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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与科学
二、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
三、人类共同的特性
四、宇宙观的取向
一、宗教与科学
在我的《幻想的未来》一书中，我不太重视宗教感觉的深刻根源，而是更关心普通人通过宗教所认识的东西。宗教这个充满教条与诺言的体系，一方面以无可匹敌的完美方针向人们解释了世界之谜；另一方面，又向人们保证，细心的上帝会照料他们的生活，并因为他们在现世所受的挫折而在来世补偿他们。普通人只能把上帝想象成至尊至上的父亲形象，只有这样的存在物才能理解他的人类孩子们的需要，才能被他们的祈祷所感化，才能被他们的忏悔打动而原谅他们。这整个想象显然都是幼稚的，与现实毫不相关。因此任何一个对人类持友善态度的人，想到大多数人永远不能改变这种人生观时，都会感到痛苦。更令人不可容忍的是，生活在今天的大多数人尽管看到这种宗教是站不住脚的，却仍然采取一系列可怜的防守措施，一步步地守卫着它。人们喜欢加入到宗教信徒的队伍中以便对付某些哲学家，进而警告他们：“你们不要轻慢地谈论主，亵渎你们的上帝！”因为这些哲学家认为他们能护卫宗教的上帝，其办法是把上帝变成一条非人格化的模糊而抽象的原则。如果过去某些伟人这样做了，我们不能指责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被迫这样做的原因。
再回到普通人与他的宗教上来，这是唯一应当具有宗教这个名称的宗教，我首先想到的是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歌德在谈到宗教与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时所说的很有名的一句话：
拥有科学和艺术的人也拥有宗教；但是，两者都不具有的人，就让他占有宗教吧！
这句话一方面对比了宗教和人类两项最高的成就，另一方面断言在生活价值方面，这些成就和宗教是可以互相说明、互相转化的。如果要剥夺既没有科学也没有艺术的普通人的宗教，显然我们就违背了诗人的意愿。我们另辟蹊径以便进一步理解歌德的话。生活的艰难带给我们不可战胜的痛苦、失望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忍受这样的生活，我们不能不采用缓和这种艰难程度的办法。正如谢尔多·弗坦告诉我们的：“没有辅助的东西，我们是活不下去的。”大概有三种缓和的方法：极大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视自己的痛苦；替代性的满足，它可以减少痛苦；麻醉物，它可以麻痹对痛苦的感觉。这类办法是不可缺少的。伏尔泰在《天真》结尾中劝告人们种植花草时，就想到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科学活动也是这类转移。艺术所提供的替代性满足是与现实相对的幻想，但是这些幻想在心理上产生了影响，因为想象在精神生活中起着作用。麻醉物影响到我们的肉体，改变了它的化学性质。在这些方法之中，找到宗教所在的位置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一些。
人类生活的目的这个问题被提出过无数次，但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一些提出问题的人说，如果事实上生活是没有目的的，那么一切便都失去了价值。但是，即使这样也不会改变什么。相反，看起来人们好像有权利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似乎是人类自以为是的产物，这种自以为是的许多其他的表现已为我们所熟知了。没有人谈论动物的生活目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许多动物对人类并没有益处，人类只不过是对它们进行描述、分类、研究而已；许多动物种类甚至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在人类看到它们之前，它们就消亡了。宗教再一次表明只有它才能回答生活的目的。生活是有目的的，这个观点随着宗教制度而兴衰————这个推断几乎是不会错的。
因此，我们现在看看规模小一点的问题————人们本身的行为表现了什么样的生活目的？他们向生活要求什么？希望实现些什么？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追求幸福，他们想变得幸福并保持幸福。这种追求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旨在消除痛苦和不快；另一方面，旨在获得极其快乐的感觉。从狭义上讲，“幸福”这个词只指后者。与人的目的两分法相一致，人的活动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其根据在于人的活动所要实现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是哪一个目的。
