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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序论
学者之治经，贵通大义，辨源流，知途径。故略读经传之后，于先儒序论名贵之作，尤不可不悉心考览。案梁《昭明太子文选》载卜、孔二序，为经序之最古者，世多以为依托，然其渊源甚远，理无可废。刘书王说，于经传之流别，论述颇详，六艺论虽辑自散逸，而多存古说，亦为后儒所珍视，盖尝论之。周孔之经传，不幸厄于秦火。汉兴，搜残补缺，置博士讲习，及至东都，郑君网罗百家，遍注群经，微言大义，焕乎复明。魏晋之际，儒者如王肃、王弼等，皆喜出新意，与郑君立异，然亦时有所获。迨南北分朝，好尚不同。唐初之孔、贾等，先后奉敕，纂修七经正义义疏，折衷各家异说，垂为定制，传至现代。凡考论经传之古义者，莫不赖之取材。中古以还，传注充斥，门户各别，约而言之，宋儒注经，多发挥义理；清人一变，独提倡训诂。其道相反，而实相成，善夫阮伯元之序儒林传也。谓周官师儒立教，相助为功，汉宋二家，各得其一，譬之门径堂室，未可偏讥。焦、陈诸君之言，亦多所发明，因知辨生末学，由来无取。江、方二氏，素以博雅自矜，乃各左袒著书，内斗不已，岂非门户之见未融，而其说自不免蔽与。故今汇录先儒之经传序论，于二家之作，一律博观约取，绝无偏阿，即其互相攻驳之言，不尽中肯，而可以考见当时学派之情实者，亦间加采录。盖欲学者于此，合观互考，以祛蔽而求本。则经传之源流既辨，途径已知，而大义亦不难通矣。
卜商
卜商，周，卫人，字子夏，孔子弟子。与子游并列文学科。先儒谓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故两汉传经大师，多出于卜氏之徒。清四库著录有《易传·诗序》，其提要则皆断为依托。
《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孔安国
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及《左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安国以今文读之，颇有所增。承诏作书传，又为古文《孝经》、《论语》训释。惟今所传书传及书序，近儒皆断为依托。而谓司马迁作《史记》，尝问业于安国，故《史记》中尚略存古文学之梗概云。
《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 ，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绝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
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于《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余错乱摩灭，不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
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于将来。
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世，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刘歆
刘歆，汉，楚元王五世孙，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成帝时，与父向领校秘书。遂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班固因之，作《汉书·艺文志》，后世经籍目录之学自此始。歆治经尊古文学。哀帝时，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诸儒博士皆不肯与议，歆因移书让之，是为后世古文学与今文学争辨之开端。
移让太常博士书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殁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阵，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
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至于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冑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赞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以远矣。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源，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为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帝犹复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也。何则？与其过而废之，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小大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王充
王充，后汉，上虞人，字仲任。好博览，不守章句，著有《论衡》，列于杂家。充于经学虽无专书，而生近西汉，其《论衡》中所述经学本末，多可信从，以为考证之资。
正说篇论衡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夫《诗经》独燔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总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耶？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耶？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耶？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按《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耶？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语》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炤，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
郑玄
郑玄，高密人，字康成，师事扶风马融三年。既归，客耕东莱，授徒甚众。会党祸作，遂杜门修业。建安中，拜大司农。寻卒，年七十四。所著书凡百余万言，自谓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范晔论曰：“郑玄囊括大典，网罗百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近代儒者，以谓汉儒之有郑氏，犹宋儒之有朱子，俱一代不祧之大宗。今所存者，有《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注。又有《高密遗书》十四种〔《六艺论》、《易注》、《尚书注》、《尚书大传注》、《毛诗谱》、《箴膏肓》、《释废疾》、《发墨守》、《丧服变除》、《驳五经异议》、《答临孝存周礼难》、《三礼目录》、《鲁禘祫义》、《论语注》、《郑志》、《郑记》〕，则皆为后人所搜辑，非其原帙矣。
《诗谱》序
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种百谷，黎民阻饥，兹时乃粒，自传于此名也。陶唐之末中叶，公刘亦世修其业，以明民共财。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繇，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夷、厉已上，岁数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历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谱。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于力则鲜，于思则寡。其诸君子，亦有乐于是与？
六艺论依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
六艺者，图所生也。〔《公羊序疏》〕
河图洛书，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毛诗·文王正义》，《路史·前纪》九〕
太平嘉瑞，《图》、《书》之出，必龟龙衔负焉。黄帝、尧、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观河见长人，皋陶于洛见黑公，汤登尧台见黑乌，至武王渡河白鱼跃，文王赤雀止于尸，秦穆公白雀集于车，是其变也。〔《毛诗·文王正义》〕
《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自生，自生皇初起。〔《礼记·大题正义》，《路史前纪》五，《后纪》一〕
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案：《曲礼正义》引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礼记· 大题正义》，《路史前纪》二，又五，案：《正义》引方叔机注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洛纪，连通纪，序命纪，凡六纪也。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洛三，连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又《左氏》定四年正义云：“伏羲始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消、息，此二字当衍。”又《路史后纪》一引之，教下有以厚君臣之别六字。〕
太昊帝庖羲氏姓风，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殁，宓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礼。受龙图，以龙纪官，故曰龙师。在位合一万一千一十二年。〔唐释法琳《辨正论》注一〕
