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古文十七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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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圣人之说，又何从而不信乎？

    史论上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梼杌》。梼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劝，不待贬而惩；然则，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忧愈大；忧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经，卒之论其效者，必曰“乱臣贼子惧”。由是知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其义一也。

    其义一，其体二，故曰史焉，曰经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辞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夫《易》、《礼》、《乐》、《诗》、《书》，言圣人之道与法详矣，然弗验之行事。仲尼惧后世以是为圣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书以修《春秋》，旌善而惩恶，此经之道也；犹惧后世以为己之臆断，故本《周礼》以为凡，此经之法也。至于事则举其略，辞则务于简。吾故曰：经以道、法胜。史则不然，事既曲详，词亦夸耀，所谓褒贬，论赞之外无几。吾故曰：史以事、辞胜。

    使后人不知史而观经，则所褒莫见其善状，所贬弗闻其恶实。故曰：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使后人不通经而传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

    经或从伪赴而书，或隐讳而不书，若此者众，皆适于教而已。吾故曰：经非一代之实录。史之一纪、一世家、一传，其间美恶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数，则其论赞数十百言之中，安能事为之褒贬，使天下之人动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万世之常法。

    夫规矩准绳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则规无所效其圆，矩无所用其方，准无所施其平，绳无所措其直。史待经而正，不得史则经晦。吾故曰：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

    噫！一规，一矩，一准，一绳，足以制万器。后之人其务希迁、固，实录可也，慎无若王通、陆长源辈，嚣嚣然冗且僭，则善矣。

    管仲论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戎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乎耳，色不绝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哉？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耶？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伯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败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鰌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权书八 六国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

    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

    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

    衡论七 申法

    古之法简，今之法繁。简者不便于今，而繁者不便于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

    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则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轻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无辜，故法举其略，而吏制其详。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则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杀人伤人耳。若其轻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则以属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简。

    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奸，则以喜怒制其轻重而出入之，或至于诬执；民媮，则吏虽以情出入，而彼得执其罪之大小以为辞。故今之法，纤悉委备，不执于一，左右前后，四顾而不可逃。是以轻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辄以举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

    古之法若方书，论其大概，而增损剂量，则以属医者，使之视人之疾，而参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履，既为其大者，又为其次者，又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简则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则一也。

    然则今之法不劣于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无弊。何则？律令之所禁，画一明备，虽妇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间有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也。

    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为之度，以一天下之长短；为之量，以齐天下之多寡；为之权衡，以信天下之轻重。故度、量、权衡，法必资之官，资之官而后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绳丝缒石以为之；富商豪贾，内以大，出以小；齐人适楚，不知其孰为斗，孰为斛；持东家之尺而校之西邻，则若十指然。此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一也。

    先王恶奇货之荡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采珠贝；恶夫物之伪而假真且重费也，故禁民糜金以为涂饰。今也，采珠贝之民，溢于海滨；糜金之工，肩摩于列肆。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二也。

    先王患贱之凌贵，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为等差，长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纨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三也。

    先王惧天下之吏，负县官之势，以侵劫齐民也，故使市之坐贾，视时百物之贵贱而录之，旬辄以上，百以百闻，千以千闻，以待官吏之私续；十则损三，三则损一以闻，以备县官之公糶。今也吏之私续，而从县官公糶之法。民曰：“公家之取于民也固如是。”是吏与县官敛怨于下。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四也。

    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则不商，商则有罚；不仕而商，商则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罚。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罚，又从而不征，资之以县官公糶之法，负之以县官之徒，载之以县官之舟，关防不讥，津梁不呵，然则为吏而商，诚可乐也，民将安所措手足？此又举天下皆知之，而未尝怪者，五也。

    若此之类，不可悉数，天下之耳习目熟，以为当然；宪官法吏，目击其事，亦恬而不问。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

    而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骫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今有盗白昼持梃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则逾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于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诘吏胥之奸，可也。

    族谱引

    苏氏之《谱》，谱苏氏之族也。苏氏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龙初，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此始。而谱不及焉者，亲尽也。亲尽则曷为不及？谱为亲作也。凡子得书而孙不得书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几，某日卒，皆书；而他不书者，何也？详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讳某，而他则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谱》为苏氏作，而独吾之所自出得详与尊，何也？《谱》，吾作也。

    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吾之所以相视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谱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无至于忽忘焉可也。呜呼！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系之以诗曰：吾父之子，今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宁。数世之后，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与手，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

    上欧阳内翰书

    洵，布衣穷居，尝窃自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

    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

    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而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攀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

    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

    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囊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噫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韩枢密书

    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昨因请见，求进末议，太尉许诺，谨撰其说。言语朴直，非有惊世绝俗之谈、甚高难行之论，太尉取其大纲，而无责其纤悉。

    盖古者非用兵决胜之为难，而养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决之为沟塍，壅之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汇为洪波，潴为太湖，万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后未之见也。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杀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盗贼之未殄，然后有以施其不义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试其杀人之事。当是之时，勇者无余力，智者无余谋，巧者无余技，故其不义之心变而为忠，不仁之器加之于不仁，而杀人之事施之于当杀。及夫天下既平，盗贼既殄，不义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余力则思以为乱，智者有余谋则思以为奸，巧者有余技则思以为诈，于是天下之患杂然出矣。盖虎豹终日而不杀，则跳踉大叫，以发其怒；蝮蝎终日而不螫，则噬啮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无足怪者。昔者刘、项奋臂于草莽之间，秦、楚无赖子弟千百为辈，争起而应者，不可胜数。转斗五六年，天下厌兵，项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时，分王诸将，改定律令，与天下休息。而韩信、黥布之徒，相继而起者七国，高祖死于介胄之间而莫能止也。连延及于吕氏之祸，讫孝文而后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难也！刘、项之势，初若决河，顺流而下，诚有可喜。及其崩溃四出，放乎数百里之间，拱手而莫能救也。呜呼！不有圣人，何以善其后？

    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险阻，以斩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数十年，谋臣猛将满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传四世而天下无变。此何术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诸将，而韩信、黥布之徒无以启其心也。虽然，天下无变而兵久不用，则其不义之心，蓄而无所发，饱食优游，求逞于良民。观其平居无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诏天下缮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实亲见。凡郡县之富民，举而籍其名，得钱数百万，以为酒食馈饷之费。杵声未绝，城辄随坏，如此者数年而后定。卒事，官吏相贺，卒徒相矜，若战胜凯旋而待赏者。比来京师，游阡陌间，其曹往往偶语，无所讳忌。闻之土人，方春时，尤不忍闻；盖时五六月矣，会京师忧大水，锄櫌畚筑列于两河之壖，县官日费千万，传呼劳问之声不绝者数十里，犹且睊睊狼顾，莫肯效用。且夫内之如京师之所闻，外之如西川之所亲见，天下之势，今何如也？

    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之职也。天子者，养尊而处优，树恩而收名，与天下为喜乐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执法而不求情，尽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系于一人，而己不与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惧谤。好名则多树私恩，惧谤则执法不坚。是以天下之兵豪纵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顷者狄公在枢府，号为宽厚爱人，狎昵士卒，得其欢心。而太尉适承其后。彼狄公者，知御外之术，而不知治内之道，此边将材也。古者兵在外，爱将军而忘天子；在内，爱天子而忘将军。爱将军所以战，爱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诸其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为治？

    或者以为兵久骄不治，一旦绳以法，恐因以生乱。昔者郭子仪去河南，李光弼实代之。将至之日，张用济斩于辕门，三军股栗。夫以临淮之悍，而代汾阳之长者，三军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脱慈母之怀而立乎严师之侧，何乱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将相者，天下之师也。师虽严，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将相虽厉，天下不也以咎其君。其势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杀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杀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杀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杀。人臣奉天子之法，虽多杀，天下无以归怨。此先王所以威怀天下之术也。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长久之道，而无幸一时之名；尽至公之心，而无恤三军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结其心，太尉厉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则畏而不至于怨；思太尉之威武，则爱而不至于骄。君臣之体顺，而畏爱之道立，非太尉吾谁望邪？

    仲兄文甫说

    洵读《易》至《涣》之六四，曰：“涣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盖余仲兄名涣，而字公群，则是以圣人之所欲解散涤荡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其可无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请以文甫易之，如何？”

    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祇洄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太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纡徐委虵，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缅，揖让旋辟，相顾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乱如雾，纷纭郁扰，百里若一，汨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滂薄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旋倾侧，宛转胶戾。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鹭，跃者如鲤，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

    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则天下以为贤；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则天下以为口实。呜呼！此不可与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以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苦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为文，中心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大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请以为赠。

    曾巩

    曾巩，宋，南丰人，字子固。少警敏，援笔成文，欧阳修一见奇其文，登嘉祐进士。历知齐、襄、洪、福、明、亳、沧诸州，所至务去民疾苦，拜中书舍人。卒年六十五。追谥文定。巩性孝友，为文源本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之书，虽才气横溢不足，而典雅笃实，卓然为儒家之言。论者谓与汉之董仲舒、刘向为尤近也。有《元丰类稿》。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

    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列女传》目录序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汉书》向列传。而《隋书》及《崇文总目》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海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瑀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

    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曰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序论以发其端云。

    《南齐书》目录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言，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冶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甚，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耶？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味，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其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书《魏郑公传》后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惟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焚稿者谁欤？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

    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以诚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岂非然哉？

    《礼阁新仪》目录序

    《礼阁新仪》三十篇，韦公肃撰，记开元以后至元和之变礼。史馆秘阁及臣书皆三十篇，集贤院书二十篇。以参相校雠，史馆秘问及臣书多复重，其篇少者八，集贤院书独具。然臣书有目录一篇，以考其次序，盖此书本三十篇，则集贤院书虽具，然其篇次亦乱。既正其脱谬，因定著从目录，而《礼阁新仪》三十篇复完。

    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使人之言动视听一于礼，则安有放其邪心而穷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穷于外物，则祸乱可息，而财用可充。其立意微，其为法远矣。故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所谓其用在乎言动视听之间者也。

    然而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法制度数，其久而不能无弊者，势固然也。故为礼者，其始莫不宜于当世，而其后多失而难遵，亦其理然也。失则必改制以求其当。故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也。后世去三代，盖千有余岁，其所遭之变，所习之便不同，固已远矣。而议者不原圣人制作之方，乃谓设其器，制其物，为其数，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乐之具者，当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后礼可得而兴也。至其说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于人，不合于用，则宁至于漠然而不敢为，使人之言动视听之间，荡然莫之为节，至患夫为罪者之不止，则繁于为法以御之。故法至于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胜其众。岂不惑哉！

    盖上世圣人，有为耒耜者，或不为宫室；为舟车者，或不为棺椁。岂其智不足为哉？以谓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于后圣有为宫室者，不以土处为不可变也；为棺椁者，不以葛沟为不可易也。岂好为相反哉？以谓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后圣，则有设两观而更采椽之质，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岂不能从俭哉？以为人情之所好者，能为之节而不能变也。由是观之，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瓦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饱，一以为贵本，一以为亲用。则知有圣人作而为后世之礼者，必贵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废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后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势，骇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农以来，至于三代，礼未尝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尝异也。后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为，或为之者特出于其势之不得已，故敬简而不能备，希阔而不常行，又不过用之于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礼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者，历千余岁，民未尝得接于耳目，况于服习而安之者乎？至其陷于罪戾，则繁于为法以御之，其亦不仁也哉。

    此书所纪，虽其事已浅，然凡世之记礼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时之得失具焉。昔孔子于告朔，爱其礼之存，况于一代之典籍哉？故其书不得不贵。因为之定著，以俟夫论礼者考而择焉。

    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载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幸甚，不宣。

    宜黄县学记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其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于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终始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盗贼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废不复理。

    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为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其在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欤？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致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欤！

    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故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筠州学记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因秦火之余，承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糅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游于所习。当是时，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与、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缙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厉者，相望于后先。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回没世，不敢遂其篡夺。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惇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

