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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學篇》兢兢於「開民知」，此編特爲「開士知」。今日序庠宗法認孔子爲八比家，而孔子遂成村學究，乃師法相承，堅於自信，豈不較焚坑之禍更酷？今更引而闢之，以見聖人非匯參十八科所能盡也。此編初成于戊子，東南士人當時擬刊，或以發難爲嫌，乃有用其義著書立説，至形之奏牘，或以焚坑歸咎孫卿。今議刊此篇，既曰自明，更以闢謬。
孔子作、述之辨，爲千古學派一大案。以爲作者，《論》、《孟》、《公》、《穀》、《列》、《莊》、博士是也。以爲述者，《左》、《國》、莽、歆、馬、鄭古文家是也。二説偏至，皆有流弊，故古存二法，亦如文質，敝則相救。自東漢至今千餘年，《左》、《國》孤行，聖作之説，不絶如線，循其得失，較然可覩，所以揮張微言，雖遭按劍，不敢自沮。
或以某等傳四益之學，其有無不足辨。惟朱子師法二程，立義非標程説，别無明據，方足以云宗派。某等著書甚多，無一語齒及，則足見非私淑，且採拾舊聞，持之有故，言之成章，並以見四益此編，亦述舊聞，輯舊説，初非自創門户，好爲奇詭也。
學人持議易至離宗，變本加厲，去道愈遠。攻之者當按理擘脈，絶其依託之根，彼則自敗，不必定攻其依託之書。如某引《公羊》、《孟子》以附會己説，明著二書本旨，與彼懸殊，則不攻自破。如引《公羊》攻《公羊》，引《孟子》攻《孟子》，牽引勁敵，互鬥不休，是反墜其術中。大抵古説流傳數千百年，必有實義，未可草率命師，但當追尋本旨，甄落誤解附會足矣；不可輕挑大敵，致使藉兵齎糧。
制作遺説，載記録不勝録，惟近賢特尊《論》、《孟》，以爲醇乎其醇，故此編多引據二書；至於子、史、師説，時賢多未篤信，故少所徵引。又此編與家學諸作互相發明，學者先入爲主，受病各有所中，非詳考博求，未能癥痞消融，一掃翳障。
主作爲微言，主述爲大義。劉歆當移書太常時，亦以六藝歸本孔子，首云：「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可以訟言，微言必求知我。使《論》、《孟》盡如高頭講章，十成死語，則但有大義，初不得云微言。微言之説，雖劉歆亦主之，則不得謂經學斷無微言一派。《論語讖》云：「七十子纂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以《論語》專屬孔子，目爲微言，是《論語》乃群經義例，作述秘旨，七十弟子乃得與聞。又孔子自述精微，故多非常可駭之義，非如《少儀》、《曲禮》教童蒙行習之專書，《容經》、《儀禮》爲庠序準繩之要籍。自帖括盛行，學人棄平實而索堅高，村士學究皆欲力追大成。實踐神化，以爲今我所不能學，則必非當時所敢言。等《論語》于幼儀，視至誠如朋輩，非敢必以其説爲不然，特不解宰我、子貢何以知出童蒙下萬萬也。
古今帝王聖賢立言，皆有立教、自述之分。立教之言，可以共之天下，傳之後世。凡自述受命神符，精能神化，皆不許人攀躋，佛書所云「學我者死」是也。孔子爲生民未有之第一人，宰我、子貢其知方足以知之，以下且不得知，更何言學。自師心之學盛，人皆自以爲孔子，所知所能，投契無間，其辨别聖語，如數家珍，故傳記所引孔子語，宋元以下儒者多直斷以爲必非孔子之言，詢其有何根據，則以心心相同、六經注脚爲據。立説非不玄妙，無如帖括盛行後，所謂精微之論，與至聖無間者，汗牛充棟。以此爲真聖學，則孔子直不啻百千萬億化身，何聖人日多，學術日壞，以至斯極乎！故四益立學者厲禁曰「學聖」，立爲學大綱曰「知聖」。以吾人而言聖，誠子貢所云，不知天地之高厚，其相去不知其幾千萬里。若於八比中求聖人，則十室之邑亦可得數十百人。人皆可爲堯舜，三代下誰爲堯舜者？故必銷化予聖自雄之謬見，然後可以問津。