宓羲氏为网罟，以畋以渔，取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氏。〔《辨正论注》一〕
炎帝神农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即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辨正论注》一〕
神农斫木为耒耜，揉木为耨，始教天下种五谷，故号为神农也。〔《辨正论注》一〕
轩皇姓公孙，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为岁首。生子二十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年。梦受帝箓，遂与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图》书。师于牧马小童，拜广成丈人于崆峒山。〔《辨正论注》一〕
黄帝佐官有七人，苍颉造书字，大挠造甲子，隶首造算数，容成造历日，岐伯造医方，鬼谀区占候，奚仲造车，作律管，兴坛礼也。〔《辨正论注》一〕
轩皇有景云之瑞，用云纪官。少昊帝有凤鸟之瑞，故以鸟名官焉。〔《辨正论注》一〕
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周道周普，无所不备。〔《周易正义·八论》〕
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蕴邪？”又云：“易之门户邪？”又云，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云：“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唯变所适。”此则言其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则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据兹三义之说，易之道，广矣大矣。〔《周易正义·八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
《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尚书·序正义》〕
若尧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犹求于群臣，举于侧陋，上下交让，务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尚书·尧典正义》〕
民间得《泰誓》。〔《尚书·序正义》〕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案：《北堂书钞》九十五，《御览》六百八，俱引此句〕。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毛诗谱·序正义》〕
《春秋纬·演孔图》云：“诗含五际六情。”〔《诗·关雎正义》〕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为六诗。〔《毛诗谱·序正义、关雎正义》〕
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圣贤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毛诗谱·序正义》〕
河间献王好学，其传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毛诗·国风正义》〕
未有若今傅训章句。〔《毛诗·关雎正义》〕
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毛诗·郑氏笺·释文》〕
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御览》六百八〕
礼其初起，盖与诗同时。〔《毛诗·谱·序·邓》正义〕
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周礼·春官序官》疏〕
汉兴，高堂生得《礼》十七篇，后得孔氏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案：“《奔丧正义》作五十七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礼记·大题正义》，《奔丧正义》，《释文序录》。案：《大题正义》又引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
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载圣名在也。〔《礼记·大题正义》〕
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礼记·大题正义》〕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记》四十九篇。〔《礼记·大题正义》〕
《春秋》者，右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右史记事，左史记言。〔《礼记·玉藻正义》，《公羊序·疏》，《御览》六百八。案：《公羊疏》引作《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
孔子记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传·序正义》〕
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谷梁序疏》〕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庄彭祖及颜安乐、安乐弟子阴丰、刘向、王彦。〔《公羊序疏》〕
玄又为之注。〔《孝经序疏》。案：此谓《春秋》。〕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孝经序疏》〕
玄又为之注。〔《孝经序疏》。案：此谓《孝经》。〕
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自序。《孝经序并注·正义》，《唐会要》七十七，《文苑英华》七百六十六。〕
赵岐
赵岐，长陵人，字邠卿。尝与兄袭得罪中常寺唐衡，避祸变姓名，卖饼北海市中。衡死，乃出。征拜议郎，擢太常，建安中卒 。著有《孟子章句》、《三辅决录》。
《孟子》题辞
《孟子》题辞者，所以题号孟子之书，本末指义，文辞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其篇目则各自有名。
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国近鲁，后为鲁所并。又言邾为楚所并，非鲁也。今邹县是也。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
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长师孔子之孙子思，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
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世取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若杨朱、墨翟放荡之言，以干时惑众者，非一。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正涂壅底，仁义荒怠，佞伪驰骋，红紫乱朱。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
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谓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钅害，《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问利国，孟子对以仁义。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称“天生德于予”；鲁臧仓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
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讫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其言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今诸解者往往摭取而说之，其说文多乖异不同。孟子以来五百余载，传之者亦已众多。余生西京，世寻丕祚，有自来矣，少蒙义方，训涉典文，知命之际，婴戚于天。遘屯离蹇，诡姓遁身，经营八纮之内，十有余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尝息肩弛担于济岱之间，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也。惟六籍之学，先觉之士，释而辩之者既已详矣。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指，分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当达者；施于新学，可以寤疑辩惑。愚亦未能审于是非，后之明者，见其违阙，傥改而正诸，不亦宜乎！
杜预
杜预，晋杜陵人，字元凯，博学多通。武帝时，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平吴功成后，潜心经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作《释例》、《盟会图》、《春秋长历》。尝对武帝言曰：“臣有《左传》癖。”卒年六十二，谥成。
《春秋左氏传》序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
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
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故当依传以为断。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得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
