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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苏里亚或叙利亚王朝
直到最近，在一些历史著作中，仍把这一拜占庭新王朝的创建者利奥三世皇帝（717——741年在位）称为伊苏里亚人。他和他的继承者建立的政权，通常被称为伊苏里亚王朝。然而，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利奥三世并非伊苏里亚人，而是叙利亚人。注646目前，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所接受，注647而另一些学者则持否定态度。注648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追溯到9世纪初的编年史学家狄奥凡尼，他是论及利奥血统的主要作者。他写道：“伊苏里亚的利奥是哲尔曼尼西亚（Germanicea）地方的人，实际上出生于伊苏里亚。”注6499世纪后半期，罗马教宗的图书管理员阿那斯塔修斯将狄奥凡尼的著作译成拉丁文，没提及伊苏里亚，可是谈到利奥是哲尔曼尼西亚人，且生于叙利亚（genere Syrus）注650。《小斯蒂芬传》也称利奥“由叙利亚人所生”（? συρογεν?ς）注651，哲尔曼尼西亚位于叙利亚的北部边界，乞里奇亚的东部。一份阿拉伯人的资料提到，利奥是居住于马拉什（Marash）地方的基督教居民。马拉什即哲尔曼尼西亚。因此，他能流利地讲地道的阿拉伯语和罗曼语注652。注653我们没有理由假定狄奥凡尼将叙利亚的哲尔曼尼西亚与伊苏里亚省的哲尔曼诺波利斯城相混淆。注654利奥原籍属叙利亚是完全可能的。
利奥三世的儿子即君士坦丁五世科普洛尼姆斯（Constantine V Copronymus，741——775在位）娶了卡扎尔汗的女儿伊琳娜。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通常被称为卡扎尔人，他于775——780年在位。利奥四世的妻子是出生于雅典的希腊女子，名字也叫伊琳娜。利奥四世死后，因为她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尚未成人，遂使伊琳娜成为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伊琳娜是一个有野心有魄力的女子，她的儿子成人后，双方进行了一场权力之争。结果她废黜了亲生儿子，弄瞎了他的眼睛，自己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797——802年在位）。她以行动回答了拜占庭帝国的妇女能否登位掌权，即成为帝国真正意义上的统治者的问题。自拜占庭帝国建立以来，皇后们便享有“奥古斯塔”（Augusta）的称号，在皇子尚未成人时，她们总是以其儿子的名义行使帝国皇帝的职权。5世纪时，狄奥多西二世的姐姐普尔喀利娅（Pulcheria）在其弟尚未成年时，便充当了摄政王。查士丁尼的妻子狄奥多拉，在影响政治事务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是，狄奥多拉的政治影响完全取决于她丈夫的意愿，其他妇女也都是以儿子或兄弟的名义享有统治权。在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伊琳娜是第一位享有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威，自主地行使统治权的女性统治者。她代表着对帝国世俗传统的革新。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官方的文件和法令中，她没有被称为“女皇”而是被称为“虔诚的皇帝（basileus）伊琳娜”。注655按照当时的观念，只有男性皇帝才是正式的立法者，所以有必要假定伊琳娜就是皇帝。伊琳娜于802年在一位最高行政官员尼斯福鲁斯（Nicephorus）领导的政变中被废除，后来死于流放地。尼斯福鲁斯登上了皇位。随着伊琳娜被废黜，伊苏里亚王朝宣布结束。717——802年，占据拜占庭帝国皇位的是来自小亚细亚或北叙利亚的东方血统的家族世系。君士坦丁五世的婚姻，才使最高统治者的东方血统与卡扎尔人的血统相融合。235
拜占庭对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态度
利奥登上皇帝宝座之时，是拜占庭帝国正经历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除了利奥皇帝与拜占庭贵族代表者进行的斗争（自查士丁尼二世被第一次废黜之时起，贵族便特别爱寻衅），导致国内非常混乱外，还有东方阿拉伯人的威胁正逐渐逼近拜占庭首都。这个时期与君士坦丁四世在位的7世纪70年代的情况很相似，而且许多方面似乎更为危险。
早在利奥前两任皇帝统治时期，阿拉伯军队已经由陆路穿过整个小亚细亚到达西方，占领了靠近爱琴海岸的萨迪斯（Sardis）和波加蒙（Pergamus）。率领这些阿拉伯军队的是著名的马什拉马（Maslamah）将军。注656717年，利奥入主君士坦丁堡几个月之后，阿拉伯军队从波加蒙出发，向北方推进，到达濒临赫勒斯滂海的阿比都斯（Abydos）。他们由此渡过海峡在欧洲海岸登陆，很快到达君士坦丁堡城下。根据编年史记载，与此同时，一支拥有1800艘各类船只的庞大船队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和普罗蓬蒂斯海峡，从海上包围了君士坦丁堡。首都受到了全面的围攻。然而，利奥以极佳的方法，使首都做好反包围战的准备，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希腊火”的再一次巧妙使用，重创了阿拉伯的船只。717年和718年冬天的严寒，加之饥荒严重，导致穆斯林军队最后完全失败。保加利亚人迫于同利奥三世原有的协议，同时也为了自我保护，在色雷斯境内参与了同阿拉伯人作战，使阿军损失惨重，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仅一年多一点就被迫撤兵。利奥三世以其智慧和才能解救了拜占庭的首都。与这次围攻有关的是，史籍中第一次提到在黄金角使用了拦阻敌军进港的铁链。236
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于谈论穆斯林这次进攻君士坦丁堡失利的伟大意义。利奥三世抗击阿拉伯人的成功，恰恰证明他不但拯救了拜占庭帝国和东方基督教世界，而且也拯救了西方的欧洲文明。英国学者柏里称718年为“全基督教的节日”，希腊历史学家兰普罗斯（Lampros）将这次战争与古希腊的对波斯战争相比较，称利奥三世是中世纪希腊化时期的米泰亚德（Miltiaoles）。注657如果说君士坦丁四世将阿拉伯人阻止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那么，利奥三世则逼迫阿拉伯人退却。这是阿拉伯人对这座“神佑”城市进行的最后一次进攻。从这一点来看，利奥的胜利就有了世界性的历史意义。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战，连同马什拉马的名字，在以后的伊斯兰教传奇中，有着深远的影响。马什拉马的名字至今仍与一座清真寺联系在一起。据传说，该清真寺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注658
然而在早期哈里发执政史上，这一时期仍是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强有力的哈里发瓦利德一世（Walid I当权之时，705——715年），正值拜占庭帝国的混乱时代。就建筑成就而言，他可以与拜占庭帝国的君主相媲美。当时在大马士革建立了一座清真寺，恰如圣索菲亚教堂之于基督教世界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宏伟壮观的建筑。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圣墓同耶路撒冷的耶稣墓一样壮丽辉煌。饶有趣味的是，在穆斯林中间，与这些建筑有关的传说，不仅和穆罕默德有关，而且和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据伊斯兰教的传说，当耶稣第一次受召重返人间时，将从大马士革清真寺中的一个尖塔降临，而麦地那穆罕默德坟墓近旁的空地将作为耶稣再临后遁世的墓地。注659237
拜占庭帝国与哈里发之间的战争逐渐带有圣战的性质，其结果，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均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希腊人无法取得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也无法夺取君士坦丁堡。“在这种情况下，”V.巴托尔德写道，“基督徒和穆斯林的胜利变成了悔罪，两者都盼望着世界末日的来临。似乎只有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他们才能达到自己国家的最后目标。在拉丁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中，广泛流行着一种传说，大意是，在世界末日之前，一位基督教统治者（法兰克国王或拜占庭皇帝）将进入耶路撒冷，把他的世俗权力交给救世主。而穆斯林期望的世界末日，则是以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先导，注660‘唯一虔诚的’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在位）的统治发生在‘希吉来’注661后的一百年（约720年），并非偶然，因为在前任哈里发苏莱曼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人们便盼望伊斯兰国家之灭亡与世界末日同时到来。”注662
732年，即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后十四年，阿拉伯人从西班牙向西欧的推进被查理·马特————软弱的法兰克国王的宫相————在普瓦提埃成功地阻止了。注663
