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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价值的实现
二、自我及其超越
三、自我实现与创造力
四、对被否定自我的抗拒
五、动机与超越性动机
六、高峰体验（一）
七、高峰体验（二）
八、实现共享的目的
一、自我价值的实现
当我们在为“自我身份”寻求各种定义之时，必须切记，这些定义与概念并非早已潜藏于某些隐蔽之处，正耐心地等着我们去发现。其实这些定义只有一部分是由我们发掘的，还有一部分则有赖于我们的创造。例如，自我身份。当然，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先把握这个语词原已含有的各种意义。我们应明白，由于不同的作者将这一词语用于不同的资料，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运作效果。我们理应找出各种不同的运作，以便了解各个作者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意义究竟何在？对于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诸如心理治疗医师、社会学者、自我心理学者、儿童心理学者，这一词语均各有不同的指意。不过，即使在这些专家学者眼中，这一词语仍具有某种意义上的雷同或重叠之处。（或许这种雷同性便是今日所谓“自我身份”的“指意”吧！）
此外，我还要提出另外一种有关运用这一词语的报告，即在高峰体验中，“自我身份”具有许多种真实的、明显的、可用的指意。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唯有这些才是自我身份的真正指意。我们只不过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而已。因为我觉得享有高峰体验的人最能认识自己的身份，最接近真正的自我，最具个人的独特性；而这似乎正是纯粹且不受污染之资料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让人为的发明缩至最小限度，而让自然的显露发挥至极限。
读者必会明显地发现，以下所列之“条目分明”的各个特点，其实并非完全各自独立，而是在多方面彼此参与、相互涵盖；亦即以不同的方式说明同一件事情，其隐喻的意义并无不同。对“全面分析”理论（与原子论的、归纳性的、分析理论形成对比）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在《动机与人格》第三章所做的说明。此处我也将使用全面分析的方式来描述所谓的“自我身份”。我不会将其分解为许多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排斥的构成因素，而会不断地将之把玩于手中，并再三视其各个面貌，就好像一位艺术欣赏的行家在观赏一幅佳作一样，有时从作品（整体的）某一个组构层面来欣赏，有时又从另一个组构面来观看。以下所讨论的每一个“面貌”，都可视为其他每一个“面貌”的部分说明。
享有高峰体验的每个人，都感觉自己比任何其他时候更具有整合性（统一性、整体性、一贯性）。（对旁观者而言）他在（以下我们所描述的）各方面，也显得比较具有整合性，亦即人格比较不分裂或分化，比较不会跟自己过不去，比较安于自我，比较专心一致，比较能够将彼此功能运作良好的各部分予以和谐而有效地组织，比较能与人合作，个人内心的冲突也比较少……有关整合性的其他各个面貌，以及其所依据的条件将留在下面来讨论。
当一个人能比较单纯地把握住自我之后，便也能与世界相互交融，并与形式上的非我互相融合。比如说，恋爱中的情侣互相结合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单独的个人，因此这种“你——我”相融的一元论更显示出了可能性。创作者在创作之时逐渐融入创作作品之中；母亲感觉自己的孩子就像自己一样；艺术观赏者在欣赏之余就化身为音乐，为绘画，为舞蹈；天文学家夜观天象之际，神游太空，与星辰同游（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凭借着天文望远镜的管孔，穿透广袤混沌的太空，窥见另一个独立的个体）。
这就是说，自我身份（独立自主、自我个性）的最大成就，其本身同时就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一种对自我的不断扬弃与逾越。因此，这样的人会变得相当地无我。
享有高峰体验的人，通常都感觉到自己正处于力量的高峰，自己的一切力量均获妥善运用并发挥到极致。用罗杰斯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感觉自己“完全发挥功能”。他感觉自己比任何时刻都更聪明，更具感知力、更机智、更坚强，也更温文尔雅。他正处于生命的巅峰，比平常更尽其材，是精神最焕发之际，这种情形并不只是个人主观的感受，而是旁观者有目共睹的实情。他不再白费力气去跟自己过不去或压抑自我，也不再任意浪费体力。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把自己一部分的能力用于行动，而另一部分用来约束管制同样的能力。在高峰体验时，却毫无浪费，并把所有的能力都用以付诸行动。因此，他就像滔滔江河一往无阻般汹涌向前。
当一个人处于生命的巅峰，在能完全发挥其功能时，有一个细微而不显著的差别现象，便是他能轻松自在、毫不费力地发挥功能，平常在紧张、挣扎之中需要努力奋斗的事情，现在做起来却不费吹灰之力，不需要拼命苦干就能“自然天成”。通常随着祥和、从容、毫不费力便能完全发挥功能之后，伴随而至的是温文尔雅的感觉与神态，因此遂使万事皆能“相互契合”、“环环相扣”，并“齿轮相接”。
因此，我们看到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沉着冷静的坚定与正直，好像他们十分确知自己正在做些什么，并能专心致志全力以赴，毫无怀疑、犹豫、三心二意或退却。因此能够朝向目标全力以赴，而不是随意浏览、不痛不痒地吹飘而过。伟大的运动员、艺术家、创作者、领导人物与行政人员，在他们全力以赴发挥功能之时，均表现出这种行为的特质。
比起前面所述及有关自我身份的概念，这点似乎较不明显，不过我认为应该予以归纳为“能实现真正自我”的特殊现象之一。因为其所具有的外在化与普遍性已足以作为探寻的对象。我认为这种境界正是自我身份所能达到的存在价值之一，这点也是相当必要的。
享有高峰体验的人，都感觉自己比任何其他时刻更敢于负责、更活跃进取、更能成为自己一切活动及感知的创造中心。他更感觉到自己就像是原始的推动者，更能自我决定一切（而不是受因果控制、受决定的、无助的、依赖的、消极的、软弱的，或受制于上司的）。他更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老板，能够负全责，能完全运用自己的意愿，比任何时候都更拥有“自由意志”，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操纵者。
对旁观者而言，他看起来亦是如此。例如他变得比较果决，显得更为坚强，更一心一意，面对逆境更能嗤之以鼻并起而克服之，更有坚定的自信，更能给人以百折不挠的印象。就好像他现在无论决定做任何事情，都毫不怀疑事情的价值与自己的能力。因此对旁人而言，他看起来更值得信赖，更可以托付、依靠，且是最佳的信托人选。通常在心理治疗、成长、教育与婚姻之中，均可能辨认出这种勇于负责的伟大片刻。
现在他享有最大的自由，不再受制于心理障碍、内心压抑、忧心、恐惧、怀疑、拘束；不再有所隐藏或保留，更不必受制于自我批判与受挫感。这些都只是价值感、自我接受感、自尊自爱感的负面，而此种自由自在的现象同时具有主观性，并且可以进一步从这两方面来予以描述。当然这也只是前述所列以及下面所将列的各种特征中的一个不同面貌而已。
也许我们所受制的各种现象是可以检验的，因为客观而言，这些都是齿唇相斗徒劳体力，而非手足互助。
他因此更能率性而行，更具表达力，行为也更天真淳朴（譬如诚实、纯真、真诚、耿直、无邪、天真烂漫、无所矫饰、毫无心机、毫无防范），比较合乎自然本性（单纯、自在、无所犹豫、淳朴真诚、不矫揉造作、直接，并且在某种意义下是原始的），行为比较不受控制，且能自然洋溢于外（自动自发、任性冲动、反应直爽、本能的、不受拘束、无自我意识、无所思虑、不自觉）。
他更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创造力”。他的认知与行为均是发自最强大的自信心，并且一无所惧。因此他能够以毫无干预的、道家的方式，或是以完美型心理学者所描述的具有弹性的方式来形塑自己，并且能够以深入内在、满心投入的方式或要求（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意识的方式）来处理一切有问题或无问题的处境。换言之，就是按照任务的内在本身或责任（如弗兰克所言）或游戏来处理。因此其认知与行为常是随兴而发、超越时间性、随兴自创，而且有所期待的。它常是新颖而新鲜的，不是口号式的，不是受指导的，不是例行惯性的。并且它亦不是预先准备好设计过、计划过的，不是预先想过，预先排练过，或预先思考过的。甚至只要是含有先在的时间性与某种预先计划之意的字眼，便不适用于它。因此，它是相当不易寻得的，不是欲求可得的，也不是需求的对象。它不具有目的性，不是奋斗争取的对象；它不是受动机所引发的，也不是被驱迫的。它是突然兴起的，是全然新创的，而不是由于先前时间所衍生的。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另一种语词方式来予以说明，比如说已达到独一无二、个别独立、独具特性的极致。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大体上都彼此互有差异，那么，在高峰体验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彻底不同的。如果说在某些方面（比如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可以彼此互换，那么，在高峰体验中的个人则不再扮演任何角色，因此便无法互换。不管他们原本如何，不管“独一自我”原意何指，他们在高峰体验中所体会到的都更甚于此。
在高峰体验中，个人的个性表现最突出。在许多方面都最能脱离过去与未来的束缚，一切均昭然若揭地显现于经验之中。例如，此刻他一定比任何时候都听得清楚，因为他现在最不受习惯束缚、最无所期待，并且由于根据过去的情况（已非今日之情境）而设定的各种预期，或是根据他对未来之计划（这表示只把目前当作迈向未来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所抱持之希望或牵挂，均不再污染心灵，因此他能够全面地倾听。正由于无所欲求，因此他不再需要用恐惧、仇恨或希望来标示自己。
此人更纯粹处于心灵的层次，而不再只是按照世界的规律准则活在世上。这也就是说，他更能按内在心灵的法则来决定一切，而不再受制于与之有异的非心灵实体。这点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然而事实却不然；而且即使如此，我们亦应因其具有某种特殊意义，而予以接纳。唯有让自我的存在与别人的存在能够同时自由展现，我们才可能对别人做存在的认知。自尊自爱并尊爱别人，每一个人才能彼此互相宽容、互相支持，并互相给予力量。由于无所需求，我才能最适切地把握住非我，也就是说，让非我成其所是，任其而行，并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法则生存，而不是要他模仿。正如同，唯有当我从非我中解放出来，拒绝非我对我的控制、拒绝按照非我的法则生存，并且坚持按照内在于我的法则与规律生存时，我才能成为真正的我自己。若这一切均得以实现，结果一定是内在的心灵（我）与外在的心灵（别人）不再彼此截然互异，因此实质上当然也就不是彼此敌对的了。结果两种律则体系都深富意义，且能够相互整合、彼此相融。
帮助读者了解这堆令人迷惑的字眼，有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那就是处于两人间的存在之爱的关系。当然，在高峰体验中的任何其他典型，亦可通告以说明这一切。不过很明显的是，就理想的言论层次（我所谓之存在领域）而言，所有的这些字眼，像自由、独立、把握、无为、信赖、意志、依靠、实体、别人、独立自立等，都具有十分复杂、丰富的含义。这些含义正是在日常生活、缺陷、希望、需求、自卫，在对立二分两极、与分裂等这些缺陷领域中的一切所匮乏的。
重点放在无须奋斗、无所需求的特征点上，并以之作为目前研究的中心焦点，可以说具有某种学理上的优势。就以上所描述的各方面而言，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之下，高峰体验中的每个人都是不受动机驱使的人（是不受驱迫的）————此点尤以缺陷需求的角度来看更甚。在此相同的讲座范围中，我们把最高等的、最真诚的自我身份描述为非驱迫性、非需求性、非愿望性，亦具有同样的意义。也就是说自我已然超越了日常繁杂的需求与驱迫。他正是其所是，已然达于欢悦之境，因而暂时不再以追寻欢悦为目的。
我们在说明自我实现时，亦曾描述过这类情形。此时的一切均出于自动自发、自然流溢、驾轻就熟、无所目的。此刻他能够完整地行动，不是为了均衡作用，或为了减少需求而行动。他的行动不是为了逃避痛苦、不悦、死亡，不是为了未来更进一步的目标，也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而是为了其本身。他的行为与经验已然成为在己之物，具有本身的价值，是目的性的行为、目的性的经验，而不是工具性的行为或工具性的经验。
达到此一层次的人，我称为有若神明，因为大部分的神明都被认为没有需求或欲望，没有缺陷与匮乏，处在万物之中而自得其所。此种“至高”、“至善”的神明，其特征与行动皆衍生自其无所欲求。我发现这一衍生现象极具激发性，它使我明白了人无欲无求时发生之种种行为。例如，对于有关“肖似神明的幽默与愉悦”的理论、有关无聊的理论、有关创造性的理论等等，正如人在胚胎期一无所求时一样。
表述高峰体验的语汇，常显得充满诗意、神秘与幻想，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把这种存在境界表达得适切似的。事实上，自我身份的理论本身就暗示着，愈是真正的人，就愈像诗人、艺术家、音乐家……
高峰体验可以被理解为李维所谓的“行为的圆满”，或完形心理学派所谓的终止，或雷奇所提出的完全高潮；亦可将之理解为全然的解放、净化、极点、高峰、极致、淘空或完结。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诸如对完成的问题的执着、被割去部分的乳房或列腺、通便不顺畅、哭不完的哀伤、节食中的半饥半饱、永远清理不干净的厨房、久未练习的运动员、扶不正墙上的歪斜画像、不得不吞下的愚蠢、缺陷或不平等等。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任何一位读者从现象上就应该可以了解到完满是多么重要，以及为什么这一观点极有助于加强对无须奋斗、整合、放松以及前所述及之一切情形的理解。我们在此一世界中所见到的完整就是圆满、正义与美丽，而不是工具。由于人们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同形质的，并且是相互交关的（彼此互为因果），因此我们便触及了良好的个人与良好的世界是如何彼此造就的问题了。
自我的实现这点对自我的身份有何意义呢？也许真正的人本身就是完整的，或者就某种意义而言是终结的。他必定也偶尔体会过自己的终极目的、完整或圆满，他必然也在周遭的世界中体会过这些。但可以说唯有享有高峰体验的人才能成就完全的自我身份，而缺少高峰体验的人则常处于不完整、有缺陷、需斗争、常欠缺的境地。他生活于工具之中，而非目的之中。如果说高峰体验与真正人格之间不完全彼此相关，但至少可以确定其间的关系是积极的。
我们所谈到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紧张，以及对完整的执着，这些情形似乎的确不仅不能与纯净、和平和心理健康的情况相匹敌，甚至亦不能与身体完好的情况相比。这里，我们还有另一种令人扑朔迷离的情形，即许多人都在有关高峰体验的报告中指出，在高峰体验中他们似乎就好像亲临了（美丽的）死亡之境，生命之强烈尖锐，似乎令人巴不得或渴望死于其中。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圆满完整或圆满的结束，就其隐喻性、神秘性或归本溯源而言，就是一种死亡。
我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欢悦之情就是一种存在的价值。我这样想的理由，前面已述及一些。不过其中最为重要的理由则是，在高峰体验的报告中，此种喜悦之情经常被提及，同时，在由外观研究高峰体验的人所提出的报告中亦显示，研究人员也能自外观察到此种愉悦。
此种存在之愉悦实在难以描述，因为语言的狭隘而不敷使用（正如我们无法用语言去描述个人“较深层次”的主观经验一样）。这种愉悦之情具有涵盖宇宙、肖似神明的特质，而且理所当然地超乎任何敌意之外。我们可以很顺口地称为快乐的欢笑、欢乐的洋溢或纯然的喜悦。它之所以带有满溢的特性，是其丰余、满盈而外溢的结果（但不是由于缺陷动机而造成的外溢）。它包容了人的卑微（软弱）和尊贵（强壮），且与之同喜同乐，并超越了“支配——附庸”的两极对峙。它就存在于这种意义之下。它有时是欢欣鼓舞，有时则是轻柔的安慰。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同时也守住了孩童的天真。
它是终极，是乌托邦，是心灵的善，是超越者，一如马古士与布朗在其书中所做的描述，我们亦可将之称为尼采的超人。
下列这些词汇，是它的一部分定义，与它的特质息息相关：从容的、不费力的、幸运的，超脱了压抑、限制与怀疑，是以存在之知为悦（而非以之取乐），超越了以自我为中心和以工具为中心的境界，并且超越于时空、历史与区域的限度之外。