    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能不笃于自修。至于渐摩之久，则果于义者，非强而能者也。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视之，则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哉！今汉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流，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太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郑君相州之东南，就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讲诵之堂，休宿之庐，至于庖湢库厩，各以立焉。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二君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廪，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合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籴；又为之出官粟，得五万二千余石，平其价予民。为粜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所恃。所时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巨细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世。盖灾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恺弟之实在于身者，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王安石

    王安石，宋，临川人，字介甫，号半山，擢进士第。嘉祐中，历度支判官，上万言书，以变法为言，俄直集贤院知制诰。神宗时为相。谋改革政治、兴青苗水利、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法，物议腾沸。时名臣皆被斥，而新法卒无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元丰中，复拜左仆射，封荆国公，卒年六十六，谥文。安石性强忮，果于自用，能博辨以济其说，文章拗折峭深，如其为人。而论者谓宋以来善学韩文者，惟安石一人，所微逊者，间有过于瘦硬，无韩之浑融而恣肆耳，有《周官新义》、《临川集》、《唐百家诗选》。

    原性

    或曰：“孟、荀、杨、韩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为言也宜无惑，何其说之相戾也？吾愿闻子之所安。”

    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此吾所以异于韩子。且韩子以仁、义、礼、智、信五者谓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恶焉而已矣。五者之谓性而恶焉者，岂五者之谓哉？

    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此吾所以异于二子。孟子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谓人之性无不仁。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人之性无不善，而人果皆无之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性者，以其在内也。夫恻隐之心与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于外而后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为善者，伪也。”就所谓性者如其说，必也恻隐之心人皆无之，然后可以言善者伪也，而人果皆无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为埴，埴岂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为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乌在其为伪也？且诸子之所言，皆吾所谓情也、习也，非性也。

    杨子之言为似矣，犹未出乎以习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谓喜、怒、爱、恶、欲情者乎？喜、怒、爱、恶、欲而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仁也、义也；喜、怒、爱、恶、欲而不善，然后从而命之曰不仁也、不义也。故曰有情然后善恶形焉。然则善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然则“上智与下愚不移”，有说乎？曰：“此之谓智愚，吾所云者，性与善恶也。”恶者之于善也，为之则是；愚者之于智也，或不可强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后世圣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孔子作《春秋》，则游、夏不能措一辞。盖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与，惟孔子之智，虽游、夏不可强而能也，况所谓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

    或曰：“四子之云尔，其皆有意于教乎？”曰：“是说也，吾不知也。圣人之教，正名而已。”

    周公论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载周公之言曰：“吾所执贽而见者十人，还贽而相见者三十人，貌执者百有余人，欲言而请毕事千有余人。”是诚周公之所为，则何周公之小也！

    夫圣人为政于天下也，初若无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无所不治者，其法诚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于党，立序于遂，立学于国，而尽其道以为养贤教士之法，是士之贤虽未及用，而固无不见尊养者矣。此则周公待士之道也。诚若荀卿之言，则春申、孟尝之行，乱世之事也，岂足为周公乎？且圣世之士，各有其业，讲道习艺，患日之不足，岂暇游公卿之门哉？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于乱世，不能考论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乱世之俗，遂以为圣世之士亦若是而已，亦已过也。且周公之所礼者，大贤与，则周公岂唯执贽见之而已，固当荐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贤，不足与共天位，则周公如何其与之为礼也？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为政，则宜立学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学校而徒能劳身以待天下之士，则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势亦有所不得，周公亦可谓愚也。或曰：“仰禄之士犹可骄，正身之士不可骄也。”夫君子之不骄，虽暗室不敢自慢，岂为其人之仰禄而可以骄乎？”

    呜呼！所谓君子者，贵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于乱世，而遂以乱世之事量圣人。后世之士尊荀卿以为大儒而继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周礼义》序

    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校学，而臣某实董《周官》。

    惟道令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速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赓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然窃观圣上致法就功，取成于心，训迪在位，有冯有翼，舋舋乎乡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

    谨列其书为二十有二卷，凡十余万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诏颁焉。谨序。

    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读《刺客传》

    曹沫将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时，可也。予独怪智伯国士豫让，岂顾不用其策耶？让诚国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晋，救智伯之亡，一死区区，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聂政售于严仲子，荆轲豢于燕太子丹。此两人者，污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不妄愿知，亦曰有待焉。彼挟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设施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慤，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慤，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民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慤，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答司马谏议书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附录 司马光与王介甫书

    光居常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常同僚，亦不可谓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

    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

    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须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末乎？使彼诚君子耶，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耶，则固民是尽，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衔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己甚矣。又置提举句当、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伏，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己。”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自古人臣之圣，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酂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制置条例，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异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

    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使《诗》、《书》、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若犹可信，则岂得尽弃而不顾哉？〕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

    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窃闻介甫不相识察，颇督过之。上书自辩，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乃出视事咄视事，诚是也。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德。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苖钱，劾奏、乞行取勘。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

    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惟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惟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

    《诗》云：“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不可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答韶州张殿丞书

    某启：伏蒙再赐书，示及先君韶州之政，为吏民称诵，至今不绝，伤今之士大夫不尽知，又恐史官不能记载，以次前世良吏之后。

    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扬先人之功绪余烈，使人人得闻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备闻为政之迹。然尝侍左右，尚能记诵教诲之余。盖先君所存，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大者既不得试，已试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将泯没而无传，则不肖之孤，罪大衅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间邪？阁下勤勤恻恻，以不传为念，非夫仁人君子乐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慄，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邪？善既不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实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载之，则遂以不朽于无穷耳。

    伏惟阁下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余论所及，无党私之嫌，苟以发潜德为己事，务推所闻，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论次以传焉，则先君之不得列于史官，岂有恨哉？

    上人书

    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用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执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祭欧阳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颖水之湄。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苏轼

    苏轼，宋，眉山人，字子瞻，洵之长子。博通经史，嘉祐中试礼部，欧阳修擢置第二，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签书凤翔府判官，召直史官。熙宁中，王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论其不便，安石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再徙知湖州，言者摭其诗语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久不决，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轼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移汝州，元祐中累官翰林学士兼侍读，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召为翰林承旨。历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出知惠州。绍圣中累贬琼州别驾，赦还。建中靖国初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谥文忠。轼文章初师父洵所为，既而得之于天，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尝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良为善喻，诗词书画亦皆有名。所著有《易书传》、《论语说》、《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东坡集》等。

    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

    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亲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夫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欤！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

    志林 战国任侠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隳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范文正公文集》序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窥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

    嘉祐二年，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没，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是岁，登第，始见知于欧阳公，因公以识韩、富，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其后三年，过许，始识公之仲子今丞相尧夫；又六年，始见其叔彝叟京师；又十一年，遂与其季德孺同僚于徐。皆一见如旧，且以公遗稿见属为序。又十三年，乃克为之。

    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序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乐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于畎亩中，非仕而后学者也。淮阴侯见高帝于汉中，论刘、项短长，画取三秦如指诸掌；及佐帝定天下，汉中之言，无一不酬者。诸葛孔明卧草庐中，与先主论曹操、孙权，规取刘璋，因蜀之资以争天下，终身不易其言。此岂口传耳受，尝试为之，而侥幸其或成者哉！

    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今其集二十卷：为诗、赋二百六十八；为文一百六十五。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泾，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发于口者也。又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非能战也，德之见于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夸，达者信之，众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子距杨、墨。”盖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丧，何与于天？而禹之功与天地并，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孟子之言行而杨、墨之道废，天下以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生。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侥幸一切之功，靡然从之。而世无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权其祸福之轻重，以救其惑，故其学遂行。秦以是丧，天下陵夷，至于胜、广、刘、项之祸，死者十八九，天下萧然。洪水之患，盖不至是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复有一孟子，则申、韩为空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由是言之，虽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盖公言黄、老，贾谊、晁错明申、韩。”错不足道也，而谊亦为之。子以是知邪说之移人，虽豪杰之士有不免者，况众人乎？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悦者哗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

    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岂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考论师友渊源所自，复知诵习欧阳子之书。予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其子棐，乃次而论之曰：“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欧阳子讳修，字永叔，既老、自谓六一居士云。

    上皇帝书

    熙宁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苏轼谨冒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司府，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胆，尽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

    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伏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欤？《书》曰：“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臣，散则为仇雠，聚散人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苟非乐祸好亡，狂易失志，则讵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乎？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度于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克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而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余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

    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弊，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州县，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公私烦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裴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余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

    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曰：“长我糯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功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苟欲兴复，必尽追改，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圣人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常税之外，生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毒，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耳，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无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

    《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余，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以逃亡；逃亡之余，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已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亦必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己。

    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取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

    陛下天几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以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幸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

    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必以此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销兵而庞勋之乱起。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尫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尫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危，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余；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天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贪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

    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用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才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此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幸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沈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厘，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人之荐举而予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其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余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据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失，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当先立法以救弊。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典无礼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故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议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纲之必断，物议既允，臣敢有辞？然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屡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颔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有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日，书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进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臣轼诚惶诚恐，顿首谨书。

    答李端叔书

    轼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阙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哓哓至今，坐得此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

    答张文潜县丞书

    轼顿首文潜张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

    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醉。来人求书，不能观缕。

    与谢民师推官书

    轼启：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贾，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

    《日喻》赠吴彦律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为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龠，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律，有志于学者，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潮州韩文公庙碑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矣。故申、吕自岳降，而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元丰七年，诏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辞曰：

    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于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超然亭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饣甫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

    须臾客去，余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祭欧阳文忠公文

    呜呼哀哉！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国有蓍龟，斯文有传，学者有师，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为。譬如大川乔岳，不见其运动，而功利之及于物者，盖不可以数计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无所仰芘，朝廷无所稽疑，斯文化为异端，而学者至于用夷。君子以为无为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为得时。譬如深渊大泽，龙亡而虎逝，则变怪杂出，舞�曶�而号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为病；而其既用也，则又以为迟；及其释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复用；至其请老而归也，莫不惆怅失望，而犹庶几于万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谓公无复有意于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岂厌世溷浊，洁身而逝乎？将民之无禄，而天莫之遗？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致。而不肖无状，因缘出入，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于兹。闻公之丧，义当匍匐往吊，而怀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缄词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呜呼哀哉。

    虞集

    虞集，元，仁寿人。字伯生，号道园。随父居崇仁，从吴澄游。大德初，授大都路儒学教授。文宗朝，累迁奎章阁侍书学士，纂修《经世大典》，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卒年七十七，谥文靖。学问博洽，心解神契。所为文章典雅明净，殆欲追武欧、曾。其陶铸群材亦不减庐陵之在北宋，故卒为元世古文之大宗也。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杜律注》。

    《李景山诗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顺之积，而发于咏歌。故其声气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至于世故不齐，有放臣、出子、斥妇、囚奴之达其情于辞者，盖其变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后之论者，乃以为和平之气难美，忧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为言耳。盍亦观于水，夫安流无波，演迆万里，其深长岂易穷也。若夫风涛惊奔，泷石险壮，是特遇物之极于变者。而曰水之奇观，必在于是，岂观水之术也哉。余读景山之诗而有感于此矣。

    景山蚤岁即起家掌故枢府，不数年，遂长其幕，方骤用而遽坐废。盖五年而后宣慰云南，三年而报使，移病归乡里又二年矣。二十年间，为诗凡数百篇。而云南诸作，尤为世所传诵，岂非感激于其变者然哉！

    然余观其枢府所赋，乃多在于西山玉泉之间。其云南之诗，至《自叙》曰：“其辞或传，幸得托于中州人士之末，虽能悲宕动人，察其意，则能深省顺处，无怨尤忿厉之气。”其居乡诸作，放旷平易，又若初未始更忧乐之变者。余因历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盖有以见其所存者。庶几不谬于古之人矣。而徒以云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尽窥景山者也。

    景山于书无不读，而酷好老子。于古之人无不学，而独慕白乐天。然则其能廓然以自广，脱然以自处者，殆有由来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学方力，后此而有作，余将不足以窥之也夫。