阿拉伯人在718年失败后，利奥三世在位期间没有再采取针对帝国的激烈军事行动，主要原因是他们明显地受到北方的游牧部族卡扎尔人的威胁。利奥三世当时已安排了他的儿子及皇位继承人君士坦丁与卡扎尔汗之女联姻，卡扎尔汗开始支持这位新亲戚。由此，利奥在同阿拉伯人的斗争中，找到了两个同盟者，开始是保加利亚人，接着是卡扎尔人。然而，阿拉伯人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继续进攻小亚细亚，还经常深入到小亚西部，甚至到达尼西亚，即普罗蓬蒂斯海的岸边。在统治末期，利奥在弗吉尼亚（即今通往科尼亚的铁路附近的阿菲坞-克拉-希萨［Afiun-Qara-Hisar］）的阿克罗伊农（Acroïnon）战役中，击败了阿拉伯人。这次胜利，迫使阿拉伯人从小亚细亚西部退到东部。因阿克罗伊农战役产生了与穆斯林有关的突厥民族英雄、穆斯林圣战勇士（加齐）赛义德·巴图（Saiyid Battal）的传奇。他的坟墓至今仍在埃斯奇舍尔（Eskishehr）即中世纪的多里拉伊乌姆（Dorylaeum）南部的一个村子里。这一英雄的历史人物原型,是在阿克罗伊农战役中阵亡的穆斯林斗士阿布达拉·艾尔-巴图（Abdallah al-Battal）注664。因此，同阿拉伯人的战争，在当时已经被利奥三世卓有成效地解决了。238
8世纪中叶，当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朝取代时，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内因王朝更替引起严重的内乱。阿拔斯王朝首都搬迁，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转移到远离拜占庭边境的底格里斯河畔的巴格达。这使利奥三世的继位者君士坦丁五世可以通过许多次成功的远征，将拜占庭帝国的国界沿着小亚细亚的整个边界向东方大大推进。
但是，在伊琳娜掌权时期，阿拉伯人在哈里发阿尔-麦海迪（Al-Mahadi）指挥下，又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攻势，进入小亚细亚。782——783年，女皇伊琳娜被迫乞和，缔结了耻辱的三年停战协定：女皇同意每年向阿拉伯人缴纳70 000或90 000第纳尔的赔偿金，一年分两次结清。在签订协议的同年（783年），伊琳娜可能将军队从东方前线调往马其顿、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镇压斯拉夫人起义，因此，削弱了拜占庭在小亚的地位。798年，在哈里发哈伦-阿尔-赖世德（Harun-ar-Rashid）时期，阿拉伯军队取得战争胜利之后，同拜占庭帝国缔结了一项新的和平协定，拜占庭缴付的款项与麦海迪时期相同。239
伊苏里亚诸皇帝与保加利亚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很活跃。保加利亚人不久前在多瑙河下游获得一个要塞后，首先是要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存，顶住拜占庭对于阿斯帕鲁奇已获得的成就进行破坏的企图。8世纪，保加利亚王国内部的情况错综复杂，首领们为了获得“汗”的最高宝座，你争我夺，引发了许多宫廷纷争。而且，保加利亚人作为新来的统治者又不得不与半岛上被征服的斯拉夫人进行斗争。7世纪晚期和8世纪早期，保加利亚诸汗在对付拜占庭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时，表现得极其灵活。保加利亚人支持查士丁尼二世恢复了帝位。他们还积极支持利奥三世用武力将阿拉伯人从君士坦丁堡城下赶走。此后三十多年内，拜占庭的作家没有再对保加利亚人有过什么记载。在利奥三世统治期间，保加利亚王国成功地与拜占庭保持和平关系。
在君士坦丁五世执政时期，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庭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由于得到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已经从东方边境迁移至色雷斯定居）的帮助，拜占庭沿着保加利亚边界构筑了许多防御工事。君士坦丁五世还蔑视保加利亚派到君士坦丁堡的使节。此后，保加利亚人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反击。为了消灭保加利亚王国，君士坦丁指挥了陆上和海上的八九次战役，虽取得许多战果，但君士坦丁的目标最终落空。然而，一些历史学家仍认为他是“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Bulgaroctonus）”。注665他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不懈的战争，构筑了许多对付保加利亚人的堡垒。
到8世纪末，保加利亚王朝内部的纷争已经结束；保加利亚人与斯拉夫人的尖锐对抗也变得不明显了。总之，9世纪开始出现了一个逐渐形成中的保加利亚，一个斯拉夫化的，并以进攻拜占庭为其既定目标的强大国家。保加利亚人的进攻性政策在8世纪后期已经显露无遗。在君士坦丁六世和他母后伊琳娜执政时期，拜占庭在军事上失败以后，被迫同意向保加利亚人纳贡。240
在8世纪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人的军事冲突中，保加利亚人的军队中也包括斯拉夫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保加利亚王国的一部分。8世纪，斯拉夫人占据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仍在继续。在利奥三世时代，一位去圣地朝圣的西方人参观了伯罗奔尼撒的城市蒙内姆巴西亚（Monembasia），并写道，该城位于斯拉夫人的土地上。注666还有许多资料提到，8世纪时，在都拉基乌姆和雅典均有斯拉夫人。注667在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的著作《论军区》中（在本书前言部分已有引述），明显提到君士坦丁五世时期，“当鼠疫在整个世界蔓延时，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变得斯拉夫化和野蛮化了”注668。此处提到的是746——747年的大瘟疫，它发源于意大利，对希腊的南部和君士坦丁堡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这次瘟疫之后，为了使首都君士坦丁堡复兴，君士坦丁皇帝从许多行省向君士坦丁堡移民。甚至按照广为接受的观点，早在8世纪中叶，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已经斯拉夫化了。同一时期，还必须注意到，由于瘟疫的袭击和皇帝为复兴君士坦丁堡而向首都移民，一些地区人烟稀少，斯拉夫移民则在此间定居，形成新的定居点。8世纪末，伊琳娜女皇派出一支特遣队到希腊、萨洛尼卡和伯罗奔尼撒去“对付斯拉夫人的部族”注669，后来，这些希腊的斯拉夫人积极地参加了反对伊琳娜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在8世纪时，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包括整个希腊不仅已经稳固地定居，而且参与了帝国的政治活动。到了9世纪时，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已经成为拜占庭帝国两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伊苏里亚或叙利亚王朝诸皇帝的内政
立法。————利奥三世不仅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位天才领袖和抗击外部敌人的强有力的领导者，而且是一位英明有才能的立法者。早在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各行省的大多数人已经很少能理解或完全无法理解拉丁文本的《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纂》和《法理概要》了。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东方，人们更乐于使用旧的习惯法而不是官方的成文法，5世纪叙利亚法律书籍的广泛流传则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用希腊文发布的《新律》只是用来处理常见的法律问题。与此同时，7世纪期间，由于拜占庭帝国逐渐丧失了其东部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南部的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的北部地区，就其民间语言来说，已变得越来越“希腊化”。由于希腊语得到广泛使用，制定一部能够反映自查士丁尼大帝以来的社会生活状况所有变化的希腊文法典，已经成为必要。241
利奥三世充分认识到这一需要，将编纂法典的任务交给一个由他亲自挑选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努力之下，一部法典出台了，它定名为《法律选编》（Ecloga），以“全智的和虔诚的利奥和君士坦丁皇帝”的名义公布。但是，法典公布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尽管俄国的拜占庭专家V.G.瓦西列夫斯基倾向于该法典发布于利奥执政初期（约726年），注670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该法典的颁布应在利奥执政的后期（739——740年）。注671最近有的学者对于《法律选编》是否属于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时期产生了一些怀疑。注672在当代，绝大多数学者把法典发布的日期确定在726年3月。注673