最后，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整合者，本身就是美，是爱，是创造的智慧。因此，它是对立二分的破除者，是许多无法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人类处境的最佳解决之道。它教给我们一条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以之为悦。因此使我们同时存活于缺陷之途又存活于存在之境，就像塞万提斯一样，同时扮演着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两个角色。
处于高峰体验中，或经历过高峰体验的人，最特殊的一点就是感觉自己幸运、有福与恩宠满心。最平常的反应就是：“我真是承受不起啊！”高峰境界不是计划中的，也不是由于计划而得的，它是突如其来的，是不经意而得的。我们因此感到惊喜和出乎意料，这些反应其实十分平常。
其结果通常是充满感激之情，在宗教上的反应是感激神，其他的人则是感激命运、大自然、全人类，感怀过去，感激父母、世界，感激任何足以帮助他达到此奇妙境界的人与事。甚至对之崇拜敬礼、宣扬称谢，加以推崇、称颂赞扬，加以供奉，并且进而产生任何适合于宗教模式的行为反应。显然任何宗教心理学，无论超原或自然的，都应考虑到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形；同时任何有关宗教起源的自然主义的理论亦应注意这些。
此种感激之情常常会被表现为，或被导向为一种包容所有的人、包容一切爱；或是一种感觉宇宙为美、为善的感受；而最常见的，则是一种愿意为世界行善的冲动，一种想要回报的渴望。
最后，在能自我实现的、真正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谦卑与骄傲，在理论上亦可能是衔接得上的。幸运的人有时会惧怕幸运，恐惧的人、感恩的人亦是如此。他一定会问自己：“我配吗？”有这一思想的人消融了骄傲与谦卑之间的对立，用既感骄傲（某种特殊意义之下的）又感谦卑（某种意义下的）的态度，将两者之间的对立融合成一个既单纯又复杂且超乎寻常的统一体。（带有谦卑色彩的）骄傲并不是习惯或妄想症，带有（骄傲色彩的）谦卑也不是受虐狂。唯有骄傲与谦卑形成了对立局面，才会被称为病态。对存在的感激之情能使我们把主角与配角整合为同一个体。
我想再强调一下我前面所处理过的一个主要的奇异的问题（第二点），即使我们不太明白它的意义，但我们仍要面对它。这就是，自我身份所欲达到的目标（自我实现、独立自主、赋予个性，以及霍妮所谓之真实自我、真实性等），其本身似乎既是一个最终的目标，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目标，是转变的历程，是不断超越自我之途中的一个阶段。这就是说，其功能在于不断地扬弃自我。
二、自我及其超越
在这一节，我计划讨论的思想还处于雏形之中，还不能作为一种定论。我发现，对于我的学生，对于其他和我持同样看法的人，自我实现的观念几乎已变成类似罗夏墨迹那样的东西了。它常常能使我对利用它的人比对现实有更多的了解。现在我想做的是探索自我实现的某些性质，不是作为一种广泛的抽象概念，而是就自我实现过程的操作意义来看。自我实现就某时某刻的情况看意味着什么？例如，它在星期二下午四时意味着什么？
自我实现研究的发端。我对自我实现的调查不是作为研究工作设计的，也不是作为研究工作开始的。这些调查起初只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努力，他试图理解他所敬爱和崇拜的两位老师，他认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人。这是一种高智商的活动。我不能满足于他简单的崇拜，而是力求理解这两个人为什么如此与众不同。他们是本尼迪克特和韦特海默。在我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从西方来到纽约市以后，他们是我的老师，是最卓越的人。我的心理学训练完全不足以理解他们。似乎他们不仅仅是人，更是某种超人的存在。我自己的调查研究是作为一种前科学或非科学的活动开始的。我做了有关韦特海默的描述和杂记，也做了有关本尼迪克特的杂记。当我试着理解他们，思考有关他们的事，并在我的日记和记事中写下我的看法时，我忽然在一个奇妙的时刻认识到，从他们身上能够归纳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我是在谈论一种类型的人，而不是两个不可比较的个体。这件事使我极为兴奋。我试着观察这一典型能否在他处发现，后来我确实又在他处、在他人身上一一发现了。
就实验室研究————严格的、有控制研究的常规标准来看，这简直不能算是什么研究。我的归纳是从我对一定类型的人的选择中做出的。很明显，还需要有其他的裁判。尽管如此，一个人已选出也许是二三十位他非常喜爱或崇拜、认为十分卓越的人物，并试着描绘他们，还发现，他已能做出一种综合性说明————对于他们每一位都适合的典型说明。他们仅仅是来自西方文化的人，选出的人带有各种嵌入的倾向性。虽然这样的归纳并不可靠，但它仍然是唯一适用于关于自我实现者的界说，如我在最初讨论这一主题的期刊文章中说明过的那样。
我发表了我的研究结果以后，又出现了八条或十条印证路线支持我的发现，不是复制印证，而是从不同角度做出的研究。罗杰斯和他的学生的研究成果加起来成为对全部综合性的确证。布根塔提供了心理治疗方面的印证。某些使用LSD（一种麻醉药）的研究，某些对治疗效果（即有效治疗）的研究，某些测验结果————的确，我所知道的每一事实都构成了对印证的支持，虽然还不是复杂的支持。我个人对于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非常自信。我不能设想有任何研究能在这一典型中做出主要的改变，虽然我相信会有小的改变，我自己也做过某些小的改变。假如你对我从猴子或狗的研究中得出的论据提出疑问，你就是在怀疑我的资格或把我看成说谎者，我也就有权利反对你这样做。假如你怀疑我关于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发现，你可能是有理由的，因为你对于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并没有很深的了解，是他选出了一些人，并据以得出全部结论的。这些结论是处于前科学的范围中的，但结论陈述是以一种能够经受检验的形式提出的。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些结论是科学的。
我选择研究的对象是一些比较年长的人，他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的一大段历程，而且都很成功。我们不知道这些发现是否也适用于青年人。我们还不知道自我实现在其他文化中的意义如何，虽然在中国和印度自我实现方面的研究现在也在进行中。我们不知道这些新的研究将有什么发现，但有一件事情我确信无疑：如果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非常优秀而健康的人、坚强的人、有创造力的人、高尚的人、明智的人————实际上正是我选出的那种类型的人————那么你就会得出对人类的一种不同的看法。你是在问，人能长得多么高大？人能变成什么样子？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我也确信无疑————那可以说是“我的嗅觉告诉我的”。但对于这些问题，我能提出的反对的论据甚至更少。自我实现很难界说。更困难的是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超越自我实现？或者，假如你愿意，超越真实是什么？在所有这一类问题中，仅仅有诚实的态度是不够的。关于自我实现者我们还能有别的什么说法？
存在价值。自我实现者无一例外都是献身于一项身外的事业，某种他们自身以外的东西。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某项工作，某项他们非常珍视的事业————按旧的说法或宗教的说法即天命或天职。他们从事于命运以某种方式安排他们去做的事，他们做这件事也喜爱这件事，因此，工作与欢乐的分歧在他们身上已消失不见了。一个人献身于法律，另一个人献身于正义，又一个人献身于美或真理。所有这些人都以某种方式献身于寻求我称为“存在”价值的东西，那种固定的终极的价值，不能再还原到任何更终极的东西。这些价值大约有十四种，包括古人的真、善、美，还有圆满、单纯、全面等等。它们是存在本身的价值。
超越性需要和超越性病症。这些存在价值给自我实现的结论增添了一整套的复杂性。存在价值像需要一样起作用，我称为超越性需要。这一类需要的剥夺会酿成某些类型的病症，它们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说明而我称为超越性病症即灵魂病。例如，总是生活在说谎者中间而不信赖任何人所形成的病态。正如我们需要咨询专家帮助人解决因为某些需要未能满足而产生的简单问题一样，我们也需要寻求咨询师帮助治疗因为某些超越性需要未能满足而使灵魂产生的病。就某种可以说明和实证的方式说，人需要在美中而不是丑中生活，正如他肚子饿了需要食物或疲乏了需要休息一样。的确，我还要进一步说，存在价值就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意义，但许多人甚至不能认识到他们有这些超越性需要。咨询师的部分任务可能就在于使患者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这些需要，正如传统的心理分析家使患者意识到他们那些类似本能的基本需要一样。最终，某些专家或许会认为自己是哲学的或宗教的咨询师。
有些人试着帮助来咨询的人向自我实现的方向运动和成长。咨询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本质上是非常好的人，实际上他们往往是调皮鬼。我认为（纵然有时有各种行为证据），他们就第一流的意义说也是理想的。我认为，他们是在寻求价值，他们很想有什么东西作为献身的目标，作为热诚的追求，作为崇拜、景慕和热爱的对象。这些年轻人时刻都在进行选择，是前进还是后退，是离开还是趋向自我实现。那么，咨询师或超咨询师能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更充分地成为他们自己吗？
当一个人趋向自我实现时，他在做些什么呢？他在咬牙切齿地压榨他人吗？就实际的行为、步骤看，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我谈谈一个人趋向自我实现的八条途径。
第一，自我实现意味着充分地、活跃地、无我地体验生活，全神贯注，忘怀一切。在这一体验时刻，个人完完全全成为一个人。这就是自我实现的时刻。这就是自我在实现自身时的一刹那。作为个人，我们都偶尔体验过这样的时刻。作为咨询师，我们能帮助求诊者较经常地得到这样的体验。我们能鼓励他们全身心地专注于某一件事而忘记他们的伪装、拘谨和畏缩————彻底献身于这件事。从局外者角度，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在那些正在试图变成非常固执、世故和老练的青年人身上，我们能看到某些童年的天真已在他的身上恢复。当他们完全献身于某一时刻并充分体验着这一时刻时，他们的脸上能再现出天真无邪而又甜蜜的表情。代表这种体验的关键词是“无我”，而我们的青年人的毛病正出在太少无我而太多自我意愿和自我觉知。
第二，让我们把生活设想为一系列的选择过程，一次接着一次的选择。每次选择都有前进与倒退之分。可能有趋向防卫、趋向安全、趋向畏缩的运动，也可能有成长的选择。做出成长的选择而不是畏缩的选择就是趋向自我实现的运动，一天做出多少次这样的选择也就有多少次趋向自我实现的运动。自我实现是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它意味着每一次都要在说谎或诚实之间、在偷窃或不偷窃之间进行选择，意味着使每一次选择都成为成长选择。这就是趋向自我实现的运动。
第三，谈论自我实现的意思是说有一个自我要被实现出来，人不是一块白板，也不是一堆泥或代用黏土。人是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至少是一种软骨的结构。人至少是他的素质，他的生物化学平衡等等。这里有一个自我，我过去曾说过“要倾听内在冲动的呼唤”，意思就是要让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这特别适用于儿童和青年）不是倾听自己的呼声，而是倾听妈妈的、爸爸的教训，或教会的、长老的、权威的或传统的声音。
作为迈向自我实现的第一步，我有时建议我的学生，有人递给他们一杯酒并问他们味道如何时，他们应该试着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作答。首先，我建议他们不要看酒瓶上的商标，不要想从商标上得到任何暗示再考虑应该说好或不好。然后，我要他们闭上眼睛，“定一定神”。这时，他们就可以面向自身内部，避开外界的嘈杂干扰，用自己的舌头品一品酒味，并诉诸自己身内的“最高法庭”。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可以开始说“我喜欢它”或“我不喜欢它”。这和我们惯常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最近在一次宴会上，我偶尔看到一瓶酒上的商标，并向女主人说她确实选到了一瓶非常好的苏格兰酒。接着我赶紧闭上了口。我说了些什么啊？我并不知道苏格兰酒如何，我所知道的都是广告上说的，我根本不知道这瓶酒是好还是不好，可我们往往都会做这种愚蠢的事。拒绝做这种蠢事，是一个人实现自我的连续过程的一部分。
第四，当有怀疑时，要诚实地说出来而不要隐瞒。“有怀疑”这一短语在各种场合都能碰到。我们在此没有必要过多讨论有关交际手腕的问题。当我们有怀疑时，我们是不诚实的。因此，来咨询的人往往是不诚实的。他们在做戏，装模作样。他们并不是很容易就听从“要诚实”的劝告。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反躬自问意味着承担责任，诚实本身就是迈向自我实现的一大步。这种责任问题很少有人研究过。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没有这一问题的地位，谁能研究白鼠的责任呢？可是，在心理治疗中，这几乎是可以触摸到的一部分。在心理治疗中，你能看到它，感觉到它，能知道责任的分量。于是，对于责任是怎么一回事便有了清楚的理解，这是重要的步骤之一。每次承担责任就是一次自我的实现。
第五，我们迄今所说的都是不带自我意识的体验，是做出成长选择而不是畏惧选择，是倾听冲动的声音，是成为诚实的和承担责任的意向。所有这些都是迈向自我实现的步骤，都确保美好生活的选择。当每次选择时刻到来时能一一做好这些小事的人，将会发现这些经验合起来就能达到更好的选择，在素质上对他是正确的选择。他开始懂得他的命运是什么，谁将是他的妻子或她的丈夫，他一生的使命是什么。除非一个人敢于倾听真实的自我，时时刻刻都是如此，并镇静自若地说，“不，我不喜欢如此这般”，他就不可能为自己的一生做出聪明的抉择。
艺术世界在我看来已被一小群舆论操纵者和风尚制造者所把持，对于这些人我是有疑虑的。这是我个人的判断，但它对于这样的一些人似乎是十分公平的，因为他们自认为有资格说，“你们必须喜欢我所喜欢的，不然你们就是傻瓜。”人们应该学会倾听自己的志趣爱好。可多数人不是这样的。当站在画廊里看一幅令人费解的彩画时，你很少听见有人说，“这幅画很费解。”不久前在布兰代斯大学举行过一次舞会————一次怪诞的舞会，放电子音乐、录音带，人们做一些“超现实的”和“颓废派”的事情。灯亮了，人人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好。在这种场合，大多数人会说几句俏皮话而不是说“我要想想这种事”。说老实话，这意味着敢于与众不同，宁愿不受欢迎，成为不随和的人。假如不能告诉来咨询的人，要准备不受人欢迎，这样的咨询师最好马上关门。要有勇气而不要怕这怕那，这是同一件事的另一种说法。
第六，自我实现不是一种结局状态，而是在任何时刻、在任何程度上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例如，你是一个聪明的人，自我实现就是你通过学习变得更聪明，自我实现就是运用你的聪明才智。这并不是说要做一些遥不可及的事，而是说要实现一个人的可能性往往需要经历勤奋的、付出精力的准备阶段。自我实现可以是钢琴键盘上的手指锻炼，可以是努力做好你想要做的事。只想成为一个二流的医生的想法，绝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你应该要求自己成为第一流的，或要求你尽你自己的所能。
第七，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时刻。这是一些心醉神迷的时刻。你只能像刘易斯所说的那样“喜出望外”。但你能设置条件，使高峰体验更有可能出现，或者逆设条件以致会弄得它较少出现。破除一个错觉，摆脱一个虚假的想法，知道自己不善于做什么，知道自己的潜能不是什么————这些也是构成你实际上是什么的发现的一部分。