素王之説與素封同，即《孟子》「《春秋》天子之事」，《論語》「庶人不議」，以匹夫而擅作述之柄爾。孔子自云受命爲之，原非教人學步。自孔子作經以後，百世師法亦絶，不許人再言作，其理至爲平常，即程子《春秋序》實亦主之。自亂法者假舊説以濟其私，變本加厲，謂孔子以改制立教。人人皆可改制，更由立言推之行事，此説者之過，非本義有誤。攻者不察，竟以「素王」二字指爲叛逆，但就名義言，已失「素」字之義。六藝教人行習，别有專條，何嘗 注 以天生之事徧加「芸生」二字？自莊子以下至兩漢，幾無書不有，無人不談，當時叛逆之人誰是因二字所致？董江都從祀孔廟，宋人所稱爲純儒者，于二字發揮尤詳，有何流弊可指？《孟子》謂《詩》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但以辭，則觸處疑難，奚止二字？自學人不知微言、大義之分，遂解素王爲真王，改翻經爲亂政。我今日所不敢學步，遂群起而攻之，一倡百和，牢不可破。使將二字文義本旨，平心潛玩，當亦啞然自失。或曰：此説實有流弊，故爲亂法者所依託。嗟乎！古今無流弊者孰有過于「謙恭」二字，乃王莽以之奪漢室，亦將爲周公咎乎？
經傳注疏，惟《公羊》尚傳古法。自某等託之《公羊》，以爲變法宗旨，天下群起而攻《公羊》，直若《公羊》故立此非常可駭之論，爲教人叛逆專書，遂云凡治《公羊》皆非端人正士。嗚呼！何以解于董江都。且西漢《公羊》盛行，議禮斷獄莫不宗主，由《公羊》而仕宦者幾半天下，尊君親上，絶亂鋤奸，動得《公羊》之利益。當時《公羊》何以不爲毒，至今日而毒乃大發。宋人自欲直躋孔、孟，鄙夷漢師爲不知道，久爲識者所竊笑；至以《公羊》爲毒藥，則非但不知道，且爲亂階。豈兩漢師儒君相悉皆醉生夢死？豈又當時讀《公羊》者皆癡愚瞽聾不知其味？因《公羊》而爲亂首，史無其人其事，莽、歆爲漢賊，攘奪天下，《周禮》、《左傳》實由其表章，其事明著，猶不得以莽、歆罪二書，何况《公羊》。乃《翼教叢編》因而攻《公羊》，並因而罪孟子，其不因而攻孔子幾希矣。古今藥品有平有毒，平甘者常服，救病則非毒劑辛熱苦寒不爲功。但就平常論，則毒藥可以禁絶，而起死回生，絶非常品所能。《公羊》多非常可駭之論，董子云每因人之所惑而爲之立義，故不免於恢奇。然其論雖詭怪，其理則最平常，亦曰以適用救病而已。南宋諸儒最不喜奇論者也，復九世之仇又爲《公羊》最詭怪之説，幾乖於理。乃南宋人詈詆《公羊》者多矣，至於此條則劄奏誥章幾千百見，轉相傳述，視爲常語。蓋魯莊忘仇，《公羊》發此奇論，以鞭辟復仇之義。高、孝之病，亦如魯莊有病。病受遂不覺其奇創，而轉嫌其平淡，方且加倍其説，云百世尚可，奚止九世？故讀經須識時務，寒而談扇，暑而謀爐，群以爲棄物，不轉瞬而需之甚急。傳者欲于一經悉古今之世變，剖錙銖之疑似。學者不知用意所在，以爲奇，亦未嘗致於用耳。
古今之爲學者，皆學而不教；宋人之談經也，皆教而不學。自「六經皆我注脚」之説倡，學者于經傳皆如生徒之課藝，或得或失，或筆或削，由我自主。故其心一成不變，不能上進求深，積成一師心自用之世界。張廉卿引曾文正云：「説理之精粹，至八比而止。」竊謂宋學以八比而日彰，亦以八比而日潰。 角童子少有聰慧，操筆學爲聖人之言，爲宋人之學者以爲雖聖人不能加，不敢謂其不精不粹，然不解何聖人之多，學聖之易也？游、楊以下至於今之口程、朱而身誠正者，無人不以仲尼自命，實則高頭講章、庸濫墨調之見解。故聖以學而能至，如四科爲聖門四維，而言語一門，言宋學者至無人齒及，而以平正爲歸，不知聖人當日何以不求平正而立此一科。諸子百家言多過激，然因病設藥，不毒不能回生，語曰：「參芪殺人無罪，薑黄救人無功。」孔子最惡鄉愿，今之平正即古鄉愿之遺派，非之無非，刺之無舉，依阿苟容，以求曲附于仕途爲巧宦。人皆知其誤國殃民，至於學問則必求巧宦以爲無流弊，若鄉愿則固無弊之尤者也。
世之論學者曰：必求無流弊，「詩書發冢」 注 ，「盜亦有道」，《莊子》論之矣。揖讓征誅，飲食男女，皆無久行不弊之道，於是服藥者遂專求不寒不温、不辛不苦之劑，以爲可以日日服之，則天下之勢不群趨于鄉愿不止。明孫太宰創爲掣籤之法，則謂無弊矣，而選法以亡。此固易知易解，而説者固持此見。嗟乎！韓昌黎《諱辨》，今日讀之以爲常語，方嫌其過拘，不知《舊唐書》論赞且以此篇與《毛穎傳》同譏，習俗移人固如是乎！
《知聖篇》撮要
