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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0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是一个过渡时期。我的生活在1910年以前和1914年以后，就如浮士德的生活在遇见梅菲斯特之前和之后一样，截然有别。我经历了一个重新焕发青春的过程，由奥托兰·莫雷尔开其端，又为战争而继续。说战争会使人恢复青春似乎很怪，但是事实上它使我摆脱了一些成见并使我重新思考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它还提供给我一类新的活动，对这类活动我并不感到乏味，而这种感觉每当我试图回到数理逻辑上去时都困扰着我。因此我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认为自己是一个并不超凡出世的浮士德，对我来说代表梅菲斯特的就是这场大战。
7月末炎热的日子，我在剑桥，和所有的人讨论时局。我觉得不能想象欧洲会疯狂到陷入战争，但是我相信，一旦有战争，英国是会卷进去的。我强烈地认为，英国应当保持中立，而且征集了很多教授和研究员在以此意发表于《罗彻斯特卫报》的一份声明上签名，到了宣战的那天，他们几乎全都变了卦。回首当年，人们竟没有明白地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似乎有悖常情。我在本书第一卷中曾提到，8月2日星期天，我遇见凯恩斯匆匆穿过三一学院的大院去借他表兄弟的摩托车赶往伦敦。注1不久我发现政府派人来召他去提供财政咨询。这就使我明白了英国加入战争已迫在眉睫。星期一一早我决定去伦敦。我在贝德福广场同莫雷尔夫妇一起吃午餐，发现奥托兰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她赞成菲利普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和平主义的演说的决定。我继续到下院去，期望听听爱德华·格雷爵士注2的著名声明，但是人群拥挤不堪，竟无法进入。不过，我得知菲利普已经适时地发表了他的演说。傍晚，我绕着马路散步，特别是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一带，我留心地看着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让自己感受一下过往行人的情绪。这时和随后的几天，我惊讶地发现，普通的男女对战争的前景都很高兴。我曾经愚蠢地以为，战争是奉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专制政府强加给并不心甘情愿的民众的，这也是大多数和平主义者的看法。前些年我已注意到，爱德华·格雷爵士如何处心积虑地说谎，以使民众不晓得他是用什么办法让我们大家都答应在发生战争时要支持法国的。我曾天真地以为，当公众发现他怎样对他们说谎时，就会对他感到恼怒而厌恶了；然而相反，民众却对他表示感激，因为他使他们减轻了道义的责任。
8月4日的早晨，我和奥托兰在大英博物馆后面的街上来来回回地散步，那里现在已经是伦敦大学的一些楼舍了。我们沮丧地讨论着未来。当我们向别人谈到我们所预见的灾祸时，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发疯了；然而结果证明，同事实注3相比，我们倒是只会预卜小灾小难就唧唧喳喳叫的乐观派了。4日晚，与乔治·特里威廉沿着整条斯特兰德大街一路争吵，之后去参加了格雷厄姆·沃拉斯任主席的一个中立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中间突然爆发一声雷鸣般的巨响，委员会的老会员们都以为是一颗德国炸弹。这就把他们赞成中立的最后一点点感情也驱散无遗了。战争爆发后的最初一些日子，我感到大吃一惊。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如怀特海夫妇，都持异常激烈的好战态度。又如J.L.哈蒙德这样的人，多年来一直撰文反对参加一场欧洲的战争，却被比利时弄得狂热好战起来。我早就从参谋学院的一位军人朋友那里听说，比利时一定会卷入战争，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些大有名望的政论家们如此之轻率浮躁，竟对这种至关重要的大事无所知闻。《国民报》每周星期四照例有一次同仁午餐会，8月4日的这次午餐会我去参加了。我发现，主编马辛汉激烈反对我们加入战争。我提出要为他的报纸写一篇反战的文章，他热情欢迎。次日，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开头就说：“今天不是昨天”，并说明他的意见已全然改变。不过，他还是将我的一封反战的长信发表在下一期的《国民报》上。究竟是什么使他改变了主张，我不知道。我晓得阿斯奎斯的一个女儿在8月4日午后晚些时候曾看到他从德国大使馆的台阶上走下来，而且我隐约觉得，他也许因此而受到警告，说在如此危难之际缺乏爱国热诚是轻率愚蠢的。在战争开头的一年左右，他一直是爱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是这样的。有些主张和平主义的国会议员连同二三同情者开始在贝德福广场莫雷尔的家中举行聚会。我常去参加这些聚会，由此聚会中就产生了民主监督同盟。我很感兴趣地看到，许多和平主义的政治家更为关心的是他们当中谁来领导反战运动，而不是反战的实际工作问题。不过，他们都是应该发动的，而且我竭力把他们往好处想。
那时，我正处于最大可能的情感紧张状态。尽管我并没有预见到战争的全部灾难，但是我确比大多数人所预见的要多。战争的前景使我满怀恐惧，但是使我尤感恐惧的却是这个事实，即：约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在预料到战争造成的屠杀时竟是极大的欢乐。我不得不修正我对人性的看法了。那时，我对精神分析毫无所知，但是我对人类感情的观点却与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并无二致。我是在力求理解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群众情绪时得到这个观点的。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父母爱自己的儿女是人之常情，但是战争使我相信那不过是一种罕见的例外。我曾经以为，人们大都爱财甚于爱别的任何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甚至更喜欢毁坏。我曾经以为，知识分子总是爱真理的，但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又发现，知识分子中宁爱真理而不沽名钓誉者不足百分之十。吉尔伯特·默里自1902年以来一直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我没有支持布尔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亲布尔派了注4。因此我自然希望他会又一次站在和平一边；然而他却一反常态，写文章骂德国人的邪恶，而赞颂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超人美德。我对于那些将遭到杀戮的青年们充满了绝望的爱惜之情，而对所有欧洲的政治家们则感到怒不可遏。在几个星期里，我觉得如果碰巧遇到了阿斯奎斯或格雷，我会禁不住去把他们杀了。不过，这些个人的情感渐渐地消失了。这场悲剧之严重，以及对于仅仅由这些政治家的放任纵容而酿成的群众暴力的亲身体验，把我的这些个人的情感给吞噬以尽了。
在这中间，我自己备受爱国心的折磨。在马恩战役之前德国人的胜利令我恐惧。我像任何一个退役军官那样热切期望德国人战败。对英国的爱几乎是我所具有的最强烈的感情，而在这样一个时刻看来要把它抛开，我是在做一个非常困难的决裂。但是，我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从无片刻的犹疑。有时我被怀疑论所麻痹，有时我抱着犬儒派的人生态度，另外的时候我对世事漠然处之，但是当战争降临的时候，我觉得仿佛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提出抗议，尽管抗议可能是徒劳无益的。我的全部生命力都卷入其中了。作为一个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宣传都令我厌恶。作为一个热爱文明的人，向野蛮的倒退使我惊骇。作为一个早失父母亲情的人，对青年人的大屠杀使我心痛欲碎。我并不认为反战会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那些没有被狂热冲昏头脑的人应该表明自己是坚定不移的。目睹运送士兵的火车开离滑铁卢站，我总是有一种奇异的幻觉，似乎伦敦并不是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地方。我常在想象中看见伦敦的那些桥梁塌陷、沉没，整个这座大城市像晨雾一样消逝了。伦敦的居民也开始变得仿佛是虚幻地存在，而且我甚至怀疑我以为自己一直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否只是由于发烧引起的梦魇的产物注5。不过，这种心情为时不久，因为忙于工作很快就过去了。
