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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修述六藝，其道則一。六藝皆孔子新訂之制，迥非四代舊典。自七十子後，此説失傳，今雖力復微言，聞者疑信參半。以素王之制，舊皆屬之四代，必創立今學，欲張明此義，非備言四代軼聞與六藝不同者，不足以取信於人。今故撰爲此例，務搜求四代事實，實與六藝不同者，彙爲書，然後人乃悟六藝果素王之教，非四代舊制矣。
人讀《春秋》，皆欲得孔子未修之底本，以見筆削之義。今除《公羊》所引「星不及地尺而復」一條，别無明證，今輯此書，即欲見未修《春秋》之意，知古制之不同六藝，則修《春秋》之意見，讀此書即如讀未修《春秋》之原文也。必明著底本，而後筆削之功可見。
《論語》云「杞宋不足徵」，是二代文獻殘缺矣，而唐虞可知。孔子時周禮尚有可考，然藏之秘府，非民間所有。孔子定禮作樂，用周處固多，餘者皆以意起。故《詩》、《書》所言，皆孔子新制，全與《王制》同，則當時實事不如此可知。則但考《書》、《詩》無沿革，全與《春秋》、《王制》同，而六藝之爲素王無疑矣。
先師傳記，四代異制，舊彙輯爲一表，曰《四代異禮表》。然表中禮制有確爲中古所無，六藝皆出素王，何得有此詳備文雅之事？不知三代即三統，謂將來之夏、殷、周，非既往之夏、殷、周也。董子云： 《三代改制》篇文。 「主天而王，法地而王」，「主天法商而王，主地法夏而王」云云，皆後王之事也。蓋素王定制以傳百世，異姓而興，不能不改異。若制度拘滯，定於一律，則易代改革，莫之適從，既不能不改，又不可以輕變，於是撰爲三統之説，取已定之制，分擬三品。如明堂非夏殷所有，而立三品明堂通變，以備後王之用。三代不用學校，《孟子》言學校之名目有三品是也。故三代制有實事，有託名，學者所當實考者也。
四代原文，舊制不惟不傳，所傳人亦不道。史公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然而《尚書》獨載堯以來，是未經孔子潤色，文皆不雅馴，學者多不傳，傳者皆孔子弟子所述，故舉素王一人，以包四代，而四代原文，則人不能疑之。如《山海經》真禹制也，而《禹貢》爲孔子之書；《穆天子傳》真周事也，而本紀多弟子所傳。今當博考群書，凡其隻文孤證，彙而集之，以爲六藝之印證。
四代禮制，仍以周制爲主。周既無之，則以上可知。如周喪期，夏三月，殷九月，信矣。周世卿，無學校，則二代皆世卿，可知矣。周人不親迎，居喪不釋位，娶妻不避同姓，則二代可知也。故周以上可詳者詳之，不能詳者舉周以包之，可也。後儒説孔子功績，不過託之空言，遠不及管、晏，而子貢稱其生榮死哀，其傳後事實，不過删訂六經，如今選詩編文之比，則司馬公、真西山優爲之，而宰我以爲「賢於堯舜」，孟子以爲不阿，誠實有所見。但如舊説，則堯舜至聖，孔子纂輯其書耳。作者爲聖，述者爲賢，豈得比堯舜？至「遠過」之言，更爲誣妄矣。此皆不知其實之言也。堯舜去孔子千餘年，由質而文，中古實多簡陋，至於文王、周公，猶有未備。孔子乃斟酌損益，定爲一王之制，踵事增華，去弊除害，文質彬彬，而後爲萬世可行之政。堯舜有禮樂，孔子亦有禮樂。以堯舜禮樂較孔子禮樂，孔子實賢之遠矣，故云見其禮樂，而知政德也。孔子一人之事業也，分之於堯舜，則堯舜直與孔子無所優劣。其云賢者，就事實之堯舜言，不就《尚書》之堯舜言。《尚書》之堯舜即孔子，禹、湯、文、武亦即孔子，同爲一事，不能强分優劣也。
《春秋》言復古之例，所謂古者，指文王而言。《春秋》託其制於文王，古即所謂文王也。蓋孔子所新定之制，渺思微慮，多出胸中，但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非天子不制度，孔子有德無位，如何可作？又實受命制作，故變其局，託之於文王。蓋周公制禮，在成康之時。孔子改周制，在當時必有執簡而争，以爲周制實不如此，孔子則託之以爲文、武之政，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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