孔子受命制作，爲玄聖，爲素王，此經學微言，傳授大義。帝王見諸事實，孔子徒託空言。六經即其典章制度，與今《六部則例》相同。「素王」一義，爲六經之根株綱領。此義一立，則群經皆有統宗，互相啟發，鍼芥相投。自失此義，則形體分裂，南北背馳。不以六經爲一家之言，以之分屬帝王周公，或以屬諸史臣，則孔子遂流爲傳述家，不過如許、鄭之比，何以宰我、子貢以爲賢於堯舜，至今天下郡縣立廟，享以天子禮樂，爲古今獨絶之聖人？《孟子》云：「宰我、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可見聖不易知。今欲删除末流之失，不得不表章微言，以見本原之真，洵能真知孔子，則晚説自不能惑之矣。
余立意表章微言，一時師友以爲駭俗，不如專詳大義。因之謂董、何爲罪人，子緯爲訛説，并斥漢師通爲俗儒。夫使其言全出於漢師，可駁也。今世所謂精純者，莫如四子書。按《論語》孔子自言改作者甚詳，如告顔子用四代，與子張論百世，自負斯文在兹，「庶人不議」，是微言之義實書以告門人，不欲自掩其迹。孟子相去已遠，獨傳「知我」、「罪我」之言，「其義竊取」之説。蓋「天生」之語，既不可以告塗人，故須託於先王，以取徵信。而精微之言一絶，則授受無宗旨，異端蜂起，無所折衷。如東漢以來，六經歸之周史，其説孤行千餘年。今之人才學術，其去孔子之意奚啻霄壤？不惟無儒學，並且乏通才。明效大驗，亦可觀矣。
宰我、子貢以孔子遠過堯、舜，生民未有。先儒論其事實，皆以歸之六經。舊説以六經爲帝王陳迹，莊生所謂「芻狗」，孔子删定而行之。竊以作者謂聖，述者謂賢，使皆舊文，則孔子之定六經，不過如今之評文，雖選擇精審，亦不得謂選者遠過於作者也。夫述舊文，習典禮，後世賢士大夫與夫史官類優爲之，可覆案也，何以天下萬世獨宗孔子耶？且立行來和、過化存神之迹，全無所見，安得謂生民未有耶？説者不能不進一解，以爲孔子繼二帝三王之統，斟酌損益，以爲一王之法，達則獻之王者，窮則傳之後世。纘修六經，實參用四代，有損益於其間，非但鈔襲舊文而已。執是説也，是即答顔子之兼采四代，《中庸》之「祖述」、「憲章」，《孟子》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也。然先師改制之説，正謂是矣。如謂孔子尊王從周，則必實得文武之會典、周公之則例，謹守而奉行之。凡唐、虞、夏、殷先代之事，既隻字不敢闌入，即成、康以下明君賢相變通之成案，亦一概删棄，如是乃可謂之尊王，謂之不改。今既明白參用四代，下俟百世，集群聖之大成，垂萬世之定制，而猶僅以守府録舊目之，豈有合乎？夫既曰四代，則不能株守周家；既曰損益折衷，則非僅繕寫成案，亦明矣。蓋改制苟鋪張其事，以爲必如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漢改周，革鼎建物，詔敕施行，徵之實事，非帝王不能行。若託之空言，本著述之常，春秋時禮壞樂崩，猶爲蠻野，孔子道不能行，乃思垂教，取後來帝王成法，斟酌一是，其有時势不合者，别爲小大、人天之分，著之六經，託之空言，即明告天下萬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祖宗之成法，後世有變通之條；君父之言行，臣子有諫諍之義，豈陳利弊者便爲無狀之人，論闕失者悉有腹誹之罪？且孔子生值衰微，所論述者雜有前代，亦如賈生、董子值漢初興，指斥先帝所施，涕泣慷慨，而請改建耳。然賈、董所言，後世不以爲非，反從而賢之。且以今事論之，凡言官之封事，私家之論述，拾遺補缺，思竭愚忱，推類至盡，其與改制之説不能異也。此説之所以遭詬病者，徒以帝王見諸實事，孔子託諸空言。今欲推求孔子禮樂政德之實迹，不得不以空言爲實事。孔子統集人天之變，以定六經之制，則六經自爲一人之制，而爲後來帝王所取法。弟子據此以爲賢於堯舜者，實以《尚書》美善，非古所有。以六經爲帝王之大典，則不能不有素王之説。以孔子爲聖爲王，此雖因事推衍，按之實理，亦必如斯。故南宫适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爲臣」，孟子屢以孔子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並論，直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引「知我」、「罪我」之言，則及門當時實有此説，無怪漢、唐諸儒之推波助瀾矣。然後説雖表見不虚，非好學深思者不能心知其意。若改制則事理平常，今不信後説，而專言著述有損益，亦無不可；至制作之説，亦欲駁之，則先入爲主，過於拘墟矣。
