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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幸福的获得
二、幸福的生活
三、幸福的秘诀
四、幸福的条件
五、人的不幸
六、英雄的不幸
一、幸福的获得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人，这是一件较为轻松的事情。从我与友人们的闲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发现，内省、到国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过程中，往往会将这一感觉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前面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朋友的不幸福之处，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群。
虽说有中间的层次，但幸福大体可分成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而眼下，我却不想证明什么论点，只想进行描述。
也许区别这两类幸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而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切。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的人。他好幸福！这个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发达，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存在着国会这么一个机构。他的幸福并不是源自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认为的“最后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条，而是基于身躯的活力、足够的体力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则是同一类的，他长年和野兔作战，他说起那些小动物，就像伦敦警察厅提及的不安定分子一样：把它们描绘成行事诡秘、心怀叵测、凶恶残忍，只有同样伶俐狡猾的对手才能和它们较量。犹如那些聚集在神话传说中瓦尔哈拉大厅里的英雄们，他们每天都在追杀着一头能暮死朝生的野猪，我的花匠也能逐杀其死敌，而并不担忧第二天那死敌会死而复生。那花匠虽说已七十好几了，可他整天不歇手脚。为了干活，他还得走上八公里的山路，但欢乐之泉是享用不尽的，那源头恰恰来自“那些兔崽子们”。
你会说，像我们这样知书达礼的人，享受不到这类单纯的快乐，如果我们对兔子这般弱小的动物发起战争，我们能体验到什么快乐呢？照我看来，这一说法实在肤浅。一只兔子要比黄热病杆菌大得多，然而，一个拥有知识的人却会从与后者的搏斗中获得乐趣。就情感内容而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得到的快乐，与我的花匠所体验到的是完全相同的，教育所造成的差异仅仅在于产生这种种快乐的活动形式不同而已。
成功的快乐需要一些困难相伴随，使成功最初看来是没有把握的，但最终大多成功了。这或许就是为何不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便是幸福之源的一大原因。低估自身者常常为成功而感到意外，而高估自身者则往往对失败感到惊讶。前者的意外令其欢畅，后者的惊讶使之忧伤。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无端地自负，也不自卑得连进取心都没有。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现今最幸福的人是科学家。其杰出者感情纯洁，他们从工作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这样他们也能从饮食，甚至从婚姻中获得快乐。艺术家们和文学家们将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脸看作是礼仪上的必要，而科学家则往往能尽享这古老的天伦之乐，其原因在于：他们智力的较高部分完全被其工作所占用，主人不许这部分智力涉足它们并不擅长的领域。
在现代世界上，科学是进步和力量的标志，因而其重要性既不为科学家，也不为普通人所怀疑，所以，在工作中，科学家是幸福的。由于较为纯洁的情感容易得到满足，科学家便不需要情感那么复杂。复杂的情感犹如河水中的泡沫，平缓流动的河水遇上障碍便产生了泡沫。只要生机勃勃的水流没有受阻，那么它便不会掀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则会对其蕴藏的力量视而不见。
科学家的生活具备了幸福的一切条件：他有一项能充分展示其能力的空间，他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大众都是非同小可的。在这方面，他比艺术家要幸运得多。当大众不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时，他们便说这幅画如何糟糕，或这首诗如何蹩脚；但是当他们不理解相对论时，他们便说自己受的教育有欠缺。结果便是：爱因斯坦受万人敬仰，而丹青能手却在阁楼中饥肠辘辘。爱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画家们却是不幸福的。
以一贯的我行我素来抗衡大众的怀疑态度，在这种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们能把自己关在一个排外的小圈子里，忘却外面冰冷的世界。而科学家则不需要小圈子，因为除了同事，大家都器重他。相反，艺术家则处于要么选择被人瞧不起，要么选择生活在似粗鄙者的痛苦不堪的境遇之中。如果这位艺术家具有一流的才华，那么他必定会招致非此即彼的厄运：若他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便会有前者的结局；若他藏而不露，便会有后者的下场。当然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也有过这样的时代，优秀的艺术家们，甚至在他们年纪轻轻时，便为人们所尊重。
