单是文体方面的改革，同时是思想方面的改革，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写文章要根柢六经，发挥孔孟之道，作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上层建筑。欧阳修的中心思想也是如此，古文要表现的是儒家思想。《本论》之意谓中国不失教化，则夷狄之教无由入，故以固本为首要。固本包括农桑与仁义之教化。因为佛教的势力不如唐代的顽强，所以欧阳修的排佛也不像韩愈那样激切。比较《本论》和《原道》就可以明白。有佛教徒而能诗文的，他也加以奖掖，如对释秘演、释惟俨等，为之作诗文集序。
欧阳修绝不好道求仙，他没有神仙思想、求长生等一套观念。他认为人生飘忽，是短暂的，但是可以不朽于后世。那便是《左传》所提倡的立德、立功、立言，此为三不朽。作于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的《鸣蝉赋》认为，鸣蝉喧聒一时，“有若争能”，但“忽时变以物改，咸漠然而无声”。而人则不同，“达士所齐，万物一类，人于其间，所以为贵，盖已巧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故能“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不过文章虽工，假定没有内容，那么等于“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送徐无党南归序》）。美丽的文章与工巧的语言，不足以不朽。足以不朽的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而三者中又应以立德为首要。“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皆能言之士哉！修于身矣，而不施于事、不见于言，亦可也。”（同上文）此为儒家正统思想，以蓄道德能文章为标准。劝人如此，自勉如此。
因此，欧阳修主张文章要发扬道统。在《答吴充秀才书》中他强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反对文士自认为“职于文”而“弃百事不关于心”。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他再次发挥了文学必须明道的观念。张秀才请他看古今杂文十数篇，固为为学有志，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他认为是不切实的。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据此可知他所谓好古，是以恢复光大孔孟之道为职志。欧阳修揭起了正统文学的旗帜。人们也推崇他道德与文章不偏废。自欧阳修以后，道学、功业、文章离开。二程、周、张得道学，王安石得政治，苏轼得文章、文艺。
古文派都以根柢六经为标帜，经术与文学合一，这当然也是科举制度发展的结果。不过比较起来，韩、欧、曾、王是古文与经术合一的。柳、三苏的思想并不纯粹。柳宗元有庄子、屈子的思想，苏洵、苏辙有纵横家的思想，苏轼参以佛老。
欧阳修一生嫉恶如仇，爱贤若渴。在政治上钦佩杜衍、富弼、范仲淹、韩琦几位贤臣。作《朋党论》，认为君子有朋党，以义为结合，是真朋党；小人以利结合，利尽则散，只是伪朋党。国君应该近君子党，斥小人之伪党。“朋党”并非恶名。当时政治斗争激烈，宰相擅权，往往借朋党之名，以排挤君子，故发如此论。欧阳修既景仰先辈，同时又为援引后进，不遗余力。古文家曾巩，笃道君子，出欧门下。王安石为曾巩同乡，欧阳修亦屡热忱予以奖掖。知贡举时，得苏轼卷，大为激赏，举为进士。欧阳修谓“吾当放出一头地”，许为将来文学第一人，在他自己之上。三苏皆与欧公善。北宋古文大家，称欧曾王苏（三苏），而欧阳修实为领袖。
欧阳修是宋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古文主张和他首创的古文运动，直到欧阳修的大力提倡，而完成之。此后骈文只是成为通行之公文与应酬文字。欧阳修有深厚的思想感情，而出之以和婉流畅的散文风格。他比之韩愈，又自不同。韩愈深厚雄博，但尚喜用古字，造句奇崛，雄健有余而流畅不足；欧公虽写古文，而选用平易习用的词汇，更明白易懂。苏洵在其《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一文作了比较：
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2]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欧阳修的古文运动，经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反对骈四俪六的浮华的骈文，一方面也反对钩章棘句、艰涩险怪的文章。其知
贡举时，痛抑钩章棘句派的士子。榜出，嚣薄之士，候修入朝，群聚诋斥之，街司逻卒不能止，至为发文投其家。但自是文风稍变。
欧阳修的山水文章，不单是纯粹的流连景物。有名的《醉翁亭记》，是一篇轻松愉快的抒情散文。全篇用“也”字为节奏，似乎是游戏之作，而非常自然，可代表欧阳修的散文风格。写了滁州山水，同时主要是写太守和人民“醉能同其乐”。《丰乐亭记》同为欧阳修做滁州太守时所作。两文内容并不徒流于风景之美，主题思想在于人民安乐（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能享小康的丰乐，然后刑省政闲，太守得以宴乐而享山水清福。与他主张的贤能政治有关，不失为贤太守的风度。《泷冈阡表》是他晚年在故乡泷冈为表父亲之墓而作的。主要以母亲平时所说他的父亲平素的为人，表扬父德。他的父亲是一位进士，历任州县判官、推官，宽厚有仁德；认真处理公事，决死囚狱，反复考虑，不愿枉死一人，爱护人民。因而有遗泽，使欧阳修得以享高官厚禄。这篇文章，虽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忠孝观念，而感情真挚，是应该肯定的。