战争的最初阶段，奥托兰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和激励。如果没有她，最初我会是完全孤独的，而她无论在憎恨战争这一点上，还是在拒不相信那些充斥世界的神话和谎言方面，都是毫不犹豫的。
桑塔亚那当时正在剑桥，同他的交谈使我得到些微的安慰。他是一个中立者，而且无论如何他并不十分关心人类是否会毁灭自己。他那恬静的哲学的超然风度，虽非我所欲仿效的，却给我以慰藉。马恩战役前夕，当时看来德国人一定会很快拿下巴黎，他竟梦呓般地说：“我想我非得去一趟巴黎不可。我冬天穿的衬衣还在那儿，我不乐意让德国人把它们拿去。我还有另外一个虽然较不重要的理由去巴黎，那就是我有一部书的手稿放在那儿，最近10年我一直在写这部书，不过我对此并不像对那些衬衣那么在意。”不过，他并没有去巴黎，因为马恩战役为他解除了忧虑。但有一天他却对我说：“我明天要到塞维利亚注6去，因为我希望到一个人们并不克制自己感情的地方去。”
10月份秋季学期开学，我又必须开始讲授数理逻辑了，但是我感到这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于是我着手在剑桥教师和研究员中间组建民主监督同盟的一个支部，在三一学院有相当多的教研人员最初持同情的态度。我也在大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们很乐于听我讲话。记得在一次演讲中我说：“妄称德国人是邪恶的，那完全是胡说”，出乎意料的是，全场热烈鼓掌。但是，随着葡萄牙卢西坦尼亚的陷落，一种更可怕的风气开始占据上风。人们似乎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要为这个灾难负责。曾经参加民主监督同盟的教师和研究员中间，有许多人这时已得到任命被擢升了。巴恩斯（后为伯明翰主教）离开三一学院到伦敦圣殿律师学院做院长去了。老的教师和研究员们都变得愈来愈歇斯底里，我开始发现自己在特设餐桌注7上被人们敬而远之了。
整个战争期间，每过圣诞节，我感到万念俱灰，这种完全绝望的心情使我什么也不能做，只有待在椅子上，纳闷人类究竟有什么用处。1914年的圣诞节，经奥托兰的劝告，我找到了一个令绝望的心情不那么难以忍受的办法。我开始以一个慈善委员会的名义去访问那些贫苦的德国人注8，调查他们的生活境况，以救济他们的穷困，如果他们应该得到救济的话。在这件工作过程中，我碰见一些在战争狂热里显现出来的和善仁爱的突出事例。在贫民区一些女房东本身虽然也穷，却让德国人不付分文房租地住下去，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因为她们知道德国人已经不可能找到工作了。不过这个问题随后不久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德国人全都被扣押了，但在战争开头的几个月，他们的状况是很可怜的。
1914年10月，有一天我在新牛津大街遇见T.S.艾略特。我不知道他此前在欧洲，这时才发现他是从柏林来英国。不用说，我问起他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他回答说：“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就是说，他认为为杀人找出任何借口都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同他，后来也同他的妻子（他们于1915年初结婚），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他们穷困至极之际，我把我的住宅的两间卧室之一借给他们，因而我同他们时常见面注9。对他们夫妇二人我都很喜欢，而且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尽力去帮助他们，一直到我发现他们原是以苦为乐，才停止对他们的帮助。我持有一家工程营建公司的票面值为3000英镑的一些债券，在战时这家公司自然要制造军火，因此我在良心上深感不安，不知如何处理这些债券，最后我把它们都送给了艾略特。几年以后，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也不再穷困了，他把这些债券又还给了我。
1915年夏，我写了《社会改造原理》或《人们为何而战》一书，后者是未经我的同意在美国印行时用的书名。我本来没有打算写这样一本书，而且它与我先前写的任何东西全然不同，但是它不由自主地就出来了。事实上直到写完了它，我才发觉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它有一个框架、一个方案，但是只是在除了开场白和结束语之外什么都写好了的时候，我才发现它是有一个框架并提出了一个方案的。在此书中我提出了一种政治哲学，它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冲动较之自觉的意图在塑造人的生活上起的作用更大。我把冲动分为两类：占有的和创造的，认为最是建立在创造性冲动之上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我以国家、战争和贫困作为占有的冲动的具体例子，而以教育、婚姻和宗教作为创造的冲动的具体例子。我相信，把创造性解放出来应当成为社会改革的原则。这本书最初是一些讲演的稿子，后来出版了。出乎我的意料，它一问世立即获得成功。我写它本不指望人们会去读它，而只是作为一种信念的表白，可是它给我挣来了一大笔钱，而且为我后来的一切收入打下了基础。
这些演讲在某些方面同我与D.H.劳伦斯的短暂的友谊有关系。我们都认为在改革人类关系问题上有某种重要的东西要说，但是我们开头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对需要采取何种改革的观点正好相反。我同劳伦斯的交谊是短暂而热烈的，总共持续了一年左右。我们是由奥托兰介绍相识的，奥托兰对我们两人都很称赞，而且要让我们也认为应当彼此互相赞赏。和平主义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叛情绪，我发现劳伦斯同样蛮有反叛精神。这就使我们最初以为彼此之间有相当大程度的一致性，我们只是逐渐地发现彼此的差别大于我们各自与德国皇帝的差别。
那时劳伦斯对战争有两种态度：一方面，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地爱国，因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但另一方面，他对人类是如此之憎恨，竟至认为就交战双方互相憎恨而言，大家一定都是对的。当我终于知道他的这两种态度时，我明白自己不可能同情其中任何一种。不过，我们双方都是逐渐地意识到彼此的分歧的，最初一切都像结婚的钟声那样欢快。我邀请他到剑桥我这里来做客，并且把他介绍给凯因斯和其他许多人。他对他们全都抱有激烈的憎恨，说他们“该死，该死，该死”。有一段时间我曾想他也许是对的。我喜欢劳伦斯的热情，我喜欢他的情感的活力和激扬。我喜欢他的这个信念，即要使世界恢复正常，必须有某种极为根本的东西。我同意他的观点，认为政治学与个人心理学是分不开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某种想象天才的人，最初当我感到要同他发生分歧时，我就想他对人性的洞见也许比我更深刻。我只是逐渐地才感到他是对付恶的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他对于我也怀有同样的感觉。
这时我正在为后来以《社会改造原理》发表的那些讲演稿做准备。他也要去讲演，有一段时间我们似乎有可能进行某种合作。我们有很多书信往来，我给他的信都丢失了，但是他的信都发表了。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渐渐意识到我们的根本分歧。我是一个坚定信仰民主的人，而他则在政治家们想到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发挥出一整套法西斯哲学了。他写道：“我不相信民主监督。我认为工人只是由于其直接的生活状况就有资格选举领导者或监督者。你必须彻底修改选民制。工人们将只是为了切身相关的事情才选出他们的上司。当他们起来时，则将在其他阶级中选出更高的领导者。正如一切有机的东西必定有一个头儿那样，选举之事最终也必定出来一个真正的头儿————不是立个愚蠢总统的愚蠢共和国，而是一个选出来的国王，类似凯撒那样的王。”当然，在他的想象中，一旦建立了独裁政权，他就该是那个凯撒。这是他的全部思想的那种梦幻性质的一个方面。他从不让自己接触现实。他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长篇大论一个人如何必须向群众宣布“真理”，而且他似乎毫不怀疑群众会侧耳倾听他的议论。我问过他准备采取什么方法。他会把他的政治哲学笔之于书吗?不。在我们这个腐败的社会里，书面语总是谎言。他会到海德公园去站在肥皂箱上宣布“真理”吗?不。那可太太危险了（在他那儿不时地表现出莫名其妙的谨小慎微）。我对他说，那么，你怎么办呢?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就会是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逐渐发现他并不真的希望改善这个世界，而只是耽迷于对世界如何之坏做能言善辩的独白。假如有什么人偷听到他的那些独白，那要好得多，但是他的独白最多不过打算产生一小群忠实门徒，他们能够坐在新墨西哥的荒原上，感受神物。这一切都是以一个法西斯独裁者的语言作为我必须传布的东西传达给我的，这个“必须”下面划有13条着重线。
