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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占庭领土上形成的新国家

    第四次十字军的目标是攻击和掠夺君士坦丁堡,这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的瓦解,在其原有领土上形成了许多国家,有法兰克人的,也有希腊人的。法兰克人的国家,保持了欧洲的封建制结构。法兰克人建立的国家有:拉丁帝国,或君士坦丁堡帝国,塞萨洛尼卡(萨洛尼卡)王国,伯罗奔尼撒(莫里亚)的阿凯亚公国,以及中希腊的雅典或底比斯公国。威尼斯人的势力伸展到拜占庭属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域的岛屿,克里特岛以及许多沿海及内陆地区。与这些在东方帝国支离破碎的土地上建立的拉丁人国家同时存在的,还有三个独立的希腊人中心;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帝国和特拉布松帝国以及北希腊的伊庇鲁斯君主国。佛兰德伯爵鲍德温成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色雷斯大部分土地的主人;蒙斐拉侯爵博尼法斯成为萨洛尼卡的国王,该王国的势力延及马其顿和色萨利;香普利特的威廉,后来是维拉杜安的乔弗里成为伯罗奔尼撒(莫里亚)的君王,而奥松·德拉罗舍(Othon de la Roche)则采用了公爵(sire)的头衔,占据了雅典和底比斯;他的希腊臣民称他为Megaskyr,即“伟大的领主”。在三个希腊人国家里,是以下几位君王在统治:在尼西亚(比提尼亚)是狄奥多尔·拉斯卡利斯;在特拉布松,是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在伊庇鲁斯君主国,是迈克尔一世安吉列·杜卡斯·科穆宁。此外,还有两个“异族的国度”,在其精力充沛的国王卡洛扬和约翰·亚琛二世统治下的第二保加利亚帝国和小亚伊科尼姆的罗姆苏丹国,在1204年之后出现于拜占庭帝国废墟上的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活跃,保加利亚国家尤其如此。

    整个13世纪,在这些以各种形式结盟的国家之间不断地发生着斗争和分化,希腊人与新来者法兰克人、与突厥人和保加利亚人相斗;希腊人与希腊人相斗,以民族内部分化的方式,将一些新的分离因素引进本来已经相当无组织无秩序的国家生活中;法兰克人与保加利亚人相斗,等等。所有这些军事冲突之后都出现了各种短暂的国际间的联盟和相互谅解,这种联盟和谅解很容易达成,也很容易破裂。507

    自1204年的灾难之后,在哪里形成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中心,并在哪里形成并加强统一秩序的思想就成为特别重要的问题。在复杂混乱的环境下,依照西方的模式在东方建立起来的封建国家及追逐私人利润的人们建立起来的商业据点,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瓦解;它们既不能建立新的秩序,也无力控制它们在第四次十字军后继承的遗产。一位历史学家说,“所有这些建立在东方的西方人领地毫无创造力,而且是破坏性的”,“因此,它们自己在内耗;而东方因素仍然主导着东方的发展”注1502。

    尼西亚帝国的开端与拉斯卡利斯家族

    在尼西亚帝国,希腊民族统一的观念和拜占庭国家重建的观念得以形成和强化,正是从这个帝国内,出现了一位领袖迈克尔·巴列奥洛格(Michael Plaeologus),他于1261年夺回了君士坦丁堡,并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尽管它与原来的帝国相比,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人们曾一度以为,恢复希腊帝国的任务应该由另一个希腊人中心,伊庇鲁斯君主国承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伊庇鲁斯的君主们被迫屈从于日益重要的尼西亚帝国,放弃了在基督教东方的领导地位。第三个希腊人中心特拉布松帝国位于太遥远的地方,以至于不可能承担领导希腊人统一的事业;因此,特拉布松的历史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有其自己的特殊意义,值得对它进行特别的研究。

    尼西亚帝国(“一个流亡帝国”)的建立者是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30岁左右,由于他的妻子安娜、前任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女儿与安吉列家族建立了联系,经由阿列克修斯三世与科穆宁家族有了亲属关系。拉斯卡利斯家族的源起以及狄奥多勒家乡的名称无人知晓。在阿列克修斯三世时期,他曾经指挥过军队,与十字军人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注1503从各方面迹象看,他被君士坦丁堡教会人士视为阿列克修斯·杜卡斯·摩尔祖弗鲁斯(Mourtzouphlos)逃跑后,直至十字军人占领首都君士坦丁堡期间可能继承皇统的人,但是他却逃到了小亚细亚。许多拜占庭的政务和军事贵族、一些著名的教会人士和不肯困于外国势力枷锁下的逃难者,为了逃脱十字军的入侵也在小亚细亚寻求庇护所。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任牧首约翰·卡玛特鲁斯(John Camaterus)却离开首都逃往保加利亚王国,拒绝接受狄奥多勒的邀请到尼西亚去。曾在拉丁人入侵之前被免职流放的雅典城大主教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曾为一个叫欧波恩(Euboean)的教士写了推荐信,请狄奥多勒关照此人。他写道,这位欧波恩曾经秘密地到过尼西亚,他更乐于在一个流亡的希腊人(罗马人)宫廷里生活,而不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受到外族人的压迫;在同一封信中,迈克尔强调了,如果这位欧波恩能够在尼西亚找到自己的庇护所,则会深刻地影响到全体希腊人,使他们“将狄奥多勒视为唯一的世界解放者”,即整个罗曼尼亚的解放者。注1504 508

    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于1204到1222年间在位,他死后,继位者是他的女婿,即其女儿伊琳娜的丈夫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John III Ducas Vatatzes,1222——1254年)注1505,他是尼西亚帝国最天才且最有能力的皇帝。在他去世后,皇位先后由他的儿子狄奥多勒二世(1254——1258年在位)和孙子约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占据,而后者继位时还仅是个孩子。后来,约翰四世被君士坦丁堡的光复者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废黜。

    比提尼亚的新国家处境非常危险:在东方,它受到强大的伊科尼姆苏丹国的威胁,后者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腹地,其南部占据着地中海的沿海部分地区,在北方则占据了黑海沿岸的部分地区;在西方它受到拉丁帝国的压力,后者的主要目标就是摧毁这个新兴的尼西亚帝国。如此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肩上,他在位的前四年并没有称帝,而是称王(despot)。他的国家里充斥着内乱的因素;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割据的统治者;狄奥多勒甚至进不了尼西亚城。

    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定居的拉丁骑士于1204年就决定要征服小亚细亚,并获成功。希腊人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整个小亚细亚的控制。维拉杜安说道:“这个国家的人民投入了法兰克人的怀抱并开始向他们纳贡。”注1506在此危急时刻,传来了拉丁帝国的皇帝鲍德温被保加利亚人俘虏的消息。509

    自1196年以后,居于保加利亚王位的国王是卡洛扬,在安吉列朝统治时期他曾经是拜占庭的可怕敌人。拉丁国家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建立使复杂的局面更加复杂。很显然,十字军人必然向保加利亚人提及巴尔干半岛的归属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十字军人已经无礼地拒绝了卡洛扬提出的建立友好关系的主张,并让卡洛扬明白,他永远不可能与拉丁帝国的皇帝平起平坐,而是必须像奴隶仰视主人那样敬畏拉丁皇帝;拉丁人还警告卡洛扬,如果他胆敢不敬畏拉丁皇帝,十字军人将以武力征服保加利亚,并使它重新回到当年附庸国的地位。注1507

    就在拉丁人如此激怒了保加利亚国王的同时,他们也因侮辱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而刺激了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希腊人。希腊与卡洛扬国王秘商,企图在巴尔干半岛上发起一次有利于保加利亚人的起义。注1508众所周知,前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卡玛特鲁斯曾经居住在保加利亚,可以想象在1204——1205年的拜占庭-保加利亚联盟形成一事中他充当了重要角色。注1509据乌斯宾斯基,这个同盟“结束了卡洛扬的举棋不定,确定了他日后的行动目标。于是,以东方正教和希腊-保加利亚人民的保护者身份出现,抵制拉丁人大公教会的统治地位,同时恢复在拜占庭业已被削弱的皇权,就成了卡洛扬反对十字军人的主要动机”注1510。保加利亚王对拜占庭皇冠已经垂涎欲滴了。

    希腊-保加利亚人起义在巴尔干半岛的爆发,迫使十字军从小亚细亚调回征伐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军队。在1205年4月15日发生的亚得里亚堡战役中,卡洛扬在库曼人(即波洛伏齐人)骑兵的支持下,取得了对于十字军的决定性胜利。在这次战役中,西方“骑士之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拉丁皇帝鲍德温本人则被保加利亚人俘虏,下落不明;很显然,在保加利亚王的命令之下,鲍德温以某种方式被杀害了。注1511鲍德温的下落不明,他的兄弟亨利在此期间被选为拉丁帝国的摄政。此前八百余年,即在378年,另一位罗马皇帝瓦伦斯在与哥特人的战争中死于亚得里亚堡。510

    威尼斯的老总督恩利克·丹多罗也参与了这次战斗,并在深夜成功地将残余部队撤离,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后被葬于圣索菲亚大教堂。据流传下来的多数史料记载,他的尸体一直在这座教堂内,直到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其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这位威尼斯英雄的尸骨毁掉。注1512

    亚得里亚堡的失败使十字军陷入危机。这场战役在拉丁帝国的政治生涯刚刚开始时就给了它以沉重打击,败坏了它的命运。格尔泽断言,“法兰克人对罗曼尼亚的统治止于此日”注1513,而且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保加利亚王的手中”注1514。

    亚得里亚堡战役的胜利对于保加利亚王国和尼西亚帝国都有重要的意义,马其顿与色雷斯地区的希腊人并没有形成民族的中心,他们也未能预见到尼西亚帝国必将成为民族运动的中心,却认为他们有可能与保加利亚人达成谅解并以反抗拉丁人为其共同事业。对于卡洛扬来说,这一事件为实现他的野心,即在敌对的法兰克人王国的土地上,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斯拉夫人的国家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是,如同V.G.瓦西列夫斯基所写:“斯拉夫统治者不可能在创造一个代表希腊-斯拉夫世界的事业中充当一个皇帝的世界性角色。卡洛扬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希腊-保加利亚王国的野心只是一个幻想。”注1515

