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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与君主
二、计议与策士
三、费用与理财
四、富国强兵之道
五、讲话的艺术
六、放债的利弊
七、从属与朋友
八、误解与分歧
九、高官重职
十、司法与国家
十一、权衡价值
十二、贵族的位置
十三、交涉与协商
十四、诉讼与辩护
十五、党派与中立
一、帝国与君主
帝王常常惶恐终日，对人生无所寄望，他们在万民之上，地位至尊，荣华富贵无以复加，当然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冀求的了。可是，他们反而因此倍感烦恼，终日生活在惶恐的幻想与阴影中，心事重重，无法自遣。《圣经》上说：“天也高，地也厚，君子的心何所度。”这也算是原因之一了。当一个人的心中没有主要的目标，却满腹猜疑的时候，他的爱恨便令人难以揣测了。同样，帝王也会为一些琐事烦心，如搭建楼亭、提升某人的官爵、精通某项技艺（比如尼罗王会弹竖琴、杜密善王精于射术、高莫达王长于剑术、卡拉卡刺王善驾战车）等。我们在大事情上有了成就之后，如果停滞不前，则会沮丧；如果我们在小事情上面不时有些进展，则会感到精神爽快，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是不会相信我这个说法的。我们也常读到一些帝王的历史，这些帝王早年驰骋战场，南征北伐，战无不胜，但这种进展终会停止，因此他们到了晚年忧闷不乐而皈依宗教。亚历山大大帝和岱奥克里王就是这类帝王。近代的例子如查理五世，一个想往前发展的人，一旦猝然停下来，就会怅然，觉得大势已去，今非昔比了。
就帝王的恩威这件事情来说，难得的是懂得恩威并施，这算是一种美德。恩威并施与喜怒无常蕴涵了两种不同的概念。然而，前一种是恩德与威严交互使用，而后者与前者却是大不相同的。维思派尚问阿波洛尼洛斯：“尼罗王为什么会失败？”阿波洛尼洛斯答得好：“尼罗王抚琴的指法纯熟，曲调优美，而治国之时，则有时把弦调得太高，有时又调得太低。”的确，宽严失调都易使王权崩溃。
近代的帝王都是等遇到危难时才以巧计去避开的，却不见有人先采取预防的措施，这等于是在跟命运打赌。采取这种忽略祸患的做法，就可能大祸临头。帝王有许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是他们心里的事。据塔西托说，帝王的欲望大都很强烈而又互相矛盾，所以既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不择手段则是帝王的致命错误。
做帝王的要设法对付邻国、妻子、儿女、僧侣、贵族、绅士、商贾、平民和军人等，如果他稍不留神，这些人都可能使他罹难、丧生。
首先来谈一谈邻国。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情形，想定出一个对付邻国的一般法则是不可能的。但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是有的，那便是做帝王的应该经常有适当的防御措施（比如说，扩张领土、垄断贸易或入侵等），防止邻国变得比自己强大，以免遭受威胁。这种事情应该成立委员会专职负责。欧洲三强联盟时，英格兰的亨利八世、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互相防范，严加监督。他们中间如有人被侵犯领土，两国则联合制止，必要时共同讨伐，誓将失土收复，绝不在中途轻言和解或暗中牺牲对方。与这种联盟性质相同的组织，还有那不勒斯的斐迪南王、佛罗伦斯的梅第奇王和米兰的斯福查王的联盟。中世纪的经院学派主张，两国之间，如非一国先侵犯另外一国，就不应该宣战。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如果是一国为了避免即将发生的危机，而采取正当的防卫措施，那么即使对方从无侵犯事实，也是合法的作战理由。
谈到妻子这一方面，历史上更有许多惨不忍睹的例子。例如利维娅毒死夫君奥古斯都大帝；梭利曼一世的王妃洛克莎拉娜为了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土耳其王，而暗杀皇后之子穆斯塔法，结果破坏了皇室律法，扰乱了帝王血统的继承；英国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暗中使他退位，而后再将他杀害。由这些例子看来，帝王妻子的危险性实在太可怕了。
至于子女方面，悲剧的事例就太多了。帝王通常猜忌自己的子女，这真是件极不幸的事。像前面提到穆斯塔法遇害后，土耳其王室的继承传统就受到严重的破坏，直到现在，自梭利曼大帝以后的数代，都被怀疑是异族的血统，因为梭利曼二世的血统已被大家认定是可疑的。君士坦丁大帝把他那为人忠厚温和的儿子克利普斯暗杀后，皇室的安宁也同样受到影响，皇太子君士坦丁二世和康斯坦斯的结局也都很惨。另外有一个太子康斯坦修斯也非常不幸，他被朱利安王讨伐以后，不久就病故了。马其顿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密区斯被自己的兄弟诬告叛国而被处死，他的父王后来发现他是被误杀后，也因忧郁成疾而辞世。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帝王们从猜忌子女的行动中得到好处是很少见的，当然，子女们确实有叛乱行为的当属例外，像梭利曼猜忌太子巴加札特以及亨利二世的三个儿子叛变等。