他的信逐渐变得更有敌意了。他写道：“像你这样活着究竟有什么好?我不相信你的讲演是好的。它们已差不多完了，不是吗?陷进这条该死的船用商贾朝圣者们自己的语言向他们慷慨陈词有什么好?你为什么不离开那条船呢?你为什么不抛开这整出闹剧呢?在这些日子里，一个人必须是一个不法之徒，而不是一个教师或传道士。”在我看来这纯属虚夸之词。我正在变得比他更加是一个不法之徒，而且我看不大出来他有什么理由抱怨我。他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的怨愤。在另一个场合，他写道：“你要完全停止工作和写作，成为一个生物而不是一个机械的工具。你要摆脱整个社会之船。为了你的自尊，你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无，成为一只鼹鼠，成为一个跟着感觉走而不去思考的生物。看在老天爷的分上，你要成为一个婴儿，而不再做学者。不要再做任何事情————但是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要开始成为————从头开始，成为一个完全的婴儿：以勇敢的名义。
“噢，我要问你，何时才拿定主意，你得让我可以活下去呀。你希望你永远活着。但是我希望你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作为你的继承人。”
这个计划的唯一的困难在于，如果我照着它去做就不会有任何东西留给他去继承了。
他有一种神秘的“血”的哲学，我不喜欢。他说：“除了大脑和神经，意识还有另一个所在，在我们身上有一种血意识，独立于通常的心理意识而存在。我们在血中生活，认知，并且在血中有我们的存在，而与神经和大脑无涉。这是属于隐秘状态的那一半生命。当我御一妇人时，血知觉就达到最佳状态。我的血认知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应该明白，我们有一种血存在，一种血意识，一种血灵魂，完全独立于心理的和神经的意识。”坦白地说，我觉得这是荒诞的谬论，而且激烈地给以驳斥，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种荒诞的谬论直接导致奥斯维辛集中营注10。
如果有人表示说任何人本来都可能友爱地对待任何别的人，他总是勃然大怒。当我因为战争造成的苦难而反对战争时，他斥我伪善。“你，你的根本的自我，要求终极的和平，这绝不是真的。你是在以一种间接的、虚伪的方式来满足你寻求刺激和大走红运的欲望。要么以直接而诚实的方式去满足它，说‘我恨你们所有的人，你们这些说谎者和下流坯，我要出来攻打你们了’，要么坚持搞你的数学，在那里你可以是真诚的————但是要装成和平的天使————不，我更千百倍地喜欢蒂尔皮茨注11扮演那个角色。”
现在我觉得很难理解这封信曾经给我以莫大的震动。我曾有些相信他具有我拒不承认的某种洞见，当他说我的和平主义是植根于嗜血欲时，我猜想他一定是对的。我思考了24小时，觉得自己不适合活下去而打算自杀。但是到了那段时间的末尾，产生了一种比较健康的反作用力，我决意摆脱这种精神病态。当他说我必须宣讲他的而不是我的学说时，我反抗了，而且要他记住，他不再是教师，而我也不是他的学生。他曾写道：“你是全人类的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欲望。激励你的不是对虚假的憎恨，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民的憎恨，那是一种被颠倒了的嗜血欲。你为什么不承认呢?让我们再成为陌路人吧。我想那比较好。”我也作如是想。但是他从对我的攻击里找到了一种快乐，而有几个月光景继续写信，其中也包含十分友好的话，以便同我保持通信往来。最后，通信也悄然中止了，没有任何戏剧性的结尾。
劳伦斯是他的妻子的喉舌，这一点人们大都不知道。他有辩才，而她有思想。当精神分析在英国还不甚为人所知的时候，她在每个星期都要到奥地利弗洛伊德的信奉者们的聚居地去消磨一段时光。不知她怎么会超前地接受了后来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阐发了的思想，我们可以说，她又把这些思想通过血意识传送给劳伦斯。劳伦斯是一个本性胆小的人，他用气势汹汹的狂呼大叫来掩饰他的怯懦。他的妻子却不是胆小鬼，她对人的指斥直如雷轰电击，而不是大喊大叫。在她的卵翼下，劳伦斯感到比较安全。像马克思一样，他因为娶了一位德国贵族为妻而有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他把她精心打扮得妙不可言。他的思想是一堆伪装成素朴实在论的自欺欺人的东西。他的描写能力是非凡的，而他的思想不会被人们太快地忘记。
最初使我对劳伦斯抱有好感的是某种富有活力的特质和一种对人们往往视若当然的假定提出挑战的习惯。我已习惯于被人们非难为过分屈从理性，我想他或许能给我一剂恢复生气的非理性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我的确从他那里获得了某种激励，我想我认识他以后写的书尽管遭到他猛烈的抨击，但是要比我没有与他相识的情况下写得更好。
但这不是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任何好的东西。回顾一下，我认为它们没有任何价值。它们是一个一心想当专制君主、因为世界不会即刻俯首听命而发怒的神经质的人的思想。当他意识到他人的存在时，他就恨他们。不过大部分时间他是生活在他自己幻想的孤独的世界中，那里充满了如其所希望的那样的幽灵怪影。他之所以着力描写性，乃因为只有在性行为中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宇宙间唯一的人。但是性行为是如此之痛苦，以至于他认为性关系是每一方都企图摧毁另一方的永无休止的战斗。
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被诱入疯狂。纳粹主义是这种诱惑力的最突出的表现。劳伦斯是这种疯狂崇拜的一个典型。我不能确定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那种冷酷不近人情的清醒理智是不是一种改进注12。
随着1916年的来临，战争打得更猛烈可怕了，和平主义者在国内的处境更困难了。我同阿斯奎斯的交情从未变得冷淡不恰。在奥托兰结婚之前，他就是她的一个爱慕者，我以前时常在加辛顿她的住处碰见他。有一次，我在一洼池塘里一丝不挂地洗澡，当我上来时发现他正在岸上。在这种场合，内阁首相注13和一个和平主义者的会见有点缺少本应具有的尊严性。但无论如何，我觉得他不大会把我扣起来。在爱尔兰都柏林复活节叛乱期间，有37名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被判处死刑，我们有几个人作为代表去见阿斯奎斯，要求为他们减刑。虽然他正要去都柏林，但还是很有礼貌地听取了我们的意见，而且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人们曾普遍认为，甚至政府也认为，从法律来说，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是不应判死刑的，然而结果这个看法倒成了错误，要不是阿斯奎斯出面干预，他们好多人就会被枪杀了。
然而，劳合·乔治注14则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有一次，我同克利福德·艾伦（反兵役联谊会主席）和凯瑟琳·马歇尔女士找他面谈有关正被囚禁的拒服兵役者的问题。他只有在沃尔顿希斯吃午餐的时间才能同我们见面。我对不得不接受他的款待感到厌恶，但那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他对我的态度是快活而温和的，但是他没有给我们任何令人满意的东西。最后，当我们要离开时，我以一种近乎读《圣经》的调子痛骂了他一通，对他说他的名字会遗臭青史。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乐意见他。
随着征兵开始，我实际上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有关拒服兵役者的事务。反兵役联谊会全是由正值兵役年龄的人组成的，不过它也吸收妇女和年龄较大的男子作为非正式会员。在原来的委员会全都入狱之后，又组成了一个替补委员会，我成为它的执行主席。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些是照管拒服兵役者的个人利益，有些是注意军事当局的动静，以便判断他们并没有把拒服兵役者派往法国，因为只有在被派往法国之后，拒服兵役者才有被处死刑的危险。于是我要在全国四处奔走发表大量的演说。我在威尔士矿区里待了三个星期，有时在大厅里讲，有时在露天里讲。没有一次会被中间打断，就我限于在工业区进行演讲来说，我发现大多数听众抱着同情的态度。但是，在伦敦情况就不同了。
反兵役联谊会主席克利福德·艾伦注15是一位极有才能、机敏精明的青年。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不是基督徒。在基督徒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总有某种困难，在这个方面他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公正无私的态度。然而，1916年夏，他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被投入监狱。在那之后整个战争期间，我只是在与法庭判决有关的一些特殊的日子里才看到过他，1918年年初，他因健康的理由（实际上是已濒于死亡）被释放，但之后不久我自己也入狱了。