欧阳修的古文，善于布局。虽平易实为经心之作。如《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有美堂记》《相州画锦堂记》，艺术性都强。《醉翁亭记》由滁说到山，山到峰，到泉，到亭，由大及小，然后谈山林的晦明变化。谈人，谈到太守宴，太守之乐反映滁州的太平无事。《丰乐亭记》述由乱到治，遗老尽亡，时代推移，归结于王化。《有美堂记》说山水与都会兼胜，唯杭州与金陵，而金陵荒废，独杭兼美。凡此皆宋人理路清楚，短文中有曲折布局，如山水画之美。有艺术性。在开创时代是新鲜的，后人学之便成为“古文笔法”的滥调了。
欧公长于史学。修《唐书》（与宋祁合作），修《五代史》，追慕司马迁，颇得《史记》笔力。他为朋友作墓铭，文集、诗写序、跋甚多，以表扬贤者。又搜集金石、铭刻，作《集古录》开考古金石学之先风。其《集古录目序》及《六一居士传》（仿白乐天《醉吟先生传》）表现其晚年之志趣。
欧阳修除古文外，亦善诗赋。赋不多，有《鸣蝉赋》和《秋声赋》等，深于情，而风格流畅，亦间用散语，已开宋赋作风。诗反西昆体，学韩愈、白居易。其《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是一篇代表作。他在秋天，从汴京出发南行，开始十句描写秋日旅途风景，颇似陶谢。下面转到怀念朋友，对苏、梅诗分别致叹赏及评论语。有比喻有议论，清切不肤泛，新鲜，不袭唐人。《啼鸟》诗是他在夷陵所作。贬于僻地，见春鸟乱鸣，感兴而作。描写许多鸟鸣，参差错落，极有风趣。其思想感情近白乐天，而语言不同。《食糟民》反映人民困苦生活，酿酒的人不能饱腹，反用酒糟来充饥。近白居易新乐府。其《赠杜默》诗云：“子盍引其吭，发声通下情。上闻天子聪，次使宰相听。”其作诗主张同白居易。
《明妃曲》二首与《庐山高》是欧阳修平生最得意之作。他醉后谓其子云：“我诗《庐山高》，今人不能为，惟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惟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则子美不能，惟吾能之也。”今观《庐山高》虽造句奇峭，意思不平，不及太白远矣。唯《明妃曲》二首确为佳作。现将《明妃曲》二首与李杜诗作一比较分析：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乎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
再和《明妃曲》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第一首叙明妃远嫁，以“风沙无情貌如玉”句致惋惜同情的情感。在西汉时国力强盛，呼韩邪单于来向汉表示归顺之意，故汉元帝以宫女遣嫁，表示和亲政策，联络感情。王昭君有美色，其远嫁匈奴的故事，成为诗歌、小说的题材。汉人与匈奴人生活不同，远离中原，女性是被压迫者、牺牲品，所以博得人民的同情。首先作《昭君曲》或《明妃辞》者有石崇的乐府，此后南北朝、唐代都有乐府辞，述昭君事。唐时有《昭君变》说唱变文。李白有《王昭君》二首，其第一首末云：
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第二首末云：
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前两句咏昭君故乡。后两句中以“青冢”对“紫台”，与李白诗以“青冢”对“黄金”略同。李杜诗均佳。因昭君既为众人作诗歌的通俗题材，写起来不易出色。而王安石、欧阳修咏昭君之诗，为宋诗中之杰作，均有深刻的说理与议论，为宋诗的特色。
欧阳修《明妃曲》第一首，多转折，愈转愈深。最后四句尤为创见。意思说，一般女子能弹昭君琵琶曲，而不能体会此曲悲哀情调。着重说明艺术是表现生活的，艺术不能脱离生活经验。唯有生活经验丰富，然后能体会艺术，表达出作者的感情来。第二首，初八句尚是泛写。“耳目所及”二句转入议论，议论精辟，亦是创造性见解。议论感慨，有老杜风格。批判汉元帝的糊涂，借以批判一般统治者的昏庸。后面再转入女色之不足恃，而慨叹于红颜薄命，立意均高。
此为和诗，故在此再与荆公原诗进行比较。王安石两首《明妃曲》意格高妙，更有创见：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不自持”指禁不住见昭君之美而有所动于心（参看《后汉书·南匈奴传》）。意态画不成，枉杀毛延寿，比写人又深进一层，言女子之美在乎体态，非画工可以画出，毛延寿亦枉杀也。极写昭君之美，非画图可表。意思突出独立。最后君不见长门闭阿娇事，以慰昭君，亦慨叹于女性的一般薄命。女性为帝王所玩弄，即使长在宫中，也不免失宠。第二首中“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豪放。最后四句亦是介甫独发之议论，不同众人。谓汉帝既不能知昭君，薄待她，则恩情浅。昭君能见重于单于，则胡恩深。人心贵得知心，何分汉胡，远嫁也没有什么。人谓介甫，不近人情，发此类激烈的言论。这样说，在对祖国的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不过后面“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以悲哀语作结，论昭君不幸之遭遇，并没有说昭君到匈奴后是得意的。此首大意同前首“人生失意无南北”语。
欧阳修诗近白居易，而开始变革，但不及梅圣俞、苏东坡之成熟。
欧阳修亦多作小词，与二晏并称欧晏。词集名《六一居士词》《醉翁琴趣外篇》。欧词继承花间一派婉丽作风，如《蝶恋花》数首。其中亦入《阳春集》，与冯延巳词混，不易辨明作者。欧词“六曲栏干偎碧树”（《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蝶恋花》）、“独倚危楼风细细”（《蝶恋花》）诸章，皆为名篇，情致缠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皆深情浯。