“Ecloga”（即《法律选编》）这一名词的意思是“选择”或“精选”，便表明了该法典的来源。法典标题是：“由全智和虔诚的利奥和君士坦丁皇帝，从查士丁尼大帝颁布的《法理概要》、《法学汇纂》、《法典》、《新律》中节选，并以更为人道的观点（希腊语：Ε?ς τ? φιλανθρωπ?τερον［或如其他人所译的“以改进的观点”］）加以修订的法律简编。”注674这一引言明确地阐明，以前历代皇帝所发布的法令曾经被写入各种法学著作中，但它们的意义对于一些人来说比较难于理解，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几乎是完全无法理解，对于那些没有生活在“神佑”的帝国都城里的人尤其如此。注675上述所谓“各种著作”指的就是对于查士丁尼法律著作所做的希腊语翻译和注释，这些翻译和注释经常被人们用来取代其法典的拉丁文原著。极少数人能够理解这些希腊文的翻译和注释。这些版本众多而纷繁混杂、相互矛盾的法学著作给拜占庭帝国的民法造成极大的混乱。利奥三世清楚地看到这一现存问题，决定加以改变。在其引言中，强调了编写此《法律选编》的原则，即引入公正和正义的思想。它们强调，法官们必须“不徇私情、通过清晰的推理论证，做出公正的判决；他们不得轻视穷人，或让触犯法律的实权人物逍遥法外……他们要堂堂正正地拒收贿赂”，司法部门的所有官员必须从帝国的“圣库”注676中获得规定的薪水，因此，“他们不得从任何可能处于他们管辖之下的人中间牟利，使先知所预言的：‘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圣经·阿摩斯书》，2：6），无法成真。那么，我们将不会因为触犯上帝的戒律而受到天谴。”注677 242
《法律选编》的内容分成18个专题，主要论述民法，有关刑法只占很少分量。它们涉及婚礼、订婚、嫁妆，遗嘱和无遗嘱死亡的财产问题，涉及监护、奴隶的释放、作证、各种与买卖、租赁有关的责任义务等。只有一个专题中有一章涉及惩罚的刑律。
《法律选编》在许多方面不同于《查士丁尼法典》，甚至有时采纳了习惯法的原则和那些与查士丁尼的官方立法著作并存的司法程序而与《查士丁尼法典》相对立。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较，《法律选编》在许多方面代表了进步。例如，其婚姻法引进了更为高尚的基督教观念的内容。当然，在论述刑法一章里，充斥着使罪犯躯体致残的规定，如断臂、割舌、劓刑及致盲的刑罚等。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法律选编》是一部野蛮的法律，因为多数场合下这些刑罚是用来替代死刑的。就这种意义而言，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可以公正地宣布，他们所完成的法典比起前任皇帝们的法典要“仁慈得多”。而且，《法律选编》规定，对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的刑罚一律平等。《查士丁尼法典》则常常没有任何坐实的证据便确定不同的刑罚。《法律选编》还以其大量引用圣经来确认不同司法原则而著称。“《罗马法》的精神开始在基督教的宗教气氛中发生变化。”注678整个八九世纪直至马其顿王朝（867年）时期，《法律选编》作为法律教育的指南，取代了查士丁尼的《法理概要》，并不止一次地被修订。例如，有《私法选编》（Ecloga Private）和《私法补编》（Ecloga Privata Aucta）等，注679马其顿王朝的瓦西里皇帝登基之后，发生了变化，他偏爱《查士丁尼法典》，正式宣布伊苏里亚王朝诸皇帝的法律条文是胡说八道（文学名词为“无稽之谈”），因为它否定了神学教条，破坏了有益的立法。注680即使如此，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仍从这部被责难的律书中借用了许多章节纳入自己的律书。而且，即使在他们执政时期，《法律选编》仍得到重新修订。243
饶有趣味的是，利奥和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律选编》，后来成为东正教（尤其在俄国）法律集的一部分。刊印的俄文版《统治书》（Kormchaia Kniga）或称《行政法规》一书的副标题是：“两位虔诚的皇帝、最英明的利奥和君士坦丁制定的法典。”注681《法律选编》对古代斯拉夫人立法文献的影响还有其他证据。
几乎不能认为，《法律选编》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改革”，这是希腊的拜占庭主义者，伊苏里亚王朝诸帝的热情崇拜者佩帕里哥普洛的看法。他说：“现在，当《法律选编》的编纂者提出的原则为最先进的国家的民法所采纳时，对一位在一千多年前为那些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取得成功的原则而斗争的天才人物给予应有的新尊重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注682这是一位热情的希腊爱国主义者的评论。不过，现代世界仍然承认《法律选编》具有重要意义。244它开创了希腊-罗马或拜占庭法制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一直持续到马其顿王朝的建立，其时，《查士丁尼法典》又恢复了先前的地位，但做了许多基本性的修改。而利奥三世的《法律选编》的实质，首先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生活的要求。
学者们还探讨了其他三个法律文件：《农业法》或称《农民法》（ν?μος γευργικ?ς），《军事法》（ν?μος στρατιωτικσς）和《罗得海洋法》（ν?μος ?οδ?ν ναυτικσς），注683它们都与伊苏里亚王朝相关联，尤其是与利奥三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三个法律文件的不同抄本，以大量的手稿形式附于《法律选编》或其他法律书籍之后，但没有署上作者的名字或第一次发布的时间。因此，只能依赖书中的线索，即评估其内容和文字，或将其与别的相类似的文件相比较，以确定其发布的时间。
三部法律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农业法》。研究拜占庭法律的最高权威，德国学者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已经改变了他对该书的看法。他开始时认为，该书出自私人编写者之手，应当出现于8世纪或9世纪时。他认为，该法典是部分吸收了查士丁尼的法典，部分吸收当地的习惯法而编成。注684后来，他倾向于承认《农业法》是利奥和君士坦丁立法活动的一个结果。它的发布，不是与《法律选编》同时，便是在它颁布之后不久。注685他同意俄国学者V.G.瓦西列夫斯基和Th.I.乌斯宾斯基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文件是处理从事农业劳动的民众中一般性的侵权行为的农村治安法规集。它主要涉及盗窃木材、田地和果园水果的各种行为，牧民中间非法侵入他人土地，或疏忽失误、虐待牧畜或被牲畜所伤害等事件的处理。俄国学者B.A.潘切恩科（Pan?enko）对《农业法》做了专门的研究，称它是“一部在农民中间实施的习惯法的补充，它涉及农民迫切需要，但在正式立法中又找不到的法规”。注686
这部法典没有注明日期。一些学者认为属于利奥三世时期。但必须承认，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按照潘切恩科的看法，“也许甚至在7世纪时，便需要这样的法规。该律书的原始的朴素的经验主义的特点是：精神上更接近于文明最严重衰落的时代，而不是《法律选编》的编纂时期”。注687《农业法》发布于8世纪还有待证明，也许人们会发现该书出现于更早的时期。维尔纳茨基（Vernadsky）和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认为《农业法》是7世纪末查士丁尼二世统治下“精心制作的产物”。注6881945年，苏联历史学家E.利普西兹（Lipshitz）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具有权威性。她在重新考虑了以前的所有的观点之后，赞同《农业法》发布于8世纪后半期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她进一步证实了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和瓦西列夫斯基原来的观点。注689 245
由于《农业法》没有涉及罗马帝国后期居于支配地位的“隶农制”或农奴制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是，《农业法》却包括各种新的现象：农民的私人财产、公社土地所有制、强制劳役的废除和允许自由迁移等。学者们通常将这些现象与斯拉夫人在拜占庭帝国广泛地定居联系在一起。这可能带来了他们特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尤其是农村公社。潘切恩科在他的著作中所强调指出的，在《农业法》中没有谈到农村公社的看法，已经在现代作品中被否定。然而，Th.I.乌斯宾斯基则过高地估计了这部法典的重要意义，认为《农业法》对整个拜占庭具有普遍意义，甚至宣称，考虑到自由农民阶级和小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出现，《农业法》“一定已经成为东方经济发展史上的新的起点”。注690
该观点可能会使人们误以为在7——8世纪农奴已经完全被废除，而事实并非如此。注691迪尔在他的《拜占庭帝国史》中认为，《农业法》是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的成就，并谈到它的“目的是限制大地产令人担忧的发展，阻止小自由产业的消失，以确保农民有较好的生活条件”注692。这又走得太远了。