    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间人，鸩巢其自号也，故其诗总题曰《鸩巢漫稿》。虞集序。

    《杨叔能诗》序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处、饮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闾之好，上有公上贡赋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气之所禀也有盈歉，时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丧利害、休戚吉凶，有顿不相似者焉。于是，处顺者，则流连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婴拂，饥寒之迫，忧患之感，死丧疾威之至，则嗟痛号呼，随其意之所存言之，所发盖有不能自者掩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则必至于外其身，以遣世不与物接，求生息于彝伦之外，庶几以无累焉。然其为道，则亦人之所难者矣。盖必若圣贤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当为也。事变之来，视乎义命而安之，则忧患利泽，举无足以动其心。则其为言也，舒迟而淡泊，暗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贵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见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词章之传，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讽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鲜矣。

    临川危太朴与其友豫章杨显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为诗一编以示。予观其所游，不过州郡数百里之间，观其所慕，则千古高尚之士，淡然有余，而不堕于空寂；悠然自适，而无或出于伤怚。乃若蝉蜕汙浊，与世略不相干，而时和气清，即凡见闻而自足，几乎古人君子之遗意也哉！吾尝以此求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则陶处士、王右丞、韦苏州、柳子厚其人也。苏州学诗于憔悴之余，子厚精思于窜谪之久，然后世虑销歇，得发其过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宽闲寂寞之地。盖有惩创困绝，而后至于斯也。右丞冲淡，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难之来，遽失所守，是有余于闲逸，不足于事变，良可叹也。必也大义所存，立志不贰，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处士者，其知道之言乎！虽然，言不可以伪发，人不可以徒欺，千载之下，简翰之存，苟有一人讽咏于一日之间，则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论其本也。今有读叔能之诗者，譬诸饫刍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岂不悦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饶敬仲诗》序

    予归老山中，习俗嗜好不留于胸次，独与幽人雅士咏诗、读书，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饫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饶君敬仲遗予五言长诗凡百韵，陈义之大，论事之远，引援于往昔圣贤之业，铺张乎一代文章之体，纵横开合，动荡变化，可喜可骇，可感可叹。及观其他作，往往不异于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驰骋云尔。问其学所从出，则尝从乎临川吴先生游，宜其所闻过于也远矣。尝著书一编，述山水之情性，吴公亟称之，首为之序，以传于世。夫山之形，重峰峻岭，奔腾起伏，势若龙马，亦或以广衍平大为胜。水之流，惊湍怒涛，吞天浴日，莫穷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泽，纡余清冷以为美。不可执一而论也。盖其脉络贯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随寓而见，是以能极其变焉。敬仲得此于其心，一托于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阳冰善篆书，自以为有得于日月、风云、山川、草木、动植之体。敬仲之诗得于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岁，足骎骎而视茫茫也，山水之间，济胜之具，顿绝惟育，端坐绝物。使善歌快诵于清风明月之际，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为题其篇端云。

    至元己卯二月朔日，邵菴虞集序。

    《易南甫诗》序

    《诗》三百篇之后，《楚辞》出焉，西都之言赋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体，愈变而愈新。因唐之诗赋，有声律对偶之巧，推其前而别之曰古赋。诗有乐歌可以被之乐府。其后也转为新声，豪于才者，放为歌行之肆；长于情者，变为伤淫之极。则又推其前者而别之曰古乐府。时非一时，人非一人，古近之体不一。今欲以一人之手成一编之文，合备诸体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难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以赋若诗一编，尽具诗赋诸体，不蹈流俗，有为而作，辞不苟造。盖闻南甫之居，则康乐之故地，谢公之所对而尝游者也。林泉之日长，山水之兴足，有得于昔人之流风余韵，是以能然也哉！今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为惊涛巨浪之壮，或为平波漫流之间，一洼之盈，一曲之胜，其所寓不相似，而各有可观者焉，以水之同出一原故也。故善赋之君子，又以其非常之才，有余之兴，随所寓而有作焉，何患乎众体之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诗乎！苏子由言其兄子瞻平生无嗜好，以图史为苑囿，文章为鼓吹，老亦弃去，顾独好为诗耳。嗟夫！予岂敢拟于古之人哉？会有耳目之疾，有园囿而无所游观，有鼓吹而不能以自乐，而心思凋耗，亦不复能诗，徒使弟子诵昔贤、今人之诗以自娱焉。南甫之所以惠我多矣。然南甫之意，岂徒然哉？予之少也，亦尝执笔而学焉。闻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也，学其资也，才其能也，气其充也，识其决也，则将与造物者同为变化不测于无穷焉。诗赋云乎哉！斯言也，南甫以为有可采乎？

    送李扩序

    国学之置，肇自许文正公。文正以笃实之资，得朱子数书于南北未通之日，读而领会，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纯乎儒者之道，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圣明天纵，深知儒术之大，思有以变化其人而用之，以为学成于下，而后进于上。或疏远未即自达，莫若先取侍御贵近之特异者，使受教焉，则效用立见。故文正自中书罢政为之师，是时风气浑厚，人材朴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学》一书以先之。勤之以洒扫应对，以折其外；严之以出入游息，而养其中。掇忠孝之大纲，以立其本；发礼法之微权，以通其用。于是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矣。鸣呼！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

    文正殁，国子监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为之者，大抵踵袭文正之成迹而已。然余尝观其遗书，文正之于圣贤之道、五经之学，盖所志甚重远焉。其门人之得于文正者，犹未足以尽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程子曰：“圣贤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远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无穷，而学亦无穷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进，非学也。天下之理无由而可穷也。故使文正复生于今日，必有以发理义道德之蕴，而大启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极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而从事于文章；谓辩疑答问为躐等，而始困其师长；谓无所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是皆假美言以深护其短，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此上负国家、下负天下之大者也。而谓文正之学，果出于此乎？

    近者，吴先生之来为监官也，见圣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学者翕然归之，大小如一。于是先生之为教也，辩传注之得失，而达群经之会同；通儒先之户牖，以极先圣之阃奥；推鬼神之用，以穷物理之变；察天人之际，以知经纶之本。礼乐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据援引，博极古今，各得其当，而非夸多以穿凿。灵明通变不滞于物，而未尝析事理以为二。使学者得有所据依，以为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标指，以为归宿造诣之极。噫！近世以来，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归，呜呼！文正与先生学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圣贤之道，则一也。时与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后者，势当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浅深，致效之远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仆之为学官，与先生先后而至，学者天资通塞不齐，闻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尽解，或暂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渐远。退而论集于仆，仆皆得因其材而达先生之说焉。先生虽归，祭酒刘公以端重正大临其上，监丞齐君严条约，以身先之。故仆得以致其力焉。

    未几，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荐于上。而议者曰：“吴幼清，陆氏之学也，非朱子之学也，不合于许氏之学，不得为国子师，是将率天下而为陆子静矣。”遂罢其事。呜呼！陆子岂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陆异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时，仆亦孤立不可留。未数月，移病自免去。邓文原善之以司业招至，会科诏行，善之请改学法。其言曰：“今皇上责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无所劝，而英俊者摧败，无以见成效。”议不合，亦投劾去。于是纷然言吴先生不可，邓司业去而投劾为矫激。而仆之谤尤甚。悲哉！

    归德李扩事吴先生最久，先生之书，皆得授而读之。先生又尝使来授古文，故于仆尤亲近。去年以国子生举，今年有司用科举法依条试之，中选，将命以官。间来谒曰：“比得官犹岁月间，且归故乡治田亩，并得温其旧学，请一言以自警。”会仆将归江南，故略叙所见以授之，使时观之，亦足以有所感而兴起矣。

    尚志斋说

    亦尝观于射乎？正鹄者，射者之所志也。于是良尔弓，直尔矢，养尔气，畜尔力，正尔身，守尔法，而临之。挽必圆，视必审，发必决，求中乎正鹄而已矣。正鹄之不立，则无专一之趣向，虽有善器强力，茫茫然将安所施哉？况乎弛焉以嬉，嫚焉以发，初无定的，亦不期于必中者。其君子绝之，不与为偶，以其无志也。善为学者，苟知此说，其亦可以少警矣乎？

    夫学者之欲至于圣贤，犹射者之求中夫正鹄也。不以圣贤为准的而学者，是不立正鹄而射者也。志无定向，则泛滥茫洋，无所底止，其不为妄人者几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则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从师、取友、读书、穷理，皆求至之事也。于是平居无事之时，此志未尝慢也；应事接物之际，此志未尝乱也。安逸顺适，志不为丧；患难忧戚，志不为慑；必求达吾之欲至而后已。此立志始终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虽至于圣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此之谓也。志苟不立，虽细微之事，犹无可成之理，况为学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纵之资，其始学也，犹必曰志，况吾党小子之至愚极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为至要至急也，审矣。

    今大司寇之上士浚仪黄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严而不离。尝遣济也受业于予。济也请题其斋，居以自励，因为书“尚志”二字以赠之。他日暂还其乡，又来求说，援笔书所欲言，不觉其烦也。济也尚思立志乎哉！

    鹤山书院记

    昔者，儒先君子论道统之传，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孔子，而后学者传焉。颜子殁，其学不传。曾子以其传授之圣孙子思，而孔子之精微，益以明著，孟子得以扩而充之。后千五百年，以至于宋，汝南周氏，始有以继颜子之绝学，传之程伯淳氏。而正叔氏，又深有取于曾子之学，以成己而教人，而张子厚氏，又多得于孟子者也。颜、曾之学，均出于夫子，岂有异哉？因其资之所及，而用力有不同焉者尔。然则所谓道统者，其可以妄议乎哉！朱元晦氏，论定诸君子之言而集其成，盖天运也。而一时小人用事，恶其厉己，倡邪说以为之禁。士大夫身蹈其祸，而学者公自绝以苟全。及其禁开，则又皆窃取绪余，徼倖仕进而已。论世道者，能无尽然于兹乎。

    方是时，蜀之临邛有魏华父氏，起于白鹤山之下，奋然有以倡其说于摧废之余，拯其弊于口耳之末。故其立朝惓惓焉，以周、程、张四君子易名为请，尊其统而接其传，非直为之名也。及既得列祀孔庙，而赞书乃以属诸魏氏，士君子之公论，固已与之矣。及我圣朝，奄有区夏。至于延祐之岁，文治益盛。仍以四君子并河南邵氏、涑水司马氏、新安朱氏、广汉张氏、东莱吕氏，与我朝许文正公十儒者，皆在从祀之列。

    魏氏之曾孙曰起者，隐居吴中，读诏书而有感焉。曰：“此吾曾大父之志也，何幸亲复见诸圣明之朝哉？今天下学校并兴，凡儒先之所经历，往往列为学官。而我先世鹤山书院者，临邛之灌莽，莫之翦治。其侨诸靖州者，存亦亡几。而曾大父实葬于吴，先庐在焉。愿规为讲诵之舍，奉祠先君子，而推明其学，虽然，不敢专也。”泰定甲子之秋，乃来京师，将有请焉。徘徊久之，莫伸其说。至顺元年八月乙亥，上在奎章之阁，思道无为。鉴书博士柯九思，得侍左右，因及魏氏所传之学，与其曾孙起之志。上嘉念焉，命臣集题鹤山书院，著记以赐之。

    臣闻魏氏之为学，即物以明义，反身以求仁。审夫小学文艺之细，以推致乎典礼会通之大，本诸平居屋漏之隐，而充极于天地鬼神之著。岩岩然，立朝之大节，不以夷险而少变。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盖庶几乎不悖不惑者矣。若夫圣贤之书，实由秦汉以来，诸儒诵而传之。得至于今，其师弟子之所授受，以颛门相尚，虽卒莫得其要，然而古人之遗制，前哲之绪言，或者存乎其间，盖有不可废者。自濂洛之说行，朱氏祖述而发明之，于是学者知趋乎道德性命之本，廓如也。而从事于斯者，诵习而成言，惟日不足，所谓博文多识之事，若将略焉，则亦有所未尽者矣。况乎近世之弊，好为卤莽，其求于此者，或未切于身心，而考诸彼者，曾弗及于详博。于是，传注之所存者，其舛讹抵牾之相承，既无以明辨其非是，而名物度数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诚使有为于世，何以征圣人制作之意，而为因革损益之器哉！魏氏又有忧于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于《仪礼》、《周官》、大小戴之《记》，及取《九经注疏正义》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谓之《九经要义》，其志将以见夫道器之不离，而有以正其臆说聚讼之惑世。此正张氏以礼为教，而程氏所以有彻上彻下之语者也。而后人莫究其说，以兼致其力焉。昔之所谓卤莽日以弥甚，甘心自弃于孤陋寡闻之归。呜呼！魏氏之学，其可不讲乎。

