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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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大学给我的东西并不比中学多。这样，我不曾有过学校，就跟不曾有过家庭一样。

    大学时代，我非常迷恋实证主义哲学————斯宾塞、孔德、米勒、达尔文。但我从童年起便笃信宗教，模糊地感到了这种哲学的不足，寻求出路，但没有找到，因此绝望而痛苦。

    这个时期，我在大学生历史学会（它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吧）里跟B.B.沃道沃佐夫进行过争论，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实证主义者，我向他证明，不可能根据斯宾塞的“不可知论”建立能够提供生活意义的世界观。

    阿。尼.普列谢耶夫把我引进著名音乐家、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的夫人A.A.达维多娃的家。我在这里遇到了冈察洛夫（当时已是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双目失明）、玛伊科夫、波隆斯基，后来A.M.叶甫列伊诺娃创办《北方导报》，又结识了她及其最密切的撰稿者：弗·加·柯罗连科、符·米·迦尔洵、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格·伊·乌斯宾斯基。我本人也相当积极地参与杂志：在那里刊出了冗长而又拙劣的剧诗《西尔维奥》和一篇评论契诃夫的文章，当时他初登文坛，几乎没有被任何人所承认，我那篇恐怕是第一篇赞许他的文章。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 4 不仅以其著作（我对这些著作读得很入迷），而且以其高尚的人格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邀我写了《论法国文学中的农民》一文，但是没有采用，因为写得很差，而且不符合杂志的精神。米哈伊洛夫斯基和乌斯宾斯基是我的两位蒙师。我曾到邱多沃去看望格列勃·伊万诺维奇，跟他彻夜畅谈，谈话的内容是我当时最感兴趣的————生活的宗教意义。他向我证明，应该到民众的世界观中，到“土地的威力”5 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给了我一些民众生活的专家、乡村教师和统计学家的地址，建议我去拜访他们。那年夏天，我沿着伏尔加河和卡马河到乌法和奥伦堡两省去旅行，徒步走乡串户，跟农民谈话，搜集和记录考察材料。我在特威尔省访问了农民瓦西里·秀塔耶夫，他创建了一种与托尔斯泰主义相类似的宗教学说。在我之前不久，列·尼·托尔斯泰曾经到秀塔耶夫这里来过，这位农民向我讲了很多关于托尔斯泰的情况。

    那时，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手抄本刚刚出现，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模糊地感觉到，实证主义的民粹主义对于我来说不是完全的真理。然而，我毕竟还是打算大学毕业以后“到民间去”，当一名乡村教师。记得H.M.明斯基曾经嘲笑我，奚落我，打赌说这不可能。当然他赢了。

    我的“民粹主义”中有许多天真的东西，很轻率，但一切都是真挚的，让我高兴的是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它，而且它对于我来说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几乎与此同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外国作家波德莱尔和爱德加·波的影响下，我开始迷恋象征主义，而不是迷恋颓废主义（我当时已经明白二者的区别）。我把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诗集冠以《象征集》的标题。我好像是在俄国文学中第一个使用了这个词。“什么象征？象征是什么意思？”人们莫明其妙地问我。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那年夏天到高加索去了，在那里的博尔若姆偶然遇到季。尼.吉皮乌斯，不久便向她提出求婚，那年冬天在梯弗里斯跟她结了婚，然后带着她返回彼得堡。

    往下我将简短洁说，因为我不是写回忆录，而只是写一篇自传随笔，不希望，而且也不可能把我内心发展的进程陈述得很详尽，我认为这一进程至今还没有完结。

    那年春天，我的母亲去世了。母亲的逝世、妻子的患病以及我个人生活的其他一些困难情况成了我所经历的宗教转变的原因。我的宗教思想时常被指责为“公式化”“书本气”，这是不正确的，或许是由于我缺乏文学才华而产生的。

    我可以凭良心说：我就宗教问题所说的和所想的一切，并非来自书本，并非来自他人的思想，而是来自我个人的生活————这一切都是我感受到的。

    我在第一部批评论文集《论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新的思潮》中试图解释象征主义的学说，但其立足点与其说是在美学方面，不如说是在宗教方面。