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氏》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仲尼自卫反鲁，修《春秋》，立素王，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避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为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宏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隧。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其义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避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
先儒以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为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郭璞
郭璞，字景纯，闻喜人，博学工辞赋。元帝时，官至尚书郎。注《尔雅》、《山海经》、《三苍》、《方言》、《穆天子传》、《楚词》等数十万言。
《尔雅注》序
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钤键，学览者之潭奥，摛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氏，豹鼠既辩，其业亦显。英儒赡闻之士，洪笔丽藻之客，靡不钦玩耽味，为之义训。璞不揆梼昧，少而习焉，沈研钻极，二九载矣。虽注者十余，然犹未详备，多纷谬，有所漏略。是以复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错综樊孙，博关群言，剟其瑕砾，搴其萧稂。事有隐滞，援据征之；其所易了，阙而不论。别为音图，用袪未寤。辄复拥篲清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
孔颖达
孔颖达，唐衡水人，字仲达，官至国子祭酒。尝受太宗命，撰《五经正义》，考前儒之异说，而求其一是。遂颁示学官，著为功令。后儒者皆推称之，即今注疏本之五经疏也。
《诗正义》序
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墋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
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唐、虞乃见其初，牺、轩莫测其始。于后时经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没而颂声寝，陈灵兴而变风息。先君宣父，釐正遗文，缉其精华，褫其烦重，上从周始，下暨鲁僖，四百年间，六诗备矣。卜商阐其业，雅颂与金石同和；秦正燎其书，简牍与烟尘共尽。汉氏之初，诗分为四。申公腾芳于鄢郢，毛氏光价于河间，贯长卿传之于前，郑康成笺之于后。晋宋二萧之世，其道大行；齐魏两河之间，兹风不坠。其近代为义疏者，有全缓、何允、舒瑗、刘轨思、刘醜、刘焯、刘炫等，然焯、炫并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辔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日下之无双，于其所作疏内，特为殊绝。今奉敕删定，故据以为本。然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准其绳墨，差忒未免，勘其会同，时有颠踬。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仕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其讨论，辨详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对敕。使赵宏智覆更详正，凡为四十卷。庶以对扬圣范，垂训幼蒙。故序其所见，载之于卷首云尔。
《礼记正义》序
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故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
但于时质略，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后，即应有君臣治国。但年代绵远，无文以言。案《易纬·通卦验》云：“天皇之先，与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辅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辅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机矩”，注云：“遂皇谓遂人，在伏牺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机运转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礼起于遂皇也。持斗星以施政教者，即《礼纬·斗威仪》云“宫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宫主妇，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为七政。七政之立，是礼迹所兴也。
郑康成《六艺论》云：“《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于遂皇，则七政是也。《六艺论》又云：“遂皇之后，历六纪九十一代，至伏牺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则伏牺之时，《易》道既彰，则礼事弥著。案谯周《古史考》云：“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悦，号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作琴瑟以为乐。”又《帝王世纪》云：“燧人氏没，包牺氏代之。”以此言之，则嫁娶嘉礼始于伏牺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牺，唯经三姓；《六艺论》云“历六记九十一代”，其又不同，未知孰是。或于三姓而为九十一代也。案《广雅》云：“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方叔机注《六艺论》云：“六纪者，九头纪、五龙纪、摄提纪、合洛纪、连通纪、序命纪，凡六纪也。九十一代者，九头一，五龙五，摄提七十二，合洛三，连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牺之前及伏牺之后，年代参差，所说不一，纬候纷纭，各相乖背，且复烦而无用，今并略之，唯据《六艺论》之文及《帝王世纪》以为说也。案《易·系辞》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案《帝王世纪》云，伏牺之后女娲氏，亦风姓也。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伅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伏牺之号”。然郑玄以大庭氏是神农之别号。案《封禅书》无怀氏在伏牺之前，今在伏牺之后，则《世纪》之文未可信用。《世纪》又云：“神农始教天下种谷，故人号曰神农。”案《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燔黍捭豚，蒉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苇籥，伊耆氏之乐。”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蜡即田祭，与种谷相协，土鼓苇籥又与蒉桴土鼓相当，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农也。既云始诸饮食，致敬鬼神，则祭祀吉礼起于神农也。又《史记》云“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则有军礼也。《易·系辞》“黄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诸中野”，则有凶礼也。又《论语撰考》云：“轩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当有朝聘，是宾礼也。若然，自伏牺以后至黄帝，吉、凶、宾、军、嘉五礼始具。皇氏云：“礼有三起，礼理起于大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其“礼理起于大一”，其义通也；其“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其义乖也。且遂皇在伏牺之前，《礼运》“燔黍捭豚”在伏牺之后，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时？其唐尧，则《舜典》云“修五礼”，郑康成以为公、侯、伯、子、男之礼。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礼”。“五礼”其文，亦见经也。案《舜典》云“类于上帝”，则吉礼也；“百姓如丧考妣”，则凶礼也；“群后回朝”，则宾礼也；“舜征有苗”，则军礼也；“嫔于虞”，则嘉礼也。是舜时五礼具备。直云“典朕三礼”者，据事天、地与人为三礼。其实事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也。案《论语》云“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则《礼记》总陈虞、夏、商、周。则是虞、夏、商、周各有当代之礼，则夏、商亦有五礼。郑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礼，至周分为五礼，不言夏、商者，但书篇散亡，夏、商之礼绝灭，无文以言，故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没后，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摄政，六年致大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礼也。故《洛诰》云：“考朕昭子刑，乃单文祖德。”又《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于天下。但所制之礼，则《周官》、《仪礼》也。郑作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郑知然者，《礼器》云：“礼者，体也。”《祭义》云：“礼者，履此者也。”《礼记》既有此释，故郑依而用之。礼虽合训体、履，则《周官》为体，《仪礼》为履，故郑序又云：“然则三百三千虽混同为礼，至于并立俱陈，则曰此经礼也，此曲礼也。或云此经文也，此威仪也。”
