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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府拥有核武器一天，核战争的危险就有可能存在一天，而且，如果这种毁灭性的东西落入私人手里，那么这种危险持续的时间甚至也许会更久。起初我以为，唤醒人们注意这种危险，应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也和大多数人一样，相信自我保存的动机是一种很强烈的动机，当这种动机生效时，它通常都会压倒其他一切动机。我想人们不会喜欢看到自己与家人、邻居，以及自己所听说过的每一个活着的人一起受煎熬的景象。我以为，只要让大家知道这种危险，所有党派的人就会全都团结起来，恢复以往的安全。我发现这是个错误。有一种比自我保存更强烈的动机：那就是胜过他人的欲望。我曾发现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重要的政治事实（比如说，我以前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重要的政治事实）：人们并不像在意消灭他们的敌人那样在意他们自己的存活————或者说，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的存活。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始终存在着普遍死亡的危险的世界。消除这种危险的方法对大家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方法都伴随着有人可能扮演卖国贼角色的些小机会，而这是件使人感到非常屈辱的事，因此几乎所有的人都宁可冒核战争的危险也不设法确保安全。我曾认为，而且我现在仍然认为，如果使整体毁灭的这种危险变得足够鲜明的话，那就会取得所想要的效果。但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怎样才能造成这种鲜明性呢?我与那些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一起，试过各种方法，成效不一。我最初尝试的是理性的方法：我把核武器的危险与黑死病的危险进行比较。大家都说“很有道理”，但却没有行动。我曾试着提醒某一个团体，这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对普通大众或政府没什么作用。我接着就尝试声势浩大的游行这种大众的诉求方式。大家都说：“这些游行的人很讨厌。”后来我尝试和平抵抗的方法，但也未能成功。所有这些方法都继续在使用，我对它们都尽可能加以支持，但事实证明这些方法都只是部分有效。我现在在进行一项新的尝试，即把诉求政府和诉求公众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继续探索下去，而且我很可能会把工作交给别人继续进行下去。但人类是否会认为自己值得保存下去，仍然是个令人怀疑的问题。
多年来，我一直关心遭迫害的少数民族和许多国家中我认为被不公正地打入监牢的那些人。例如，我试图帮助那加人和我在前面已经讲到过的索贝尔。稍后，我开始关心吉卜赛人的苦境，特别是对盖伊·普克斯顿为了给他们一个适当的居所（至少要有必要的设备，如适当的卫生设备）和至少得到最低限度的正规教育的机会而作的努力感兴趣。
我承认，我在解放犯人方面的名声并非毫无瑕玷。许多年前，有位年轻的德国犹太难民来向我求助。内政部已下令要将他遣返德国，而如果他被遣返回国，他就会被处决。他看起来是个傻乎乎的年轻人，很憨厚。我和他一道去内政部，我对内政部的人说：“哎，你们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吗?”他们说：“嗯，不是。”他们同意不把他遣送回国，但是说他必须换新护照。他们立即开始问他一些为了换新护照而需要他回答的问题。“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你母亲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出生?”“我不知道。”内政部的官员感到很沮丧。他唯一确知的是，他是个犹太人。内政部官员看到我坚毅而阴沉的脸色（虽然在这时我稍微有些脸红），只好发给他新护照。我最后一次是从一封信中听说有关他的消息的，该信大意是说，他知道留在英国他得支付自己的生活费，而他听说最保险的弄钱方法是，找个英国女孩子让她怀孕，然后他就可以申请获得政府发给的一份救济金。唯一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听说到目前为止他仍未能成功地实施这个计划。
同样也是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年轻的波兰人因写猥亵诗被判入狱而向我求助。我心想：“把一个诗人打入监牢!不可能吧!这不可能!”于是我再次诉求于内政部。后来我读了一些他写的诗，觉得非常恶心，不得不同意原先的裁决。不过他还是被允许留在英国。
虽然这两件事如今回想起来有点令人尴尬，但我并不后悔。在我看来，因为人们的不太可能伤害到普通公众的蠢举而把他们关押起来，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按这种逻辑推论下去的话，那么几乎没有人会是自由的。再说，用法律手段和监禁的威胁来对付猥亵行为，也害多益少。它只是在原本只是愚蠢或邪恶的行为之上增添一种令人愉悦的、诱人的邪恶之气氛。根本就起不到遏制这种愚蠢或邪恶的行为的作用。至于政治犯和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入狱者，我对他们则更加同情。只因为一个人的政治观点而把他关进监狱，不管这种做法多么诱人，更有可能造成那些观点的扩散，而不是遏止其传播。这只会增加人类的不幸和鼓励暴力，仅此而已。我已经说过，最近几年，我越来越多地从事反对因个人或团体的政治或宗教上的看法而把他们投入监狱或对他们进行迫害的工作。我不断地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人和团体的求助信（这些信越来越多），而且几乎每天都有团体的代表来见我。我本人无法去遥远的国家旅行，因此，为了尽可能地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不得不派代表到各个国家去。
1963年，我对希腊抵抗运动战士的关注达到了极点。他们曾在那里反对过纳粹，但仍然是遭受牢狱之苦，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派了一些代表来见我，其中有些是4、5月份访问英国的希腊国会议员。在希腊成立了一个叫作“伯特兰·罗素百人委员会”的组织，他们在4月底举行过，或试图举行过，一次游行，我派了一名代表参加这次游行。后来发生了国会议员兰布拉基斯在萨洛尼卡被谋杀的事件，很明显，这是在当权的纵容之下干的。我和其他一些开明人士一样，对此深感震惊。我再次应邀派代表去参加在雅典举行的兰布拉基斯的葬礼。我的代表回来后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到7月份希腊王室成员访问白金汉宫时，那里群情鼎沸。我也非常激愤。我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发表演说反对希腊王室成员的来访，并参加了示威。新闻界对女王陛下的臣民的这种失礼的行为感到震惊，内阁阁员们气得嗷嗷叫，警察将砖块偷偷地放进被捕的示威者的口袋里，然后以携带攻击性武器的罪名指控他们。英国示威者当中最执着最勇敢的人是贝蒂·安巴蒂耶洛斯，她的希腊丈夫已被关在监狱里好多年了。两年后，他被释放出来，到伦敦拜访我们，但其他政治犯仍被关在监狱里。后来，他和他的太太再度入狱（他的太太只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而且另外还有许多政治犯被希腊当局关进了集中营。想到他们在那些集中营里的生活，在大太阳底下被集中在一起，没有水，没有卫生设备，没有任何照顾，使人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也是在1963年4月，我派一名代表到以色列调查巴勒斯坦阿拉伯难民的情况。我们想对下述这样一些国家作出某种评价：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些国家可能受到最有效的催促，要求它们帮助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关于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事情。从那以后，我经常应邀派代表到以色列和埃及，讨论这些国家各别的和共同的问题。反过来，它们也派密使来见我。我那时也很关心苏联境内犹太人的境况（我现在仍然很关心），而且就这方面的问题，我与苏联政府通了不少信。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东欧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妻离子散，他们希望与海外的亲人（通常是在以色列）团聚。起初，我呼吁允许他们个别移民，但是后来，在好几百人请求的压力之下，我开始代表整个团体提出呼吁。随着这类工作的展开，我发现我是在为释放四十多个国家的政治犯而工作，这些政治犯因为往往是值得称赞的行为而被拘禁，几乎被人们所遗忘。有人告诉我们，由于我的同事和我的努力，许多国家的许多政治犯获得了自由，但是有许多还在狱中，所以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候陷入困境，不得不承受相当多的指责，例如在索贝尔一案和后来关于释放海因茨·勃兰特一事中。东德政府劫持和关押从希特勒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勃兰特，在我看来非常不人道，因此我不得不退还东德政府颁给我的卡尔·冯·奥西埃茨基勋章。勃兰特不久即获释，速度快得令我印象深刻。也许正是由于我为政治犯所做的这些工作（至少部分地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于1963年1月获得了美国公民自由权紧急救援委员会颁发给我的汤姆·潘恩奖。注67
在近几年，尤其是最近我能以一个组织中的一分子从事这项工作以来，我派了一些代表到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去进行实地调查。他们到过大多数欧洲国家，“东方”和“西方”，以及许多东方国家————柬埔寨、中国、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他们到过非洲————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东非和西非的一些较新的国家。当然，他们也到过西半球的一些北方和南方国家。这些调查员受到了他们所到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许多政府官员和处理他们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机构的负责人热情的欢迎。当然，他们也与普通群众交谈过。我本人与各国首脑和政府官员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并与他们，尤其是与那些来自东欧、亚洲和非洲的各国首脑和政要，在伦敦讨论过各种国际问题。特别是，英联邦会议的集会使得这些会面有许多成为了可能。其中有些会面很有趣，点缀着适当的装饰物————忽闪忽闪的眼睛、长袍、短弯刀、珠宝和高大威猛的随从————我在1965年与巴林酋长的那次会面就是如此，当时会面的情形我现在仍记忆犹新。当然，关于具体问题，我经常与各国驻伦敦大使馆联系。