《踏莎行》结构极好。前半写行者，后半写居者。“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即景抒情，都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高度。
《六一词》中的《采桑子》若干篇，咏颍州西湖景物。写十二节令、七夕、重阳等景物，为时序小曲体。《渔家傲》咏荷花“年年苦在中心里”有古乐府风味。《浪淘沙》“把酒祝东风”篇，《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篇中之“绿杨楼外出秋千”句，皆为名篇名句。“绿杨楼外出秋千”，“出”字见精神。清代徐釚《词苑丛谈》卷四云：“李君实云曹无咎评欧阳永叔《浣溪沙》云，‘绿杨楼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后道不到处。予按王摩诘诗‘秋千竞出垂杨里’，欧阳公词总本此，晁偶忘之耶。”
总之，欧阳词高雅婉丽，出于花间南唐风格。欧晏词为北宋第一时期的词。欧公能自歌小曲，同时他的小词亦传唱于歌伎。
欧词一般写女性的多，较柔媚，似乎与“文以载道”的古文家身份相抵触。后来推崇他的人就辩解说这些词并非欧阳所作。曾慥《乐府雅词·序》云：
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
又蔡絛《西清诗话》云：
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煇伪作。
《名臣录》也说：
修知贡举，为下第刘煇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
这样的辩护是不必的。陶渊明高洁，有些悠然世外，但他写有《闲情赋》。这些不是什么玉瑕珠颣。在欧阳修当时，晏殊以刚峻见称，但词极柔弱纤媚；司马光和寇准那么耿介，他们的词也婉约而澹远。欧阳修写作这样的词自是不足为怪的。
王安石及其作品
王安石（1021——1086），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又封荆国公，学者称王荆公。政治改革家，亦是文学家。
父王益，在南北各地做州县官，官至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在二十岁以前跟着父亲到过许多地方。
1042年，中进士。
1047年，任鄞县知县。（兴水利，贷谷于农民。）
1051年（？），任舒州通判。
1055——1056年，任群牧司判官。
1057年，任常州知州。（计划开浚一条运河，受阻未成。）
1058年，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建议罢除江南东路的榷茶法，为政府所采纳。）
1060年，任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赵祯）《万言书》，仁宗并没有十分理会他。以后他在神宗朝的政治措施，主要根据他《万言书》中的主张。宋仁宗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加深。庆历三年（公元1042年）[3]，沂州（山东临沂）军士王伦起事，宋王朝认为是心腹大患。七年（公元1047年）贝州军士王则利用宗教组织起义，和当地农民结合，声势浩大，都反映了阶级矛盾。同时对辽岁纳金帛，对西夏赵元昊常有战争（1034——1044），西夏疲惫，宋的损失更为惨重。王安石的改革政治经济政策是为了缓和这两个矛盾。
1063年，仁宗死。赵曙继位（英宗），受曹后牵制，不能有所作为。1067年宋神宗（赵顼）即位。赵顼还不满二十岁，有志改革，求富国强兵之道。他在东宫时即闻王安石之名，十分景仰。1069年请王安石入京，参知政事。这一年，王安石四十九岁。
1069年，富弼任相，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实行均输法、青苗法。
1070年，王安石、韩绛为相。
1074年，王安石求去，罢相知江宁府。韩绛为相，吕惠卿参知政事。
1075年，王安石复相位，吕惠卿免职。
1076年，王安石免职，吴充、王珪任相。
王安石参政、执政（1069——1076）约计七八年，所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等一系列新法是为了解决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抑制兼并，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保护中
小地主、农民的利益，增加国家收入，增强边防力量。新法虽行，但遭到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保守派元老们的攻击与不合作，而执行上也未尽善，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朝野提出非难。反对者有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帮助执行新政的有吕惠卿、章惇、苏辙等，而吕惠卿暗中又排挤王安石，苏辙亦反复，转向反对党阵营中。
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但他本人也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他主要关注的是朝廷多收入，与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也有距离。所以王安石终于不安其位，1076年再次罢相，仍返江宁。
王安石罢居江宁城外，去钟山一半路途中，营建几间屋宇，成为小小家园，取名半山园，作经学著作及《字说》，写诗很多。
王安石罢相后，由王珪、吴充、章惇、蔡确、蒲宗孟、王安礼等人参政执政，继续推行新政，到1085年赵顼死。他的儿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赵煦还不满十岁，由母高氏临朝听政，起用反对新政最力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于是新政陆续罢却。