《國語》爲六經作傳，或以左丘明即子夏，「明」與「商」、「羊」、「梁」同音，左丘即「啟予」，所謂左丘明即「啟予商」，「左丘失明」即子夏喪明。是 注 三傳始師，皆爲子夏，爲文學傳經之事，故兼言六經，不僅傳《春秋》。然以六藝推之舊文，此欲掩改制之迹，即孔子作而不述之微意也。故不言孔子改古書，而言古書合孔子。乃劉歆乘隙而入，襲此説以攻今學，以六經爲舊文，孔子直未制作，於是而素王改制等説全變矣。劉歆之説，實《國語》爲之先路，同此一説，而恩怨各别，皆以當時微言隱避，致使大義中絶，聖學暗而不彰。今孔廟既封建王號，用天子禮樂，時势遠異，又更無取避忌，正當急張微言，使其明著，不可再行規避遷就，使異端得藉口相攻。況此乃漢、宋先儒舊義，非一人私言。《論語》、《中庸》、《孟子》先有明文，精確不易。史公云「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虚」，信然矣。素王以《詩》説爲本根，實即道統之説。先儒誤據不議禮、制度、考文相駁。舊著已釋其義，今試再爲申之，曰：既云「從周」，何以答顔子兼用四代？既云「不作」，何以獨辨「不知而作」？且孔子周之臣子，「從周」何待言。居今而言從本朝，豈非夢囈乎？聖人立身出言，爲萬世法，宜如何慎密，今動以天自擬，又云「其或繼周」，「如有王者」，與「鳳鳥」、「河圖」之歎，專禮樂征伐之權，復斥言「天下無道」，以亡國夏、殷與周并論，議所從違，又自負承先皇文王之統，無論道理不合，其有不賈口舌之禍者乎？愚氓皆知畏法，豈有聖人發隴上之歎，與陳涉、吴廣同科，導人以發難乎？且子貢論孔子以爲「賢于堯舜」，南宫适亦以禹、稷相比，「子路使門人爲臣」，仲弓許之南面，宰我輕改舊章，孔門弟子豈皆妄希非分、自居不疑乎？孔子，周之臣子，并非宋君，乃敢以殷禮自用。或以異書不足信，然《孟子》明云：「《春秋》天子之事」，「王者之迹熄而《詩》 ，《詩》 然後《春秋》作」。「仲尼不有天下」，又屢以帝王周公與孔子并論。是孔子受命制作，有不得不改之苦衷。若夫尊君親上，别有明條，并非欲後人學其受命制作。何嫌何疑，必欲將孔子説爲一迂拘老儒乎？孔子教人行誼，文在别經。許止、趙盾猶蒙惡名，人臣無將，《春秋》名義，其所自處，自必别有精義；若以此説有乖臣道，則舜、禹、湯、武爲帝王垂法，豈學舜、禹者務求禪讓，法湯、武者耑力犯上乎？孔子之志與舜、禹、湯、武同符，學之者但當自審取處耳。
初以《王制》説《春秋》，於其中分二伯、八伯、卒正、監大夫，同學大譁，以爲怪誕；師友教戒，不一而足。予舉二伯、方伯，《穀》、《公》傳有明文。或乃以爲《穀》言「二伯」，但可言「二伯」；《公》言「方伯」，但可言「方伯」。積久説成，乃不見其可怪。近日講《詩》、《易》，亦群以爲言，不知實有所見，不如此萬不可通。苟如此，則證據確鑿，形神皆合。因復揅治《詩説》，改名「齊學」，自託於一家。然大統之説，《齊詩》甚多，非積十數年精力，盡祛群疑，各標精要，不能息衆謗而杜群疑。昌黎爲文，猶不顧非笑，何况千年絶學，敢徇世俗之情？又初得一説，不免圭角嶙峋，久之融化鋒鍔，漸歸平易，使能卒業，如三傳則安置平地，任人環攻。世俗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自審十年以後，必能如三傳之化險爲夷，藏鋒斂刃，相與雍容揖讓，以共樂其成，敢因人言而自沮乎？