当克利福德·艾伦最初被治安法庭传讯进行诉讼时，我第一次遇见康斯坦丝·马勒森夫人，她的舞台艺名科莉特·奥妮尔是广为人知的。她的母亲安斯利夫人与普鲁士的亨利亲王有一种友情，这种友情始于战前，战争结束后又重叙旧情。这无疑使她倾向于赞成中立态度，不过科莉特和她的姊妹克莱尔·安斯利夫人都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并且投身于反征兵联谊会的工作。科莉特嫁给了演员和剧作家迈尔斯·马勒森。他在1914年曾被征入伍，但是由于一只腿有点毛病幸而被遣退。为了拒服兵役者的利益，他极慷慨地利用了他所获得的这种有利的地位，他在被征入伍以后已经开始相信和平主义的立场之为真理了。我注意到科莉特在治安法庭，并且被介绍给她。我看出她是艾伦的朋友，并从艾伦那里得知她不吝惜时间，有自由主张，诚心诚意信奉和平主义。我亲自看到了，她年轻而且极美。她在舞台上演出，连续在两个角色的扮演上赢得了迅速的成功，但是当战争来临时，她把整个白天的时间都用于在反征兵联谊会的办公室里写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根据这些情况，我自然采取一些办法去更进一步地认识她。
这时我同奥托兰的关系已经渐渐疏远了。1915年她离开伦敦，住到牛津附近加辛顿的庄园宅第去了。那是一幢古老的华丽的宅第，曾被用作农园，她一心要把它的全部潜能都恢复过来。我常去加辛顿，但是发现她对我比较冷淡了注16。我在寻找另一个女人来安慰我的愁苦，但是在遇见科莉特之前，一直没有找到。在治安法庭相遇之后，我在一群和平主义者的宴会上又遇见了科莉特。从饭店出来我同她和其他一些人步行回到她的住处，那是伯纳德街43号，在罗素广场附近。我觉得自己被她深深地吸引了，但是我没有机会过多表达这种感情，只是向她提到我要在贝克街波特曼公寓发表一个演说。当我到那儿演讲时，看见她坐在前排的一个位子上，于是我请她在会后到饭店去吃晚饭，然后同她一起回家。这次我进了她的家，这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她非常年轻，但是我发现她有一种与奥托兰一样大的沉着从容的勇气（我发现勇气是我当真爱的每个女人必具的品质）。我们谈了半夜，而且话谈了一半就成了情人。有些人说，一个人应该慎重，但是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我们彼此并不熟悉，但是在那一刻对我们双方都开始了一种非常认真、极度重要、有时快乐、有时痛苦、但绝不寻常、绝非不配与关乎战争的重大社会感相并重的关系。诚然，战争自始至终都与这场爱情的特质密切相关。我第一次同她同床共枕（我们第一次成为情人时并没有上床，因为要说的话太多了），我们就突然听到街上发出野兽般狂呼胜利的叫喊。我跳下床来，看见一艘齐伯林飞艇注17坠落下来在焚烧。人们在街上欢呼胜利，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些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勇敢的人。科莉特的爱在这一时刻是我的一个避难所，不是从残酷本身逃脱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使我摆脱了由于认识到那就是人的本质而感到的极度的痛苦。我记得一个星期天，我们是到英格兰南部丘陵一带散步来度过的。傍晚时分，我们到路易斯车站乘车回伦敦。站上挤满了士兵，他们大部分要返回前线，差不多都喝醉了，有一半的人有喝醉的妓女陪着，另一半人则由妻子或恋人陪伴，他们都自暴自弃，都不顾一切，都发了疯。战争世界的严酷和恐怖把我压倒了，但是我紧紧地依恋着科莉特。在一个仇恨的世界中，她保持着爱，就这个字的每一种含义上的爱，从最普通的含义到最深刻的含义的爱，而且她有一种安如磐石的坚定不移的品质，这种品质在那些日子里是无比宝贵的。
在齐伯林飞艇坠落的夜晚之后，我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她回到戈登广场我哥哥的住宅，我那时正住在那里。在路上我遇见一个卖花的老翁，他大声叫卖：“鲜美的玫瑰花!”我买了一束玫瑰花，付了钱，请他送到伯纳德街去。人人都会以为他会把钱匿下而不去送玫瑰花，但并不是这样，而且我知道他不会这样。从那以后，“鲜美的玫瑰花”这几个字成了我思念科莉特的一种口头禅。
我们到上巴克斯顿沼泽地的猫琴小旅店注18度了三天的蜜月（由于工作忙，我不可能有更多的余暇）。时当严寒，壶里的水清晨都结了冰。但是萧索荒寒的沼泽地却正适合我们的心情。它们是荒凉的，但给人一种浩瀚无际的自由感。我们把白天都消磨在长距离的散步上，夜晚则是在一种能把人世间一切痛苦都消融的激情中度过的，这种激情使我们从痛苦中升华到一种几乎是超乎人类的销魂忘形的境界。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并不知道我对科莉特的爱是多么深挚认真。我以往总认为我把全部真挚的感情都给了奥托兰。科莉特远更年轻，远更不是一个重要人物，远更敢于追逐轻浮的欢乐，因此我不能相信自己的感情，而且几乎觉得我不过同她做个消遣罢了。圣诞节，我在加辛顿逗留，那儿有一个大型的晚会。凯恩斯在那里，宣布两个狗的婚礼，结尾说：“是人使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愿狗们永不分开。”利顿·斯特雷奇给我们朗诵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手稿。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米德尔顿·默里也在那里。此前我刚刚见过他们，但是只是这一次我才对凯瑟琳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不知道我对她的印象是否正确，但与别人对她的印象很不一样。她的谈话极妙，尤其在她谈到她要写的事物时，比她写出来的东西要好得多，但是当她谈到人时，则心怀妒意，阴毒险狠，在揭发人家最不愿为人所知的隐私和任何恶德上，她颇有惊人的洞察力注19。她恨奥托兰，因为默里不恨奥托兰。我终于明白了，我必须把对奥托兰有过的感情淡忘，因为她不再给我的感情以充分的回报而使我感到幸福了。我留心听取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有要说的反对她的话；结果我并不相信她的话，但是我逐渐能够把奥托兰看作一个朋友，而不再是情人了。此后我再也没见过凯瑟琳，但是我已能让自己对科莉特的感情自由驰骋了。
我倾听凯瑟琳谈话的那个时候是一个危险的过渡时期。战争已经使我几乎成了一个十足的犬儒主义者，要我相信有任何事值得做，是难乎其难的。我会有一阵阵如此绝望的心情，以致连续几天完全无聊地坐在我的椅子上，除了偶尔读读《圣经·旧约》的《传道书》之外，无所事事。但是，在这段时间的末尾，春天来临了，我觉得自己从在与科莉特的关系上曾经令我苦恼的那些怀疑和犹豫中解脱出来了。不过，在我冬日绝望最甚之际，我找到了一件事来做，这件事虽然最后证明也像所有其他的事一样是无用的，但是我觉得在当时并非毫无价值。美国其时仍持中立，我给威尔逊总统注20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他拯救世界。我在信中说：
先生：
您有机会为人类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功业，这件功业像林肯的功业一样伟大，甚至要超过他。以一种正义的和平结束这场战争，就在您的掌握之中，这种和平将为消除人们对不久又会重燃战火的恐惧做出可能做的一切。挽救欧洲文明免于毁灭，现在还不太晚；但是如果像我们的军事家们所威胁的那样要让战争继续打上两三年的话，那恐怕就太晚了。
战局现在已经发展到关键时刻，其最终的结局大致说来对一切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是明显的。所有交战国政府当局一定都很清楚，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德国人在欧洲有优势，同盟国在海上占上风。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赢得一种压倒性的胜利而迫使对方屈膝求和。战争使各国遭到巨大的破坏，但是并没有破坏到使它们不可能继续打下去。显然，不管战争会怎样拖下去，双方终究将不得不根据实质上是目前对得失衡量的结果进行谈判，而且达成的条件同现在可能缔结的条件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德国政府已经承认这一事实，而且表示愿意根据至少应被看作为讨论提供一个基础的一些条件缔结和约，因为这些条件在涉及同盟国尊严的若干要点上做出了让步。同盟国政府一直没有勇气公开承认它们私下无法否认的东西，即现在不可能抱有赢得全面胜利的希望。由于缺乏这种勇气，它们就准备使欧洲陷入可能继续打两三年战争的恐怖之中。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都是不可容忍的。先生，您能终止这种状况。您的权力构成一种机会和一种责任，从您以往的作为，我确信您会以在政治家中罕见的那样高度的智慧和人道精神来行使您的权力。