    与此同时,一旦巴尔干的希腊人爱国者认识到尼西亚的君主可能将他们从拉丁征服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成为他们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的代言人时,在非常时期建立的、曾获得亚得里亚堡战役胜利的希腊-保加利亚友好联盟便迅速地瓦解了。在巴尔干半岛上明显出现了反保加利亚人的倾向,对此,保加利亚国王发动了无情的破坏性战争。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卡洛扬对于当年瓦西里二世对保加利亚人的冒犯进行了报复。当年瓦西里二世曾被称为“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卡洛扬则自豪地称自己是“罗马人的屠杀者”(Romaioctonus,Romaioktonos)。希腊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为“约翰狗”(希腊语发音为Skyloioannes)注1516;在他的一封信中,拉丁皇帝称他为“希腊人的大克星”(magnus populator Graaciae)。注1517 511

    一位保加利亚历史学家说:“这里显然表现出了纯粹的保加利亚民族倾向,它决定了卡洛扬反对希腊人因素的帝国政策,而希腊人因素是保加利亚民族独立的死敌,即使在保加利亚人与色雷斯的希腊人城市结盟抵抗拉丁帝国时也是如此。”注1518

    约翰在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流血征伐最后以失败告终。在他围攻萨洛尼卡时(1207年)突然暴亡。在殉道者圣底米特里的传说中插入了一个希腊故事,说约翰之死是由于他与希腊正教会为敌,因此被萨洛尼卡城的圣保护使徒击毙。这一传说可见于许多希腊文和斯拉夫文版本中,在罗斯的古代编年史中也有如此记载。于是,保加利亚王不可能利用亚得里亚堡战后对他十分有利的形势。尼克夫说,他自己则“作为保加利亚历史上仅有的一位最伟大的外交家而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注1519。

    但是,另一方面,亚得里亚堡战役沉重打击了法兰克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拯救了尼西亚帝国,使其免于灭亡的命运,有了新生的希望。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摆脱了西方邻居的威胁,开始积极地组建自己的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当狄奥多勒成功在尼西亚稳固落脚之时,就提出了称帝而不是称王的问题。由于法兰克入侵者退回保加利亚后,君士坦丁堡希腊教会的牧首拒绝去尼西亚赴任,一位新的牧首迈克尔·奥托雷阿努斯(Michael Autoreanus)于1208年在尼西亚当选;他以尼西亚为自己的驻节地,并于同年,即1208年,为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加冕。注15201208年的事件对于尼西亚国家日后的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尼西亚从此成为帝国和教会的中心。就在拉丁帝国的阴影之下,出现了第二个帝国,这个帝国逐渐兼并了小亚细亚的相当数量的领地,吸引了欧洲希腊人的注意力,燃起了他们的希望。大约于1220年,在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和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podestá)之间达成的一则协议中,显然为威尼斯人所知晓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正式称呼是“狄奥多勒,基督神佑的虔诚皇帝和罗马人的至圣统治者,科穆宁·拉斯卡利斯”注1521。新的帝国的建立导致它与君士坦丁堡帝国关系的紧张化;两个同时建立于拜占庭帝国土地上的帝国不可能和睦友好地共处。512

    距离君士坦丁堡约40英里的尼西亚,成为这个新兴帝国的首都。它位于五六条道路的交汇处,这使它有着特别的政治重要性。在拜占庭的历史上,尼西亚因承办了两次普世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而声名卓著。该城的居民以其坚固的城墙、塔楼和建于中世纪的城门而自豪。这些遗迹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在第一次十字军以前不久,尼西亚曾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后来夺回此城的十字军又被迫、极不情愿地把它归还给阿列克修斯·科穆宁。至今已经踪迹全无的宏伟宫殿、无数教堂和修道院曾经装饰着中世纪的尼西亚。注152212世纪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阿尔-哈拉维(al-Harawy, 或 al-Herewy)在谈到尼西亚并回忆起第一次十字军时,这样写道:“在这座城市的教堂内,人们可以看到弥赛亚的形象和坐在宝座上戴着宝冠的教父们。教堂特别庄严肃穆。”注152313世纪的拜占庭与西方历史学家曾记载了尼西亚的地域广阔和财富充裕。注152413世纪的一位作家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在他的一首诗中谈到尼西亚,说:“尼西亚,一座有着宽阔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墙防坚固的城市,以其城内的所有而自豪,是皇帝所关注的最突出的标志。”注1525在13、14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还保留下来了两篇关于尼西亚城的颂词。其中一篇的作者是皇帝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致尼西亚的颂词:“你超越了所有那些自罗马国家多次被外族军队瓜分并毁灭以来所奠基、建设的城市……而且只有你最坚固。”注1526第二首颂词是14世纪一位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政治家、政府官员、神学家、占星学家、诗人及艺术家狄奥多勒·梅托希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所写的,注1527他的名字与著名的君士坦丁堡霍拉修道院(今日之卡利耶清真寺)内的镶嵌壁画有着密切关系,至今它们仍受到很好的保护。513

    在当今土耳其的不起眼的小城伊斯尼克(Isnik,尼西亚城的误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现的中世纪历史遗迹中,除了城墙,人们还可以提到一个相当小的圣母升天教堂。这座教堂大约建于9世纪之前,有着十分精美的镶嵌画,对于研究拜占庭艺术史十分重要。注1528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尼西亚遭到轰炸,几乎无一所建筑物能够幸免。圣母升天教堂受损害尤其严重,只有穹顶下的西拱和教堂前厅南部得以残留。尼西亚城的另一所著名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也都破败不堪了。注1529

    有一部保留下来的重要文献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帝国观念。该文献被称为《训谕》(Silentium,Σελ? ντιον,σιλ?ντιου),专指拜占庭时期大斋期开始时,皇帝们在宫廷上对贵族众臣们的讲演。但是,此处所提到的这则训谕则被认为是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在1208年加冕称帝之后致群臣的讲演。注1530该演说词是由他的同时代人,特别著名的历史学家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所写,当君士坦丁堡被拉丁人攻陷后,他在尼西亚找到了安全的避难处。这篇用韵律体文字写成的讲演稿表明,拉斯卡利斯与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一样,也认为他的权力来自上帝。“朕的地位是罗马世界帝国之父————天父所确立的;上帝的意志决定了我的权力……”上帝已经因狄奥多勒的热诚而允许其“涂圣油并拥有大卫的权力”。帝国的统一也意味着教会的统一,于是,狄奥多勒在其训谕结束时声明,“只能有一个牧人和一群羊”。注1531事实上,这篇讲演并非出于狄奥多勒本人的笔下,但它却反映了尼西亚帝国出身高贵、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们中间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结合了安吉列朝和科穆宁朝两家血统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于尼西亚成为“罗马皇帝”,并意识到他是在承继拜占庭皇帝的大统后,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础。514

    拉斯卡利斯朝的外交政策和拜占庭帝国的光复

    自拉丁人在亚得里亚堡战败之后,狄奥多勒的处境暂时有所好转。但继鲍德温之后而坐上君士坦丁堡皇位的鲍德温的兄弟亨利,是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领袖和统治者。在他于圣索菲亚教堂加冕后,多少改变了对保加利亚人的敌对态度,而且,他一直企图将尼西亚帝国并入拉丁帝国之内,因而重新视狄奥多勒为主要敌手。尼西亚皇帝不能以武力阻止拉丁人的进攻。但是,保加利亚人对于拉丁人的威胁和塞尔柱人对于狄奥多勒的威胁迫使拉丁人与狄奥多勒达成谅解,签订了和约,条件是狄奥多勒毁掉几座要塞。注1532

    塞尔柱突厥人

    狄奥多勒与占领了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塞尔柱人苏丹的战争,对于新兴的尼西亚帝国意义重大。对于伊科尼姆或罗姆的塞尔柱人苏丹国家来说,一个新兴的尼西亚帝国的出现是特别令其担忧的,因为它阻止了突厥人进一步向西推进到爱琴海岸。除了这个原因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外,还有一个因素,即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岳父阿列克修斯三世安吉列已经逃到了苏丹那里,哀求苏丹帮助他恢复自己失去的皇位。苏丹也趁机向狄奥多勒发出威胁,要他放弃皇位,苏丹的真实目的是自己想吞并整个小亚细亚。对抗开始了,尤其在安条克迈恩德河上的卡里亚地方冲突更为激烈。狄奥多勒的主力有800名勇敢的西方雇佣兵,在与突厥人的斗争中,异常勇猛,给敌人以重创,他们也几乎全部战死。由于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勇敢和意志坚强,他重新控制了局面。在随后的战事中,苏丹被杀,很可能是狄奥多勒所为。一则当时的资料记载,苏丹“像一座高塔一样倒下了”,即从他骑着的那匹马上摔下去。注1533在这场战斗中,投奔了突厥人的拜占庭前朝皇帝阿列克修斯三世被捕,后被软禁于尼西亚的一座修道院中,并逝于此。515

    这次战争似乎没有给狄奥多勒带来大的领土变化。注1534但是,尼西亚的希腊基督教宗帝战胜穆斯林在道义上的胜利却是异常巨大的:它表明,新建的尼西亚帝国恢复了拜占庭原有的对伊斯兰教进行斗争的传统,使小亚细亚及欧洲地区的希腊人都十分振奋、勇气倍增,他们第一次从尼西亚帝国身上看到了希腊民族未来实现统一的核心力量。尼西塔斯·科尼阿特斯写了一篇长长的、极其夸张的颂词歌颂狄奥多勒的胜利。注1535尼西塔斯的兄弟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即前任雅典城的大主教,从他后半生的居留地切奥斯(Ceos)岛寄给狄奥多勒一封贺信,他希望狄奥多勒承继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在上帝最初选定的地点,即君士坦丁堡,所建立的拜占庭帝国的皇位。注1536