    今起之言曰：“起幸甚！身逢圣天子文治之盛，追念先世，深惜旧名。起将于斯与明师良友，教其族人、子孙、昆弟，及乡党州闾之俊秀，庶乎先君子之遗意，而魏氏子孙，世奉其祀事，精神血气之感通，亦于是乎在，其有托于永久而不坠也，不亦悲夫。”

    臣之曾大父，实与魏氏同学于蜀西，故臣得其粗者如此，敢辄书以为记。魏氏名了翁，字华甫，临邛人。年十八，登故宋庆元己未进士高第。仕至资政殿大学士、参知政事、佥书枢密事、都督江淮军马，赠太师，封秦国公，谥文靖，而学者称为鹤山先生云。十二月乙未，具官臣虞集奉敕谨记。

    极高明楼记

    华盖之山，在崇仁上游，据地势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汉，日星迴旋，无所障碍。云雨之兴，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邻日月，而后足以对之。浮游于尘埃之中，沉溺于污秽之下。生死不出于旦暮，起灭不踰于寻丈者。乌足以观乎此哉！其山之阳有水曰珠溪，

    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于何代，而未尝有他族间之。山如城郭之环，流泉中出，隐伏磐石，委曲渊注，始达于外。而居人耕田凿井，养生读书，无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赋薄，远出郡县公上之供给事，而退人亦无所求乎其间也。晋陶渊明所谓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彦曰：“敬以自然醇厚之姿，居风俗质朴之乡，以其乐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温温然！”吾闻而悦之。世以为风气日隆，情态日趋于薄，而不可复返，岂有是耶！

    故翰林学士吴公之夫人，则敬之曾祖姑也。故公尝至其处。及敬作楼于其居，以瞻华盖于咫尺，而命敬以“极高明”题之也。楼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请一辞以表之，因其族父希圣求予记之。

    予尝闻诸上蔡氏曰：“孰能脱去凡近而游高明，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后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为高，曲见陋识，而自以为明，轻儇以相尚，臆度以为知，则其念虑之所兴，云为之所及，无非至卑至下之事，拟诸高明，真所谓霄壤之间矣。是故质之美者，庶几有以得之。内顾于家，无甚不足之虑；外视于物，无甚必欲之意，则其中之所存，淡薄而虚旷，于入道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圣贤之学，践夫古人之迹，则日趋高明，而推致其极者不自此乎！秋高气清，予将揖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观子之楼，诵吴公之言，而寄其千载之思于此也。乃若《中庸》之言，所谓极高明者，吴公之门人弟子，多能记公之言，敬审问之地，日为敬请焉。

    是为记。

    宋濂

    宋濂，明，浦江人，字景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不赴，隐龙门山著书，历十余年。明初，以书币征，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修《元史》。累转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以年老致仕。长孙慎坐法，举家谪茂州，道遇疾，卒，年七十二。正统中追谥文宪。

    元末文章以吴莱、柳贯、黄溍为一朝后劲。濂初学于莱，后学于贯与溍。遂根柢经训，发为文章。有明一代礼乐制度多所裁定。其文章醇深演迤，不动声色。而二百余年之中，殚力翻新者，终莫能先也。有《龙门子凝道记》、《浦江人物记》、《宋学士全集》。

    《文原》二篇

    余讳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躯，其所学者，独文乎哉！虽然，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学之固宜。浦江郑楷、赵友同、义乌刘刚、楷之弟柏，尝从予学，已知以道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贻之。

    其上篇曰：

    人文之显，始于何时？实肇于庖牺之世。庖牺仰观俯察，画奇偶以象阴阳，变而通之，生生不穷，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无遗，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诸《乾》、《坤》；上栋下宇，取诸《大壮》；书契之造，而取诸《夬》；舟楫牛马之利，而取诸《涣》、《随》；杵臼棺椁制，而取诸《小过》、《大过》；重门击柝，而取诸《豫》；弧矢之利，而取诸《暌》。何莫非灿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叙，礼乐刑政之施，师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华夷内外之别，复皆则而象之，故有关民用及一切弥纶范围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别有其他也。然而事为既著，无以纪载之，则不能以行远，始托诸词翰，以昭其文。略举一二言之：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后笔之为《禹贡》之文。周制聘觐燕享，馈食昏丧诸礼，其升降揖让之节既行之矣，然后笔之为《仪礼》之文。孔子居乡党，容色言动之间，从容中道。门人弟子，既皆见之矣，然后笔之为《乡党》之文。其他格言大训，亦莫不然，必有其实，而后文随之，初未尝以徒言为也。譬犹聆众乐于洞庭之野，而后知其声音之抑扬，缀兆之舒疾也；习大射于矍相之圃，而后见观者如堵墙，序点之扬觯也。苟逾度而臆决之，终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学名，谓观其会通而酌其损益之宜而已，非专止乎辞翰之文也。

    呜呼！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末治，体著则其用章，斯所谓秉阴阳之大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亘宇宙之终始，类万物而周八极者也。呜呼！非知经天纬地之文者，吾足以语此！

    其下篇曰：

    为文必在养气。气与天地同，苟能充之，则可配序三灵，管摄万汇。不然，则一介之小夫尔。君子所以攻内不攻外，图大不图小也。力可以举鼎，人之所难也，而乌获能之，君子不贵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难也，而冯妇能之，君子不贵之者，以其骛乎外也！气得其养，无所不周，无所不极也；揽而为文，无所不参，无所不包也。九天之属，其高不可窥，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测，吾文之量得之；规毁魄渊，运行不息，基地万荧，躔次弗紊，吾文之焰得之；昆仑玄圃之崇清，层城九重之严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东瀛西溟，杳渺而无际，涵负而不竭，鱼龙生焉，波涛兴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风云翕张之，雨露润泽之，鬼神恍惚，曾不穷其端倪，吾文之变化得之；上下之间，自色自形，羽而飞，足而奔，潜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纤，若高若卑，不可数计，吾文之随物赋形得之。

    呜呼！斯文也，圣人得之，则传之万世为经；贤者得之，则放诸四海而准。辅相天地而不过，昭明日月而不忒，调燮四时而无愆，此岂非文之至者乎！

    大道湮微，文气日削，骛乎外而不攻其内，局乎小而不图其大。此无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谓四瑕？雅郑不分之谓荒，本末不比之谓断，筋骸不束之谓缓，旨趣不超之谓凡，是四者，贼文之形也。何谓八冥？讦者将以贼夫诚，椭者将以蚀夫圜，庸者将以混夫奇，瘠者将以胜夫腴，牜角者将以乱夫精，碎者将以害夫完，陋者将以革夫博，昧者将以损夫明，是八者，伤文之膏髓也。何谓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灭其智，丽其蔽，违其天，昧其几，丧其侦，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于此，则心受死而文丧矣。春葩秋卉之争丽也，鸱号林而蛩吟砌也，水涌蹄涔而火炫萤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视听也，蠛蠓死生于瓮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广也，斯皆不知养气之故也。

    呜呼！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同功也。与天地同功，而其智卒归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虽大而非夸，惟智者然后能择焉。

    去古远矣，世之论文者有二：曰载道，曰纪事。纪事之文，当本之司马迁、班固；而载道之文，舍六籍吾将焉从？虽然，六籍者本与根也，迁、固者枝与叶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论，而予之所见，则有异于是也。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去此则曲狭僻径耳，荦确邪蹊耳，胡可行哉！

    予窃怪世之为文者，不为不多。骋新奇者，钩摘隐伏，变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读，且曰：“不诘曲聱牙，非古文也。”乐陈腐者，一假场屋委靡之文，纷揉庞杂，略不见端绪，且曰：“不浅易轻顺，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说。

    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虽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养气，始为得之。予复悲世之为文者，不知其故，颇能操觚遣辞，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学，日进于道，聊相与一言之。

    画原

    史皇与仓颉，皆古圣人也。仓颉造书，史皇制画。书与画非异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开，万物化生，自色自形，总总林林，莫得而名也，虽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圣人者出，正名万物，高者谓何，卑者谓何，动者谓何，植者谓何，然后可得而知之也。于是上而日月风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岳、草木鸟兽之著，中而人事离合、物理盈虚之分，神而变之，化而宜之，固已达民用而尽物情。然而，非书则无记载，非画则无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归乎！吾故曰：书与画非异道也，其初一致也。

    且书以代结绳，功信伟矣。至于辨章服之有制，画衣冠以示警，饬车辂之等威，表旟旐之后先，所以弭纶其治具，匡赞其政原者，又乌可以废之哉？画绘之事统于冬官，而春官外史专掌书令，其意可见矣。况六书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绘事之权舆。形不能尽象，而后谐之以声；声不能尽谐，而后会之以意；意不能尽会，而后指之以事；事不能以尽指，而后转注、假借之法兴焉。书者，所以济画之不足者也。使画可尽，则无事乎书矣。吾故曰：书与画非异道也，其初一致也。

    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像《论语》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晋、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烈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兴群伦，亦有可观者焉。世道日降，人心浸不古，往往溺志于车马士女之华，怡神于花鸟虫鱼之丽，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顾、陆以来是一变也，阎、吴之后又一变也，至于关、李、范三家者出，又一变也。譬之学书者，古籀、篆、隶之茫昧，而唯俗书之姿媚者是耽是玩，岂其初意之使然哉？虽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

    南徐君景旸，工书史，善吟古今诗，信为才丈夫也。旁通绘事，有士韵而无俗姿，一时贤公卿皆与之游，名称籍甚。有荐于朝者，景旸以母老不仕。予尤爱景旸者，于其别去，故作《画原》以赠焉。呜呼！《易》有之：“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阴阳之妙理者，诚可谓至重矣。景旸其亦知所重乎哉！

    《曾助教文集》序

    临川曾先生旦所为文若干篇，其门人某类编成书，而以首简请余序。序曰：

    天地之间万物，有条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纲九法，尤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伦，礼乐刑政之施，大而开物成务，小而淑身缮性。本末之相涵，终始之交贯，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时，其文寓于钦天勤民明物察伦之具；三代之际，其文见于子丑寅之异建，贡助彻之殊赋。载之于籍，行之于世。其大本既备，而节文森然可观。传有之：三代无文人，六经无文法。无文人者，动作威仪，人皆成文。无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汉以下，则大异于斯。求文于竹帛之间，而文之功用隐矣。

    虽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尔。文之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见之？施之朝廷，则有诏诰册祝之文；行之师旅，则有露布符檄之文；托之国史，则有记表志传之文。他如序记铭箴，赞颂歌吟之属，发之性情，接之事物，随其洪纤，称其美恶，察其伦品之详，尽其弥纶之变，如此者要不可一日无也。然亦岂易致哉？必也本之于至静之中，参之于欲动之际。有弗养焉，养之无弗充也。有弗审焉，审之无不精也。然后严体裁之正，调律吕之和，合阴阳之化，摄古今之事，类人己之情。著之篇翰，辞旨皆无所畔背。虽未造于至文之域，而不愧于适用之文矣。呜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

    今先生淹贯群经，所谓三纲九法，其文理之灿然者，加体索而扩充焉。尝以春秋贡于乡，科目既废，益寓意于古文辞，用功于动静者久，声光烨然起矣。余取读之，藻火黼黻之交辉，金声玉振之迭奏，鱼龙波涛之惊迅，一一可以适于世用。信夫万物各有条理者，于先生之文亦可以见之。余在词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论文甚欢。因其门人所请，推原文之至者，而为之序。著源委之真，欲体用之兼举也。

    送东阳马生序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盖余之勤且艰若此。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

    今诸生学于太学，县官日有廪稍之供，父母岁有裘葛之遗，无冻馁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诵诗书，无奔走之劳矣；有司业、博士为之师，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书，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录，假诸人而后见也。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流辈甚称其贤。余朝京师，生以乡人子谒余，撰长书以为贽，辞甚畅达。与之论辨，言和而色夷。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予者哉！