谈到教士僧侣，他们要是势力庞大、倨傲不恭，那就不能说没有危险了。例如，坎特堡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勒都曾企图要把王权与教权集于一身，不过他们所遇到的国王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也都是骄傲固执的，所以他们的野心难以施展。教会造成的危险并不在于教会本身，而在于教会圈外的势力，或者是由于教士的选举与任职不是靠君王或圣旨授予的权力，而是靠平民百姓的拥戴。
至于贵族，只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然而，如果对他们加以压制，那时君主的主权虽然显得更有尊严，但是却会变得更加不安，更不容易贯彻命令。关于这一点，我在《英王亨利七世传》中也曾提及。亨利七世压制贵族，所以在他那个时代不断有内患发生，贵族表面上虽然仍旧服从他，但一旦事情发生时，他们便袖手旁观，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结果是君主事事都得亲自处理。
说到绅士，由于他们散处全国各地，所以不致成为大患。虽然他们时常大唱反调，不过并无大碍。他们跟贵族一样，只要他们没有掌握大权，便不致发生危险。由于他们与平民最为接近，关系最直接，所以如果发生骚乱事件，他们是出来缓和局势的最佳人选。
再谈到商人，他们对于国家而言，就像静脉与人体的关系，如果他们生意清淡，国家的四肢虽然依然强壮，但血脉枯竭，四肢便自然会变得倦怠、羸弱不堪。国家不要只对营业税打主意，其实营业税的加重对整个国家的税收益处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虽然国库增加了部分收入，但对整个国家而言有损失，因为某方面的税收提高了，贸易数量反而会因此而减少。
至于平民，如果不是在他们之间出现伟人，或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受到干扰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发生。
最后谈到军人，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要求恩赐，厚享薪俸，那将对国家贻害无穷，这一点我们可从土耳其的近卫军和罗马的侍卫队的叛变中得到证明。如果由不同的指挥官带领，将他们分派到一定的地方去驻守，并且不轻易给予赏赐，这样就能使他们成为捍卫国家的武力，不致发生祸患。
帝王犹如太空中的星球，对整个太空而言，星球在时令方面有好坏不同的影响。虽然他们很受人尊敬，却很少得到休息。有关帝王的一切讨论，记住下面两点将有助于理解：“帝王得记住，你是一个人；同时也得记住，你也是一个神，或说你是造物主的代表。”前者约束帝王的权力，后者约束帝王的欲望。
二、计议与策士
人与人之间最坦诚的是互相信赖。其他有关信任的事，例如，生活方面托付朋友的有田地、财物、子女、债务及其他特殊的事情。贤明的君主对策士的信赖，并不会对自己的尊贵有所损伤。这种情形就是上帝也有过，上帝替耶稣取了许多名字，其中一个就叫作“策士”。所罗门这样说：“有筹划计算才有安定。”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一再计议才会妥善，否则便会颠倒反复、矛盾重重，像个醉汉行路般踉踉跄跄，结果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所罗门看出策士的重要性，所以凡事必依策士的计谋、策略而行。当年古犹太王国江山之所以破碎，是因为为谗言所误。如果我们想不为谗言所误，就必须谨防两点：就人这方面来说，要提防幼稚浅薄的人所献的计策；就事这方面来说，须提防激进的建议。
古代的帝王和策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他们也都能将策士操纵自如，这些情形我们可从书本上看出来。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天神朱庇特娶了墨提斯。墨提斯象征策士，他们的结合就象征帝王与策士的密切关系。另外传说他们在结合之后不久，墨提斯怀孕了，可是，天神朱庇特不等墨提斯分娩就把她吃掉了，想不到他自己竟因此怀孕，后来就从脑壳里生出一个身着铠甲的雅典娜（即智慧女神）。这个奇异的寓言，隐喻着一个治国的秘密方法：帝王要利用策士。帝王每遇事件发生即令策士献计，这可比作怀孕期；等计策运筹妥当，即将付诸实施时，就好像胎儿已生长成形，即将分娩；然而，帝王却在这个时候把大权收回，不让策士去执行。之所以要这样做，乃是要使天下的人以为一切功劳都是帝王的，而非依靠策士（因计策商定后，要依赖武力推行，就像雅典娜以全副武装出生一般），要天下人以为这份功劳不仅是由帝王的威严而产生的，也是借帝王的头脑计划出来的，这样才会增加帝王的荣誉。
我们现在再来谈谈使用策士的弊病与补救的办法。通常使用策士的弊病有三：机密容易泄露；容易降低帝王的权威，一切事，帝主都比较不能自主；献计的人多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对君主的利益未予顾及时，君主就有受到欺蒙的危险。这些弊病有一种补救的方法：将大臣们集合于宫中议事。这个办法意大利的学者主张过，法国有几个朝代也曾实行过，可是这个办法所产生的弊病反而更加明显。
关于一切国家大事的秘密，君主不必一一告知策士，需要斟酌权衡，把该讲的向策士讲，不该讲的则守密。策士们所献的计策，也并不一定全都采纳。国王应该知道，朝廷里的秘密可能会由自己身边策士之类的人泄露出去。谗臣议士常以出卖议事秘密牟取私利，所以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不是唯利是图的。谈到危险性，一个多嘴的人自然远超过有口德的人。有些事的确是需要绝对保守秘密的，除了帝王以外，最多只能让一两个亲信知道。要能做到这样，帝王本身必须是坚毅果断与足智多谋的。帝王必须选任贤德之士做策士，并且更需要的是忠实可靠不违帝王旨意的人。像英王亨利七世，他遇有机密大事时，除了穆登和弗克斯这两位主教之外，便不再向其他的人透露。