几乎每一个人都确实有过高峰体验，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有些人把这些小的神秘体验丢弃了。咨询师要帮助人们在这些微小入迷时刻到来时认识它们。然而，一个人的心灵怎么可能在外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指证————那里没有黑板————的情况下，看到另一个人的隐秘心灵，然后还要试着进行交流呢？我们不得不找出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我曾经试验过一种，在《宗教、价值和高峰体验》那本书的另一附录中以“狂喜的交流”为题做过说明。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交流对于教育、咨询，对于帮助成年人竭尽所能地充分发展，也许要比教师利用黑板书写，所进行的那种惯常的交流更为适合。假如我喜爱贝多芬，可以在倾听他的一曲四重奏中受到感动，而你却什么也听不出来，我如何能使你去倾听呢？乐声是存在的，这很明显，但我听到非常美的旋律，而你却无动于衷。你听到的仅仅是声音而已。我怎么能使你听出美来呢？这是教育中更重要的问题，比教你学ABC或在黑板上证明数学题或指点一只蛙的解剖更重要。后面提到的这一类事情对于两个人都是外部的；你有教鞭，两个人能同时看一个目的物。这种类型的教学比较容易；另一种教育要困难得多，但那是咨询师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超咨询。
第八，弄清一个人的底细，他是哪种人，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对于他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他正走向何处，以及他的使命是什么————向一个人展示他自己————这意味着心理病理被揭露。这意味着对防卫心理的识别，和识别后鼓起勇气放弃这种防卫的过程。这样做是痛苦的，因为防卫是针对某些不愉快的事竖立的，但放弃防卫是值得的。如果说心理分析文献没有教给我们任何有用的东西，但至少已使我们懂得压抑并非解决问题的上策。
让我说一说心理学文献中没有提到过的一种防卫机制，虽然这对于今天的某些青年人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防卫机制。这就是“去圣化”的防卫机制，也就是怀疑价值观念和拥有美德的可能性。他们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受骗了或受挫了。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本身就很糊涂，因此他们并不怎么尊敬自己的父母。这些父母的价值观念就是混乱的，他们看到自己孩子的行为仅仅限于吃惊而已，从来不惩罚或阻止他们做坏事。于是，你便看到一种情况，这些年轻人简直是鄙视他们的长辈————往往确有充分的理由。这样的年轻人已经由此得出一个泛化的结论：他们不愿意听从任何大人的劝告，假如这位长辈说的话和他们从伪善者的口中听到的一样就更不愿听从。他们曾听到他们的父辈谈论要诚实或勇敢或大胆，而他们又看到他们父辈的行为恰恰相反。
这些年轻人已经学会把人还原为具体的物，不看人可能成为什么，或不从人的象征价值看人，或不从恒久的意义看人。例如，我们的青少年已经使性“去圣化”。性无所谓，它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已把它弄得那么随便，使它已经在很多场合失去了它的诗意，这意味着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切。自我实现意味着放弃这一防卫机制并学会“再圣化”。它的意思是，愿意再次从“永恒的方面”看一个人，像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或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统一理解中看一个人，也就是说，能看到神圣的、永恒的、象征的意义。那就是以尊敬的态度看女性和以尊敬所包含的一切意义看待她，即使是看某一个别的妇女也一样。另一个例子：一个人到医科学校去解剖脑。这位医科学生如果没有敬畏之心且缺乏统一理解，把脑仅仅看成是一个具体的东西，那么肯定会有某些损失。对再圣化开放，一个人就会把脑也看作一个神圣的东西，看到它的象征价值，把它看作一种修辞的用法，从它的诗意一面去看它。
再圣化往往意味着一大套过时的谈论————“非常古板”，年轻的孩子会这样说。然而，对于咨询师，特别是为老年人提供劝告的咨询师，由于人到老年，这些关于宗教和生活意义的哲学问题开始出现，这就成了帮助人们趋向自我实现的最重要途径。年轻人可能说这是古板，逻辑实论证者可能说这是无意义的，但对于在这样的过程中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这显然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重要的，我们最好是回应他，不然我们就不是在尽我们的义务。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自我实现不是某一伟大时刻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在星期四下午四时，当号角吹响的时刻，你就永远地、完完全全地步入万神殿了。自我实现是一个程序问题，是由许多次微小进展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极常见的是，来咨询者倾向于等待某种灵感来临，使他们能够说：“在本星期四下午四时二十三分我会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能选为自我实现榜样的人，能符合自我实现标准的人，不过是从这些小路上走过来的。他们倾听自己的声音，他们承担责任，他们是忠诚的，而且他们工作勤奋。他们深知他们是何许人，他们是什么，这不仅是依据他们一生的使命说的，而且也是依据他们日常的经验说的。例如，是否喜欢吃茄子，或因喝了太多的啤酒是否会整夜不露面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真正的自我所含有的意思。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生物学本性，他们的先天的本性，那是不可逆转的或很难改变的。
以上说的是人在趋向自我实现时的所作所为。那么，咨询师是何许人呢？他如何能帮助来求助的人朝着成长的方向运动呢？
探求一个合适的模型。我曾用过“疗法”、“心理疗法”和“患者”等词。实际上，我厌恶这些词，我厌恶这些词所表达的医学模式，因为医学模型的意思是说，来找咨询师的人是一个有病的人，受不适和疾患的烦扰，是来寻求治疗的。实际上，我们是希望咨询师是一位帮助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的人，而不是一位帮助治好一种疾患的人。
帮助的模型也必须放弃。它也不那么合适。它使我们把咨询师设想为专家，他懂得一切，他从高高在上的宝座上走下，来到了可怜的人群中，这些人什么也不懂，所以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接受他的帮助。咨询师也不可能是一位教师，一位通常意义上的教师，因为教师的训练和擅长是“外在的学习”，而进入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最佳境界的成长过程却是“内在的学习”。
存在主义治疗家曾力求解决这一模型问题，我愿推荐布根塔的著作————《对真实的探求》，作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种讨论。布根塔建议我们把咨询或治疗称为“ontogogy”，意思是试着帮助人成长到竭尽他们所能达到的高度。或许这比我曾建议的词更好些，我建议的词来自一位德国作者，它是“psychogogy”，意思是心灵教育。不论我们用哪一个词，我认为我们最终必然达到的概念都将是阿德勒很久很久以前就提出过的一个概念，即他所说的“哥哥”。哥哥是亲爱的承担责任的人，正如一位哥哥对比他年幼的弟弟所做的那样。自然，哥哥懂得的多些，他多活了几岁，但他没有什么质的不同，也不属于另一种推理的范畴。聪明而亲爱的哥哥试着督促弟弟进步，并试着使弟弟胜过自己，在弟弟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得到更好的发展。看，这和“教导无知者”的那种模型多么不同！
咨询关心的不是训练，也不是塑造或普通意义上的教导，不是告诉人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它不从事宣传，它是一种“道”的启示和启示后的帮助。“道”意味着不干预，“顺其自然”。道学不是一种放任哲学或疏忽哲学，不是拒绝给予帮助或关怀的哲学。作为这一过程的一种模型，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位医师，如果他是一位不错的医师并且也是一个不错的人，他绝不会梦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患者或以任何方式进行宣传，或试图使一位患者模仿自己。
好的临床医师所做的是帮助求助者弄清并破除那些针对他自己的自我认识的防卫机制，恢复他自己，理解他自己。理想的情况是，医师的那一相当抽象的参照系统，他曾读过的教科书，他曾上过的学校，他对世界的信念————这些都绝不要让患者觉察到。尊重这个“小弟弟”的内在本性、本质和精华所在，使其认识到，让他达到美好生活的最佳途径就是更充分地成为他自己。我们称为“有病”的人是那些尚未成为他们自己的人，是针对人性树立起各式各样神经质的防卫机制的人。正如对于玫瑰丛来说，园丁是意大利人还是法国人或瑞典人都一样，对于那个小弟弟来说，帮助他的人是如何学会帮助人的也无关紧要。
这些基本概念包容着、蕴含着，而且完全符合弗洛伊德的和其他心理动力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项原理说明，自我的无意识方面受到压抑，而真实自我的发现就在于揭露这些无意识的方面隐含的意思，是相信真理能治病。学会破除自身的压抑，理解自己，倾听冲动的声音，揭示胜利的本性，达到真知、灼见和真理————这些就是所需要的一切。
劳伦斯·库比不久前在《教育中被遗忘的人》这篇文章里提出一个观点，认为教育的一个根本目标就是帮助人成为一个人，尽他的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符合人性的人。特别是对于成年人，我们并不是无能为力。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开始；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能力和才能，有了方向、使命和职业。现在的任务，假如我们认真看待这一模型，就在于帮助他们，使他们更完善，使他们潜在的东西成为在事实上更充分的、更真实的、更现实的。
三、自我实现与创造力
只要我开始研究真正健康、已高度发展、人格成熟、能自我实现的人，我就必须先改变自己对创造力的各种看法。首先，我必须放弃把健康、才能、天才、丰饶都当作同义词的陈腐观念。在我研究的对象中，有一大部分都不属于多才的人。他们并没有伟大的天才或奇异的才能，他们不是诗人，不是作曲家，也不是发明家、艺术家或创造性的知识分子。但是，就我下面所要描述的某一特殊方面而言，他们却健康，且颇具创造力。很明显的是，某些天赋奇才的人，反而在心理上是个不健康的人，比如瓦格纳、凡·高、拜伦。当然，有的人如此，有的人却不同。我很快就不得不下这样的一个结论：伟大的才能其实并不一定关乎人格的好坏或健康。显而易见，伟大的音乐才能或数学才能，多半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显然，健康与才能乃是两个不同的变数。两者之间也许有一点关系，也许一点关系也没有。我们大可一开头就承认，心理学对天才型的奇才异能，所知并不多。我自己也不愿多谈。我宁可把自己的研究集中于一种更广泛的创造力，这是普天下每一个人与生俱来，且与心理健康成正比的创造力。
此外，我很快又发现，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常以成果来思考创造的问题。其次，我还下意识地把创造限定于某些特定范围内，而且认为，任何一个画家、诗人、作曲家都能过一种深具创意的生活。只有理论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才能创造，别人都不行。潜意识里，我已认定创造乃是某些行业的特权。
这种成见却被我所研究的形形色色的人打破了。例如，有一位贫穷的妇女，不曾受过什么教育，整天操劳家务，只是个忙碌的母亲。她每天所忙的，并不是创造性的事业，但是她却是一位出色的厨师，是贤妻，是良母，是优秀的管家。只花上一点点的钱，她就能经常保持家中的美丽与温馨。她也是个周到的女主人，她的菜肴不逊于宴席。而她对麻料、银器、玻璃器皿、陶瓷、家具的鉴赏力更是无懈可击。在这些范围内，她真是独具慧眼、心思灵巧。她常有新颖、别具一格、出人意料的创意。我不得不称赞她的创造力。通过她和像她一样的许多人，我终于明白，一盆上好的汤比一幅次等的画，更具有创造性。广而言之，烹饪、亲子关系、操持家事，都可能别具创意，而一首诗却不一定有创意，它也可能毫无创造性可言。
我所研究的另外一位妇女，则献身于所谓广义的社会工作，替受伤的人疗伤，帮助受迫害的人。她不仅凭个人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还参加团体组织，以便帮助更多仅凭一己力无法帮助的人。
有一位普通的医生，他真心喜爱他的工作，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创造着自我。他把每一名病人都看成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个体，不使用任何术语，没有任何成见或假设。看似普通，却体现着天真、淳朴，且充满道家的伟大智慧。由于每名病人都是独特的个体，因此每名病人都是全新的难题，等着他以独特的方式、方法去了解、去解决。他在每一件个案（包括棘手的）上的成就，证实了他是以“创造性的”（而不是以陈腐的，或正统的）方式来处理一切。我也从另一个人身上获悉，建立一个商业机构也可以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还有一位年轻的体育选手，使我知道，完美的橄榄球球技也是一种美的创造。球技所展现的成果，就像一首诗，同样也可以用创造的精神来处理。
过去，我凭直觉认为，一个琴拉得相当不错的大提琴手，就是一种“创作”（不知道是不是我把他和音乐创作，或是作曲的音乐家联想在一起的缘故）。后来，我渐渐明白，他只不过是把别人写下的曲子演奏得很好而已，他只是一个代言人，就像一般的演员，或滑稽小丑。而一名木工、一名园丁、一名裁缝，都可能比他更具有创造性。因此，在每一个个案里，我都必须做出个别独特的判断。因为，各行各业，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具有创造性，但也可能毫无创造性。
换言之，我已经学会把“创造力”一词，不仅用于各种成品，同时也用于人的个性，并且用于活动、历程和态度。“美感”一词的用法亦是如此，我更把这个名词，用于除一般既定的标准和习俗所认定的诗、理论、小说、实验或绘画以外的许多成品上。
结果，我发现必须把“特殊才能的创造力”和“能自我实现者（以下简称为‘自现者’）的创造力”加以区分。后者的创造力是直接发自人格本身，常展现于日常生活的事件上，幽默感即是一例。它似乎是一种倾向，做任何事，即使是理家、教学等工作，其实都独具创意。通常，独具慧眼的洞识力似乎是自现者的创造力所具有的一项基本特性。在童话故事中，那个能看到国王并没有穿新衣的小男孩，便是最佳的例子（这点也与把创意视同成品的观念相悖）。这种人不仅能看到抽象、普遍，已经标题化，且已分门别类、规划好了的事物，更能看到事物生机勃勃、原始、具体的面貌，也懂得使用表意的文字。因此，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更是一个自然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落于言论，充满观念、抽象概念、成见、信念与陈词滥调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大部分人却将之与真实的世界相混淆。罗杰斯所谓的“向经验开放”，把这点表达得十分恰当。
我所研究的对象，比起一般人，都较为发乎自然天性，较为善于表达。他们比较“率性”，在行为中也比较不受控制、不受压抑，较能轻易而自由地流露，而较少感觉困苦和自我批判。这种能够毫无压抑、不怕嘲笑，能表达观念、冲动的能力，被认为是自现者创造力的一项重要的基本特性。罗杰斯使用了一句很好的话“完全发挥功能的人”来描写这种健康的情境。
另外，我观察到，自现者的创造力，在许多方面，跟一切快乐且具安全感的孩子所具有的创造力十分相像。这是发乎本性、毫不勉强、轻而易举的创造力，是一种不带任何矫揉造作或任何陈词滥调的自由。再者，它似乎主要是由“天真无邪”的、自由的感知力所构成的，所谓“天真无邪”乃是指毫无压抑地流露天性与发乎至情的表达。几乎任何一个小孩子都能无拘无束、毫无成见地去感知周遭原本应该在那里、必须在那里，且本来就常在那里的一切。而且，几乎任何一个小孩子都可以随兴编唱一曲，随口吟出诗句，随手画一画、舞一舞或演上一段戏，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玩一玩，但凭兴之所至，无须任何计划，或任何事先的安排。
我所研究的对象，他们所具有的创造力，便是这种似孩子般意义之下的创造力。然而，他们毕竟都已不再是小孩（他们大部分都已经五十多岁或六十多岁了）。因此，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可以指出，他们至少保有或取得两种似孩子般的主要特征：那就是他们不受标题化的影响，或者他们“向经验开放”，同时他们很容易便流露天性，并且善于表达。如果说小孩子是一派天真，那么我所研究的对象所达到的境界，便是“二度天真”，一如桑塔耶那的看法。他们在知觉上、表达上所达到的天真无邪，已与久经世故的心智结合无间。
我们目前所处理的，似乎是天生潜在于人类本性之中的一种最基本的特征，是普天下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潜力。然而就在人们接受文化教养之时，大部分已丧失，或被埋葬、被压抑了。