整个这项工作由于需要而不断扩大。到1963年，它很快成了即使有非常能干的助手心甘情愿的帮忙也非个人所能独自承担的工作。再说，旅行、通讯（写信、拍电报、打电话）、聘用秘书和工作人员等所需费用，也不是我个人的财力所能负担得起的。而且完全由一个人来负责，责任很重。我认为又是由很有思想的拉尔夫·舍恩曼策划的、关于建立一种机构的方案，逐渐成形。建立这个机构不应当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应当是为了促进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反对动荡、被压迫的个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这一切的那些民族的斗争。这种机构可以扩展，以满足各种各样的需要。它也可以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进行自我调整。因此，1963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研讨建立这种机构的计划。参与研讨的人当中，有许多是从百人委员会的早期阶段就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
我的同事对于机构工作没有经验，我自己也不完全在行，但至少我们使我们的目标取得了某种有内聚力的进展，我们犯错误的地方，是在允许改变和扩展的灵活性方面。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该机构的早期阶段，我们必须差不多和以前一样开展工作，我负责大部分公众事务，并担任公众事务最后仲裁人的职位。我们希望逐渐加强这个机构。我们觉得，它作为一个实体，不仅应当承担日常工作，而且还应当承担责任和规划工作。当我回顾我们的进展时，在我看来，我们在它的最初三年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所敢希望的。
许多人为成立基金会出过力，但在此我想要强调不但是我自己而且还有基金会对拉尔夫·舍恩曼的感激。他有时候几乎是一个人独自挑起基金会的工作重担，而且基金会的许多最富有创造性的构想，都是他提出来的。此外，这些构想的实施，主要得益于他的聪明才智，得益于他那近乎超人的精力和果敢的决断力。我也想在此记录下我和基金会对另一位新近认识的朋友克里斯托弗·法利的感激。如果没有他的判断和缜密的思虑，我们简直不知道怎样保持像我们设法想要保持的那种平稳。但是他沉默寡言，不装腔作势，而且经常留在幕后。他领悟力很强，反应很快，起初我以为他偶尔发表自己的看法时说话结结巴巴，是因为羞怯。现在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他极其谨慎。过了一段时日，我才体认到他追求正义时所怀的那种深厚的感情，或与这一追求掺和在一起的那种同情和忍耐。后来我才逐渐得知，他的关于当今人物和事件的显见的知识，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对过去相当深入的研究而得到丰富。这种结合在比较浅薄的人身上可能会产生的那种武断、欺瞒和哗众取宠的倾向，被他对反讽、荒谬的强烈感知和他诸多兴趣的盎然勃发一扫而光。他的观察既敏锐又独到。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位有益有趣、为大家所喜欢的同事。
1963年春季和初夏，我们以我的名义给我们认为可能愿意成为这个新基金会的发起者的那些人发函。到夏末，已有9人同意成为这个基金会的发起者。有了这样一群支持者，我们觉得可以将我们的计划公开，尤其是在有理由盼望其他人很快加入我们的行列的情况下，更应如此。而事实上，在宣布成立基金会后不久，另外又有7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些目标————其中主要目标是成立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机构————和达到我们必须努力达到的那些目标的长期方法，以及我们必须开展的那项工作（即像我们有段时间曾开展过的那种工作）的要点。我们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要想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必须要有一大笔钱。我的同事，在有点违背我的意愿的情况下，敦促基金会冠以我的名字。我知道，这会使许多原本可能会对我们的工作本身给予支持的人对基金会产生偏见。这肯定会使一些已经树立声誉且享有名望的机构产生偏见，而且也肯定会使英国的许多个人，尤其是那些有能力在金钱上支持我们的人，产生偏见。但是我的同事却争辩说，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的帮助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我的名字已与这项工作相等同，所以，略去我的名字就会意味着这项工作受挫。他们的坚持令我感到高兴，尽管仍然有点怀疑这样做是否明智。但是最后我同意了他们的看法。然而，当我们决定为我们的机构寻求慈善身份时，我和我的朋友才明白，在英国任何一个冠以我的名字的机构，都不可能得到这种身份。
最后，我们的律师建议我们采取折中的办法，成立两个基金会：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和大西洋和平基金会，后者可以获得慈善身份。这两个基金会可以携手合作，而且事实上它们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后者的目标纯粹是教育方面的。其目的是要在和战争与和平的研究有关的各个领域建立探索机制，并创造探索及发表探索成果的机会。由于济贫事业委员会将这个基金会登记为慈善机构，按标准税率对根据七年合约所给的任何一笔捐款所扣的所得税都可退税，反过来，这意味着这种捐款的数额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六十。
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则处理工作中与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和有争议的事情，而捐款不论多少，都按普通赠与看待。在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头三年，它得到的捐款有好几万英镑，其中有些是个人捐的，有些是机构捐的，有些是各国政府捐的。附有条件的捐款一概不予接受。尤其是政府的捐款，我们向捐款人说清楚，钱的来源绝不会影响使用这笔钱的方法和结果。
不幸的是，9月初，当我们决定要公开我们的计划时，我生了一场大病，但是到月底，1963年9月29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计划公布于众了。在我发表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声明后，我们把我的同事为两个基金会各自准备的传单分发给记者。关于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那份传单上，印有当时发起者的名单，和一封吴丹为了面子而写的信。我曾与他谈其他事情时谈到过我们的计划，并且就我们的计划一事给他写过信。他热情地表示赞同，但又解释说，他因为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不能成为发起者。不过，他表示愿意写那封我们印在传单上的、虽然措辞谨慎但却鼓舞人心的信。
记者们看过我们雄心勃勃的计划表后，问我们打算从哪里募得基金。这是个切中要害的问题，而且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因为不想在9月29日之前透露我们的计划，所以一直未能开展募集基金的工作。我们只能回答，我们决心募集必要的基金，而且确信能够及时地募集必要的基金————这个回答自然受到尖刻的怀疑。
回顾当时的情景，我想我并没有责怪那些记者的态度，也没有责怪新闻界未给予我们鼓励。任何一个愿意以行动支持其对于未来的幻想的人，都应该有被认为是“疯子”的心理准备；而我们当时就有这种心理准备。再说，我们当时都很兴奋。能够再度公开为我们心中的目标而工作，是一种自由。当然，我们首先要努力去做的事情是，募得必要的基金。
我们接触过的个人不计其数；与有钱人打交道，成功的几率非常小，他们往往会说：“噢，不错，我们认为你们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所做之事，并祝你们成功。但是，当然了，我们已经承担了这么多义务……”虽然乞求他人给予钱财上的帮助总是件令人尴尬、不讨人喜欢的事情，但我们只是偶尔遇到不愉快的场面，而且只有一次遇到不礼貌的恶语中伤。那是在一次富裕的犹太人聚会上，举办那次聚会是为了让我讲一讲我们为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所做的工作，那些有钱的犹太人声称自己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非常关注。出现那些不愉快的场面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因为我们事先已经打听过，知道我们所接触的人对我们的某些计划非常感兴趣，对我们很友好，而且始终“非常钦佩”我和我的工作。我们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消息，既有令人高兴的，也有令人恼怒的：有天早上我们收到一封信，信的内容是，有两个人立下遗嘱，要将他们在欧洲大陆相当大的一份产业捐给基金会；另一个早上收到英国驻巴黎前任大使格拉德温勋爵的一封信，我将这封信连同我的回信一道附在本章中，因为成立基金会需要大量的通信，而此信显示出其中一部分信件的语气和推理。我相信这一来一往的两封信，以前一直未曾发表，尽管格拉德温勋爵曾提议公开发表。读者将会注意到，他在信中主张我在上议院提出我的建议，“好让有才智的人加以仔细审议”。我在回信中强忍着没有说我在上议院提出建议时，我没有觉得我的听众，除了少数例外，表现出有什么特殊的智力水平————但也许自从格拉德温勋爵出现后总的水平有了提高。
然而，世界上许多地区的许多人都帮助我们。各国的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尤其慷慨。确实，我们最初的筹款方式之一，便是拍卖他们捐赠的画作和雕塑品，拍卖会因贝德福德公爵的鼎力襄助而在沃本隐修院举行。我没能参加拍卖会的开幕式，但我后来还是去了，使我感到开心的是，到达那天正好是沃本在款待参加世界小姐选美大赛的各国佳丽，因此我有幸与她们会面。拍卖会相当成功。从那以后我们不断地收到艺术捐赠品，拍卖所得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虽然音乐家对我们也很慷慨，但他们慷慨的行为往往受到他们的经纪人或乐团总管和音乐厅经理的阻挠。演员和剧作家曾多次答应我们进行义演或某种特殊的演出，但无一兑现。我们向各国政府的领导人募捐，运气还比较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比较能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募款工作的困难之一是，我们的许多工作————比如，关于特殊犯人或破碎家庭和少数民族团体的工作————在完成之前都不能说，否则就会无效。关于国际调解的讨论和方案，更是如此。因此，当有人明确地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时，我们往往只好含含糊糊、笼笼统统地讲一下，只有机敏的人和已经皈依者才能相信这种话。
这种多少有些随意的筹款方式的缺点是，无法确定我们什么时候能筹到多少钱。一度到手的大笔钱均未能被用作储备金，而一些承诺也不总是能及时兑现。结果是，我们有时有足够的钱来实行相当雄心勃勃的计划，有时却几乎身无分文。要不是对基金会的宗旨和诸多计划的奉献精神，和与我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尤其是拉尔夫·舍恩曼、克里斯托弗·法利和帕梅拉·伍德）顽强的决心，后面几个时期不可能平安地度过。舍恩曼、法利和伍德这三个人各自以他们不同的方式，维系工作，并使之度过顺利和艰难的时期。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其他许多人，帮助我们的工作，他们有些是志愿者，有些则领薪水，但是，直到现在，出于某种正当的理由，他们原来都是些临时工，而且有时薪水过高。不过，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一支由一些似乎固定的，而且有相当强的处理事情的能力的同人组成的队伍，每个人负责一个或几个方面的工作。
