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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级区别
二、原始群体
三、特殊群体
四、群居的生活
一、等级区别
如果我们概括今日的个体生活，同时记住权威们为群体心理学提供的相互补充的说明，那么，当面对揭示出来的各种复杂问题时，我们可能会失去尝试做出综合说明的勇气。每个人都是各种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许多方面受到认同联系的束缚，他根据各种各样的模范，建立起自我理想。因而每一个个体都享有多样的群体心理，如种族心理、阶级心理、宗派心理以及民族心理等。他也能使自己超出这些群体心理之上，以致具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这种稳定而继续存在的群体形式————连同它们始终如一的结果，比起迅速形成且短暂的群体形式————勒邦曾出色地概述过这种群体心理的心理学特征，对观察者来说就不怎么奇怪了。正是在这些过于短暂的仿佛置于其他群体之上的群体中，我们遇到了恰好确认为个体习性完全消失的奇迹，即使这种奇迹只是暂时的。
我们必须说明，这种奇迹不是在每一个场合都同样大。在许多个人身上，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分离不是特别明显，二者仍然容易混合，自我常常保持它早期自恋性的满足。这种情况对选择领袖非常有利。领袖常常只是需要具有特别显著的纯粹形式的典型的个人特性，需要给人以强而有力和更多力比多自由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出于对强而有力领袖的需要，常常就会向他妥协，赋予其在其他情况下也许无法取得的支配权。而该群体的其他成员————他们的自我理想除外，不会没做某种修正而体现在他这个人身上，则和其余的人一起被“暗示”，即为认同作用所迷住。
我们意识到，对解释群体的力比多结构所能做出的贡献，回到了自我和理想之间的区分上，并且回到了使这种区分成为可能的双重联系上，即认同作用和把对象置于自我理想的位置上。这种在自我中区分等级的假定作为自我分析的第一步，必须逐渐在心理学的各个领域中确立其合理地位。在《论自恋》这篇论文中，我综合了暂且能用来支持这种区分的所有病理学材料。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当我们更深入地研究精神病心理学时，就会发现其更大的意义。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自我进入了对象与自我理想的关系之中，而这种关系是从自我中发展而来的，外部对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我之间的所有相互作用————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熟悉了这种相互作用，很可能在自我内部这种新的活动背景下得到重复。
我们所熟悉的每一个心理分化，都显示出心理功能活动的困难进一步增大，增加其不稳定性，也可能成为其崩溃的始点，即一种疾病的发作。从我们出生开始，就经历着从绝对自足的自恋到感知变化着的外部世界以及开始发现对象这样的阶段。与此相关联的事实是，我们不能长时间地忍受事物的新状态，我们在睡眠中经常从事物的新状态回复到先前缺乏刺激和避开对象的状态。然而，的确是在这个过程中遵循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启示，通过日夜周期性的变化，暂时抵消影响我们的一大部分刺激。这样一个阶段的第二个例子————从病理学上讲是更重要的例子，却并不受制于这样的限定，在发展的过程中，致使我们的心理存在分离成连贯的自我，以及分离成位于这个自我之外的潜意识和被压抑的部分。这种新获得物的稳定性还显示出不断的动摇。在梦和神经症中，这些被排除的东西便会叩门，要求进入，尽管有抵抗作用防卫着它们。在我们健康的生活中，我们使用特别的技能允许被压抑的东西避开抵抗作用，暂时接受它进入我们的自我，以便增加快乐、诙谐和幽默，以及某种程度上一般的喜剧。
