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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效推动医学心理学和心理治疗进一步发展的，是患者迫切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问题。医学作为一门科学，一直以来都避免涉及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心理问题。虽然患者有迫切的需要，但它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立场，其依据的假设还是有些道理的：心理问题属于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不过，医学最终还是不得不扩大其范围，将实验心理学也囊括其中，就像它曾经也不得不一再借鉴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分支的内容一样————鉴于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同质性。
我们自然应该让这些从别处借鉴来的科学分支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我们可以这样描述这一变化的特征：科学本身不是目的，科学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可以应用到人类身上。例如，精神病学（psychiatry）让自己从实验心理学的百宝箱中脱离了出来，从那个被称为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精神病理学是对复杂心理现象进行的研究的统称————的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精神病理学有一部分建立在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发现之上，另一部分则建立在神经病学的发现之上————神经病学这一研究领域最初包括了所谓的心因性神经症，而且在现在的学术用语中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训练有素的神经病学家与心理治疗师已经有了很大的分歧，这个分歧最早可以追溯到对催眠术的研究。这一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神经病学家专门研究的是器质性的神经疾病，而心因性神经症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器质性疾病。心因性神经症也不属于精神病学范畴，因为精神病学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精神病或心理疾病————而心因性神经症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心理疾病。相反，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独特领域，它们具有许多过渡形式，这些过渡形式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了心理疾病，另一方面则指向了神经疾病。
神经症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产生的原因是心理方面的，而且其治愈完全依赖于心理疗法。我们对这个特殊领域从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两个方面进行界定和探索，所发现的结果非常不受医学科学的欢迎：心理是疾病的病源和原因。在19世纪，医学改变了其方法和理论，将自己塑造成了一门自然科学学科，而且，它还采信了自然科学的基本预设：物质因果论。从医学的角度看，心理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而且，实验心理学也尽其所能地将自己塑造成一种没有心理的心理学。
但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明确地告诉我们，心理神经症的症结就存在于心理因素之中；心理因素是导致神经症病理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心理因素是独立存在的，就像我们承认其他致病因素（例如，遗传、体质和细菌感染，等等）是独立存在的一样。一切想用更为基本的物理因素来解释心理因素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但若试着用驱力或本能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生物学中借鉴过来的————来界定心理因素，则成功的可能性会增大一些。众所周知，本能是可以观察到的生理冲动，可以追溯到各个腺体的机能，而且，经验表明，本能能够制约或影响心理过程。因此，若想探索心理神经症的具体发病原因，难道还有比从研究那种可以用药物进行干预或治愈的腺体活动紊乱入手，而不是从神秘的“灵魂”概念入手，从而治愈冲动的紊乱更为令人信服的方法吗？事实上，弗洛伊德正是依据这个观点，创立了他的著名理论，根据性冲动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阿德勒同样也求助于驱力的概念，根据权力冲动的紊乱来解释神经症。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与性驱力概念相比，权力冲动这个概念距离生理学更远，更具有心理学的性质。
我们仍不能从科学的意义上很好地给本能下一个定义。本能可以用来描述极其复杂的生物现象，但它所描述的内容却十分模糊，且数量未知。在此，我并不是想对本能概念作批判性讨论。我想考虑的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心理因素仅仅只是各种本能的结合，而本能又可以还原为腺体的功能。我们甚至还可以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切被称为心理的东西，甚至都被包含在了本能的总体范围内，因此，心理本身便只是一种本能或本能的聚合体，归根结底，它都只不过是腺体的功能而已。这样一来，心理神经症就成了一种腺体的疾病。不过，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而且目前也没有发现哪种腺体分泌物能够治愈神经症。另外，太多的错误教训告诉我们，治疗器质性疾病的药物（organic medicine）是无法治愈神经症的，而心理治疗的方法可以治愈神经症。这些心理学方法颇为有效，起到了我们原本期望腺体分泌物能够起到的效果。因此，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们的经验所表明的，如果想要改善或治愈神经症，就不能从不可改变的因素————腺体分泌物————出发，而要从心理活动出发去加以思考，也就是说，必须把心理活动当成一种现实。例如，对患者说一句恰当的解释或安慰的话语，就可能会产生类似于治疗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会影响腺体的分泌。诚然，医生的话语也“只不过”是“空气的振动”，但却是一组与医生特定的心理状态相对应的特定的振动。