王安石在1084年曾得大病，（捐半山园作为寺，搬进江宁城内住）1085年神宗死，大为哀悼。听到司马光入相，担心新政的被罢，以手抚床，高声叹息。此后听到保甲、市易、方田均税法等一一罢免，尚默不作声。1086年春，募役法罢，差役法恢复，王安石十分愤恨，病体更受打击，忧愤而卒。
王安石是古文名家，他也佩服韩愈、欧阳修的文章。早年与曾巩交游甚密。曾巩常与欧阳修谈及，欧阳修深重其人，属为推奖。
王安石的思想是以孔孟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不过并非一个迂儒。他早年及中进士后，常在外方州县，了解社会现实情况。一方面推崇《周礼》《孟子》，一方面结合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况提出改革主张。王安石的学术著作和散文中都表示了他的儒家思想观念，并且对先秦诸子中的几家有所批评。他的文集里有《荀卿》《杨墨》《老子》《庄周》（上下二篇）诸篇。他批评荀子“载孔子之言，非孔子之言也”，认为荀卿不合圣人之道（与韩愈态度相同）。批评杨墨得圣人之一，而废其百者也。由杨子之道则不义，由墨子之道则不仁。其论老子曰：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出之自然；末者，万物之所以成，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老子以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不足为也，故抵去礼、乐、刑、政而唯道之称焉。是不察于理而务高之过矣。其论庄子曰：先王之泽至庄子时竭矣。庄子岂不知圣人哉，惟矫枉过正。
王安石愿做政治家与事业家，不愿做空泛的文学家。欧阳修有诗赠他，曰：“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以李白、韩愈做终身楷模。而王安石在《奉酬永叔见赠》诗中答云：“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言下似不以韩公为模范。他在《韩子》一诗里说韩愈“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对韩愈亦有微词，嫌其作空文太多。盖荆公一生以政治家自命，欲近孟子，不欲托空文以自见也。
王安石的古文，议论峭刻，根柢经术。风格如断岸千尺，绝无浮华。他说，作文有本意，如左右逢源（用孟子语），不必重文辞。“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上人书》）大文章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代表作，洋洋万言，提出了“改易更革”的主张。简短而又议论深刻的文章如《进说》和《材论》。前者攻击当时的科举制度重视诗赋，并不能得到才德之士，指出取士之法度与士之才德之间的矛盾。王安石主张用古道，重士之才德，主张废科举而兴学校教育；后者攻击统治者之不欲求人才，说明天下并非没有人才，在乎人君能求，能试用。文章层层深入，扫尽浮华，议论精到。
王安石的散文抒情意味少，即使如《游褒禅山记》这样的游记，也是借物言志，借物议论和说理，说明一种勇猛精进、百折不回的道理，以自警，同时希望此中道理有补于世也。可以喻学，可以喻政。短篇文如《伤仲永》着重言天才之不足恃，唯教育为重要。《读孟尝君传》评孟尝君不能得人才，只能得鸡鸣狗盗之徒。皆精辟，有独见。《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指责，据理以答，说明道不同，所操之术异，故意见不合，短而有力。
王安石以古文的笔调来写诗，格调高古，接近韩愈和欧阳修。荆公亦为不满杨亿、刘筠的西昆体者。多写古诗，用古文笔调，风格甚高。他从韩愈入，亦同欧阳修一派，亦欣赏梅圣俞。集中有哭梅圣俞诗，而叹惜于圣俞之终于穷困。前引荆公《韩子》诗有“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句，似是对韩有所不满。但“力去陈言”用退之《答李翊书》中语“惟陈言之务去”；“可怜”句即退之《赠崔立之》诗中“可怜无益费精神”一句，唯改“益”为“补”。而荆公之古文及诗，皆受韩愈影响，毋庸讳言。
《登飞来峰》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可见其立身之高，见识之卓，不为他人所蔽。王安石还有直接议论的诗，如《兼并》，以诗申说自己的政治主张，指出阶级矛盾，感之“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而归结“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他所主张的新法，即为抑制兼并而设，但因积重难返，还不能采取平均土地的措施。《省兵》一首也是在诗中发议论，而《拟寒山拾得》是在诗中讲佛理。这样的倾向在王安石诗中是较明显的，所以《宋诗钞》的编者说道：“独是议论过多，亦是一病尔。”
王安石的诗有许多爱融改前人成句。如改苏子卿诗“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梅》）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改李白“白发三千丈”为“缫成白发三千丈”。改王籍“鸟鸣山更幽”为“一鸟不鸣山更幽”。改王维“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书事》）为“山中十日雨，雨晴门始开”。改陆龟蒙的“殷勤与解丁香结，从放繁枝散诞香”为“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香”等，有的改得好，有的改得差。