    送天台陈庭学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

    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王冕传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琳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

    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久之，母思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乡里小儿竞庶道讪笑，冕亦笑。

    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楼长啸，使者闻之，惭。

    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士，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生。北游燕都，馆秘书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荐以馆职，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即日将南辕。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滦阳，唯两幼女、一童留燕，伥伥无所依。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滦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

    冕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更深人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人至，不为宾主礼，清谈竟日不倦。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善画梅，不减杨补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未几，汝、颍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宾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学城南时，见孟寀，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哗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马不覂驾，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

    李疑传

    金陵之俗，以逆旅为利。旅至，授一室，仅可榻，俛以出入。晓钟动，起治他事，遇夜始归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责钱数千，否，必诋诮致讼。或疾病，辄遣去，病危，气息尚属，目睊睊未暝,即舆弃而夺其赀。妇孕将产者以为不祥，摈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下辇毂下，四方人至者众,其势致尔也。

    独李疑以尚义名于其时。疑，字思问，居通济门外，闾巷子弟执业造其家，得粟以自给；不足，则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贫甚，然独好周人急。

    金华范景淳吏吏部，得疾，无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门，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闻君义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谢许诺，延就坐，泛除明爽室,具床褥炉灶,使寝息其中，征医师视脉，为煮糜炼药，旦暮执其手问所苦，如事亲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秽不可近。疑日为刮磨浣涤,不少见颜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复生,无以报厚德,囊有黄白金四十两余，在故逆旅邸,愿自取之。”疑曰：“患难相恤,人理宜尔,何以报为!”景淳曰：“君脱不取，我死，恐为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归，面发囊，籍其数而封识之。数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财买棺殡于城南聚宝山，举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书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发棺，取囊按籍而还之。二子以半馈,却弗受，反赆以货遣归。

    平阳耿子廉械逮至京师，其妻孕将育，众拒门不纳,妻卧草中以号。疑问故，归谓妇曰：“人孰无缓急？安能以室庐自随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为风露所感,则母子俱死。吾宁舍之而受祸,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妇邀以归，产一男子，疑命妇事之如疑事景淳，逾月，始辞去,不取其报。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与疑交。见疑者皆曰：“善士，善士！”

    疑读书为文亦可观，尝以儒举，辞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与疑往来，识其为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伟壮烈之姿也。而其所为事，乃有古义勇风。是岂可以外貌决人才智哉！语曰：“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吾伤流俗之嗜利也，传其事以劝焉。

    秦士录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门石鼓，十人舁，弗能举；两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

    一日，独饮倡楼，萧、冯两书生过其下，急牵入共饮。两生素贱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终不我从，必杀君，亡命走山泽耳，不能忍君苦也！”两生不得已，从之。弼自据中筵，指左右，揖两生坐，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铿然鸣。两生雅闻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书，君何至相视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饮，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洒洒不穷。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弼索酒，被发跳叫曰：“吾今日压倒老生矣！古者学在养气，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绝，徒欲驰骋文墨，儿抚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两生素负多才艺，闻弼言，大愧，下楼足不得成步。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书读也。

    泰定末，德王执法西御史台，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阍卒不为通，弼曰：“若不知关中邓伯翊耶？”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王令隶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气曰：“公奈何不礼壮士？今天下虽号无事，东海岛夷，尚未臣顺，间者驾海舰，互市于鄞，即不满所欲，出火刀斫柱，杀伤我中国民。诸将军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战且却，其亏国体为已甚。西南诸蛮，虽曰称臣奉贡，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等，尤志士所同愤。诚得如弼者一二辈，驱十万横磨剑伐之，则东西为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礼壮士？”庭中人闻之，皆缩颈吐舌，舌久不能收。

    王曰：“尔自号壮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曰：“能。”“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曰：“能。”“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曰：“能。”王顾左右曰：“姑试之。”问所须，曰：“铁铠、良马各一，雌雄剑二。”王即命给与，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然后遣弼往。王自临观，空一府随之。暨弼至，众槊进进。弼虎吼而奔，人马辟易五十步，面目无色。已而烟尘涨天，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连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王抚髀欢曰：“诚壮士！诚壮士！”命勺酒劳弼，弼立饮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时，至比之王铁枪云。

    王上章荐诸天子。会丞相与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环视四体，叹曰：“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使立勋万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时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终。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乱。中原数千里，人影殆绝。玄鸟亦失其家，竞栖林木间。使弼在，必当有以自见。惜哉！弼鬼不灵则已，若有灵，吾知其怒发上冲也！

    归有光

    归有光，明，昆山人，字熙甫。少好学，恒闭户诵读，家人戏呼为女郎。屡试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读书授徒，称为震川先生。晚成进士，授长兴县，用古教化为治，迁顺德通判。大学士高拱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于官，年六十六。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深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尤善叙述乡里家人间琐事，声情刻画，无不毕肖。是时学者为文，群师李、何，王、李前后七子，盛言文宗秦汉，而摹拟剽窃，流弊滋多。有光独与之抗，至斥王世贞为庸妄世子。世贞初亦牴牾，有光既没，世贞渐悟所学之非，故作《有光像赞》，至推为方轨韩、欧。平心论之，有光固不敢当韩、欧。然根柢醇厚，法度谨严，固不得不许为有明一大家也。有《易经渊旨》、《三吴水利录》、《诸子汇函》、《震川文集》、《文章指南》。

    言解

    言恶乎宜？曰：宜于用，不宜于无用。言之接物，与喜怒哀乐均也。当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终日而谈鬼，人谓之无用矣，以其不切于己也；终日而谈道，人谓之有用矣，以其切于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终日谈之，而不当于所接之物，则与谈鬼者何异？

    孔子曰：“庸言之谨。”非谓谨其所不可言，虽可言而谨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见之者不问，有之者不言。使人终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与鼻若何，则人以为狂谬矣。实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饥者言食，而饱者不言；寒者言衣，而暖者不言。

    昔者宰我、子贡习闻夫子之教，而能为彷佛近似之论，其言非不依于道，而当时拟之以为言语之科。夫学者之学，舍德行而有言语之名，为宰我、子贡者，亦可耻矣。

    曾子曰：“唯颜子如愚。”二子不为无实之言，而卒以至于圣人之道。孔子曰：“予欲无言。”圣人之重言也如是，圣人非以言为重者也。四时行，百物生，圣人之道也。

    《项思尧文集》序

    永嘉项思尧与余遇京师，出所为诗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尧怀奇未试，而志于古之文，其为书可传诵也。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与？

    思尧之文，固无俟于余言；顾今之为思尧者少，而知思尧者尤少。余谓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不能以与于吾文章之事。而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荣辱毁誉之机于己，两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过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已，己知之过于人之所和其为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数千载之上，大音之声，何期于《折杨》、《皇华》之一笑。

    吾与思尧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尧果以为然，其造于古也必远矣！

    王母顾孺人六十寿序

    王子敬欲寿其母，而乞言于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辞不能为，而诸友为之请者数四，则问子敬之所欲言者。

    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长太平。吾祖为云南布政使，吾外祖为翰林，为御史，以文章政事，并驰骋于一时。先人在绮纨之间，读书之暇，饮酒博奕，甚乐也。已而，吾母病痿，蓐处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选，待次天官，卒于京邸。是时执礼生十年，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执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执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抚抱诸孤，茕茕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长，长者以壮，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颀然成人矣。盖执礼兄弟知读书，不敢堕先世之训。而执法以岁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适当六十之诞辰。回思二十年前，如梦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荡，颠顿洪波巨浪之中，篙橹俱失，舟人束手，相向号呼，及夫风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堵，举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执礼兄弟所以自幸者也。”

    噫！子敬之言如是，诸友之所以贺，与余之所言，亦无出于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庄氏二子字说

    庄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实；其仲曰文华，予字之曰德诚。且告之曰：

    文太美则饰，太华则浮。浮饰相与，敝之极也，今之时则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讷；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质之所为生文者无尽也。一日节缩，十日而赢。衣不鲜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餐。故曰：“贲，无色也。”贲，为无色，非无色而后贲也。

    吴在东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后知圣人之用心也。彼以圣贤之德，神明之胄，目观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国而顾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国，始失其故；奔溃放逸，莫之能止。文愈胜，伪愈滋，俗愈漓矣。

    闻之长老言：洪武间，民不粱肉，闾阎无文采，女至笄而不饰，市不居异货，宴客者不兼味，室无高垣，茅舍邻比，强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几也？予少之时所闻所见，今又不知其几变也？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夸相胜，莫知其已。负贩之徒，道而遇华衣者，则目睨视、啧啧叹不已；东邻之子食美食，西邻之子从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宴召，送往迎来，不问家之有无，曰：吾惧为人笑也。文之敝至于是乎！非独吾吴，天下犹是也。

    庄氏居吾里中，独以朴素自好，务本力业，供役于县，为王家良民。德实自树立门户，而德诚赘王氏，皆以敦厚为人所信爱，此殆流风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爱惜，以即其所谓实，而勿事于饰；求其所谓诚，而勿事于浮！礼失而求之野，吾犹有望也。

    陶节妇传

    陶节妇，方氏，昆山人，陶子舸之妻。归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妇悲哀欲自经。或责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复言死。而事姑日谨。姑亦寡居，同处一室，夜则同衾而寝，姑妇相怜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

    为子舸卜葬，地名清水湾。术者言其不利，妇曰：“清水名美，何为不可以葬？”时夫弟之西山买石，议独为子舸穴。妇即自买砖，穴其旁。

    已而姑病痢，六十余日，昼夜不去侧。时尚秋暑，秽不可闻。常取中裙厕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顾而吐，妇曰：“果臭耶？吾日在侧，诚不自觉！”然闻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

    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殓毕。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于是诸妇在丧次，子舫妻言：“姑亡后，不知所以为身计。”妇曰：“吾与若，易处耳。独小婶共叔主祭，持陶氏门户，岁月遥遥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

    顷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随行，至舍西，纟台婢还。自投水，水浅，乍沉乍浮。月明中，婢从草间望见之。既死，家人得其尸，以面没水，色如生。两手持茭根，固甚，不可解也。

    妇年十八嫁子舸，十九丧夫，事姑九年，而与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湾，在县南千墩浦上。

    赞曰：妇以从夫为义。假令节妇遂随子舸死，而世犹将贤之。独濡忍以俟其母之终，其诚孝概之于古人，何愧哉！初，妇父玉岗为蕲水令，将之官，时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归焉。人特以妇为不幸，卒其所成为门户之光，岂非所谓吉祥者耶？

    归氏二孝子传

    归氏二孝子，余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贱，独其宗亲乡里知之，于是思以广其传焉。

    孝子讳钺，字汝威。早丧母，父更娶后妻，生子。孝子由是失爱。父提孝子，辄索大杖与之，曰：“毋徒手，伤乃力也！”家贫，食不足以赡，炊将熟，即罪过孝子。父大怒，逐之。于是母子得以饱食。孝子数困，匍匐道中。比归，父母相与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贼耳！”又复杖之。屡濒于死。方孝子依依户外，欲入不敢，俯首窃泪下，邻里莫不怜也。父卒，母独与其子居。孝子摈不见，因贩盐市中，时私其弟，问母饮食，致甘鲜焉。正德庚午，大饥，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内自惭终感孝子诚恳，从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饥色。弟寻死，母终身怡然。孝子少饥饿，面黄而体瘠小，族人呼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钺无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终不言其后母事也。

    绣，字华伯。孝子之族子，亦贩盐以养母，已又坐市舍中卖麻。与弟纹、纬友爱无间。纬以事坐系，华伯力为营救。纬又不自检，犯者数四。华伯所转卖者，计常终岁无他故，才给蔬食，一经吏卒过门辄耗，终始无愠容。华伯妻朱氏，每制衣，必三袭，令兄弟均平，曰：“二叔无室，岂可使君独被完洁耶？”叔某亡，妻有遗子，抚爱之如己出。然华伯人见之以为市人也。