16世纪意大利教皇朱利阿斯二世虽说可能亏待了米开朗琪罗，但他从不认为米开朗琪罗不会作画。现代百万富翁，他可以给江郎才尽的老艺术家抛掷万贯钱财，但他绝不会认为，艺术家们所从事的活动，与他的一样重要。也许这些情况与下述的事实有点关联，即一般而言，艺术家比科学家要不幸福些。
我以为必须承认的是，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富有才气的年轻人，往往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使其出众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现的工作而感到不幸福。而在东方国家，情形便两样了。眼下，世界其他地方的青年大概总不如苏联的知识青年们那么幸福。苏联的青年们有一个崭新的世界要去建立，与之相应的，他们有热烈的信仰。老朽们或被处死了，或被饿死了，或被放逐了，或被清除了。这样，他们便不能迫使青年们要么作恶多端，要么无所事事，二者必居其一，就像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里那样。
对有教养的西方人来说，年轻的苏联人的信仰或许是无情的，可对这心存信仰人又能提出什么异议呢？他们的确在创建一个新世界，一个符合其意愿的新世界，这世界一旦建成，它几乎毫无疑问将使普通的苏联人比起革命前来要幸福得多。它或许不是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乐于居住的世界，但那些有文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并不非得去那里生活。因而，从任一实际角度来判断，年轻苏联人的信仰是有道理的，除了基于理论的种种批评之外，对这一信仰所进行的谴责，说它惨无人道，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外部的政治因素侵扰了年轻的知识分子的幸福，但不存在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内部障碍。对青年人来说，存在着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而且只要这些活动取得成功，那么青年人便会感到幸福。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有着日夜追求的目标————虽说困难重重，但终究会实现。
而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表现出来的玩世不恭，是安逸和软弱相结合的产物。软弱使人感到一切忙碌都是不值得的，安逸则使这一痛苦的感受变得可以容忍。在整个东方，大学生期望能对大众舆论有更多的影响，但在现代西方，他们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东方大学生发财赚大钱的机会比西方大学生要少得多。正因为既不软弱又不安逸，他才成为一个改革家或革命者，而不是一个玩世不恭者。改革家或革命者的幸福来源于大众事业，即使在将要被处死的关头，他或许比那些安逸的玩世不恭者享有更多的真正的幸福。
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他来我校做客，并打算回去在反动势力的区域内建立一所同样的学校，他想结果将会是脑袋落地，然而他讲这些时却是那般恬静与幸福，我只能暗自羡慕之。
尽管如此，我又不想说唯有这些非凡的幸福才是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幸福只降临于少数人身上，因为这些人具有一般大众所缺乏的某种能力和广博的兴趣，并不是只有著名的科学家才能从工作中获得乐趣，也不是只有大政治家才能从鼓吹其事业中得到欢愉。工作的乐趣对每一个具备特殊技能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能在运用其技能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而并不要求获得满堂的喝彩。
我曾经认识一位少年时双腿残废的男子，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却是那么的宁静、幸福。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幸福，是因为他写了一部长达五卷、有关玫瑰花枯萎病的专著。在我眼里，他是这方面的一流专家。我无缘结识一大批研究贝壳的学者，然而从认识他们的人那里，我知道研究贝壳给那些乐此不疲的人带来了快乐。
我认识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排字工，他是所有那些伏身于字体创新者的楷模。但是那些有声望的人对他的真挚敬重所给予他的快乐，还不及他运用技巧时的快乐感觉更真实————这一快乐与优秀的舞蹈家从跳舞之中获得的快乐大致相当。我也认识其他一些排字能手，他们能排数学字体、宗教手稿、楔形文字，或任何冷僻和困难的文稿，我并没有探究这些人的私生活是否幸福，但在工作时间里，他们从那富于建设性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人们通常会说，在我们这个工业时代，技术性工作所提供给手艺人的快乐天地比过去要小。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不错，现在的技术工人所做的工作，迥然不同于那些吸引着中世纪行会的活动。但在工业经济中，技术工人仍然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地位，还有那些制造科学仪器和精密机械的那些设计师、飞机制造师、司机，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几乎可让技能得以无限发展的行业。