盧、鄭之學，專以《周禮》爲主，因《王制》與之相迕，故盧以爲博士所造，鄭以爲夏、殷禮。學者不知爲仇口之言，深信其説，入於骨髓。竊以治經所以求實用，説苟違經，則雖古書亦不可用；若與經合，則近人新説亦可珍貴。鄭君斥《王制》爲古制，本爲祖《周禮》以駁異己，乃其《周禮注》因外内封國，本經缺略，則又取《王制》以補其説。且《左》、《國》、《孟》、《荀》以周人言周制，莫不同于《王制》，與《周禮》迕。北宫錡問周制，孟子答與《王制》同，何得以爲夏、殷制？蓋畿内封國，二書各舉一端，孟子則舉上中卿、上中大夫、上中士，《王制》則專指下卿、下大夫、下士，互文相起，其義乃合， 《王制圖表》中，立表已明。 使二書同文，反失其精妙。説者乃謂《王制》誤鈔《孟子》。此等妄説，流轉已久，雖高明亦頗惑之。此經説所以不明也。且鄭因《王制》偶異《周禮》，新義環生，不知二制不同，亦如《孟子》、《王制》彼此缺文，以互見相起。《周禮》非用《王制》則大綱必多缺略。今以骨肉至親視等仇讐，此東漢以下所以無通才。予之所以不敢苟同昔賢者，正以二書合通之妙。兄弟夫婦，形體相連，不可同室操戈也。
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徇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陳氏父子《詩》、《書》遺説，雖未經排纂，頗傷繁冗，然獨取今文，力追西漢，魏晉以來，無此識力。邵氏《禮經通論》以經本爲全，石破天驚，理至平易，超前絶後，爲二千年未有之奇書。考東漢以來，惟經殘秦火一説，爲庠序洪水猛獸，遺害無窮。劉歆移書 注 ，但請立三事，廣異聞，未嘗倡言六經爲秦火燒殘。古文家報復博士，乃臆造博士六經不全之説。 詳《古學考》。 妄補篇章，虚擬序目，種種流毒，原是而起。且自經殘之説行，學人追憾秦火，視諸經皆爲斷簡殘篇，常有意外得觀全文之想。其視經文已在可增可減、可亡可存之例。故東漢以下，遂無專心致志推究遺經之人。蓋殘經既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安知可信者，不適在亡篇内乎？故「經殘」一説，爲儒門第一魔障。余因邵説，乃持諸經皆全，亦備爲孔修。故授初學一經，必首飭之曰：經皆全文，責無旁貸。先求經爲全文之所以然，力反殘佚俗説，然後專心致志，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專一之餘，鬼神相告。故學者必持全經之説，心思一專，靈境忽闢，大義微言，乃可徐引。故予以邵書爲超前絶後，爲東漢下暗室明燈。 鄭以饗禮爲亡，不知「饗」即本經之「鄉飲酒禮」。别有《饗禮補釋》二卷。
初刻《今古學考》，説者謂爲以經解經之專書。天下名流因本許、何，翕無異議。再撰《古學考》，外間不知心苦，以爲詭激求名。嘗有人持書數千言，力詆改作之非，並要挾改削，似真有實見，堅不可破者。乃杯酒之間，頓釋前疑，改從新法，非《莊子》所謂是非無定者乎？蓋馬、鄭以孤陋不通之説，獨行二千年；描聲繪影之徒，種種夢囈，如塗塗附。自揣所陳，至爲明通，然我所據，彼方持以自助，何能頓化？彼既入迷已深，化虚成實，舉國皆狂，反以不狂爲狂。然就予所見，海内通人，未嘗相迕。蓋其先飲迷藥，各人所中經絡不同，就彼所持，一爲點化，皆反戈相向。歷考各人受病之方，投之解藥，罔不立蘇 注 。但其積年魔障，偶爾神光，何能竟絶根株。一暴十寒，群邪復聚，所持愈堅。又或如昌黎《原毁》，争意見不論是非，聚蚊成雷，先入固閉，自樂真迷，願以終老。當此之時，亦惟啜糟自裸，和光同塵。蓋彼既無求化之心，不能與之莊語。萬物 注 浮沉，各有品格，並育並行，何有定解哉！
未修《春秋》，今所傳者，惟《公羊》「星隕不及地尺而復」一條，及《左傳》「不書」數條。學者皆欲搜考未修底本，以見筆削精意。文不概見，莫不惋惜。即今日而論，可得大例，足以全見未修之文。蓋孔子未生以前，中國政教與今西人相同，西人梯山航海入中國，以求聖教，即《中庸》「施及蠻貊」之事。聖經中國服習久，成爲故事，但西人法六經，即爲得師，故不必再生孔子。中國當春秋之時，無所取法，天故特生孔子，垂經立教，由中國及海外，由春秋推百世，一定之例也。西人儀文節略，上下等威，無甚差别，與中國春秋之時大致相同。孔子乃設爲等威，決 注 嫌疑，别同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由孔子特創之教，故《春秋》貴賤等差斤斤致意也。《論語》旅泰山、舞佾、歌雍、塞門、反坫，上下通行，孔子嚴爲決别，故譏之以起義。當日通行，并不以爲僭，亦如西人以天爲父，人人拜天，自命爲天子；經教則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稱天子。西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謀反、叛逆爲公罪；父子不相顧，父子相歐，其罪惟均；貴女賤男，婚姻自行擇配；父子兄弟如路人；姓氏無别，尊祖敬宗，缺焉無聞。故孔子特建綱紀，撥亂世而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謂此耳。