是《周礼》、《仪礼》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故为礼。贺玚云：“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虽万体，皆同一履，履无两义也。于周之礼，其文大备，故《论语》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
然周既礼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故先师准纬候之文，以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义。若失义而后礼，岂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后？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质素之事，无为静默之教，故云此也。礼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圣人之王天下，道、德、仁、义及礼并蕴于心，但量时设教，道、德、仁、义及礼，须用则行，岂可三皇五帝之时全无仁、义、礼也？殷、周之时全无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据之以难经也。
既《周礼》为体，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
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汉书·艺文志》云“汉初，高堂生传《礼》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献王献之。又《六艺论》云：“后得孔子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
《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故郑序云“体之谓圣，履之为贤”是也。既《周礼》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故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昏，后丧、祭。故郑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礼》，《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汉书》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汉书》云得五篇，《六艺论》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
其《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故范武子不识殽烝，赵鞅及鲁君谓《仪》为《礼》。至孔子没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余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
其《周礼》、《仪礼》、《礼记》之书，自汉以后各有传授。郑君《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又案《儒林传》云：“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事萧奋，以授戴德、戴圣。”《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六艺论》云：“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儒林传》云：“大戴授琅琊徐氏，小戴授梁人桥仁字季卿、杨荣字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
其《周官》者，始皇深恶之。至孝武帝时，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时，通人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为众儒排弃，歆独识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缑氏杜子春，永平时初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往授业焉。其后马融、郑玄之等，各有传授，不复繁言也。
贾公彦
贾公彦，永年人，永徽中为太子博士。著《周礼》、《仪礼》义疏。发挥郑学，称为博洽。与孔颖达之《五经正义》，并列学官。
《周礼》废兴序
周公制礼之日，礼教兴行。后至幽王，礼仪纷乱，故孔子云诸侯专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郑注云：“亦谓幽王之后也。”故晋侯赵简子见仪，皆谓之“礼”，孟僖子又不识其仪也。至于孔子更修而定之时，已不具，故《仪礼》注云：“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
孔子曰：“吾自卫反于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谓当时在者而复重杂乱者也，恶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后，复更散乱。故《艺文志》云：“昔仲尼没，微言绝，七十二弟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书，纷然散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灭去其藉，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至高堂生博士传十七篇。孝宣世，后仓最明礼，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案《儒林传》：“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戴德、戴圣。”郑云“五传弟子”，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戴德、戴圣，是为五也。此所传者，谓十七篇，即《仪礼》也。《周官》，孝武之时始出，秘而不传。
《周礼》后出者，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是以《马融传》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与《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挟书，特疾恶，欲绝灭之，搜求焚烧之独悉，是以隐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独以《书序》言‘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丰，作《周官》’，则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为六乡大夫，则冢宰以下及六遂，为十五万家，千里之地，甚谬焉。此比多多，吾甚闵之久矣。”六乡之人，实居四同地，故云千里之地者，误矣。又六乡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多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案《艺文志》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诗赋。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奏其《七略》，故有《六艺》、《七略》之属。”歆之录，在于哀帝之时，不审马融何云“至孝成皇帝，命刘向、子歆考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者。成帝之时，盖刘向父子并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乖，理则是也。故郑玄序云：“世祖以来，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名兴，及子大司农仲师，名众，故议郎卫次仲、侍中贾君景伯、南郡太守马季长，皆作《周礼解诂》。”又云：“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顾省竹帛之浮辞，其所变易，灼然如晦之见明，其所弥缝，奄然如合符复析，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谓二郑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识皇祖大经《周官》之义，存古字，发疑正读，亦信多善，徒寡且约，用不显传于世。今赞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训也。其名《周礼》为《尚书》‘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书序》曰：‘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是言盖失之矣。案：《尚书》《盘庚》、《康诰》、《说命》、《秦誓》之属，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过三千言。又《书》之所作，据时事为辞，君臣相诰命之语。作《周官》之时，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别，正有一篇。《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终始辞句，非书之类，难以属之。时有若兹，焉得从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纲纪周国，君临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龙凤之瑞。”然则《周礼》起于成帝刘歆，而成于郑玄，附离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唯有郑玄遍览群经，知《周礼》者乃周公致大平之迹，故能答林硕之论难，使《周礼》义得条通。故郑氏传曰，玄以为“括囊大典，网罗众家”，是以《周礼》大行，后王之法。《易》曰“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谓也。