显而易见，决定生活目的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意图。这个意图从一开始就控制了精神器官的活动。它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的意图是与整个世界（包括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相悖的，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宇宙中的所有规则都与它相悖。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应该“幸福”的考虑，并不包括在上帝“创世”的计划中。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幸福产生于被深深压抑的那些需要的满足。而且从本质上讲，这种幸福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当快乐原则所渴望的某种状况被延长时，它就只能产生微弱的满足。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的强烈享受感只能产生于对比，而不能产生于事物的一种状态中。因此，我们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本身的气质所限制了。相对来说，不幸则是很容易体验到的。我们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来自我们的肉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死亡，而且如果我们的肉体失去了疼痛、焦虑这些警告信号，它甚至就不可能存在；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毫不留情地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势力与我们抗争；来自人际关系方面的痛苦大概比前两个更厉害。我们时常把它看成是毫无道理的附加物，尽管它与其他的两个一样，都是命中注定的。
关于宗教宇宙观的逐渐衰弱，我所要表达的自然很简略，也是不完善的。关于各种不同过程的秩序，我也说得很不清楚，没有阐述各种力量在唤醒科学精神中的合作情况，也没有论述在宗教宇宙观实行绝对统治和后来受日益增强的批判的影响时它自身的变化。最后，严格地说，我的评论仅限于宗教的一种形式，即西方人的形式。可以说，为了便于说明，我构建了一个解剖学的模型，以期尽可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宇宙观的斗争尚未结束，至今，这种斗争仍在进行着。虽然精神分析一般很少拿起论战的武器，但我并不反对研究这场争论，因为这样就可能进一步阐述对宇宙观的态度。人们将看到，宗教支持者所提出的一些论据是多么容易答复，而也有一些的确难以驳倒。
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科学把宗教作为研究的一个课题是一种无礼行为，宗教比人类理智的任何活动都崇高和优越，是不可用琐碎的批判进行研究的。换句话说，科学没有资格去评价宗教，它只要固守自己的领域，还是相当有用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宗教不在科学领域内，科学无权干涉。如果我们不被这种粗暴的排斥所吓倒，而是进一步质问：宗教提出的这种对在所有人类事物中占优越地位的要求的依据是什么？那么，我们得到的答复就是，宗教不能用人类的量尺来衡量，它起源于神，是被圣灵作为启示赐予我们的，而人类精神无法理解这个圣灵。人们可能已经想到，没有什么比否定这个论据更容易：它显然是一个预期法则，即“用未经证实的假设来辩论”————我知道德文中没有一个好的相对应的表达方式。这里提出的实际问题是，是否存在神灵及它给予的启示？当然，不是下述说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神性是不能被怀疑的。在分析工作中，我们也常会遇到这种态度。如果一个平时很聪明的人，竟用非常愚蠢的理由来反对某些特殊的建议，则这种逻辑的缺点就表明，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强烈的拒绝动机————这种动机只可能是情感性的，具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我们也可能会得到另一种回答，它公开承认这类动机：不可以对宗教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它是人类灵魂所产生的最高级、最珍贵和最崇高的事物，表现了最深厚的情感。而且唯有它，才使世界对人们变得包容，生活对人们来说变得有价值。我们无须争论宗教的这种价值，而须关心另外的事。应该强调下述事实：问题的根本不是科学精神侵犯了宗教领域，恰恰相反，是宗教侵犯了科学精神领域。无论宗教可能具有多少价值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它都无权限制思想，因而，无权拒绝对它进行思考。
科学思维本质上与一般的思维活动并无不同之处。而后者，则是我们大家，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用以照管日常事件的活动。科学思维形成了某些特点：它对那些缺少直接和实在效用的事情也感兴趣；它谨慎地避免个人因素和情感影响；它更严格地考察那些作为结论基石的感知觉的可行性；它用那些使用日常方法不可获得的新知觉来充实自己，并在有意识加以调整的实验中，把这些新知觉的决定因素分离出来。它努力达到与现实，也就是与存在于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的东西相一致。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努力决定着我们的愿望能否实现。把那种与外部真实世界的一致称为“真理”，即使我们不考虑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它也是科学研究的目标。