在降低权威这一方面的补救办法，前面希腊神话中的那个寓言已说得非常明白。事实上，如果帝王能利用策士的计议，而由自己来拿主意，则自己的权威不但不会降，反而还会提高，并且，这样做也不会因听信策士的谗言，而失去臣属对自己的爱戴。可是，如果某一个策士的权威太大，或数人互相勾结，到了可左右宫廷势力时，那情形就严重了。不过，这种情形如果及早发觉，仍可设法补救。
最后要说明的弊病是献计的人有私心，因此做帝王的要起用本质诚实、真挚、坦率、正直的人。策士们通常都是互相防范的，很少有互相勾结的事情发生，所以若有争权或假公济私的事发生，帝王都会得到报告。不过，帝王们应该像了解自己那样去了解策士们，那才是最好的补救办法，所以说“贤明的君主贵在知民”。从另一方面来说，策士们不应去揣摩君主的性格。他们的精力应该集中在帝王所交代的事务上，而不是去卖弄自己的谋略，这样他们的目的才是献策，而非讨君主的欢心。在帝王方面，他的咨询办法有两种，即分别咨询与集中咨询。这两种方法如果并用将是最有益的。私下征询意见比较自由，当众咨询则比较郑重。私下我们可以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在大众面前我们就不喜欢有人随意表现自己的性情了。所以，两种方法并用最为合适。对职位较低的人不妨采用私下征询的办法，这样他们才敢于把意见自由地表达出来，而对于高职位的人则采用当众咨询为宜，以维护彼此的尊严。帝王们在询问大臣对事情的意见之外，也要询问他们对人选的意见，否则询问也无用，因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挑选适当的人来处理。考虑人选的品质不可仅仅凭他的等级地位，就像不能仅凭自己的模糊记忆或他人的精确描述，因为重大错误的酿成或伟大智慧的显示都在于对人的选择。古语说得好：“书籍是最好的顾问。”的确，顾问常不肯说真话，只有书籍才会记载真实的话，特别是有治国经验的人所著的书，帝王们要多加研究。
有些地方现在举行参议会，那只能说是一种平等的集会，在会议上只谈谈各项事务，并未深入研讨，并且因为过于匆忙，所以连考虑后再做决定的工夫都没有。因此，遇有重大的事情时，最好是今天交议，等到明天再去讨论，因为这样才有充分的时间做较周详、缜密的思虑。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协商会议是个严肃而有秩序的会议。我主张请愿的案件要划出一个特别的时间，这样请愿人才能得到被接见的机会。并且，决定国家大事的会议要从容计议、专心讨论，这样才不致受到干扰。在会议中最好挑选中立分子为委员来进行讨论，不可以在双方争执不下时求折中。关于贸易、财务、军事、申诉以及某些特殊问题，也应各设一个常务委员会来进行研讨。对那些有特殊技能和专业的人，应让他们在各常务委员会上首先发表意见。如果需要，再让他们在参议会上发言。但要注意的是，别让他们成群结队地去，以免扰乱议会秩序。帝王在出席会议时，不可发表太多的意见，因为帝王的意见既出，议员们便只好顺从，不便再把自己的意见贡献出来，结果就失去了议会的效果。
三、费用与理财
金钱是供人使用的，花钱的目的在于得到荣誉与为善。因此，额外的花费是否值得就要看具体情形了。倘若为了国家利益而自动捐献财产，这样不仅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个人也会因做了善事而在将来能进入天国。个人的日常开销要看财力而定，最要紧的是开支不要超出自己的负担能力，也不可以听信仆人的话，随便他们花用。花钱有技巧，要支配得很恰当。购物须选价廉物美的，要使实际花费低于外人的估计。一个人如果要维持现在的经济状况，日常开支不得占收入的半数以上；如果想要发财，开支则不可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大人物也应亲自清查自己的财产，这并不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可是，有的人不这样做，其原因恐怕除了他们自己疏忽成性之外，也害怕一旦发现亏空而忧烦。然而，你不找出伤口，创伤又如何能治好呢？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财产无法亲自去处理，用人就得小心，并且所雇用的人还要常常调换，因为新人不会像旧人那样大胆狡猾。不能亲自处理自己财产的人，对自己的一切收入和开支最好都先确定一下，以免有透支的危险。
你如果在某一方面产生了浪费，就得在另一方面设法节省。比方说，饮食方面太浪费了，服装方面就得节省；屋里摆设豪华，马棚就得简陋些。人的财产到底是有限的，如果各方面都奢侈浪费，结果可能会弄得倾家荡产。
清理债务时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就和欠债太久不还一样，对自己不利。拖延债务须付利息，这固然是一种损失，但是如果急于还债，而把东西或产业廉价出售，这样的损失更大。再说，突然把债务偿清了，对于欠债成了习惯的人来说，他还是会再去借债的。慢慢还债的人却养成了勤俭的习惯，这既可以在钱财方面少受损失，在精神方面又会获得许多益处。
当一个人的财产需要弥补时，换句话说，当他的财产亏空时，那就什么都要节省了，即使是小的地方也不可忽视。节省小钱并非不光荣的事，屈辱着去赚小钱才是有失体面的事。有些开销如开了先河，便无法停止，这类的开支要特别小心，如果这种开销仅此一次，那就不妨慷慨一次。
我把财富称为德行的累赘，因为财富相对于德行而言，就像辎重车辆相对于军队一般。你不能把辎重车辆留在后面或抛弃掉，然而在某种环境下行军，辎重车辆不但无用，反而会变成累赘，说不定会因为要照顾那些东西而打败仗呢！