    拉丁帝国

    除了希腊人欢呼狄奥多勒的胜利,惧怕狄奥多勒的西方雇佣军的拉丁皇帝亨利也对这一胜利感到满意,尽管初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这些骑士雇佣军几乎都在对突厥人的战斗中牺牲了,在亨利看来,这一胜利实际上是削弱了尼西亚的皇帝。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记载道,亨利宣称:“拉斯卡利斯已经被击败了,但他还没有败亡。”注1537但是,亨利错了,此战之后不久,狄奥多勒就在自己麾下重新集合了相当数量的法兰克人和希腊人。注1538

    狄奥多勒对于突厥人的胜利使他能够对亨利公开对抗。此时,狄奥多勒的直接目标是以他已经拥有的一支相当规模的舰队进攻君士坦丁堡。亨利于1212年在帕加马写了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格兰认为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证据注1539)致“所有那些能够看到这封信的朋友”(universis amicis suis ad quos tenor presentium prevenerit)。这封信表明,亨利认为狄奥多勒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敌手。他写道:“拉斯卡利斯是首要的最大的敌人,他占据着圣乔治海峡(Brachium Sancti-Georgii )注1540对岸的土地,直到突厥人占领地。他自立为皇帝,时常在海峡对岸威胁着我们……拉斯卡利斯集合了相当大的一支舰队,欲占领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城在悲哀地发抖,许多人因我们(从小亚细亚)退回君士坦丁堡而绝望,于是,我的许多臣民在计划越过海峡;而且,有许多人倒向拉斯卡利斯,向他承诺将帮助他反抗我……所有的希腊人开始蠢蠢欲动,并向拉斯卡利斯允诺,如果他将来要攻击君士坦丁堡,他们将支持他的行动。”这封信在最后呼吁拉丁人支持亨利,“为取得完全的胜利并守住我们的帝国,我们需要大批拉丁人,我们将把已经占领的和即将获得的土地赐予这些拉丁人;因为,如我们所知,我们不仅要夺取土地,而且必须守护住这些土地”注1541。从这封信可明显看出,亨利已经对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敌对行为十分警醒,而且,他的新臣民们的精神正在动摇。516

    然而,尼西亚企图收复拜占庭帝国原来的首都的早期尝试却是不成功的;尼西亚帝国还不够强大,而且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成功是在亨利一边,他深入了小亚细亚腹地很远的地方。在最近出版的,而且明显写于1213年的一封信中,亨利简明地叙述了他对于希腊人的胜利,“那些希腊人竟如此地侮辱和冒犯罗马的教会,他们认为所有罗马教会的子民,即忠实于拉丁人的人们都是走狗;由于他们侮辱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般地也称希腊人为狗。”注1542

    两个皇帝之间达成的和平协议明确地划定了两个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边境:小亚细亚半岛北部保留在拉丁帝国手中。换一句话说,这一协议并没有考虑到拉丁帝国在小亚细亚的一些不十分重要的领土兼并,自从此协议签订以后,拉丁人在小亚细亚的占领地与这一帝国在1204年分割拜占庭领土时的占领地没有多大的不同。注1543 517

    1216年,天才而精力充沛的亨利英年早逝。他甚至被希腊人羡慕和热爱着,一位14世纪的拜占庭编年史家说,亨利是一个真正的“阿瑞斯”。注154412世纪的历史学家也高度地评价了亨利个人的品行和活动。格兰宣称:“亨利成了拉丁帝国的真正奠基人。他的政府机构成为法兰克人在希腊领土上的占领地的基础。”注1545A.伽得内尔说:“亨利的去世,显然是拉丁人的灾难,————对于希腊人可能也同样是灾难————因为他的恩威并用的政策,可能比任何其他政策更能修复东方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注1546亨利之死,使尼西亚帝国失去了最危险的敌人。亨利的继承者既没有天才也缺乏精力。

    1222年,尼西亚帝国的奠基者狄奥多勒去世。狄奥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在小亚细亚创建了一个希腊人中心,建立了国家,并引起了欧洲希腊人对它的注意。他已经为他的后继者奠定了一个基础,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迈克尔·阿克米那图斯在写给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颂歌中写道:“被蛮族的入侵者掷出君士坦丁堡城墙,来到亚洲一岸的首都以其萎缩的阴影被您接受,从而得到了您的指引和保护。……您应该永远被称为君士坦丁堡城的新建城者和使其再次住满人群的人……在世界灾难中遇难的人们在您的国家里找到了安定的避风港,他们只向往着您并称您为救世主和世界解放者……我以为,除了不久前的瓦西里————保加利亚人的屠杀者和更早一些的希拉克略之外,没有一位曾经统治过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堪与您相比。”注1547

    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1222——1254年)

    狄奥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死后,约翰三世杜卡斯·瓦塔泽斯,即狄奥多勒一世的女儿伊琳娜的夫婿继承了尼西亚的王位,并在1222——1254年统治着尼西亚帝国。注1548尽管其先人为尼西亚帝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但其内部的情况却迫切要求有一位能够杀伐决断且精力充沛的人。这个人就是约翰·瓦塔泽斯。518

    当时,有四个国家企图控制东方地区:尼西亚帝国、拉丁帝国、伊庇鲁斯帝国和约翰·亚琛二世的保加利亚王国。因此,约翰·瓦塔泽斯的对外政策既要进行战争,同时又要与一个或另一个国家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幸运的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从来没有决定性的统一行动,相反,它们却在实行相互敌对、相互削弱的政策,或者只能有短暂的联合。因而,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并没有让约翰·瓦塔泽斯感到棘手。

    伊庇鲁斯君主国及其与尼西亚帝国的关系

    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历史对于尼西亚帝国的最终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伊庇鲁斯是第二个希腊人中心,在一定条件下,它应该能够团结希腊半岛西部的希腊爱国者,并由此可能产生恢复拜占庭帝国的思想。但两个希腊国家伊庇鲁斯和尼西亚却不可能在对抗中达到令人满意的和解并实现希腊的统一,因此,不可避免地,双方要为恢复拜占庭而竞争。

    1204年,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奠基者是迈克尔一世安吉列。伊庇鲁斯的安吉列家族与科穆宁和杜卡斯家族有亲属关系,因此,伊庇鲁斯统治者的称号有时伴有长长的王朝名称:“安吉列·科穆宁·杜卡斯”。起初,伊庇鲁斯君主国的边界由最北部的都拉索一直向南伸展到科林斯湾;换言之,它占据着古代伊庇鲁斯、阿卡纳尼亚和埃托利亚的领土。阿尔塔城是这个新国家的首都。

    13世纪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历史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其资料也不完全;因此,许多问题仍处于值得质疑或模糊不清的状态下。纳乌帕克特城(Naupactus,即Lepanto[勒颁多])的主教约翰·阿坡卡库斯(Apokaukos)的信函披露了当时的许多情况,这些信件于19世纪末由V.G.瓦西列夫斯基整理出版。注1549

    在内部政策方面,伊庇鲁斯君主国与它在1204年之前,作为拜占庭的一个行省已经习惯了的制度没有什么不同。国家的名称改变了,但是,这里人民的生活仍未摆脱拜占庭制度的影响。伊庇鲁斯君主国处于拉丁人与斯拉夫人国家的包围之中,在东方是萨洛尼卡封建王国,其北方是保加利亚王国,西方是威胁着伊庇鲁斯海岸的威尼斯人占领地,由此,这个君主国必须发展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在必要时对付来自外部的敌人。周围的群山和该国偏僻的地理环境,也为它反抗外来之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国君迈克尔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君主,绝不承认任何像尼西亚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之流的人会高于自己或者成为自己的领袖。国家教会也是完全独立的,迈克尔一世命令主教需由伊庇鲁斯都主教授予圣职。519

    伊庇鲁斯王国的基本目标是在希腊半岛的西部保持古希腊的传统,以避免被其邻国法兰克人和保加利亚人同化。其更广泛的目标,即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利益的目标,则是在以后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在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统治时期,尼西亚帝国似乎与伊庇鲁斯国家并没有什么冲突。而当约翰·瓦塔泽斯登上皇位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被杀害的迈克尔的兄弟狄奥多勒占据着伊庇鲁斯国家的王位。他立志要战胜保加利亚人和拉丁人,以扩大自己的疆土。

    在其兄弟在位期间,新君主狄奥多勒·安吉列曾经在尼西亚宫廷内作为人质。当时,尚在世的迈克尔一世曾请求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让他的兄弟回到伊庇鲁斯,帮助他治理伊庇鲁斯,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答应了迈克尔的要求,但在此前要求狄奥多勒·安吉列向他宣誓效忠,承认尼西亚皇帝及其继承者是伊庇鲁斯的君主。后来,当狄奥多勒·安吉列成为伊庇鲁斯君主之后,他并没有遵守承诺;而且,当他感觉到对抗尼西亚帝国将有利于自己时,就公开采取了敌对态度。

    狄奥多勒所采取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是逮捕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法国奥塞尔(Auxerre)伯爵彼得·德库尔特奈(Peter de Courtenay)。当拉丁皇帝亨利去世后(1216年),贵族们选举了亨利的妹夫、彼得·德库尔特奈为新的拉丁皇帝,他的妻子是鲍德温和亨利的妹妹约兰德(Yolande)。彼得与他的妻子是在法国时被当选的。接到了被选为拉丁皇帝的消息之后,彼得就与妻子一起取道罗马赴君士坦丁堡上任。罗马教宗霍诺留三世在罗马的圣罗伦佐·福瑞·勒穆拉教堂(San Lorenso Fuori le Mura),而不是在圣彼得大教堂,给彼得加冕称帝,目的是强调东方的罗马(罗曼尼亚)皇帝与西方的皇帝是不同的,如果一位东方皇帝的加冕礼在圣彼得大教堂————查理大帝和奥托一世加冕的场所————举行,就会引起混乱。注1550彼得在意大利派他的妻子约兰德先行由海路去君士坦丁堡,他自己则率军队沿亚德里亚海岸航行,在都拉基乌姆附近的岸边登陆,希望能从陆路到达君士坦丁堡。但是,狄奥多勒·安吉列却在伊庇鲁斯山区伏击了他,打败并俘获了彼得军队的大部。据一则史料记载,这位拉丁皇帝死于战场上;但另一则史料则说,彼得被狄奥多勒逮捕,死于希腊战俘营中。注1551V.G.瓦西列夫斯基说,“狄奥多勒的”这一“举动完全是希腊-拜占庭式的”注1552。此举在西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编年史家们以最黑暗的笔调记载狄奥多勒的野蛮残酷。注1553彼得·德库尔特奈的命运,与第一位拉丁皇帝鲍德温一样,成为历史之谜;从各方面的可能性来判断,彼得是死在狱中。与此同时,已经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彼得的寡妻约兰德则在君士坦丁堡坐了两年(1217——1219年)宝座,直到她去世。彼得·德库尔特奈之死,无疑是伊庇鲁斯,即西部的希腊化中心对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拉丁征服者的第一次攻击。520