只有当医生的话语传递了某种意义，或者具有某种重要性的时候，这些话语才会产生治疗的效果。能产生治疗效果的，其实是话语的意义。“意义”（meaning）是一种属于心理或精神领域的东西。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说它是虚构出来的东西。但是，意义却使得我们能够影响疾病的进程，它通常比化学药物有效得多。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它来影响身体中的生物化学过程。不论这种虚构出来的意义是从我们体内自发产生，还是通过人类的言语从外部传递给我们，它都能够让我们生病，或者治愈我们的疾病。虽然我们可以肯定，虚构、幻觉和见解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最不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心理领域，甚至在心理生理领域，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它们更为有效。
正是在承认这些事实的基础上，科学才发现了心理，而我们现在为了表示敬意，必定要承认其真实性。事实证明，驱力（或者说本能）是心理活动的前提条件，但与此同时，心理活动似乎也能制约本能。
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是以驱力为基础的，这绝不是在指责他们，其唯一的不足在于其片面性。它们所代表的都是那种忽略了心理的心理学，只适合那些自认为没有精神需求或渴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医生与患者都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尽管与以往从医学的视角探讨这个问题的取向相比，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更接近于神经症的根源，但是，它们仍然无法满足患者更为深层的精神需求，因为它们只关注驱力。它们仍然囿于19世纪的科学假说，而且，过于不证自明了————它们极不重视虚构的和想象的过程。总之，它们没有赋予生活足够的意义。而只有有意义的事物，才能让我们获得自由。
日常的理性、明智的人类判断以及通过总结常识而获得的科学，当然能帮助我们走过人生旅程的一大部分；但是，它们超越不了人类生活的边界，因此，我们只能生活在平凡的事实和平淡无奇的事物之中。毕竟，它们无法为有关精神上的痛苦及其最具深刻意义的问题提供答案。我必须这样理解：一个人之所以患上心理神经症，是因为找不到生活对他而言的意义，从而感到非常痛苦。然而，精神领域的一切创新以及人类心灵的每一个进步，都来源于一种精神痛苦的状态，而导致这种痛苦状态的，是精神的停滞和心理的贫瘠。
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的医生，才能看到展现在他眼前的这片领域，他战战兢兢地向这一领域靠近。现在，医生必须虚构出一些具有治疗作用的话语传递给患者，帮助他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因为这是患者渴望获得的东西，远远超出了理性和科学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患者正在寻找的是一些能够控制住他、能够给他那个患了神经症的混乱头脑赋予意义和形式的东西。
医生担得起这一重任吗？一开始，医生很可能会把患者移交给牧师或哲学家，或者把患者丢弃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混乱困惑之中自生自灭。作为医生，他并不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生观，因为他的职业良心不曾对他提过这样的要求。但是，当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患者生病的原因，当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会生病，是因为他的生活里只有性，没有爱，当他看到他的患者之所以没有信仰，是因为不敢在黑暗里摸索，当他发现他的患者之所以失去了希望，是因为世界和生活浇灭了他的幻想，当他发现患者之所以缺乏理解力，是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人生有何意义，那么，此时，医生应该怎样做呢？
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患者会断然拒绝去请教牧师。他们甚至更不愿意去咨询哲学家，因为哲学历史的问题他们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在他们看来，知识的问题似乎比沙漠更为贫瘠。不仅能对生活和世界的意义侃侃而谈，而且真正拥有这种意义的伟人和智者真的存在吗？人类的思维构想不出任何体系或终极真理，从而给患者提供其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也就是，信仰、希望、爱和洞见。
信仰、希望、爱和洞见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四种最高成就，它们是上天恩赐的礼物。既不能教授，也不能学到；既不能给予，也不能索要；既不能压抑，也不能赢取。因为它们来自于经验，是某种被赋予的东西，因而超出了人类的想象。经验是不能制造出来的。它们是自然发生的————不过幸运的是，它们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而只是相对独立。我们可以慢慢地靠近它们————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人类力所能及的。有一些途径可以让我们更接近生活经验，不过我们应该谨慎，不要轻易把这些途径称为“方法”（method）。“方法”一词本身就会产生抑制的效果。而且，通往经验的道路是没有捷径的，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冒险活动。
因此，医生在试图帮他满足对他提出的这些要求时，便遇到了一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医生应该怎样帮助患者获得能带来解脱的经验，以使患者获得上述四种恩赐的礼物，并治愈他的疾病呢？当然，我们可以心怀最大的善意，好言劝慰患者去拥有真正的爱、信仰、洞见和希望；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温和的训诫，劝他“了解你自己”。但是，在患者获得经验之前，他又怎能获得那些只有经验才能赋予他的东西呢？
扫罗（Saul，即圣保罗信教之前的名字）的皈依，既不是因为真正的爱，也不是因为真正的信仰，更不是因为其他任何真理。而完全是因为他对基督徒的恨，使他踏上了去大马士革（Damascus）的路，正是这个决定性的经验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他之所以获得这样一种经验，是因为他深信他曾经走的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这就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去解决那些我们很难严肃处理的人生问题。同时，这也给心理治疗师提出了一个他和牧师都要面对的问题：善与恶的问题。