英国学者W.阿什布尔内（Ashburner）翻译、编辑了《农业法》，并对它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不懂俄文，无法获悉俄国人的研究成果。他赞同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的观点，即人们通行的说法：《农业法》是破坏圣像时期法典的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存习惯法的汇编。与此同时，阿什布尔内有三个重要的地方与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不同：（1）《农业法》的起源；（2）农民阶级在法律中的地位；（3）法典中提到的两种租佃形式的经济特征。至于《农业法》与《法律选编》的关系，他所持有的看法并不像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那样认为两者关系密切。他认为在《农业法》所描绘的社会状况中，农民可以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但他同意这位德国学者的观点，即《农业法》使用的“命令的口气”表明它不是出于私人法学家而是出自立法机构的文件。注693 246
因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的权威影响并得到研究拜占庭历史领域的著名俄国学者的支持，而使斯拉夫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国内习惯法产生特殊影响的理论在史学编纂领域占有稳定的位置。除了关于斯拉夫人定居拜占庭帝国的一般叙述，这些学者还以小自由农民和农村公社的观念在罗马法中属于外来因素这一事实，作为支持其理论的主要根据。因此，这些东西一定是由某种新的因素，即斯拉夫因素进入拜占庭生活中所致。V.N.兹拉塔尔斯基（Zlatarsky）新近支持斯拉夫人因素对《农业法》有影响的理论，认为该法规是由利奥三世所编，并以利奥的对保加利亚政策加以解释。利奥看到，在他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很想归附保加利亚人，并与他们结成保加利亚-斯拉夫同盟。所以他将斯拉夫人的习惯法吸收到他的法律之中，希望以此提供更加吸引斯拉夫人的条件。注694但是，近年来，人们通过《狄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及稍后的《新律》、草纸资料和圣徒传记等文献的仔细和全面的研究，清楚地证明，在罗马帝国的村庄里也曾经居住着自由劳动者，而且在很早时期便存在着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因此，无法根据《农业法》做出一般性的结论，它也许只可能提供另一种证据，即在拜占庭帝国内，小自由农民，自由农村公社和农奴同时共存。总之，必须抛弃斯拉夫人对上述法典之影响的观点，应根据尚未充分利用的新旧资料，将注意力转向对罗马帝国早期和后期的小自由农民和农村公社问题的研究方面。注695 247
最近时期，出现了将《农业法》与拜占庭草纸文献的原文进行比较的令人振奋的尝试，注696但仅仅限于对语源学上的相似之处的研究，这些相似之处虽有时十分明显，但却无法确定它从纸草文献中沿用了哪些内容。阿什布尔内先生断言，这类相似只证明了不需要任何证据的事实，即同一时代的立法者使用同样的语言。注697
从斯拉夫人研究的角度看，《农业法》亦具有伟大意义。该法规的一个古俄语译本，构成了一部就其内容和历史意义而言都是最有价值的法律汇编的一部分。该法律汇编题名为《所有东正教君王管理各项事务依据的律书》（The Lawbook by Means of Which All Orthodox Princes have to Regulate All Affairs）。著名的俄国宗教法规学者A.S.帕夫洛夫（Pavlov）也出版了这部《农业法》的评论本。该本是在古老的塞尔维亚立法著作中发现的。
在各种法律著作的手稿中，《海洋法》和《军事法》常被附在《法律选编》或其他法律文件之后。这两部法规都没有注明日期。但是根据某种推论（无论如何，它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一些学者把它们归于伊苏里亚王朝时期的产物。
《海洋法》在手稿中有时也称为《罗得海洋法》，是一部涉及商业航海的法规。一些学者假定它是摘自《法学汇纂》第14卷的第二章，该章几乎是原原本本地采用了所谓的《船弃货物的罗得法》（Lex Rodia de jactu）这部希腊法的内容，即当船主在航行遇到危险时，为挽救商船免遭不幸而将船上部分货物抛入水中的事件发生时，船主与货主之间应当分摊其损失。目前，《罗得法》源出于《法学汇纂》，并与《法律选编》有关这一点已经被扎哈利亚·冯·林根塔尔所认可，可是并没有被学者们普遍接受。注698 248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部法典，是由各个时期、各种不同性质的资料汇集而成；大多源出于当地的习惯法。阿什布尔内认为，《海洋法》的第三部分显然计划成为《帝国法典》（Basilics）第53卷中的一部分，注699并推断《海洋法》的第二版是《帝国法典》的编纂者或在他们直接指导下完成的。保留至今的这个文本，是以其第二版为主体的。注700
《海洋法》的文体是纯官方的，其内容与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极为不同，因为它明显地反映了后来的影响。例如，该法律确定了船主、船租商人、乘客各自对船只和货物的安全所负的责任。万一碰上风暴或海盗，他们都有责任赔偿损失。这一条款意在提供一种安全保险，同时附有其他的特别裁决，这是由于自7世纪希拉克略时代起，海上贸易和海上交通受阿拉伯人和斯拉夫人海盗的抢劫，常常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海盗变成惯常现象，以致船主和租船商只能共赴危难，才能继续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
《海洋法》编纂的时间，只能大概确定。它可能在600年至800年之间，非官方汇集而成。总之，没有理由将《海洋法》、《农业法》和《军事法》这三本书归咎于同一个来源。注701
尽管马其顿王朝恢复了《查士丁尼法典》的准则，但是《海洋法》实际上在10世纪、11世纪甚至12世纪还影响着拜占庭的法官们。这一迹象表明，7、8世纪之后，拜占庭的海上贸易并没有得到恢复。后来，垄断海上贸易的意大利人拥有了自己的海洋法。随着拜占庭海上贸易的衰落，《海洋法》变得过时了。所以，13、14世纪的法律文件中便再也没有提及它。注702
《军事法》或《军人法》或译《士兵法》选录自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查士丁尼法典》中的希腊语释文和《法律选编》，后来，该法规又增补了另外一些资料。《军事法》的主要内容是对服军役者犯了叛变、违令、逃跑和通奸罪的处罚细则，刑罚非常严厉。如果学者们认为《军事法》属于伊苏里亚王朝时期的产物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便提供了利奥三世实行严格军纪的一个极好的简要说明。注703然而，不幸的是，少得可怜的资料无法证实《军事法》属于这一时期的这个断言。事实上，前面所谈关于《农业法》《海洋法》和《军事法》的论述，都说明上述三部小型法典无一可以认定是伊苏里亚诸帝的作品。注704 249
军区制。————由芬利始，大多数学者认为，由7世纪开始形成的各行省的军区制之组织的完善是在8世纪，有时特别提出是在利奥时期。芬利写道：“将新的地区划为军区……是由利奥进行改革起，并持续到拜占庭统治的终结。”注705格尔泽对此尤其明确地断言：“利奥坚决地撤除文职官员，将各省文官的权力转到军事代理人手中。”注706Th.I.乌斯宾斯基写道：“只是在伊苏里亚人利奥的统治时期，以牺牲省的文官政府为前提，在加强军区军事统帅（strategus）的权力方面，产生了突然的变化。”注707可是，仍然存在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关利奥在行省组织方面有所建树的资料。现存的一张涉及各军区机构的名录是由9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巴（Ibn-Khordadhbeh）注708所记载的。学者们将他的资料与7世纪各军区的有关资料相比较，已经得出结论，认为8世纪伊苏里亚王朝时期军区的划分已经发生某些变化。资料表明，在小亚细亚，除了7世纪设立的三个军区之外，可能在8世纪利奥时代又建立了两个新军区。（1）色雷斯军区（Thracesian），位于小亚细亚西部，即从原来安纳托利亚大军区的西部地区划分出来，因驻于该地的军人来自色雷斯而得名；（2）布切拉里安军区（Bucellarians），在大奥普西奇翁军区的东部，该军区的名称取自布切拉里安人（通称受雇于拜占庭帝国或私人的一些罗马人和外国军队）。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提到，布切拉里安人参加了军队行动，并为军队提供给养。注709这样，约当9世纪初，小亚细亚便有五个军区。这个时期（例如在803年）的原始资料提到有“五个东方军区”注710。8世纪末，拜占庭欧洲部分显然只剩下了四个行省：色雷斯、马其顿、希腊和西西里。可是，即使我们基本掌握了9世纪上半叶小亚细亚的军队数目，但是否完全取消了行政官员的权威，并把他们的职权移交给军队这一问题还不能确定。利奥三世对军区制的决定性贡献也不能得到证实，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注711 250
在伊苏里亚王朝统治之下，军区制的形成和扩展是与威胁拜占庭帝国内外的危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原来幅员广大的军区中分割出来组成新的军区，是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利奥依据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让一大片领土控制在一个握有全部权力的军事统帅手里，是何等危险。他既有可能造反，也有可能觊觎皇位。而且外部的威胁，同样需要加强中央的军事权力，尤其当各省区受到拜占庭帝国的敌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威胁时，便更为迫切。另外，国内的危险还来自权力过大的军事长官，他们松散地隶属于中央政权，常与中央维持类似诸侯的关系。所以，迫切需要将他们管辖的绵延成片的广大领土予以缩小。