总的来说，英国新闻界对我们的帮助很少。他们不是封杀我们的新闻，就是一逮到机会就让我们出丑，暗中嘲笑我们。这也许并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直在反对（虽然是完全合法地反对）我们国家的既定政策————不是反对哈罗德·威尔逊政府在两度执政之前所承诺的那些政策，而是反对该政府在执政期间所采取的那些政策。由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国家的新闻界也在不同的时期责骂我们，或拒绝提及我们。当然，记者和评论员动不动就拿我当目标，说我老迈昏庸。美国的记者尤其如此，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为那个国家暴力的增强担忧，我最近的文章大多数都是猛烈抨击他们政府的好战政策。这种消减我的作用的方法使我的朋友感到担心和愤怒，这也是对我的侮辱，但是从与我意见不同的那些人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他们唯一的反击。总之，如果这种指责是正确的注68，那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那么费心地评论我的胡言乱语。
那些想要自行判断我究竟是不是老迈昏庸，或者甚至是不是比他们以前所认为的更糊涂的人，有的是机会这样做，因为我接受过无数次报社和电视台的采访，而且还拍过几部电影。我在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时坚持的总的原则是，拒绝所有那些对我的“私生活”而不是对我的工作和思想感兴趣的人。宣传我的工作和思想我很高兴，而且欢迎对它们公正的报道和批评。我认为，在最近几年我所看到过的这些电视访谈中最好的有：1963年10月初的那一次电视访谈，主持人是约翰·弗里曼；1964年4月初所做的那一次电视访谈，主持人是罗伯特·博尔特（后来还有一次，是在1967年，也是由他主持，但我没有看到过那次电视访谈）；1965年9月所做的那一次电视访谈，主持人是拉尔夫·米利班德。不过，当然还有许多电视访谈我没有看到过。我所发表过的两次最重要的公开演讲，都与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期间工党政府的背信有关，一次是在1965年2月中旬，另一次是在八个月之后。第一次讲的是该政府的一般国际政策，第二次讲的是该政府对越南的政策，因此收录在我的《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一书中。在第二次演讲结束时，我宣布退出工党，并当场撕毁党证。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此举使同台的其他两位演讲者非常生气，一位是下院议员，另一位是禁止核武器运动主席。后者对新闻界说我是事先安排好那样做的。如果我能事先安排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早就那样做，然而，事实上，演讲的事全都是由这次集会的主办者————青年禁止核武器运动————一手安排的。那位常常对越南问题发表与我类似观点的下院议员，在那次集会时迟到，后又因为我撕毁党证之举而退席。这种怪异的行为使我有点吃惊，因为这两个人都曾说过许多我所说的话。唯一的不同似乎是他们继续当他们所谴责的党的党员。
其他还有四种对我的指责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因为我认为它们也与“老迈糊涂”有关。最严重的一种指责是说，我在著作和演说中说一些没有给出其来源出处的、极端的话。我相信，这是针对我的《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一书的。然而，如果有人愿意研究这本书，我认为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本文献资料非常翔实的书。如果我偶尔说些没有给出其根据的话，那么我通常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那是自明的，或是根据书中其他地方已提到过的事实，或是众所周知而无需标明来源出处。
与这种指责相关的另一种指责是说，以我的名义发表的演说词、文章或声明都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奇怪，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和大公司经理的公开讲话稿，都是秘书或同僚写的，而这被认为是无可非议。为什么换成一个普通俗人，就该被认为十恶不赦?更何况事实上，以我的名义发表的东西通常都是出自我的手笔。即便有的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它也仍然代表我的看法和思想。我从不在我没有讨论、阅读过并认可的东西————书信或比较正式的文件————上签字。
我最近听说在流传的其他两个谣言，我也觉得令人烦恼。这两个谣言是：为了不麻烦我，我的秘书扣下了寄给我的信件和公文；我的秘书和同事不让想要见我的人见我。但事实上我在家亲自拆阅所有寄给我的信件。不过，我的信件很多，我不可能全都亲自回复，但我把我想要说的话告诉替我起草回信的秘书，而且在回信寄出之前我都亲自过目。另外，为了这个那个事情想要见我的人也很多，不可能全都接见。例如，1966年年底，为了主持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预备会开幕式，我在伦敦待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我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接待想要与我会谈的来访者。但是，因为在这一个星期中要求与我会谈的人大大超过一百人，所以不得不谢绝很多人（一百多人）的会谈。
我之所以用这样长的篇幅谈论这些指责，不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被认为是老糊涂，而且还因为我的论证和言论，由于这些指责而被人轻视，没有人看，或没有人听，使我很恼火。我也不喜欢我的同事因为极其豪爽地做了我要他们做的事情而受责难。
基金会成立之后不到两个月，我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听到肯尼迪总统遇害的消息感到震惊。也许我对这一邪恶的攻击事件不像很多人那样感到意外，因为好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有关这个世界，尤其是美国，越来越纵容暴力的文章。我的关于这一论题的文章，有些已经发表，有些则因为太直言不讳，编辑先生不敢将之刊登出来。
当我看到有关总统遇刺、后来传说中不利于奥斯瓦德的证据以及他遭鲁比射杀的新闻报道时，我认为似乎存在骇人听闻的误判，可能是在掩饰某件非常龌龊的事。1963年6月，我和最早代表奥斯瓦德的母亲调查这个案子的纽约律师马克·莱恩会面，他已收集到的事实证据证实了我的怀疑。与基金会有关系的每一个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尽己所能，各自或一起帮助马克·莱恩，传播有关他调查结果的消息。从所使用的掩盖法和被否定或忽略的事实来看，显然牵扯到的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不光是马克·莱恩调查有关事实时充沛的精力和机敏的头脑，而且还有他表述事实时严谨客观的态度，绝不推断出或暗示事实本身原本没有的意思，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们认为，要是基金会自身不出面支持那些查出事情真相的人，也不传播有关这些事情真相的消息，那么会更好些。因此，我们成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委员会，名字并不令人满意，叫作“英国‘谁刺杀肯尼迪?’委员会”。我们聚集了不少发起者，甚至还有一位秘书，但也并不是没有困难，因为许多人认为这件事与我们英国人毫不相干。只有少数人不仅了解美国当局的欺骗对于美国人民预示着什么，而且还了解它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预示着什么。这些少数人有过一段艰难时期。我们确确实实遭到过诽谤。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接到过美国大使馆打来的恐吓电话。其他有些国家也成立与我们类似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有些办公室也接到过类似的警告电话。最后，基金会不得不庇护我们的委员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由于这项额外工作，日夜操劳。到8月份，当我撰写一篇叫作《关于J.F.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的十六个问题》的文章时，人们纷纷举行集会，并发表了其他一些声明和文章。群情激愤。马克·莱恩亲自到英国各地和其他国家（包括他自己的国家），详细说明他所发现的、反驳关于这一事件人们普遍接受的官方看法的事实。我在《沃伦委员会报告》于1965年9月公布之前就已经收到了这份报告，并立即发表了我对它的看法，这显然使许多人很恼火。一时传言四起，说我是在胡说八道，我甚至连报告都还没看过，而且不可能看过。实际上，莱恩已寄给了我一份早期报告的副本，我看过，而且有时间思考。由于《沃伦委员会报告》已被仔细审阅过，而且批评这份报告是“可敬的”，许多人便同意我的看法，并泰然自若地忘却了他们和我早先的态度。那个时候，他们非常胆小，不敢倾听或关注已发现的事实，而是盲目地接受官方的看法。他们竭力阻挠我们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
自从1963年3月底以后，我的时间和思虑越来越多地花在了越南正在进行的那场战争上。我的其他兴趣，绝大部分只好放弃。当然，我还是抽出一些时间来处理家庭和个人的事情。而且偶尔还是有机会（虽然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关注我以前常常感兴趣的那种东西，即哲学的，或尤其是逻辑的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我已经荒疏了，因此有点怕做这方面的研究。1965年，一位年轻的数学家G.斯潘塞·布朗，硬要我审阅一下他的著作，因为他说他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他认为能看懂他著作的人。因为我以前看过一点儿他的著作，认为还不错，也因为我非常同情那些试图让他们无人知晓的新作得到注意而非遭到冷遇的人，所以，我就同意与他讨论他的著作。但是随着约他来的时间的临近，我越来越深信我应付不了这项工作，应付不了他的新符号系统。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但是在他来到并且我听了他的解说后，我发现我又跟得上了，听得懂他的著作。那几天我过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因为他的著作既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在我看来，又很优秀。