事实上，最应该关心精神痛苦这一问题的是神父或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之所以首先去咨询医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生病了，而且，某些神经症症状至少也可以用药物来缓解。但是另一方面，即使患者先去咨询牧师，他也不可能让患者相信他的毛病是心理上的。一般而论，牧师缺乏专业的知识，所以诊断不出导致疾病的心理因素，而且，他的判断也没有任何权威性可言。
然而，有一些人虽然清楚意识到了自己的疾病是心因性的，但却拒不求助于牧师。他们不相信牧师真的能帮助他们。这些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相信医生。其实，他们不相信医生和牧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医生和牧师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常常都两手空空，甚至更糟糕的是，在说着一些空话。我们不能指望医生会对有关灵魂的终极问题发表任何高见。患者若想获得这样的帮助，应该求助于牧师，而不是医生。但是，新教牧师却常常发现自己面对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不得不处理天主教神父无须面对的一些实际困难。最重要的是，天主教神父背后有天主教会的权威作为靠山，而且，他的经济地位相当稳定、独立。新教牧师则与此相去甚远，他可能已经成家，故而需要担负养家之责，如果他无此能力，也不能指望得到教区的资助或被送进修道院。但是，如果一位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一名耶稣会信徒的话，他甚至可以自由地采用现代的心理学学说。譬如，我知道，我本人的著作在还没有任何新教牧师认为值得一读时，罗马的神父们早就已经认真地研读了它们。
我们已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德国新教教徒的大量流失仅仅只是许多征兆当中的一个，牧师们应该从中看到，仅仅劝导人们要有信念，或者劝诫人们行善，并不能让现代人得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许多牧师从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或阿德勒的权力理论中寻求支持和实践指导，这一事实令人大为吃惊，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对精神的价值持敌意的态度，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它们都是不涉及心理的心理学。它们都是理性的治疗方法，实际上会阻碍人们去领悟经验的意义。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心理治疗师都是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的学生。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患者都必然会远离一种精神的立场————对于一个已经从内心领悟到精神之价值的人来说，这一事实绝非无关紧要。当前，对心理学的兴趣就像一股浪潮席卷了欧洲的新教国家，而且这股浪潮还远远没有退潮的迹象。这与基督教信徒也在大量流失的现象是一致的。在此，我想引用一位新教牧师的话，他说：“现在人们都去看心理治疗师，而不去找牧师了。”
我深信，这句话只适用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而不适用于广大群众。不过，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点，即大约要到20年后，普通大众才会开始思考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今天所思考的问题。例如，当毕希纳（Buchner）的《力与物质》（Force and Matter）一书成为德国公共图书馆中最受欢迎的书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差不多已经将它抛到脑后20年之久了。我相信，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最为感兴趣的心理学问题，明天将会让每一个人都感兴趣。
我想请大家注意下面这些事实。在过去的30年中，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有人曾来找我咨询。我治疗过数百位患者，其中大多数是新教教徒，少数是犹太人，而信奉天主教的不过五六个。而在我的患者当中，年逾中年者————也就是说，35岁以上的患者————几乎每个人的问题最终都得借助于一种宗教的人生观方能解决。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些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每个时代流行的宗教给予其信徒的东西，因此，治疗需要帮助他们重新获得宗教观，否则，就不能真正治愈他们。当然，这与某种特定的信条或教会的成员资格没有什么关联。
这样一来，展现在牧师面前的便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了。但是，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当代的新教牧师看上去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心理需求。对牧师和心理治疗师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正好可以联合起来去迎接这个伟大的精神任务。
在这里，我还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以说明这一问题与我们每个人的关联是多么密切。大约两年以前，在瑞士的阿劳（Aarau）举行了一次基督教学生会议，大会的领导曾当面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精神痛苦的人是不是更愿意去看医生，而不是找牧师，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何在？这是一个非常直接而又具体的问题。当时我只知道，我的患者显然是选择了看医生，而不是找牧师，但除了这一事实以外，我别无所知。在我看来，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我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于是，我通过我所认识的人，对我所不认识的人展开了一项调查；我设计了一些调查问卷，分发给瑞士、德国和法国的新教教徒以及少数天主教教徒填写。就像下面的概括性总结所表明的，调查结果非常有趣。新教教徒中有57%倾向于看医生，但天主教教徒只有25%；新教教徒中仅8%倾向于求助神祇，而天主教教徒有58%。这些是做出明确选择的人。此外，新教教徒中大约有35%选择了不能确定，而天主教教徒中只有17%。