王安石喜欢唐诗，曾编选有《唐百家诗选》。他有许多集唐人句的诗。《梦溪笔谈》云：“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语意对偶，往往亲切过于本诗。”这本来是文字游戏。他作词也集句，如《菩萨蛮》：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娟娟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王安石的古风，有名的如《桃源行》《明妃曲》。《桃源行》向往于劳动人民自由的、独立的、不受统治阶级剥削的社会。“虽有父子无君臣”，指出阶级社会为人类痛苦的根源，表现他的理想。王维的《桃源行》是杰作，但只是铺叙《桃花源记》，还杂有求仙思想。荆公此首从阶级矛盾方面着眼，更接触到本质问题。代表他在诗歌方面杰出成就的是《明妃曲》二首，议论独到，诗意不平凡，为大诗家手笔。为与欧阳修和诗作比较，在本章第二节已引用分析，此不赘述。
王安石的律诗，用字工稳。如“紫苋临风怯，青苔挟雨骄”“草长流翠碧，花远没黄鹂”。在五律里常常爱用叠字，如“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莽莽昔登临，秋风一散襟”。一般律诗的对偶都是很贴切的。叶梦得《石林诗话》曰：“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如《九日登东山寄昌叔》中有“落木云连秋水渡，乱山烟入夕阳桥”；《次春节答平甫》中有“长树老阴欺夏日，晚花幽艳敌春阳”。
荆公绝句气韵佳绝。他晚年居金陵十年中，诗的风格趋于闲淡自然，有“舒闲容与之态”，音调自然，内容恬淡。那时他在金陵钟山谢公坡筑室而居，自号半山，写了很多优美的闲适诗。“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如《北山》中“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表达舒闲容与的心境。《书湖阴先生壁》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新奇而自然。《钟山即事》中“一鸟不鸣山更幽”，《梅花》中“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南浦》“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江上》“江水漾西风，江花脱晚红。离情被横笛，吹过乱山东”皆入唐人意境。所以，黄鲁直说：“荆公之诗，暮年方妙。”“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石林诗话》）
王安石也写词，以《桂枝香》最有名，系金陵怀古之作，颇肃练而有气魄。《词林记事》卷四引《古今诗话》：“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独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
王安石的词集叫《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补遗》一卷。
王安石有《临川集》一百卷，《宋史》卷三百二十七有传。
词曲的发展和词的概况
提要：
一、宋诗承唐诗而变其风格，用散文笔法，参以说理。但宋代的词，最为发达。以抒情为主，情感热烈。词是文人结合乐府歌曲而产生的，接近于俗文学，加以提高发展，在诗外另辟一个园地。
二、词的定义：配合音乐歌曲的、有一定格律的、用长短句形式的歌辞。
词=辞。曲与辞的名称，古已有之，均为乐曲。唯宋词，或称小词，或称小曲，是唐宋乐府歌曲。
三、小曲源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小曲已近三百。从中唐起，晚唐五代文人已发展词（小令）。
四、词曲为各地民歌，各民族的乐曲，经乐府机关为教坊收集，配合乐舞而发展的。与伎乐的关系，为侑觞之小曲。文人引为文艺作品。俚曲淘汰，见于敦煌手卷（晚唐至北宋）。
五、词的产生缘于都市繁华，商业化的都市。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多歌伎。宋代的汴京、临安、扬州、成都等商业中心，奢华享乐的生活，太平景象。
六、唯唐代歌伎往往唱诗，如大曲中唱唐代诗人绝句，如《杨柳枝》等小曲也是七言绝句句法。到宋代大曲小曲均用长短句句法。
长短句是五七言的解放，同时词有格律，不但句法一定，平仄也讲究，又是一种束缚。在解放与规律中成为一个诗歌艺术的类型。
七、宋代歌伎的普遍。教坊伎：男乐工、女歌唱者。男伎，女伎。官伎：各州县的官伎。家伎：民间伎女，乐户，酒楼茶馆的卖唱者。俚曲必定很多，词牌亦必定很多。不过现在保存下来的词，都是文人高雅的作品而已。
八、文人为歌伎作小词风气的普遍。举苏轼、欧阳修、晏几道为例。
柳永的流连坊曲，专作词曲，为词曲专家。
九、词的体制。小令，中调，长调。
令，引，近，慢，犯（大曲摘遍，集曲）。
十、词的思想内容。词原来是俚俗小曲，最初抒写共同的感情，以相思、别离、四季景物、及时行乐为题材。后来才扩大它的内容，变成抒写个人感情的词，加入咏怀式的思想内容（主要是苏轼以后）。
十一、北宋文人词的分期与前期词人。
宋代文人在韵文方面，也可以说在诗歌方面，另外开辟了一个园地，就是词。词是以抒情为主的小曲。入乐歌唱的。歌曲是最能抒情的，无论合唱的歌、独唱的歌，强烈地抒发人的感情。合唱的抒发了集体的共同的感情，起共鸣作用。独唱的歌曲，倾诉内心的激动，类乎戏台上的独白。宋人的词，性质同于前代的乐府歌曲，不过体制短小，专以抒情为主，不像前代乐府歌曲有长篇叙事的。（连章应用词来叙事，也须夹杂散文。）
宋人称词为小词，也称小曲，也称曲子。就其文词而言，谓之词；就歌曲整体来称呼，称它为小曲，或曲子。属于乐歌的范围。宋人通称词曲，原无分别。在文学史上硬把金元以后的新生俗曲称曲，而把宋代的曲词称词。那是文学史上的名称。
曲的名称原来就有，例如汉代有相和曲、清商曲等。配合琴的称琴曲，配合琵琶的又有琵琶曲。那是指某一大类的歌曲。个别的歌曲如《襄阳曲》《乌栖曲》《明妃曲》等，或为歌曲或为诗篇的名称。至于词的名称也自古有之，例如配合《陇头歌》的称《陇头歌辞》，配合《折杨柳歌》的称《折杨柳歌辞》。歌咏木兰的，称《木兰辞》。词与辞同义，即歌曲的文辞部分，特称之为辞或词。