我所研究的对象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还有另外一个能使创造力更具可能性的特征。能自我实现的人，大都比较无惧于陌生、神秘、怪异的事物，反而常会深受它的吸引。也就是说，他们能选择性地加以检视，以便推断、推想，并且全神投入。我引一段我自己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所做的描述：“他们并不忽略未知者，不予拒绝，不逃避，也不会想法使自己相信这其实是已知者，在时机未成熟之前，他们也不会予以组织、区分，或是加上标题。他们不墨守成规，他们寻求真理也不是由于对确实性、安全感、稳定性、秩序的迫切需求————就像我们在高斯坦所研究的脑受伤者身上所见到的夸张情形，或是在强迫性妄想型的精神官能病患身上所见到的一般。如果整个客观情势需要，自现者虽然面临缺乏秩序、懒散、混乱、无主、模糊、怀疑、不明确、不肯定、差不多、不精确、潦潦草草的局面，依然能处之泰然（而这些情形，在科学中、在艺术中，或是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有时还颇为需要）。
因此，便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像怀疑、企图、不明确，以及由于犹豫不决而导致的必然后果，这些情况对大部分的人而言，都是一种苦恼，但是就某些人而言，却很可能是一种痛快的、富有刺激性的挑战，是生命中高潮的顶点。
我曾做过一项观察，这项观察曾经困惑了我数年，但是现在已经开始逐渐获得定位，这就是我对能自我实现者二分法的解析所做的描述。简言之，就是，许多正反的对立以及对立的两极点，对所有的心理学家而言，都理所当然的是一条连续直线的两端。但是，我发现，我必须以不同的态度来理解这些正反的对立。就拿一直困扰我的第一种两分法来说，以前我一直无法确定我所研究的对象究竟是自私的还是无私的（你看，在此，我很自然地就掉进了“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里。如果是前者，就一定不是后者，这便是此种二分法的隐义）。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却逼迫我放弃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推论。我所研究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下相当无私，但在另一种意义下，却又相当自私。自私与无私二者相互纠结，并不是彼此对立、互不相容，而是以一种显著的、律动的方式结合成一体，或是综合体，很像弗洛姆在其《健康的自私》那篇经典论著中所描述的那样。我所研究的对象便是以此种方式把相对立的正反面予以融合，因此我了解到，把自私与无私视为矛盾且相互排斥的看法本身，就是人格发展较低层次的表征。在我所研究的对象身上，还有许多其他二分的两面已被融合成为一体了。比如认识与意念的对立（心对头、希望对事实），成为以意念来“组构”认识。本能与理性的对立也有相同的结论。责任变成快乐，而快乐深入责任之中。工作与游戏之间的差异形同虚构。如果利他主义已经变成自我衷心所愉悦的事，那么，这种自私的快乐主义岂能与利他主义相对立呢？最成熟的人，也是最像小孩子的人。一如前述，他们具有最强烈的自我、最肯定的独立个性，同时他们也正是那些最能轻而易举便可以达到无我、超我，以问题为中心的人。
但是，这也正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从事的工作，艺术家可以把毫不协调的色彩配置在一起，把彼此冲突的形状互相匹配，把任何一种彼此不协调的东西调和成统一的整体。同样，这也是伟大的理论家所意欲建构的，他把各种扑朔迷离、不相一致的事实放在一起，而令我们明白它们原来是彼此相属的事实。还有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发明家和伟大的父母，他们统统都是整合者，能够把个别独立甚至彼此相对立的事物整合为统一的整体。
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整合的能力，以及能够在个人内在的整合和自己处世之整合能力之间悠游自如的能力。就某种程度而言，创造力乃是建构的、综合的、统一的、整合的能力；而创造力若要达到此一程度，则有一部分尚有赖于个人内在的整合力。
若要了解这一切之所以如此，我觉得似乎可以追溯一下在我所研究的对象身上所表现的无忧无虑。当然，他们比较不受文化习俗的塑造。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似乎也就比较不怕别人会说些什么，不怕别人会问些什么，也不怕别人会笑什么。他们比较不需要别人，对别人的依赖也较少，因此，他们比较能够不害怕别人，对别人的敌意也比较少。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内在世界，自己内在的冲动、情绪、思想无所畏惧。他们比一般人更能接受自我，这种对内在自我的认可与接受，使他们比较能够更勇敢地去觉察世界的真实本质，而其行为也比较能够纯然地发乎本性（且比较不受控制、不受压抑，不是计划好的、预想的，或事先设计好的）。他们比较不害怕自己的想法，即使自己有点“疯癫”或傻气或疯狂，他们比较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怕别人非难。他们能够任情绪浮沉而无烦恼。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一般人或是精神有问题的人，却把自己关在恐惧的樊笼里，大部分时间都隐匿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控制、忍耐、压抑、隐藏。他们不愿承认他们深处的自我，却期望别人也是这样。
我所谈的这一切，事实上是要指出，我所研究的对象其创造力似乎是更大整体及其整合力的附带现象，这也正是自我接受所隐含的意义。在一般人的心里，内在深处的力量常不断与控制及自卫的力量相互交战着，但我所研究的对象似乎化解了此一内在的争战。他们的人格比较不分裂，因此，他们内在的力量随时可以取用，他们的内心常乐，心灵随时朝向创造的目标。他们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去保护自己、去反对自己。
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几章里所看到的，我们对高峰体验所了解的一切，都能够支持并且强化这些论点。这些也都是被整合的以及能整合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就某种程度而言，则与认知世界中的整合是同形质的。在这些经验之中，我们发现自己逐渐朝向经验而开放，并发现自己逐渐增加了自发性与表达力。同时，由于个人内在整合的面貌之一，在于接纳内在深处的自我，并使之具有更大的可用效益，因此，创造力的深厚的根源便成为随时可用的源泉了。
弗洛伊德的理论，对我的宗旨并无大用，甚至有一部分与我的资料相悖逆。但它基本上是（或曾经是）一种有关欲望的心理学，探讨的是本能的冲动及其兴衰沉浮。弗洛伊德基本的辩证论点介于行动与抑制冲动之间。但是，为了解创造的根源（以及游戏、爱情、狂热、幽默、想象、幻想的根源），有一个比被压抑的冲动更重要的问题，那便是所谓的原始历程的问题，这原始历程基本上是属于认知性质的，而不是意念的浮动。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合乎人性的深度心理学这一面，我们便会发现，有关心理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像克利斯、米纳、艾仁瑞格等人所做的研究，有关荣格学派的心理学，以及美国学派的自我与成长心理学，他们彼此之间确有许多观点相合之处。
一般来说，“常识”、适应良好与适应力正常都意味着要不断扬弃人类心灵深处的认知与意念的本性。所谓顺应现实世界，乃暗含着个人的不断分裂；意指个人必须背弃自己内在的许多东西，因为这些是危险的。但他们这么做，反而会失去更多。因为这些心灵的内在深处也正是他一切欢乐的源泉，是他能够游戏、能够欢笑、能够爱的能力来源。而对我们尤其重要的是，它是使我们能够具有创造力的根源。如果他努力保护自己不坠入内在的深渊，那么他也就把自己隔绝于内心的天堂之外。最极端的例子要数有强迫性倾向的人了，呆滞、僵硬、苛酷、自我控制，而又戒慎恐惧，不会笑、不会游戏、不会爱，更不会傻里傻气、不会信任他人，也不会天真似孩子，想象力、直觉观察力、柔性、情绪都已受压抑，或是被曲解了。
心理分析式的治疗法，其目标是整合。其所全力以赴的，是要通过内在的省视来治疗此种基本的分裂，使被压抑的部分成为可觉察的意识，或使之呈现于意识之前。这种方法，我们可在此略做修正，以作为研究创造力深处根源的成果。我们与原始历程的关系，并非在各方面都与我们和各种无法被接受的愿望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同。就我了解，其间最大的差异乃是，我们的原始历程并不像被压抑的冲动一般具有危险性。它有相当大的程度不是被压抑或是被审查的，而是“被遗忘了”或被误导向他方；就在我们向一个艰难的现实妥协，向一个要求我们做有目的性的、有实用性的奋斗（而不是充满梦想、诗情画意与游戏）的现实妥协。这时候，原始历程就被我们抹杀了（而不是被我们压抑了）。或者换个方式来说，在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里，我们对原始思想历程的抵制也一定比较少。众所周知，我们的教育历程对于“本能”所受的压抑，几乎不曾设法予以解除。我期望我们的教育历程能帮助我们接纳原始历程，并将之整合于我们的意识及前意识的生活中。原则上，艺术的教育及诗和舞蹈的教育在这方面实在大有可为。而动态心理学的教育亦是如此。比如德意曲与穆尔菲所著《临床会晤》，用的就是原始历程的语言，就可以看成是一种诗。玛莉安·末纳所做的绝妙佳著《论无力作画》，便完全合乎我的观点。
我所尝试勾画出的这种创造力，最佳的例证乃是表现在像爵士乐或儿童画这种艺术的即兴创作之中，而不是表现在那些被指称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中。
首先，伟大的艺术作品需要伟大的才能，而这伟大的才能，正如我们所见，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其次，伟大的作品不仅需要灵光一现的灵感、巧思、高峰体验，还需要繁重的工作、长期的训练、冷静的批判和完美无瑕的标准尺度。换句话说，继自然放任之后的必是深思熟虑的计划；全盘接受之后继之而来的必是批判思想；直观之后继之而来的是严格的思考；大胆之后继之而来的是谨慎；而幻想与想象之后继之而来的则是对现实的考察。因此就会有如下的问题出现：“这是真的吗？”“别人也能了解吗？”“其结构恰当吗？”“它经得起逻辑的考验吗？”“在现实世界它会怎样呢？”“我能证明吗？”现在便产生了各种比较、判断、评估，冷静地运作思想、选择，并做舍弃。
次要的历程此时便取代了原始历程，阿波罗式的理性力取代了酒神戴奥尼修斯的原始动力，“男性的”象征取代了“女性的”象征。在自我深处的任性沉溺从此结束。灵感巧思，或是高峰体验所必要的被动力与容受力从此让位给活动，控制于繁重的工作。如果说一个人的高峰体验乃是悄然莅临其身的，那么一个人的伟大成就则有待他努力去创造。
严格说来，我所探讨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一个自我完整的人，或在一个人内心偶有的整合之中。他那率性的表现，无须费力，轻易便至。只有当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悠游自如，随时可以取用，只有当他不再惧怕自己原始的思考历程时，此一阶段才会翩然来临。
我将它称为“原始的创造力”，它所出之处，是其所运用者，乃是它的原始历程，而不是次要历程。主要基于次要思想历程的创造，我将它称为“次要的创造力”。此一类型的创造力包括了世间一切产品的绝大部分，诸如桥梁、屋宇、新汽车，甚至许多科学实验，许多文学作品都包括在内。所有的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别人观念的发展与合并。其间的差异，就好像突击队与后方宪兵之间、前锋与后卫之间的差异一样。而能够把以上两种典型的历程做恰当的融合，把前后发展做适当的接续，并且能够驾轻就熟地将两种历程运用自如的创造力，我便称为“整合的创造力”。伟大的艺术作品、伟大的哲学、伟大的科学，便是发自这种整合的创造力。
简而言之，我认为这一切发展的结果，是逐渐强调整合（自我一致、统一性、全体性）在创造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把二分法的对立两面化解到较高的层次，成为涵盖更广的统一体，也就等于治疗个人内在的分裂，使其内在更趋于合一。因为我所谈论的分裂，是指个人内在的分裂，也可以说是个人心理的一种内战，是个人内在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彼此之间的对立。总之，就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而言，它似乎更是直接发自原始历程与次要历程的融合，而不是努力压抑控制被禁止之冲动与愿望的结果。当然，由于恐惧这些被禁止的冲动所引起的自卫，也很可能以一种全面性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惊慌的争战等方式，摧毁原始历程。但原则上，这种识别力的缺乏似乎并不是必然的。
择要言之，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首要强调的是人格，而不是成果。成果乃是发自人格的附属现象，因此次要于人格。它所强调的是像胆识、勇气、自由、率性、整合、自我接受这些人品性格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一般性的自我实现之创造力有存在的可能；而这种创造力，则表现在创造的生命、创造的态度以及创造的个体之中。我也强调自我实现者之创造力的表现性或其存在性，而不强调其解决问题或制造产品的性质。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是自然流露的，是散发出来的，它充盈了整个的生命，而无视难题的存在。就好像一个快乐的人，快乐的神情是自然就会流露出的，没有任何目的，无须计划，甚至也不会意识到。它的散发就像阳光，散播于普天之下，滋养万物，使万物得以生长（只要它是可生长的东西）。至于播到石头上，或其他没有生长力的东西上，它便被浪费了。
最后，我很明白我一直试图打破已经广泛被人接受的有关创造的各种概念，但是我未能提出一个适当的、清晰肯定的、明确的、可以取而代之的概念来替换。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实在很难予以定义。有时候，它好像就是健康本身的同义词，正如穆斯塔卡士所建议的一样。同时，由于自我实现，或健康的终极定义可以说是人性圆满的达致，或是个人“存在”的实现。这似乎是说，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几乎就是基本人性的同义词，或基本人性必备的一面，或构成其定义的一项特征。
四、对被否定自我的抗拒
“抗拒”一词在弗洛伊德的概念系统中意指各种被压抑的持续状态。但是夏克特已经指出，使观念的意识难以浮现的原因，除了压抑外，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孩提时可能有过的某些知觉意识，可以说纯粹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被遗忘了”。而我也曾尝试将对潜意识与前意识的原始历程认知作用的微弱抗拒，和对被禁止之冲动、欲求和驱动力的强烈抗拒，二者之间的差异加以区别。以上这些研究发展和其他的一些研究发展都显示出，我们可以把“抗拒”的概念扩充为近乎“无论在任何理由下，为了获取洞察而招致的困难”的意思。（当然这些困难并不包括结构性的无能为力，如低能、具象固着、性别差异，甚至像谢氏症之类的结构性决定因素。）
本节的主题是要指出，在治疗的情况中，出现“抗拒”的另一个理由，也可能是病人在被强加标题，或被任意归类，亦即被剥除其个别性、独一无二性、与众不同之处和其独特之自我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健康的厌恶情绪。
我曾把强加描述为一种廉价的认知形式，它其实是“不认知”的一种形式，是一种便捷、简易的编纂目录方式，其功用在于无须费力进一步做更仔细、更表意的感知或思维活动。把一个人纳入系统之中，比认清其本性要省力多了，因为在前者的情况中，只要觉察一个抽象化了的特征便可指出其所归属的类别，例如他是婴儿、侍者、瑞典人、精神分裂的病患、男性、将军、护士……在标题化的编类中，所强调的是这个人所属的范畴。而在此范畴中，他是一份样品，而不是其个人本身；强调的是其相似性，而非其差别性。
我所看重的最重要的事实是，被强加标题并被归类，对被强加标题归类的人而言，通常是一种侮辱。因为它否定了个人的独特性，忽略了其特有的个性、与众不同之处，以及独一无二的自我。威廉·詹姆斯在1920年所发表的著名言论中明确地指出：
“知识分子在处理某一对象时，第一件事便是用另一样东西来予以分门别类。但是任何一项对我们极为重要且能唤起我们热爱的东西，都会令我们觉得它应该是自成一格的，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一只螃蟹在听到人们大言不惭地将之归于甲壳类动物，而且就这样把它给打发掉，说不定它会像人一样大发雷霆，它会说，‘我不是这种东西，我是我，就是我自己。’”