为了增加和控制拜占庭帝国的财政收支，以应付各种事业的需要，利奥三世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增加人头税，其数额比原先高出三分之一。为了使这项措施有效地执行，他下令将所有男孩的出生记录保留下来。对破坏圣像者怀有敌意的编年史学家将这一命令同埃及法老对犹太人的政策相比较注712。约在利奥三世统治末期，他向帝国所有臣民征收维修君士坦丁堡城墙的税金，该城墙因强烈地震而受到破坏。该项工程在他任期内完成，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内的城楼上，许多处铭文上有利奥和他的儿子、共治皇帝君士坦丁的名字，可以证实这一点。注713 251
宗教争论和早期破坏圣像运动
破坏圣像运动注714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726年到780年，正式结束于第七次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之时；第二个时期从813年到843年，结束于所谓的“正教”的恢复之时。
对破坏圣像时代的研究，因现掌握资料情况而显得困难重重。破坏圣像时期的所有著作：皇帝的敕令，753年、754年和815年的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法令以及破坏圣像者的神学论著等，都被取得胜利的圣像崇拜者破坏无遗。我们所知的一些幸存的破坏圣像文献的片断，只是在圣像崇拜者用以批驳圣像破坏者观点的论著中有一些片断的介绍。因而，753年至754年的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敕令在第七次基督教全体主教公会议的决议中得以保存，但也许不是完全的原件。815年宗教会议的法令则在正教牧首尼斯福鲁斯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发现，而大量的破坏圣像文献的许多只言片语也在反对破坏圣像运动的一篇论争性论文和神学论文中找到。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著名的神学家和教会圣歌作者约翰·大马士革（即大马士革的约翰）的三篇著名的《反对蔑视圣像者的论文》。作者与最先下令破坏圣像的两位皇帝（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是同时代人。破坏圣像者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有时借助于写作一些鼓动性的著作。但是，残留下来的有关破坏圣像运动的原始资料则由于人们的敌意而产生了误解。因此，后来的学者对破坏圣像时期的评论存在极大的分歧。
学者们首先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关于破坏圣像原因的探索上。破坏圣像运动断断续续持续了100多年，给拜占庭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研究这一时期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诸位破坏圣像皇帝推行这一政策的宗教原因；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主要出自于政治上的原因。人们认为，利奥三世决定破坏圣像，是因他希望这一行动能消除基督教徒同犹太教徒及伊斯兰教徒之间建立亲近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因为后两者都不赞成圣像崇拜。利奥相信，与这两个民族建立亲近的宗教关系将有助于使他们归属于拜占庭帝国。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佩帕里哥普洛已经对破坏圣像时期进入了深入的研究————关于他对《法律选编》的偏见，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他认为，以“破坏圣像”这个词定义这一历史时期是不妥的，因为这个词并没有全面地界定这一时期。他相信，与破坏圣像、禁止崇拜圣物、减少修道院数目的宗教改革运动进行的同时，除了保持基督教教义的完整之外，这也是一场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革。破坏圣像的皇帝们试图剥夺教士手中的对公众教育的权力。这些统治者的行为并非出自个人或皇室的臆想，而是清楚地理解了社会需求和舆论要求，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慎重行事。他们受到社会最有知识的阶层、大部分高级教士和军队的支持。破坏圣像改革的最后失败，应归因于仍然有许多人依恋于旧的信仰，而且极端敌视新的改革。这一群体主要包括了普通百姓、妇女和大批的修士。利奥三世显然无法用新的精神来教育这些人。注715上述即是佩帕里哥普洛对这一时期的基本认识。毫无疑问，他把8世纪几位皇帝的改革活动看成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革命时，便夸大了这一运动的意义。然而，他仍然是第一个指出破坏圣像运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学者，从而引起了其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重视。有些学者认为，皇帝们制定破坏圣像的政策，既基于宗教上的考虑，也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政治上的考虑是决定性的。他们强调，利奥三世渴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成为独尊的专制君主，试图通过禁止圣像崇拜把人们从教会的强大影响下解放出来。教会使用圣像崇拜这一强有力的工具来保证平信徒的忠诚。利奥的最终理想是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以控制笃信宗教而团结一致的人民。帝国的宗教生活将从此受到皇帝们破坏圣像政策的制约，这些政策将有助于这些统治者实现他们“被改革的热情之光所环绕”的政治理想。注716在近些时候，一些学者，如弗兰奇曼·伦巴德（Frenchman Lombard）开始认为破坏圣像运动是一场纯粹的宗教改革，其目的在于阻止以过分崇拜圣像的形式而“复兴异教的进程”，并且“恢复基督教的原始纯洁性”。伦巴德认为，这次宗教改革与政治变革平行发展，但有它本身的历史。注717法国的拜占庭学者布莱耶尔特别提醒人们注意破坏圣像运动包括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1）关于对圣像崇拜本身的一般性讨论；（2）宗教艺术的合法性问题，即是否允许借助于艺术手段描绘超验世界及圣徒、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的形象问题。换句话说，布莱耶尔提出了破坏圣像影响到拜占庭艺术风格这一突出问题。注718C.N.乌斯宾斯基把他的研究重点从破坏圣像运动本身转移到拜占庭政府对修道院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和发展采取的政策问题上。他写道：252、253
利奥的统治政策从一开始就基本上是反对修道院的，到8世纪时，这些修道院在帝国已经处于一种超乎寻常的地位。利奥三世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不是基于任何宗教上的考虑。但是，被镇压的修道院群体和修道院封建主义的辩护士们发现，将这一争端转移到神学领域对他们有利，以便于宣布诸皇帝们的所作所为是不信神的异端者的行为，从而使破坏圣像运动失去民心，并动摇民众对皇帝的信任。破坏圣像运动的实质便这样被巧妙地隐蔽起来，而且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能使它重新被揭示出来。注719
从这些不同的见解来看，破坏圣像运动显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可是，原始资料的令人遗憾的欠缺，始终是人们清楚认识这一问题的障碍。注720
首先，所有的破坏圣像的皇帝都是出身于东方行省的人，利奥三世和他的王朝的其他皇帝是伊苏里亚人，或许是叙利亚人。9世纪时，重新恢复破坏圣像运动的皇帝利奥五世是亚美尼亚人，迈克尔二世（Michael II）和他的儿子狄奥菲卢斯（Theophilos）则出生于小亚细亚中部的弗里吉亚省。圣像崇拜的恢复者却都是妇女（伊琳娜和狄奥多拉）。伊琳娜属于希腊血统，狄奥多拉则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夫拉戈尼亚省。该省位于黑海岸，与比提尼亚交界，距首都不远，也就是说，她们两个都不是出生于小亚细亚半岛中部的人。不能认为，破坏圣像的皇帝的出生地是无关紧要的因素。他们出生于东方行省这一实际情况也许有助于弄清他们在破坏圣像运动中的角色和运动本身的意义。254
在8、9世纪，反对圣像崇拜运动并非是一个全新的突发性的运动，它已经历过一个长时间的渐进过程。长时期以来，采用镶嵌工艺、壁画、雕塑或雕刻等形式表达人物形象的基督教艺术曾引起许多虔诚的宗教人士的不安，因为它与被抛弃的异教崇拜形式很相似。4世纪初，埃尔维拉宗教会议（Council of Elvira，在西班牙举行）已经规定“在教堂内不得有图画、墙壁上不得有供敬仰和崇拜的偶像”（ne quod colitur et adoratur in parietibus depingatur）注721。