词起于唐代。唐明皇时代的教坊乐曲，有许多的小曲。这些小曲的来源是各地方的民歌小曲、各民族的音乐歌曲。音调曲折动听，所用的歌辞主要是长短句体，不是整齐的五七言诗体。文人开始替那些小曲作词，是白居易、刘禹锡、温庭筠、韦庄等。所以说这些小曲大量收罗采集到乐府机关里，是始于盛唐，而文人为这些小曲作词，是始于中晚唐时代。到宋代便普遍流行，成为文学体制的一个大类。
词是乐府歌曲，但是有它特殊的形式。假如我们要给词一个定义，便是词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有一定格律的、长短句形式的歌词。歌词随每个乐调的声音曲折而变化其句法，获得一定的语文上的格律。单说词是长短句的诗是不够的，譬如汉乐府、李白的诗往往参差错落，可不是后来的词体，因为没有一定的格律。所谓词，每一调有一个词牌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等，都是乐曲的名称，有一定的句法和格律。不但管句法，并且管着平仄，不依它便不入乐，不好歌唱了。五七言诗，句法整齐，到词体发达，采用长短句的格式，并且能够运用新鲜活泼的语言，是一种解放，可是同时每个词牌又有一定的格律。一边是解放，一边又有束缚和规律，艺术性就在这里。本来诗歌是格律化的语言。没有音乐性的回旋曲折，就不成为诗歌了（古典的诗歌原理在此）。
唐代的教坊乐曲，有小曲、大曲。大曲如《甘州》《凉州》《伊州》《水调》《六幺》等。采用五七言绝句入内歌唱。小曲如《菩萨蛮》《调笑令》《抛球乐》等，都用长短句词。小曲也已到三百之数。到了宋代教坊曲，无论大曲小曲都用长短句形式的诗句，这类的歌词总称为词。
唐代文人的诗有采入歌曲的，如王昌龄、高适的绝句，白居易、元稹的诗。然而到了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山谷的诗都不可以入乐歌唱（部分的可以倚琴而歌）。他们另外写许多小词，同样地可以入乐歌唱。他们写诗是一个态度，写词又是一个态度，例如黄庭坚的诗是高古派，可是他的词却是非常俚俗，尽量用俗言俗语的。
词曲在当时是俗文学，大众化的文艺。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市井小民，都喜欢作词唱曲。本来民歌杂曲，散在各地，那是人民的文艺。不过那些歌曲，少人注意，没有能收集起来。宋词之所以发达，是都市繁华，伎乐发达所致。伎包括男伎、女伎、乐工和歌唱者。合乐和歌唱的不分男女，不过基本上歌唱的以女性为主，而合乐的是男乐工。歌伎有教坊伎，承应宫廷宴会歌舞的；有家伎，豪门贵族的家伎；有官伎，各州县承应官场酒席宴会的伎女；有民间的伎女，在酒楼、茶馆、勾栏中卖唱的，而部分民间伎女也编入乐户，要承应官差的。所谓小令，多数是歌伎所唱的小调，劝酒的歌曲（所谓侑觞之曲），酒令之一种。喝酒时唱曲劝酒。当时士大夫酒席应酬往往为歌伎作小词。例如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有一次府僚湖亭高会，群伎皆集。独秀兰不来，营将督之再三乃来。府僚皆不悦。其时正值初夏，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献座上。东坡为作《贺新凉》一曲，使秀兰歌之，于是府僚大悦。即“乳燕飞华屋”一首名篇也（《古今词话》）。东坡有一习惯，如果遇到知己朋友来访，他接待清谈。假如不很知己的官僚来，往往设宴招待，请些歌伎来唱歌尽欢，敷衍一番，终席不大交谈。再例如欧阳修奉使契丹，回到北京。其时贾文元公守北都，设宴招待，使官伎办词以劝酒，伎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嘱之，伎亦唯唯。公叹以为山野。既宴，伎奉觞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欧词也（《后山丛谈》）。可见欧公之词，贾昌朝并未知道，而歌伎却很熟悉，亦可怪也。此虽出于小说，未必可信，但此事可能有的。足证当时士大夫设宴，伎乐普遍，而欧公词亦流传广远耳。又例如晏几道有《小山词》集，他自叙云：往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工以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付之，吾三人听之为一笑乐（《碧鸡漫志》）。士大夫生活无聊，陶情歌曲，因此产生了这类词的文学。至于柳永，他一生沉溺在坊曲声色中，度他的浪漫生活，成为词的专家、填词的能手。坊曲中有新声，即请他填词。柳词普遍流行。西夏归朝官云，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耆卿词。在开始时，词基本上是歌伎劝酒之曲。这个风气还是从唐代长安来，到了宋代更盛。
词的体制。词按长短分为小令、中调、长调，又按音乐节奏分为令、引、近、慢、犯，此外还有大曲摘遍、集曲等。
旧说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始自《草堂诗余》，分小令、中调、长调，后人因之，约略云尔。）（钱唐毛氏因而如此分划。）其实很牵强，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亦有六十字者，将为小令乎？抑中调乎？又如《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名之为中调乎？抑长调乎？（《万氏词律》）
至于小令与慢词，则实有区别。晚唐五代词皆为小令，慢词未起，慢词起于北宋年间。慢词有与小令同名，似由小令加拍改为慢曲者，如《浪淘沙》是小令，有《浪淘沙慢》，《江城子》有《江城子慢》。亦有与小令无关者，如《扬州慢》《石州慢》《苏武慢》等。小令有称为令曲者，如《如梦令》《婆罗门令》《六幺令》等，多数不标令字，如《菩萨蛮》《浣溪沙》等。体制短，产生的时代早（称令、称子、称曲等，大概是小令）。
令、引、近、慢、犯。慢、犯皆慢词。引、近介乎令、慢之间（此类曲多数被视为中调）。