事实上，财富过多是无用的，因为一个人所需要的钱财是有限的，超出限度以外的钱财便是多余的东西。因此，所罗门王说：“钱财多的地方便会有许多人来消耗它，对于钱财，主人除了一饱眼福以外又有什么用？”多余的钱财只能使主人落个有钱的虚名，对他并无一点实用的价值。并且，当一个人的财富达到了某种限度之后，超出的财富并不会为他增加乐趣。这些超出的财富他可以储存起来，或者赠予他人，他也许会因此而享有富翁的虚名。由于他已有足够的钱财，所以超出的财富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你可曾看到，有人出高价购买珠宝古玩或铺张华贵的陈设，想使他那多出的财富显得有些用处。也许你会说，财富可以救人于危难或解除困境。所罗门王说：“富人想象财富是一座坚固的堡垒。”这句话说得很妙，因为他说那是“想象”而已。其实不然，为钱财所毁的人比为它所救的人要多。
不要去找额外的钱财来挥霍，要用正当的手段赚取钱财，花钱要得当，该慷慨的时候就慷慨捐赠，该存下一些钱财的时候就存下一些。对钱财也不要过于轻视。西塞罗在评论婆修玛斯时说得好：“他热衷于积聚财富，为的是要做些好事，而不是贪婪。”因此只要运用得当，财富的价值仍然是很大的。我们再来看看所罗门王怎样说：“想要急着发财的，难免会适得其反。”所以积财要有耐心，不可以操之过急。诗人们在想象财神普鲁塔斯奉天神朱庇特的命令而来时，说他是一拐一拐地走得非常慢的，而奉地狱之神普鲁托的命令而来时，他却走得非常快。这是比喻用正当的方法和诚实的努力去取得财富的过程是很缓慢的，相反，因某人死亡而继承财产时，则可以很快地获得财富。另外，因为普鲁托是魔鬼，所以我们可以给予另一种解释：财富从魔鬼那里来得特别快（如以欺诈、压榨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发财的办法很多，然而多半是不正当的方法。节俭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是也不见得清白，因为当一个人过于节俭时，他对慈善义举也就不肯出钱了。
最自然的致富之道是利用土地。大地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它给予人类许多恩典。只可惜，现在的人如果要靠种地致富也是非常慢的。不过，资本雄厚的人如果一心经营农场，是能获得极大的利益的。我以前认识一个英格兰的有名而富有的贵族，他是个畜牧家，他除了有那数不尽的羊群和阡陌相连的稻田以外，还是个大木材商，也是大煤矿、大铅矿和大铁矿的矿场主人，还有其他数不完的财产。因此，大地在他看来就像是藏有无尽宝物的海洋一般，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一次我听一个人说，他赚小钱很困难，赚大钱倒很容易。这句话颇有道理，因为有的交易金额很大，却只有少数极有钱的人才能做到。人有了许多钱便可以积存货物，而后待价而沽，从中获取利润。这种人也可以做没有钱的人的老板，这样一来可以利用他人的能力来赚钱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普通商店赚的是规规矩矩的钱，他们获利的主要方法有两个：一是勤劳；一是公平交易，名声好。如果以投机取巧或囤积居奇的手段去做损人利己的交易，就是不正当的。中间商多半是以低价购入，而后高价卖出的，他们转手之间便获取巨利，不仅是卖主被剥削，顾客也同时被剥削了。
与人合资做生意也很容易赚钱，只是伙伴要选择诚实可靠的，不然，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放高利贷是最好的赚钱办法之一，因为放债的人坐享其成，别人等于是在替他流汗，而且连假日也要照算利息。这简直是犯下戒律了，它固然是一种保证无风险的方法，但是也有它的弊端，经纪人常将并不富有的人看成是有钱的人，尽量从他们身上榨取钱财。
有人因很幸运地发明或发现了什么而取得了专利，他们往往会获得巨利而成富豪，在康纳利岛上经营糖业的人就是这样发财的。所以，具有发明或发现天赋又兼具判断能力的人，不一定是绝顶聪明的，只要时来运转，他自然会发一大笔财的。
把金钱贷出去收利息，而自己不敢拿金钱去做生意的人，永远无法得到大的财富。但是冒险成性的人也往往会落得倾家荡产。因此，在你未有确定把握能赚到某笔钱以前，最好先有个打算，以免发生意外。假使没有人限制你，从事专卖或垄断事业倒是发财的最好机会。如果你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商人，你能判断出什么是畅销的货物，那就不妨大量搜购货物，等到利市时售出。当然，替人做事所得的报酬是正当而光荣的，而以谄媚逢迎或其他卑劣的手段获取钱财，那就很可耻了。如果是专从人家遗嘱的执行或监护权中谋夺利益，那就更可鄙了，因为他们所做的勾当，与逢迎贵族比起来，实在是更无耻。
有些人表面上轻视钱财，对这种人不要太相信。其实，他们不过是得不到钱财，才假装对钱财漠视的，一旦他们捞到钱财，就会比什么人都狠心了。钱财有时像是长了翅膀，会不胫而走。对某些小钱不必太计较，有时把它放出去了，它倒会带回更多的钱财呢！
人到最后，不是把财产留给亲人，就是留给大众。但是不论留给谁，都以适量最有益。遗产太多，继承人便成了众人谋算的对象，除非他的年龄与经验各方面都已成熟，否则总是会遭人暗算的。同样的情形，如果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而大量地捐赠，这就像供物中没有放盐一般，不能保存较久，又像是外表粉饰漂亮的坟墓，里面却会很快腐烂。人们要谨记，遗产的价值不在数量之多，而是在于与继承人的身份是否相符。遗产的馈赠最好是在生前，不要等到死后才赠给别人。因为活着的时候给人礼物可说是一种恩惠，而死后才把自己无法享受的东西送给别人，那就称不上是慷慨的行为了。
四、富国强兵之道