根据我以往的观察，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工人和农民并不像汽车或火车司机一样幸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的农民，时而犁地，时而播种，时而收获，其劳动形式的确多种多样，但他得看老天爷的脸色，而且他深知这一依赖性。而制造现代机械的人则意识到人的力量，他感到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隶。但那份工作对大多数仅仅看管机器的人来说是非常乏味的，他们机械地重复着某一操作，很少有变化。但是工作越乏味，它就越有可能让机器来操作。机器生产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成这样一种体制：机器做一切令人生厌的活儿，而人类从事变化且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这样的世界上，比起农业产生后的任一时代，工作将变得不再令人厌烦，不再令人感到压抑。在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人类便决定屈从于单调、枯燥的生活，以减少挨饿的风险。当人们依靠狩猎能获得食物的时候，工作便是一种乐趣，人们不难从富人们仍以这些祖先们的职业为乐的现象中找到例证。
然而一旦农业站稳了脚跟，人类便进入了平庸颓废、痛苦悲惨和疯狂愚蠢的漫长时期，直到今天，他们才得以在机器的帮助下解放自身。感伤主义者当然可以大谈什么与泥土的亲密关系，哈代笔下世故农民的老辣的智慧，等等，但是每个乡下青年人的愿望之一，便是要逃脱忍受风雨旱涝的奴役和漆黑冬夜寂寞的境地，到城里找活干，工厂和电影院里的气氛是实在的，有人情味的。友谊与合作是一般人幸福的基本成分，人们能更充分地在工业而不是农业劳动中得到它们。
对某一事业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幸福源泉，这里不仅仅指受压迫国家中的革命者、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而且也包括其他层次的信仰。我所知道的一些人，他们相信英格兰人是十个失传部落的后裔，他们几乎总是幸福的，而那些相信英格兰人只是埃弗雷姆和《旧约全书》中的故事，是马纳塞部落的人，也同样是幸福的。
但是，我可不想让读者对此产生信仰，因为我不会去鼓吹任何对于我来说是虚假信仰的幸福。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会怂恿读者去相信，人应该仅仅依靠癖好生活，不过要找一件并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也是容易的，而对此事真正感兴趣的人们，则在闲暇时有了一份美差，它足以排解人生如梦的感觉。
与伏身平凡事业相近的是沉溺于某一爱好。在活着的、最杰出的数学家中，有一位将其时间平均分给数学研究和邮票收集。照我看来，当这位数学家在前者毫无进展时，后者便给他带来了安慰。当然集邮不仅仅能排除因难以证明数学理论中的命题而产生的苦恼，而且邮票也不是能被收集的唯一物品。
试想，古老的瓷器、鼻烟盒、罗马硬币、箭镞以及石器所展现的境界，该让人多么的欣喜若狂、心驰神往！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对这些纯朴的欢乐不屑一顾。我们在小时候体验过它们，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却认为它们与成人格格不入，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任何对他人不造成危害的快乐都应得到珍视。
就我而言，我“收集”河流：我为顺伏尔加河而下和逆扬子江而上感到欣喜万分，又为从没见过亚马孙河和南美洲北部的奥里诺科河而百叹遗憾。这些情感可谓单纯之极，然而我并不为它们感到羞怯惭愧。让我们再看一下棒球迷们的激昂欢乐吧，他们以热情而又贪婪的眼光看着手中的报纸。我认识一位美国一流的文学家，其作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十分忧郁。然而和他第一次会面就产生了不同印象。我记得当时电台恰好在报道一场棒球赛的结局，这位文学家忘了自我，忘了文学，忘了我们世俗生活的一切烦恼，他欣喜得狂叫起来，因为他所钟爱的球队获得了胜利。从那以后，我便能读着他的作品而不为书中人物的不幸感到压抑了。
不过，一时的狂热和业余的爱好，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幸福之源，它们只不过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暂时忘却难以面对的痛苦的手段。比起其他的，根本的幸福更有赖于对人和物的友善关怀。
对人的友善关怀为柔情的一种形式，但不是那种贪婪的、占有的和非得到回报的形式，后者往往是不幸福的祸根。能得到幸福的那一种形式，是喜好观察人群，并从其独特的个性中获得乐趣，他希望使那些与自己有接触的人能表现其兴趣，并得到乐趣，而不是想去左右别人，或得到别人的狂热敬慕。
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态度对待他人，那么他便是幸福之源，同时他又是别人友爱的对象。他与别人的关系，无论密切还是疏远，都会满足他的兴趣和感情。他不会由于别人的忘恩负义而满脸不欢，因为他将很少得到这种回报，并且即使有，他也不会在意。
在另一个人身上，相同的特性会使那个人怒发冲冠、暴跳如雷，而在他身上，则成为乐趣的来源。别人苦苦奋斗所不能取得的成就，对他而言则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他幸福，因而他将是个愉快的同伴，而这又给他的幸福增添了许多。
但这一切必须是真切的，它绝不能产生于自我牺牲的想法，这一想法源自责任感。在工作中，责任感是有效的，但在人际关系中，它却是糟糕的，人们希望彼此喜欢，而不想让别人忍耐、顺从地去忍受。自然而然、不费工夫地喜欢很多人，也许是个人幸福最旺盛的源泉。
我在上一段也提到对物友善的关怀。这说法也许有点牵强，人们或许会说，对物是不可能感到友善的。尽管如此，在地质学家对石块或考古学家对废墟所具有的兴趣中，存在着与友爱相似的东西。对于敌对的而不是友善的事物，人们不可能感兴趣。一个人因为厌恶蜘蛛，想住到它们较少光顾的地方，所以他也许会收集有关蜘蛛习性的资料。但这一兴趣绝不会产生地质学家得自于石块的那种欢乐。对无生命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兴趣，虽然不如对待同胞的友爱态度在日常幸福的成分中那么有价值，但是它仍然具有重要性。