有一篇文章专门描写墨西哥与美国两地有关男性与女性的概念的差别。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曾描述一个由于被强加标题予以归类而引起愤怒的情形，我们可援引为例。大多数的美国妇女初抵墨西哥时，都会对自己身为女性所受到的重视而深感愉悦。因为无论走到何处，都会引起一阵口哨声或歌声的骚动，她们到处受到各层年龄男士的热烈追求，她们被看成是既美丽又珍贵的。由于美国许多妇女常会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产生矛盾的情绪，因此对女性身份的欢悦感，常使她们感到充满女人味。
但是久而久之，这些来自美国地区的妇女（至少其中某些妇女）便会渐渐觉得兴趣索然了。因为她们发现，墨西哥男子在受到女性的拒绝时，都显得太平静、太没反应了。（正如一名女子描述美国男子的情形，她说：“如果你拒绝跟他一起出去，他就会深受打击，难过得快要疯了。”）而墨西哥男子则似乎毫不在意，他很快就转过去找别的女人了。这就表示，对墨西哥男子来说，一个独特的女子，就其本身作为人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他所费力追求的，乃是一个“女人”，而不是“她”。其中隐含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女人和其他女人都差不多。她可以替代别人，别人也可以替代她。她发现“她”并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是“女人”这个类别。最后她深感受辱，再也不觉得受宠了。因为她希望自己之所以被看重，是由于她是一个人、是她自己，而不是由于她的性别。当然，女性身份比较占优势。换言之，最先要求满足的是女性身份，但是女性身份获得满足之后，便会将个人身份的满足需求在动机结构中带至显著且重要的地位。持久的浪漫爱情、一夫一妻制和女性的自我实现，这一切之所以可能，依赖于独特的个人，而不是有赖于“女人”的类别。
还有一个被强加标题予以归类而引起愤怒的常见例子是在青少年之中发生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哦，这就是你要经过的阶段，等你长大就会过去的。”这些话通常都会引起他们的暴怒。对孩子而言，这是悲壮、真实且独一无二的事情，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即使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曾经历过，而且也将有无数的人将要经历。
最后还有一个足以说明这种情形的例子。有一位心理治疗医生，在与一名充满期待的病人做过第一次仓促且简短的谈话之后，下结论说：“你的烦恼大致说来，是你的年龄应有的特征。”这名潜伏着病情的病人闻言大为愤怒。后来她描述说自己感到“被轻视”和受到侮辱，她觉得自己好像被当成小孩子一样。她说：“我并不是一个标本，我是我，我不是别人。”
在这方面所做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将古典心理分析中的抗拒概念予以扩充。因为习惯上总是把抗拒只当作精神病患的一种防卫，一种对治疗的抗拒，或是对觉察不愉悦的真相的抗拒，因此它常被视为一种不良之物，必须予以克服，并将之化解。但是正如前面的例子所指出：被视为疾病的情形有时也可能就是健康的，或至少不是疾病。病人带给治疗医生的难题，像拒绝接受解释、生气与顽强抵抗、固执，几乎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某些情况中，常常是由于为了拒绝被强加分类标题所引起的。因此可以把这种抗拒看作是病人对个人特性、自我身份、个人人格的一种积极肯定和保护的作用，以避免受伤害或被忽视。这种反应不仅可以维持个人的尊严，同时也可以保护自己免受不良的治疗、教科书式的解释、“粗糙的分析”、过分知性或不成熟的诠释或解说、毫无意义的抽象作用或概念化作用……所有这些都隐含了对病人缺乏一种尊重。类似以上的讨论亦可参考欧康耐尔所著的《被心理治疗医生洗脑》一书。
实习中的心理治疗医生满怀热切的愿望，一心想要迅速治愈病人。这些“教科书教出的小伙子”满脑子全是概念系统，所知道的治疗乃是通过概念而得到的，他们是毫无临床经验的理论家。心理学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亦然。他们才刚记住了Fenichel，就急着想告诉宿舍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应属于那一类人。这些都是专门从事强加标题以便将别人分门别类的人，也是病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反抗的对象。这些人常轻率而迅速地断言，即便是第一次接触，他们也会说出像“你驴脾气一个”、“你一心想要独揽大权”、“实际上你盼望的是父亲能给你一个婴儿”诸如此类的短句。如果把这种为了保护自我而对强加归类所产生的合法抵制行为，用古典意义下的“抗拒”一词来称呼的话，则刚好是误用概念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幸好，那些专门负责治疗病患的人，已提出了一些抵制强加标题以归类的一些行为指标。许多前进派治疗医生已普遍放弃分类法的、克普兰式的、“医院制式”的疗法。以往医生主要的费心之处，有时是其唯一费心之处，常常是下诊断，亦即把某个病人纳入某个类别之中。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诊断书的出现常常是由于法律和行政上的必要性，而不是由于治疗上的必要性。如今即使是在心理治疗的医院中，也逐渐认清，没有一个人得的是教科书中所记载的病，因此会诊的诊断书篇幅也变得较长、内容较丰富、较复杂，而不只是写上一个简单的标题而已。
如今我们已经了解，对待病人必须将之视为一个单一的个体、独一无二的个人，而不是某一类别中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假如主要的目标是心理治疗的话。了解一个人并不等同于把他归类，或为他加上一个标题。而了解一个人对治疗而言乃是必要的条件。
人常会由于自己被归类或被强加标题而愤怒，因为在他看来，这就等于是否定他的个体性（自我、真正的我）。也许别人期待于他行为的反应，是按照加诸其身上的各种方式来重新肯定其自我身份。在心理治疗中，应该以同情的态度将这种行为反应理解为对个人尊严的肯定，而这种对个人尊严的肯定，已经在某些治疗形式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种自我保护的反应行为不应该被称为“抗拒”（尤其意指病态的保护措施），否则，就应该将“抗拒”的概念加以扩充，使之也包括为了获取感知而遭受的各种困难在内。此外还要指出一点，此种抗拒对于抵制不良心理治疗而言，是极有价值的保护措施。
五、动机与超越性动机
（一）
通常，被看作动机理论的出发点的需要就是所谓生理的驱动力。有两项新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有必要修正惯用的需要概念。首先是关于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其次是食欲（人们对食物的优先选择），食欲是体内实际需要或缺乏的一种表现。
无疑，在一切需要之中，生理需要是最优先的。这意味着，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即一个人在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情况下，主要的动机很可能就是生理的需要，一个需要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很可能对食物的渴望比别的东西更强烈。
如果所有的需要都不满足的话，有机体就会被能量需要所支配，而其他的需要简直就不存在了，或者退到隐蔽地位。这时，可以简单地用“饥饿”二字来反映整个有机体的特征，人的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支配，全部能量都置于满足食物的需要上，而这些能量的组织，也几乎完全被追求食物这一目标所支配。现在，感受器官和反应器官、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简直都可以称为消除饥饿的工具，那些对于这个目标没有用处的能量，均处于暂停状态或退入隐蔽地位。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写诗的愿望、获得一辆汽车的愿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要，统统被忘记或退居第二位。对于一位极端饥饿的人来说，除了食物，他对别的没有更强的兴趣，就是做梦也梦见食物。他想到的只是食物，看见的只是食物，渴望的只是食物。甚至可以说，这时（只有这时）充饥就是独一无二的目标。
人类机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当机体受某种需要的支配时，对未来的看法也会改变。对于长期处在极端饥饿状态的人来说，他的理想境界可能就是丰富的食物。在他看来，只要有生之年食物有保证，他便是最幸福的，不再企求更多的东西了。因此，对于他而言，生活本身被看成是吃饭，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情、团体的感情、尊重、哲学观念，全都可以置之一旁，都是无用的东西，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面包而活着的。
不可否认，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性。在一个正常的、和平的社会里，那种使人长期极度饥饿的非常事件几乎是罕见的，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和一生中的某些时刻，才会感到纯属生与死的饥饿。
显然，使人处于极度的、长期的饥或渴之下，只能把“更高”的动机弄得含混不清，由此所得出的有关人的能量和人的本性方面的观点是片面的。不论是谁，想把非常情况当成有代表性的情况，并按处在极度的生理缺乏时期的人的行为来测量其一切目标和愿望，这必然会对许多事情视而不见。显然，当一个人没有面包时，他以为只要有面包就能生活。但是，当他有了充足的面包，而且长期以来都填饱了肚子时，他又会有什么愿望产生呢？
这时，这个人立即会出现另外的、“更高级”的需要，支配有机体的就是这些更高级的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当这些需要依次得到满足之后，又会有新的（仍然是“更高级的”）需要产生，如此反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的基本需要组成有相对优势的层次。
综上所述，在动机理论中，“满足”是像“缺乏”一样重要的概念，因为它使得有机体从生理需要的支配中解脱出来，并出现了别的社会目标。当生理需要及其局部目标能够长期获得满足，它们就不再作为活动的决定因素或行为组织者而存在。它们此时仅仅以潜在的形式存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它们受到了挫折，就可能重新出现并支配有机体。但是，需要已经满足了，就不再是一种需要了。有机体仅仅受到尚未满足的需要的支配，并产生行为，如果这种需要已经满足，那它在个人当前的动力中就不重要了。
如果生理需要相对满足了，就会出现一组新的、我们可概称为安全的需要，而且，它与上述生理需要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同样，有机体可以完全受它们支配，它们几乎成了行为的唯一组织者，调动有机体的一切能量去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机制。我们还可以说，智能和其他能量主要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我们在一个饥饿的人身上发现，他的支配目标，不仅强烈地影响他目前的世界观，而且也影响到他未来的人生观。
实际上，也有把一切事情看得比安全次要（有时甚至把正在得到满足的生理需要也看得不重要）的情况。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如果需要强烈且时间很长的话，就可以把他看成几乎仅仅是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本节的主要兴趣是探讨成人的需要，但是通过对婴儿和儿童的观察来了解安全需要也许会更加有效，因为在婴儿和儿童身上，这种需要表现得更简单、更明显。当小孩受到恐吓和处于危险时，他们的反应总是表露在外，毫不抑制，而成人都已经学会不让自己的反应显露出来。因此即使在成人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时，也不能从其外表观察出来。当小孩受到威胁，受到扰乱或者突然跌倒，或者由于巨响、闪光而受惊，或者从母亲怀中落下，或者感到失去依靠时，就会以一定的形态做出反应。
儿童在安全方面的另一种表现，是喜欢某种常规的生活节奏。他们仿佛希望有一个可以预测的有秩序的世界。发挥父母的中心作用和建立正常的家庭，这是不可怀疑的。家庭内部出现争吵、打架、夫妻分居、离婚或死亡，可能会使小孩感到特别恐惧。另外，父母发怒，惩罚恐吓小孩，大声叫唤，严厉训斥，将孩子推推拉拉、虐待或施以体罚等，往往会引起孩子的恐惧与痛楚。这不单是肉体上的苦痛。这种恐惧就某些儿童来说，也可以说是失去父母之爱的恐惧，但完全被抛弃的孩子之所以依恋不喜欢的父母，纯粹是为了安全而求保护，而不是由于希望得到爱。
一般的小孩在遇到新的、陌生的、难以控制的情况时，也常常会产生受到威胁和恐惧的反应。例如，看不到父母或暂时离开父母，见到陌生的面孔，碰见奇怪的不熟悉的或不能控制的事情，生病或死亡等。尤其是在这些时候，小孩会狂热地依恋父母，这就有力地证明，父母起着保护者的作用（他们在食物的供应者和爱的供给者方面的作用除外）。
上述的安全反应很容易从小孩身上观察到，这说明：处在某种环境下的儿童会感到太缺乏安全感（或者说，这种环境对小孩的成长是有害的）。在一个没有威胁、充满友爱的家庭中成长的儿童，通常不会有上述反应。这样的儿童，对事物或情境的危险反应是恰如其分的。他所感到的危险，成人多半也会感到。
在我们的社会里，健康正常而幸运的成人，他的安全需要基本上是能得到满足的。一个和平、安定、良好的社会，会使它的成员感到很安全，不会有野兽、极冷极热的温度、犯罪、袭击、谋杀、专制等威胁。因此，从实际意义上说，他不再有任何安全的需要，正如饱汉不会再感到饥饿一样，一个安全的人也不再感到危险。如果我们想要直接地、清楚地看到安全需要，那么只有去找那些精神病人或接近于神经病的人，去找那些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受害的人。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表达安全需要的某些现象，比如，一般偏爱职位稳固、有保障的工作，要求有积蓄以及要求各种保险（医疗、牙科、失业、残伤、老年的保险）。
另一种追求安全的情况是，人们总喜欢选择那些熟悉的、已知的事情。有一种信仰或世界观，它趋向于把世界上的人们组成一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世界，这也部分地受到安全需要的驱使。我们也可以把科学和人生观看成安全需要的动机的一部分（后面将看到，有的人具有为科学、哲学或信仰而奋斗的动机）。
另外，安全需要可以看成在紧急状态下积极的、支配的动员力量，紧急状态可以指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罪犯的袭击、社会动乱、神经病脑损伤、长期处于逆境等。
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就会产生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并且以新的中心，重复着已经叙述过的整个环节。现在，个人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妻子或孩子，他渴望在团体中与同事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努力。这时，他希望得到的爱胜于其他东西，甚至他有可能忘掉那些曾经得到的东西。而当饥饿的时候，他又把爱看得次要了。
从顺应不良和更严格的精神病理学的案例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中，爱的需要的威胁是最普通的基础核心。一般爱、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欲方面的表示，是有着心理矛盾的，习惯上包括许多限制和禁止。实际上，所有的精神病理学的理论家都强调，在顺应不良的情况下，爱的需要的威胁是贯穿在全过程的基础上。因此，许多临床研究者对爱的需要做了研究，我们对它的了解也许比对其他需要的了解更多。
应该强调的是，爱与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作为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爱的需要包括给别人的爱和接受别人的爱。
社会上所有的人（病态者除外）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牢固的地位，希望别人的高度评价，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牢固的自尊心意味着建立在实际能力之上的成就和他人的尊重。这种需要可以分成两类：第一，在所面临的环境中，希望有实力、有成就、能胜任和有信心，以及要求独立和自由；第二，要求有名誉或威望（可看成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被赏识、关心、重视和高度评价。