因此，当宗教宣称它可能取代科学的地位，并宣称因为它对人是有益的，并使人高尚，所以它必定也是真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侵犯。而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应驳斥它。人们已学会如何根据经验法则和现实来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现在若要求他们把切身的利益完全托给自由行使职能，而不受理性思维制约的一种权威，这未免有些太过分了。说到宗教向其信徒承诺的保护，我想，如果汽车司机宣称，他驾驶汽车绝不受交通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他那异想天开的冲动，那么我们当中没有人会打算坐到他的车中。
宗教做出的限制人思想的禁律，会危及个人和人类社会。分析的经验已告诉我们：虽然像这样的禁律最初是局限于某个特殊领域，但它往往向外扩张，后来便成为患者日常行为中各种严厉抑制的起源。该结果也可在女性性生活中找到，这些女性甚至在思想上都不准涉及性。传记可以表明，几乎所有已故的名人，在其生活经历中都受到因宗教对思想的限制而引起的伤害。理智是一种力量，在对人类施加一种统一的影响方面，我们可以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人类是很难团结一致的，因此几乎难以实行统治。可以想象，只要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乘法表和度量单位，人类社会的存在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将来最好的希望是，理智————科学精神，理性————能够逐渐在人类心理生活中建立起主宰地位。理性的本质是一种保证，保证它以后不会忘记给予人类的情感冲动，以及给予其所决定的东西应有的地位。但是，这样一种理性统治所实行的普通制度，将被证明是团结人类的最有力的纽带，并使团结进一步加强。无论是什么，只要它像制约思想的宗教戒律那样，反抗这样的进步，它对人类的未来而言就是一种危险。
于是，人们会问，宗教为什么不以下述坦率的声明来结束这场对它而言毫无希望的争论呢？“事实是，我不能给予人们一般所谓的‘真理’，如果需要那东西的话，就应坚守科学。但是，我要提供的，相对人们能从科学中所获得的一切而言，是更美丽、更令人宽慰，也更使人高兴的东西。因此，宗教是另一更高级含义上的真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宗教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因为这将使它丧失所有对人类大众的影响。一般人只知道一种真理，即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真理。他无法想象更高级的或最高级的真理会是什么样子。对他而言，真理似乎与死亡一样，是没有等级和程度之分的，他无法从美飞跃到真，也许会像我一样，认为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因此，斗争尚未结束。宗教宇宙观的支持者信奉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们问道：这种科学是什么？它竟倨傲地诽谤我们的宗教————我们几千年来一直给无数人带来帮助和安慰的宗教？它迄今为止实现了什么呢？今后我们能期望从中获得什么呢？它自己也承认，它无法带来安慰与兴奋。暂且不谈这些问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它的理论又怎么样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宇宙产生之前是什么样的吗？它能描绘一幅清晰的宇宙图景吗？或向我们表明在那里可以找到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或说明心灵力量怎样作用于无生命物质吗？如果它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对它表示尊重。但至今它尚未解答任何一个问题。它提供种种所谓发现的碎片，而无法使之相互协调，它收集事件发展过程中一致性的观察材料，并把这种种一致性称为法则，做出其狂妄的解释。科学赋予其发现的必然性是多么微小！它教导我们的一切都暂时是正确的：今天被称赞为最明智的东西，明天可能被否认，而代之以别的东西，尽管这东西将再次被证明仅仅是暂时的。于是，最新的错误被认为是真理。而且，为了这个真理，我们将牺牲我们的最高利益。
我想，只要自己是受上述言论冲击的科学宇宙观的支持者，这种批评就不会过于严重地动摇自己的信心。在此，我要提起一段曾传遍奥匈帝国的话。有一次，那个“恶魔”对着他所厌恶的议会大声咆哮：“这不是一般的反对意见！它是派别性的反对！”与此类似，正如人们所知，宗教以一种不公正的、邪恶的方式，夸大地指责科学尚未解决有关宇宙的问题。科学的确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取得这些伟大的成就，因为科学还非常年轻————是较晚形成的人类活动。仅选几个日期为例，我们应该记得，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法则距今只有大约三百年；把光分析为各种颜色的光谱，并建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牛顿逝世于1727年，也就是说，距今不过二百多年；拉瓦锡仅是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才发现氧的。