自我理想与自我的分离也不能长久地保持，不得不暂时被打破，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在施加给自我的所有否认和限制中，定期性地违反禁忌是一种常规。这的确被节日制度体现出来了。这种节日制度从起源来看恰好是法规所允许的越轨，而节日的欢乐气氛是由于它们所导致的释放。古罗马的农神节和现代的狂欢节在本质特征上与原始人的节日是一致的，通常以各种类型的放荡不羁和对其他时候是最神圣的戒律的侵略而告终。但是自我理想包含自我不得不默认的所有一切限制，因为这种理由，取消这种理想对自我来说必然成为盛大的节日————于是自我可能再次感到满足。
当自我中的某些东西与自我理想相符合时，总是出现狂喜的感情。而罪恶感（以及自卑感）也能被理解为它们之间紧张的表现。
众所周知，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心境的一般状态周期性地从过于抑郁经过某种中间状态波动到高度的宁静感。这些波动以非常不同的幅度显示出来：从刚刚可觉察的波动到抑郁症和躁狂症形式的那些极端的例子，后者对有关人的生活造成了最大的苦恼或损害。在这种周期性抑郁的典型病例中，外部原因似乎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而就内部动机而言，与所有其他人相比，在这些病人那里也没有发现更多或更少的东西，结果把这些病例看作不是心因性的而已成为人们的习惯。那些十分相似的周期性抑郁的病例，能够容易追回到精神创伤上。
心境自发波动的基础不得而知，也无法洞察躁狂症取代抑郁症的机制。于是我们自由地假定，这些病人可以找到实际应用的人————他们的自我典范在先前特别严格地支配自我后，可能暂时地融入他们的自我之中了。
让我们记住清楚的东西：根据对自我的分析，无可怀疑的是，在躁狂症的病例中，自我和自我理想融合在一起，以致处于狂热和自我满足的心境并不被自我批评所困扰的这个人，可以享受他的抑制、他考虑别人的感情以及他的自责全部取消这样的欢乐了。抑郁症的悲伤就是表示他自我的两种动因之间的尖锐冲突————过于敏感的自我理想无情地谴责处于自卑和自贬错觉中的自我。唯一的问题是，在对新秩序的周期性反抗中————我们前面已做出假定————寻求自我和自我理想之间这些变化了的关系的原因，还是认为其他环境因素对这种变化关系负有责任。
转变成躁狂症并不是抑郁症候群不可缺少的特征。有一些单一的抑郁症，它们从没有转变成躁狂症。
另一方面，也有外部原因明显起病因作用的抑郁症。它们出现在失去所爱的对象之后，不是因为死亡，就是环境造成必然使力比多从该对象撤回。这类心因性的抑郁症能以躁狂症而告终，这种循环能重复多次，正像似乎是自发出现的病例一样容易。因此，这类事态还有些模糊，特别是由于只有一些抑郁症的形式和病例得到了精神分析的研究。我们迄今只是理解那些对象被放弃的病例，因为该对象本身看起来是不值得爱的。然后，凭借认同作用该对象在自我之内再次建立起来，并受到自我典范的严厉谴责，指向对象的责难和攻击以抑郁性自责的形式显露出来。
这类抑郁症也可能以转变成躁狂症而告终，以至于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显示出这样一种特性：它独立于临床描述的其他特征。
然而我认为，把两种抑郁症（心因性的和自发性的）共同归因于自我周期性地反抗自我理想，这毫无问题。在自发性抑郁症中，可以假定是自我理想倾向于展示特别的束缚，然后自动地导致其暂时中止。在心因性抑郁症中，由于受到自我理想方面的虐待，自我被鼓动奋起反抗————这种虐待是在与被拒绝的对象认同时自我所遇到的。
二、原始群体
1921年，我采纳了达尔文的一个猜想，其大意是，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是被一个强而有力的男性专横统治的部落。我试图表明，这种部落的命运给人类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特别是，图腾制度的发展————它本身包括宗教、道德和社会组织的开端，是与暴力杀死首领以及把家长制部落转变成兄弟团体相联系的。可以肯定，这仅仅是一个假设，就像考古学家努力探索史前时代之谜的许多其他假设一样。正像一位善意的英国批评家指出的那样，这种假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故事”。但我认为，这种假设如果被证明可以把连贯性和理解引入愈来愈新的领域，那么它就是可信的。