    这几年，我曾多次旅行。在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以及西西里住了很久，到过雅典和君士坦丁堡。那时出版了第二部批评论文集《永恒的旅伴》，翻译了古典悲剧。

    1893年，我开始写作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前后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叛教者尤里安》很长时间找不到任何地方发表，所有的编辑部都拒绝了我。最后终于在《北方导报》上刊出，那也费了很大劲，可以说是出于编辑的慈悲。总体来说，俄国文坛对我的出现是不友好的，这种不友好的态度至今还在继续。

    在《列奥纳多》和《彼得》中间，我写了《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著作当初也找不到任何地方发表，当我已经绝望了的时候，《艺术世界》采用了它，这家杂志是所有“受迫害者和被摈弃者”的收容所。

    准备写《彼得》的时候，我到伏尔加河左岸凯尔仁茨、谢苗诺夫城和光明湖去研究教派信徒和旧教徒的生活，根据传说，隐形的基捷日城就在光明湖。我在这里，在湖畔的树林里度过了圣约翰节之夜，跟朝圣者和游方僧、各种信仰的圣师进行了谈话，他们在这天夜间从俄罗斯各地汇集到这里。我后来得悉，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对我保持了良好的记忆。

    那时，即九十年代末，我开办了宗教哲学俱乐部。最早的想法并非属于我的，而是季。尼.吉皮乌斯的。她还创办了《新路》杂志。

    俱乐部不久便被波别道诺斯采夫给查封了。我去找现已故去的都主教安东尼，请求他帮忙。他拒绝了，借口他受世俗当局的管辖。

    我有一次拜访寺院时在黑暗的楼梯上无意之中踩到一个地道口的玻璃盖上，跌倒了，摔伤了，划破了，————那是很危险的，有可能摔死。这一跤对于我来说具有象征意义：我明白了，我对待东正教的态度不会有好的结果。

    1904年夏，我和季。尼.吉皮乌斯访问了清田村。托尔斯泰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他家过夜，就宗教问题谈得很多。他很称赞季。尼.吉皮乌斯的特写《光明湖》。分手时，他盯着我的眼睛，他那双像熊一样的“林中人”的小眼睛，很和善，多少有些奇特，让人想起叶罗什卡大叔，他单独对我说：

    “他们告诉我，您不喜欢我。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很高兴……”

    那时，我已经朦胧地感觉到，我的书里对待他不完全公正，虽然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分歧，托尔斯泰对于我来说毕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亲近、更亲切。

    1905——1906年革命期间，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更主要的，我有了许多感受，这对于我内心发展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懂得了————仍然不是抽象地，而是生动地————东正教与俄国旧秩序的联系，也明白了，要想达到对基督教新的理解，除了对二者一道予以否定之外，别无其他途径。

    莫斯科起义之后，我和妻子到巴黎去了。在那里与Д.в.菲洛索佛夫合作，用法文出版一本论文集，内容是探讨俄国革命的宗教意义。 6 我在巴黎写了剧本《保罗一世》，1908年问世之后立刻被没收。四年以后，我由于这个剧本而受到审判，被指控“狂妄地侮辱最高当局”。只是由于偶然的幸运，才被宣告无罪。

    还是那个时期，在威尔日鲍洛夫越过国境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的手稿被收去……

    德·梅列日科夫斯基

    注解：

    1迈因·里德（1818——1883）和库柏（1789——1851），皆为美国作家，以冒险小说闻名于世。

    2谢·雅·纳德松（1562——1887），俄国诗人，反映了俄国历史上反动年代知识界的思想情绪。

    3阿·尼.普列谢耶夫（1825——1893），俄国诗人、小说家和批评家，对纳德松、青年契诃夫等产生过一定影响。

    4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民粹派评论家。

    5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民粹派作家，《土地的威力》（1883）是他的一部特写集。

    6这部论文集题为《沙皇和俄国革命》（1907），还译成其他欧洲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