    但是,狄奥多勒·安吉列的反拉丁政策并没有从此停止。此后不久,又出现了萨洛尼卡王国的问题,该国国王蒙斐拉的博尼法斯在1207年与保加尔人的一次战斗中死去。随之,王国发生内乱。拉丁皇帝亨利在位期间,他还能够保护萨洛尼卡王国抵抗其极具威胁性的近邻保加利亚和伊庇鲁斯。而在亨利和拉丁帝国的新皇帝彼得·德库尔特奈死后,萨洛尼卡王国就无法抵抗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的侵略了。

    狄奥多勒对其近邻萨洛尼卡的拉丁王国发动了战争,赢得了胜利,并于1222年毫不费力地占领了萨洛尼卡————前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重要城市、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第一个采邑。“因此,这个伦巴德人建立的短命的拉丁王国————第四次十字军建立的第一个占领地,就这样可耻地覆灭了。”注1554狄奥多勒占领了萨洛尼卡,并将他的领土疆域自亚得里亚海伸展到爱琴海之后,认为自己有权取得罗马皇帝的称号。这就是说,他拒绝承认刚刚登上尼西亚帝国皇位(1222年)的约翰·瓦塔泽斯。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认为,他自己是光荣的安吉列家族、科穆宁家族和杜卡斯家族的当然代表,比约翰·瓦塔泽斯更有资格继承帝位,而这位瓦塔泽斯之所以能登上皇位,只因为他是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女婿。521

    随后出现的问题是,应该由谁在萨洛尼卡为狄奥多勒加冕。萨洛尼卡的都主教拒绝接受这一荣耀,因为他不愿意侵犯当时住在尼西亚并为约翰·瓦塔泽斯加冕的希腊牧首的权力。因此,狄奥多勒转向另一位大主教,独立于尼西亚希腊正教牧首区之外、享有教区自治权(autocephalous注1555)的奥赫里德(Ochrida,或Achrisa)及“全保加利亚”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此人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信件,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给狄奥多勒举行了加冕涂油礼,于是,狄奥多勒“穿上了紫袍并开始穿红靴子”注1556,这是希腊王室的特别标志。在底米特里·科玛特努斯的一封信中提到,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加冕和涂油仪式的举行,是“经过了西方(即指萨洛尼卡西方的伊庇鲁斯领土)全体元老院成员、修士和所有的大部队的赞许”的。注1557另一则史料证实,加冕和涂油仪式是在“居住于西方的”全体主教的赞许下进行的。注1558最后,狄奥多勒自己以拜占庭皇帝的全称“奉天承运罗马皇帝及君主狄奥多勒,杜卡斯”签发了敕令(《金玺诏书》[chrysobulls])。注1559

    关于上述事件的另外一些最新的重要信息见于以上提到的纳乌帕克图斯大主教约翰·阿坡考库斯的信件。在这位大主教的信中,如V.G.瓦西列夫斯基所写:“我们第一次得知希腊修士们特别是希腊的主教们在伊庇鲁斯人的行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狄奥多勒·安吉列被奉为罗马皇帝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萨洛尼卡被狄奥多勒夺取,是不利于尼西亚帝国的;这时,君士坦丁堡成为狄奥多勒实现其野心的最近的目标,而且势在必得;在当时的演说、人心所向及书信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狄奥多勒势必进入圣索菲亚教堂占据正教宗帝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恰被拉丁入侵者非法地占据了。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显然,从萨洛尼卡进攻君士坦丁堡远比从尼西亚发动进攻要容易得多。”注1560 522

    狄奥多勒之由大主教底米特里·科玛特奈斯行加冕和涂油礼成为萨洛尼卡帝国皇帝,一定引起了萨洛尼卡和尼西亚之间的政治分裂和西方的希腊主教们与尼西亚帝国的主教们之间的宗教分裂,因为尼西亚主教是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自称的。

    在萨洛尼卡的拉丁王国灭亡后的相当一个长时期内,一些西方君主在提到蒙斐拉的家族时,仍然使用萨洛尼卡国王的头衔。他们是萨洛尼卡王国的“名义上的君主”,而在1261年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灭亡后,在西欧也同样出现了一些“名义上的”拉丁皇帝。

    于是,自1222年注1561以后,即当萨洛尼卡帝国成立并拒绝承认尼西亚帝国之时,在基督教的东方出现了三个帝国:萨洛尼卡及尼西亚两个希腊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一年年衰弱下去的拉丁帝国。注156213世纪的历史就涉及这三个帝国之间的关系,而保加利亚王国的约翰·亚琛二世在这三方关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萨洛尼卡与尼西亚

    两位希腊皇帝,即约翰·瓦塔泽斯与狄奥多勒·安吉列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但是,两位希腊君主对于拉丁皇帝的态度并不能达成共识,他们两人都想不惜一切代价用自己的力量占领君士坦丁堡。他们都以为,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事业非自己莫属。因此,他们必须独自与拉丁帝国斗争。结果是两个希腊君主的分裂。

    尼西亚与伊庇鲁斯两大帝国之崛起的消息传到西欧,引起人们对于拉丁帝国的关注。教宗霍诺留三世致法国太后路易九世之母布朗什(Branch)的信中,提到了罗曼尼亚的强大帝国,以及“那里正在创立着一个新的法兰西”的事实,警告这位皇太后,“法国(在东方的)势力已经被削弱,而且因它的敌手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而继续衰弱下去,因此,除非给予拉丁皇帝以迅速的援助,否则,拉丁人恐怕会遭遇到不可挽救的人力及资源上的损失”。霍诺留三世进而提出,应向法国国王求助,请他援助拉丁皇帝。注1563 523

    约翰·瓦塔泽斯一登上王位,很快战胜了小亚细亚的拉丁人;然后,以尼西亚帝国已经掌握的一支舰队占领了爱琴海上的开俄斯、莱斯博斯、萨莫斯和其他一些岛屿,此后,他又接受了亚得里亚堡居民要求将他们从拉丁人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吁请,对欧洲采取了敌对行动。他向亚得里亚堡派出了一支军队,似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这个重要的战略据点。对于约翰·瓦塔泽斯来说,占领亚得里亚堡就是打开了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大门。作为两位竞争者之一的瓦塔泽斯似乎距离他所珍爱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与此同时,狄奥多勒·安吉列从萨洛尼卡出发,占领了色雷斯的大部分;然后于1225年达到了亚得里亚堡城外,迫使瓦塔泽斯的军队撤离此城。失去亚得里亚堡,对于约翰·瓦塔泽斯的计划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时,狄奥多勒夺取了另外一些据点,使他的军队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拉丁人处境危险。萨洛尼卡的皇帝几乎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真正恢复者了。他的领土差不多已经从亚得里亚海岸伸展到了黑海。

    但是,此时狄奥多勒不得不放弃他与拉丁人斗争中即将获胜的希望,因为他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强敌保加利亚的约翰·亚琛二世的强大压力,后者同样意在夺取君士坦丁堡。

    沙皇注1564约翰·亚琛二世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在基督教东方扮演的角色

    约翰·亚琛二世(1218——1241年在位),亚琛家族的最伟大的人,是约翰·亚琛一世的儿子。著名历史学者吉来切克(Jire?ek)曾经说过:“虽然他自己不是征服者,但他把其王国的领土扩张到此前几世纪从没有人达到过,其后者也无法再度获得的区域;然而当他接手这个王国时,它却正处于混乱无序当中。”注1565由于亚琛对宗教事务的宽容态度,他本身的富有教养,以及他的仁慈宽厚,使他不仅在保加利亚人中间,甚至在希腊人中间也留下了极好的名声。一位13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是这样写到亚琛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快乐的人,因为他从来不用宝剑镇压他的臣民,也从来不像他以前的保加利亚诸王那样屠杀罗马人。因此,他不仅受到保加利亚人爱戴,也受到罗马人和其他民族民众的爱戴。”注1566 524

    在拜占庭历史上,约翰·亚琛二世是大保加利亚王国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它认为该王国似乎能够把整个巴尔干半岛的正教居民囊括在内,而且要将其首都建于帝都注1567(君士坦丁堡)。毫无疑问,这一计划是与两个希腊帝国的实际利益相抵触的,自然要引起各方势力之间的敌对。但是,事件的发展似乎有利于保加利亚沙皇实现他的计划。

    在罗伯特·德库尔特奈死后(1228年),拉丁帝国的皇位原应传给他的兄弟鲍德温二世,一个11岁的男孩。这样,就产生了摄政的问题。有人建议由约翰·亚琛担任摄政,他是鲍德温的亲戚;而且,为了加强两个国家的友谊,人们建议鲍德温与亚琛的女儿联姻。亚琛十分清楚预想中的协议之有利可图,他并企望无须流血即占领君士坦丁堡。于是,亚琛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向鲍德温承诺,他将帮助鲍德温解放被他的敌人占领的土地,特别是被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所占领的土地。但是,拉丁骑士和教职人士顽固地抵制选择一位拉丁帝国的死敌来担任摄政者,他们坚持要选择一位法国人,即耶路撒冷的“名义上的国王”布里恩的约翰(John of Brienne),当时这位国王正在西欧,是一位80岁的老人。于是,亚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机会就以失败告终。