程颐
程颐，宋洛阳人，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为理学大儒，著《易传》。清《四库提要》谓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又著《春秋传》，未成而卒。有《经说》、《文集》、《语录》。
《易传》序
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春秋传》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
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持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者也，言不能与于斯尔。斯道也，唯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朱熹
朱熹，婺源人，字元晦。其学以主敬穷理为要，集性理儒学之大成。著述繁富，其《易本义》、《启蒙》、《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元明以来学者，皆笃守其学说。而《四书章句集注》一种，尤为世所诵习，而视为学问之准绳者。洵近古有数之巨儒也。
《大学章句》序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
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其他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矣！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闲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升高远之一助云尔。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诗集传》序
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 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 ”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 《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蔡沈
蔡沈，建阳人，字仲默。父元定，师朱熹，皆当时大儒家。沈承二人未竟之志，作《书集传》，与程颐《易传》，朱熹《易本义》、《诗集传》，胡安国《春秋传》及元陈澔《礼记集说》，并为元明以来功令所用之五经注本。大抵宋元人注经，多参性理之说，以反求本心为要。虽不废汉唐人之注疏，而于名物训诂之事，用力较浅，其间不免稍有疏舛。然其说理明白，切近人事，颇得圣人为教之旨。裨益于后学者，亦不少焉。
《书集传》序
庆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殁。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
呜呼！《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而浅见薄识，岂足以尽发蕴奥？且生于数千载之下，而欲讲明于数千载之前，亦已难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
至于言天，则严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纣，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则治，亡则乱，治乱之分，顾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书何以哉？沈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多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呜呼惜哉！《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四代之《书》，分为六卷。文以时异，治以道同，圣人之心见于《书》，犹化工之妙著于物，非精深不能识也。是《传》也，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虽未必能造其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书，因是训诂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
钱大昕
钱大昕，清嘉定人，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博通经史小学。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卒年七十七。著有《经典文字考》、《廿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疑年录》、《十驾斋养新录》、《元诗纪事》、《潜研堂诗文集》等种。自元明以来，学者多避难就易，空谈性理，而不征故实。遂令经传荒疏，学术寙陋。清儒惩其流弊，故提倡汉学，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主。其最著名大师，则为顾炎武、阎若璩、江永、惠栋、戴震、段玉裁、阮元、王念孙、引之及大昕诸君。或创言旨趣，或开示方法，或辨别真伪，或考订讹误。先后特起，俱为一时学者所宗仰。其群从之盛，著述之富，略具于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此清代学风一变而至于古之梗概也。
《经籍纂诂》序
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诗·烝民》之篇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宣尼赞为知道之言，而其诗述仲山甫之德，本于古训是式。古训者，诂训也。诂训之不忘，乃能全乎民秉之彝，诂训之于人大矣哉！昔唐、虞典谟，首称稽古；姬公《尔雅》，诂训具备。孔子大圣，自谓“好古，敏以求之”，又云“信而好古”，而深恶夫“不知而作”者。由是删定六经，归于雅言。文也，而道即存焉。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我国家崇尚实学，儒教振兴，一洗明季空疏之陋。今少司农仪征阮公以懿文硕学，受知九重，敭历八座，累主文衡，首以经术为多士倡，谓治经必通训诂，而载籍极博，未有会最成一编者。往岁休宁戴东原在书局实创此议，大兴朱竹君督学安徽有志未果。公在馆阁，日与阳湖孙季逑、大兴朱少白、桐城马鲁陈相约分纂，钞撮群经，未及半而中辍。乃于视学两浙之暇，手定凡例，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择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门编录，以教授归安丁小雅董其事，又延武进臧在东专司校勘。书成，凡百有十六卷。公即任满赴阙，将刊梨枣，嘉惠来学，以予粗习雅故，贻书令序其缘起。夫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学道要于好古，蔑古则无以见道。此书出，而穷经之彦，然有所遵循；乡壁虚造之辈，不得胜其说以衒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小学云乎哉！
段玉裁
段玉裁，金坛人，字若膺，一字懋堂。清乾隆举人，官巫山知县。引疾归，卒年八十一。玉裁师事休宁戴震，讲求古义，尤精小学。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古文尚书选异》、《毛诗诂训传》、《经韵楼集》等书。
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书
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丝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实，而瞀乱乃至不可理。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
《周礼·轮人》：“望而视其轮，欲其幎尔而下迆也。”自唐石经以下，各本皆作“下迆”。唐贾氏作“不迆”，故疏曰：“不迆者，谓辐上至轂，两两相当，正直不旁迆，故曰不迆也。”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作“下迆”，其语绝无文理，则非贾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经之“下”字，所仍之经，非贾氏之经本也。然则经本有二，“下”者是与？“不”者是与？曰：“下”者是也。“望而视其轮”，谓视其已成轮之牙。轮圜甚，牙皆向下迆邪？非谓辐与轂正直，两两相当。经下文“悬之以视其辐之直”，自谓辐；“规之以视其圜”，自谓牙。轮之圜在牙。上文“轂、辐、牙为三材”，此言“轮、辐、轂”，轮即牙也。然则唐石经及各本经作“下”是，贾氏本作“不”。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浅人校疏文“下迆”之误，改为“不迆”；因以疏文之“不迆”，改经文之“下迆”，则贾疏之底本得矣，而义理乃大乖也。