世界广阔无垠，而我们自身的力量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幸福都局限于自身的情形之内，那么不向生活索要更多的东西就是很困难的，而贪求的结果，一定会使你连应得的一份都落空。一个人若能凭借一些真正的兴趣，如16世纪的宗教曲、伦特会议或是星辰史等，而忘却其烦恼的话，那么当他漫步回来进入一个无关个人的世界时，定会发现自己觅得了平和与宁静，使他能用最好的方法去对付他的烦恼，同时也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幸福的秘诀在于：使你的兴趣尽可能地广泛，使你对你所感兴趣的人和物做出的反应尽量倾向于友善，而不是敌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幸福的人，这是一件较为轻松的事情。从我与友人们的闲聊或其著作中，我同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在现代社会中，幸福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发现，内省、到国外旅行以及和我的花匠聊天等过程中，往往会将这一观点驱赶得无影无踪。在前面我已论述了我的那些文学界朋友的不幸福之处，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在我的生命途中，我所遇到的那些幸福的人。
虽说有中间的层次，但幸福大体可分成两类。我说的这两类，也可以被称作现实的和幻想的，或肉体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当然，名称的选择要视被证明的论点而定。而眼下，我却不想证明什么论点，我只想进行描述。
也许区别这两类幸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类幸福是对所有人都敞开胸怀，而另一类幸福则对能读会写的人表示亲切。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认识一个掘井的人。他好幸福！这个人身材高得出奇，肌肉发达，他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当他在1885年得到一张国会选票时，他才有生以来头一回知道存在着国会这么一个机构。他的幸福并不是源自知识，也不是基于对自然法则、物种完善、公共设施公有权、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新教派之一的安息日会认为的“最后胜利”，或知识分子认为人生享受所必不可少的所有信条，而是基于身躯的活力、足够的体力和对石块这类并非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征服。
幸福的秘诀在于：使你的兴趣尽可能地广泛，使你对你所感兴趣的人和物做出的反应尽量倾向于友善，而不是敌视。
二、幸福的生活
显然，幸福的获得部分靠外界环境，部分靠自己。在本节里，我们探讨靠自己的那部分，而且我们发现，在与自己相关的范围里，幸福的窍门是十分简单明了的。
很多人以为，如果没有一种多少带有宗教成分的信仰，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也有一些人以为，他们不幸福，是因为他们的忧伤有着错综复杂和高度理智的根源。我可不相信这些是幸福或者不幸福的真正根源，我想它们仅仅是现象而已。一个不快乐的人通常会拥有不快乐的信仰，而一个快乐的人会拥有快乐的信仰，两者都将其幸福或不幸归之于各自的信仰，而真正的因果关系却截然相反。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某些东西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些东西也很简单：衣食住行、健康、爱情、满意的工作和来自同伴的尊敬。对某些人来说，为人父母也是很必需的。在通过努力获得它们，而他依旧感到不幸福时，那他必有某种心理上的失调。如果这种失调非常严重，他就应该去精神病医生那儿治疗，但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他把事情安排恰当，那么病人自己也可以医好这种失调。
只要外界环境不是绝对多灾多难，一个人应该能够获得幸福，他的热情和兴趣向外而不是向内发展。因此在教育和适应世界方面，我们都应极力避免自私自利的情欲，尽量获得那些能阻遏我们专注自身的情爱和兴趣的思想。
大多数人在监狱里是不会感到幸福的，这是人的天性，而被我们锁闭在自身内的情欲则构成的一所最糟糕的监狱内。在这类情欲中，最常见的有：恐惧、妒忌、犯罪感、自怜和自我欣赏。在这些情感中，我们的欲望都集中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总是担心它在某方面会伤害我们或不能满足我们。
人们极不愿意承认事实，急切地想躲进暖和的谎言的长袍里，主要原因不外乎恐惧。然而荆棘撕破了长袍，寒冷的风从裂缝里长驱直入，这时已习惯于温暖舒适的人，比一个饱经风霜、结实硬朗的人，要遭受更多的苦楚。况且，那些自欺者也往往心里知道自己在骗自己，他们整天畏怯疑惧，生怕某件不利的事情迫使自己沮丧地面对现实。
自私自利的情欲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很少使生活丰富多彩。一个只爱自己的人，当然不能因其情爱的杂乱而受到指责，但到最后他必然会感到烦闷不堪，因为他热爱的对象永远没有变化。一个因犯罪感而痛苦的人，是受着一种特殊的自恋之苦。在这茫茫宇宙中，他感到最重要的莫过于自己的品性高洁。传统宗教的最严重的谬误，在于鼓励了这一特殊的自我专注。
一个幸福的人，以客观的态度安身立命，他具有浪漫炽热的爱和丰富广泛的兴趣，凭借着这些爱和兴趣，使他成为别人的爱和兴趣的对象，他获得了幸福。能成为爱的领受者，这自然是幸福的，然而索要爱的人并非就是得到爱的人。广义地说，得到爱的人是给予爱的人。不过，倘若像为了利息而放贷那样，一个人在层层盘剥之后才给予他人爱，这是没用的，因为有算计的爱不是真诚的，领受者也不会感到它是真诚的。
那么一个被囚禁于自身内的不幸福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要他总牵挂自己不幸福的原因，他就依然是自私自利的，且无法跳出这一恶性的圈子。如果他要跳出来，他就得借助真实的兴趣，而不是指望那些被当作药物一般接受的做作的兴趣。