这场战争已然造成的损害是无法估量的。不仅几百万宝贵的生命被杀害了，不仅甚至有更多的人受伤致残或损坏了健康，而且整个文明的标准被降低了。恐惧已侵入人的最内在的本性，总是与恐惧相伴的残忍亦随之而来。仇恨变成了生活的准则，损人比利己更为人们所渴望。我们以前所经历的和平发展的希望已经没有了，绝不可能恢复了。恐怖和凶残已成为我们呼吸生活于其间的真正的氛围。我们的祖先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取得的那些自由被毁于一旦，各个民族都为了一个可怕的互相毁灭的目的而被严密管制。
但是，只要我们某些领导人的声明使我们预料战争还要打下去，那么这一切同未来将落在我们头上的灾难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随着压力的增加，对战争的厌倦使普通民众愈发难以驾驭，于是严厉的镇压不断加强。在所有交战国中，那些受伤和休假回家的士兵对战壕表示绝对的厌恶，对达成一个军事决定感到绝望，对和平有一种极度的渴望。我们的军事家们反对给士兵以选举权，他们的反对成功了；然而在所有的国家中人们都试图使民众相信，只有敌军士兵有厌战情绪。每日听到为被毁掉的年轻生命敲响丧钟成为一种可怕之极而几乎无法忍受的恐怖；然而提倡和平却到处被斥为对士兵们的背叛，虽然士兵们比所有的人都更希望和平。和平的支持者们到处都碰到这种令人恼恨的诡辩，说已死的勇士们的血绝不会白流。而因此人们对仍然活着的士兵的怜悯之情就逐渐枯竭了，被一种对那些立誓要救助我们的人的虚妄无益的忠诚所泯灭了。就连为了制造军需品、为了负担码头装卸劳动和为了进行战争所不可或缺的其他目的而迄今被留下来的人，也逐渐被选派到军队里去，而以妇女代替之，结果造成了有色人种劳动力留在后方的严重威胁。存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危险，即如果不设法抑止民族情绪的猛烈爆发，我们所了解的欧洲文明就会完全毁灭，就像罗马在野蛮人进攻面前陷落时，文明遭到毁灭一样。
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公众舆论似乎支持政府当局为进行战争所做的一切。但是这种表面现象多半是靠不住的。积极鼓吹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是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和到处都由政府控制的新闻界。至于社会其他各界，看法则与新闻报章所说者大不相同，但是公众的意见仍然默然无声而不被报道，因为那些可能引导舆论的人要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以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发表声明，而且他们少数几个人也不可能把公众意见广泛地宣传。根据个人很多的经验（这些经验又由我从他人可能获知的一切所增强）我相信，人们几乎普遍希望和平，不仅士兵如此，而且整个工薪阶层也是如此，尤其在工业区更是如此，尽管他们有高工资和稳定的工作。如果对是否应该举行谈判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全国公民投票，我确信绝大多数人会赞成这个做法，而且对法国、德国和奥匈帝国都可以这样说。
人们对持久的战争状态之持沉默态度，乃完全出于恐惧。每个民族都认为它的敌人是侵略者，如果不把他们彻底打败，他们在几年之内就会重新挑起战争。美国政府不仅有力量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媾和，而且有力量使自己成为和平的保障而让广大民众消除疑虑。这个行动即使会令欧洲各国政府感到不快，但是会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呼。如果德国政府（现在看来是可能的）不仅归还其攻占的领土，而且拥护促进和平联盟或者恪守某种不诉诸战争解决争端的类似的方法，那么恐惧就会消除，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您出面调停会产生一种有利于谈判的不可抗拒的趋势。但是战争已陷入这样的僵局，除非通过一种外力的调停，是不大可能接近终结的，而这种调停只能来自于您。
有人或许会问我有什么权利给您写信。我没有任何正式的头衔；我不属于政府机构的任何部分。我说话只是因为我必须说；因为其他那些本该记得文明和人类兄弟情谊的人已经让自己被民族情绪彻底打垮了；因为他们的背信弃义迫使我不得不以理性和仁慈的名义说话，以免让人们以为在欧洲无人记得它曾为人类做过而且还应该为人类去做的事业。世界在思想、科学、艺术、政治理想、对未来的希望各个方面拥有的东西大都应归功于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欧洲各民族。如果他们听任自己互相毁灭，那么比外交威望更宝贵、比使战胜者自己归于毁灭的无益的胜利远远更有价值的某种东西就会失掉了。像我的其他同胞一样，我曾热烈地希望协约国取得胜利；像他们一样，当胜利被推迟时我曾感到痛苦。但是我经常记得，欧洲有其要履行的任务；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内战；我们认为我们敌人具有的坏处也正是他们认为我们具有的坏处；在战争期间一个在交战中的国家是很难如实地看待事实的。尤其是，我明白了在战争中没有任何问题像和平一样重要；一种和平如果没有把所有我们所希望的东西都带给我们，那么它对我们的伤害较之继续打下去造成的伤害是无足道的。当欧洲所有握有权势的人都在为他们误信为其各自民族的利益进行辩护时，我则为一种深切的信念所驱使以欧洲的名义代表所有的民族说话。以欧洲的名义，我请求您给我们带来和平。
在当时的审查制度下，要寄出这类文件诚非易事，但是海伦·达德利的姊妹凯瑟琳来探望她，答应把我的这封信带回美国。她找到一种把它隐藏起来的巧妙方法，并及时地将它转交给一个美国和平主义者委员会，通过他们及时地把它发表在几乎每家美国报纸上。正如我们在这方面将会看到的，那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战争不可能以任何一方的胜利而结束。如果美国仍保持中立，情况无疑会是这样。
从1916年中到1918年5月入狱，我的确非常之忙，忙于反兵役联谊会的事情。我同科莉特在一起的时间都是从和平主义的工作中挤出来的，而且多半与这种工作本身有联系。克利福德·艾伦定期被允许在监外待几天，但是由于他显然仍拒绝服从军事指挥，于是立刻就又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我和科莉特常常一同去军事法庭看他。
当克伦斯基革命注21发生时，它的同情者们在利兹举行了一次大会。我在这个会上讲了话，科莉特和她的丈夫也出席了这个会。我们与拉姆齐·麦克唐纳注22乘火车同行，一路上他给我们讲了一些精明的苏格兰人幽默的故事，讲得如此乏味，简直不知道幽默之处何在。利兹大会决定要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地区成立组织，以便仿照俄国的模式发起工人苏维埃和士兵苏维埃。在伦敦南门路的兄弟会教堂曾为此目的举行过一次集会。爱国派的报纸在邻近的所有旅店酒馆（这里是一个很穷的教区）散发传单，说我们与德国人勾通，给他们的飞机发信号，告诉他们往哪儿扔炸弹。这就使我们在周围左近成了不大受欢迎的人，而且不久就有一帮暴徒来包围了教堂。我们当中大多数人认为反抗是不好的或不明智的，因为我们有些人是不抵抗主义者，另外一些人则明白我们人太少，无法抵抗整个周围贫民窟的居民。有几个人，其中有弗兰西斯·梅内尔，试图抵抗，我记得他从教堂门口回来时脸上挂了彩。这帮暴徒由几名警察带领闯了进来；除了警察之外，他们全都有点醉醺醺的。最凶的是一些母夜叉，她们手持木板，上面满是生了锈的钉子。警察们想先把我们中间的妇女劝走，以便用他们觉得合适的办法来对付我们这些男性和平主义者，警察们猜想他们全是胆小鬼。斯诺登夫人在这种场合表现得极为高尚令人敬佩。她断然拒绝离开会场，除非允许男人也同时离开。其他妇女当即表示赞同她的意见。这使得负责管理这伙粗暴家伙的警察们有点心烦意乱，不知所措。但是这帮暴徒到这时候已经血气上冲，要群魔乱舞了。每个人都不得不尽可能躲开，而警察们却不动声色地在那儿袖手旁观。两个醉态可掬的母夜叉开始用布满钉子的木板打我。正当我不知如何自卫以抵御这种攻击时，我们中的一位夫人走向警察，提醒他们应当保护我。然而，警察们只是耸耸肩。“但他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啊”，这位夫人说，警察们仍然耸耸肩。“但他是世界闻名的大学问家啊”，她继续说。警察们依然无动于衷。“但他是一位伯爵的弟弟啊”，她最后喊道。这句话却使警察们赶紧过来帮助我。然而，他们来得太迟了，于我丝毫无助，而救我一命的是我不认识的一位年轻妇女，她始终挡在我和母夜叉们中间，足以使我逃脱。值得庆幸的是，她没有挨打。但是很多人，包括几位妇女，在离开这座房子时背上衣服被撕开了。科莉特当时在场，但是有一个大喘粗气的暴徒隔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都出来之前我无法接近她。我们怀着一种极其沮丧的心情一起回家。
这座兄弟会教堂属于一位牧师，这位牧师是一位异常勇敢的和平主义者。尽管有了这番遭遇，他在随后的一个机会还邀请我到他的教堂去做一次演讲。不过，这次暴徒们烧了教堂的布道坛，我未能发表演说。这些是我亲自碰见的仅有的几次暴力事件；我参加其他各种集会都没有受到干扰。但是新闻宣传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我的一些不主张和平主义的朋友跑来对我说：“所有的集会都被暴徒破坏了，你为什么还到会上去演说呢?”