相对于人类发展的历程，个体的生命是极其短暂的。现在我可能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了，然而达尔文出版其著作《物种起源》时，我却早已出生了。1867年，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也出生了。即使再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希腊时期精密科学的起源，追溯到阿基米德，追溯到哥白尼的先驱、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恰斯，甚至追溯到巴比伦时期天文学的最早开端，也只不过涵盖了人类学家所确定的人类，从类人猿形态进化到人的、肯定是十几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而且，我们应该记得，19个世纪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新发现，带来了科学如此迅猛的进步，以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科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批评的正确性。科学的前进的确是缓慢的、摇摆不定的和艰辛的。这一事实无可否认或改变。难怪在另一个阵营中的先生们感到不满意。他们被宠坏了：“天启”使得他们过得安逸自在。科学研究的进展一如精神分析的进展。我们把各种期望带入工作中，而这些期望又必须严格地加以控制。在观察中，我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会发现某种新东西，但一开始，它们只是一些不能黏合的碎片。我们提出推测，建立假设，倘若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些推测和假设。我们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准备，用以等待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放弃了早期的信仰，以免因它们而忽视那些意想不到的因素，最后我们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有了回报，那些支离破碎的发现自行组合起来了。我们因而洞察到精神事件的全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以从事进一步的工作了。但在分析中，我们不得不在没有实验所提供的帮助下进行研究。
宗教在对科学的批判中存在着大量的夸张。它认为科学盲目地从一个实验摇摆到另一个实验，用一个错误取代另一个错误，这都不是真的。科学通常像雕塑家摆弄自己的泥制模型，孜孜不倦地修改着这一样稿或者往上加点什么，或者拿掉一些什么，直到达到一种满意的程度，即他感到作品与他所看到或想象的物体相似为止。此外，至少在那些更古老和更成熟的科学中，甚至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坚实的基本原理，它只是被修改过和改善过，却没有被推翻。在科学活动中，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批判中的那么糟糕。
对科学的这些猛烈的污蔑最终又是为了什么呢？尽管科学目前还不完善，而且困难重重，但对我们而言，科学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它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进步。而宗教的宇宙观则不然，它的要点完美无缺，如果它曾经是谬误，那么它肯定永远都是谬误。它对科学的贬低绝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努力考虑到我们对外部真实世界的依赖性，而宗教却是一种幻想，它的势力来源于我们各种本能的欲望性冲动。
我有责任接着考察与科学宇宙观相对立的别的宇宙观，但我极不情愿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严格地说，我没有能力评判它们。在此，我必须首先提及哲学的各种不同体系，它们敢于根据那些多半是遁世的思想家的想法来描绘宇宙图景。我已经努力对哲学的特征做了普遍的考察，但我恐怕不具备少数人那样的资格，因为他们曾经建立了对哲学不同体系的评价。
第一种宇宙观好似政治上无政府主义的复本，而且可能就来源于它。当然，过去就已有这种理智的虚无主义者，而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似乎冲昏了当今虚无主义者的头脑。他们的确是从科学出发的，但他们设法迫使科学自我取消，乃至自绝，他们派给科学一项任务，即通过否认自己的各种权利来消除自身。在这方面，人们通常认为，虚无主义仅仅是一种暂时的态度，上述任务一完成，它就不复存在了。一旦科学被消灭了，这个腾出的空间就可能被某种神秘主义填满，或者被陈旧的宗教宇宙观所填满。按照无政府主义理论来讲，并不存在像真理那样的事物，即对外部世界的确定认识。我们所公布的像科学真理的一切都不过是自身需要的产物，因为这些需要一定会根据外部条件来获得满足，这再一次证明，它们是幻想。归根到底，我们只能发现需要的东西，只能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是绝无例外的。因为真理的标准与外部世界相一致，是不存在的，它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毫不相关。它们都同样正确或同样错误。任何一个都无权指责另一个是错的。