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有人请他弹琵琶，他说：“我不擅长弹琵琶，不过我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使鼎盛的国家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都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并不为过。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裨益。也有一些大人物在处理事物上，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分高估自身的能力，以致费力不讨好，又不低估自己的能力以致凡事缩手缩脚？
一个国家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然而，工作中最易犯的错误就是对国力的错误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作一个大果核，却把它比做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颗粒，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和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为大国的基石。
设有坚固的城堡，储备有丰富的火药、军械、铁骑，但没有训练有素的强悍国民的国家是不会强大或打胜仗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有人告诉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准备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少取胜，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上。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那些人凑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罗马士兵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国民是否英勇。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即使国家军械不缺乏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和勇敢的士兵，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只要有勇敢的精神，便可知自己的力量。反之，即使威风一时，不久也会威风扫地、一败涂地。
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担的苛捐杂税过重，就永远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这里所指的是人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却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贵族如果增加得太快，平民的情绪就会变得消沉，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这里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会有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必然会出现贫富分化，社会矛盾重重，人心涣散。所以，人口多的国家不一定就强大。比如，英国的土地和人口虽然较少，但是武力较强，因为从英王亨利七世开始，就给农场和农舍制定了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致过着贫贱的生活，即使是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只是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
“举国皆兵，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贵族显要享有富贵，仆徒如云，他们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国家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容的态度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靠少数的国民、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国家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它可以安稳地守卫一定的领域。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土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会被风折断。