到这时我和政府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坏了。1916年我写了一个传单，讲一个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被政府不顾道义条款注23而判刑入狱的事情，反兵役联谊会把它发表了。传单上并没有署我的名字，但我惊讶地发现，那些散发传单的人被送进了监狱。因此我写信给《泰晤士报》，声明我是这个传单的作者。在伦敦市长官邸，当着市长的面，我被起诉。我做了长篇发言进行自我辩护。这一次我被罚款100英镑。我没有如数全付，因此我放在剑桥的财物被他们卖掉了以抵罚款的总额。但是，一些好心的朋友把它们买下来，又还给了我，因此我感到我的抗议有点徒劳无益。在此期间，三一学院所有年轻的研究员都被授以军衔入伍了，老一些的人自然希望尽他们的一份职责。因此他们剥夺了我的讲师职位。当年轻的人们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剑桥时，我又被邀请回校，但是到这个时候我已不再有这样的愿望了。
说也奇怪，生产军需品的工人偏要成为和平主义者。我在南威尔士对军需厂工人的讲话全都被密探们做了不真实的报告，因此国防部发了一道不许我进入任何禁区注24的命令。禁区就是特别要求不许间谍进入的地区，包括全部沿海地带。由于人们的抗议，国防部声明说，他们并不认为我是德国间谍，但无论如何不允许我到近海的任何地方去，以防我会给德国潜水艇发信号。正当国防部发出这个命令之际，我已经从萨塞克斯郡的博瑟姆（我在那儿同艾略特夫妇住在一起）上伦敦料理日常工作去了。我不得不请艾略特夫妇把我的衣服、梳子和牙刷带给我，因为政府不同意我自己去取。如果没有政府方面的这种种恩赐，我本来是要把和平主义的工作丢开的，因为我已逐渐相信这个工作完全徒劳无益。然而，我发觉政府并不这样看，因此我想我也许弄错了，我还应继续做下去。且不说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继续做的动机竟似乎是对其后果的恐惧，那么我是绝不能罢手不干的。
1.康斯坦丝·马勒森夫人（科莉特·奥妮尔）［照片由E.D.霍佩提供］
2.弗兰克·罗素［照片由罗素父子提供］ 不过，这时，关于我因之入狱的罪名，我最后决定没有更多的事要做了，而且我哥哥已经使政府了解我的决定。有一份小的周报，名为《特别法庭》，是由反兵役联谊会发行的，我常为它写每周社论。我不做该刊的主编之后，有一个星期新的主编病了，又要我在最后时刻赶写这期每周社论。我写了，在文中我说美国士兵在英国会被利用来破坏工人罢工，这是他们在其本国惯于干的事情。这个说法是以我所援引的一份参议员的报告为依据的。我为此被判六个月监禁。然而，这一切绝不令人不快。它使我保持了自尊，而且使我去思考比普遍毁灭较少痛苦的某种东西。由于贝尔福的干预，我被关在轻罪犯狱室，这样，虽在狱中我却可随意阅读和写作，条件是我不进行和平主义的宣传。我觉得在狱中有许多方面颇为惬意。在这里没有什么约会，没有任何难以做出的决定要做，不必担心有人来访问，不会有人打断我的工作。我大量地阅读，写了一本书，即《数理哲学导论》，这是《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的半通俗本，同时我也开始了《心的分析》一书的工作。我对于同监的那些狱友倒有点兴趣，在我看来，在道德上他们绝不低于其他人，虽然总的来说他们略低于一般智力水平，他们之被捉住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任何人，特别是惯于读书和写作的人，如果不是在轻罪犯狱室里，坐牢是一种严重而可怕的惩罚；但是，幸亏有贝尔福的帮助，我才没有遭受此苦。我感谢他的干预，但是我激烈反对他的一切政策。在我抵达狱所时，必须对我进行详细询问的那个看大门的看守使我很高兴。他问我的宗教信仰，我回答说“我是不可知论者”。他问这个字怎么写，然后叹口气说：“哎呀，竟有这么多的宗教，我还以为大家拜的都是同一个上帝呢。”这个话让我高兴了近一个礼拜。有一次，正当我诵读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时，我笑的声音如此之大，致使那位看守跑来制止我，告诉我必须记住，监狱是刑罚的地方。另一次，中国诗的译者阿瑟·韦利注25寄给我一首尚未发表、题为“红鹦鹉”的诗注26。其诗如下：
安南远进红鹦鹉，
色似桃花语似人。
文章辩慧皆如此，
笼槛何年出得身?注27
我每周可有一次来人探视，当然总有一个看守在场，但无论如何是很愉快的。奥托兰和科莉特常常轮流着来，还带着另外两个人。我发现了一种秘密通信的方法，即把信藏在毛边书未切开的书页里面。当然，我不可能当着看守的面说明这种方法，于是我第一次实践这种方法是把《伦敦数学会会刊》给奥托兰，对她说这个会刊比它表面看来更有趣。在发明这种方法之前，我还找到另外一种方法，可以把给科莉特的情书编入可被典狱长审阅的信中。我假称正在阅读法国革命回忆录，发现了吉伦特党人比佐给罗兰夫人的信。我编造了一些法文信，说是从书上抄下来的。比佐的境遇与我自己的境遇十分类似，这就使我有可能把这些信编得好像真的一样。我料想典狱长不懂法文，但又不愿承认自己的无知。
狱中满是德国人，其中有些人很有才智。有一次，我发表了一篇对一本讲康德的书的评论，有几个德国犯人走过来热烈地讨论我对这位哲学家的解释。我被关押期间，有一段时间李维诺夫注28也囚在同一所监狱，但是我得不到任何机会同他谈话，虽然我常可远远地望见他。
我在狱中的心情可从下面摘录的我给我哥哥的信中看出，所有这些信都必须由典狱长过目的：
（1918年5月6日）……这里的生活恰如在一艘远洋客轮上的生活；一个人同许多普普通通的人被禁闭在一起，除非你钻进自己的客舱，是躲不开他们的。我没有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比一般人要坏，除了他们也许意志力比较薄弱，如果可以根据他们的面容来判断的话，而我也只能根据这些来判断他们。这主要适用于那些因负债而入狱的人。在这里生活的唯一真正的苦处是见不到朋友。那天见到你我感到极大的快乐。下一次你来时，我希望你带另外两个人来————我想你和伊丽莎白都有名册的。我切望见到尽可能多的朋友。你似乎认为我在这方面会渐渐变得淡漠起来，但是我相信你错了。要见我喜爱的朋友，这可不是会渐渐淡漠下去的事情，虽然对他们的思念就是一种极大的满足。我觉得，在心里重温各种各样曾使我欣然愉悦的事情乃是一种慰藉。
焦躁和烟叶告罄还没有像我料想的那样令我大为烦恼，但再过些时候无疑会这样的。解除了一切负担的休假日真是令人愉快极了，几乎胜过其他的一切。在这儿我没有世上的任何忧虑，心情和欲望得到超凡出尘的安息。人摆脱了这种折磨人的问题：我能再做些什么?是否有我不曾考虑到的有实效的行动?我有权利把全部事情放手不管而返回哲学吗?在这儿，我不得不将一切放手不管，这比起想放手不管而又怀疑这个选择是否正确要远更宁静宜人。监狱在某些方面胜过天主教会……
（1918年5月27日）……告诉奥托兰夫人，我一直在读讲亚马逊河的两本书：我喜欢汤姆林森的那一本；贝茨的那一本，我读的时候觉得厌烦，但是它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我后来感到喜欢的美丽如画的描写。汤姆林森从《黑暗的心》一书受益良多。他和贝茨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比较起来是有点狂热，因为他们容许自己瞥见真理，而真理是幽灵般的、疯狂的、可怖的东西：人看到真理愈多，精神健康保有得愈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这些可爱的灵魂）是神智正常和卓有成就的，因为他们从不走到接近真理的任何地方。但是就我而言，我宁愿偕真理以疯狂，而不愿抱谎言而健康。……
（1918年6月10日）……居于斯而处此条件，并不像我在驻巴黎大使馆做随员的那段时间那么不愉快，在这个可恶的地方也不像我在临时抱佛脚以应付考试者中间度过的那一年半时间那么不愉快。那些年轻人几乎都是要入伍或进教堂的，所以他们的道德水准比平常人要低得多。……
（1918年7月8日）……我一点也不烦躁，恰恰相反。开始，我对自己关心的事情想得很多，不过（我想）都不外是一些合乎情理的考虑；现在我几乎根本不去想它们了，因为我已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在读很多书，对哲学进行卓有成效的思考。这很怪而且也不合理，但事实是我的心境之有赖于战局正如有赖于任何事情一样：当协约国仗打得好时我感到很高兴，仗打得不好时我对与战争似乎距离很远的种种事情都忧心忡忡。……