对认识论有兴趣的人可能发现，探索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借以成功地从科学中得出上述结论的途径————诡辩论，是富有诱惑力的。无疑我们将会遇到类似于那些来自众所周知的科里特人的悖论中的情况，科里特人说所有的科里特人都是撒谎者。但我既不希望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只要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涉及关于对抽象事物的看法，它听起来就具有神奇的优越性，但它向现实生活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不成功的。现在，人们的行动是由他们的观点和知识支配的，正是这个同样的科学精神推测出原子的结构或人类的起源，设计了一架能够承受重物的桥梁结构。假如我们信仰的一切均无足轻重，如果根本不存在知识与现实相符而相悖于我们的观念的情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硬纸片，而不是用石头来造桥，就可以把催泪瓦斯而不是乙醚当作麻醉剂。即使是这些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将强烈地否认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的这种应用。就上述有关精神分析与宇宙观问题的关系做一个总结，我认为，精神分析没有能力创建自己的宇宙观。它并不需要自己的宇宙观；它是科学的一部分，所以能够遵循科学的宇宙观。但是，论述这种关系几乎不值得用如此宏大的标题，因为科学宇宙观并非包罗万象，它极不完善，也不被认为是自足的，能建构种种体系。人类的科学思想仍然很幼稚，还有太多的重要问题尚无法解决。建立于科学之上的宇宙观，除了对外部真实世界的强调之外，其性质主要是消极的（例如，服从真理，拒绝幻想），若有人不满于现状，要求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暂时安慰的地方，他们尽可以到能得到这种安慰之处去寻找。对此，我们无可指责，也帮不上忙，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而改变我们的思考。
二、对于人类文明的认识
当开始思考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以致必须深入思考它。我们称为文明的东西，是我们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放弃文明，退回到原始状态，我们会更加幸福。我说这种观点会令人吃惊，因为无论用什么方法给文明的概念下定义，伴随着我们力求避免来自痛苦根源威胁的活动的一切事物，确确实实都是这种文明的一部分。
为数众多的人是怎样开始对文明采取这种充满敌意而奇怪的态度呢？我相信它的根源在于对那时的文明状况的长期的不满，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对文明的诅咒，它的起因是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我才疏学浅，不能沿着人类历史的线索进一步追溯它们。但是，这种对文明充满敌意的因素，一定早在基督教世界战胜异教时就已经发生作用了，因为它与基督教教义对世俗生活的藐视密切相关。
倒数第二个起因存在于航海发现的进步，是我们接触到原始部落和种族的时候。由于观察不充分及对当地的礼仪风俗的错误认识，欧洲人感到原始部落的人们过着简朴幸福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奢望，这种生活是来自比他们优越的文明社会的人所不能得到的。以后的经验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判断。在很多情况下，观察家们错误地把原始部落人们的这种生活归结为没有复杂的文化需要，而事实上他们是因为大自然的慷慨和人类的主要需要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满足。
最后的起因最为我们所熟悉。它产生于人们知道了神经官能症机制的时候，它有着削弱文明人享有的少量幸福的威胁。人们发现，一个人患神经官能症，是因为他不能容忍社会为了它的文化理想，而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挫折。由此推论，消除或者减少这些文化理想的要求就有可能恢复幸福。
还有一个因素是失望。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控制自然的程度是从前的人想象不到的。这一进步的各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没有必要再详细说明。人们为这些成果感到自豪，他们也有权利自豪。但是，人们似乎发现几千年以来就渴望实现和新获得的对时空的控制权以及对自然势力的征服欲，并没有增加他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满足感，也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更幸福。承认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是人类幸福的唯一前提条件，正像它不是文化所要达到的唯一目标一样。但是，不能由此推出技术进步对我们经济上的幸福也没有价值。