    占领了亚得里亚堡之后,萨洛尼卡皇帝、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就成了巴尔干半岛上的主角,他与亚琛达成了一项协议。但是,他们的友好关系并没有维持很久。有关亚琛要成为君士坦丁堡摄政的计划引起了狄奥多勒的怀疑。他背叛了与亚琛的同盟,重新对保加尔人采取了敌对态度。1230年双方在亚得里亚堡和菲利波利斯城之间一个被称为克洛克提尼扎(Clocotinitza)的地方进行了决战,此地即今日的塞米提耶(Semidje)。得到库曼人骑兵大力支持的约翰·亚琛获得全胜。注1568狄奥多勒·安吉列被俘。最初他受到了善待,但后来他阴谋杀害亚琛,阴谋暴露后,眼睛被刺瞎。

    1230年克洛克提尼扎战役是13世纪基督教东方历史的转折点。它毁灭了西方的希腊帝国和西方的希腊人中心,该中心似乎已经准备光复拜占庭帝国。短命的西方帝国(1222——1230年)事实上已经不再存续,而曾沦为战俘的曼纽尔,即狄奥多勒·安吉列的兄弟,成为萨洛尼卡的统治者。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不再称为皇帝,而是亲王(Despot)。但这一点值得怀疑:他仍然以适合于皇帝的高贵身份使用红墨水签署敕令,而且在文件上仍然自称为皇帝。注1569在13世纪的后期历史中,国土互相分离的萨洛尼卡和伊庇鲁斯在巴尔干半岛不再有任何重要作用。此后,为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斗争仍在继续,不是在三个竞争者之间,而是在两个竞争者,即瓦塔泽斯和约翰·亚琛之间进行。525

    战胜了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之后,保加利亚沙皇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亚得里亚堡和整个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直到都拉基乌姆城(都拉索)。萨洛尼卡、色萨利和伊庇鲁斯仍然控制在希腊人手中。

    保加利亚沙皇在保加利亚特尔诺沃的四十殉道者教堂里的一个白色大理石柱子上的一段铭文中,以不容冒犯的口气写道:“我,约翰·亚琛,忠实于基督上帝的保加利亚沙皇和绝对君主,老沙皇亚琛之子……发动了一场进攻罗曼尼亚的战争,打败了希腊人军队,而且,我已经俘获了希腊皇帝狄奥多勒·科穆宁和他的所有波雅尔(即贵族)们,占领了自亚得里亚堡到都拉索的所有城市、希腊的领土及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领土。拉丁人(法兰克人)只保存了帝都周围的城市,但即使他们,也成了朕所掌握的臣民,因为他们没有国王,只有我是他们的国王,他们得感谢我使他们能继续生存。”注1570在亚琛授予拉古萨商人的一份关于在其领土上自由经商的特许状中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全部奥斯曼土耳其人欧洲属地,除了伊斯坦布尔之外,几乎包括全部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处于亚琛的势力控制之下。注1571

    希腊-保加利亚人同盟。————随后,约翰·亚琛因得不到君士坦丁堡摄政的地位而恼怒,遂出面组织了东方的东正教同盟,包括亚琛本人、尼西亚帝国的约翰·瓦塔泽斯和萨洛尼卡的曼纽尔。这一新的同盟是直接对付拉丁人的。显然,这一同盟是不利于巴尔干半岛上保加利亚人的危险步骤。因此,如V.G.瓦西列夫斯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一联盟的灵魂亚琛“促成萨洛尼卡的曼纽尔和尼西亚皇帝之间、欧洲和亚洲的希腊人之间的友好谅解,为尼西亚主人将其影响扩及原来属于拜占庭帝国的萨洛尼卡甚至是亚琛的领土上开辟了道路。正教的东方帝国的复兴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一亲善关系的建立。”注1572 526

    被重重包围的拉丁帝国首都又一次处于危险地位,当时的人们对此是深有体会的。反拉丁帝国同盟的目标就是完全摧毁拉丁帝国的统治,将拉丁人从君士坦丁堡赶出去,然后在同盟者之间分配他们的领地。1235年,亚琛和瓦塔泽斯的军队从水陆两方面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后来被迫无果而撤。警觉的教宗格列高利九世在写给西方君主要求帮助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宣称:“瓦塔泽斯和亚琛,这伙分裂者,最近签署了一项忤逆的合约,以大批希腊军队侵犯了我们亲爱的基督的儿子、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土地。”注1573末代拉丁皇帝鲍德温二世大失所望,离开了君士坦丁堡去欧洲施行,乞求欧洲各国君主以金钱和人力援助他的帝国。

    君士坦丁堡暂时摆脱了危险。停止进攻的一个原因是东正教同盟中的一方约翰·亚琛逐渐撤离了战场,他意识到,尼西亚帝国远比垂死的衰弱的拉丁帝国更危险。因此,保加利亚国王改变了政策,开始保护拉丁帝国的皇帝。与这个政治联盟同步进行的是,亚琛采取了与教宗和解的步骤,他向教宗表示了他对罗马大公教会的忠诚,并请求教宗派一位使者来谈判。13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形成的希腊——保加利亚的短期同盟就这样结束了。

    约翰·瓦塔泽斯与霍亨斯陶芬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同盟

    约翰·瓦塔泽斯时代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两个相距甚远的统治者(即尼西亚皇帝和西方皇帝霍亨斯陶芬朝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之间的友好关系。

    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中世纪最著名的一位德意志国王,他统治时期曾把德意志与西西里王国联合到一起。西西里王国在皇帝亨利四世时期,即在12世纪末期曾经极大地威胁着拜占庭的安全。弗里德里希曾经在西西里的南部巴勒莫度过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里,曾经居住过希腊人,后来是阿拉伯人最后是诺曼人;他能讲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而且,很可能,至少在他年青时,他的德语讲得极差。他不像他的同代人那样重视宗教问题。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等东方学者(他们中间的大多数聚集在弗里德里希的西西里宫廷)的影响下,他变得专注于科学和哲学。他还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大学,在萨莱诺赞助了一所医药学校,这所学校在中世纪非常著名。简言之,在思想和受教育程度方面,弗里德里希极大地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他们并不总是能理解他。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可以被定位为“文艺复兴的序幕”。19世纪中叶,一位法国历史学者写道:弗里德里希“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促成了中世纪的灭亡和近代历史的开始。”注1574他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杰出天才人物”注1575。若干年以前,一位德意志历史学家说道:“以其知识的广博性而言,他是一位居于皇位上的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天才,同时他也是一位天才的皇帝。”注1576作为一位历史学者们长期热心研究的对象,弗里德里希皇帝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注1577 527

    弗里德里希继承了皇权无限,皇帝蒙上帝许可获得统治世俗世界之最高权威的理念,他顽固地反对教宗权、反对教宗权高于国王权力的教义。教宗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皇帝曾经三次被开除教籍。长期斗争使他筋疲力尽。在这场斗争中,教宗无视任何精神上的目标,全力以赴地对付自己的私敌,他们决心消灭弗里德里希这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毒蛇”。

    在弗里德里希身上,具有这样的性格特点:政治的计划和目标总是超出宗教的目标。弗里德里希对于教宗的敌意扩展到所有教宗所支持的事物。因此,在对待东方拉丁帝国的政策方面,弗里德里希与约翰·瓦塔泽斯是完全一致的,因教廷把拉丁帝国视为促使东西方教会合并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对于拉丁帝国的敌意是因为他从这个帝国的存在中,看到了教宗势力及其影响的因素;约翰·瓦塔泽斯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教宗的作用,他认为,教宗拒绝承认当时入驻尼西亚的君士坦丁堡正教牧首的地位,对于他本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目标制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在13世纪40年代,两个皇帝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弗里德里希毫不犹豫地与“希腊人,即教宗和拉丁帝国的死敌成为盟友”。注1578 528

    早一些时候,伊庇鲁斯的狄奥多勒·安吉列也曾经与西方皇帝有过友好的通信交往,甚至接受过他的经济资助,对此,教宗格列高利九世曾同时诅咒弗里德里希和伊庇鲁斯的君主,将他们开除教籍。很明显,在弗里德里希的政治联盟中,宗教问题,不管它是正教还是公教注1579,都不具有重要性。

    但是,在对于教宗的敌意对抗方面,弗里德里希和约翰·瓦塔泽斯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前者希望教宗放弃他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后者希望达成某种妥协,以使西方教会承认东方的教会组织,从而使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会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于是,约翰·瓦塔泽斯希望拉丁帝国迅速消失。教宗对于他的这两个突然结成同盟的敌手也持不同态度。在弗里德里希身上,他看到的是一个不服从教会的孩子,侵犯了“基督的牧人”及圣彼得的继承人的特权,而这从教宗的立场来说是不可剥夺的特权。而在教宗眼里,约翰·瓦塔泽斯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他阻止了教宗去实现他重新恢复教会联合的美梦。两个同盟者达成了妥协,弗里德里希答应瓦塔泽斯帮助他从拉丁人手中解放君士坦丁堡,将它归还给其合法的皇帝;而在尼西亚皇帝瓦塔泽斯那里,则承诺承认这位西方皇帝的宗主权,并致力于恢复两个教会的联合。当然,这里很难看出双方的承诺究竟有多少诚意。

    弗里德里希与约翰·瓦塔泽斯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在13世纪40年代,希腊军队甚至在弗里德里希的意大利军队中作战。而且,在约翰·瓦塔泽斯的第一个妻子狄奥多勒一世拉斯卡利斯的女儿伊琳娜死后,两位反对教宗的皇帝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失去妻子的皇帝瓦塔泽斯声称,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独”注1580,遂娶了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女儿、霍亨斯陶芬朝的康斯坦丝,她在加入希腊正教会时只有十一二岁,在正教会取的教名是安娜。有一首由尼古拉斯·伊林尼科斯(Nicolaus Irenikos[Eirenikos])所写的长诗提到在尼西亚举行的这场婚礼,头两行是这样写的:

    常春藤轻柔地环绕着可爱的柏树;529

    皇后就是那柏树,我的皇帝就是那常春藤。注1581

    康斯坦丝-安娜晚于她的丈夫许多年后去世,在她孀居的这些年间,经历了各种危难和变迁。她逝于西班牙的瓦伦西亚,在那里的一座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小教堂里,仍然存放着这位前尼西亚的皇后的棺木。上面的铭文是:“这里长眠着康斯坦丝夫人,希腊的皇后。”注1582