《王制》“虞庠在国之四郊。”注云：“周立小学于四郊。”唐孔氏本经、注皆作“西郊”。《祭义》：“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注云：“四学，谓周有四郊之虞庠。”孔氏本改注作“西郊”，故疏云：“天子设四代之学：周学、殷学、夏学、虞学也。天子设四学，以有虞庠为小学，设置于“西郊”，当入学之时，而大子齿于国人。”今本疏文作“设置于四郊”，文理不可通，则非孔氏之底本矣。此由宋人以疏合经，注者改疏之西郊，合注之“四郊”，所仍之注，非孔氏之注本也。然则《祭义》注本有二：“四郊”是与？“西郊”是与？曰：“四郊”是也。郑注以“周有四郊虞庠”，释经四学，文理一直，并无转折。“周有四郊虞庠”，即《王制》之“虞庠在国四郊”，注之“周立小学于四郊”也。故皇侃云：“四郊皆有虞庠。”《通典》云：“周制，大学为东胶，小学为虞庠。”引郑注《祭义》“周有四郊之虞庠”，又引崔灵恩说，亦云“郑注《祭义》曰：‘周有四郊之虞庠。’”《北史·刘芳传》：芳表曰“《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四郊。’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注云：‘四学谓周四郊之虞庠也。’”刘、崔、皇、杜所见《祭义》注皆作“四郊”。王肃虽好驳郑，而《刘芳表》云：“王肃《礼记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都五十里。’郑氏则不知远近。”案：郑注《王制》“移之郊”云：“为习礼于郊学。”郊在乡界之外，则郑谓“郊学在远郊百里”，肃则云“近郊五十里”，惟此为小异，而小学在四郊无异。故卢辩注《大戴礼》，亦言四郊之学。《刘芳表》曰：“大学在国，四小学在郊。”引《保傅篇》，帝入东学，帝入西学，帝入南学，帝入北学，帝入大学，而总之曰周之五学，于此弥彰。崔灵恩亦曰：“凡立学之法，有四郊及国中，四郊并方名之，国中谓之大学。”然则四郊小学绝无可疑，再证以《王制》注：“习礼于郊学，在六乡之外，六遂之内。”则断不专在西郊一处，亦可证。或以《祭义》“祀先贤于西学”为疑，不知此即《保傅篇》“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祭先贤专在西郊也。西学者，四郊之一，别辞也；四学者，合四郊言之，都辞也。孔氏于《王制》依误本“西郊虞庠”，因改此注亦作“西郊之虞庠”，而经文故作“四学”，因用《仪礼》注“周立四代之学”，释经之“设四学”，以四学中有西郊虞庠，释注“谓周西郊之虞庠”，是不思《仪礼》四代之学，谓立大学于国中，不得与郊之小学糅合为四也。且以一承四，甚费周折，是孔氏二疏作“西郊”皆非也，而义理之是非定矣。倘有浅人校《祭义》疏，改“四”为“西”，因并改《祭义》注之“四”为西，《王制》经、注、疏之“西郊”皆沿误不改，则孔疏之底本虽得，而于义理乃大乖也。
《春秋左传》：“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与之。”杜注曰：“皆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言之。”宋本亦或作“皆未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而言之”，二者皆出于宋本，孰为是与？曰：“皆死而赐”者是也。二人时未死也。既死而赐，故要其终而言之。若云“皆未死而赐”，则传终言之句不可接，而为赘辞矣。是一本作“未死而赐”者非也。然则“死而赐”于说经是与？曰：《春秋》常事不书，书者为其未死而赐也。云“死而赐”，则杜注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实非也。云“未死而赐”，则杜注之底本失矣，而于义理有合也。
《毛诗》：“泾以渭浊。”笺云：“泾水以有渭，故见谓浊。”《正义》曰：“泾水言以有渭，故人见谓己浊，犹妇人言以有新婚，故君子见谓己恶也。”引定本笺作“泾水以有渭，故见其浊”。《释文》曰：“故见渭浊。旧本如此，一本‘渭’作‘谓’，后人改耳。”案：“同一字，而《正义》作见‘谓’，师古《定本》作‘见其’，《释文》作见‘渭’，三者孰是？”曰：“《正义》作‘谓’是也。”如《释文》作见“渭”，则不可通。《定本》作“见其”，亦因旧作“渭”不可通，而改之耳。作“见谓浊”，文理易憭。陆德明反说“见谓”为非，“见渭”为是，苟知孔氏疏文底本作“见谓”不误，而义理之是非亦定矣。倘有必据《释文》以改《正义》，则孔疏之底本失，而于义理乃大乖也。
《士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冠义》同。上“乡”字，《释文》作“鄉”，云“二鄉（卿）并音香。”二经疏皆作“乡大夫、乡先生”。贾云：“经言卿大夫不言士。”孔云：‘谓在朝之卿大夫也。’“乡”“卿”果孰是与？曰：“乡大夫”是也，作“卿”非也。凡言“乡大夫”有二义，一则《周礼》之本乡乡老、乡大夫，关以下州长、党正、族师、闾胥也。乡大夫，卿也，乡老，公也。举乡大夫以上关公、下关士也。一则本乡之仕为大夫在朝者，亦举大夫以关卿士也。《乡射礼》注云：“遵者，乡之人仕至大夫者。”又曰：“乡先生，乡大夫致仕者也。”此“乡大夫”三字，所谓同一乡之人仕至大夫者，同一乡而仕至大夫曰“乡大夫”。每乡卿一人者，亦即大夫之一也。同一乡仕至大夫致仕者曰“乡先生”，即“上老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乡饮乡射则谓之遵者”是也。郑于《仪礼》、《礼记》，皆释乡先生不释乡大夫者。《礼记》言“乡先生同乡老而致仕者”，则乡大夫之为同乡现仕者可知矣。《仪礼》言“乡先生乡中老人为卿大夫致仕者”，则乡大夫为乡中卿大夫未致仕者可知矣。必重同乡者，死徙无出乡，百姓亲睦，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欲使一乡之人相好如一家，六乡六遂皆然，而后仁义著，教化行。本乡之外，恐太广而不浃；本乡之内，不甚远而易相亲。故有冠者必见其乡之已仕致仕者，圣人教民之深意也。如贾、孔作“卿大夫”，则在朝之卿大夫其可全见与？是以陆是而贾、孔非也。今若依贾、孔之底本，改陆氏音“香”之说，改二经作“卿大夫”，则贾、孔之底本得矣，而于义理乃大乖也。
就五事论之，依今疏作“下迆”，而贾不受也；依贾作“不迆”以改经，而考工经不受也。依《祭义》今疏作“四郊虞庠”，而孔不受也；依孔作“西郊”，而《祭义》、《王制》经注不受也。依皆“未死而赐谥”，而杜元凯不受也；依“皆死而谥”，又恐左公不受也。依疏作“见谓浊”，而陆不受也；依《释文》作“见渭浊”，而郑笺不受也。改二疏作“乡大夫”，而贾孔不受也；依疏以改经及《释文》作“卿大夫”，而经、《释文》不受也。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自宋人合《正义》、《释文》于经注，而其字不相同者，一切改之使同，使学而不思者，白首茫如，其自负能校经者，分别又无真见。故三合之注疏本，似便而易惑，久为经之贼，而莫之觉也。如近者顾千里校祭义疏，改“四郊”为“西郊”，孔氏之底本得矣。而遂欲改注之“四郊”为“西郊”，且云：“《王制》经注之‘西郊’不误，是知孔氏之底本，而不知郑氏之底本也。”郑氏之底本失，则经之底本亦失，而周制四郊小学遂不传矣。千里又窃余时辨刘瑞临、卢绍弓据二疏改经“乡大夫”为“卿大夫”之说，著于《礼记》考异，而未知其详。且又因宋本之讹字，谓贾作“乡”不误，是又知经之底本，而不知贾疏之底本也。知之者所以辨其非而归于一是也。东原师云：“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辞生训也，其一守讹传缪也。”缘辞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缪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如孔氏“虞庠在国西郊”，所谓所据之经非其本经也，而缘之立说，则所释之义，非其本义矣。经文之不误者，尚惧缘辞生训，所释非其本义，况守讹传谬之经耶？孔氏守唐时讹缪之本，千里又守孔氏所守，至于古本之是者，确有可据，而不之信。信孔以诬郑，诬郑以诬经，不大为经之害也哉？凡校经者，贵求其是而已。以《祭义》注“四郊虞庠”谓之“四学”，正《王制》经注之“西郊”为“四郊”，考之《大戴礼》、王肃、刘芳、皇侃、崔灵思、杜佑诸家而无不合，以排孔氏之疏缪，所谓求其是也。执事以为何如？
章学诚
章学诚，会稽人，字实斋，乾隆进士，邃于史学。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札迻》、《乙卯丙辰札记》《实斋文钞》。
案：章氏《文史通义》中，力阐“六经皆史”之说，谓史即周官所掌之史〔此史字与后世所谓乙部之著述有别，不可相混而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后人不容僭拟。其说盖本于班固《汉书·儒林传序》曰“六学即六经，皆王教之典籍”一语。嗣是龚自珍著六经正名，颇与其说互相发明。而刘恭冕与刘伯山书，则谓今之列学官者，当有二十一经，其说又与章、龚相反。然亦未尝不言之成理，学者可并参之。
经解上文史通义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
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也。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由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
至于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曰：“十二经，以见老子。”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
然所指专言六经，则以先王政教典章，纲维天下，故《经解》疏别六经，以为入国可知其教也。《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刘向、班固之徒，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则固以三者为传，而附之于经，所谓离经之传，不与附经之传相次也。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如撰辑《管子》者之分别经言，《墨子》亦有《经》篇，《韩非》则有《储说》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必为经。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翼羽，皆称为经。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于《礼》，《左氏》、《公》、《谷》之别于《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附录刘恭冕与刘伯山书
窃思段懋堂先生拟以《史记》、《汉书》、《说文》诸书，与五经并列学官，惜当时之读书者，咸囿于所习，未克行先生之意，冕尝推其意而论之，以为今之列学官者，当有二十一经，不当仅列十三经。
《大戴礼》中，多记孔子、曾子之语，其精言粹义，多与《表记》、《大学》相出入，故《汉志》、《隋志》咸以《大戴记》与《小戴记》并列，今人只知习《小戴记》，而读《大戴记》者千不得一，此当补列为经者一也；荀子亦传孔门之学，徧治群经，西汉之学，皆荀子一派之传，其功不在孟子下，后儒徒以其反悖孟子，遂并弃其书，不使与孟子并列，此当补列为经者二也；太史公作《史记》，备列古今兴废之迹，以论其得失，而八书尤足与礼经相辅，盖史公本治《易》、《书》之学，俨然西汉之经生，班氏以先黄老而后六经斥之，非通论也，此当补列为经者三也；孟坚《汉书》，乃断代作史者之祖，后世史家，咸稟其法，故后世皆以马、班并称，此当补列为经者四也。温公《通鉴》，备列古今之政事，乃古代论治之书也，其所论断，悉受法于《春秋》，足以善善恶恶，儆戒百世，此当补列为经者五也；《楚词》为词章之祖，然讽一劝百，怨而不怒，史公称《离骚》一篇，兼有《小雅》、《国风》之旨，可谓知言，此当补列为经者六也；《说文解字》，集小学之大成，古今以来，欲通经学，悉以小学入手，而此书实经学之津梁，故近代治经之儒，咸先从事于此书，此当补列为经者七也；《九章算法》，亦为西周旧籍，乃商辛甲以授周公者也，古人书、数二端，列于六艺，而此书实为算法之祖，此当补列为经者八也。