    赞曰：二孝子出没市贩之间，生平不识《诗》、《书》，而能以纯懿之行，自饬于无人之地；遭罹屯变，无恒产以自润，而不困折，斯亦难矣。华伯夫妇如鼓瑟，汝威卒变顽嚣；考其终，皆有以自达。由是言之，士之独行而忧寡和者，视此可愧也！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生。年十六年，来归。逾年，生女淑静。淑静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逾年，生有尚，妊十二月。逾年，生淑顺。一岁，又生有功。

    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数颦蹙顾诸婢曰：“吾为多子苦。”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孺人举之尽，喑不能言。

    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诸儿见家人泣，则随之泣，然犹以为母寝也，伤哉！于是家人延画工画，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画有光，鼻以下画大姊。”以二子肖母也。

    孺人讳桂。外曾祖讳明，外祖讳行，太学生；母何氏。世居吴家桥，去县城东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桥并小港以东，居人环聚，尽周氏也。外祖与其三兄皆以资雄，敦尚简实，与人姁姁说村中语，见子弟甥侄，无不爱。

    孺人之吴家桥，则治木绵；入城，则缉纟卢。灯火荧荧，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问遗。孺人不忧米盐，乃劳苦若不谋夕。冬月，炉火炭屑，使婢子为团，累累曝阶下。室靡弃物，家无闲人。儿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纫缀不辍，户内洒然。遇僮奴有恩，虽至箠楚，皆不忍有后言。吴家桥岁致鱼蟹饼饵，率人人得食。家中人闻吴家桥人至，皆喜。

    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龃龉，乃喜。

    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归顾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与二舅存。

    孺人死十一年，大姊归王三接，孺人所许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补学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妇，孺子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抚爱之，益念孺人。中夜与其妇泣，追惟一二，仿佛如昨，余则茫然矣。世乃有无母之人！天乎，痛哉！

    家谱记

    有光七八岁时，见长老，辄牵衣问先世故事。盖缘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释，于死者恐不得知，于生者恐不得事，实创巨而痛深也。

    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远而未分，口多而心异。自吾祖及诸父而外，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于其间。率百人而聚，无一人知学者；率十人而学，无一人知礼义者。贫穷而不知恤，顽钝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庆；入门而私其妻子，出门而诳其父兄：冥冥汶汶，将入于禽兽之归。平时呼召友朋，或费千钱，而岁时荐祭，辄计杪忽。俎豆壶觞，鲜或静嘉。诸子诸妇，班行少缀。乃有以戒宾之故，而改将事之期；出庖下之馂，以易荐新之品者。而归氏几于不祀矣。

    小子顾瞻庐舍，阅归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独非素节翁之后乎，而何以至于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族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则饥寒而相娱，不思则富贵而相攘；思则万叶而同室，不思则同母而化为胡、越：思不思之间而已矣。人之生也，方其少时，兄弟呱呱怀中，饱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长而有室，则其情已不类矣。比其有子也，则兄弟之相视，已如从兄弟之相视矣。方是时，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合之之难，此天下之势所以日趋于离也。吾爱其子而离其兄，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则相离之害，遂及于吾子，可谓能爱其子耶？

    有光每侍家君，岁时从诸父兄弟执觞上寿，见祖父皤然白发。窃自念，吾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尝不深自伤悼也。然天下之事，坏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于骨肉之间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责之也。宗法废而天下无世家，无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风俗之薄日甚，有以也。

    有光学圣人之道，通于《六经》之大指。虽居穷守约，不录于有司，而窃观天下之治乱，生民之利病，每有隐忧于心。而视其骨肉，举目动心，将求所以合族者，而始于谱。故吾欲作为《归氏之谱》，而非徒谱也，求所以为谱者也。

    沧浪亭记

    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佑，亦治园于其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项脊轩记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为一，迨诸父异爨，内外多置小门墙，往往而是。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庭中始为篱，已为墙，凡再变矣。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而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

    轩东故尝为厨，人往，从轩前过。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轩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护者。

    项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后秦皇帝筑女怀清台。刘玄德与曹操争天下，诸葛孔明起陇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区区处败屋中，方扬眉瞬目，谓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谓与埳井之蛙何异？”

    余既为此志。后五年，吾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复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

    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姚鼐

    姚鼐，清，桐城人。字姬传，一字梦谷。乾隆进士，散馆授主事，迁郎中，告归。主讲钟山书院，卒年八十五。

    鼐性恬淡，不慕荣利。其论学主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之长，不为汉宋门户所拘。桐城自方苞、刘大櫆创为古文〔苞论文之要曰：自南宋以来，古文义法不解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无一雅洁者。古文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云云〕，而鼎继之推阐阃奥，开辟户牖，天下翕然推为正宗。尝辑《古文辞类纂》一书，以明义法，门人传其学者，有梅曾亮、管同、姚椿、刘开、方东树，皆有名当世。世因称其文为桐城派。同时又有所谓阳湖派者，则以恽敬、张惠言为首。然考张氏赠其同邑友人钱伯垌文，自述其学为古文，乃出于钱之称诵其师刘大櫆说而后有得。是知阳湖一名，固亦桐城之支流与裔耳，何异同之有哉？所著有《九经说》、《三传补注》、《惜抱轩全集》。

    《庄子章义》序

    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音义》载晋、宋注《庄子》者七家，惟司马彪、孟氏载其全书，其余惟内七篇皆同，外篇、杂篇各以意为去取。自唐、宋以后,诸家之本尽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经象删去,不可见矣。

    昔孔子以《诗》、《书》六艺教弟子，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其得闻者,必弟子之尤贤也。然而道术之分，盖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语子游，谓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圣人制礼，以达天道，顺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为大道既隐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语子夏者，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已，而志气塞乎天地,其言礼乐之本亦至矣。然林放问礼之本，夫子告以“宁俭宁戚”而已。圣人非不欲以礼之出于自然者示人，而惧其知和而不以礼节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尝无圣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胜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极乎庄周之伦也。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物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韩退之谓庄周之学出于子夏，殆其然欤。

    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窥见于道,而不闻中庸之义，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无所极，岂非“知者过之”之为害乎？其末《天下》一篇,为其后序，所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意谓是道之末焉尔！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圣人之上，其辞若是之不逊也。而苏子瞻、王介甫乃谓其推尊圣人，自居于不该不徧、一曲之士，其于庄生，抑何远哉！

    若郭象之注，昔人推为特会庄生之旨。余观之，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庄子》五十二篇，固有后人杂入之语，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其辞义可决其必非庄生所为者。然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之书，而为象去之矣。余惜庄生之旨，为说者所晦，乃稍论之，为章义，凡若干卷。

    《述庵文钞》序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

    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先生历官多从戎旅，驰驱梁、益，周览万里，助成国家定绝域之奇功。因取异见骇闻之事与境，以发其瑰伟之辞为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谓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独异于人。吾谓此不足为先生异，而先生能自尽其才，以善承天与者之为异也。

    鼐少于京师识先生，时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独贵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归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钞》四十卷，见寄于金陵。发而读之，自谓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学者读先生集，第叹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隐其愚陋之识，而不为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诗集及他著述，其体虽不必尽同于古文，而——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古文辞类纂》序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才甫先生，少究其义，未之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善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

    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辩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余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最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纪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犹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最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意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

    附录一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主张后进，海峰承之，遗风遂衍。姚惜抱禀其师传，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阃奥，幵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呜呼！何其盛也！

    自圣清宰世，用正学风厉薄海，耆硕辈出，讲明心性，恢张义理。厥后鸿生硕儒，逞志浩博，钩研训诂，繁引曲证，立汉学之名，斥诋宋儒言义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一阙。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故其为文源流兼赅，粹然一出于醇雅。当时相授受者，特其门弟子数辈,然卒流风余韵，沾被百年，成就远大。遂末者不宏，而知道者常胜。讵不信欤！

    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逮粤寇肇乱，祸延海宇，文物荡尽，人士流徙，展转至今，困犹未苏。京师首善之区，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诸老，声气冥合，箫管翕鸣，邈然不可复得。而况山陬海澨，弇陋寡俦，有志之士，生于其间，谁与祓濯而振起之乎？观于学术盛衰升降之源，岂非有心世道君子责也。

    惜抱《古文辞类纂》，幵示准的，赖此编存，学者犹知遵守。余辄师其意，推求义法渊源，采自乾隆迄咸丰间，得三十八人。论其得失，区别义类，窃附于姚氏之书，亦当世著作之林也。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附录二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

    右文四百四十九篇，总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编，皆以补姚氏姬传《古文辞类纂》所未备也。

    上编，经、子。姚氏纂文之例，首断自《国策》，不复上及《六经》，以之尊经。然观其目次，每类必溯源经、子之所自来，虽不录犹录也。今次为三卷，曰论辨，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诏令，曰传状，曰杂记，曰箴铭，曰颂赞，曰辞赋，曰哀祭，其为类十有一。《左氏》叙事之文，自为一体，姚《纂》无类可传，则取曾文正公《经史百家杂钞》之目以入之，录叙记为一卷。又别增典志一卷，典志亦《杂钞》之目也。

    中编，曰史。姚氏纂文，不录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然推此义法类求之。马、班而降，可读之史盖少。今录《史记》纪传世家为五卷，《汉书》纪传为四卷。序跋、奏议、书说、诏令、辞赋、哀祭、姚《纂》所遗，而尚有可甄采者为一卷。《三国志》、《五代史》，其书最为驯雅有法，以后史之良也，取一二类著焉。《通鉴》法《左氏》，叙事体也，《史》之八书，《汉》之十志，皆典章国故,与《周礼》、《仪礼》全经同，录叙记为一卷，典志为一卷。

    下编，方、刘前后之文。文无所谓古今，要趋于当。姚氏之论卓矣，而撰次方、刘文，或为世儒所非。此亦刘文之不足以餍人意，姚氏无可议也。今依此例傳益之,使究一代之变。其为类十有三：曰论辨，曰序跋，曰奏议，曰书说，曰赠序，曰传状，曰碑志，曰杂记，曰箴铭，曰颂赞，曰辞陚，曰哀祭，曰叙记，次为十卷，无者姑阙焉，古文辞粗备于是矣。

    文章之道，莫大乎与天下为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议。自刘向父子总《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选》，而后先古文章，始有所归。宋欧阳氏表章韩愈，明茅顺甫录八家，而后斯文之传，若有所属。姚先生兴于千载之后，独持灼见，总括群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铢黍之得，毫厘之失，皆辨析之，醇驳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谬悠殽乱，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归论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复于古。然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系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

    余今所论纂,其品藻次第，一以昔闻诸曾氏者，述而录之。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广己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无可偏废。故既叙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抱残,守一先生家言，暧暖姝姝，而私自悦以足也。然遂欲执涂之人而强同，则是又大惑已。〔按：茅鹿门八家之说，世皆以为定自已言之。眉山只数二苏氏朱右，不知吴文正草庐序王文公集又得七人，子由尚不与也。〕

    复蒋松如书

    久处闾里，不获与海内贤士相见，耳目为之聩霿。冬间，合侄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数篇，展而读之，若麒麟凤凰之骤接于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识其意于行间，顾犹恐颂叹盛美之有弗尽，而其颇有所引绳者，将惧得罪于高明，而被庸妄专辄之罪也。乃旋获惠赐手书，引义甚谦，而反以愚见所论为喜，于是鼐益俯而自惭。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虚怀善诱，乐取人善之至于斯也。鼐与先生虽未及相见，而蒙知爱之谊如此，得不附于左右，而自谓草木臭味之不远者乎？心乎爱矣，何不谓矣？尚有所欲陈说于前者，愿卒尽其愚焉。

    自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已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向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也。

    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至，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夫汉人之为言，非无有善于宋而当从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别，是则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甚于往者为时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说而失于隘者矣。博闻强识，以助宋君子之所遗，则可也；以将跨越宋君子，则不可也。

    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覆尝论此事，作《送钱献之序》，发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中，似犹有汉学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决去之者，故复为极论之。

    “木铎”之义，苏氏说，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为正解者，以其对“何患于丧”意少远也。至盆成见杀之集注，义甚精当，先生曷为驳之哉？朱子说诚亦有误者，而此条恐未误也，望更思之。