    弗里德里希的宗教思想也反映在他与约翰·瓦塔泽斯的通信中。一些学者曾根据他的宗教思想将其与发动英国宗教改革的国王亨利八世相比较。注1583其中的一封信中表明,他不仅被瓦塔泽斯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而且为他支持皇权统治之原则的热情所折服:“我们,生活在世俗世界的所有国王和君主们,特别狂热地追随正统的宗教和信仰,对大主教们怀有敌意,且特别反对教会的最高首领。”然后,这位皇帝痛斥了西方修士们的放肆和特权,呼吁道:“噢!幸福的亚洲!噢!快乐的东方国君!他们从来不必惧怕其臣民的武装,也不必惧怕教权的干预。”注1584尽管弗里德里希是正宗的公教会信徒,但他显然对东方的正教会更有好感;在他致瓦塔泽斯的一封信(该信现有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本)中,有这样的句子:“啊,这个所谓的最高使徒(此处指教宗,拉丁文sacredotum princeps,希腊文?ρχιερε?ς)天天在陛下的所有罗马臣民(拉丁语此处为Graecos)面前诅咒陛下的名字,无耻地称最正统的罗马人是异端,而恰是从这些罗马人那里,基督教的信仰发展到了世界的最边缘……”注1585在另一封致伊庇鲁斯君主的信中,弗里德里希写道:“我们只希望保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也保护我们友好亲近的邻邦的权利,他们对基督的纯洁忠诚的爱,使我们联合起来,特别是希腊人,我们的好友……[教宗竟称]这些最虔诚最正统的希腊人是最不虔诚的异端。”注1586 530

    弗里德里希与瓦塔泽斯的友好往来一直持续到弗里德里希去世,尽管在晚年,弗里德里希曾经对尼西亚与罗马教廷间的谈判和互换使者的行为感到担忧。由于这个原因,弗里德里希在致瓦塔泽斯的信中,“像一个居于父亲身份者指责儿子的行为”那样责备瓦塔泽斯,“居然不征求父辈的意见而向教宗派出了使者”。弗里德里希不无讽刺意味地进而写道:在涉及东方事务时,“朕若没有得到你的建议,情愿什么事情也不做,因为对于你的邻国,你了解得更多,远胜于朕。”注1587弗里德里希警告瓦塔泽斯,罗马大主教们“并不是基督的传教士的领袖,而是吞噬基督教民众的贪婪的狼和野兽”。注1588

    弗里德里希皇帝去世后,特别是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Manfred)成为西西里国王后,尼西亚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曼弗雷德成为尼西亚帝国的敌人。简言之,在瓦塔泽斯死后,即1254年之后“弗里德里希曾经梦想过的联盟不复存在,只余下了它的记忆”注1589。

    我们不能说,两个皇帝之间的联盟带来了什么重要的后果;但却可以认为,约翰·瓦塔泽斯依托于西方皇帝的友好支持,一定更有希望最后实现其光复君士坦丁堡的大业。

    蒙古人的入侵和小亚细亚诸统治者反对蒙古人的联盟

    13世纪40——50年代,在东方出现了蒙古人,即鞑靼人(拜占庭资料中称之为Tahars,Tatard,Atars)入侵的危险。著名的铁木真汗(他曾经号称成吉思汗,即大汗)的一支后裔族人巴图(Batu,Baty)部落冲进了今日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其不可抵抗的破坏性的屠杀,于1240年占领了基辅,随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到达了波希米亚,后来被迫撤回俄罗斯草原。与此同时,另一支蒙古大军向俄罗斯草原的南方行进,征服了整个亚美尼亚及埃尔祖鲁姆注1590(Erzerum)并进入小亚细亚,威胁着罗姆苏丹国即伊科尼姆和软弱的特拉布松帝国。来自蒙古人威胁的共同压力使小亚细亚的几个国家,即罗姆苏丹国、尼西亚帝国和特拉布松帝国结成盟友。塞尔柱人和特拉布松帝国的军队被蒙古人打败了。此后,伊科尼姆苏丹被迫向蒙古人纳年贡,每年为蒙古人进贡马匹、猎狗等以求得安宁。特拉布松帝国的皇帝也明白自己无法对抗蒙古人,遂与蒙古人迅速达成和约,答应向蒙古人纳贡,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对于塞尔柱人和尼西亚帝国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人忙于从事其他军事活动,将他们大屠杀的注意力放在西方,使得尼西亚皇帝能对巴尔干半岛采取决定性措施。531

    从以上的联盟之形成可以明显看出,在13世纪,基督徒与异教徒之间并不因其信仰不同而妨碍他们之间的联合;信守正教信条的尼西亚皇帝和特拉布松的皇帝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就与伊科尼姆的穆斯林苏丹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

    一位13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巴黎的马休记载了与鞑靼人入侵有关的两个故事,表明当时在欧洲盛传着一些谣言。注1591在两个故事中,马休都提到1248年有两个蒙古使者被派至教廷,受到了教宗英诺森四世的热烈欢迎,教宗同其他任何一位公教会的成员一样,希望蒙古人能够接受基督教。但是,在第一个版本中,马休也谈到了当时的人们怀疑蒙古王公致教宗的信中,有关于对约翰·瓦塔泽斯(文献中作Battacium)“一个希腊人,弗里德里希的女婿,教廷的制造分裂的、不驯服的儿子” 发动战争的建议,“而且,教宗对于这一建议并非不感兴趣”。而马休在其《盎格鲁编年史》中提到,教宗指示蒙古使臣向其国王通报,如果他接受了基督教,他就应当带着他的全部军队去进攻约翰·瓦塔泽斯,“一个希腊人,弗里德里希的女婿,教会分裂主义者,他反对教宗和拉丁皇帝鲍德温,在那之后又支持曾经起而反对教廷的弗里德里希”。但是,鞑靼人使者不喜欢鼓励“基督徒内部的相互憎恨”,于是通过他们的译员回答教宗,他们无权将这样的条件强加于他们的君主,他们担心,其君主若听到这样的消息会非常愤怒。

    当然,上述两种说法,特别是反映了13世纪欧洲流言的第二个说法,并没有任何历史价值,注1592人们也不应该如米勒那样将这一记载视为历史事实。米勒在引用上述第二种说法时这样写道:“这些异教使者在给予圣父关于上述基督教的教训之后,回到了他们自己那未开化的蒙昧国家。”注1593但是,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一事实,约翰·瓦塔泽斯的政治影响和他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地承认和赞许,乃至于成为教宗与蒙古使者之间谈判的话题————至少在西方作者笔下是如此。使者们受到教宗英诺森四世的极大尊重和重视,他给蒙古人的“英明君主和贵族们以及鞑靼军队中的所有王公们及爵爷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督促他们皈依基督教。注1594当然,在这封信中教宗并没有提到约翰·瓦塔泽斯的名字。与此同时,瓦塔泽斯摆脱了蒙古人自东方入侵的危险,集中自己的全部精力处理巴尔干半岛的问题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532

    约翰·瓦塔泽斯对外政策的重要意义

    约翰·亚琛于1241年死后,第二保加利亚王国的辉煌时期就结束了,亚琛的软弱而没有经验的继承者们不可能维持他所征服的土地。随着他的去世,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在巴尔干半岛上建立一个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强大的希腊-斯拉夫帝国的企图也随之破灭。对于10世纪的西梅恩和13世纪的亚琛、卡洛扬及约翰二世来说,这一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太过庞大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最后一次尝试,是斯拉夫人,即塞尔维亚人在14世纪以更大的规模所策划和组织的。

    约翰·瓦塔泽斯利用保加利亚王国瓦解之机,率领军队穿过了欧洲海岸,几个月内就从保加利亚人手中夺取了马其顿和色雷斯等被亚琛所占领的所有领地。瓦塔泽斯还将他的军队推进到萨洛尼卡城,当时的萨洛尼卡正陷入内乱,瓦塔泽斯没有费更多的力气就占领了这个城市。萨洛尼卡城市国家从此不复存在。当年,瓦塔泽斯夺取了色雷斯地区数座当时仍被拉丁人所控制的城市。尼西亚皇帝向君士坦丁堡城靠近了。伊庇鲁斯的君主屈从了尼西亚皇帝的宗主权。瓦塔泽斯渴望实现进逼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岸的目标,已经没有竞争者了。

    在瓦塔泽斯统治时期结束时,他的领地,包括直接的领有和纳降的附属国在内,已经从黑海伸展到亚得里亚海岸。除了希腊腹地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外,只有君士坦丁堡还没有被希腊人帝国光复。533

    1254年,约翰·瓦塔泽斯执政33年后去世,享年62岁。所有的资料几乎都赞扬他。他的儿子、继承人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在一首颂歌中写道:“他统一了被那些外来的暴君、那些拉丁人、波斯人、保加尔人、斯基泰人和其他民族的暴君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奥索尼亚(Ausonian)的土地,惩罚了强盗,保护了他的领土……他使得我们的国家能够抵制外来的敌人。”注1595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赞扬约翰·瓦塔泽斯的功绩。注1596即使在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多少有些夸张之词,但约翰·瓦塔泽斯必须被认为是一位天才有为的政治家,是拜占庭帝国之复兴的主要奠基者。

    有趣的是,约翰·瓦塔泽斯是如此被人们所爱戴和高度评价,他死之后不久,民间传说中将他誉为圣徒;在与他有关的回忆录中出现了神迹的显示,《仁慈者圣约翰之一生》(The Life of St.John the Merciful)一书也问世了,这是民众中常见的一种封圣方式。那些纪念约翰·瓦塔泽斯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希腊正教会的承认,供奉他的神龛只限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城境内的马格尼西亚这一有限区域内,因为他就被葬于此。我们不能将这本传记与7世纪的圣徒“仁慈者约翰”的传记相混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而且,学者们对于这本书究竟于何时何地成书还没有统一意见。即使在今天,马格尼西亚及其周围的教职人士和民众仍然于每年的11月4日在本地教堂集会,纪念当年这位“仁慈者约翰皇帝”。注1597正教会的教历在11月4日这天标着:“约翰·杜卡斯·瓦塔泽斯日”。注1598