附《致箌室主人書》
黄鎔 胡翼等公擬
頃讀《亞東報》第十八號《今古學辨義》，獻可替否詳哉！其言之矣，于井研之學，可謂入之深而得其肯要，諫友有功，庶得終其名譽。竊四益先生養晦閉藏，潛心撰述。海内言學者家有其書，東南學人私相祖述，著書立説，天下震驚，風氣遂爲之一變。聲應氣求，無間遠邇。某等居同鄉里，摳衣有年，甘苦之嘗，知之頗悉。四益今古學叢書之刻，皆宗旨流别之書，折中衆言，求正天下，所有全部正經注説，皆未刊行。十年以内，海内通人間有異議，率皆語焉不詳，或秘不相示，求如足下之推究隱微，窮其正變，不出于阿好，不流于吹求，著論刊報，正告天下而不可得。大著刊布，誠四益十年以内所日夜禱祝企望者，精勤虚受之苦心，固足下所深諒者也。惟足下所見之書，皆十年以前舊説。當時如三《傳》、《書》、《禮》雖有成書，自以所論未盡愜。去年秋間有《百種書目解題》之作，專以帝王分類，所有漢師今、古名目，悉删除不用，誠足下所謂大變者。謹送呈一册，伏乞登報，以釋群疑，更約集同人細心推究經、傳微旨，不厭吹求。倘能再究此册，推見至隱，刊報傳知，使得據以改正，歸諸完善，不惟四益之所心感，亦吾黨之所禱祝以求者也。大作所陳諸條，或已經改正，或因辭害義，或傳聞悠謬，或流衍失真，既經改作，其是非姑不足論。竊以當今海内老師宿儒相聚而談四益者，皆以防流弊爲説。輕躁之士發憤著書，每多非常可駭之論，託名衛道者以此歸罪于四益，大著亦以爲言，雖四益虚受改易，某等實不能無疑。竊以心術、學問古分兩途：正人端士使爲今學，正也；古學，亦正也。僉人宵小使爲今學，邪也；古學，亦邪也。以流弊言之，堯、舜，聖人也，子之、操、懿以師其禪讓而敗；周公，聖人也，王莽、明成祖之篡逆，不能以爲周公過。六經聖人之大法，所謂曲學阿世、詩書發冢者，豈能以爲孔子咎？《四益館經學叢書》未刊之先，非堯舜、薄湯武者代不乏人，甚至即孔子亦攻之。帝王之鑄兵，本以弭亂，而操刀行劫，報仇殺人，不能因而去兵。推之飲食男女，亦無不皆有流弊，不能因防弊而廢之也。天下事，利所在，即弊之所在。六藝之作，本爲端人志士立其課程，使有遵守，《老子》所謂非人勿傳者，乃爲真切。如但以宗旨論，即宋人以理學標目託名，其中奸邪小人，非聖無法，貪黷背謬，無所不有。江海之水，蛟龍居之而爲蛟龍，鯨鯢居之而爲鯨鯢，魚鼈居之而爲魚鼈，在人之自取，非水之過也。輕躁狂謬，本于性生，每緣經説以便其私利，因遂假之以立幟；不見此書，亦必别造非聖無法之言以自恣。故説經之書，但當問與經義忤合如何，流弊有無，初非所計。何則？考魯、齊傳經有微言、大義二派：微言者，言孔子制作之宗旨，所謂素王制作諸説是也；大義者，群經之典章制度、倫常教化是也。自西漢以後，微言之説遂絶，二千年以來，專言大義。微言一失，大義亦不能自存。六經道喪，聖道掩蔽，至今日統中外、貴賤、智愚、老少、婦女人人心意中之孔子，非三家村之學究，即賣驢之博士。故宋元流弊，動自謂爲聖人，信心蔑古，此不傳微言之害，彰明較著，有心人所傷痛者也。嗟乎！人才猥瑣，受侮强鄰，《詩》、《書》無靈，乃約爲保教，以求倖于一日。四益心憂之，乃汲汲收殘拾缺，繼絶扶危，以復西漢之舊。合中國學術而論，以孔子爲尊，必先審定孔子規模光燄，宫牆美富，迥出迂腐學究萬萬之外，俾庠序之士，心摹力追，以求有用之學，庶幾聖道王猷，略得班管。