4世纪，当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后来又成为国教后，教堂中开始以圣像作为装饰物。4、5世纪，圣像崇拜在基督教会内部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对这一行为，人们的看法不一。4世纪的教会史作家，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认为人们对耶稣基督、圣使徒彼得和保罗的偶像崇拜是“一种异教徒的习俗”。注722同样在4世纪，塞浦路斯的埃彼法尼乌斯（Epiphanius）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将画有耶稣基督圣像或某一种圣徒的教堂窗帘撕成了碎片，认为它“亵渎教会”。注7235世纪时，一位叙利亚主教在被委以圣职之前谴责了偶像。在6世纪，安条克发生了一次反对崇拜圣像的严重动乱。在埃德萨，闹事的士兵向基督的圣像扔石头。在7世纪，也出现了一些攻击偶像和破坏圣像的事情发生。6世纪末，西欧马赛（旧名马西利亚）主教命令将教堂里的所有圣像全部搬走和毁掉。教宗格列哥利一世写信给他，赞扬他热情地倡导不应以“任何人工制造之物作为崇拜的对象”（nequis manufactum adorari posset）。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批评了这位主教的破坏圣像之举，认为他这样做的结果会剥夺不识字的人接受历史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人“至少能在看到壁上的圣像之时读到他们无法在书中看到的东西”注724。他在给这位主教的另一封书信中写道：“在你禁止崇拜它们时，我们也全都赞成你；但是我们责备你破坏了它们……崇拜一尊圣像（Picturam adorave）是一回事，但是通过这些圣像所描述的故事而知道什么应该崇拜则是另一回事。”注725格列哥利一世和另外一些人认为，圣像是一种对民众普及教育的手段。255
东方各省破坏圣像的倾向，多少有点受犹太人影响。犹太人的信仰中禁止偶像崇拜，有时狂热地攻击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7世纪下半期，类似的影响来自穆斯林，在《古兰经》所说的“偶像是撒旦的一种令人厌恶的作品”（5：92）注726在这句话的引导下，穆斯林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异教崇拜。历史学家们常常谈到，在利奥发布其破坏圣像的敕令之前三年，阿拉伯的哈里发叶齐德二世在他的国家曾发布一项法令，要求在他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毁掉教堂内的偶像。这一传说的可信程度有时候受到怀疑，但找不到多少根据。注727无论如何，穆斯林对拜占庭东方各省的影响在研究破坏圣像运动中都必须加以考虑。一位年代史编者把利奥皇帝当成是“具有阿拉伯思想的人”注728（σαρακην?φρων），尽管实际上很少有证据宣称他直接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还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东方中世纪派别，即居住在小亚细亚东部中央地方的保罗派教徒，他们也强烈地反对偶像崇拜。简言之，利奥三世登基之时，在小亚细亚的拜占庭东部各省，一个强大的破坏圣像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俄国东正教会史学家A.P.列别德夫（A.P.Lebedev）写道：“也许可以明确肯定，在破坏圣像时期（8世纪）之前，破坏圣像者的人数是很大的，他们是一种令教会有充足理由感到惧怕的力量。”注729破坏圣像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是小亚细亚的一个中部行省弗里吉亚。256
在此期间，圣像崇拜已经扩展得非常广泛，而且势力极其强大。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形形色色的圣徒像及根据《旧约圣经》及《新约》的内容绘制的场景，大量地用于装饰基督教教堂。这一时期，安置在各种教堂中的圣像不仅有镶嵌工艺画、壁画，也有象牙雕、木雕和青铜雕像，就是说，它们都是绘制的或雕塑的偶像，还有一些被复制用来装饰手抄圣书的微型袖珍画。对于那些“非凡人之手制作的圣像”，人们更是顶礼膜拜；由于虔诚的信仰，人们相信它们具有超凡的奇迹力量。圣像崇拜也进入家庭，有时，一些圣像被选为孩子们的教父；有时，圣徒的绣像成为拜占庭贵族们的吉服装饰。有一位元老院议员所穿的宽大袍服上就绣有耶稣基督一生经历的图画。
有时候，圣像崇拜者把装饰用的圣像看得过于表面化，他们不是崇拜由偶像所代表的人物或理想，而是崇拜偶像本身或制作偶像的材料。因为这种崇拜无生命之物的方式与异教崇拜的形式有亲缘关系，故在真正的信徒中造成迷惑。据N.P.康达可夫说：“与此同时，首都的修道院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各种修道团体和女修院也迅速增长，到8世纪时（也许更确切地说，是接近8世纪末）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注730而据I.D.安德烈夫（I.D.Andreev）的意见，破坏圣像时期，拜占庭修士的数量可能达到100 000人，这一估计是毫无夸大的。他说：“请注意，在今天的俄国（即1907年）的广阔土地上分散着1.2亿人口，却只有大约40 000人是修士或修女。不难想象，在其领土相对小于俄国的拜占庭领土上，修道院的数量该有多么密集。”注731 257
于是，一方面，对普通的或神奇的偶像和圣物的崇拜使许多在这一时期流行风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感到迷惑茫然；另一方面，修道主义的超常发展和修道院的迅速增加与拜占庭国家的世俗利益发生了冲突。随着大批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青年人沉溺于修道院的精神生活，拜占庭帝国失去了军队、农业和工业方面所需的人力，修道院和寺院常常为那些企图逃避国家义务的人提供避难所。所以，许多修士并不是出自追求高尚理想的虔诚愿望而果断地脱离世俗事务。在8世纪的教会生活中，宗教和世俗两方面因素必须区别开来。
生于拜占庭帝国东部的破坏圣像的皇帝们，非常熟悉在东部各省盛行的那种宗教观点。他们的成长伴随着这些宗教观点并与之产生共鸣。当他们登上拜占庭皇位时，他们的观点则被带到首都，成为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这些皇帝并非像过去常常强调的那样，是异教徒或理性主义者。相反，他们是有虔诚信仰的，试图清除那些侵蚀宗教并使之偏离原初正道的错误。注732在他们看来，偶像崇拜和圣迹崇拜是异教残余，为了恢复原始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取缔它们。利奥三世在写给教宗格列高利二世的信中讲：“我是皇帝，也是教士。”注733以此原则出发，利奥三世认为，他有权将自己的宗教观强加给他的所有臣民。他的态度不能被认为是一种创举，他只是接受了以前的拜占庭皇帝们尤其是查士丁尼大帝时代流行的皇帝教权主义观点。查士丁尼早已认为，他自己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在世俗事务中，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力。利奥三世也是如此，他是皇帝教权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258
在利奥统治的前九年里，因致力于抵抗外来的敌人和巩固皇权，没有对圣像崇拜者采取任何措施。这一时期，他的宗教活动只是要求犹太人和东部的孟他努斯教派（Montanists）注734接受基督教洗礼。
根据编年史家狄奥凡尼的说法，只是在利奥统治的第十年，即726年，他才“开始宣布破坏圣物和所有崇拜的偶像”。注735现代大多数学者相信，反对圣像的第一个法令颁布于726年或725年。不幸的是，这个法令的原文尚不为人知。注736利奥颁布法令后，随即下令将卡尔克门（通向皇宫的庄严入口处）门楣上的基督教雕像毁掉。但这引起一场骚乱，主要参与骚乱者是妇女。派去破坏圣像的帝国官员被杀，皇帝严惩了那些圣像的捍卫者，为被杀的官员报了仇。这些受害者成为圣像崇拜的第一批殉难者。
利奥三世对偶像崇拜采取的敌对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哲曼努斯和罗马教宗格列高利二世坚决反对利奥皇帝的政策。在希腊和爱琴海诸岛爆发了保卫圣像的起义。尽管利奥的军队很快将其镇压下去，但是，来自民众的强烈反抗使利奥不可能进一步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最终，在730年，利奥皇帝召开了可称为宗教全会的会议，发布了另一个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该会议很可能没有产生新的法令，而只是恢复了725年或726年的法令注737，哲曼努斯因拒绝签署此法令而被罢免并被迫隐居于自己的庄园里，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职位，由愿意签署法令的阿那斯塔修斯充任。这样，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现在就不仅仅是由皇帝发布，而且也以教会的名义公布于众，因为它由牧首署名批准，就形成了教会法令。这种权威对于利奥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259
至于破坏圣像法令颁布后的整个时期，即利奥统治的最后十一年中，关于破坏圣像的原始记载几乎没有。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并不存在粗暴对待圣像崇拜的情况。不管怎样，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有组织地破坏圣像的活动并不存在，至多只出现过公开破坏圣像的少数孤立事件。据一位学者的看法：“在利奥三世统治时期，与其说是实际破坏圣像及镇压其崇拜者，倒不如说是该运动的一个预备时期。”注738
有人认为，8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并不是以破坏圣像开始，而是把圣像置于高处，使虔诚的教徒无法对它们实行崇拜，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在拜占庭各教堂内的大多数偶像是壁画或镶嵌画，不可能移动，也不可能从教堂的墙壁上移走。
利奥反对偶像的敌视政策已经在大马士革的约翰所写的，“驳蔑视圣像者”的三篇著名论文中得以反映。约翰生活在第一位破坏圣像的皇帝统治时期，居住于阿拉伯哈里发统治区内。其中两篇很可能是写于利奥统治时期，但第三篇论文的写作日期却无法准确确定。