    瓦塔泽斯的外交活动特别重要,因为他逐渐消灭了那些妄图恢复帝国之伟业的人物,如萨洛尼卡、伊庇鲁斯和保加利亚的统治者,收复了大片土地,事实上已经意味着帝国的恢复。这一任务主要是约翰·瓦塔泽斯完成的,而在1261年,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只是受益于这位最优秀的尼西亚皇帝的能力和顽强毅力所获得的成果。约翰·瓦塔泽斯的后人称他为“希腊人之父”。注1599 534

    狄奥多勒与约翰·拉斯卡利斯及拜占庭帝国的重生

    尼西亚帝国的最后几位统治者是约翰·瓦塔泽斯的儿孙,狄奥多勒二世拉斯卡利斯(1254——1258年)和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1258——1261年)。狄奥多勒33岁那一年,“按照传统,坐在盾牌上”,注1600在贵族和军队的拥戴下,被宣布为皇帝。

    狄奥多勒尽管身体很虚弱,但在他称帝之前,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和文学活动中。他的聪明睿智的父亲为了培养教育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狄奥多勒的学业是在当朝最伟大的学者尼斯福鲁斯·布莱米底斯(Hicephorus Blemmydes)和乔治·阿克罗波利塔(George Acropolita)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

    在狄奥多勒二世登上帝位之时,他像他的父亲一样表现出了过人的政治活动能力,这使得他有时候竟然忘却了自己的学业,特别是放松了对他最喜爱的哲学问题的探索。他十分清楚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因而,将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狄奥多勒写道:“我有一个真理,一个目标,一个愿望,即集中主的羊群,保护他们免受虎视眈眈的狼群的侵害。”注1601狄奥多勒相信希腊人需要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赖于外族同盟者或外族雇佣军,因此,他可能是唯一关注军队的“希腊化”问题的“拜占庭”皇帝,而不是像其他皇帝那样,循规蹈矩地使用外国雇佣军。注1602

    1258年,年轻的皇帝英年早逝(36岁),在临死之前,将自己的皇袍换作了修士的道袍。他将瓦塔泽斯所征服的土地完全传给了自己的继承者。这一好学的、受过哲学化教育的皇帝一生都坚定地相信,历史将给予他客观的评价。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说道:“历史的评判必将由我们的后人做出。”注1603专门记载狄奥多勒二世时期历史的历史学家,亦不无夸张地说:“狄奥多勒过早地去世,否则的话,希腊主义可以期望在这位皇帝的统治下有更好的时光,他穷尽毕生精力,以期望将希腊帝国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注1604但是,狄奥多勒的野心只能是一种理论。事实上,代表着不同民族的雇佣军已经在尼西亚帝国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狄奥多勒时期尤其如此。注1605 535

    在对外活动方面,狄奥多勒进行了两次对保加利亚的艰苦征伐。当保加利亚沙皇迈克尔·亚琛听到瓦塔泽斯去世的消息时,立即趁机恢复在瓦塔泽斯时期失去的领地,当时人们担心,瓦塔泽斯的所有欧洲征服地将会重归保加利亚所有。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和自己手下将军们的背叛及胆怯,狄奥多勒的两次对保加利亚战争还是获得了胜利,而且,由于罗斯大公,即迈克尔·亚琛的岳父罗斯提斯拉夫的介入,双方签订了和议。保加利亚和希腊人维持了他们原来的边界,但保加利亚的一个防砦居然割让给了狄奥多勒。注1606

    狄奥多勒与伊庇鲁斯王国的关系与伊庇鲁斯君主之子与狄奥多勒之女订婚之事有关,这导致狄奥多勒得到了都拉基乌姆这个位于亚得里亚海域的重要海港和位于保加利亚和伊庇鲁斯边界上的塞尔维亚防砦。都拉基乌姆“是尼西亚帝国的西出口,而对于伊庇鲁斯诸君主们来说,则更是一根骨刺”注1607。

    在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受到了蒙古人的严重威胁,蒙古人成功地将塞尔柱苏丹变成自己的臣属。当时的局势比较微妙且复杂。由于狄奥多勒曾经在苏丹与蒙古人的斗争中支持了苏丹,尽管并非决定性的支持,使苏丹“变得像一头羞涩的鹿”注1608一样在狄奥多勒的宫廷中接受保护。但是,尼西亚帝国与蒙古帝国之间避免了斗争,一位蒙古使者被派到了尼西亚狄奥多勒的王宫。接待仪式可能是在马格尼西亚宫进行,场面十分壮观豪华;狄奥多勒的主要想法是想给鞑靼人一个下马威,其实,他还是惧怕这些鞑靼人的。皇帝坐在高高的王座上,手持宝剑,接见了使者。拜占庭历史学家详细地记录了这次接待仪式。注1609

    一位近代历史学家这样评价狄奥多勒:“简言之,他极端神经质,是当代精神病学专家从事研究的一个很有趣的素材”,他“不到四年的短期统治,并不能使他在自己的历史时代留下深刻的痕迹”注1610。后来有人说,“狄奥多勒时期,人们才特别感受到何为‘开明的专制’”。注1611当然,狄奥多勒的统治时期过于暂短,人们还很难因此确定他的统治之重要意义。但在尼西亚的历史上,由于他成功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对外政策并且由于他本人渊博的学问,他一直受到后人的尊重。536

    狄奥多勒的独子和继承人,当时还不满八岁的约翰四世(1258——1261年在位),即使有其父王指定的摄政乔治·穆扎伦(George Muzalon)的协助,仍然难以处理好帝国的复杂事务。约翰·瓦塔泽斯的亲戚,一个野心勃勃而又精明狡猾的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一个从不安分的阴谋家和一个声名狼藉的伪君子,但却是一个能干的官员”注1612,此时就充当了重要角色。他虽然身居要职,官位显赫,却因经常被瓦塔泽斯和狄奥多勒二世怀疑施阴谋、搞政变而试图惩罚,他数次逃脱,甚至一度逃至伊科尼姆的苏丹宫中。“乱世出英雄”,巴列奥洛格精明地利用了“乱世”,于1259年被加冕为帝。

    尼西亚帝国所属巴尔干半岛占领地上的外部威胁来自伊庇鲁斯君主国的国王,他成功地组成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反尼西亚同盟,其中有西西里王曼弗雷德(伊庇鲁斯君主的亲戚、德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私生子)和阿凯亚公爵威廉·维拉杜安。迈克尔·巴列奥洛格取得了对这个同盟的几次军事胜利,决定性的战役是在1259年发生于西马其顿地区的佩拉戈尼亚(Pelagonia)平原上,此地距离卡斯托利亚(Castoria)城不远。在迈克尔的军队中参战的除了希腊人外,还有突厥人、库曼人、斯拉夫人等。佩拉戈尼亚战役,或者说是卡斯托利亚战役以伊庇鲁斯同盟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阿凯亚公爵在这次战役中被俘。装备精良的西方骑士在轻装的比提尼亚人、斯拉夫人和东方帝国军队的攻击下落荒而逃。“或许,这是突厥人第一次在希腊人军队中与希腊人在希腊的土地上作战。”注1613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乔治·阿克罗波利塔是如此评价这一事件的,他说:“在皇帝的指挥下,我们的军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其声威远播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样辉煌的胜利即使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注1614在保留至今的一部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的传记中,也提到这次战役,说:“随同他们(罗马国家的叛逆者,即伊庇鲁斯君主及其臣僚们)及以阿凯亚公爵为首的同盟者一起被我击溃的还有谁呢?有阿勒曼尼人、西西里人和意大利人,他们来自亚庇基亚人和布伦杜修的土地阿普利亚,来自比提尼亚、埃维厄和伯罗奔尼撒。”注1615

    卡斯托利亚战役对于拜占庭帝国的重建是非常重要的。伊庇鲁斯君主的领地只剩下该君主本来占据的伊庇鲁斯世袭领地。拉丁皇帝无法依赖败北的阿凯亚公国,而且,拉丁帝国此时处于软弱无能的鲍德温二世的统治下。537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攻击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成功,迈克尔·巴列奥洛格与热那亚人签订了和约。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在商业利益上的对抗遍及东地中海的每一处。自从第四次十字军及拉丁帝国建立之后,威尼斯人在东地中海的拉丁人占领地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特殊商业利益,热那亚人却不想对这一既成事实让步。迈克尔非常清楚这一点,遂与热那亚人进行谈判;尽管热那亚人知道,与分裂者希腊人的谈判会引起教宗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愤怒,但他们更迫切地想把他们的威尼斯对手从东方赶出去,遂与迈克尔签订了和约。

    1261年3月,在水神殿(Nymphaeum),迈克尔与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给予热那亚人在东中海与威尼斯人一样的商业特权。这是一次真正的针对威尼斯人的攻守同盟。注1616热那亚人获得了在帝国所有行省(包括现有的和将来会占有的)进行自由贸易的永久性特权。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特岛及埃维厄岛上之特权的承诺,迈克尔同意,“如果由于上帝的恩赐”,他夺回了上述领地,这则协议也将在上述地区有效;士麦拿————作为一个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有着一个良好的港口并拥有所有物品的城市,则指派给热那亚人全权管理;协议允许热那亚人在开俄斯岛和莱斯博斯岛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建立商站和教堂;黑海将对所有其他外国商人关闭,除非他是迈克尔的忠实臣民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在热那亚人方面,他们承诺,将保证给予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以自由贸易的权利,用舰队支持迈克尔,但前提是,这支舰队不会用来对付教宗和热那亚人的朋友。热那亚人的舰队在迈克尔光复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中是至关重要的。在君士坦丁堡被迈克尔的军队攻克之前不久,热那亚批准了这项协议。这件事对于热那亚人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自从萨拉丁在叙利亚获得了胜利之后,热那亚人曾经遭到惨重的损失。此时在热那亚的经济史上掀开新的一页。“13世纪殖民生活的繁荣与12世纪殖民生活的中断和试探性的举措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显然,这是广泛的实践和良好的组织形式,尤其是令人惊异的贸易活动发展所致。”注1617 538