引如《清波引》《青门引》《婆罗门引》（唯《云仙引》长至九十八字）。
近如《荔枝香近》《祝英台近》。
犯如《玲珑四犯》《尾犯》（九十四字）。
词的思想内容。词原来是俚俗小曲，它的思想内容局限于相思、离别、欢情。如敦煌卷子里的词，反映商业文明和边疆作战，男女不安定的爱情生活，以女性的生活感情为主。词最能反映封建时代女性的感情。有它的现实性和人民性。不过词句是俚俗的。宋代的词，数量既多，题材也很丰富，大概说来，有相思、离别、欢情、四时节令、四季景物、咏物。在太平时代反映都市繁华，一般人的及时行乐思想；在乱离时代，反映对过去生活的痛苦回忆。实际在苏轼以后，词的内容便已经扩大，有咏怀、怀古、登临山川、朋友赠答等，脱离了情歌的内容，脱离了女性的生活感情，变成文人士大夫的抒情歌曲了。
北宋的词曲，其真正属于民间文艺的俚俗小词，都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名家的作品和名家的词的专集。若干首无名氏或非名人的作品，见于词话所收罗的，数量极少，内容也不特殊。大概是文词可观的作品。
宋代的文人词，可以分为几个时代，就北宋一期说，可分三期：
1. 欧晏时代 小令时代。
2. 柳永时代 慢词渐盛。
3. 周邦彦时代 大制慢词，讲究音律。
宋初出现于词坛的有几位达官贵人，如寇准、韩琦、晏殊、宋祁、范仲淹、欧阳修。其中范仲淹虽则寥寥几首，风格极高，如《苏幕遮》《渔家傲》《御街行》。《渔家傲》的“将军白发征夫泪”，沉郁悲壮，可以与王昌龄、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比美。《苏幕遮》的“碧云天，黄叶地”一首，竟已为王实甫《西厢记》送别一折的蓝本。《御街行》的情致也很深。可说是不同凡响。有范仲淹的思想抱负方始可以写出这样的词来。
晏殊（同叔）（991？——1055）江西临川人。仁宗时宰相。诗文接近李商隐、杨亿一派，以典雅华丽见长。《珠玉词》一百二十余首。如《浣溪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如果放在七言律诗里嫌纤巧，放在词里却很大方。诗词的体制和意境各有不同。如《木兰花》（又名《玉楼春》）的“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达而深。
欧阳修有《六一词》和《醉翁琴趣外篇》。欧词接近南唐的冯延巳，有些《蝶恋花》和冯延巳的《阳春集》中词，彼此两见，混杂不分。欧词未脱小令时代，承继《花间集》和南唐词的风格。这类写柔情的小词，是为适应伎曲而作的，同时也是抒发某方面的感情的作品。假定是体贴女性的生活感情的，并不是他自己写他的爱情生活。例如“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绝非苍颜白发颓乎其中的一个醉翁。常常对镜看花，乃是设想美女的多情。他的词既能体贴女性的柔情，所以入之歌曲也是非常适合的。
晏几道（晏殊之子），字叔原。有《小山词》。他的词多有古乐府意味，颇近《花间集》，温韦遗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桃花扇》剧本摘取此三字，创造情节。而此《鹧鸪天》一调，后半阕尤佳。老杜诗：“夜来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此是诗，并且是夫妇的感情。至如“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则确乎是词，是小曲中的语言，是恋人的感情，不一定是夫妇了。和杜诗的表现手法，有些相同，也是脱胎换骨。不过这不是文学书本上学习来的，乃是体贴人情的真切。
苏轼的散文
苏轼是古文家。唐宋八大家，三苏占其三。
苏轼的散文和欧阳修不同，前者自然奔放。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文笔奔放，思想解放，成为苏轼散文特殊的风格。
苏轼的散文很多，有议论文，有抒情文。议论文有政论和史论。政论如《决壅蔽》，揭露当时政治弊端。史论如《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六国论》等。也有评论荀卿、韩非等的文章。小传文字，如记其朋友陈慥的《方山子传》。碑铭文章以《潮州韩文公庙碑》《表忠观碑》为代表。
苏轼散文中艺术价值高、颇有独创意味的是游记、亭台记，如《石钟山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宝绘堂记》《灵璧张氏园亭记》《李氏山房藏书记》等。这些杂记，或抒情，或议论，有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风格。
作为苏轼抒情佳作，最脍炙人口的是著名的《赤壁》二赋。赋介于诗与散文之间，是有诗意的散文，也是散文化的诗篇。苏文是散文化的赋，流动，不呆板用韵，挥洒自如，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高峰。赤壁山在湖北嘉鱼县东北，周郎破曹兵之地。而东坡所游，实为湖北黄冈县城外之赤鼻矶，俗传亦为赤壁。《赤壁》二赋，东坡在黄州所作。他从御史台狱出来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赋中一无牢骚语，非常达观。《前赤壁赋》开首写月夜游江。二三知己，泛舟于赤壁之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借月光水色，发思古之幽情。洞箫客箫声呜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触景生情，忆古思今，感叹人生的飘忽无常，求仙与功业两虚。由长江之永恒，哀人生的短暂、飘忽。比之古诗《青青陵上柏》中所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此情此景，具体感人。面对洞箫客的感叹，苏子以水月取比，见物之无穷。水不断流去，而江水源源不断，月或缺或圆，但月永远存在。说明万物变化不断是其常态，同时又是永恒的、不变的，这是矛盾的统一。人生天地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一毫而莫取”，这样，清风为声，明月成色，就能“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矣。《赤壁赋》中苏子与客咏《诗经》、歌《楚辞》，引经据典，从容自然，足见其古典文学造诣之深。其形象的描写，使读者飘飘欲仙，达到一种超然的境界。苏辙谓“子瞻之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仿佛屈原、宋玉之作，汉唐诸公皆莫及也”，是一种有见地的评价。此篇最为一般人所传诵。“东坡两游赤壁”也成为象牙雕刻、绘画等的题材。