以此八书，与十三经相合，共成二十一经，倘能家纟玄户诵，则人人皆可为通儒矣。
焦循
焦循，甘泉人，字里堂，乾隆举人。为阮元之族姊夫，恬淡寡欲，博学无方。著有《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论语通释》、《孟子正义》、《雕菰楼集》。
与某论汉儒品行书
循顿首白，接读手书，得闻责过之言。夫以循不肖而责之，实以循可教而爱之，且以循自误而惜之也。循闻之，不禁背汗泚，愧悔交集。特以弱冠以来，嗜痂成癖，习之既久，性情安之亦如伶酒贺诗，死亡莫变，得聆至论，感莫能从。既而思之，甚有不可不辨者，诚以人心学问之所关，非小故矣。
自南宋空衍理性，而汉儒训诂之学，几即于废。明末以来，稍复古学，攻击肆情，门户遂立。在前若杨升菴，在后若毛大可，其视宋儒，有不异寇仇敌国之比者，此实其根柢浅陋，大体未明耳。抑知儒者所奉，孔子也。孔子之科有四，而止于二端，曰言、曰行而已。六经者，言也，后世诸儒，皆其言者也。秦人之语，秦人能解之；汾、洛之人或半解之；滇、黔、闽、粤之间，则芒然不知所谓矣。六经如秦，汉儒如汾、洛，宋儒如滇、黔、闽、粤，今欲通秦人之言，问之汾、洛乎？问之滇、黔、闽、粤乎？虽然，汾、洛非秦人也，故说经之法，必以经文为之主，而以汉儒为之辅，以通乎六经之言，而非以求胜宋人故为此也。宋人若茂叔、伊川、考亭、象山诸君子，立忠孝之准，画利义之辨，去欲存诚，黜浮崇实，所以诩孔子之教，而为万古躬行实践之，则经训虽疏，何损大节？不用其言，而并黜其行，其在圣门，蟊矣，贼矣。
近年以来，循方勘破此旨，时以衾景之间，不能无愧，惟恐责循者持以诃之，以为徒汉学之躯壳，不能体圣贤立教之心，则是时将无地自容，求死莫获。不料责循者之适相反也。来书云：欲求科第，必学宋儒。又云汉人品行，不及宋人之恬淡。既以科第之学归之宋儒，则所谓宋儒者，第近来时文讲章之宋儒，庸下之师，假以糊口，冒义理之说，饰空陋之才，阳挟为道学之谈，阴耸以爵禄之贵，以拒高贤，以抑弟子，及叩以宋儒之书，往往不能举其目。程朱若在，必移之于郊，以是为宋儒，子亦过矣。且子谓宋儒恬淡，汉人莫及，其亦谓两汉之学，皆脂韦随俗，干求利禄之徒乎？循于史书，多不记忆，而汉儒本末，则稍稍能详言之。
西汉之经学最显，莫如董子。太史公云：公孙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疾之。其后辨诸儒之议，而兴《谷梁传》者，萧望之也。望之与王仲翁俱为丙吉所荐，并见霍光。是时吏民当见者，露索挟持，望之独不肯听，因不见用。仲翁为光禄大夫，谓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望之曰：各从其志。二君之行，可以见矣。他如田何、伏胜、毛苌、王式之徒，各守其业，不闻有干求自贬之事。若曰某为丞相，某为太守，某为御史大夫，沾沾焉指以为荣，则班生之陋也。
东汉诸儒，其迹尤显。帝问郊礼于郑兴，兴不为谶，遂以不任。其时上之好纬，臣下所知，使兴志在荣禄，何自持所学，不敢稍变以媚人主？康成杜门，其始由于党禁，固曰势无已也。久之，党禁既开，一则幅巾见何进，一宿逃去，再则以袁绍之举，征为司农，乞归不仕，清风介节，皎耀千古。张平子通五经，贯六艺，举孝廉，辟公府，皆不就，史称其从容淡静。诚有然者。又如申屠蟠，学贯五经，兼明图纬，隐居不仕，佣为漆工；周彦祖少通诗论，长精《礼》、《易》，陂田自给，悔于滑泥。其列《儒林传》者，刘桓公习施氏之《易》，举孝廉而逃，教授于江陵；孔子建传《古文尚书》，其对崔篆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杨文义精习韩诗，经中博士，自以年未五十，不膺旧科，上府让选；何邵公精研六经，通《公羊》、《孝经》、《论语》、《风角》、《七分》，以列卿子诏拜郎中，非其所好，辞病而去。其颖子严、蔡叔陵、赵岐、卢植，并能耻交欲贵，征聘不起，诚皆耽志诗书，无心利禄，非同以口舌之文章，鉤致名誉。惟刘歆、张禹、戴圣、马融之徒，志存媕鄙，为世所讥，以此概汉儒，岂尽然哉？即令两汉经生，率皆夤缘躁兢之流辈，为其学，亦惟师其言而置其行。
孔子曰：不以言取人，不以人废言。言与行之不能相提并论久矣。子责循，循不能辨；子诬汉儒，循能已于言哉？直言无状，惟更教正之，幸甚。
阮元
阮元，仪征人，字伯元,号芸台，乾隆进士。道光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历官中外，所至以提倡学术为己任，在馆修儒林传，在粤设学海堂，在浙设诂经精舍。又辑《经籍纂诂》，校勘十三经，汇刻《学海堂经解》一百八十八种〔一名《皇清经解》，后王先谦又汇刻《皇清经解续编》二百九种，清人汉学家著述，大略尽于此二丛编矣〕，号为训诂之渊海，经典之统宗。卒谥文达，有《研经室集》。
《国史·儒林传》序
昔周公制礼，太宰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复于司徒本俗，联以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分合同异，周初已然矣。
数百年后，周礼在鲁，儒术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与艺合，兼备师儒。颜、曾所传，以道兼艺；游、夏之徒，以艺兼道；定、哀之间，儒术极醇，无少差缪者此也。荀卿著论，儒术已乖，然六经传说，各有师授。秦弃儒籍，入汉复兴，虽黄老、刑名，犹复淆杂。迨孝武尽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矣。东汉以后，学徒数万，章句渐疏，高名善士，半入党流。迄乎魏晋，儒风盖已衰矣。司马、班、范，皆以儒行立传，叙述经师家法，授受秩然。虽于周礼师教未尽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时植教，祖述经说，文饰章疏，皆与《儒林传》相出入。是以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学之效也。
两晋玄学盛兴，儒道衰弱。南北割据，传授渐殊。北魏、萧梁，义疏甚密。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至隋、唐《五经正义》成，而儒者鲜以专家古学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谊，濂、洛以后，遂启紫阳，阐发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学行，不明著于天下哉！
《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二传，不知此即周礼师儒之异，后人创分而暗合周道也。元、明之间，守先启后，在于金华。洎乎河东、姚江，门户分歧，递兴递灭，然终不出朱、陆而已。终明之世，学案百出，而经训家法，寂然无闻。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间台阁风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是故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矣。国初讲学，如孙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陆陇其、王懋竑等，始专守朱子，辨伪得真；高愈、应谦等，坚苦自持，不愧实践；阎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诬；惠栋、戴震等，精发古义，诂释圣言。近时孔广森之于《公羊春秋》，张惠言之于孟、虞《易》说，亦专家孤学也。且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呜呼！周、鲁师儒之道，我皇上继列圣而昌明之，可谓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视，恶难从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备员史职，综辑儒传，未敢区分门迳，惟期记述学行。自顺治至嘉庆之初，得百数十人，仿《明史》载孔氏于儒林之列，别为《孔氏传》，以存《史记·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陆陇其等，国史已入《大臣传》，兹不载焉。
《经义述闻》序
昔郢人遗燕相书，夜书曰举烛，因而过书“举烛”。燕相受书说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者，举贤也。”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误会举烛之义，幸而治；误解鼠璞则大谬。由是言之，凡误解古书者，皆举烛、鼠璞之类也。
古书之最重者，莫逾于经。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徹之故。我朝小学训诂，远迈前代。至乾隆间，惠氏定宇、戴氏东原大明之。高邮王文肃公以清正立朝，以经义教子。故哲嗣怀祖先生家学特为精博，又过于惠、戴二家。先生经义之外，兼核诸古子史。哲嗣伯申继祖，又居鼎甲，幼奉庭训，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
嘉庆二十年，南昌卢氏宣旬读其书而慕之，既而伯申又从京师以手订全帙寄余，余授之卢氏。卢氏于刻《十三经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申亦请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师，尝问字于怀祖先生，先生颇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门，余平日说经之意，与王氏乔梓投合无间。是编之出，学者当晓然于古书之本义，庶不致为成见旧习所胶固矣。虽然，使非究心于声音文字，以通训诂之本原者，恐终以燕说为大宝，而吓其腐鼠也。
《经传释词》序
经传中实字易训，虚词难释。《颜氏家训》，虽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所赖《尔雅》、《说文》二书，解说古圣贤经传之词气，最为近古。然《说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虽〕；《尔雅》所释未全，读者多误。是以但知“攸”训“所”，而不知同“迪”〔攸与由同，由、迪古音相转，迪音当如涤，涤之从攸，笛之从由，皆是转音，故迪、攸音近也。释名曰：笛，涤也〕，但见“言”训“我”，而忘其训“间”〔《尔雅》：言、间也。即词之间也〕。虽以毛、郑之精，犹多误解，何况其余？