    鼐于蓉庵先生为后辈，相去甚远，于颍州乃同年耳。先生谓颖州曰兄，固于鼐同一辈行，而过于谦，非所宜也。客中惟保重，时赐教言为冀。愚陋率达臆见，幸终宥之。

    复鲁非书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唯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有弗偏者。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矣。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署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当见与，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以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听所好恣为之，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文，辄妄评说，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千万自爱。七月朔日。

    复鲁宾之书

    某顿首宾之世兄足下：远承赐书及杂文数首，义卓而词美。今世文士，何易见若此者！某之谫陋，无以上益高明，求马唐肆，而责施于悬磬之室，岂不媿甚哉！顾荷垂问，宜略报以所闻。

    《易》曰：“吉人之辞寡。”夫内充而后发者，其言理得而情当；理得而情当，千万言不可厌，犹之其寡矣。气充而静者，其声闳而不荡。志章以检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义理也。杂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闵闵乎聚之于锱铢，夷怿以善虚，志若婴儿之柔，若鸡伏卵，其专以一，内候其节而时发焉。

    夫天地之间，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然而骤以几乎合之则愈离。今足下为学之要，在于涵养而已。声华荣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宽以期乎岁月之久，其必有以异乎今而达乎古也。以海内之大，而学古文最少，独足下里中独盛，异日必有造其极者，然后以某言证所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顿首。

    赠钱献之序

    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儒承秦灭学之后，始立专门，各抱一经，师弟传受，侪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晓，其于圣人之道，犹筑墙垣而塞门巷也。久之，通儒渐出，贯穿群经，左右证明，择其长说。及其敝也，杂之以谶纬，乱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讥之。盖魏晋之间，空虚之谈兴，以清言为高，以章句为尘垢，放诞颓坏，迄亡天下。然世犹或爱其说辞，不忍废也。自是南北乖分，学术异尚，五百余年。唐一天下，兼采南北之长，定为义疏，明示统贯，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时，真儒乃得圣人之旨，群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当明佚君乱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

    且夫天地之运，久则必变。是故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学者之变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齐其弊，则所尚也贤于其故，否则不及其故，自汉以来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学者颇厌功令所载为习闻，又恶陋儒不考古而蔽于近，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夫宁非蔽与？

    嘉定钱君献之，强识而精思，为今士之魁杰，余尝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虽然，是犹居京师庞淆之间也。钱君将归江南而适岭表，行数千里，旁无朋友，独见高山大川乔木，闻鸟兽之异鸣，四顾天地之内，寥乎茫乎，于以俯思古圣人垂训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于余论，将益有合也哉。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占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俊之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渐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己。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官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仪郑堂记

    六艺自周时儒者有说：孔子作《易传》，左丘明传《春秋》，子夏传《礼》《丧服》，《礼》后有《记》，儒者颇裒取其文，其后《礼》或亡而《记》存，又杂以诸之所著书，是为《礼记》。《诗》、《书》皆口说，然《尔雅》亦其传之流也。

    当孔子时，弟子善而德行者固无几，而明于文章制度者，其徒犹多。及遭秦焚书，汉始收辑文章制度，举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说之，不可以已也。

    汉儒家别派分，各为专门，及其未造，郑君康成总集其全，综贯绳合，负闳洽之才，通群经之滞义，虽时有拘牵附会，然大体精密，出汉经师之上，又多存旧说，不掩前长，不覆己短。观郑君之辞以推其志，岂非君子之徒，笃于慕圣，有孔氏之遗风者与？

    郑君起青州，弟子传其说既大著。迄魏王肃驳难郑义，欲争其名，伪作古书，曲傅私说，学者由是习为轻薄。流至南北朝，世乱而学益坏，自郑、王异术，而风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乎！世之说经者，不蕲明圣学，诏天下，而顾欲为己名，其必王肃之徒者与！

    曲阜孔君扌为约，博学，工为词章。天下方诵以为善，扌为约顾不自足，作堂于其居，名之曰“仪郑”，自庶几于康成，遗书告余为之记。扌为约之志，可谓善矣！

    昔者圣门颜、闵无书，有书传者或无名，盖古学者为己而已。以扌为约之才，志学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将去其华而取其实，扩其道而涵其艺，究其业而遗其名，岂特词章无足矜哉？虽说经精善者，犹未也。以孔子之裔，传孔子之学，世之望于扌为约者益远矣，虽古有贤如康成者，吾谓其犹未足以限吾扌为约也。乾隆四十九年春二月，桐城姚鼐记。

    登泰山记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曾国藩

    曾国藩，清，湘乡人，字涤生，号伯涵。道光进士，授检讨，累官礼部待郎，丁忧归。会洪、杨乱起，在籍督办团练，遂编制乡勇，连复沿江各省，封毅勇侯，为同治中兴功臣第一。以大学士任两江总督，卒于官，年六十二。谥文正。

    清道光以后，文武泄沓，国藩以公忠诚朴倡率其将佐僚属，风气为之一变。治军居官，粹然有儒者气象。其论学破除汉宋门户，著《圣哲画像记》，以示平生所宗仰。其为古文，自言由姚鼐启之。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其弟子黎庶昌曰：“本朝文章，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辞始雅洁，至曾文正始变化以臻于大。”吴汝纶曰：“桐城诸老，气清体雅，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曾文正公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而文体一变，卓然为一大家，皆非阿好之言也。所辑古文曰《经史百家杂钞》，本于姚氏《类纂》，而略有出入。论者以为取去有法，视《姚纂》尤为博通。与其诗文、书牍、杂著等合刊曰《曾文正全集》，亦各有单行本。

    原才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

    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

    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以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一有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咸丰九年三月，善化孙芝房侍讲鼎臣，以书抵余建昌军中，寄所为《刍论》，属为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论治者六，论盐者三，论漕者三，论币者二，论兵者三，通论唐以来大政者七，论明赋饷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乱源，深咎近世汉学家言，用私意分别门户，其语绝痛。明年四月，复得芝房书，则疾革告别之词，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为位而哭，且以书告仁和邵君懿辰，于是为叙诸简首而归诸其孤。

    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丘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沣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传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知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椠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齿发固已衰矣。

    往者汉阳刘传莹茮云实究心汉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间尝语余：“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从。”又曰：“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国藩则大韪之，以为知言者徒也。未几茮云即世。临绝，为遣令处分后事，壹乘古礼。国藩既铭其墓，又为家传，粗道汉学得失、主客之宜，藏诸刘氏之祏。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如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釀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刍论》所考诸大政，盖与顾氏、江氏、秦氏之指为近。彼数子者，固汉学家所奉以为归者也。而芝房首篇讥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厘千里者耶？抑将愤夫一二钜人长德，曲学阿世，激极而一鸣耶？

    芝房之志大而锐进也，与茮云同。其卒也，寄书抵余以告永诀，亦与茮云同。其自《刍论》外，别有诗十卷，文十一卷，《诃防记略》四卷，著书之多与茮云异，而其博观而慎取则同，其嫉夫以汉学标揭也亦同，而立言少异。余故稍附诤论，以明不忍死友之义，亦以见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仅余之私痛也。

    《湖南文征》序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撰《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

    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

    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途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

    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定，后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崇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慎于择术之道欤！

    《欧阳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著藉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襢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拯定甫，皆步趋附于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

    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趣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昌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先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

    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殁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謦欬其侧乎！”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欬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亡人得以考览焉。

    《经史百家杂钞序》例

    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口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人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后之君子，以参观焉。

    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土，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骊之文而退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相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钞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姚姬传氏撰次古文，不载史传，其说以为史多不可胜录也，然吾观其奏议类中，录《汉书》至三十八首，诏令类中，录《汉书》二十四首，果能屏诸史而不录乎？余今所论次，采辑史传稍多，命之曰《经史百家杂钞》云。湘乡曾国藩识。

    著述门 三类

    论著类：著作之无韵者，经如《洪范》、《大学》、《中庸》、《孟子》皆是。诸子曰篇，曰训，曰览；古文家曰论，曰辨，曰议，曰解，曰原，皆是。

    辞赋类：著作之有韵者，经如《诗》之《赋颂》，《书》之《五子作歌》皆是。后世曰赋，曰辞，曰骚，曰匕，曰设论，曰符命，曰颂，曰赞，曰箴，曰铭，曰歌，皆是。

    序跋类：他人之著作序述其言意者。经如《易》之《系辞》，《礼记》之《冠义》、《昏义》皆是。后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题，曰读，曰传，曰注，曰笺，曰疏，曰说，曰解，皆是。

    告语门 四类

    诏令类：上告下者，经如《甘誓》、《汤誓》、《牧誓》、《大诰》、《康诰》、《酒诰》等皆是。后世曰诰，曰诏，曰谕，曰令，曰教，曰敕，曰玺书，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议类：下告上者，经如《皋陶谟》、《无逸》、《召诰》，及《左传》季文子、魏绛等谏君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疏，曰议，曰奏，曰表，曰札子，曰封事，曰弹章，曰笺，曰对策，皆是。

    书牍类：同辈相告者，经如《君奭》，及《左传》郑子家、叔向、吕相之辞，皆是。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贴，皆是。

    哀祭类：人告于鬼神者，经如《诗》之《黄鸟》、《二子乘舟》，《书》之《武成》、《金滕祝辞》，《左传》荀偃、赵简告辞，皆是。后世曰祭文，曰吊文，曰哀辞，曰诔，曰告祭，曰祝文，曰愿文，曰招魂，皆是。

    记载门 四类

    传志类：所以记人者，经如《尧典》、《舜典》，史则《本纪》、《世家》、《列传》皆记载之公者也。后世记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志铭，曰行状，曰家传，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谱，皆是。

    叙记类：所以记事者，经如《书》之《武成》、《金滕顾命》，《左传》记战争、记会盟及全编，皆记事之书；《通鉴》法《左传》，亦记事之书也。后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见。

    典志类：所以记政典者，经如《周礼》、《仪礼》全书，《礼记》之《王志》、《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宫锜章》，皆是。《史记》之八书，《汉书》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书也。后世古文，如《赵公救灾记》是，然不多见。

    杂记类：所以记杂事者，经如《礼记》之《投壶》、《深衣》、《内则》、《少仪》，《周礼》之《考工记》，皆是。后世古文家，修造宫室有记，游览山水有记，以及记器物记琐事，皆是。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六籍燔于秦火，汉世掇拾残遗，征诸儒能通其读者，支分节解，于是有章句之学。刘向父子，勘书秘阁，刊正脱误，稽合同异，于是有校雠之学。梁世刘勰、钟嵘之徒，品藻诗文，褒贬前哲，其后或以丹黄识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书、经义取士，我朝因之，科场有勾股点句之例，盖犹古者章句之遗意。试官评定甲乙，用朱墨旌别其旁，名曰：“圈点。”后人不察，辄仿其法以涂抹古书，大圈密点，狼藉行间。故章句者，古人治经之盛业也，而今专以施之时文。圈点者，科扬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以施之古书。末流之迁变，何可胜道？惟校雠之学，我朝独为卓绝。甘嘉间巨儒辈出，讲求音声故训校勘疑误，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

    咸丰十年，余选《经史百家》之文，都为一集。又择其尤者，四十八首，录为简本，以诒余弟沅甫。沅甫重写一册，请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别节次句绝，而章乙之间，亦厘正其谬误。评骘其精华，雅与郑并奏，而得与失参见。将使一家昆弟子侄，启发证明，不复要途人而强同也。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咸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后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齐、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见于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儒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辄，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土，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文。自我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自周诗有《崧高》、《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徒自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被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匾者，苟裁之以义，或皆可以不陈浮芥舟以纵送于蹏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也。神乎？味乎？徒词费耳。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弘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答刘孟容书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书，一不报答，虽槁木之无情，亦不恝置若此。性本懒怠，然或施于人人，岂谓施诸吾子！每一伸纸，以为足下意中欲闻不肖之言，不当如是已也，辄复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鉴之！

    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纟因缊，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

    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兹其所以难也。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

    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鸮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鲧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