（1918年7月22日）……我一直在读有关米拉波注29的东西。他的死是有趣的。他在临终时说：“啊!如果我还活着，我就要给这个皮特注30麻烦!”比起皮特的言辞（除非是由迷糊大人注31改写过的），我倒是更喜欢米拉波的这个话。然而，这还不是他的全部遗言。他继续说道：“只还有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自己洒上香水，给自己戴上花冠，让音乐围绕着自己，以便喜悦地进入永不再醒来的长眠之中。人们已给我准备了刮脸刀，做好了全套化装用具。”注32然后他转向一个正在抽泣的朋友说：“我亲爱的行家里手，你对得到善终感到满意吗?”注33最后，听到几声枪响，他说：“已经在为阿喀琉斯注34举行葬礼了吗?”注35之后，显然他缄默不语了，我推测他是在想再多说一句都会是以败笔收尾。他是我上星期三向你坚持的那个论点的例证，即凡异常之能力皆激于异常之虚荣心。另外只有一种动机：爱权力。西班牙的腓利二世注36和格罗夫纳路的西德尼·韦布注37在追求虚荣方面并无特异之处。
在狱中只有一件事令我不高兴，那与科莉特有关。我爱上她整整一年之后，她又爱上了另一个人，虽然她并不希望这对她跟我的关系有任何影响。然而，我却大吃其醋注38。我把那个他想得极坏，并非全无道理。我和科莉特有过激烈的争吵，我们的关系再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狱中时我始终为嫉妒所苦，而且因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被弄得如痴如狂。我并不认为自己感到嫉妒是正当的，我认为嫉妒是一种可鄙的感情，但虽说如此它还是把我弄得心身交瘁。当我一有机会感到它时，有两个礼拜之久，我每个晚上都彻夜无眠，最后只有请医生开了安眠药才能入睡。我现在承认，这种感情完全是愚蠢的，而且科莉特对我的感情十分诚挚认真，无论经过多少琐事细故，都坚定不渝。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这种问题上能够坚持的哲学态度不是来自哲学而是来自生理的衰退。当然，事实是她很年轻，不可能在我那时生活于其中的那种过于严肃的气氛里继续生活下去。尽管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但我那时却一任自己异常粗暴地斥责她，结果自然是她对我的感情大为冷淡了。一直到1920年我们彼此还是情人，但是永远没有回复到最初岁月那样水乳交融的地步。
我于1918年9月出狱，当时战争即将结束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战争的最后几周，我同大多数其他人一样，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战争结束得如此之快而具有戏剧性，以致谁都来不及调整感情以适应变化了的局势。11月11日晨，我比一般群众早几个小时就知道要停战了。我跑到街上去，把消息告诉一个比利时士兵，他说：“啊，太好了!”（Tiens,c'est chic!）我走进一家卖烟的铺子，也告诉了给我拿烟的老板娘。她说：“停战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被扣押的德国人给赶走了。”当11点钟宣布停战时，我正在托特纳姆宫路上。不到两分钟，所有商店、机关里的人全都来到了街上。他们随意搭乘公共汽车，让它们开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我看见一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彼此素不相识，在路中间相遇，走过去时互相接吻。
我一个人在街上待到深夜，留心观察群众的情绪，就像四年前8月的那些天我也曾这样观察过的。群众仍然心浮气躁，除了比以前更加不管不顾地及时行乐外，在战争恐怖时期没有学会任何东西。在人们欢宴庆祝之际，我感到一种异样的孤独，仿佛是从另外一个星球偶然落到地球上来的一具幽灵。诚然，我也感到欢欣喜悦，但是在我的喜悦和群众的喜悦之间找不到任何共同之点。我在一生中都渴望感到与广大的人群融为一体，这是那些热情群众的每个分子都体验到的一种感觉。这种渴望往往如此强烈，足以使我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我又想象自己是一个自由派，一个社会主义者，或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是就其深义而言，我从来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人。我极想把怀疑论的精神压抑下去，但是它总是悄悄地启我疑窦，而使我与其他人的浅显易解的热情断然隔绝，陷入孤独凄凉的境地。在一次大战期间，我同教友会教徒注39、不抵抗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起工作，我容受了他们的不受欢迎的意见及其带来的麻烦，但同时我会告诉教友会教徒说我认为历史上许多战争是合乎正义的，又对社会主义者说我厌恶国家专制。他们会对我侧目而视，虽然继续接受我的帮助，但会觉得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从很年轻的时候起，我就觉得在万事背后、在一切欢乐背后暗伏着孤寂的痛苦。在爱的那些瞬间我几乎已逃出了这种孤寂的痛苦，然而过后想来我发现那种逃避多少有些出于幻觉注40。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女人，理智的要求对于她像对于我那样是无条件的，而且凡是有理智介入的地方，我发现我所寻求的爱的共鸣往往都得不到。斯宾诺莎所谓“对神的理智的爱”在我看来是我们据以生活的最美好的东西，但是我甚至不相信有为斯宾诺莎所承认而我要对之献出理智的爱的那个有点抽象的神。我爱过一个幽灵，而且在爱一个幽灵时我最内在的自我本身也变成了幽灵般的东西。因此我已把它深深地、深深地埋葬在层层生活的愉悦、柔情和欢乐之下了。但是我最深沉的情感始终是孤独感，而且在人性的事物中找不到任何与之相伴的东西。大海、星辰、荒野的风，对于我甚至比我最喜爱的人们更有意义，而且我觉得，人类之情对于我究其实乃是试图摆脱对上帝的徒劳无益的寻求的一种努力。
1914——1918年的战争改变了我的一切。我不再是大学教师，而且开始写一类新的著作。我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人性观。我第一次变得深信，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无助于人类幸福。通过战争中死亡的悲惨景象，我获得一种新的对有生命的东西的爱。我开始相信人类大多被一种极度的不幸所控制，这种不幸在大破坏的战争狂热中发泄出来，只有使人类天性具有的欢乐散播开来，才有可能产生一个善的世界。我看到，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中，改革家和反动分子同样都被残酷行为给扭曲了。我逐渐地对所有要求严苛纪律的目标都发生了怀疑。既然与社会的整个目的相对立并且发现平常的美德都被用作屠杀德国人的手段，因此我感到很难不变成一个摒弃一切道德律令的反律法主义者注41。但是由于对世界的不幸所抱有的那种深切的同情，我没有变成反律法主义者。我失去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一些新朋友。结果我认识了几位我深为敬佩的人物，首先应当提到的是E.D.莫雷尔。我是在战争之初与他相识的，在他和我都入狱之前我时常见到他。他一心一意地致力于真实地报道事实。从揭露比利时人在刚果的罪恶行径着手，他难以接受“英武的小比利时”的神话。他仔细地研究了法国和爱德华·格雷爵士对摩洛哥的外交政策，认为不能把德国人看作唯一的罪人。面对着宣传和书报检查的重重障碍，他以不知疲倦的精力和巨大的才能，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去开导大不列颠民族，使他们明白政府把青年驱往屠场的真正目的。他比其他任何一个反战者遭到政治家们和新闻界更多的攻击，而且闻知其名的人中有99%相信他是拿德意志皇帝的津贴的。最后他被送进了监狱，表面的罪名只是雇用了西奇威克小姐而不是通过邮政给罗曼·罗兰送了一封信和若干文件。跟我不同，他不是关在轻罪犯牢房，使他的健康受到永未恢复的伤害。尽管如此，他从未失掉勇气。他往往待到深夜，安慰那个惯常“胆小怕事”的拉姆齐·麦克唐纳，但是当麦克唐纳到了要组阁的时候，他却未能想到将任何一个像莫雷尔这样被加以亲德派恶名的人物延揽入阁。莫雷尔对他的忘恩负义非常感慨，不久之后，死于由牢狱之苦而得的心脏病。
教友派中有些人是我非常敬佩的，虽然我们的见解大不相同。我可以反兵役联谊会的司库格拉布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我最初认识他时，他已届古稀之年，是一位很安详、不喜欢出头露面、不易激动的人。他是为狱中的年轻人办事，完全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打算。当他和其他许多人因为一份和平主义的刊物而被起诉时，我哥哥正在庭上听着他的反诘。我哥哥虽然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是深为此人的品德和正直所感动。他坐在公诉人马修斯的旁边，马修斯是他的一个朋友。当这位公诉人结束了他对格拉布先生的盘诘时，我哥哥悄悄地对他说：“说实在的，马修斯，你不适合演托尔克马达注42的角色!”我哥哥这句话大大激怒了马修斯，从此他再也不理我哥哥了。