    1261年7月25日,迈克尔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君士坦丁堡。此时,迈克尔在小亚细亚,获悉君士坦丁堡被攻克的消息,他立即出发,于8月初进入君士坦丁堡,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此后不久,他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了第二次加冕。鲍德温二世逃到了埃维厄(内格罗彭特)。拉丁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主要的教职人士及时地在君士坦丁堡被攻克之前逃离了该城。在迈克尔的命令下,不幸的约翰四世拉斯卡利斯被刺瞎了双眼。迈克尔·巴列奥洛格由于成功地利用了尼西亚诸帝所创造的有利局面,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恢复者、巴列奥洛格王朝的奠基人迈克尔八世。首都则由尼西亚迁回君士坦丁堡。

    逃亡的拉丁皇帝鲍德温由埃维厄到达底比斯和雅典。在雅典城,“那不朽的岩石上,上演了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之短剧中令人同情的最后一幕。当时,鲍德温由比雷埃夫斯港驶向蒙内姆巴西亚(Monemvasia);他抛下了莫里亚半岛上的大批贵族,逃往欧洲,乞求欧洲人帮助他恢复失去的东西,开始扮演一个流亡皇帝的悲剧角色。”注1618

    于是,用一个德国历史学家格莱雷戈维乌斯的评断来说,这个拉丁帝国,“一个西欧十字军骑士、威尼斯人的贸易政策和教宗至上思想的制造物,在经历了五十七年的卑微生存之后被彻底摧毁,除留下一片混乱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一畸形的拉丁人骑士的封建国家是历史上最没有价值的现象。德国的诡辩主义哲学家称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而在这里,则只剩下了荒唐。”注1619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则说:“拉丁人的耻辱属于历史的过去。”注1620

    但在西方史料中,几乎没有例外地只述及了迈克尔攻克君士坦丁堡,赶走了法兰克人,不像在希腊史料中,表达出来极其欢欣鼓舞的情绪。如乔治·阿克罗波利塔写道:“由于这一事实,所有的罗马人都因此欢乐,带着难以形容的喜悦和振奋之情,无人不是如此。”注1621另一方面,在巴列奥洛格手下的一位高官、一个教师、荷马史诗的评注者瑟纳赫里姆(Senakherim)笔下,却出现了不和谐音,他在君士坦丁堡被希腊人攻克之后说:“我听到了什么啊!这件事竟然到了今天我们的时代才发生?我们做了些什么事?要活到今天来目睹这样的灾难?以后,无人可以期望能看到什么好事,因为罗马人又走进了这座城市!”注1622 539

    简言之,多数学者以否定的态度看待拉丁人在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的作为。的确,考虑到首都被十字军人所占领,无数的珍宝被散落到欧洲各处,以及拉丁人对正教会的压抑这些情况,当时的希腊作者及多数当代学者的敌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近来,出现了试图为拉丁人解脱罪责的声音。一个天才的亚美尼亚学者E.H.斯威福特(Swift)就讲述了拉丁人对于著名的非凡建筑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态度。

    1907年,E.M.安东尼亚德斯(E.M.Antoniades),一部详尽描述圣索菲亚大教堂专著的希腊作家写道:“拉丁人占领的五十七年是圣索菲亚大教堂有史以来境遇最差的而且是最危险的时期,只是在1261年希腊人收复了这个大教堂之后,它才得到保护。”注1623斯威福特教授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相信,从一些史料的记载和考古学发掘的印证中,以及从这一建筑目前的情况来看,上述指责是不成立的。1204年曾经发生过多次地震,都曾经对这所建筑造成破坏,在十字军占领它之前,它已经十分脆弱。十字军发现这所教堂处于特别危险的状态,就立即采取措施来加固这座他们新征服的教堂,以多种方式来维修它,特别是在墙外建立了支柱。因此,斯威福特的结论是:“拉丁人并不像有些人所涂抹的那么黑,相反……事实上他们成为希腊著名建筑天才修筑的这一最伟大丰碑的拯救者。”注1624斯威福特的观察对于研究这座建筑的历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分可能的是,十字军的确为保护这座非凡的建筑做出了值得嘉许的贡献。但是,无情的事实是,他们又的确劫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

    基督教会与尼西亚帝国和拉丁帝国的关系

    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是违背教宗英诺森三世的意愿的。但是,拉丁帝国建立之后,教宗清楚地看到,尽管东方发生的这一既成事实不那么令人愉快,但它毕竟首先承认教宗的权威,无论如何,它将为进一步加强罗马公教会和教宗的权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一时期教会的主要问题是适应基督教东方发生的政治变化而建立东方和西方教会的互动关系。在十字军于拜占庭领土上建立的拉丁统治区内,必须使罗马公教扎下根来。教宗的首要任务是在拉丁人占领地上组建罗马公教会,然后整顿罗马公教会与世俗势力和当地希腊教俗人士的关系。其第二项任务则是在宗教上使希腊人占领区成为罗马教廷的臣民,这些希腊人占领区自1204年以后一直保持着独立,其最高首领则是尼西亚帝国。一言以蔽之,与希腊人的联合问题成为13世纪一切教会关系的关键。540

    自拉丁帝国在政治上出现之后,教宗的地位十分复杂微妙。按照威尼斯人与十字军人达成的协议,如果拉丁帝国的皇帝是由法兰克人选举的话,那么,拉丁大主教则应从威尼斯的教职人士当中选出。当时,并没有考虑到罗马教廷的利益,在该协议中既没有提到教宗应该参与选举拉丁教会的主教,也没有提到任何一笔教会收入应该进入教宗财库。

    在第一位拉丁皇帝鲍德温致教宗的信中,叙述了十字军的“奇迹般的胜利”,君士坦丁堡的被占领,希腊人的“无法无天”,他们“使上帝都感觉恶心”,并提到了他希望在将来继续参与攻取圣地的十字军,注1625等等;但是,他并没有提到主教的选举问题。而且,当圣索菲亚教堂的一批新的由威尼斯人组成的教职人士团选举了一位威尼斯贵族托马斯·莫洛西尼为主教时,教宗尽管一开始宣布这一选举不合乎教会法规,但也被迫认可这一既成事实,“主动地”承认了这一选举有效。

    教廷与仍然生活在拉丁占领区内的希腊教职人士的关系也很微妙。据说,许多主教和多数下层教职人士维持了原职。在这一问题上,教宗采纳了宽容政策,允许在希腊人占多数的教区给希腊主教们授圣职,给予他们特许权,维持希腊教会的礼仪,例如,允许他们在圣餐礼上使用有酵的面包。然而,教宗还是派出使节到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试图劝说希腊教职人士加入他们的教会。541

    1204年,一个教宗使节第一次企图说服希腊教职人士承认教宗作为基督教会的权威;谈判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进行,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注1626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尼古拉斯·梅萨利特(Nicolas Mesarites),即后来的以弗所主教,他的个人情况和生平活动,是由A.海森伯格首先加以评述说明的。1205——1206年,谈判继续进行。奥特朗托的尼古拉斯(Nicolas of Otranto)、南意大利卡索勒(Casole)修道院院长参与了这次谈判,并充当翻译。他与当时南意大利的整个教会一样,持有正教信仰,但承认教宗的权威,主张联合。尼古拉斯·奥特朗托留下了许多诗歌和散文作品,几乎都未曾公布过,如海森伯格所评述的,这些东西应该被看作是特殊的专著。注16271206年,在十字军到达之前逃往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翰·卡玛特鲁斯去世之后,希腊教职人士的地位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拉丁皇帝亨利的特许下,拉丁帝国统治下的希腊教职人士向教宗英诺森三世请求准许他们选举新的主教,前提是他们必须承认教宗的最高统治地位。但是,希腊人既不屈服于教宗的权威,也不想对这种权力让步。因此,君士坦丁堡的争论没有任何结果,同年,即1206年,拉丁人服从于他们的牧首托马斯·莫洛西尼,而希腊人则服从于他们自己的牧首尼古拉斯·梅萨利特。拉丁帝国的希腊人开始转向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注16281208年,一位新的正教牧首迈克尔·奥托雷阿努斯(Michael Autoreanus)在尼西亚当选,就是他主持了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的加冕礼。这不仅对于尼西亚国家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而且对于拉丁帝国的希腊人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1214年的谈判是在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举行的,红衣主教佩拉吉乌斯和他们的代理人,以及尼古拉斯·梅萨利特都参加了这次谈判,但谈判毫无结果地破裂了。当时,尼古拉斯·梅萨利特是以弗所大教区的主教,其头衔是全亚细亚总主教。他对于佩拉吉乌斯在君士坦丁与他会见时的傲慢态度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注1629从拉丁教职人士在东方的影响来看,教宗英诺森三世在其任期的最后阶段,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215年召开的、被西方教职人士们认可为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拉特兰会议上,宣布了教宗为所有东方拉丁教会,即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安条克等地的拉丁教会的主教们的最高首脑,即是说,从这一时期开始,这些主教得服从罗马教廷的权威。542

    但是,英诺森三世对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将组织一次他已经承诺的十字军的问题完全失望了。世俗的、政治的和外交上的种种利害关系,迫使拉丁皇帝完全放弃了组织一次新的进军圣地的十字军的计划,因而,英诺森开始在西方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而不再依赖君士坦丁堡。

    教宗对于东方教会对罗马教廷表现的离心离德的态度很失望;为了取得完全的胜利,教会的联合,即,使服从于希腊教会的人群在精神上服从于罗马,是十分必要的。

    尼西亚帝国有着它自己的主教,他以尼西亚为其驻节地。但是,尼西亚人民认为君士坦丁堡主教座迁到尼西亚是“外来者及其附属物”注1630,希望它终将迁回君士坦丁堡原来的故地。第一个尼西亚统治者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作为一个君主或皇帝的地位没有得到英诺森三世的认可,在他的信中,仅称呼“尊贵的狄奥多勒·拉斯卡利斯(nobili viro Theodoro Lascari)”。注1631在这封致拉斯卡利斯的信中,教宗英诺森三世尽管不赞同十字军人攻取君士坦丁堡的暴行,但是,却仍然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拉丁人是作为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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