这些年里我最大的快乐之一是我与维克托·珀塞尔的友谊（我太太也分享了这份友谊），而最使我伤心的事情之一是他的去世（1965年1月）。他是个幽默且判断力均衡的人。他既有文学鉴赏能力又有文学创作能力，学识相当渊博，而且对时事也非常了解。他在东南亚当政府行政官员和在剑桥大学当指导教师，都很有成就。与他交谈是我的一大乐趣。我通过他的政论文章认识他已经许多年了，他过去经常将他的政论文章寄给我，而我则写信告诉他我对他的文章的看法。稍后，我欣然接读了他那以Myra Buttle 〔与 My Rebuttal（我的反驳）谐音〕笔名所写的妙趣横生的韵文。在1962年他在节庆厅为我举行的生日宴会上致贺词之前，我从没见过他。甚至在他被领来与我们讨论基金会在东南亚方面的工作之前，我还根本就不认识他。1964年4月，他在曼彻斯特的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说，这个会议由基金会主办，在那个会上我也发表了演说。不久后，他为我们写了一本全面论述“东南亚和平的可能性”的极好的小册子。在这段时间，我们接长不短地在伦敦见到他，但是直到1964年5月，他到北威尔士拜访我们并小住几天后，我们才真正开始彼此了解。我们不停地交谈。我们两人，你说一个故事，我就说一个更有趣的故事，你引一句引语，我就引一句更好的引语；并且把自己最喜欢的诗和散文吟诵给对方听。我们相互探测对方的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并且还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另外，令人欣慰的是，找到了一个能立即了解你的意思，即使在不完全同意时，也愿意耐心且富有同情心地与你讨论任何问题的人。他在12月份，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两个星期多一点，再次来拜访我们；而且，如同他所说的，我们突然觉得我们已是老朋友了，尽管我们彼此很少见面。尤其是，我对他最后这次来访记忆犹新：他突然吟诵《利西达斯》注69，非常优美，然后又朗诵他的一首以Myra Buttle（迈拉·巴特尔）笔名发表的新作，并且以诙谐的曲调将之唱出。他是个勇敢、细心、富于同情心而又喜欢闹腾的人。当我认识到我是多么的怀念他（这不仅是因为他能给我带来快乐，而且还因为他能够而且我确信他会给我以帮助）后，我有时也感到震惊。我想，像我这种年纪的人能交到一个这么令人满意、这么珍贵的新朋友，是很难得的；而且这种挚爱、信任和理解全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滋长成熟，乃是令人惊讶的。
我的那本关于越南形势及其含义的、叫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书，以布面精装本和纸面平装本两种形式，问世于1967年1月初。它在英国由艾伦和昂温出版公司出版，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一直非常感谢该公司的慷慨大方和开明的态度，尤其是斯坦利·昂温爵士本人。这本书由我自1963年以来所寄出和发表的无数信件、声明、演说和文章中的一小部分所构成。书中除了被收录的这些信件、声明、演说和文章之外，还附有：一篇介绍1967年初越南形势总的背景和表明我自己对越南形势的看法的“序言”；一篇简要地描述我所呼吁成立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后记”；和一个附录，其中包含拉尔夫·舍恩曼在他有一次访问越南许多周中的一些发现。《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一书非常详尽地述说了我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和我持这种态度所根据的事实，而且，在过去的几年里，不管怎么说，在我所发表的文章和广播讲话中，关于我的态度和这些事实，也都讲得不少了，因此这里就不再细述。这本书在某些刊物上受到相当有敌意的评论，所以得知这本书的纸面平装本在其出版两周之内售罄，这本书已在美国出版，而且它还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舍恩曼的报告极为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包含第一手的观察资料，而且还包含有可靠的证人在场做证、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越南战争受害者证词。这些报告也为“国际战犯审判法庭”所派的那些调查组在印度支那进行比较正式的调查铺平了道路。我对越南战争的态度和关于越南战争的声明，不但是以其他特别调查员的报告为根据的，而且部分地还是以舍恩曼的那种报告和克里斯托弗·法利（他于1964年12月前往越南，是为获得直接印象而亲临越南的第一位基金会成员）的报告为根据的。然而，我的意见主要是以每天报纸（尤其是美国的报纸）上所报道的事实为根据的。这些报道看起来差不多都是偶然的，因为它们好像并未影响编辑政策。
北越人偶尔请我谈谈我对越南战争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看法。他们曾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应准许《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以记者的身份访问河内。索尔兹伯里先生以前在他为《沃伦委员会报告》所写的导言中攻击过我，他在那个导言中说，沃伦委员会“对它所能发现的每一个证据都进行了彻底的调查”。这些评论很快就被看作是荒谬的，但是我想他可能很难无视北越平民普遍遭受轰炸的证据。因此我向他们建议，值得冒险让他前往河内采访。几个星期后，我很高兴地读到他发自河内的报道，这些报道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引起了惊恐，而且可能也使他失去了普利策奖。
当然，我一直与在伦敦的两名北越代表和北越驻巴黎代办保持密切联系。我也一直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许多成员、美国武装部队的成员和美国平民（既有支持这场战争的，也有反对这场战争的）通信。只要想获知，不愁没有消息。但是要让普通公众知道那些消息，并说服人们注意那些消息，却有很大的困难。阅读或聆听那些消息，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
我和我的同事越研究越南的形势，我们就越深信美国对越南的态度是完全不可原谅的，越南战争是一场用新的折磨方法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残酷战争。我们在仔细核查了我们所搜集的一大批事实材料之后，得出如下结论：这场战争必须尽快结束，而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是毫不含糊地支持北越人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此外，我们担心，如果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它就会被美国当作借口，使战争逐步升级，最终有可能成为全面大战。我们成立了“越南团结运动”，该组织使将越南战争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一个农业小国的公然侵略”的那些团体团结起来。该组织的支持者认为，正义要求他们完全支持越南人。我在1966年6月“越南团结运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后来这篇开幕词被收录在我的那本关于越南的书中。该组织派演说者到全国各地去，而且同他们一起还送去了基金会的越南战争图片展，因此该组织成了英国支持“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核心。
在我的那本关于越南的书中所谈到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引起了全世界广大公众的想象。四年来我一直在寻求某种有效的方法，让世人知道美国在其企图征服南越的不义之战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在朝鲜战争时期，我无法相信李约瑟教授和其他人所提出的指控，他们指控美国人把那场战争当作大规模毁灭性的新生化武器的试验场。我应该为我自己当时认为这些指控太极端而向李约瑟教授和其他人致以诚挚的歉意。到1963年，我已深信这些指控是公正的，因为在越南显然应当对美国提出类似的指控。在那年年初，我给《纽约时报》写信，将美国人在越南的行径描述为“令人想起德国人在东欧和日本人在东南亚所发动的战争”的野蛮行为。这封信的言论当时对《纽约时报》来说似乎是太激烈了，该报先是发表社论攻击我，然后删节的回复，最后干脆拒绝刊登我的来信。我试着给其他报刊写信，决心查明更多有关当时那场“秘密战争”的真相。我发现得越多，美国人的企图和行径似乎越骇人听闻。我不仅听说了各种野蛮的行径，而且还听说了对一个小国要求独立的愿望最乖戾最无情的压制。破坏日内瓦协议、支持独裁政权、建立警察国家、摧毁所有反对势力，这一切都是令人无法容忍的罪行。第二年，我开始定期派观察员去印度支那，但是他们的报告老是落后于战争的扩大。“战争逐步升级”的借口，尤其是进攻北越的借口，使我想起了25年前希特勒在欧洲冒险所提出的那些借口，两者完全一样。我明白，把侵略、试验性武器、不分青红皂白的战争和集中营计划结合在一起，需要比我所能安排的更彻底、更正规的调查。
1966年夏天，我在作了广泛的研究和规划之后，写信给世界各地的一些人，邀请他们加入“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结果使我振奋，很快就有18位回信表示接受。我尤其感到高兴的是让-保罗·萨特的加入，因为尽管我们在哲学问题上有分歧，我还是非常钦佩他的勇气。南斯拉夫作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早先曾到北威尔士拜访过我，由于他对西方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广泛的了解，最后成了一位受尊敬的伙伴。我也严重地依赖我有10年未见的随笔和政论作家伊萨克·多伊彻。每当有关“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电视或其他媒体的采访要求太多时，我总是可以依赖在伦敦的多伊彻，就世界事务和我们自己的工作，向新闻界作有根有据、令人信服的评价。1966年11月，我邀请“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所有成员到伦敦作初步的磋商，会议以我的一篇演说（这篇演说词收录在本章末尾）开始。在我看来，对越南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认真细致的核查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我只邀请那些其正直是毋庸置疑的人。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而且我们已安排好了，先以“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名义派一个接一个的国际调查组去印度支那，然后在第二年举行为期数周的“国际战犯审判法庭”公开听证会。
当“国际战犯审判法庭”最初提出要选派代表去调查暴行时，这一行动计划遭到了嘲笑，理由是美方并没有什么暴行。当这一争议注70出现时，有人就说美国军事当局会处理这件事情。当这件事情出现时，有人就说一些著名的法律权威因从事这种工作而使自己成为笑柄。有人争辩说，不惩罚这些暴行要好得多。新闻界、军事当局，以及美国和英国的许多法律界名人都认为，听任他们的军官烧死妇孺，比采用纽伦堡审判中所使用的标准，更有利于维护他们的荣誉和人性。这是由于接受希特勒遗产的缘故。
当我们的对手看到我们正在筹划的事情的严重性时，我们听到了我多年来已经习惯了的喧嚣抗议声。三位曾赞助过基金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退出，而且不难发现隐藏在他们背信后面的那只手。其中一位甚至寄给我一封信的直接影印件，说那是我寄给白宫约翰逊总统的关于“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信，其伪造手法之粗劣笨拙，连美国中央情报局看了都要摇头。下一步是各报的新闻记者对我们“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公正性表示怀疑。使我感到相当好笑的是，上述这些批评者中有许多在此之前不久还是关于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的沃伦委员会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注71不过，他们对公正性新产生的兴趣，倒给了我们阐明自己观点的机会。显然，我们全都对我们准备要评估的一些证据作过相当多的考虑。我们的脑子并不是空的，但也不是封闭的。我相信，“国际战犯审判法庭”成员的正直、他们不代表任何国家权力这一事实，以及听证会的完全公开，可以确保审判的客观。我们还决定接受有可能得到的、出自任何来源的证词，因此我写信给约翰逊总统，邀请他参加“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听证会。遗憾的是，他忙于部署轰炸越南人，没有空回我的信。