    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工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于外之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岂有他欤？即物求道而已。物无穷，则分殊者无极，而格焉者无已时；一息而不格，则仁有所不熟，而义有所不精。彼数圣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恶臭者竟之，乃其所以圣也；不如是，吾未见其圣也。自大贤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实不实，而贤否以次区焉。

    国藩不肖，亦谬欲从事于此。凡伦类之酬酢，庶务之磨砻，虽不克衷之于仁，将必求所谓蔼然者焉；虽不克裁之于义，将必求所谓秩然者焉。日往月来，业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丛集，求付一物之当其分而不可得，盖陷溺者深矣。自维此生，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窥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他求捷径，谓灵心一觉，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馁焉，不敢取彼说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蔀，甚盛甚盛！此真国藩所祷祀以求者也。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者《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栋、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欤，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欤，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涂人而龂龂不休如此也。

    贱躯比薄，弱不胜思，然无恙，合室无恙。郭大栖吾舍，又有冯君卓怀课吾儿，都无恙，且好学。国藩再拜。

    致刘孟容书

    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旨，良厚良厚。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杜、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

    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籍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罝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莱、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殁，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公、谷、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何以行远乎？孔、孟殁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两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幸甚幸甚。

    复吴南屏书

    三月初旬，奉复一函，想已达览。旋接上年腊月惠书，并大著诗文全集各五十部，就审履祺康胜，无任企仰。

    大集古文敬读一过，视昔年仅见零篇断幅者，尤为卓绝。大抵节节顿挫，不矜奇辞奥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其中闲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如《说钓》、《杂说》、《程日新传》、《屠禹甸序》之类，若翱翔于云表，俯视而有至乐。国藩尝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于尊集数数遘之。故编中虽兼众长，而仆视此等尤高也。

    与欧阳筱岑书中，论及桐城文派，不右刘、姚，至比姚氏于吕居仁，讥评得无少过？刘氏诚非有过绝辈流之诣，姚氏则深造自得，词旨渊雅，其文为世所称诵者，如《〈庄子章义〉序》、《〈礼笺〉序》、《复张君书》、《复蒋松如书》、《与孔约论谛祭书》、《〈赠约假归〉序》、《赠钱献之序》、《朱竹君传》、《仪郑堂记》、《〈南园诗存〉序》、《〈绵庄文集〉序》等篇，皆义精而词俊，夐绝尘表。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姚氏固有偏于阴柔之说，又尝自谢为才弱矣。其论文亦多诣极之语，国史称其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亟称海峰，不免阿于私好。要之方氏以后，惜抱固当为百年正宗，未可与海峰同类而并薄之也。浅谬之见，惟希裁正。

    国藩回任江表，眴逾半年，辖境敉平，雨泽沾足，岁事可望丰稔。惟是精力日衰，前发疝气，虽已痊愈，目光蒙雾，无术挽回。吏治兵事，均未能悉心料理，深为愧悚。吾乡会匪窃发，益阳、龙阳等城相继被扰。此辈游荡无业，常思逐风尘而得逞，湘省年年发难，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速灭，而设有一次迁延，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

    复李眉生书

    接三日手书，藉审台候绥愉，醇修日密，公余读书，日有常课，欣慰无已。承询虚实譬喻异诂等门，属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秘惜也者。仆虽无状，亦何敢稍怀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学问之事，一无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

    昔在京师，读王怀祖、段懋堂诸书，亦尝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来函所询三门，虚实者，实字而虚用，虚字而实用也。何以谓之实字虚用？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上风雨，实字也，下风雨，则当作养字解，是虚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实字也，下衣食则当作惠字解。是虚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实字也，下朝夕，则当作祭字解。是虚用矣。入其门无人门焉者，入其闺无人闺焉者。上门闺实字也，下门闺，则当作守字解。是虚用矣。后人或以实者作本音读，虚者破作他音读。若风读如讽，雨读如吁，衣读如裔，食读如嗣之类。古人曾无是也。何以谓之虚字实用？如步行也，虚字也。然《管子》之六尺为步，韩文之步有新船，舆地之瓜步，邀笛步，《诗经》之国步，天步，则实用矣。薄迫也，虚字也。然因其丛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帘曰帷薄，以及《尔雅》之屋上薄，《庄子》之高门悬薄，则实用矣。覆，败也，虚字也。然《左传》设伏以败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郑突为三覆以待之，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是虚字而实用矣。从顺也，虚字也。然《左传》于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从。如荀伯不复从，竖牛乱大从，是虚字而实用矣。然此犹就虚字之本义而引伸之也。亦有与本义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敛也，虚字也，而车之轮名曰收。贤，长也，虚字也，而车毂之大穿名曰贤。畏，惧也，虚字也，而弓之渊名曰畏。峻，高也，虚字也，而弓之挂弦处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虚字实用之别为一类也。

    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后世须数句而喻意始明。古人只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骏，良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尔雅》骏训为大。马行必疾，故骏又训为速。《商颂》之下国骏庞，《周颂》之骏发尔私，是取大之义为喻也。《武成》之候卫骏奔，《管子》之弟子骏作，是取速之义为喻也。膍，牛百叶也，或作毗，音义并同。牛百叶重叠而体厚，故《尔雅》、《毛传》皆训为厚。《节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禄膍之”，是取厚之义为喻也。宿，夜止也，止则有留义，又有久义。子路之无宿诺，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义为喻也。《史记》之宿将、宿儒，是取久之义为喻也。渴，欲饮也，欲之则有切望之义，又有急就之义。《郑笺》云汉诗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吴书》曰：“渴赏之士”，是取切望之义为喻也。《公羊传》曰：“渴葬”，是取急就之义为喻也。至于《异诂云》者，则无论何书，处处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则为常语，人所罕闻，则为异诂。昔郭景纯注《尔雅》，近世王伯申著《经传释词》，于众所易晓者，皆指为常语，而不甚置论。惟难晓者，则深究而详辨之。如淫训为淫乱，此常语人所共知也。然如诗之既有淫威，则淫训为大。《左传》之淫刑以逞，则淫训为滥。《书》之“淫舍梏牛马”，《左》之“淫刍荛者”，则淫当训为纵。庄子之“淫文章”，“淫于性”，则淫字又当训为赘。皆异诂也。党训乡党，此常语，人所共知也。然《说文》云：“党，不鲜也。”党字从黑，则色不鲜，乃是本义。《方言》又云：“党，智也。”郭注以为解寤之貌。《乡射礼》“侯党”，郑注以为党，旁也。《左传》“何党之乎？”杜注以为党，所也。皆异诂也。展，训为舒展，此常语也。即《说文》训展为转。《尔雅》训展为诚，亦常语，人所共知也。然《仪礼》有“司展群币”，则展训为陈。《周礼》“展其功绪”，则展训为录。《旅獒》“时庸展亲”，则展当训为存省。《周礼》之展牺牲，展钟，展乐器，则展又当训为察验。皆异诂也。此国藩讲求故训，分立三门之微意也。

    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无定例，要之各有精意运乎其间。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土之高者曰冢，曰坟，皆实字也。然以其有高广之意，故《尔雅》《毛传》于此四字，均训为大。“四牡孔阜”、“尔淆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门曰路门，寝曰路寝，车曰路车，马曰路马，其用路字俱有正大之意。长子曰冢子，长妇曰冢妇，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牂羊坟首，司烜之共坟烛，其用坟字具有肥大这意。至三坟五典，则高大矣。凡此等类谓之实字虚用也可，谓之譬喻也可，即谓之异诂也亦同。阁下见读《通鉴》司马公本精于小学，胡身之亦博极群书。即就《通鉴》异诂之字，偶一抄记，或他人视为常语，而己心以为异，则且抄之。或明日视为常语，而今日以为异，亦姑抄之。久之，多识雅训。不特譬喻虚实二门可通，即其他各门亦可触类而贯彻矣。聊述鄙见，以答盛意。

    复陈右铭太守书

    四月二十七日接到惠书，并附寄大文一册。知台从去岁北行，以途中染疾，就医历下，至正月之杪，乃达京师。是时鄙人适已出都，未及相见为怅。阁下志节嶙峋，器识宏达，又能虚怀取善，兼揽众长。来书所称，自吴侍郎以下，若涂君、张君、方君，皆时贤之卓然能自立者；惟鄙人器能窳薄，谬蒙崇奖，非所敢承。前以久玷高位，颇思避位让贤，保全晚节。赴阙以后，欲布斯怀，而未得其方，亦遂不复陈请。来书又盛引古义，力言不可遽萌退志。今已承乏此间，进止殊不自由，第恐精力日颓，无补艰危，止速谤耳。

    大著粗读一过，骏快激昂，有陈同甫、叶水心诸人之风。仆昔备官朝列，亦尝好观古人之文章，窃以自唐以后，善学韩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数家之作，而考其风旨，私立禁约，以为有必不可犯者，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复。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称人之善，依于庸德，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贬人之恶，又加慎焉。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陈义芜杂，滋足戒也。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竞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严。明兹数者，持守勿失，然后下笔，造次皆有法度，乃可专精以理吾之气，深求韩公所谓与相如、子云同工者。熟读而强探，长吟而反覆，使其气若翔翥于虚无之表，其辞跌宕俊迈而不可以方物。盖论其本，则循戒律之说，词愈简而道愈进；论其末，则抗吾气以与古人之气相翕。有欲求太简而不得者，兼营乎本末，斟酌乎繁简。此自昔志士之所为毕生矻矻，而吾辈所当勉焉者也。国藩粗识途径，所求绝少，在军日久，旧业益荒，忽忽衰老，百无一成，既承切问，略举所见，以资参证。

    别示种烟之弊，及李编修书，膏腴地亩，舍五稼而种罂粟，不惟民病艰自食，亦人心风俗之忧。直隶土壤硗薄，闻种此者尚少。若果渐染此习，自应通饬严禁。但非年丰民乐，生聚教训，亦未易以文告争耳。

    复许仙屏书

    来示询及古文之法，仆本无所解，近更荒浅，不复厝意。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名号虽殊，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而为段，积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凡名为文者一也。国藩以为欲著字之古，宜研究《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故尝好观近人王氏、段氏之说；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汉书》、《文选》，而后可砭俗而裁伪；欲分段之古，宜熟读班、马、韩、欧之作，审其行气之短长，自然之节奏；欲谋篇之古，则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体，室之有结构，衣之有要领。大抵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仆学无师承，冥行臆断，所辛苦而仅得之者，如是而已。

    送周荇农南归序

    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远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太极生两仪，倍之为四象，重之为八卦，此一生两之说也。两之所该，分而为三，殽而为万，万则几于息矣。物不可以终息，故还归于一。天地纟因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两而致于一之说也。一者阳之变，两者阴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

    文字之道，何独不然？六籍尚已。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如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茅坤所称八家，皆师韩氏者也。传相祖述，源远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类。于是刺议互兴，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来骈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将厌。宋代诸子乃承其敝，而倡为韩氏之文。而苏轼遂称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胜，物穷则变，理固然也。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由是言之，彼其于班氏，相师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杀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经》，颇为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独尊，而骈偶之文乃屏而不得与于其列。数百千年无敢易其说者，所从来远矣。

    国家承平奕禩，列圣修礼右文，硕学鸿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纯皇帝武功文德，一迈古初。征鸿博以考艺，开四库馆以招延贤俊。天下翕然为浩博稽核之学，薄先辈之空言，为文务洪丽。胡天游、邵齐燾、孔广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时，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硕果之不食，可谓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求如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然无复有存者矣。间者，吾乡人凌君玉垣、孙君鼎臣、周君寿昌，乃颇从事于此，而周君为之尤可喜。其才雅瞻有余地，而奇趣迭生，盖几于能者。夫适王都者，或道晋，或道齐，要于达而已。司马迁，文家之王都也。如周之所道，进而不已，则且达于班氏而不为韩氏所非；又不已，则王都矣。

    周君以道光乙已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万寿，天子大孝锡类，臣下得荣其亲，将奉诰以归觐，出所为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赠言之义，以为同志者勖。嗟乎！区区而以文字相讨论，是则余之陋而不贤者，识小之类也。

    圣哲画像记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著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睹《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能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与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颓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袖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篇，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殁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

    今夫三家之市，利析辎铁，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环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

    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于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兴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齐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