人们也许要问：如果我能够遂愿听到了住在几百英里以外我孩子的声音，如果在我朋友经过长期艰辛的跋涉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后，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听到他的情况，难道我没有真正获得快乐吗？我的幸福感没有增加吗？医学的成就大幅度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妇女生产时受感染的可能性，而且还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难道说这毫无意义吗？我可以列出一长串事实与这类有益的成就加在一起，它们产生于我们对科学技术发展极端歧视的时期。但是，在这里，我们所听到的却是悲观的批评和警告：大部分上述满足都是以在逸事中受到极力赞美的“廉价享受”为模式的。例如，在寒冷的冬夜把大腿裸露在被子外面，然后再缩进来而得到的那种享受。如果没有铁路征服了距离，我的孩子就永远不会离开家乡，那么我也就无须通过打电话来听他的声音；如果还不可能乘船过大洋，我的朋友就不会踏上航海的征途，那么我也不必用电缆来解除我对他的担忧。正是婴儿死亡率下降最严重地限制了我们生育孩子的数量，因此，虽然普遍提高卫生水准，但我们没有比提高卫生水准以前的时代养育更多的孩子；同时，这也为婚姻中的性生活带来了困难，也许我们还在与自然选择的有益效果作对。由此看来，降低婴儿死亡率又有什么用呢？最后，如果生活艰辛、没有乐趣、不幸备至，以致我们只想以死来逃脱它，那么寿命长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在当今的文明中，我们确实并不感到舒适，但是我们很难知道早期人类是否幸福，他们幸福的程度，以及他们的文化条件在幸福问题上起什么作用。我们应该永远客观地考虑人们的疾苦，也就是说，把我们自身，连同自己的需要和感情，置于他们的条件中，然后再探索我们应该从中发现他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这种探索事物的方法之所以好像很客观，是因为它不考虑主观感情的变化。但是，它理所当然地是最主观的方法，因为它把人们自身的精神状态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但是，幸福是某种本质上主观的事物。不论我们对某些情况多么望而生畏。例如，古代的苦工、战争时期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将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仍然不可能设想进入这些人的环境中，来推测大脑最初的愚钝状态逐渐的愚昧化过程，希望消失以及更冷酷、更精致的令人麻痹的方法，对前人接受快感和不快感的状况所造成的变化。而且，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人们将具有一些特殊的精神保护装置。我感觉到继续探索问题的这个方面没有多大益处。
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到文明的本质上来，因为人们怀疑文明是否具有作为获得幸福的手段的价值。在通过研究而得到某种结论之前，我们不应该只是寻找几句话来概括出表达文明本质的公式。因此，我们将再一次满足地说：“‘文明’这个词是指所有使我们的生活不同于我们祖先的生活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们具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调节人际关系。”为了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将一个个地把表现于人类社会中的文明的各种特点汇集在一起。在这样做时，我们毫不迟疑地以语言用法或者说语言感觉为指导，并且坚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排除用抽象术语进行表达的内在洞察力。
第一步是简单的。我们认为一切有助于人类改造地球以使它效劳于人类、有助于抵御自然势力的凶猛进攻等活动，都具有文明的性质。文明的这一方面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如果我们追溯过去，可以发现文明的最初行动是使用工具、控制火和建造住房。在这些成就中，对火的控制尤为突出，它是一项非同凡响和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他的成就开辟了人类从此一直遵循的道路，这种动力是显而易见的。每一种工具的使用都使人类改善他的运动器官或感觉器官，或者说消除对这些器官的限制。运动力具有巨大的力量供人使用，就如同人们可随心所欲地使用肌肉一样。有了船和飞机，水和空气就不能阻碍人的运动；有了眼镜，人纠正了眼球晶体的缺陷；有了望远镜，人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了显微镜，人克服了视网膜结构造成的视力限制。在照相机中，人创造了一种可以保留转瞬即逝的视觉印象的仪器，就像唱片可以保留转瞬即逝的听觉印象一样。这两者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类所具有的记忆能力的物化。借助电话就可以听到远方人的说话，这在童话故事中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文字起源于不在场的人的声音，住房是母亲子宫的代替物。子宫是人的第一个住所，人类十有八九还留恋着它，因为那里安全舒适。