自尊需要的满足使人有自信，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实力、有能力、有用处。而这些需要一旦受挫，就会使人产生自卑感、软弱感、无能感。这些又会使人失去基本的信心，要不然就企求得到补偿或者趋向于神经病态。从严重创伤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研究中就很容易知道，他们基本的自信需要得不到认可，他们不理解怎样算是无能的人。
即使以上所有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我们仍然可以说，通常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除非此人正在干称职的工作。音乐家必须演奏音乐，画家必须绘画，诗人必须写诗，这样才会使他们感到最大的快乐。是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我们把这种需要叫作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这个词是库尔特·哥尔德斯坦首创的。本节在使用时有所限定。说到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成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
为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所采取的途径，因人而异。有人希望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人可能表现在体育上，还有人表现在绘画或发明创造上。虽然具有创造能力的人将采取发明创造的方式，但它不一定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
自我实现需要的产生，有赖于前面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以及尊重需要的满足，我们将把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叫作基本满足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期望这种人具有最充分、最旺盛的创造力。在我们的社会中，除了对基本满足的人有所了解之外，我们对自我实现需要在实验上和临床上都还了解不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有些条件是基本需要的直接的先决条件。危害了这些条件，就像直接危害基本需要本身一样会发生反应。像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只要对其他人无害，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调查和搜集资料的自由，维护自己观点的自由。正义、公正、诚实和集体中遵守纪律等这些条件，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的例证。这些条件本身不是目的，但是，它们似乎又被当作目的，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有密切的关系，而只有基本需要才具有自身的目的。这些条件之所以视为必要，是因为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的满足完全是不可能的，或者会受到严重损害。
我们知道，认识的能力（知觉、智力的和知识的）是一套调节工具，而这些工具除了其他功能外，还具有满足我们需要的功能。那么显而易见，对它们的任何危害、对它们自由的任何剥夺或阻挠，也必然会间接地对它们本身的基本需要构成威胁。这样的论述，是解释一般的好奇心、寻求知识、真理和智慧，以及不断致力于探索宇宙秘密的说明。
迄今为止，我们所谈的这一层次还是个固定的顺序，但实际上它远非我们认为的那样刻板，确实多数人都把这些基本需要视为基本遵循我们已指出的那个顺序，然而却有许多例外。
例如，有些人似乎把自尊看得比爱更重要。这个需要层次中最常见的颠倒情况，常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想法：为人所爱的人多半是坚强有力的人，是引起别人尊敬感或畏惧心的人，也是富有自信或积极进取的人。因此，这种缺乏爱而追求爱的人，就可能力图做出积极而大胆的行动。但实际上，他们所追求的是高度自尊，其行为的表现更多地作为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他们想突出自己，那是为了求爱，而不是为了自尊。
具备创造性天赋的人，其创造性的驱动力似乎比其他任何相对的决定因素更为重要。他们的创造性可能不是由于获得基本满足后的自我实现的表露，因为尽管缺乏基本满足，他们仍有创造性。
在某些人身上，抱负的水准可能永远是压抑或低下的。这就是说，连不怎么优越的一些目标也可能完全丧失，甚至永远消失，从而过着水准极低或长期失业的生活的人，只要能在有生之年得到足够的食物，他们也会心满意足的。
所谓心理病态的人格，则是永远丧失爱的需要的另一例证。根据所获得的最充分的数据来看，这些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初数月中就已经缺乏爱，因而几乎永远丧失了给予和接受感情的愿望和能力（正像动物因为在出生后不马上进行练习，就会失去吸吮或啄食的能力一样）。
需要层次发生颠倒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一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时，对这种需要的价值可能会估计不足。一个从未经历过长期饥饿的人，容易低估饥饿的效应，而把食物看作是很不重要的事。如果他们为某种较高的需要所支配，这种较高的需要就成为最重要的需要了。因此为了这种较高的需要，他们有可能，实际上也确实会把自己置于许多基本需要被剥夺的境地。我们可以预计，在较基本的需要被长期剥夺以后，将出现重新估计上述两种需要的趋势，致使早被人轻率地放弃的那种占优势的需要，此时却具有明显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据此，一个宁愿放弃工作而不愿丧失他的自尊因而挨饿六个月的人，可能又甘愿重新去工作，甚至不惜以丧失自尊作为代价。
需要层次的明显颠倒的另一部分解释在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一直有意识地感到需要或愿望，而不是用行为去谈优势需要的层次。注意行为本身，可能使我们留下错误的印象。我们的主张是，当两种需要被剥夺时，人们要求的是两种中最基本的一种。这里不一定意味着他将按照他的愿望行动。我们重申，除了需要和愿望外，还有许多决定行为的因素。
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要涉及理想、崇高的社会标准和高价值，具有这样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难者————他们为了某种理想或价值，将会牺牲一切。他们是“坚强”的人，能够经受非议或反对，顶住公众舆论的压力，还能不顾个人巨大的牺牲而坚持真理。这些人正是爱别人的人和为人所爱的人，正是与许多能够坚决反邪恶、反排挤或反迫害的人结下深厚友谊的人。
我讲了这些意见，但是应当指出这样的事实，即在对挫折容忍力进行充分讨论中，要考虑其中有些情况纯属习惯。例如，那些长期以来习惯于半饥半饱的人，特别经得住食物的剥夺，在这两种趋势（一方面是习惯，另一方面是由过去的满足所产生的目前对挫折的容忍力）之间应达到哪一种平衡呢？这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同时，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两者能一起发挥作用，因为它们互不矛盾。就增强挫折容忍力这个现象来说，最重要的满足大概来自于人一生的最初几年。这就是说，在最初几年中就变得坚定有力的人，将有助于他在未来无论面临什么艰难险阻仍能保持坚定有力。
迄今，我们理论上的讨论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就是五种需要像一个梯子，相互间是全或无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话做过如下的说明：“如果一种需要得到满足，那么，另一种需要就会出现。”这样的陈述可能给人们一种假象，好像一种需要必须100%得到满足后，另一种需要才会出现。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的基本需要，部分能得到满足，部分却得不到满足。这里，我们逐次探求优势层次做更为实际的说明：一般市民在生理需要上大约能满足80%，在安全需要上满足70%，在爱的需要上满足50%，在自尊的需要上满足40%，在自我实现的需要上则满足10%。
至于谈到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的新需要，应指出这种出现并不是突然的、跳跃的现象，而是以缓慢的速度从无到有、逐步发生的。例如，如果优势需要A只满足10%，需要B就可能根本不出现；但当需要A满足25%时，需要B可能会出现5%；当需要A满足75%，需要B就可能出现90%等等。
基本需要的分类，促使某些人企图考虑，在不同文化中特殊愿望的表面差异后面还有相对的统一性。当然，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中，一个人有意识的动机内容通常与另一社会中一个人的有意识的动机内容截然不同。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是：即使在不同的社会里，人们还是比我们初次与之接触所想的要相似得多，而且当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后，我们似乎就会发现这种共同性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认为最惊人的不同也只是表面的，而不是基本的。例如发型、衣着和食物口味等方面的不同。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只是企图部分说明在不同文化中都是根本的或者是普遍的。我们只认为，相对来说，这比不同文化中表面的有意识的愿望更根本、更普遍，也更基本，而且使共同的人性的探讨更接近实际，人的基本需要比其表面的愿望或行为更具有共同性。
必须理解这些需要不是某种行为唯一的或单一的决定因素。在任何看来是出于生理动机的行为中，如饮食或男女性爱中，都可找到这种例证。临床心理学家早已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一个使多种决定因素流动的结果，任何行为往往都是由几种基本需要或一切基本需要共同决定的，而不是仅仅由其中的一种需要决定的。后者的例外较多，前者的例外较少。吃饭可能部分是为了填饱肚子，部分是为了舒服和改善其他需要。分析一个人的某个单独行动（如果从理论上，而不是从实践上），可从中看出他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表现，那是可能的。这与朴素的性格心理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性格心理学中，是用一种性格或一种动机说明某种行为。例如，单纯地认为产生侵略行为的是侵略性格。
不是所有行为都由基本需要决定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不是所有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除了动机之外，行为还有很多决定因素。例如另一类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所谓现场决定因素。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说，行为完全可能由现场决定，甚至由孤立的外部刺激决定，如在观念联想或某种条件反射中便是如此。如在对刺激物“桌子”的反应中，如果我马上想到桌子的记忆表象，那么这个反应肯定与我的基本需要毫无关系。
其次，有些行为动机强烈，另一些行为动机微弱，还有些行为根本不是由动机引起的（但是，所有行为都是被决定的）。
另外一个重要观点是：表现行为和模仿行为（努力奋斗，有目的地追求目标）之间有基本区别。表情不是动机的必然，它只是性格的一种反映。一个愚笨的人行动愚蠢，这不是因为他想要如此，也不是由刺激引起，而是由于他就是这样的人。当我用低音而不用高音或中音讲话时，也是如此。一个健康孩子的任意活动，一个快乐的人即使独处时也面带笑容，一个健康人悠然自得地慢步，他挺直的体态都是表现性、非功能性行为的另一些例证。一个人体现出几乎所有他的行为，不管行为是不是由动机所引起，通常都是表现性质的、机械的、习惯的。自动的和传统的行为可能是表现性的，也可能不是。大多数受“刺激约束”的行为同样也是如此。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行为的表现和行为的目标指向，这两种情况不是互相排斥的。一般人的行为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
日常生活中的有意识的动机内容，根据前面所述，因它或多或少与基本目标密切有关，所以可被理解为比较重要或比较不重要。吃一杯冰淇淋的愿望实际上可能是爱的愿望的间接表现。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吃一杯冰淇淋的愿望就成为极端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冰淇淋只是使口腔凉爽的东西，或者偶然的食欲反应，那么，这个愿望相对来说，也就不重要了。日常的有意识的愿望是被当作症状，当作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如果我们从它们的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肤浅的愿望，我们便会完全陷入永远不能解决的混乱中，因为，我们将要认真地处理症状本身，而不是处理症状后面的问题。
不重要的愿望遭受挫折，不会产生心理病理方面的后果，而基本上重要的需要遭受挫折，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因此，必须将任何心理病原学的理论建立在健全的动机理论的基础之上。冲突或挫折未必是致病之因，只有当它威胁或挫伤基本需要，或者是与基本需要密切有关的部分需要时，才成为致病之因。
前面已多次指出，通常只有当更为优先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我们才会出现新的需要。因此，满足在动机理论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除了这一点，需要一旦得到满足，它们就会停止起积极的决定作用或组织作用。
这意味着基本上得到满足的人再不会有尊重、爱和安全等方面的需要。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实际上引起我们动机的是什么，而不是已经引起、将会引起我们动机的是什么，那么，满足了的需要就不再是一股推动力。从有实用性的目的出发，必须认为它已经不存在了。这一观点必须强调。因为，在我所了解的每种动机理论中，这一点不是被忽略，就是相互矛盾。
像这种考虑所提出的大胆假定，即是在任何一种基本需要中受到挫折的一个人，简直可以被公正地看作是有病之人。这种人与缺乏维生素和无机物的那些被我们称为“病人”的人很相似。谁能说一个健康的人动机中缺乏爱就不如缺乏维生素呢？他缺乏的是对发展和实现他最丰富的潜在力量和能力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迫切而经常地具有任何其他的基本需要，他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他突然显得非常缺盐缺钙似的，实在是个病人呀！
如果这样的论述是奇特或自相矛盾的，我可以向读者保证，这只是在我们修正对人的深奥动机的看法中所出现的许多反论中的一个罢了。当我们询问人对生活有何需要时，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本质。
（二）
自我实现的人（即更为成熟、更为完满的人）的定义是：在他们的基本需要已得到适当满足以后，又受到更高层级的动机————“超越性动机”的驱动。
这就是说，他们具有一种归属感和充实感，他们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他们有朋友，得到爱的温暖，感受到爱的价值，在生活中有自己的地位和空间。他们具有理性的价值观和自尊感。如果我们反过来说，那么，自我实现的人也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焦虑、空虚和孤寂，以及不会有自卑感等不健全感情的人。
当然，还可以用其他方式来表述，而且我也已这样做过。比如，要是将人的基本需要假定为人类个体唯一的动机，那么就可以说，自我实现的人不过是“非驱动”的人，我在某些文章里已使用过这一术语。这样一来就把自我实现的人，与东方哲学中的把健康看作是超越执着和欲求的观点联系起来了。
也可以用表现式而不是用复写式的方法来描述自我实现的人，这就是强调，自我实现的人是怡然自发、天然情真的人，他们比其他人更易于把握自己的真性。