虽然这么做的确有困难，但他毕竟还能做不少。如果他能正确地断定其问题之所在，那么他首先可以使自己明白，他没有理由感到罪孽深重，然后依照我们讨论的方法，把合理的信念植于无意识之中，同时做些多少是中立的活动。如果他成功地清除了犯罪感，那么真正客观的兴趣大概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要是他的问题源于自怜，那么他首先可以让自己明白，在他周围并没有什么天大的不幸，然后再用上述的方法去解决这一问题。要是他的问题源于恐惧，那么让他做一些有助于培养勇气的练习。
自古以来，沙场上的英勇大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且男孩和男青年的训练，大部分是用于培养那种视打仗如儿戏的性格。然而道德的勇气和智慧的胆略却不曾引起同样的重视，不过它们也有自己的培养方法。
每天你至少承认一个令你痛苦的事实。你得学会去如此感受，即便你在品德上、才智上远不如你的朋友，人生依旧值得体验。这种练习，几年后最终能使你面对现实而不畏惧，并因此将你从大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在极大程度上，幸福的生活犹如善良的生活。职业道德家们太偏重自我克制，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了错误的地方。有意识的自我克制，使一个人变得专注于自己，并清楚地知道他所做的牺牲，结果在当前的目的上，它往往失败，在最后的目标上，它几乎总是落空。人们所需要的不是自我克制，而是那种向外的兴趣，后者能产生自发的、不经雕饰的行为，而相同的行为，在一个专注于追求自身德行的人那儿，唯有依靠有意识的自我克制才能做到。
行为的效果可有天壤之别，这取决于行为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看见一个孩子行将溺死，如果你凭着援救的冲动直接去救他，那么待你从水中冒出来时，你的道德并没有受到半点儿损害。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你对自己说：“去援救一个无助的人是德行的一部分，而我想做一个有德行的人，所以我必须救这个孩子。”那么事后的你比起先前的你，将变得更为败坏。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能够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较不明显的事情。
所有的不幸福都基于某种分裂或缺乏一致：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缺少协作和配合，因而造成了自我的分裂。自我和社会的联结要靠客观兴趣和爱的力量，由于没有这种力量，又造成了自我和社会缺乏一致。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遭受这种分离的痛苦，他的人格既不分裂来对抗自己，也不分裂来抵御世界。
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宇宙的公民，尽情地享受着世界所给予的五光十色和舒畅快乐，不会因为想到死亡而苦恼万分、心神不定，因为他感到自己不会真的与后者分离。唯有在这种与生命之流如此深刻的、本能的结合中，人们才能找到无与伦比的欢乐。
三、幸福的秘诀
在这里我想就我认为似乎是幸福者最普遍、最显著的标记————热情，花点笔墨。
理解热情含义的最好方法，也许是观察人们坐下来吃饭时的各种不同的行为。对有些人来说，吃饭是件惹人厌烦的事，哪怕是美味佳肴，他们都会觉得索然乏味。他们吃过山珍海味，或许餐餐如此，他们从不知道挨饿的滋味，而把吃饭仅仅看作是天天都要重复的刻板之事，由社会风俗所规定。
如同别的一切事情一样，吃饭令他们感到厌倦，然而抱怨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比它少让他们厌倦些。接下来便是病人，他们吃饭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医生告诉他们，为了恢复体力，进补一些营养物是必要的。还有美食家们，进餐前，他们满怀厚望，结果发现没有一道菜烧得是合格的。还有饕餮之徒，他们饿鬼般地扑向食物，狼吞虎咽，结果长得太胖，爱打呼噜。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进餐前食欲极佳，对眼前的食物很满意，吃饱之后便让嘴巴休息。
面对人生宴席所奉献的珍品，人们会有上述种种相似的态度，幸福的人对应于最后一种进餐者。热情与生活的关系，就好比是饥饿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厌烦吃饭者与拜伦式的不幸福的牺牲品相当；有任务观的病人对应于苦行者；饕餮之徒与骄奢淫逸者呼应；而美食家则对应于爱挑剔者，后者将生活的一半乐趣指责为缺乏美感。
奇怪的是，大概除了饕餮之徒外，所有这些类型的人都鄙视具有良好胃口的人，认为自己是优越的。因为饥饿而享用食物，或者因为生活绚丽多彩、乐趣无穷而去热爱生活，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庸俗的。他们站在幻灭的顶峰，而对他们认为是头脑简单的人横竖瞧不起，我个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不管形式如何，对我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不错，某种情形会使得这种解脱不可避免地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就得尽早地摆脱，而不应视其为智慧的更高形式。
倘若某个人喜欢草莓，而另一个不喜欢，那么后者优越在什么地方呢？这里不存在草莓是否好坏的抽象和非个人的证明，爱吃的人说它们味道好极了，不爱吃的人则说它们味同嚼蜡。然而，爱吃草莓的人比另一个人多了一种快乐，就这点而言，前者的生活充满了更多的乐趣，他更完美地适应了另一个人也得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在这一小小的例子中是确凿的东西，在更为重大的事件中也同样是确凿的。爱欣赏足球赛的人，就在该方面胜过不爱欣赏足球赛的人，而喜好读书的人，则远胜于厌恶书本的人，比起看足球赛来，阅读给予的快乐要多得多。
一个人的兴趣越广，他拥有快乐的机会就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为如果他失去了某一种兴趣，他便可转而依赖于另一种兴趣。生命短暂，人们不可能对事事都感兴趣，不过对尽可能多的事物感兴趣却是一桩好事。我们都容易染上内省者的弊病，世界向他显现出千姿百态的景象，但他却扭转脑袋，专注于内心的空虚，我们可不要以为内省者的忧郁有什么了不起。