人类群体再次展示了在平等伙伴中占优势力量的个人的熟悉图画————一幅包含着我们对原始部落看法的图画。正如我们从经常做出的描述中所知道的那样，这种群体心理，如个人有意识人格的退化，把思想及感情集中在一个共同的方向上，精神和潜意识心理生活的情感方面占优势，以及对刚生起的意向直接付诸行动的倾向等，所有这些都符合退行至原始心理活动的状态————正像我们往往归之于原始部落的那样状态。
这样，这种群体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作为原始部落的复兴。正像原始人潜在地存活于每个人体中一样，原始部落可能会在任何随机集聚中再次形成，在人们习惯上受群体形成支配前的范围内，从中认识到原始部落的续存。我们得出结论：群体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我们通过忽视群体的所有痕迹而分离出来的个体心理，只是通过一个渐进的、也许仍然描述得不完全的过程，而从古老的群体心理中突现出来的。我们在后面将大胆地尝试一下，具体说明这一发展的出发点。
个体心理正像群体心理一样古老，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心理，即群体中个体成员的心理和父亲、首领或领袖的心理。正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群体成员受情感联系的支配，但原始部落的父亲是自由的，他的智力活动即使在独处时也是有力而独立自主的，他的意志不需要来自其他人的强化。理论的连贯性致使我们假定：他的自我几乎没有力比多联系，他除了爱自己不爱任何人，或者只是在其他人能满足他的需要的范围内他才爱他们。他的自我仅仅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让位于对象。
这种人，在人类历史的开端是“超人”————尼采唯一期待未来产生的人。甚至今天，一个群体的各个成员仍需要持有这样的幻想：他们受到他们领袖平等而公正的爱，但领袖本人不必爱别人，他可能是属于专横的本性、绝对的自恋、自信且独立自主。我们知道，爱使自恋受阻，并有可能表明爱是怎样使自恋受阻而成为文明的一个因素。
部落的原始父亲并不像后来被神化了的那样长生不老，如果他死了，必须有人来接替。他的职位很可能由他的幼子来继承，这个幼子也是这个群体的一个成员，所以必定存在着群体心理转变成个体心理的可能性。必须发现这样一种转变易于实现的条件，就像蜜蜂把幼虫必然变成蜂王而不是变成工蜂一样。人们只能想象一种可能性：原始父亲阻止他的儿子们满足其直接的性冲动，他迫使他们禁欲，因而与他们彼此之间产生情绪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他们性目的被抑制的那些冲动产生出来。
无论谁成为部落的继承者，都有了性满足的可能性，并凭此提供了超出群体心理的条件的方式。对妇女的力比多固着以及不需要任何延迟或积聚就得到满足的可能性，使得其目的受抑制的性冲动的重要性终结了，并允许他的自恋总是上升到充分的高度。
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组成人为群体这一发明和原始部落的构成之间拥有的关系，因为这是特别有权益的。我们看到，就军队和教会而言，这种发明是这样的幻觉：领袖平等而公正地爱所有人。但这仅仅是对原始部落的事态一种理想的重新塑造。在原始部落那里，所有儿子都知道，他们被原始父亲同样地摧残，对父亲感到恐惧。所有社会责任得以建立起来的这种同样的重新塑造，已经为人类社会的下一种形式即图腾氏族预备了条件。家庭作为一种自然群体形式不可摧毁的力量依赖于这一事实：父亲平等的爱这种必要的预先假定，在家庭中可以真正的适用。