有关“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所有这种骚动，自然又引起了人们对基金会本身的重新关注。大西洋和平基金会仍然是一个已登记的慈善机构；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成了一个责任担保有限公司，在许多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印度、意大利、日本、菲律宾和美国。在伦敦，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不仅保留了它一开始就拥有的、位于秣市外面的那些小的中央办公室，而且还为“国际战犯审判法庭”提供了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后来它又买下了一处较大的不动产，把许多工作都移到那里去做。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的工作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而且也为进一步发展做好了准备。我也许是第一次意识到我们以“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为中心的活动，得到世界各地广泛的支持。
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斯大林独裁政权的恐怖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它使我相信要解除冷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后来我才看出，斯大林虽然残忍，但却很保守。我跟西方大多数人一样，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暴政是扩张主义的，但后来的证据表明，是西方把东欧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战利品送给了他，而他大致上一直信守他与西方的协议。在他死后，我热切希望世人能看到长期生活在核武器阴影下的愚蠢和危险。如果能将世界霸权的争夺者们分开，中立国也许能将理性的声音引入国际事务。这是个不太可能实现的希望，因为我高估了中立国的力量。中立国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如尼赫鲁在韩国），才对冷战施加具有相当大的分量的压力。
中立国继续体现我的这样一个观点：我认为人类的生存比意识形态更重要。但是出现了新的危险。显然，俄国已不再抱有世界帝国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现在已传给了美国。如同我对越南战争的起因和形势所作的调查所显示的，美国在进行军事冒险，这种军事冒险日益取代与俄国的战争，成为世界的一大威胁。美国反共的狂热，加上它对市场和原料的不断寻求，使任何一个认真的中立者都不可能把美国对世界构成的危险视为与俄国相等。美国军事、经济和冷战政策本质上的统一，日益为越南战争的卑鄙和残酷所揭示。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很难承认的事实，我再一次体验到那些已开始接受我前10年看法的人的沉默或反对。然而，在第三世界，我们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非完全没有人敢向残酷挑战。
雪莱的以下诗句，对我对未来的看法做了最好的表述：
呵!别唱了吧!难道恨和死必须回归?
别唱了吧!难道人类非杀戮而死?
别唱了吧!莫把预言的苦杯
狂饮干了，只剩下渣滓。
世界是多么厌恶那过去种种，
呵!愿它终于安息，否则进入坟冢!
（478.1096——1101）
书信
关于《自由人的崇拜》
亲爱的伊尔茨教授：
谢谢你6月27日的来信。关于你的三个问题：（1）大约从1920年以后，我就一直认为《自由人的崇拜》一文“过于华丽藻饰”；（2）这种看法仅就风格而言；（3）我现在并不像我写这篇文章时一样，认为道德价值是客观的。但是，我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基本上没有变。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2年7月27日
感谢朱利安·赫胥黎的小册子：《心理代谢》、《以进化论的观点透视优生学》、《教育与人本主义革命》。
我亲爱的朱利安：
非常感谢你寄给我三篇你的论文，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它们。我很喜欢你的那篇关于心理代谢的论文，它解释了孔雀为什么跳舞，女人为什么用口红，这两者以前对我来说都是个谜。我对这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不太懂，因此提不出任何意见。你偶尔触及心身问题，对此我有很明确的看法，我的看法对于有些生理学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却都嗤之以鼻，他们没有一个既懂物理学又懂生理学。你可能会发现，我收录在《记忆中的肖像》中的一篇叫《心与物》的短文值得你一读。
我在某种程度上，但不是在更大的程度上，同意你所说的有关优生学的话。你似乎认为，各国政府会受到启发，而且，它们想要制造的那种人将胜过自然随意造就的作品。如果你所想象的那种精子库在希特勒政权统治时期就已存在，希特勒就会是所有那个时代在德国出生的婴儿的父亲。特殊的长处并不为（而且一向不为）当权者所喜欢；显然，当权者会控制精子库。因此，在优生学发挥效力的阶段，特殊的长处就会消失。我完全同意你的关于优生学能取得什么什么成就的看法，但我不同意你的关于优生学会取得什么什么成就的看法。
对于你所说的有关教育的话，我有一些多少有些类似的批评意见要提。例如：你摒弃构成正统宗教的那些荒唐的神话，而你却未提及在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公开拒斥这些神话的人能成为教师。再比如：教育大大助长了总体战。由于人们能阅读，而教育者却一直煞费苦心地不让他们思考，所以，好战的暴行现在远比以前更容易蔓延。
你似乎认为，各国政府会由聪慧、开明、其价值标准与你我不同的人所组成。这有悖于所有的证据。毕达哥拉斯是个被放逐者，因为波利克拉特斯不喜欢他；苏格拉底被处死；亚历山大一死，亚里士多德就不得不逃离雅典。在古希腊，要逃离希腊并不难。在现代世界，要逃离希腊就难多了；而这就是现在希腊的伟人比过去少的一个原因。
我和我的太太祝福你们夫妇俩。
你的永久的朋友
伯特兰·罗素
1963年3月10日
普拉斯·彭林
朱利安·赫胥黎爵士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非常感谢你迷人的来信。我能听见你因孔雀和口红而发出的格格笑声。
关于心身问题，我认为必须从进化论的角度来探讨。我们大家全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心身”有机体，而且与其他一切有机体有亲缘关系。在我看来，这意味着心身以某种方式构成单个的统一体。
当然，关于优生学措施或已得到认可的教育措施所固有的危险，你是对的。但是，人们必须采取些措施!我的态度既不完全乐观，也不完全悲观————也就是说，我们和我们目前的情况远非完美，但可以改进，如果不采取些措施，那确实很有可能会恶化。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要害————必须采取些措施，不过当然我们必须设法知道这些措施原则上是对的，而且还必须设法尽可能地防止它们被滥用。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有不怎么样的教育制度————而且我原以为我们应当设法改进它，尽管可能出现危险————
朱丽叶要我代向你们致意。
你的永久的朋友
朱利安·赫胥黎
1963年3月13日
汉普斯特德，西北3区
庞德街31号
与艾丽斯·玛丽·希尔顿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希尔顿小姐：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逻辑、计算机和自动化》一书。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时间通读整本书，只是拜读了其中的部分，但我所读过的那些部分已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尤其感谢你对《数学原理》和我本人所说的那些好话。哥德尔的信徒已几乎使我相信，花了20年的工作量写成的《数学原理》是件废物，最好还是忘掉这部书。发现你并不持这种看法，乃是一种安慰。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3年6月9日
普拉斯·彭林
亲爱的罗素勋爵：
非常感谢你关于我的《逻辑、计算机和自动化》一书的来信。你真细心，还想到要给我写信。对于你对我那本书的兴趣和你的好意，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虽然我知道我对《数学原理》一书的看法如何并不怎么重要，但我深信，未来几代的数学家会将它评定为对科学的两三大贡献之一。我觉得，这部著作之所以受到批评，并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批评者对它缺乏了解。我不敢说自己完全了解这部巨著，但我通过几年研读，如今已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因此至少能了解一些基本原理。我完全确信，没有任何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我当然不是）能在读过《数学原理》后还认为“花了20年的工作量写成的《数学原理》是件废物，最好还是忘掉这部书”。我完全确信，只要使具有真正伟大思想的作品得以留存的文明存在，那部书便不会被遗忘。
我过去曾向你提起过，我在计划编一套暂定叫作《电脑文化时代》的丛书，它将包括对了解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时代有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的作品。在我看来，人类似乎从未处于这样危急的阶段。我们不仅生活在恒久不变的灭绝的危险中，而且即使我们在经历了核毁灭的危险之后的确存活了下来，我们还是站在对人类来说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的这一个时代的门槛上。我随信附上这套丛书非常简明的内容提要一份。因为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有学识有思想的人之间的了解和交流非常重要，所以我冒昧地要求你为这套丛书撰写一部著作。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想要求你担任编委会委员。我知道你是个大忙人，所以我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是我也知道你在尽力让别人听见你的声音，我坚信这套丛书会对在不同的领域里工作、必须合作并学会相互了解的人之间的进一步了解作出贡献，而且可能会对这种进一步了解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作者和读者能对这个社会的政治决策者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还希望通过他们能对我们所有必须认识到自己有责任选择正确的决策者的人产生一些影响。
准许与本世纪最有才智的人————以及其他许多有才智的人————一道工作，会给我个人以最大的快乐。