继教宗格列高利二世之后反对利奥三世破坏圣像政策的教宗是格列高利三世。他在罗马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将破坏圣像者逐出教会。随之而来的是意大利中部从拜占庭帝国分离出去，成为由教宗和西欧势力所完全控制的地区，但是，南部意大利仍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
在利奥三世的继承者君士坦丁五世科普罗尼姆斯统治时期（741——775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君士坦丁在他的父亲教导之下，奉行一种非常坚决的破坏圣像政策。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内，开始迫害修道院和修士。除他之外，再没有第二位破坏圣像时期的君主受到如此之多的诽谤。圣像崇拜者的著作中称他为“多头恶龙”、“修道制度的残忍迫害者”，是“艾哈伯和希律”注739。因此，后人若想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君士坦丁五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E.施泰因称他为罗马历史上最大胆和最无约束的思想家注740，却是言过其实了。
754年的宗教会议及其后果。————当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继位时，欧洲各行省人们仍然在崇拜圣像，而在小亚细亚各行省居民中，却有大量的破坏圣像者。君士坦丁皇帝在其继位的前两年内，一直在同领导着捍卫圣像者起义的妹夫阿塔瓦斯杜斯（Artavasdus）进行着不懈的斗争。阿塔瓦斯杜斯一度成功地迫使君士坦丁退出首都，自己登基称帝。在他统治帝国时期，恢复了圣像崇拜。后来，君士坦丁皇帝成功地推翻了阿塔瓦斯杜斯的统治，恢复了皇权，并严酷地惩罚了煽动造反的那些人。但是，阿塔瓦斯杜斯的举动毕竟向君士坦丁表明，要恢复圣像崇拜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这迫使君士坦丁采取更为决定性的步骤，以在民众的意识中加强破坏圣像观念的地位。260
考虑到这一目标，君士坦丁皇帝决定召集一次宗教会议，拟定破坏圣像政策的基本原则，批准其合法性，以使民众确信皇帝之举措是合理的。这次会议在正对着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的耶利亚宫中召开，出席者有300多位主教。会议的召开时间是754年。注741到会者没有一个是牧首级的教会领袖，因为当时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职位空缺，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教会牧首拒绝出席这次会议，教宗的使者也没有能出席这次会议。后来，这些事实被认为是否定这次会议，宣布会议决定无效的充分根据。宗教会议召开几个月后，会场转到君士坦丁堡，并选举产生了新的牧首。
754年宗教会议的法令保存在第七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法令中（或许是部分或稍有更改），它明确谴责圣像崇拜，宣布了如下的内容：
根据圣经，在全体圣父的支持下，我们以三位一体的名义一致宣布，在基督教教堂中，将诅咒、排斥和抛弃由艺术家的邪恶艺术以任何质地的材料所制作的圣像。今后，无论何人胆敢制作或崇拜这类东西，或将它置于教堂里、私人住宅内，或秘密地收藏它，如果他是主教、教士或司祭将被免去圣职，如果他是修士或俗人，将被革除教籍，并作为背叛上帝者和基督教教义的敌人而按照世俗法由教父们论处。
这则法令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它是反对圣像崇拜的公开宣言，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它规定了崇拜圣像的罪人要受到帝国法律的审判，即将那些圣像崇拜者置于世俗权力审判之下。这一事实后来被第七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与会者视为某些皇帝极其粗暴地对待教会和修士们的一个证据。该法令规定，下列行为将受到破门律处罚：“敢于用卑俗的颜料描绘道成肉身的耶稣的神像……或用毫无价值的色彩材料在无生命的图像上描绘圣徒们的形象，因为这种意图是错误的，是为魔鬼所提倡的。”结尾是赞词：“愿新帝君士坦丁、最虔诚的皇帝益寿延年！……愿最虔诚的和最正统的（皇后）益寿延年……是你们制定了神圣的第六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的信条，是你们破坏了所有的偶像。”会议宣布了将原来的君士坦丁堡牧首，“木头的崇拜者”哲曼努斯和“倾向于帝国敌人穆斯林、不信神的导师、曲解圣经的”注742曼苏尔（即约翰·大马士革）逐出教会。261
这次宗教会议一致通过的法令，对于民众产生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安德烈夫教授说：“许多过去曾模糊地认为破坏圣像是错误举动的人们现在变得平静了；许多曾在两种思想倾向之间动摇不定的人现在可以根据这次会议的决议所提供的充足理由而形成明确地反对圣像崇拜的观点。”注743民众被要求发誓，保证摒弃偶像崇拜。
宗教会议之后，对圣像的破坏变得十分无情而且激烈。圣像被砸烂，被烧毁，被涂抹遮盖，并受到诋毁。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受到特别激烈的破坏。注744许多圣像崇拜者被处死、被严刑拷打或者被投入监狱，并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许多人被放逐，或被流放到遥远的行省。在各处教堂内，人们以树林、禽兽或打猎、竞技场面的图画取代了神圣的偶像。根据《小斯蒂芬传》所说，在君士坦丁堡布莱舍内宫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失去了以往的风采，被新的绘画所覆盖，人们将它改造成“水果仓库和鸟舍”注745。在对这些圣像画（镶嵌画和壁画）和雕像的破坏中，许多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被毁坏。还有大批绘图手稿也被破坏殆尽。262
在破坏圣像的同时，圣物也遭到了破坏。破坏圣像时期的一首讽刺诗保留下来，其中谈及对圣物的过度崇拜。诗作者提到，被毁坏的圣物中有殉道者普罗柯比的十只手，狄奥多尔的15个下骸骨和圣乔治的四个头骨等。注746
君士坦丁五世对修道院的态度极端偏执。对僧侣们，即那些“邪恶的爱好者和偶像崇拜者”注747，开始发动十字军式的无情讨伐。他同修道院制度的斗争异常激烈，以至于一些学者发现很难对这一时期的改革下一准确的定义，人们认为，很难确定这场斗争究竟是反对偶像的斗争还是直接反对修道者的斗争。C.N.乌斯宾斯基明确指出，“历史学家们和神学家们提出‘破坏圣像’（iconomachia）而不是‘破坏修道院（monachomachia）’的概念，是有意识地歪曲事实。”注748皇帝对僧侣的迫害采用了许多严厉的手段。他们被迫穿上俗人的服装，一些人被逼迫或在当局威胁下结了婚。有一次，他们被迫排成两列纵队在竞技场内穿行，每人手中牵着一个女人，受着场内群众的讥笑和辱骂。编年史家狄奥凡尼提到了小亚细亚的一位省督曾将他辖区内的修士和修女集合在以弗所，对他们说：“每一位愿意服从皇帝和我的人，必须穿上白色礼服，马上娶一位妻子；那些不照此谕办理的人，将被弄瞎眼睛并放逐到塞浦路斯。”他的行为受到了君士坦丁五世的赞扬，后者写信给这位省督说：“我已经看出来，你是完全遵照朕的意愿办事的人。”注749显然，塞浦路斯是皇帝处罚那些不服从他的修士们的流放地之一。据记载，当时有五位修士逃离了该地，到了穆斯林哈里发统治区，并被带到巴格达。注750修道院的修士们被赶走，修道院被改造成兵营和武器库，其财产被没收；世俗人士被禁止接受修道院的庇护。所有这些规定，致使大量的修士迁移到不受皇帝的破坏圣像政策影响的地区。根据一些学者的说法，在利奥和君士坦丁时期，仅意大利便接受了约50 000名这样的避难者。注751这一情况，对中世纪南部意大利的命运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当地希腊民族和正教的势力加强了。但是，即使是南部意大利，显然也无法完全免受破坏圣像的困扰。至少有一重要的证据表明，在9世纪时，德卡波利特（Decapolite）的圣格列高利落到意大利南部城市海德鲁斯（今奥特朗托）的一位力主破坏圣像的主教手中。注752还有许多修士迁移到黑海北岸、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海滨地区。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被害的殉教者当中小斯蒂芬尤其著名。263
在卡扎尔人利奥四世（775——780年在位）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内部的生活要比他的父亲君士坦丁五世执政时期平静。虽然利奥四世也是一位主张破坏圣像的君主，但他对修士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修士们又恢复了一定的影响。他在短暂的统治期间内，没有表现出自己是一位狂热的破坏圣像者，很有可能是他受到了他的妻子伊琳娜的影响。伊琳娜是雅典人，以热衷于崇拜圣像而著称。帝国所有圣像崇拜者对她都寄予厚望，奥斯特洛戈尔斯基说道：“他对圣像纷争采取的温和态度，是从君士坦丁五世的破坏圣像政策到皇后伊琳娜统治下恢复圣像崇拜的相应的过渡。”注753780年，随着利奥四世去世，破坏圣像的第一个时期结束。利奥四世的儿子君士坦丁六世较年幼，帝国的统治权委托给皇后伊琳娜，她注定要恢复圣像的崇拜。
尽管伊琳娜确实倾向于圣像崇拜，但是在她统治的最初三年里并没有采取任何正式恢复圣像崇拜的决定性措施。她之所以迟迟不动，原因是帝国的所有军事力量不得不用于对内与觊觎王位者进行斗争，对外同居住在希腊半岛的斯拉夫人进行战斗。另外，恢复圣像崇拜必须相当谨慎，因为军队大部分人赞成破坏圣像。而被君士坦丁宣布为帝国法律的754年的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决议在拜占庭帝国的大多数民众那里仍然有一定的影响。无论如何，许多高级教士很有可能是被迫的，而不是信服地接受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谕令。因此，根据安德烈夫教授的看法，他们构成了“随时准备屈服于破坏圣像的皇帝推行改革行动的一种因素，但不会真正对抗反对破坏圣像者的措施”注754。