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乃劝伯申勒成一书。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释词》十卷，元读之，恨不能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论也。元昔教浙士解经，曾谓《尔雅》“坎、律、铨也”为“聿，诠也”字之讹，辛楣先生韪之。又谓《诗》“鲜民之生”，《书》“惠鲜鳏寡”，“鲜”即“斯”之假借字；《诗》“绸直如发”，“如”当解为“而”〔“发”乃实指其发，与“笠”同，非比语，《传》、《笺》并误〕；《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为“隹”〔同惟〕之讹〔《老子》“夫惟”佳二字相连为辞者甚多，若以为“佳”，则当云“不祥之事”，不当云“器”〕。若此之畴，学者执是书以求之，当不悖谬于经传矣。《论语》曰：“出辞气，斯远鄙倍。”可见古人甚重词气，何况绝代语释乎？
与郝兰皋论《尔雅》书
古人字从音出。喉舌之间，音之所通者简；天下之大，言之所异者繁。尔雅者，近正者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予姻家刘端临之言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雅言者，诵诗读书，从周之正言，不为鲁之方言也；执礼者，诏相礼仪，亦以周音说礼仪也。小雅、大雅，皆周诗之正言也。刘氏此说，足发千古之蒙矣。
然则《尔雅》一书，皆引古今天下之异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异也；正言者，犹今官话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话者也。扬雄《方言》，自署曰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夫绝代别国尚释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联，音在字前，联音以为言，造字以赴音，音简而字繁，得其简者以通之，此声韵、文字、训诂之要也。《大戴记·小辨》一篇，足明《尔雅》之学。小辨者，一知半解之俗学也。鲁国当时，或有此学，犹汉《急救章》、宋王安石《字说》之类，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学易，尔雅之学难。故孔子曰：“社稷之主爱日”。又曰：“士学顺，辨言以遂志”。顺与训通借，即训诂之训；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学其训，则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夫亦固十变之稘，由不可既也，而况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数言，述‘尔雅’之学甚明，何后儒之昧昧也？训诂错则言语错，执古圣之书，以小辨破其言，而龂龂论之，道义皆错矣。使古圣人见后人如此错解之也，必哑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尔雅”之学，则五经四书皆鼠璞矣。今子为《尔雅》之学，以声音为主，而通其训诂，余亟许之，以为得其简矣。以简通张，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乐不下席。”余与子接席而辨之，其乐何如！
王引之
王引之，高邮人，字伯申，念孙子，嘉庆进士。传父音韵、训诂之学而推广之，作《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与其父所作《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合刊，世称高邮王氏四种。其精博为汉学诸儒之冠，累官工部尚书，卒谥文简。
案：清人治经之法，大要有二。其一，根据文字之正变，而推其求著书之本意者，曰训诂；其二，钩稽参验，而是正其文字之错落者，曰校勘。二者皆无误，而后乃敢评论其立说之是非。此清人为学之真精神，余事皆自此出也。是编于清人说经之文，不能多录，亦不可胜录。故惟取其讨论训诂、校勘之名作数首，以为守约施博之资。学者幸勿以是而目书，斯可耳。
《经籍纂诂》序
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赜索隐，厥谊可传，下及《玉篇》、《广韵》、《集韵》，亦颇蒐罗遗训，而所据之书，或不可考。且旧书雅记，经史传注，未录者犹多。至于网罗前训，征引群书，考之著录家，罕见有此。惟《旧唐志》载天圣太后《字海》一百卷，诸葛颖《桂苑珠丛》一百卷，《新唐志》载颜真卿《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自古字书、韵书，未有若此之多者，意其详载先儒训释，是以卷帙浩繁，而惜乎其书之已逸也。
曩者戴东原庶常、朱笥河学士，皆欲纂集传注，以示学者，未及成编。吾师云台先生欲与孙渊如编修、朱少河孝廉共成之，亦未果。及先生督学浙江，乃手定体例，逐韵增收，总汇名流，分书类辑。凡历二年之久，编成一百十六卷，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
夫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揆厥所由，实同条贯。如《周南》、《关睢》篇“左右芼之”，《传》训“芼”为“择”，后人不从，而不知“芼”、“苗”声近义同，“左右芼之”之“芼”，《传》以为“择”，犹田苗蒐狩之“苗”。《白虎通》以为择取。《尔雅》“芼，搴也”，亦与“择取”之义相近也。《召南》、《甘棠》篇“勿翦勿拜”，《笺》训“拜”为“拔”，后人不从，而不知“拜”与“拔”声近而义同也。《邶风》、《柏舟》篇“不可选也”，《传》训“选”为“数”，后人不从，而不知“选”、“算”古字通，朱穆《绝交论》作“不可算也”。郑注《论语》“何足算也”？以“算”为“数”，正与此同义也。《台篇》“籧篨不鲜”，《笺》训“鲜”为“善”，后人不从，而不知《尔雅》“鲜、省”二字皆训为“善”，正是一声之转，且下云“籧篨不殄”，“殄”读曰“腆”，其义亦为“善”也。《小雅·采绿篇》“六日不詹”，《传》训“詹”为“至”，后人不从，而不知“詹”之为“至”，载于《尔雅》，乃古之方言，是以方言亦云楚语，谓“至”为“詹”也。《曲礼》“急缮其怒”，郑读“缮”为“劲”，后人不从，而不知“缮”之为“劲”，乃耕、仙二部之相传，犹“辨秩”东作通作“平秩”，“平平左右”亦作“便蕃左右”也。《学记》“术有序”，郑注云：“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后人不从，而妄改为“州”，而不知“术”、“遂”古同声，故《月令》“审端径术”，注云：“术，《周礼》作遂也。”
若乃先儒训释偶疏，而后人不知改正者，亦多有之。如《易·屯》六二“女子贞不字”，陆绩训“字”为“爱”，已觉未安。至宋耿南仲误读“女子许嫁筓而字”之文，遂以字为许嫁，不可更通，不如虞翻训为妊娠之善也。《尧典》“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传》训“烝烝乂”为“进进以善自治”，颇为不辞，不如蔡邕《九疑山碑》读以“孝烝烝”为句，且依《广雅》“烝烝孝也”之训为善也。《皋陶谟》“万邦作乂”，《禹贡》“莱夷作牧”、“云梦土作乂”，《史记·夏本纪》，皆以“为”字代“作”字，文义未安，不如用《诗·》篇传训“作”为“始”之善也。《禹贡》“嵎夷既略”，《传》谓用功少曰“略”，乃望文生义，不如训“略”为“治”之善也。《康诰》“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传》读“猷”字为“句”，而训“猷”为“谋”，不如断裕为句，而用《方言》“猷，裕道也”之训为善也；《诗·鄘风·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桧风·匪风》篇“匪风发兮，匪车偈兮”，《小雅·小旻》篇“如匪行迈谋”，《笺》并训“匪”为“非”，不如用《左传》杜注训“匪”为“彼”之善也。《王风·中谷有蓷》篇“暵其湿矣”，《传》、《笺》并解为水湿，与“暵”字之义相反，不如读“湿”为“”，用《通俗》文“欲燥曰”之善也。《魏风·陟岵》篇“行役夙夜无寐”，《传》以为寤寐之寐，不如读“寐”为“沫”，而用《楚辞》注“沫，已也”之训为善也。《小雅·南有嘉鱼》篇“烝然罩罩”，“烝然汕汕”，《传》依《尔雅》云“罩罩，篧也”。“汕汕，樔也”，不如《说文》训为鱼游水貌之善也。《菁菁者莪》篇“我心则休”，《释文》、《正义》并以“休”为“美”，不如用《国语》注“休，喜也”之训为善也。《北山》篇“我从事独贤”，《笺》以为“贤才”之“贤”，不如《毛传》训“贤”为“劳”之善也。《菀柳》篇“无自暱焉”，《传》训“暱”为“近”，与“无自瘵焉”之文不类，不如《广雅》“暱，病也”之训为善也。《都人士》篇“序衣服不贰，从容有常”，郑训“从容”为“休燕”，不如《缁衣正义》训为“举动”之善也。《大雅·绵》篇“曰止曰时”，《笺》训“时”为“是”，与“曰止”异义，不如训“时”为“止”之善也。《卷阿》篇“有冯有翼”，《传》云“道可冯依，以为辅翼”，不如训为“冯冯翼翼，满盛之貌”为善也。《民劳》篇“无纵诡随”，《传》云：“诡人之善，随人之恶”，以叠韵之字而上下异训，不如读“随”为“”而训“诡谲”之善也。《云汉》篇“昊天上帝，则不我虞”，《笺》训“虞”为“度”，文义未允，不如训为“有与助之”善也。《月令》“养壮佼”，《正义》以“佼”为形容佼好，与“壮”异义，不如训“佼”为“健”之善也。《桓十一年左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昭六年传》“始吾有虞于子”，杜注并训为“度”，不如训为“望”之善也。《宣十二年传》“董泽之蒲可胜既乎”，杜训“既”为“尽”，不如读“既”为“塈”，用《摽有梅》《诗传》“塈，取也”之训为善也。《襄二十五年传》“冯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杜训“亿”为“度”，“逞”为“尽”，不如训为“盈满”之善也。
后之览是书者，去凿空妄谈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传注，而得其声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传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训以正之，庶可传古圣贤著书本旨，且不失吾师纂是书之意与。
《经义述闻》自序
引之受性梼昧，少从师读经，裁能绝句，而不得其解。既乃习举子业，旦夕不辍，虽有经训，未及搜讨也。年廿一，应顺天乡试，不中式而归，亟求《尔雅》、《说文》、《音学五书》读之，乃知有所谓声音、文字、诂训者。
越四年，而复入都，以己所见，质疑于大人前，大人则喜曰：“乃今可以传吾学矣。”遂语以古韵廿一部之分合、《说文》谐声之义例、《尔雅》、《方言》及汉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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