我想让你知道，你的录音带（《伯特兰·罗素讲谈实录》）刚在本国上市，我们都很喜欢，有好几个晚上和朋友们一起聆听你的讲话，度过愉快美好的时光。
再次感谢你的一切好意。
诚挚的
艾丽斯·玛丽·希尔顿
1963年7月2日
纽约州 纽约市21区
东63街405号
致约翰·保罗斯
亲爱的保罗斯先生：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
我摈斥黑格尔和普通一元论的理由是，我相信反关系的辩证论证完全是谬误的。我认为像“A在B之西”这样的陈述完全可以为真。你会发现，布莱德雷对这个问题的论证的前提是，每个命题都必须具有主谓形式。我认为这是一元论根本性的错误。
祝好!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6年8月2日
致马克萨·奥里戈
亲爱的马克萨：
我正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你的那本关于莱奥帕迪的书。我虽然一直很欣赏他的诗，但对他的生平却一无所知，直到读了你的那本书才了解。他的一生是个骇人听闻的悲剧，而这个悲剧主要是由于万恶的制度造成的。
我不能同意桑塔亚那的说法：“莱奥帕迪的不幸对他的天才来说无疑是幸运的。”我相信，在比较幸福的环境中，他会写出更多的作品。
我的意大利文不是很好，而我读的他的诗大多是意大利文，结果我可能错失了许多精彩之处。我很感激你的书填补了我知识上的许多空白。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6年1月19日
致海斯先生
亲爱的海斯先生：
谢谢你11月18日的来信。说我比较反美而不是反俄的流言，是一种无知的恶意宣传。不错，我是批评过美国在越南的行为，但我同时也强烈抗议苏联犹太人所受的待遇。当俄国人恢复核试验时，我先是给苏联大使馆写信，表示强烈抗议，然后又组织反对苏联政府的各种怀有敌意的示威活动。我把东德政府说成是一个“外国武装力量所强加的军事专制政府”。我在表示绝对公正的苏联报刊杂志上写文章。我唯一比较偏袒俄国而不是美国的是古巴危机，因为赫鲁晓夫退让而不是发动核战争。在任何牵连到核战争的危机中，如果一方退让而另一方不退让，我就认为退让的那一方比另一方更值得称赞，因为我认为核战争是人类所可能遭遇到的最大不幸。
鉴于你的来信，我恐怕写不出一篇能让你满意的文章，因为我总是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批评俄国，批评俄国的次数之频繁和语气之强烈，如同批评西方一样。
你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63年11月25日
阿诺德·汤因比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勋爵：
你的九十五岁生日给了我一个好机会，像无数此刻也在写信给你的其他朋友一样，表达我一直对你所怀有的一些感情：首先，是我对你和伊迪丝的深情（我一想到你们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个，就会同时想到你们俩），另外还有我的钦佩和感激。
我第一次与你见面，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在你对柏拉图对他的哲学家同伴所提出的那个近乎超人的要求作出反应之后。当时你退离阳光，进入洞穴，以帮助你的仍被囚禁在洞穴里的人类同伴。那时你刚从真实的监狱里出来（而且那并不是最后一次）。那是你第一次入狱，原因是你公开发表反征兵的演说。
你本来可以继续专门致力于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在这方面你因成就斐然而享有盛名————我们知道，这种劳动给了你很大的理智上的乐趣，同时它通过增进我们对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奇异的宇宙的认识和了解而造福人类。那时你本来可以过一种相当平静的生活，而且本来可以受到所有学者的一致称赞。当然，后来你在这个领域里还是继续赢得殊荣。但是你太关心你的人类同伴了，以致不满足于只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生涯，尽管那是光辉灿烂的生涯。你有崇高的精神，不愿“隔岸观火”。从那时候起，你一直在为文明的留存而战，后来，自从原子武器发明之后，你又为人类的留存而战。
8. 伯特兰·罗素同罗特布拉特教授在一起
［照片由辛克罗弗拉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克里斯托弗·艾恩赛德设计的九十华诞大纪念章
我最感谢你的是，你长期以来一直，而且迄今依然精力充沛、无所畏惧地给予至少连续三代的、比较年轻的你的同时代人以鼓励和希望。只要有像你一样关心人类并将这种关心付诸行动的人在，我们其余的人就能从你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中找到，以你的精神，为试图给人类以其与生俱有的未来并拯救人类免于自我毁灭而工作的勇气和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1967年5月18日（星期四），对数亿不知道这一点的你的同时代人，和数十万的确知道你代表什么、你为什么而奋斗的你的同时代人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的原因。你已超越自我，设想自己处于特异种群的历史中，你是其非常杰出的代表。每一个有生命的创造物天生都是自我中心的；然而每个人的人生使命是将其关心的中心从其自身转移到最高实在，不管这种最高实在会是什么。那是人类命运的真正实现。你已经实现了人类的命运。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对你心存感激，对你怀有深情，以及1967年5月18日对我和你的许多朋友来说是个幸福且充满希望的日子的原因。
你的永久的朋友
阿诺德·汤因比
1967年5月9日
美国
加利福尼亚 斯坦福 94305
圣特雷萨街273号
陆军元帅、巴恩大十字勋章获得者克劳德·奥金莱克爵士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勋爵：
原谅我未能及早写信谢谢你的热情招待，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非常有趣且又鼓舞人心的拜访。我看了你给我的论文————《通向和平的新途径》，觉得非常动人心魄。我衷心同意并支持该文中所说的一切。我知道大西洋和平基金会与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关系和功能，我希望能对前者的费用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如果我能在其他任何方面有所帮助，也许你或者你的秘书会让我知道。与你见面是一种荣幸。
祝好，望你成功。
你的诚挚的
C.J.奥金莱克
1964年5月1日
萨福克 贝克尔斯
诺斯盖特
奥斯瓦德宅所
吴丹的关于成立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来信 （吴丹为联合国秘书长）
很高兴知道要成立一个以罗素勋爵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扩大和延续他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
罗素勋爵是最早认识到无限囤聚核武器的愚昧和危险的人之一。早年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讨伐这一趋势，现在他已经有了许多追随者。虽然对于单方面裁军的明智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念，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与罗素勋爵有一共同的感想：无限制地制造、试验、改良和储备核武器，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也是对人类的生存最严重的威胁之一。
因此，我希望，将罗素勋爵长期以来以这样一种献身精神所进行的为和平而奋斗的圣战置于公共机构基础上的这种努力，会获得成功。
吴丹
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的发起者
通向和平的新途径
伯特兰·罗素
我们不幸生活于其中的核时代，是一个将新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以及一种新的性格强行注入国际关系中的时代。自从氢弹诞生以来，细心的人都明白，如果两个强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爆发核战争，人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不仅这种战争对人类的各种希望来说是个大灾难，而且只要过去的政策继续存在，核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这种局势使希望人类继续存在的那些人不得不承担起一项很艰巨的任务。我们首先得使政府和民众相信核战争是个大灾难，这一点做到了以后，我们还得劝政府采取将使维护和平成为可能的那种政策。
这两项工作中，第一项大体上已经完成。它是通过将各种鼓动的方法结合在一起而完成的：和平游行、和平示威、大型公众集会、静坐抗议等等。 这些活动在法国由“禁止核武器运动”和“百人委员会”主持，在其他国家则由或多或少有些类似的团体主持。它们证明了————我为自己是它们中的一员而自豪————核战争对于全人类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而且还指出了核战争的急迫和危险。它们已成功地使广大民众，甚至各国政府，知道核战争的危险。但现在是采取新途径的时候了。人们不可以忘记这些危险，但现在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必须寻求并让大家知道解决可能会导致核战争和人类的其他危险的那些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且必须说服人类采取这些新的、各不相同的、有助于促成和平的措施。
迄今为止，对立核团体之间冲突的高潮是古巴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美国与俄国彼此对抗，而整个世界等待着似乎迫在眉睫的毁灭的到来。在最后一刻，那场争斗避免了，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因为对不然会住在古巴的那些人的政治主张有不同的看法而毁灭人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刻。它表明双方都不认为毁灭人类是值得想望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世界各国政府都准备避免核战争。而且不光是各国政府，还有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广大的各界人士（可能是大部分人），也持这种看法。
因此，维护和平的第一部分工作已经完成。但是还有更加艰巨的工作。如果不想有战争，我们就得寻找避免战争的方法。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争论，开始时也许是心平气和的，但后来可能变得越来越激烈，到最后，大发雷霆，爆发公开战争。意外事件或错误的消息也可能会引发战争。此外，还有在争论中当消息传到某一方时因消息的片面性而造成的种种困难。显然，如果没有重大的让步（有时是这一方让步，有时是那一方让步，但通常是双方都让步），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和平。追求和平的这些困难，需要与游行和示威不同的技巧来克服。有关问题是复杂的，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使一方或双方反感，讨论这类问题的谈判者，若想要谈判成功，就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这一切本应是政府的工作。但政府不会恰如其分地做这种必须做的工作，除非它们为一个或几个具有国际性质且对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特别关心的团体所推动。我们希望看到这些新的基金会所做的就是这种工作，我特此向你们推介它们。