以前有两台制造香肠的机器，它们结构精美，专用来将猪肉制成鲜美无比的香肠。其中一台机器对猪肉保持着不衰的热情，并生产出无数的香肠；另一台则说：“猪肉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工作比任何一块猪肉都要有趣和神奇得多。”它拒绝了猪肉的光临，开始研究自己的内部。而一旦猪肉被剥夺，它的内部便停止了运转，它越是研究，这内部对它来说似乎越发的空虚和愚蠢，所有这些进行过美妙转换的部件竟纹丝不动了。它真不明白，这部机器究竟能做些什么。这第二台制肠机就像是失去热情的人，而第一台则好比保持着热情的人。
心灵是一架奇特的机器，它能以最令人惊讶的方式将给予它的材料结合起来，但是没有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材料，它便是软弱无力的。心灵与制肠机不同的是，它必须自己为自己获取材料，因为事件只有通过我们对它们所发生的兴趣才能成为经验，倘若它们不能激发我们的兴趣，我们便不会去利用它们。因此，一个注意力向内的人觉得一切都不值得他去注意，一个注意力向外的人，在他偶然审视他的灵魂的瞬间，就会发现那些极其丰富、有趣的各类成分被解析和重新组成美妙或有教益的模式。
热情的形式数不胜数。人们也许记得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爵士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次他碰巧看到路上有顶帽子，就捡了起来，对它打量了一番后说，帽子的主人因为酗酒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的妻子也不像以前那样迷恋他了。如此普通的物品便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对这样的人来说，生活将永远不可能是无聊的。在乡村野外的散步途中，有很多不同的东西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某个人或许会对禽鸟感兴趣，另一个则关心草木，还有人留心地质，更有人注意农事，等等。如果你感兴趣，那么其中任何一项都是有趣的，其他的也一样。
一个人，只要对其中的一种东西感兴趣，就比不感兴趣的人更好地适应了这个世界。
同样，对待同胞，不同的人态度的差异何止天壤之别！在一次长途火车旅程中，一个人会对与其同车的旅客视而不见，而另一个则会对他们进行归纳，分析他们的性格，并对他们的境况做出相当准确的猜测，甚至他也许会弄清其中几个人的最隐秘的历史。人们在弄清别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相同地反映在人们对别人的感觉之中。有些人总觉得几乎每个人都让自己受不了，而有些人则会很迅速、很容易地对那些与自己接触的人产生友好的感情，除非有某些明确的原因才会有别的感情。再以旅行为例，有些人行踪遍及好多国家，他们总是去最好的旅馆，吃的食物与他们在家时吃的完全一样，约见那些他们在家里见到的相同的富翁们，谈的话题也与他们在自家餐桌上谈的雷同，这些人回家后只为结束了昂贵旅行的烦恼而感到如释重负。而另外一些人，不管他们去哪儿，都会发现那些特别的事物，并结识当地的典型人物，观察任何有历史或社会意义的东西，品尝当地的食物，学习当地的风俗和语言，回程时携带着丰富的新材料，给予自己无限的遐想。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形中，一个对生活具有热情的人要胜过没有热情的人，对于前者，即便是不愉快的经历，它们也不被认为是一无是处的。我为见过一群中国人和一处西西里村子而感到快乐，我不能说当时的心情是极为愉快的。
爱冒险的人喜欢船只失事、兵变、地震、大火灾和所有诸如此类的不愉快经历，只要它们不危害其健康。以地震为例，他们对自己说：“地震原来如此！”由于这桩新鲜事增加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因而这使他们感到愉快。要说这些人不受命运的摆布可并不正确，因为如果他们失去了健康，很可能在此时他们也会失去热情的，但这也并不一定都是如此。我曾认识一些人，他们长年累月受尽折磨，但直到临死前最后一刻，他们仍保持着热情。
有些疾患能摧毁人的热情，有些则不然。我不知道生物化学家现在能否区分这两类疾患，也许当生物化学取得了更大的进展后，我们都会有机会服用确保我们对一切感兴趣的叶片。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依赖对生活的常识性观察，来判断哪些因素使得一部分人对一切都感兴趣，而使另一部分人对一切都不感兴趣。
热情有时是一般化的，有时是专门化的，可能非常专注于某一方面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这位出现在19世纪英国作家、旅游家鲍洛的《拉文格罗》一书中的人物，他失去了钟爱的妻子，曾一度感到生活万般无聊。但他是个茶叶商，为了忍受生活的不幸，他毫无外援地自学并阅读经他手中而过的茶叶箱上的中文说明，结果，这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活乐趣，也开始饥不择食地研究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东西。
我曾认识一些人，他们专心致志，竭力搜寻一切有关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密传宗教————诺斯替教左道邪说的东西，又有一些人的主要乐趣是整理、校对16——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的手稿和其著作的早期版本。
要事先知道一个人将会对什么感兴趣是绝不可能的，不过大多数人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怀有强烈的兴趣，一旦这种兴趣被激发，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从沉闷、单调中解放出来。然而，比起对生活的一般热情来，非常专门的兴趣，作为幸福的源泉令人感到不够满意，因为后者很难填补一个人所有的岁月，并且总存在这样一种危险：或许在某一天他全部知晓那已成为其爱好的某一特殊事物，而这又使他感到索然无味。