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允许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接纳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时甚至全民族归化。此外，他们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连这些权利也都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都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在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甚至在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菲利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
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扩充武器装备当作主要的任务、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是战争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目标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器装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曾经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器装备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在当今的欧洲国家中，还算强盛的只有西班牙。但是，我们最关注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作为适当的借口。因为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的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归来，认为扩张疆土是他们大将的荣誉。可是，他们发动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绝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政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声称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那它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事物和社会团体也都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师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是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都武装起来，则这个国家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虽然耗资很大，但是在邻国之间，它可以起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恺撒的事说：“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上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他是虚荣心太强，想把恺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1571年利邦多的战役，土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土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陆地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的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都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的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与古代光荣的战争相比，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此外还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施。然而，在古代，在战胜的地方都竖立起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授予个人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得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它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和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的，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的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和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做决定了。
五、讲话的艺术
有的人讲话不是在显示他的见识，也不是要对有待辨别的是非发表见解，而只是要表明他能在任何情形之下自圆其说，使人称赞他的机智。这样的讲话能获得别人称赞的只是那如珠妙语，而不是真正的道理。有的人对普通的话题长于谈论，不过他们的谈话却十分刻板而少变化。讲话少变化会使人生厌。最恰当的讲话态度是懂得控制话语的内容，当某一话题发挥完毕时，巧妙地转移话题，并以主动的姿态控制话题。在演讲或普通交谈时，都要懂得做些变化，所谈问题要用浅显的道理加以印证，使人容易听懂，说明一件事情的经过时带点说理的言辞，在闲话中夹杂些意见，在笑话中来点正经的话题，这样才不会使人因听同一种话语太久而感到厌倦。
在有些场合谈话要避免诙谐，如遇到宗教问题、国家大事、个人急事和令人同情的事等。但是，也有人认为，当对方的头脑不清醒时，说些比较刺激的话也许可以使对方振作精神。过于情绪化的言语应加以节制：要好好勒住缰绳，别轻易扬起鞭子！
我们要辨清机智与带讥讽的急智之间的差别。喜欢用讥讽的语气说话的人，人们对他的话会有所畏惧，因此这种人要防备别人对他记仇。肯向人讨教的人，不仅能增长见识，也讨人喜欢。如果所提的问题是被问者的专长当然更好，因为这样被问者可以借机发表他的见解，并且会很得意，发问的人也因而受益匪浅。但要注意的是，别问些无聊的话，否则会惹人讨厌。
在自己讲话时，要给别人讲话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说个不停，不让别人插嘴，那么就要设法制止他，使别人也有讲话的机会。像16世纪流行的轻快的双人舞，如果跳舞的人停不下来，音乐师便会出来制止。
如果你不懂装懂，别人虽不揭穿你，但别人绝不是不知道你对自己不懂的事装懂。在说话中要提到自己时，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我认识一个人，他常这样揶揄某一个人说：“他总爱说他自己怎样怎样，结果把自己说成圣贤了。”如果想要自夸而又不失面子，有一个办法：当你发现别人身上也有你所具备的优点时，你就尽量夸奖他就对了。
说话不可太随便。我认识英国西部的两个贵族，一个在家常常保持严肃的态度，而在外面却爱嘲讽他人；另一个则喜欢对那些到他家来参加宴会的人说：“请向我说句实话吧！难道席间连一句和谐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吗？”客人都说了实话。而那位贵族却说：“我以为他的话会破坏席间的气氛呢！”结果弄得彼此都不愉快。所以小心说话比雄辩好些，措辞得当也比恭维好些。只会口若悬河般做长篇大论式的讲话的人是不会交谈的人，他的讲话显示了他做人太不活泼。但是，只会说些闲话而不会做长久辩论的人则又未免显得太浅薄怯懦了。有时，虽然话不及正题，但是起到了引述的作用，这样的话说多了往往会令人生厌，然而，一点引述也没有的话又太不婉转了。
六、放债的利弊
许多人对放债这件事予以冷嘲热讽的攻击。他们说，十分之一的税收原是奉献给上帝的，然而现在为魔鬼所享用，实在令人惋惜。在这个世界上，最敢冒犯周末、假日、安息日的人就是放债的人，因为这种人使借债的人连礼拜天都要工作。放债的人就是维吉尔所说的雄蜂，维吉尔的诗句是这样说的：“他们把不从事生产的雄蜂从蜂巢里逐出。”上帝把亚当贬落到人间后，所制定的第一条戒律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血汗去换面包，不可用他人的血汗去换面包。”人们又说：“放债的人所戴的帽子都是橘黄色的。”而放债正是犹太人的专长。以财生财是违反自然的。我认为，人类既然有悭吝的性格，对于放债生息这件事当然也就应该没有所谓不可以的这种说法。世上难免有互相借用的事，而人心又大都是吝啬的，有谁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慷慨地借给别人呢？因此，放债生息的行为是应当被认可的。国家设立银行以及政府要人民报告收入的来源，便有人怀疑这是否合理，并提出过机智的质问，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敢以实用的眼光来谈论有息放贷。我们最好把放债的优点与缺点一一列举出来，而后慎加取舍，并且要留意别让放债的长处被短处掩盖了。
放债生息的第一个缺点是，人们既然可以用放债的方式赚钱，那社会上做生意的人就不会多了，因为要是世间没有这种偷懒的行业，人们就必须把资金投到贸易上去，而贸易才是国家财富的枢纽，就好像人体的血脉一样。第二个缺点是，容易使商业不振，由于农人坐享田租，农产品就不会增产，而商人坐吃利息，营业当然也不会好。第三个缺点是，由前两个缺点所产生的结果，那就是商业不振以后，税收无法提高，国家的税收自然也就减少了。第四个缺点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放债收利息是绝对不会亏本的事情，别的行业都没有它可靠，财富很快就会都集于放债者的手里。然而，国家的财富平均分散在多数人的手里才能兴盛起来。第五个缺点是，贬低了土地的价钱，因为财富的主要作用是买与卖，可是放债的办法对买与卖都很不利。第六个缺点是，如果没有放债的障碍，就会促进财货畅通与工商发达以及社会进步，同时还会增加许多新发明。如果大家都坐吃利息，工商业便无法振兴，社会也难以进步，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新发明了。最后一个缺点，它导致许多人破产以及国家贫乏。