在伊琳娜统治的第四年，君士坦丁堡牧首座传入塔拉修斯的手中。他提出，为了恢复圣像崇拜，必须召开一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罗马教宗哈德里安一世接到了邀请，派出他的使节出席这次会议。786年，宗教会议在圣使徒教堂召开。可是，首都的军队敌视圣像崇拜，手持刀剑冲进教堂，强迫到会者解散。破坏圣像派似乎再一次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伊琳娜巧妙地用忠实于她思想的新军队更换了不顺从的军队。264
翌年（787年），宗教会议在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城召开。在此曾召开过第一次全体基督教主教公会议。而这一次，在尼西亚举行了七次会议，但皇帝和皇后都未到会。第八次和最后一次会议则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进行。到会的主教超过了300名。在东部教会历史上，这是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基督教主教公会议。
会议决定恢复圣像崇拜。圣像崇拜被认定合法，那些拒绝接受会议决议的人被逐出教门。此外，那些“把圣像称为偶像，且认为基督徒把圣像当作上帝来崇拜，或认为加特力教会接受偶像者”也被开除教籍。参加这次宗教会议的主教们向“新一代君士坦丁和新一代海伦”注755欢呼。会议规定，所有修复的教堂必须放置圣物，它们是正教教堂必不可少的；将修道院改成普通住宅的做法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决议要求所有那些被破坏圣像者废除和改作俗用的修道院必须重新恢复。会议谴责出卖教会圣职，非常注重提高教士的品行，等等。会议还禁止男女混居的修道院的存在。
这次尼西亚会议的突出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恢复圣像崇拜方面，会议还为圣像崇拜者创立了其先前同反对圣像崇拜者进行斗争所缺乏的组织体系。它收集支持圣像崇拜的所有神学论据，以便让圣像崇拜者在以后同破坏圣像者的争论中派上用场。总之，这次宗教会议为圣像崇拜者提供了一种武器，有利于他们在破坏圣像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内同对手进行各种斗争。
8世纪时，拜占庭诸皇帝进行的所谓“破坏圣像”的活动，仅仅是该时期的一个方面的问题，也许并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资料都转引自后来获得胜利的圣像崇拜派单方面的作品。几乎所有的破坏圣像的文件，实际上均被毁掉。但是，根据一些偶然和分散的幸存下来的资料，也许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主要精力是直接针对大量的修道院地产世俗化和限制数量庞大的修士。也就是说，针对那些逃避国家的控制和在管理上几乎完全独立的因素，因为它们正在削弱帝国的生命力和帝国的统一。265
查理大帝的加冕及其对拜占庭帝国的意义
“查理的加冕，不仅仅是中世纪的重要事件，而且也是中世纪屈指可数的重大事件之一，如果逐个考察这些大事，可以说，如果它们没有发生，世界的历史将会完全不同。”注756这一事件由于涉及拜占庭帝国，因此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中世纪人们的观念中，罗马帝国是唯一的帝国，因而，以前几个世纪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皇帝时，都被看作是两位皇帝共治一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说法是错误的。唯一帝国的观念是查士丁尼于6世纪采用穷兵黩武政策的背景。800年，著名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帝时，这一观念仍然存在。
尽管在理论上，唯一帝国的概念在中世纪思想意识中占主导地位，但在现实中，这一观念是过时了。8世纪后期，东方的或拜占庭的希腊-斯拉夫人世界和西方的罗马-日耳曼人世界，在语言、人种构成和文化问题上，是两个截然不同、各自独立的世界。以现代观点来看，尽管中世纪存在唯一帝国的观念，但它是与历史时代不合的；而以中世纪观点来看，却并非如此。
破坏圣像运动为公元800年的这一著名历史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力反对拜占庭皇帝的破坏圣像措施，将破坏圣像者开除教籍的教皇转向了西方，希望在法兰克王国逐渐掌握实权的宫相（major-domos）中及后来的加洛林王朝诸王中寻找友谊和保护。8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由加洛林王朝的最著名代表查理大帝（或查理曼）统治，查理大帝的宫廷教师和学者阿尔昆（Alcuin）于799年6月给他写了一封著名的信：
迄今为止，世界上曾出现过三位伟人。（第一位是）崇高的罗马教宗，他代表传道者的领袖圣彼得治理他的教区。……第二位是尊贵的和世俗的第二罗马帝国的领袖，但据传说，这位皇帝被他自己的臣民、而不是外国人如此邪恶地剥夺了皇位注757。第三位是陛下，至尊的王位的拥有者，我主耶稣基督按其意旨已经赐予你作为基督教人民的统治者。你比其他伟人有更强大的力量、更卓著的智慧、更显赫的王国。你是罪恶的仇敌，迷路人的向导，不幸者的慰藉；你注定要替天行道。注758 266
教宗和法兰克国王的共同利益导致了查理的加冕，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文献资料中也有多种说法。事件本身是众所周知的，800年的圣诞节，正当圣彼得大教堂举行隆重的庆典时，教皇利奥三世将皇帝的宝冠置于跪在地上的查理国王头上。在教堂内出席庆典的民众欢呼道：“上帝为最虔诚的奥古斯都查理加冕，伟大的创立和平的查理延年益寿，永远胜利。”
对于查理大帝的加冕事件，学者们曾经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查理只得到了皇帝的头衔，而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权力，实际上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只是“法兰克和伦巴德的王，一位罗马的贵族”注759。也就是说，查理在获得皇冠时，只是接受了一个新的称呼。其他人则认为，由于查理在800年的加冕仪式，一个新的西方帝国建立起来，它完全独立于现存的“东方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对查理加冕的上述两种不同看法，似乎都掺杂进了后人的分析猜测。在8世纪末，没有，也不可能有名义上的皇帝，或者形成一个独立的西方帝国。查理的加冕事件必须从当时人的立场上分析，即从当事者查理大帝和教宗利奥三世自己的看法来认识它。
两位当事者并没有打算创建一个与东方罗马帝国相抗衡的西方帝国。毫无疑问，查理相信，他接受了皇帝的称号，便成为唯一的罗马帝国的唯一的统治者和继承者。加冕一事仅仅意味着罗马已经宣布从君士坦丁堡收回皇帝当选权。当时人们心里并没有想到两个帝国同时存在，就其本质来说，帝国是唯一的。“一个唯一帝国的信念是以唯一上帝的教义为基点的，因为，只有具备了上帝暂时代理者的资格，皇帝才能够在地球上行使其权力。”注760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条件，有利于民众接受这种皇权观念————这是当时唯一可能被人们接受的观念。267
查理与拜占庭皇帝之间的交往，早在公元800年之前就开始了。787年，查理的女儿罗特鲁德（Rotrud,希腊人称之为埃鲁思罗［Eruthro］）被安排与拜占庭皇帝、约12岁的君士坦丁结了婚，当时，君士坦丁的母亲伊琳娜是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注761当时的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副主祭保罗曾写信给查理国王，说：“我高兴地看到你的美丽的女儿将漂洋过海去接受君权，以使她能将法兰克王国的权力施及亚洲。”注762
797年拜占庭帝国的太后伊琳娜废黜了法定的皇帝、她的儿子君士坦丁，伊琳娜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与罗马帝国的传统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为罗马帝国从来未曾出现女性掌握全部皇权的先例。在查理和教宗利奥看来，皇位出现了空缺，查理接受皇冠，是继承了统一的罗马帝国的空悬皇位，成为合法的皇权继承者，但不是罗慕洛·奥古斯都的继承者，而是利奥四世、希拉克略、查士丁尼及狄奥多西和君士坦丁大帝这一东部皇脉的继承者。关于上述观念的重要证据，见于涉及公元800年及其后若干年的西方编年史中，在那些编年史中，人们根据拜占庭皇帝的年代来记叙历史事件，查理的名字恰好列于君士坦丁六世之后。
如果以上就是查理接受帝国皇冠的基本理由，那么，拜占庭帝国对他加冕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拜占庭这个东方帝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相一致，在支持伊琳娜当政的同时，拜占庭帝国将800年的加冕事件看成是许多企图反对这位法定统治者的“犯上”行动之一，帝国害怕（并非没有道理）新加冕的皇帝会追随其他造反者的足迹，用武力进攻君士坦丁堡，废黜伊琳娜皇帝，夺取皇位。在拜占庭当局的眼里，查理加冕只是一些西方行省反对拜占庭帝国法定皇帝的反叛活动之一。注763
查理当然完全意识到他的地位并不稳定，他的加冕并不能使他合法地统治罗马帝国的东部，德国史学家P.施拉姆（P.Schramm）称查理的加冕是“强烈地侵犯了皇权的行为”，还指出，查理并没有自称为“罗马人的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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