我们所有不同的爱好和愿望必须适合生活的总框架，如果它们要成为幸福的源泉，它们就得与健康相一致，与我们所爱者的情感相一致，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心相一致。有些强烈的爱好几乎可使人无限度地沉溺于其中而导致逾越界线，有些则不然。以一个爱下棋的人为例，如果他是个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单身汉，那么他不必对这一强烈的爱好有什么限制。如果他有妻儿，又无自立的能力，那么他必得对此多加限制。即使嗜酒狂和饕餮之徒没有社会的束缚，若从注重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们的嗜好与健康相冲突，片刻之欢留下的会是无尽的痛楚。
任何强烈爱好，如果不让它们成为痛苦的根源，就必须让它们处于由某些特定的东西所构成的框架之内，这些特定之物健康，对自身才能有总的把握，有支付必需品的足够收入，以及最根本的社会义务，如对待妻儿。一个人如果为下棋而牺牲上述种种特定之物，他在根本上便和嗜酒狂一样糟糕。我们对这样的棋迷没有严加谴责的唯一原因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且只有才能非凡的人才可能钟情如此高等的智力娱乐。希腊节制的准则实际上可运用于这些事情上，一个白天干活时便想到晚上的棋盘的棋迷是幸运的，但是一个为了整天弈棋而丢下工作的棋迷就丧失了节制的美德。
据记载，在托尔斯泰年轻的灵魂未得再生的时候，他因其沙场上的英勇表现而被授予陆军十字勋章。然而到颁发奖章的那一天，他却沉溺于一盘棋竟决意不去出席授奖仪式。在这件事上，我们很难说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因为对他来说，他是否赢得了陆军勋章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不过要是小人物这么做了，那或许就成了一件傻事。
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准则的限定，那就应该承认，有些行为被看得如此高尚，以至于为它们牺牲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为国捐躯者，如果撇下妻儿，一文不名，他是不会受到指责的。人们也不会指责因期望某项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埋头于实验而使全家困苦不堪的人————条件是他最后获得了成功。不过，如果他从没有在他期望的发现或发明中得到成功的话，大家会说他是个怪人。这看上去有失公允，因为在这一事业中，没有人能事先知道其成功与否。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千年内，一个追求圣徒一般生活而抛下其家庭的人备受人们的赞誉。在今天，人们认为他该给家里准备点什么。
我想，在饕餮之徒和胃纳健全者之间总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差异。一个充分发展了毕生欲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长年累月的苦恼，他时刻在寻求躲避无法摆脱的忧惧。这在嗜酒狂的情形中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喝酒是为了遗忘，如果他们的生活中不存在忧惧，那么他们不会以为烂醉如泥比神志清醒更令人惬意。正如一位传说中的中国人所言：“要么滴酒不沾，要么一醉方休。”这正是所有过度和单一的强烈爱好的典型。
在这样的爱好中，追求的不是乐趣，而是忘却。然而以酒鬼方式获得的忘却，迥然不同于发挥合乎需要的才能所取得的忘却。鲍洛那位自学中文的主人公，也是为了忍受丧妻的悲痛而去寻求忘却，不过采取的是一项毫无害处的活动，不仅如此，这项活动还丰富了他的智慧和见识。除了这样的躲避方式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真正的热情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除非它已让种种不幸给扼杀了。小孩子对他们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对他们来说，世界充满了新奇。他们总忙于对知识的热烈追求，当然这种知识与学者们的相差甚远，前者来自孩子们对引起他们注意的事物的熟悉过程。只要身健体壮，小孩子即使长大了，也会保持其热情。
一只待在陌生房间里的猫是不会躺下休息的，除非它嗅遍了每个墙角，而没有闻到一丁点儿耗子味。一个从未受到重大挫折的人，将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天生兴趣，只要他保持这一兴趣，他就会发现生活是快乐的，除非其自由受到了不适当的限制。
在文明社会中，热情的丧失大多是因为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这类限制在生活中是不可少的。原始人感到饿了，他便去打野味，这自然是听命于直接的行动。一个每天早上按时上班的人，在根本上也受同样行动的驱使，即为了生存的需要。不过在后者的情形中，这一行动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即时产生作用的，它是间接地通过抽象词语、信念和意愿发生作用的。当一个人去上班的时候，他并不感到饥饿，因为他刚刚吃了早点，他仅仅知道饥饿会再度降临，而工作就是解救未来饥饿的手段。
行动是毫无规律的，而文明社会中的习惯则是有规律的。在原始人中间，甚至集体的活动都是自发的和冲动的。当部落要去打仗时，钟鼓便振奋军威，激起斗志，群情高昂，激励着男女老少从事必要的活动。而现代事业则不能这么处理。
在生活中，文明人每时每刻都受累于那些对冲动的约束。如果一个人碰巧感到欣喜，他可不能在街上又唱又跳的；如果正感到悲哀，他也不能坐在台阶上流泪哭泣，妨碍行人交通。年轻时，他的自由在学校遭到限制；成年时，他的自由又在工作时间内受到束缚。所有这些都使得热情更难以维持，因为不断的约束会产生疲乏和厌倦。尽管如此，一旦对自发的行动不加约束，一个文明的社会便不复存在，因为自发的行动仅仅造成最简单的社会合作，而不能产生复杂的合作。