但是我们从群体衍生于原始部落中期待更多的东西。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群体形式中仍然难以把握的神秘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藏在“催眠”和“暗示”这谜一样的词的背后。我认为在这方面也能成功。催眠有某种积极的不可思议的东西，但是这种不可思议性暗示着某种经历压抑的古老而熟悉的东西。催眠师宣称，他拥有剥夺被催眠者意志的魔力，或者被催眠者相信这种魔力对他起作用————二者都是一样。这种魔力必定是被原始人视作禁忌根源的同样的力量，这种力量从头目和酋长身上发射出来，致使接近它们的人面临危险（神力）。于是，催眠师被假定拥有这种力量。他是怎样显示这种力量的呢？通过指令被催眠者无畏惧地正视催眠师。最典型的催眠方法是用催眠师的目光。但这正是令原始人感到危险而又难以忍受的酋长的目光，如同后来上帝对芸芸众生的目光。甚至摩西也不得不作为他的人民和耶和华之间的中间人而行动，因为他的人民不能忍受上帝的目光。当摩西从上帝那里回来时，他的脸闪闪发光————某些神力被传递到他身上，正像原始人的中间人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的确，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唤起催眠，如凝视一个发光的物体或聆听单调的声音。这容易令人误解，并为不恰当的生理学理论提供了机会。事实上，这些程序仅仅是起转移意识的注意并使它固定下来的作用。这种情境就类似催眠师对被催眠者说：“现在，你要完全注意我这个人，世界上其余的东西完全是无趣的。”对一个催眠师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当然在技术上是不得当的。它会勉强被催眠者离开他的潜意识态度，并刺激他形成有意识的对立。催眠师要避免使被催眠者的意识思想指向他原本的意向，以避免催眠师正在操纵的这个人沉浸在被催眠者认为毫无兴趣的世界中。同时，被催眠者实际上潜意识地把自己的整个注意力集中在催眠师身上，并进入友好的关系或者移情于催眠师的态度中。这样，催眠的间接方法，像在诙谐中使用的许多技术程序一样，具有抑制精神能量的某种分布，这种分布介入潜意识事件的过程与效果。它们就像凭借凝视或敲击的直接影响的方法一样，最终导致同样的结果。
费伦茨有了一个真正的发现，当一个催眠师在开始发出入眠的指令时，他就在把自己置于被催眠者的父母的位置上。他认为，要区分两种催眠：一种是用好话劝诱————这是以母亲为模型；另一种是威胁————这源起于父亲。催眠中入眠的指令恰恰意味着命令被催眠者撤回对世界的一切兴趣，只专注于催眠师这个人。被催眠者就是这样理解的。睡眠的心理特征就在于撤回对外部世界的兴趣，睡眠和催眠状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就是以它为基础的。
催眠师通过采用特有的手段，唤起被催眠者一部分古老的遗留物。这种遗留物也使得被催眠者服从他的父母，并在他与其父亲的关系方面体验到一种个人的新的生机。这样，被唤起的东西是极重要的且危险的人格观念————对这种人格观念来说，只有被动的受虐态度才是可能的，人的意志也将不得不受其支配。单独与他相处、“注视他的脸”，似乎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正是仅仅在与此同样的方式中，才能描绘原始部落的个体成员与其原始父亲的关系。正如从其他反应中得知，个人不同程度地保持恢复这类旧情境的个人态度。然而，说催眠不管怎样只是一种游戏，一种对那些旧印象的不真实的复活，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要当心，在催眠中任何意志中止的严重后果都存在抵抗。
所以，群体形式的不可思议性特征————它表现在伴随这种特征的暗示现象中————可以公正地追溯到它们起源于原始部落这一事实。这种群体的领袖仍然是可怖的原始父亲，这种群体仍然希望被无限制的力量所支配，它极端地钟情于权威。用勒邦的话说，它渴望着服从。原始父亲是群体的典范，它以自我理想的地位支配自我。催眠恰好可以被描述为两个人构成的一个群体。暗示的定义仍然是：不是以知觉和推理而是以性欲联系为基础的一种信任。
三、特殊群体
我们从对各种形态的群体所知的东西中可以回想起，区分不同类型的群体和它们相反的发展路线，这是可能的。有非常短暂的群体，也有持续甚为长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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