这两个基金会中，有一个叫“大西洋和平基金会”。它是一个旨在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金会，因而被登记为慈善机构，并获得了英国国税局的慈善机构资格认定。因此，按标准税率对根据七年合约所给予它的任何一笔捐款所扣的所得税都可以退税，这意味着这种捐款的数额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六十。这个基金会与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携手合作。后者贯彻大西洋和平基金会的意图。由于这个缘故，我在接下去的讨论中只提一个基金会。
也许有人会说：“但诸如此类的工作是联合国的工作。”我承认这应该是联合国的工作，而且我希望它将及时地成为联合国的工作。但是联合国有缺陷，其中有些是可以补救的，有些则是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团体所固有的。前一种缺陷中，最显著的是把中国排除在外；后一种缺陷中，最显著的则是联合国大会各会员国的平等，和安理会中某些国家的否决权。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单单由联合国来从事和平工作，是不够的。
我们希望我们所创立的基金会能及时地证明能胜任排除和平的一切障碍，并提出可以被人类的常识接受的各种困难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许这一希望太雄心勃勃。也许取得最后胜利的将是其他某个具有类似目标的团体。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基金会的工作大概已经对幸运的结局有所助益。
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两类。第一类同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即禁止核武器和教育。第二类问题是关于领土的调整，其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德国。如果要确保和平，就得要解决这两类问题。
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人们便一直召开会议讨论禁止核武器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就向全世界提出巴鲁克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打破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把它们交给一个国际组织。其用意令人钦佩，但美国国会执意要加上一些大家都知道俄国人不会接受的条款。结果，一切就像人们所预料的一样。斯大林拒绝接受巴鲁克计划，俄国继续制造它自己的原子弹，然后是氢弹。结果是冷战、柏林封锁和双方都制造出首次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氢弹。斯大林死后，美俄试图重新全面禁止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晤。但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继续从事间谍活动，俄国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事件结束了短暂的友好尝试。从那以后，虽然禁止核武器的会议还是不断地召开，但是一直到古巴危机之后，双方总是决定不达成任何协议。古巴危机以后，再度出现比较友好的气氛，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禁止核试验条约》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还表明东西方之间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关于这一条约的各项谈判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帕格沃什”————一个由关心和平与战争问题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团体。
关于禁止核武器的现状是，美俄双方都有全面禁止核武器的计划，但它们的计划互不相同，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消除分歧的方法。基金会最紧急的任务之一，是设计一套双方都能同意的禁止核武器方案。然而五角大楼再度让它的一架飞机在共党的领空被俄国人击落，实在是个不祥之兆。
如果要确保和平，教育就得作重大的变革。现在，我们只教导孩子要爱他们的国家，不教导他们去爱其他的国家，而且特别教导他们要敬佩的历史上的国人，通常都是那些最擅长杀外国人的人。英国人教导英国小孩要敬佩纳尔逊和威灵顿；法国人教导法国小孩要敬佩拿破仑；德国人教导德国小孩要敬佩巴尔巴罗萨。这些人并不属于为世界鞠躬尽瘁的那种国人。他们是以如果人类要存活下去就必须永远禁绝的那些方式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人。我们一定要像现在传授与“人类是一家”相反的思想那样仔细地传授“人类是一家”的思想。这可不是一件容易转变的事情。有人会说，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男孩将是软弱的，没有男子汉的气概。有人会说，他们会失去男人的美德，会缺乏勇气。这一切可能都会出自基督教徒之口，尽管基督的教导并非如此。但是，虽然这种教育方式看起来也许很糟糕，用旧的方式培养长大的男孩却会发展成喜欢吵架的成人，他们会觉得没有战争的世界，平淡乏味得令人难以忍受。只有一种新的教育，即反复灌输一套新的道德标准，才能使维持世界和平成为可能。
毕竟，将来冒险的机会有的是，有的甚至是充满危险的冒险。男孩可以到南极去度假，年轻男子可以到月球去。有许多无须杀人就可以显示勇敢的方法，应该鼓励的是这类方法。
在历史教学中，不应过于强调自己的国家。战争史应当只是教学内容的一小部分。很大一部分应当是关于文明艺术的进步。应当像对待谋杀一样对待战争。应当把它看作是同谋杀一样恐怖，一样可憎。这一切，恐怕全都不合当今大多数教育家的心意。但是，除非教育作这样的改革，否则人们凶恶的本性恐怕迟早会爆发出来。
但是，需要教育的不光是孩子。成人，普通男女和政府要员，也需要教育。武器装备方面科技的每一个进步，都必然导致国家疆域的扩大。文艺复兴时期，黑色火药使得城堡成为废弃过时之物，从而使得现代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现在的国家，相当于当时的城堡，因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得甚至最大的国家都会完全毁灭。因此，一种新的展望是必要的。到目前为止，如果有一些社群存活了下来，那么它们是通过把内部合作和对外竞争结合在一起而存活下来的。氢弹已使得对外竞争成为过时。现在，全世界的合作是存活的一个条件。但是，全世界的合作，若想成功，就需要个人具有合作感。如果组成世界政府的各国继续相互憎恨和猜疑，很难想象世界政府会成功。让比较友好的感情跨越国界，首先是成人教育的事。必须教导个人和政府：人类如果是一家，那么就会空前地繁荣兴旺，但如果是许多相互竞争的家庭，那么人类除了死亡，无前途可言。教这一课，将是基金会教育工作的一大部分。
全世界有许多领土问题，大多是东西分隔。其中有些问题非常棘手，必须先解决才能确保和平。让我们从德国开始谈起。
在雅尔塔，美、英、苏三国首脑决定将德国划分成四部分：美国占领区、英国占领区、法国占领区和俄国占领区。德国境内的柏林也作类似的划分。他们希望所有国家到时候都会同意并且甘心接受获胜的同盟国强行提出的任何条件。然而，很快就出现了麻烦。柏林市是在俄国占领区内，而当时却没有订立任何适当的条款保证西方盟国进入柏林的西方占领区。1948年，斯大林利用这一情况，进行所谓的“柏林封锁”，不准西方盟国经由公路或铁路进入西柏林。西方盟国以“空运”反之，尽管俄国实行封锁，“空运”使得西方盟国仍能对西柏林进行补给。在整个柏林封锁时期，双方都完全合法。由空中进入西柏林受到和平协定的保障，俄国人从未对此表示过异议。整个事件以俄国人勉强而且有点含糊地同意让西柏林与西德自由往来而结束。然而，这种解决方式西方并不满意。显然，俄国人随时都能占领西柏林，而西方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就是核战争。一些有点类似的考虑倒是不那么强硬地适用于整个西德。这样一来，德国问题变成与禁止核武器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西方在没有关于禁止常规武器的适当保证的情况下，接受禁止核武器，那么德国对于东方的防御，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困难的。
至于东德，也存在德国问题————而且它在这里表现出各种新的复杂性。德意志帝国的东部被划分成两部分。东边一半给了俄国和波兰，而西边一半则给了东德的共产党政权。在给俄国和波兰的那部分，所有的德国人都被逐出。男女老少全被赶上拥挤不堪的火车运往柏林，到柏林后他们还得排着队从东站走到西站，这段路往往需花费36小时。很多德国人死在火车上和柏林的队伍中，而对于那些幸存者，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补偿。
给予东德政府的那一部分德国如何呢?东德政府是一个共产党政府，而其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反共的。东德政府是由俄国人建立的，并由他们的军队维持，以防叛乱。东德成了一座监狱，在柏林墙筑起之后，要想逃离这座监狱，只有冒着生命危险才有可能。
我们不可能指望德国会温顺地接受这种情况。过去，在给予俄国或波兰的那一部分古老的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居住的大部分都是波兰人，所以那一部分土地不再属于德国，应当被认为是有充分理由的，不管人们对被逐出的德国人所受的苦难持什么看法。但是如今居住在德国东部的那些德国人的处境则完全不同。东德实际上是一个被俄国人征服，并且由他们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统治的地区。这种情况，加上西德人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然的民族同情心，是一种不稳定的情况。它所依赖的只是军队的力量。
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都是关于德国的事情，但是纳粹分子在他们掌权时期，在所有非德国人的心中激起了一种对德国力量难以消除的恐惧。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德国重新统一，纳粹便会再次试图统治世界。西方各国政府显然没有这种担忧，它们一直尽力加强西德的力量，使其又能再次作统治世界的灾难性尝试。这种担忧，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