选择不去教堂咨询牧师的理由，一般是因为牧师缺乏心理学的知识和洞察力，有52%的人是这样回答的。有大约28%的人认为牧师的观点有偏见，而且表现出一种过于教条、传统的成见。奇怪的是，甚至还有一位牧师也决定去看医生，而另一位牧师则恼火地反驳道：“神学与给人治病毫无关系。”此外，参与问卷调查的牧师的所有亲属都声称他们反对去咨询牧师。
鉴于这项调查只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此，它就像是风中的一棵稻草，我们不能从中得出普适性的结论。而且我确信，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会有不同的反应。不过，我倾向于接受这些结果，认为它们或多或少准确地反映出了受过教育的人的观点，而且大家都知道，受过教育的人对教会或宗教事务越来越漠不关心，这就更加印证了这一点。此外，大家不要忘了我在前面曾提过的那个社会心理学真理：一种普遍的人生观从受过教育的阶层渗透到没有受过教育的群众中，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例如，20年前，甚至10年以前，谁敢预言像西班牙这样一个天主教势力泛滥的欧洲国家，会经历眼下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精神变革呢？然而，它却像山洪一样爆发了。
在我看来，随着宗教生活的衰落，神经症的发病率却明显升高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计数字来证明实际增长的数量。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那就是，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人们的心理状态都显得极度失衡。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神经紧张、观念混乱、方向迷失的时代。我的患者来自于许多国家，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之所以来找我，并不是因为他们患上了某种神经症，而是因为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或者是因为一些就连今天的哲学和宗教都回答不了的问题而倍感痛苦。有一部分患者或许以为我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不得不马上就告诉他们，我也一样解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实际的思考。
让我们以一个最为普通、最为常见的问题为例来加以说明：我的生活，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究竟意义何在？今天的人们认为，他们太清楚牧师将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牧师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一想到哲学家的答案就会忍不住发笑，而且，一般来说，他们对医生也不抱太高的期望。但是，从分析无意识的心理治疗师那里，人们毫无疑问会学到些什么。除了其他东西以外，他们或许可以从自己的心灵深处挖掘出生活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而任何一个头脑严谨的人，在听到心理治疗师说他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时，一定会感到很放心。这样的告解，常常是患者对治疗师产生信任的开始。
我发现，现代人对传统观念和历代相传下来的真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反感。现代人是认为过去的一切精神标准和形式都已失去了有效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Bolshevist），因此，他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经济领域中所做的一样，也想在精神世界里进行实验。一旦遭遇这种现代的态度，任何一个教会体系，不管是天主教、新教、佛教还是儒教，都会陷入危险之中。在这些现代人当中，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本性就非常喜欢诽谤他人、极具破坏性，且刚愎自用————一些心理不平衡的怪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喜欢一窝蜂地追随各种新潮流，希望至少能有一次只用较低的代价就能弥补自身的不足，但其中大部分都对这些运动和事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用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也遇到了许多现代的男女，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病态的伪现代人（pathological pseudo-moderns）。不过，对于这种人，我通常置之不理。我所讨论的那些人绝不是病态的怪人，相反，他们大多是能力出众、勇敢而又正直的人，他们之所以拒绝接受传统的真理，是出于一些正当且得体的理由，而不是因为内心的邪恶。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我们的宗教真理不知为何已经变得很空洞。不是他们无法调和科学观念和宗教观念，就是基督教教义已经失去了权威性及其在心理学上的合理性。人们不再认为基督的死可以让他们获得救赎；不管在他们看来拥有信仰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也无法拥有信仰————他们也无法强迫自己拥有信仰。在他们眼里，罪恶（sin）变成了一种相对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是恶，但对另一个人来说则可能就是善。归根结底，佛祖所说的为什么不能也是正确的呢？
没有人不熟悉这些问题和疑惑。但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却认为它们是毫不相干的东西，从而不予理会。弗洛伊德的分析坚持认为，被压抑的性欲才是根本的问题，而哲学或宗教的怀疑都只不过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伪装罢了。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单个病例，确实会发现，在性领域以及一般的无意识冲动领域都存在一些特殊的障碍。弗洛伊德的方法，就是用这些障碍去解释所有的心理障碍；他的兴趣只限于对性症状的因果关系进行解释。他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某些病例中，虽然所假定的神经症诱因一直存在，但患者却一直没有发病，一直到意识态度出现紊乱，其神经症才开始发作。这就好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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