他的自由主义和无可无不可的精神，见于他所作的《灵璧张氏园亭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然士罕能蹈其义赴其节。处者安于故而难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违亲绝俗之讥，怀禄苟安之弊。”士的这一阶层的矛盾，他这样解决，以义为依归，一方面对国家有责任感，一方面也不违己强求。这是在湖州时所作。后来他更其佩服陶渊明的态度，欲仕则仕，欲隐则隐。可是他的时代和渊明时又不同，宦海生涯，欲隐不得。因此他有随遇而安的思想。
他对于人生的看法是人生如寄。尘俗的事务不能不做，要想法摆脱，此外有艺术的世界，是永久的、无尽的，可在其中求解放自由。因此他认为一生乐事，就在乎作文章。“某平生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日喻》用浅显生动的比喻，说明学以致道的道理，批判士人不深入学习的风尚。“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扣盘扪烛，成为典故。接着文章论断“道可致而不可求”，“君子学以致其道”。譬如游泳一样，日与水居，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所以，人不可不学而求道。
东坡有《东坡志林》五卷，《仇池笔记》二卷，所收笔记、杂感、小品、史论一类文字。其文或长或短，无不意能称物，文能逮意。其《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十字，而饶有风趣。
他的散文，有政论、奏疏，有史论，有碑记、墓志铭、行状、祭文等，都是认真作的。又有抒情小文，游戏之作，那是最自由解放的，如《超然台记》《赤壁赋》《方山子传》等，以及《志林》。这些作品和通俗文学很接近，开晚明小品文一派。
苏轼散文艺术价值高，广为传诵，成为后人学作文章的典范。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中说：“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
苏轼的诗
谈到诗，一般人都推崇唐代，推崇李杜。我们说，唐代之后，李杜之后，也还有诗，有诗人。宋代的诗歌是有它的成就的。北宋的大诗人是苏轼，南宋的大诗人是陆游。
宋初，欧阳修、梅尧臣和王禹偁的诗，已开宋诗的新面貌。诗里有议论，有散文化的倾向，语言比较朴素。他们可以说是宋诗的先驱者。他们的诗和唐诗不同，但在风格上还接近唐代，由韩愈、白居易变来。真正能代表宋诗面貌的是苏轼。苏轼在诗歌方面超过了欧阳修，为北宋的代表性诗人，有特殊的成就。
苏轼的诗，数量多，超过了李白、杜甫，内容丰富，风格多变化，其题材丰富、广阔。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有描写山水、人物、动植物的诗，有朋友赠答、记述生活琐碎的诗。兼长古诗与律诗，也兼长描写、抒情、说理三方面的技巧。
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矛盾的诗，如作于湖州任上的《吴中田妇叹》。湖州本来物产丰富，但人民深受残酷的剥削，生活是很痛苦的。此年多雨，年收不好，“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后来天晴了，能够有些收获，载米入城，而米贱，“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不能不“卖牛纳税拆屋炊”，而“官今要钱不要米”。当时西北有战争，“西北万里招羌儿”，而朝廷上多酷吏，“龚黄满朝人更苦”。结句是“不如却作河伯妇”，田妇走投无路，只有投河自尽了。这首诗曲折地写出太湖流域农业生产力最高的地区农民的痛苦生活，和梅尧臣等的诗的作风相同。《戏子由》一诗，很深刻地述说做官之人和人民对立的苦衷，诉说他做官鞭棰小民的自疚。《山村五绝》讽刺盐法与朝廷新法在执行中的为民之害。原有五首，其中三首讽刺时政。第一首说盐法太严，使民铤而走险，结伙伴，贩私盐，持刀械，与官为敌；第二首说官盐太贵，使民吃不起盐；第三首说放青苗钱农民不得实惠，而农民常因事进城，小孩们也常住城中，荒了农事。苏辙为苏轼写的《墓志铭》中说：“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这类便是“托事以讽”的例证，都有现实意义的。这与白居易的讽喻诗同一作用，但苏轼这类诗歌并不多。
《于潜女》是一首人物描写的诗，写农村妇女之美，非常生动可爱。
苏轼在黄州东坡，曾躬耕其中，垦辟之劳，筋力殆尽。曾作《东坡八首》，又种蜀中元修菜种子于东坡，作《元修菜》诗。在儋耳时有《籴米》诗，“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诸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
以上诗均可表现他热爱人民、重视和关怀劳动人民、自己亦爱好劳动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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