有什么办法能确保这一问题得到公正和平的解决呢?西方可能会提议，德国应该是自由的，并且应该重新统一；而东方，可以想象，可能会同意，如果德国解除军备的话。但是，德国人绝不会同意唯独要求他们解除军备的惩罚性条件。只有全面解除军备才能使德国人接受德国解除军备的要求。这样一来，德国问题变成和解除军备问题纠缠在一起。很难想象，除了在全面解除军备的情况下重新统一之外，德国问题还有任何德国人和世界上其余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最难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问题。纳赛尔已经宣布，他的目标是消灭以色列，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将在两年之内拥有导弹。（1964年3月16日《卫报》报道。）西方世界肯定认为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但大多数亚洲国家，可能还有俄国，都准备消极旁观，只要阿拉伯人继续保持胜利即可。除了外部压力的结果之外，阿以双方似乎没有什么和解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由联合国作出一个有关国家都会被迫采纳的决定。我不准备公开提出这种决定的条款，只是建议它应当出自联合国，而且应当得到东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
一般说来，当一个国家出现关于该国政府究竟应该支持东方还是西方的争执时，正确的做法是，由联合国在该国进行公民投票，然后将政府交给获得多数票的那一方。目前，这是个双方都不接受的原则。在南越，美国人就不接受这一原则，但是他们却打着保护农民免遭越共侵害的旗号，以掩盖其从事反共活动的真实原因。美国对古巴卡斯特罗政府的态度很不明确。美国大部分舆论认为，整个西半球没有一个令美国反感的政府是可以忍受的。但是那部分舆论是否决定美国的行动，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方面，俄国同样该受责备，它违背匈牙利和东德人民的意愿，强行在匈牙利和东德建立共产党政府。如果全面解除军备，迄今为止世界各地附庸国的自决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最终目标将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的武装力量都不超过国内安定所需要的限度，只有改革后的联合国部队才能采取跨国行动。向这一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的靠近，必须是逐步的，而且必须逐渐增强联合国，或者也许是某个独自拥有主要战争武器的新国际团体的权威。除此之外，很难看出还有任何人类可以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明之后存活下去的方法。
以上所建议的改革有很多取决于联合国或某个为此目的而特地创建的新国际团体的权威。为了避免累赘，我只谈联合国，以此涵盖这两种可能性。如果联合国的权力要扩大，那么就必须借助于既中立又具国际性的教育做到这一点。这种教育必须由本身是国际性的和中立的组织来进行。现在，许多国家都有为和平而工作的全国性社团，但就我们所知，我们的基金会是第一个旨在创造一个和平世界的国际社团。其他基金会的范围是有限的————要么是全国性的，要么只是旨在处理有关和平的一两个方面的问题，或探索一两条通向和平的途径。我们会尽可能地支持它们，而且也希望它们会在我们的工作与它们的工作关系非常密切的那些领域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也会努力消减国际争论的尖刻性，并且劝导各国政府和重要的舆论机构在批评对方时至少要保持起码的礼貌。
这个基金会的管理权将交托给一个小型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现在还不完善，但它会尽快地代表所有与战争的预防有关的利益集团。基金会得到一群赞助者的支持，他们赞成基金会的宗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与日常工作。我们将组织一个顾问委员会，每个顾问都有一个或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他们的专业知识将在基金会的有关工作中被倚重。基金会的总部将留在伦敦，总部还将设国际秘书处。基金会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在世界各地设立办事处。最近可能要设立第一批两个办事处，一个在纽约，一个在贝鲁特。其他的办事处将在招募到合适的人员之后立即设立。这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是件困难的工作。许多国家的政府，虽然不敢公开鼓吹核战争，却反对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进行任何反对核战争的工作，而许多个人，虽然真心想要和平，却又不愿作出基金会的总方针似乎会使之成为可取的这种本国利益的牺牲。显然，和平的总方针必须要求处处节制，而许多爱好和平的朋友，虽然承认，除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让步是件好事情，却往往不愿鼓吹他们自己国家必要的让步。愿意鼓吹这种让步，是成为国际秘书处成员和任何下属办事处主任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个下属办事处都得从普通百姓和政府当局那里搜集有关当地一切事情的情报和第一手资料。它们得根据这种资料在和平工作中的重要性，对其作出评估。而且它们得传播准确的消息，并以和平工作中令人满意的态度和行动，教育政府当局和民众。每个办事处还都有物色合适的工作人员来维持它自己那部分一般性工作和为它自己的工作和一般性工作募集经费的任务。传递消息并提出意见，以便中央秘书处能拟订出很有可能为发生争议的双方所接受的、理由充足的解决争议的方案，应是下属办事处工作的一部分。
要完成这些任务，没有相当多的经费是不可能的，雇秘书、租办公室、出差、公布调查结果等等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而且最后，当经费许可时，还要建一个我们自己的广播电台和办一份我们自己的报纸。在经费许可之前，基金会必须研究这些必需的宣传工具的各种可能性，并对勘定的设备和人员进行评估————虽然这本身并不是任务。
可见，基金会要成为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必须一步一步来，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存的东西只是我们所憧憬的东西的一颗小种子。我们在伦敦有一个总部。我们有一个国际性的、中立的和充满活力的小型秘书处，但是对于我们要做的工作来说实在是太小了。我们有陈述我们对各种时事问题的看法的小册子和传单。同时我们尽可能地通过在报刊上发表书信和文章来补充这些宣传手段。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这种方式所能做的还是非常有限，因为大多数报纸都反对为了确保和平而必须在某个纷扰地区所采取的行动。不过，即使现在，我们还是发现有很多我们可以完成的工作。我们可以部分靠已经公布的事实，部分靠旅行（在旅行的过程中，我们访问各国政府，了解它们的看法），收集情报资料。基金会在其存在的短短五个月中，向许多骚乱地区和相关的政府派遣了使者。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信件，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情者，还有部分来自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从所有这些来信中，我们既获得情报资料又获得忠告。我们收到的来信中也有部分是呼吁释放世界各国的政治犯和改善各国少数民族的处境。这两方面，我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而且出乎意料的成就。然而，在数说基金会在这最初五个月中的成就时，我们苦于对有些事情不能具体明说。譬如说，我们正在进行的那些谈判就不能说出去，因为说出去会使谈判前功尽弃，这一点将不难理解。
如同每一个曾经试图创建一个大型组织的人都会了解的那样，我们在这早期的几个月里主要的工作是筹集资金，而且这项工作必须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大多数都要相当大的花费。我们在许多国家开立账户，以支付在当地的花消。我们以各种方式筹钱，譬如出售艺术家捐赠给我们的画作和雕刻作品等等。我们正在资助一部影片。我们希望从各种舞台表演中赚到钱。但是单靠这些并不够，除非辅以个人和团体组织的捐赠。显然，我们募集的钱越多，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就越容易和有把握。我们坚信，要是有足够的资金，基金会一定能完成其所承担的这项巨大的工作。我们正在为一项伟大的事业————人类的保护————而工作。在这一工作中，想必会得到每一个人的支持。哎呀，到目前为止，事实仍并非如此。我们希望事实会及时变成如此。
与埃里希·弗罗姆的往来书信
伦敦西1区
由克拉拉·厄克特夫人转交
伯特兰·罗素勋爵收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我知道你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一定非常忙，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我请你对于一个人————海因茨·勃兰特————的命运提供意见并给予帮助，你会谅解。勃兰特去年6月在东柏林或波茨坦被东德警方逮捕，今年5月10日在一次秘密审判中被判处服13年苦役，罪名是从事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间谍活动。
勃兰特在希特勒时代之前就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在希特勒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待过11年，并在集中营里受到严酷的折磨。大战后，他去了东德，在东德担任共产党的记者。后来他越来越与东德共产党格格不入，最后逃到西德，在法兰克福的一家金属工会的报社当记者。去年他被该工会派到西柏林参加一个工会会议，结果显然是被东德警方绑架或引诱到东柏林，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认识他的人相信他会自愿到东德去。他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尽管已转而反对共产主义，却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成为西德偏激的反共代言人。相反，他是为了和平，为了和苏联达成谅解，而反对西德重整军备的最有热情和激情的战士之一。虽然他的在法兰克福的工会在西德不仅是最大也是最爱好和平的工会，但他勇敢无畏的立场仍使他在许多地方树敌，然而他却为自己的理想而斗争，毫不妥协。
我知道勃兰特由于在纳粹集中营所受的折磨而变得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小孩儿，想到他目前55岁左右的年龄和他的健康状况，他被判的刑期就等于无期徒刑，或者甚至是死刑……
自从他被捕和如今被判刑以来，有许多人感到愤慨并提出抗议。当然他的案子一直被许多党派用来进行狂热的反共宣传。但是我们一直在尽力防止这种错误的利用，同时我们已发电报给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要求释放勃兰特。［这些电报上有许多美国和平主义者和主要和平工作者的签名，而且还有来自法国（克洛德·布尔代）和德国（阿本德罗特教授）的一些人士的签名。］被判刑之后，看来他获释的唯一希望是有足够的人，来自西半球有足够影响人的人，洽请苏联人对乌布利希政府施加影响，使其赦免勃兰特，让他回到西德与家人团聚。我个人认为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是一个这种尝试的好机会。我打算以观察员的身份前往参加。不久前，我拍电报给贝尔纳教授，问他如果我去的话，可不可以提出勃兰特这个案子，他回电说可以。当然，此举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事实：有多少其他非共产党员和西方和平人士会支持这一行动?我非常希望你也能决定予以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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