科学技术使人类在地球上实现了所有这些成就。最初，人在地球上只是软弱的动物有机体，人类物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乳儿，都要重新在地球上找到立足之地1。这些成就不仅听起来像个童话，事实上也差不多是每一个童话都希望实现的。人类可以把所有这些资产称为文化的成果。很久以前，人类就形成了自己的理想观念，即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人类把自己不能实现的希望或者受到禁止的一切，都寄托在上帝身上。因此，人们也许要说上帝就是文化的理想。今天，人类几乎实现了这些理想，他们本身也快变成上帝了。这种说法只在通常理想是根据人类的普遍判断实现的意义上才是正确的，而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在某些方面，根本就不对；在另外一些方面，对错参半。人类可以说已经变成了被弥补的上帝。当他用上所有的辅助器官时，他确实很伟大。但是，他并不具备这些器官，有时这些器官也给他带来许多麻烦。但是，他有资格用这样一种想法安慰自己，即这种发展不会恰恰在1930年停止。在将来的岁月里，文明的这个领域将会有崭新的，也许是想象不到的伟大发展，人类将更像上帝。但是，在我们的探索中不会忘记，现代人在他上帝般的特性中并没有感到幸福。
我们承认，如果看到在一些国家中，有助于人类利用地球和抵御自然力的一切事物，都受到了关注，并且有效地实现了，那么这些国家的文明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些国家中，可能淹没土地的河流得到了治理，河水通过运河被引到缺水的地方；土壤经过精耕细作种上了适宜的植物；地下矿产资源经过艰辛的劳动开采出来，制成所需要的器物；交通工具又多又快又可靠，家畜的饲养昌盛起来。但是，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要在文明中索取其他的东西。显然，我们也希望看到这些东西在上述国家中得以实现。我们好像要否认我们最初提出的要求，因为如果看到人们也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或无用的东西，例如，城市中所需要的被当作运动场并用来储存新鲜空气的绿色空间放上了花坛，或者在住宅的窗户上摆了花盆，我们赞同这种做法，因为这是文明的表现。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希望文明所重视的这种无用的东西就是美。我们要求文明人尊重美，在自然中看到的美以及在手工艺品中创造的美都应得到尊重。但是，对文明提出的要求并未停止。除了美以外，我们还希望看到清洁和秩序。当我们读到在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父亲家门前有一个很大的垃圾堆的描述时，我们就会认为莎士比亚时期英国乡镇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当我们发现威那瓦尔德的道路上乱扔的废纸时，我们便义愤填膺地将之称为“野蛮”（与文明相对立），觉得一切污秽都与文明相悖。我们也把清洁的要求扩展到人体。当听到太阳王身上有股令人讨厌的气味时，我们感到吃惊。在爱色拉岛上，当看到拿破仑早晨漱洗用的小脸盆时，我们不禁摇头，甚至把是否用肥皂看成是文明的一个实际尺度，我们也不会感到吃惊。秩序也不例外，它像清洁一样只适用于人类行为。在自然界中是不是需要清洁？但是，秩序是从自然界模仿来的。人类通过对浩瀚天体规模的观察，不仅发现了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秩序是一种强迫性的重复。当一条规律被永久性地确定下来时，秩序就决定一件事应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做。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就不必犹豫不决了。秩序的好处是无可争议的。它使人们能够在最大限度内利用时空，同时又保持了他们的体力。我们应该有理由希望，在最初的人类活动中，秩序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取得它的地位，而且我们可能很惊讶：这种情况居然没有发生，而是恰恰相反，人类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一种没有规则和不可靠的天性，并且需要通过艰苦的训练，才能学会以天体模式为榜样。
美、整洁和秩序在对文明的要求中，显然占有特殊的地位。谁都不会认为它们与我们对自然力的控制和我们将要了解的其他因素在生活中同等重要。但是，也没有人会愿意把它们放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上。文明不仅仅包括有用的东西，这在谈美的例子中已经说明了；在谈论文明的重要内容时，我们倾向于省略美这个内容，秩序的用处则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清洁，必须牢记它是我们对公共卫生的要求。可以猜测，甚至在有科学预防法之前的时期，公共卫生和清洁的关系对人类来说就不完全是陌生的。但是，可用性并没有完全说明这些成就。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也一定在起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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