上述种种表述，在个别研究场合有其分析作用。但最好还是进一步提出问题：“是什么动机激励着自我实现的人？”
显然，我们必须将居于自我实现层级以下的人（这些人是由基本需要驱动的）的原始动机，与那些基本需要已得到充分满足因而不再为基本需要所驱动的人的动机明确地区别开来，因为这些人更多是由“更高层级”的动机激励的。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自我实现的人的这些更高层级的动机和需要称为“超越性需要”，这样就把动机范畴与“超越性动机”范畴区别开了。
我觉得，基本需要的满足，对超越属于动机来说并不是充分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它可能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我治疗的一些病人身上，表面上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就与“生存性神经症”、无聊、无价值之类的东西掺和在一块。现在看来，超越性动机并不是在基本需要满足后就能自然而然地得到保证。因此，必须提出“维护超越性动机”的附加定义。这就是说，为了交流和理论建设的需要，须对自我实现的人做一些补充规定，他们不仅是完全健康、没有疾病的人，也是基本需要已充分满足的人；还是能主动积极地运用自己能力的人；而且更是为一些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求索并奉献忠诚的价值所激励的人。
每一个自我实现的人都献身于某一事业、号召、使命和他们所热爱的工作，也就是“奋不顾身”。
一般说来，这种赤诚和献身精神的明显特征是热情、慷慨和对工作的深厚感情，人们完全可用天职、召唤、使命等古老的词汇去描述它们，甚至可以用注定或命运这样的词汇描述。我还曾把它比作宗教意义上的祭献，即为了某一特殊使命、某一超于个人之外的或比个人更为重要的事业，为了某些不夹杂私利、某种与个人无关的事业而牺牲自己，或把自己奉献给“圣坛”。
我想进一步来好好谈谈“注定”或“命运”这样的概念。它实际上是用不太恰当的词来比拟一种感受，这种感受往往是人们在听到自我实现的人（和其他人）谈及自己的工作或任务时会有的。人对自己所热爱的职业会有这种感受，进一步对那些干起来非常“自如的”事也会有这种感受，对适合于他去做的事、有义务去做的事，甚至他似乎天生就应承担的事，也会有这种感受。
可以说，上述道理也适用于我的女性受试者，尽管在意义上有所不同。我曾有过一位女性受试者，她完全献身于做母亲、做妻子、做家庭主妇、尽女族长的义务。她的天职（我们完全有理由用这个词）就是带孩子、使丈夫幸福，把一大家子亲戚和睦地维系在一个亲友关系网中，她干得十分出色，与我所描述的那种精神几无二致，她对自己的行为也感到由衷的愉悦。她完全是以整个身心热爱自己的命运，我甚至可以说，她从不羡慕分外的任何东西，只是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全部能力。其他女性受试者虽有不同的家庭生活和家庭之外的职业，但都能积极热忱地献身于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把它们当作同样重要和有价值的事去热爱。我简直想说，有一些妇女，至少在某一时期里，她们最充分的自我实现就是“带一个孩子”。
最为理想的例子是，内在的需求与外在的要求契合一致，“我想”也就是“我必须”。
我可以分别来描述这两种决定性的因素，在做这种描绘时，我常常动情。内在的需求可以说是人的内心的反应，例如：“我爱孩子，或我酷爱绘画，我热心于从事研究，我热衷于政治权势胜过世界上任何事情，我对它充满幻想……我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此……我需要它……”这都可称为“内在的需求”，是人内在地感觉到的一种与责任完全不同的自我沉迷。它与“外在的要求”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外在的要求是主体对环境的反应，对他人的命令的反应。诸如起了火“要求”扑灭，孤弱的孩子要求有人照料他，明显的不合理的事要求正义来裁判等等。在这种情形下，人所感到的是职责感、义务感和责任感，不管他是被安排着去完成还是真正主观希望去完成，他都必须义不容辞地做出反应。在此，更多的是“我必须，我应该，我不得不……而不是我意欲”。
理想的情形是：“我想”也就是“我必须”，这类情形我有幸碰见过不少。
我有些说不准该如何称呼它，姑且把它叫作“目的性”，因为，它也可以说是出于意志、目的、决定和策划之类，但同时这个词又不足以表明那种卷入潮流的主观情感，那种自愿而热切献身的主观情感或屈从于命运而又愉快幸福地承受命运的主观情感。在理想的情形中，一个人也会发现自己的命运；而并不仅仅是为命运所左右、所规定、所裁决。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命运时，仿佛是在不知不觉中等待着它。也许用“斯宾诺莎主义者”或“老庄”的道、抉择、目的甚或意志等术语来表述会更好。
与那些对此尚未领悟的人交流这些感情，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沉迷于爱”来说明，这与执行职责或做些明智的合逻辑的事是显然不同的。如果非要提到“意志”一词的话，那也是在极特殊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当两个人完全相爱时，双方就会懂得什么是磁铁一般的吸引了。
这种理想的境遇既引起幸运的种种感情，又引起矛盾心理和卑微感。
这一模式也有助于表达用语言难以交流的东西，也就是表达他们的幸运感、幸福感、必要的感恩感；表达对这一奇迹竟会出现的敬畏感，对他们竟会被命运选中的惊异感；表达那种骄傲中濡染着谦卑的奇特的复杂感受，那种在幸运的爱侣身上可以感觉到的为他人的不幸而惋惜的傲慢感。
当然，这种幸运和成功的可能，也会引起各种神经质的恐惧、卑微感、反向价值、约拿情结等各种不同的行动。在以整个身心接受最高的价值之前，必须克服这些妨碍我们自我实现的种种最大可能性的障碍。
在这一水准上已超越了工作和娱乐的分离，工资、消遣、休假等都必须用更高的水准来定义。
诚然，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具有真正意义的人，就是他正在成为他自己那一类人，也就是成为他自已，就是实现了他的真实自我的人。抽象地说，根据对这种最高的、完善的、理想的考察所做出的推断，也许可以这样比拟：对某一特殊职业来说，某人是这世界上最合适的人，而这一特殊职业对这人的天赋、才能、趣味来说也是合适的。他就是这一职业，这一职业就是他。
无疑，只要我们同意这一点并体验到我们所说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另一个领域的讨论————存在领域、超越领域。现在，我们只能用存在语言（神秘水准上的交往等）来谈论。比如，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工作和娱乐之间的通常的习惯上的分裂已被完全超越了，这一点非常鲜明。那就是说，在自我实现的人那里，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工作与娱乐没有明显的区别了。他的工作就是娱乐，他的娱乐就是工作。如果一个人爱他的工作，并从中得到愉悦，这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其他活动可与它相比。他热切地追求它，每次休息后都急切地回到它那里去，那我们怎么能说“劳动”是违反某人的愿望强迫他去干的事呢？
这种热爱使命的人，想把自己与他们的工作同一化（相融合、一体化），并使工作具有自我的特征，成为他自我的一部分。
如果有人问这种人，亦即自我实现的人，热爱工作的人，“你是谁？”或“你是干什么的？”那他通常会以自己的“使命”来作答：“我是律师”，“我是母亲”，“我是精神病学家”，“我是艺术家”等等。
假如有人问他，“我想恐怕你不是科学家（或教师，或飞机驾驶员），那你是干什么的呢？”或者会这样问：“我想，你大概不是心理学家吧？”在我的印象中，自我实现的人这时会表现出困惑、思虑、吃惊，也就是说会做出一个毫无准备的回答。他的反应也许会十分机智，如开一个玩笑。但实际上，她的回答却是：“要是我不是一个母亲（或一个人类学家、一个实业家），那我也就不会成为我了。我也许就成了另一个人。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会成为另一个人。”
这种回答与对下面这句提问的含糊回答不相上下：“我想，你也许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
探讨性的结论是：在自我实现的主体那里，他们所种爱的工作逐渐取得了自我的特征，与自我同一、融合起来，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人的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所献身的事业，可以解释为内在价值的体现和化身，而不是指达到工作本身之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也不是指机能上的自主。这些事业之所以为自我实现的人所爱恋（和内投），是因为它们包含着这些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人最终所爱恋的是职业的价值，而不是职业本身。
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说，职业似乎并非是独立自存的，它宁可说是某种最高价值的载体、工具和化身。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讲，律师这一职业就意味着公正的目的，而不是律师本身的目的。也许我可以通过表达我的感受，来让人体会到这一点上的微妙差别。对某个人来说，热爱法律是因为法律即公正；而在另一个人看来，亦如在一个纯粹的非价值观的技术人员看来，热爱法律不过就是出自本能地爱规范、先例和程序，而不顾及目的或运用这些规范、先例、程序的后果。
这些内在的价值与存在价值交织在一起，就合二为一了。
我感到急需要用我的存在价值这一描述，不仅是因为理论上贴切，而且因为它在众多不同的描述方式中是最恰当实用的描述。这就是说，存在价值一词是在经历了种种不同的探索之后最终找到的。在各种不同的道路上（诸如教育、艺术、宗教、心理治疗、高峰体验、科学、数学等），人们逐渐猜测到在它们之中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如果确实如此，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一条通向终极价值的道路，这就是事业、使命、天职，也就是自我实现的人的“工作”。
这种内投也意味着把自我扩展到世界所包含的各个方面，从而，自我与非自我（外部世界、他人）之间的分离就被超越。
存在价值或超越性动机不再仅仅是心理内部的或机体的了，它们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超越性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内在的，但它追逐的一切是外在的。内在东西和外在东西的区分，在自我实现的人那里变得模糊起来，也就是说，它们逐渐融合了。
在这里，单纯的自私自利似乎被超越了，因而必须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给它下定义。比如，我们知道，有的人对食物的满足感是由他的孩子们的身上满足的。看着孩子吃食物比自己亲口吃更让他愉悦。（这是自私还是无私？）他的自我已扩展到了自己的孩子身上，伤害他的孩子就等于伤害他。自我确实不再与（由心脏流出沿着血管奔涌的血所支撑着的）自身的生物体是一码事了。心理学上的自我显然比自己的肉体大得多。
价值与自我的一体化还有一个重要结论。比如，你热爱这个世界或这个世界上某一个人的公正和真理，当你的朋友接近真理和公正时会使你感到幸福，而当他离开真理和公正时你就会感到悲哀。这一点不难理解。但试想一下，你看到你自己向真理、公正、美和美德靠近时又如何呢？你当然可能发现，在一种特殊的、对自己个人的超然和客观的态度中（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你会爱恋并赞美你自己。这种健康的自爱，弗洛姆早在1947年就描述过了。你会尊重你自己，赞美你自己，温柔地关怀你自己，嘉奖你自己，感受到自己的美德值得爱，值得尊重。你可以把自己当作责任，当作不是你自己，就如一个孕妇那样，她的自我这时就可以定义为包含着一个非自我。所以，一个人也可以用自己过人的天赋来维护这天赋和他自己，仿佛他是某种同时既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的东西的载体。可以说，他可以成为自己的监护人。
没有达到自我实现的人，似乎是以工作来获取低级层次需要的满足，以及获得神经质需要的满足。工作被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是出自习惯，或者作为对种种文化上的期望的反应。当然，它们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也许人类每一个个体都是（潜在地）在一定程度上由超越性动机激励着的。
生涯、职业或工作这些一般性的范畴，也可能作为满足其他各种动机的渠道，这不是指纯粹的习惯、习俗或机能自主之类。这一切可能满足或徒劳地寻求满足某一或全部基本需要，以及各种神经质需要。它们也可以成为达到“演出”的渠道，或者成为达到“防御性”行为以及真实满足的渠道。
这些不同的习惯、决定因素、动机、超越性动机都同时活跃在一个异常复杂的模式中，而这一模式又偏重于以某一种动机或意图为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所知的达到更高发展水准的人由超越性动机激励的程度需要比一般人高得多，他们与一般的或发展水准不高的人比起来，受基本需要驱动的程度则要小得多。
对人或人的本性的全面定义必须包括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要把内在价值作为人性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要对真实的自我、人自身或者真正的人的最深、最真、最本质的各个基本方面下定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它们过于广泛，我们不仅要囊括人的体质和气质，囊括解剖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内分泌学，囊括他的各种能力、生理上的特质以及他基本的内在固有的需要，而且还得囊括存在价值，这也是他自身的存在价值。
这些内在的价值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东西，也就是说，人需要它们是为了避免病态，并达到完满的人性和成长。“病态”是由于内在价值超越性需要的丧失造成的，我们可以称为超越性病态。“最高的”价值、精神生活，以及人类最高的抱负，因而也就是科学研究和探索的正常主题，它们就在自然界之中。
那些由于存在价值（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的事实）的丧失而引起的“病态”还是一个新问题，尚未被诸如病理学这一类的学科描述过，而只是被含糊地提到过。比如弗兰克尔在1966年曾通俗地、概括地描述过，但没有以研究的形式去处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由宗教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把它们作为精神上的或宗教上的缺陷来探讨的，而不是由生理学家、科学家或心理学家作为精神病上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病态”及发育不全或萎缩来研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些东西也与社会学和政治学上的混乱纠缠在一起，诸如“社会病理学”。
我将把这些“病态”（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人性的萎缩）称为“超越性病理现象”，把它们确定为存在价值（不是一般的存在价值就是个体特殊的存在价值）丧失的结果。
生活富裕而又放荡不羁的青年人的超越性病理现象，一部分是由于内在价值的丧失和“理想主义”受挫；另一部分是由于对社会失去了希望，从而他会错误地以为这个社会仅仅是由低级的、动物的或物质的需要所驱动。
我的看法是，这种行为很可能是因长期追寻某种可信仰的东西而不得，最终感到失望并懊恼的混合物（我曾见过一位青年对存在价值的存在本身感到巨大的失望）。
当然，这种受挫的理想主义和不时产生的失望感，也部分地受到了那种遍及全球的狭隘昏聩的动机理论的影响。且不谈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理论（它简直算不上理论）如何简单粗暴地拒绝研究这一问题，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也否认这一问题。这些理想主义的青年男女又有什么办法呢？