现在来谈谈放债的优点。第一个优点是，放债虽然在某些方面会妨碍贸易，但在另一方面又会促进贸易，因为商务的推动大部分是要靠年轻人付出利息借债来经营的，所以，要是债主要收回资金或不愿放债时，商务就会停止了。第二个优点是，放债生息会使借款人陷入困境，那么借款人就会以低价出卖房地产进行抵债，与其说是债务在啃食他们，不如说是无情的市场在吞没他们。至于典当也是如此，因为开当铺的人也要收取利息，纵使你不还利息，他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没收你的抵押品。我记得英国有个刻薄的富人常这样说：“这该死的放债办法，造成了无典当抵押品的没收。”第三个优点，即最后一个优点是，我们如果要借钱而不付利息，那完全是空想，借钱的办法如果受到压制，那将会引起许多难以想象的不便，所以，谈到要废止放债这个办法，那简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世界各国在从前都无放债生息的办法，而今却已有放债的种类与利率的不同了。如果要取消这种办法，那只有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去了。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放债办法的改良和限制，即说明要如何来避免上述的缺点和保留上述的优点。当我们把放债的利弊两相比较之后，便可知下列两件事有调整的必要：第一，须将放债者的利齿磨钝，使他们在咬人时狠不起来；第二，须有一种办法来鼓励富人贷款给商人，这样一来不但不会使商业停顿，反而会使商业更有生气。如果想达到这两个目的，应该采取下面两种办法，就是将利息分为两种：大利息与小利息。如果把利率压低到某一个比率，借款的人会感到便利而多借，这样反而会造成商人负债过多而不易赚钱。同时我们又要注意，做生意是最赚钱的，因此除了商人以外，别人是负担不起较大利息的。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设立两种不同的借贷利息：一种是自由而普遍可行的；另一种是只借给领有执照的商人，而且是有固定场所与经营方式的商人。第一，一般的利息应低到百分之五，由政府自由贷放，不得收罚金。这样做，可以解除国内借款者的一些困难。另外，也得把土地的价格提高一些。要把为期十六年的置产贷款利率降低为百分之六，非置产者则应在百分之五。这种办法可以刺激工商业或其他生产事业的改良，因为有了低利率，人们便都会愿意投资于这种企业。第二，政府对某种人应该发给执照，准许他们以较高的利息借款给某些较大的商业经营者。但是，下面几点应该注意：利率规定的对象固然是商人，但也要定得低一点，以使借款者除了感到有利于改革经营外，也感到真正能负担的便利。无论商人也好，一般人也好，都能确实受惠。不必创设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也能使人人有支配金钱的便利是最好的。并不是我完全不喜欢银行，而是因为有人怀疑银行，甚至不能容忍它。国家把执照发给债主时可以收取一些手续费，其余的利息都归债主所有。手续费不收过多的话，债主是不会不高兴的。国家收取少许的手续费后，以前收受利息百分之九的人现在减为百分之八，这样他也不会放弃原来的行业而改去冒险投资别的行业。这样的债主越多越好，但须限制他们住在某些商业城市中，以免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拿别人的钱去放债，使收受百分之九的利息的债主，再去别人那里拿百分之五的利息的钱来转手借放。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以前某些地区只是可以放债而已，现在却都公开承认，这未免太不妥当了。但是，我的看法是，假如政府对日益炽盛的暗中放贷的风气故意装作不知，那倒不如公开承认而收缓和之效。
七、从属与朋友
从属多是弊多利少，因为从属就像列车，拖得越长，列车行驶就越不灵活；也像鸟类，尾巴长而翅膀短时，就无法随心所欲地飞翔了。这里所说的“弊多”是指费用支出庞大，而他们要求又多、令人厌烦。再说，从属都是在需要帮助与保护的范围之内的。若你的从属不能安分的原因不是因感情上的问题，他不满的是你的朋友，这样的人就不可收留了，因为你会因他而与朋友失和。这种情形在某些小人物身上是常见的事。有的从属的性情喜好夸大，逢人就吹嘘他的恩主是如何伟大，这种人同样会为你惹来许多麻烦，因为他们容易泄露机密，常会把事情弄糟，恩主的声誉也会被他败坏，且可能招致别人的嫉妒或让别人怀恨在心。
雇用一种人是非常冒险的，他们专喜刺探恩主家里的隐情，然后四处向人宣扬，所以这种人实际上是奸细。然而，他们却大都能得到恩主的宠信，因为他们在暗中搬弄是非，表面却逢迎恩主。
通常身份高贵的人都会养些从属人员（长官退休，随从人员仍会跟随他们的长官），这种情形一向都被人认为是合情合法的，即使帝王也会同意。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生活不可过于奢侈豪华，对部属也不可故意纵容。最正当的做法是，知道怎样去提高从属的品德与气质，而在办事上，如果无须用高强的人的话，还是用平凡的人比较好。
事实上，德国在沦亡的时候，勇敢的人比有才能的人还要有用些。一切事情都应秉公处理，不可有所偏颇。如果对一部分人特别优遇，就会养成他们骄横的习气，而其余的人则会产生不满的情绪，因为他们也想要求同等的权利。相反，如果一切都合情处理的话，那就不会厚此薄彼，而会公正对待、一视同仁，这样将使受宠者更加感恩，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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