孔子，正鵠也；儒生，學射之人也。微言之學，所以指明正鵠之所在，示以搆索之方者也。四益今日不當言，則秦漢先師不當傳，舉凡《論》、《孟》諸傳記，所有微言之説，皆當删而去之然後可。秦、漢人人言之不嫌多，則四益一人言之正嫌其少。西漢通微言者，人無異辭，當時士氣較今何如？學人必欲貶下孔子以自便。不知學究之事，人能爲之，此庠序所以多攘奪之風也。在今之立異説者，未嘗不知微言爲聖門正傳，四益之説因而非創，與今相合，於古有徵，特不喜千年絶學恢復之功出于一人，求其説而不得，則創爲防流弊以阻之。至于以辭害意者，如四益之説六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皆爲俟後聖，惟孔子爲大一統立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爲經説，孔子小大、人天乃臻大成。閱者不察，以爲帝王皆史書已往成蹟，孔子揑造事實，其論春秋之世，禮教未行，據諸侯納子妻、娶同姓以及無行三年喪之事。大著所採六朝以下狂亂之人事，迥非其比，何足以相難？且大著所引，多采之旁人，郢書燕説，變本加厲，以遂讐仇之口。四益謂孔子翻經，擇善成美，即述即作。《左傳》之政典，無一與《周禮》同，《毛詩》之序例，皆緣《周禮》而作。此中别有考證，非如大著所云。踵其説者，以孔子事亦後人所造，則就廖氏之説誤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事，非孟、荀、漢儒所作，孟、荀、漢儒書非劉歆所造耶？並引鄧析之事以爲説，言近游戲，非著書之體。苟不循本末，機鋒相勝，則不惟四益之言不能推上而孟、荀、董、賈，再上而孔子之六經，亦有議删議改、疑之非之者矣。學人著書立説，原欲與端人樸學商酌得失，若果有此遷謬顛倒不識體要之議論，斯人也，何足以商量六經之宗旨，斟酌百代之學術乎！又四益據《論語讖》「孔子卒，弟子子夏六十人纂孔子微言以事素王」，以《論語》皆微言，爲六經之樞鑰，制作之條例，非教人行習之書。又孔子爲古今至聖，生民未有，所云「受命」、「天生」、「從周」、「從先進」，一切非常可駭之論，惟聖人乃可以言之。至于言行之書有《容經》、《儀禮》，政治之書有《春秋》、《尚書》，不可專於《論語》中求之。昔漢高祖見始皇車乘曰：「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曰：「彼可取而代也。」天生霸王，乃可以作此語。孔子生民未有，所言「天生」、「制作」，雖顔、曾、思、孟之流，皆不敢引以自況，何況餘子乎！宋以後解《論語》者皆作學究語，今人習聞其説，與四益之説《論語》行事不合，不知此聖人自述微言，萬不許人趨步者也。亦如漢高、項羽之事，學之則爲亂臣，首領不保。昔朱子作《近思録》，首卷采周子太極性命之説，或以玄遠爲疑。朱子示學者讀《近思録》，亦云自二卷起，然必先以首卷性命之説示所依歸。學者於四益各書亦當知此意，致力大義，歸總微言，不必以他端疑四益也。粗呈所見，求證高明，儻賜誨言，不勝企盼。
《孟子》「故仲尼不有天下」，使孔子爲真王，則必不能師表萬世。蓋禹、湯、文、武、周公真王也，不惟典則爲後人所羼改，三代以上，中國初闢，狉狉榛榛，古説俱在。使爲真王，必因時立制，宜於一時，必見鄙於後世，以爲簡陋，不足垂法文明。唯非真王，以言立教，乃可就地球中原始要終、盡美盡善之政事，皆得筆之於書，中外再千萬年進步，踵事增華，皆不能盡其量。此經之所以爲經，後人乃以史學讀之，宜不知聖人神化也。
此編與世俗所論，貌同心異，猶武夫之於番與，虎賁之於中郎，識者細考，當自得之。或乃深惡此編，以爲相似，嗚呼！因苗而惡莠可，若因莠而惡苗，則傎甚。夫物必有偶，且僞必亂真，堯、舜揖讓，湯、武征誅，若不審真僞，不辨微芒，概因其似而絶之，是彼反得有所藉口，以爲堯、舜、湯、武、周公、孔子且以似見絶，真美惡不嫌同辭，貴賤不嫌同號，何是非之足論乎？