为了逾越这些抑止热情的障碍，一个人需要健壮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或者，如果幸运的话，有一项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以往的一百年中，所有文明国家的健康状况都得到了改善，但人的体力却较难评判。不过我怀疑，现在健康者的体力是否与先前的一样强劲。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就此追本溯源。然而这一问题也有个人的和心理的一面，我们已作了探讨。
有些人不顾文明生活的种种障碍而保持其热情，而其他许多人，只有当他们从耗费了大量精力的内心冲突中解脱出来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比起必要的工作来，热情要求更多的精力，这反过来又要求心理机器的平稳运转。
在女子方面，虽说现今比以往要好些，但在很大程度上，女子的热情由于受不正确的价值观的影响而大大减退了。女子对男子颇感兴趣，或在大庭广众活泼有余，都会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女子学着不对男子产生兴趣，而且往往对一切不感兴趣，或许除了行为端正以外。
传授这一对生活采取消极和回避的态度，无疑是在灌输某种对热情有害无益的东西，无疑是在鼓励某种对自身的专注————这是极讲体面的女子的特征，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尤为如此。她们对普通人感兴趣的体育漠不关心；对政治不闻不问；对男子，她们持一本正经的冷淡态度；对女人，她们暗中抱敌视态度。她们深信，其他女人绝没有她们那么体面和规矩。她们炫耀说，她们独善其身。换言之，她们对同胞的冷漠在自己眼里倒成了一种美德。当然，人们不能为此而指责她们，因为她们也仅仅是在接受道德说教。然而，作为压抑制度的值得怜悯的牺牲品，她们却没能认识到这种制度的罪恶。
对这样的女子来说，胸襟狭窄是美德，慷慨大方倒成了罪恶。在她们自己的社交圈内，她们尽可能地扼杀欢乐；在政治方面，她们迷恋压制性的法规。幸好这类人渐渐地少了起来，但是她们较那些生活于思想解放的圈子里的人士所料想的仍要多得多。如果有人怀疑这一说法，我则建议他去几幢供出租的房屋那里找个住处，并在找房的过程中，留心一下那些女房东。于是他便会发现，那些女人具有一种女性美德意识，这一意识从根本上包含了对生活热情的摧残。他还会发现，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心胸狭窄和扭曲。
合理的男子美德和女子美德之间不存在差别，或至少没有传统所说的那种差别。热情是幸福与健康的秘诀，对男人来说是这样，对女人也同样如此。
四、幸福的条件
中庸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我记得当我还年轻时曾对此拒不接受，并对此轻蔑和愤慨，因为那时候我崇拜英雄式的极端。不过，真理并非总是有趣的，有许多东西得到人们的信仰，就是因为它们有趣，事实上很少有其他的依据能为此佐证。中庸之道便是恰当的例子。它或许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方面却是真理。之所以必须保持中庸之道，与维持努力和舍弃之间的平衡有关，这两种主张都有极端的拥护者，持舍弃说的是圣徒和神秘主义者，持努力说的是效率专家和强壮的基督徒。这两个对立的学派各有部分真理，但不是全部的。在这里，我将力图找出一种平衡，还是先从努力这方面入手吧。
除极个别情况外，幸福不像成熟的果子那样，仅仅靠着机遇便会掉进你的嘴里。因为这世界充满了这么多可避免和不可避免的厄运，这么多疾病和心理症结，这么多斗争、贫穷和仇恨，所以想成为幸福者，就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对付众多的不幸。在极少数情况下，那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一个性情和善的男子，继承了一大笔财产，身体健康，爱好简单，他便可以优哉游哉，舒适惬意，全然不知人们乱哄哄在忙些什么。一个生来好逸恶劳的美人，如果她碰巧嫁了一个富有的丈夫而无须她操劳，而且如果婚后她不怕衣带渐紧，那么她一样可以享受懒福，只要她在养儿育女方面也有福气。但这种情形实在不多见。大多数人是不富裕的，很多人生性也并不随和，很多人有着不安的情绪，使他们不能忍受宁静而有节律的令人厌恶的生活。而健康的福气又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得稳的，婚姻更不是幸福的必然源泉。
幸福必须是一种追求，而不是天神的恩赐，在追求中，内部和外部的努力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内部努力可能包含了必要的舍弃。因此，我们目前只谈论外部的努力。
当一个人得为生计工作时，需要努力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强调。印度的托钵僧的确不必努力便可生存，他只要捧出他的盂钵来接受信徒的施舍，然而在西方国家，当局并不赞同这种求生之道。而且，西方的气候也不像热而干燥的地方那么令人愉快。无论如何，在冬天，几乎没有人懒到宁可去外面游荡，而不愿意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工作。因此，在西方，单是舍弃并不是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
在西方国家，仅仅温饱的生活不足以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还需要有成功的感觉。在某些职业中，如科学研究，那些并无丰厚收入的人可能获得这一感觉，但在大多数职业中，收入则变作成功的尺度。在这方面，我们触及了这一题目，即在大多数情况下，舍弃是合乎需要的，因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上，只有少数人才可能取得耀眼的成功。
依照不同的情形，努力在婚姻中既可以是必要的，又可以是不必要的。如果某一性别的人处于少数，像英国的男子和澳大利亚的女子，那么这一性别的人一般无须努力，便可以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与别人缔结良缘。然而，如果某一性别的人处于多数，那么情形正相反。
凡是研究过妇女杂志上广告的人，就不难发现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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