不仅19世纪的官方科学和正统的经院心理学没有给青年人提供任何东西，就是大多数动机理论也没有给青年人提供任何东西。靠这些动机理论生活，大多数人都会被引向抑郁症或犬儒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者也不过是关于人的高级价值的还原论者，起码在他们的正式著作中（而不是在那些有益的治疗实践中）是如此。他们认为最深层、最真实的动机是危险的、龌龊的，而人的最高价值和美德则完全被当作欺骗，当作“深层、黑暗、污浊”的东西的伪装教条。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在主要问题上恰恰是令人失望的。极端的文化决定论，至今仍是许多或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公开的、正统的信条。这一信条不仅否定人的内在的高级动机，有时还明显接近于“否定”人的自身本性。经济学家从根本上说都是些实利主义者，不仅西方的经济学家如此，东方的经济学家也如此。我们不得不这样苛刻地评说经济“科学”：它不过是人的需要、价值的完全错误理论的一种技术上的精巧高妙运用罢了，它只是着眼于低级的需要或物质的需要。
这怎么能叫青年不失望、不颓丧呢？青年不仅被理论家而且被父母和教师的传统思想以及广告商那些显然乱七八糟的谎言牵着鼻子走，到头来获得了一切物质上的和动物般的满足后，仍然得不到幸福。这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
那么，“永恒的真理”又如何呢？终极真理又如何呢？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赞成把它们转手移交给教堂，交给教条化、制度化、习俗化了的宗教组织。这岂不就是对人的最高本性的否定吗？据说青年一代在寻求真理时，肯定在人的本性中什么也找不到，他不得不到非人的、非本性的地方去寻求终极真理。当今聪明的、有头脑的青年人当然会怀疑或拒绝这一非人本性的探求方向。
这种价值匮乏和价值饥荒既由外在的价值丧失造成，又是由我们内心的矛盾心绪和反向价值造成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不仅被迫丧失了价值而成为病理反常的人，我们还对内在于我们的和外在于我们的最高价值感到惧怕。我们既受到吸引，也感到畏惧、吃惊、战栗、胆寒。这就是说，我们逐渐陷入内心矛盾和冲突之中，我们甚至抵制存在价值。压抑、否定、反抗结构————也许弗洛伊德主义的一切防卫机制都可用来抵御我们心中的最高价值，一如它们被建立起来抵御我们心中最低级的冲动一样。谦卑和无价值感会使人逃避最高价值。怕被淹没价值的恐惧感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我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里称这种恐惧感为约拿情结，并做过更详尽的描述）。
基本需要的系统，比超越性需要的力量强些。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是在同一个整合的系列之中，也就是在同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属于同一探讨的范围。它们都有“被需要”（即对人来说是必需的、有益的）的共同的基本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丧失才产生“病态”和萎缩，它们的被吸收才有助于培养完满的人性，获得更大的幸福和快乐，达到心理上的“成功”，促使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一般地说常在存在的水准上促进生活。这就是说，它们都是生物性的欲求，都能促进生物性的成长。但是，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整个基本需要系列比超越性需要力量强些，换句话说，超越性需要在基本需要后生效，不如基本需要那么急切，要求要弱一些，这一点很明显。我这里说的是就一般的统计意义而言，实际上，我发现有些个别特殊的人有一种独特的天赋，对真、善、美有独特的敏感。在这些人身上，超越性动机显然更重要、更迫切。
其次，基本需要可称为匮乏性需要，这些需要的种种特征早已描述过了。而超越性需要似乎还有更特殊的特征，可称为“生长性动机”。
从平均值上来看，各种超越性需要都具备同等强度，那就是说，我无法考察其优势上的一般等级。但在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身上，超越性经常是根据其特质的天赋和体质上的差异排列成层级的。
我所能够举出的超越性需要（或说存在价值、存在事实）并不依优势层级排列，一般看来，它们都是同样的强烈。关于这一问题的另一说法是，每一个个体依其自己的天赋、气质、技能、才能等，有他自己的超越性需要的重点、层级或优势，这种说法就另一方面的目的看是有益的。对某人来说，美比真更重要，但对他的哥哥来说，这可能是同等统计性的倒过来的比较。
这样看来，任何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都可以用大多数或一切其他存在价值来完满地说明。它们可能形成某种统一体，其中每一特定的存在价值从另一角度来看简直也就是整体。
这就是说，要给“真”下一个充分的、完全的定义，就得这样说：“真”是美、善、完美、公正、单纯、有序、合法、生动、易解、一致、超越分歧、松弛、愉悦（“真、完整的真、纯真”这一公式是不适当的）。美的完满定义是：真、善、完美、公正、单纯等。
价值生命（精神的、宗教的、哲学的、价值论的）是人的生物学的一个方面，它与“低级”动物生命处在同一个连续统一体上。两者并不是分立的、矛盾的或互相排斥的。从而，它可能是遍及全人类的，超文化的，尽管它必须通过文化才能实现自己的存在。
精神生命是人本质的一部分，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本身的一部分，人的族性的一部分，完满的人性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自我或纯粹的自发性所表现的程度，也就是超越性需要的表现程度。“消除抑制的”疗法、存在疗法、言语疗法或“本体论的”疗法，都将揭示并增强超越性需要和基本需要。
深层诊断和各种治疗术最终将揭示这些超越性动机，因为我们的“最高本性”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最深层的本性”。价值生命与动物生命并不是两个互不搭界的领域，这在大多数的宗教和哲学，古典的、非人化的科学都是如此。精神生命（沉思的、“宗教的”、哲学的或价值生命）在人的思维权限之内，原则上说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的。尽管它们被传统的、非价值的、模仿物理学的科学逐出了现实的领域，我们仍可断言，精神生命是人道主义科学的研究和技术的对象。
让我更详尽地发挥一下：超越性动机是遍及全人种的，从而是超文化的、人人共同的，并不是文化随意创造的。由于这一点容易引起误解，让我这样来说吧：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是类似本能的需要。这就是说，它有明显的遗传性遍及全人种，但它们是潜在性的，而不是现实性的。要实现这些潜在的精神生命，文化绝不可少。可是，文化并没有促进它们的实现，这恰恰也是有史以来大多数已知的文化的实际作为。因而，这里所指的超文化因素是能从外部来评判任何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根据文化促发或压制自我实现、完满人性和超越性动机的程度来进行这种评判。
所谓有精神的（或超越性、价值论的）生命明显地植根于人种的生物本性中。这种“高级”动物性是以健康的、“低级”的动物性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一个整合的（而非互相排斥的）系列。但是，这种高级、精神的“动物性”过于怯弱和柔嫩，很容易丧失，很容易为强大的文化势力所剥夺，因而只有在一个促进人的本性文化的氛围中，它才能够广泛地被实现，从而得到最充分的发育。
愉悦和满足可以由低级到高级排列为一个等级。所以快感论也可以看作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层级，也就是说，有超越性欢乐。
存在价值，亦即超越性需要的满足，是最高的愉悦或我们所知道的最大幸福。
我以前曾在另一处地方提出过，需要意识到有一个愉悦的等级，从痛感的消除、热水浴后的惬意与挚友相处的庆幸，到欣赏经典性音乐作品的喜悦，有了孩子般的欢欣，最高爱的体验的狂喜，直到与存在价值的融合。
这样一种等级也就是欢乐、自私、职责等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的梯次。如果在一般的愉悦中包含着最高的愉悦，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称为“超越性欢乐”，并从这一层次上指出：既然人类个体的最高义务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真、善、美，而真、善、美也就是族类所能体验到的最大愉悦，那么愉悦与职责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当然，从这一层次上说，自私和大公无私的相互排斥性也就消失了。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东西，对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有益的，令人满足的东西就是值得赞美的东西，我们的欲望就是值得信赖、理性的、明智的，我们所享乐的就是有益于我们的，寻求我们自身的（最高的）善，也就是寻求普遍的善。
既然精神生命是类似本能的，那么“主体性生物学”的一切技术均可运用于精神生命的教育。
精神生命（存在价值、存在事实、超越性需要等）从原则上说可以自我反省到。它有“冲动的声音”或“内在信息”，尽管它不如基本需要强烈，但起码可以“听到”，从而可以算作我所描述的“主体性生物学”的规则之一。
因而，从原则上讲，“主体性生物学”的一切原则和训练都有助于发展或教育我们的感官意识、机体意识，我们的感性体察到这些内在的信息（它通过我们的需要、才能、体质、气质、机体等发射出来），这一切信息尽管不是很强，仍可适用于我们内在的超越性需要，亦即适用于培养我们对美、法则、真、完美等的渴望。我曾用“体验的空虚”一词来表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内在信息不是缺乏，就是处于沉寂状态。也许我们也可以用“体验的丰富”来表述那些感觉到自我内在声音的人，他们因此而能够有意识地内省到超越性需要，并为此而感到愉快。
这种体验的丰富性，从原则上讲应该是“可培养”起来的，或是可恢复起来的。我坚信，也许适当地使用幻觉剂，采用埃沙伦式非语言术，用禅定和沉思术，或通过进一步研究高峰体验或存在认知，多少会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存在价值似乎与存在事实是一码事。因而实在归根到底是事实————价值或价值事实。
传统上的存在与应该之间的矛盾，是生活的低级水准的特征。它在事实与价值合二为一的高一级生活水准上被超越了。对清晰的理性来说，这些既是描述性的又是合规范的词语，可称为“融合词”。
在这合二为一的层次上，“对内在固有价值的爱”与“对终极实在的爱”是一码事。在这里献身于事实也就是爱事实。坚定地致力于客观性或致力于感知，也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对观察者的不良影响，以及对观察者的担忧、希望、为自己盘算等不良影响；获得情感的、审美的、有价值的成果，也就是最伟大和最明智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灵工程师和领袖们所接近并追求的成果。
对终极价值的沉思，与对世界本质的沉思是一码事。探寻真（完满定义上的真）也就等于追求美、秩序、单一、完善和公正（完满定义上的公正），那么，通过任何其他的存在价值都可以寻到真。这样一来，科学不就与艺术、爱、宗教、哲学没有什么两样了吗？对存在本质的发现，不也就是精神上的或价值论上的成果了吗？
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与自然多少有一点同型（这就是说近似于自然），以便在自然中能够存活。自然使人演化发展，从而人与超越他的东西的交往也就不需要说成什么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这种交往完全可以视为一种“生物上的”体验。
也许，人对自然的激动感情（人把自然领悟为真、善、美）有朝一日会被理解为一种人的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理解为个体自身存在和充分发挥潜能的一种方式，理解为安适自如的一种方式，理解为一种生物的真实感，理解为一种“生物神秘主义”。我们会把对最值得爱的东西的追求与追求神秘或高峰体验混合为一体，而且会把与“爱”中的任何一员（这是存在的真正的一部分，人也隶属于此）的融合视为与高峰体验一体。
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的这种生物学的或进化论的观点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最终一定会超越作为“最低级的”或“最深层的”对立面的“最高的”这一陈旧过时的用语。在这里所描述的“最高的”体验，那种人们所能感知的与终极事物的充满喜悦的浑然一体，同时也可看作是我们的终极动物性和族类性的最深体验，看作是对我们与自然同型的丰富的生物本性的承认。
存在价值与我们个人对这些价值的态度并不是一码事，与我们对这些价值的情感反应也不是一码事。存在价值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需求的感情”，也引起一种卑微感。
我们最好把存在价值与人类对它们的态度区别开来，这一任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这些对终极价值（或实在）的态度包括：爱、敬畏、膜拜、谦恭、崇敬、卑微、惊异、诧愕、战栗、亢奋、感恩、恐惧、喜悦等。它们显然都包括认识因素在内的情感反应。当一个人看到某一个与他自身不一样（哪怕只是可以说成不一样）的事物时，就会有这些反应。
在高峰体验中与世界化为一体的程度越高，这种自我内部的反应就越少，作为一种分立存在的自我就越不存在。
用来描述各种动机的词汇必须有一个等级层次，尤其是超越性动机（生长动机）必须与基本需要匮乏性需要在特征上区分开来。
内在固有价值同我们对这些价值的态度的区分，也需要有一个关于动机的等级区分词汇（这里最一般、最概括性地使用“动机”这个词）。我以前曾提醒注意与从需要到超越性需要这一层级序列相对应的各种满足，以及愉悦或幸福的不同层次。除此之外，我们还需牢记，只有在超越性动机（亦即生长动机）的层次上，“满足”这一概念本身才被超越了，因为，只有在这一层级上的愉快才可能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于“幸福”这一概念来说，也只有到了最高的层级才能被超越。这样一来，也许容易带来一种宇宙般的悲哀，带来一种虚静或不带情感的禅思。在最低级的基本需要层级上，我们所能谈的只有驱动、极度渴求以及奋求和急需，例如在断绝氧气或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时就是如此。我们再顺着基本需要的序列朝上走，更为适当的词就是意欲、愿望、选择和要求之类了。但到了最高的层级（亦即超越性动机层），这些词汇就主体而言显然就不恰当了，只有用下面这些词汇来描述超越性动机的感情才准确，即向往、献身、追求、钟爱、景慕、赞美、尊敬、沉迷或入胜等。
存在价值需要行为上的表现或“庆贺”，并引起主观状态。
我们赞同赫谢尔所强调的“庆贺”，他把这描述为“对自己所需要或崇敬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或敬慕的行为……庆贺的实质在于唤起对生活中的崇高或庄严方面的重视……庆贺就是极乐，参与演出一场永恒的戏剧。”
不妨再解释一下，最高的价值不仅仅是极乐和虚静禅思，考察主观状态的体验要容易得多。
有些教育和治疗上的有利因素和条件要求，可以用来区分存在领域与匮乏领域，也就是可能用于认识这些水准的不同层级。
我曾发现，将存在领域与匮乏领域区分开来，亦即将永恒的领域与“实践的”领域区分开来，这对我来说太有用了。仅仅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看，要过充实美满的生活，需让自己选择生活，而不是让生活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种区分也是有益的。
我还发现，这些词汇能使人更充分地认识到存在价值、存在的语言、存在的终极事实、存在的生命，并产生趋向联合的意识，从这方面来说也十分有用。这些词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词不达意，有时甚至会引起反感，但它们有助于达到目的。
“内在固有良心”和“内在固有负罪感”，归根到底植根于生物性之上。
弗洛姆讨论了“人道主义良心”这一概念，霍妮重新考察了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在此影响下，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赞同在超我之外还有一个“内在固有良心”，以及一个用来对背弃内在固有的自我进行自我惩罚的“内在固有的负罪感”。
我坚信，超越性动机论的生物基础，能进一步弄清和充实这些概念。
人的个体生物学无疑是“真实自我”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成为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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