自中外通商，時務日棘，無論窮達，束手無策。近來高明之士喜談洋務，無所依歸，甚至用夷變夏。學與不學，其害相同，非得聖經賢傳以爲宗旨，雖東西學堂林立，無濟時用。不知今日外務部於四科爲言語，精純者爲《左》、《國》，詭隨則爲長短、蘇張之學，談何容易？凡中外語言、文字、故事、典章、人才、經制，當時君相智愚好惡與夫强弱衆寡，未發之機函，隱秘之言事，無不洞達，方足爲使才，不辱君命。故聖門特建一科，以儲奇才異能通使絶國之士。《論語》屢言辭命專對，宋元以後此學中絶，學人深惡醜詆，一臨外侮，所以上下交困，此學術不明，所以貽誤國家。如子貢出使，亡吴霸越，弱齊存魯，説者用墨家説，以爲孔門之羞，絶無其事。使今有子貢其人者，不費一兵，不折一矢，輕車就道，坐困强鄰，扶持中國，與帖括之士高談性命，其得失爲何如？乃群相鄙棄事功，以明心見性之學推之孔子，《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有志匡時者，可以自悟矣。 明末，達州李研齋《天問閣集》譏當時心學以死貽君父憂，蓋有見之言。
學顔、柳者皆從肥瘦圭角入手。夫肥瘦圭角乃近來翻帖之惡趣，顔、柳精華本在平正通達，不先學肥瘦圭角，不能入手。臨摹之士皆由偏勝以求其精華。聖學如天，無可蹤跡，諸子各有聖人之一體，皆不能無弊，其偏勝正其獨到之處。必先詳其偏勝，而後能得其獨到，博考諸家以會其歸。若先挾教而後學之見，高談平正，驟語精微，必終身無入門之日。人皆明於學字而昧於學聖，方始問途，遂防流弊，所以空疏謭陋，竟成無用之學。
東南談時務者多放言高論，甚至倡言廢經。當世主持大教者，惡其離畔，託之防弊，乃推舉宋儒。帖括之毒深矣，積習重如泰山，今方知改，尚未損其毫毛，又復標舉舊學以桎梏天下。不知墨子宗旨，首重擇務；重典輕典，因乎國势；畸武畸文，關乎世變。宗社之危，甚於累卵，即使家程、朱而人游、楊，何濟國事？亂世重功名而略行檢，自古英雄濟時變必須偉略奇士，腐儒不足以論國計、救危亡也。
談時務者誦法泰西，苦於中國無書可讀，失所依歸，浸淫倒戈，勢所必至。吾師恢張皇帝之學，標《周禮》以括政典。宗言語以示權謀，瀛海之外，早在聖人覆幬之中，新而不至叛歸摩西，舊而不至墮落禪寂。蓋全球治法，自强禦侮，與夫所以交鄰化外之道，不必外求，而經傳早已預定。於新舊之間，兼收其益，兩祛其弊，其要則在於知聖。如以帖括之學爲真聖學，則聰明材力，皆錮蔽於空疏謭陋之八比。甘旨具列，不食不知其美也。
語云：「矯枉者必過其正。」非過正則枉不能矯，寒必用薑、附，温必用硝、黄。諸子以擇務救病爲宗旨，非偏激不能自成門户，觀其會通，辛苦無異於甘平。聖人不可學，學聖者必自諸子始，不必以偏執爲嫌。蓋諸子皆宗法孔子，言不一端，即《論語》亦多救病之語，墨之「兼愛」，即伊尹之「任」，楊之「爲我」，即伯夷之「清」，皆非時中，原屬平等。若必吹求，不唯諸子，即孟子亦有所不免，談楊、墨正如扶醉人，左右皆失。惡「兼愛」之「無父」，勢必偏於「爲我」，則又「無君」。疾「爲我」之「無君」，勢必偏於「兼愛」，則又「無父」。二者相妨，無中立之地。「時中」既不能學，則將何術以自存？諸子既自標學派，豈不知擇務從事？熱因寒投，凉以濟暍。自晚近貶駁諸子，人才日以困墜，舉天下聰明材智群消耗於空疏謭陋之一途，於宗社之危亡漫不加察。故必先知諸子爲四科之一體，而後人才可興也。昔張皋文談《易》，阮文達以座師投贄爲弟子，儒林以爲美談。文達屈尊服善，誠不易得，無如皋文《易》學實爲粗淺，未探本原，即以「旁通」一門言，每卦有通有不通，又有多有少，其視四益旁通三卦，出於自然者，豈不高出百倍？貴耳賤目，人情類然，何足異哉！
西人報館以開民智爲主，此册意在於開士智。國家之强由於人才，人才之成由於學識。欲增長才識，非平心静氣，推求古書，師法聖賢，不能有得。若不立圭角，則亦不能發揚蹈厲，共相興起。有人則無論法之變否，無人則雖改法亦無效。涕泣以告，被髮往救，不必高談性命，自詡衛道之勤。
中行不多，次求狂獧。既立門户，創宗旨，皆不能無流弊。欲無流弊，惟有鄉愿，然其外貌雖無可舉刺，桎梏聰明，陷溺人心，爲害乃最毒，故孔、孟皆深惡而屏絶之，近來談義理者困於帖括，講音訓者溺於章句，二者之中皆無人才。談論家好持月旦，於各門學問皆指斥其一二弊端，以爲非法，詢其安身立命之處，則仍舊學窩臼，專己守殘，惡出其上，是視天下陷溺而無以動其心，但欲以半日静坐如泥塑人定其程式，嗚呼過矣！
讀書學古以擴充學識，然須平心定氣，以意逆志。須知讀書是師古人，非古人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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