就我而言，战争期间最稀奇的事件之一，是被国防部传唤去给以温和的劝导。几位戴红领章的军事参谋，以极悦人的风度和极友好的姿态，恳求我带上一种幽默感，因为他们认为，凡是具有幽默感的人都不会讲出不受欢迎的话来。但是，我让他们失望了，过后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回答他们说，每天早晨我读报看到伤亡数字都捧腹大笑。
当战争结束时，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除了对我自己，是全然徒劳无益的。我没有救出一条生命，也没有使战争缩短一分半秒。我没有做成一件事情去减轻最终造成凡尔赛和约的那种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在各交战国犯下的罪行中，我不是一个同谋犯，而且我为自己获得了一个新的哲学和新的青春。我摆脱了大学教习和清教徒。我学会了对本能过程的理解，这是我以前不曾有过的，而且我从如此长久的孤立中得到了某种安宁。在宣布了停战的那些日子里，一些人对威尔逊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另一些人则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感到鼓舞。但是，当我发现人们乐观情绪的这些源泉对于我皆不可用时，我仍能并不失望。我审慎地预期最坏的事情就要到来注43，但是我并不因而不再相信人们（男人们和妇女们）终究会认识到本能的欢乐的简单秘密。
书 信
诺伯特·维纳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先生：
遵照您的指教，我目前正在哥廷根这里学习。我正在听兰道开的一门群论的课，希尔伯特开的一门微分方程的课（我知道这与哲学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听听希尔伯特讲课），和胡塞尔的三门课：一门讲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一门讲伦理学原理，和一个现象学讨论班。我必须承认，在使自己具有真正的现象学态度之前所必须经历的那种精神磨炼完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现象学对数学的应用以及胡塞尔所谓不从现象学出发就不能给数学基础以适当的说明的说法，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在哥廷根，人们对符号逻辑没有好感。数学家们照例与逻辑这样哲学的东西毫不相干，而哲学家们则绝不涉及像符号这样数学的东西。由于这个缘故，我这个学期没有做很多创新的工作：你明知在你与之谈论创新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会懂得你说的一个字，在这种地方企图做创新的工作是令人沮丧的。
我在圣灵降临节时到梅克伦堡的布伦斯豪普顿去拜访了弗雷格，他正在那里度假。我同他有几次有意思的谈话，谈到您的工作。
近来引起我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能否以凸形立方体及其关系为不可定义的东西并像您定义瞬间那样定义点，从而得到一组更简单的公设。我用这种方法已得五、六组基本几何学概念的定义，但是照这样做我却根本找不到一种简化几何公设的方法：例如，如果你想通过把三角横切公设改变为关于任意凸形平面的命题来简化它，就会出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
非常感谢您关注我的论文和发现。我现在有一些材料，我可能将它们与我关于感觉强度的工作联系起来形成一篇新的论文：我想请教您一下，我该怎样做才好。这是将我对时间的研究工作扩展到具有某种序列特性的多价关系，例如一给定直线上各个点间的“介于”关系。……注44
随信寄上拙文的重印件，未能早日寄给您，谨表歉意。迟寄的原因是：我把预定在美国分送的论文全部寄给了父亲，要他“把它们播在会生根的地方”。父亲大概以为我已将论文直接寄给您了。
我非常高兴得知您有如此快乐的一段时光同我们在一起，我明年一定会去剑桥在您的指导下学习。我刚刚开始意识到，我到剑桥在您指导下工作对于我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非常尊敬您的
诺伯特·维纳
1914年6月或7月
德国，哥廷根
比尔大街28号
致伦敦《国民报》，载于1914年8月15日该报
先生：
与绝大多数国人相反，甚至在当前这样一个时刻，我要以人道和文明的名义，抗议我们参予对德国的毁灭。
一个月之前，欧洲还是一个各民族和平礼让的大家庭；如果一个英国人杀死一个德国人，他会被处以绞刑。而现在如果一个英国人杀死一个德国人，或者一个德国人杀死一个英国人，他就是一个有功于国家的爱国者。我们用贪婪的目光在报纸上扫视着屠杀的消息，当我们读到那些盲目服从命令的无辜的青年被比利时列日造的机关枪扫射而倒在成千上万的死者中时，我们欢呼庆祝。在宣战前夕注意过伦敦民众的人们都亲眼目睹了迄今一直热爱和平的仁厚的全体居民在短短的几天内突然急转直下陷入了原始的野蛮状态，转瞬间让仇恨和嗜血的本能自由放纵起来，而整个社会组织本来是为了反对仇恨和嗜杀而建立起来的。各国的“爱国者们”热烈欢呼这种残忍的暴行表现了一种证明权利的高贵决心；在一股巨大的仇恨的洪流中理性和仁慈被消灭净尽了；德国对于我们和法国人，俄国对于德国人，乃是不可想象的邪恶，正是这种暗昧不清的抽象观念把下面这个简单的事实掩盖了，即敌人像我们自己一样也是人，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作为人，他们也爱自己的家，爱明媚的阳光，爱日常生活中一切纯朴的欢乐；但是现在他们想到自己的妻子、姊妹、儿女在我们的帮忙下遭受到得胜的哥萨克的温柔的摆布，已经因恐怖而变疯狂了。
所有这种疯狂，所有这种愤怒，所有我们的文明和希望的这种灰飞烟灭，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有一帮子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多半愚不可及而且全都毫无才智、毫无心肝的官僚绅士们宁愿出现这种情况，而丝毫不想抵制其国家的傲慢自尊。任何文学的悲剧故事都达不到外交白皮书所引起的恐怖效果。外交家们从一开头就看到了不可避免的结局，他们虽多半希望避免它，然而他们随时会卷入瞬息激变的危机而随波逐流。他们拘谨固执，不肯做出或接受本来可以拯救世界的小小的让步，最后由于盲目的恐惧而匆匆把军队放出来，去干互相屠杀的勾当。
在我们从官方文件得悉的这些外交家们背后，支持他们的是巨大的民族贪婪和民族仇恨的力量，这是在现阶段有害于人类的隔代遗传的本能，是从野蛮的半兽性的祖先遗传下来的，得到政府和新闻的全力关注和支配，被上流社会作为消解转移社会不满情绪的手段而加以强化。军备制造商们以其邪恶的影响人为地助长这种本能，整个污浊的“光荣”文学和用以毒化儿童心灵的一切历史教科书都鼓励这种本能。
无论在其民族情绪方面，还是在其外交政策方面，英国并不比其他参战国更可赦免其罪责。
过去10年来，由于政府的悉心培育和新闻界的襄助，已经培植起对德国的一种仇恨和对德国海军的一种恐惧。我并不是认为德国是无罪的；我不是否认德国犯下的罪行比我们自己的还大。但是我的确主张，无论采取什么必要的防御手段，都应该经过沉着的深谋远虑，而不可出之于完全多余的恐慌夹杂猜疑的情绪。正是这种蓄意制造的恐慌和猜疑产生了使我们参战成为可能的公众舆论。
我们的外交政策也不是没有罪过的。瞒着国会而且甚至（首先）瞒着几乎整个内阁所做的秘密协定，虽然一再遭到否决，却把一种义务加诸国人，一旦战争狂热达到下面这样一个地步这种义务就突然被宣示出来，即战争狂热已使舆论在发现许多人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活都成为一个人的不负责任的决定的抵押品时，也能加以容忍了。然而，法国虽然知道我们承担的责任，E.格雷爵士直至上月还拒绝通知我们保持中立或进行干涉的条件。8月1日他谈到同德国大使的一次谈话（第123号）说：
“他问我，如果德国保证不侵害比利时的中立，我们是否会许诺继续保持中立。我回答说，我不能说这个话；我们仍有自由行动权，我们要考虑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们的态度多半会由这里的舆论来决定，而比利时的中立问题会受到此间舆论的强烈关注。我不认为我们能仅仅根据这个条件就做出中立的承诺。这位大使逼问我是不是我不可能把我们继续保持中立的条件谈出来。他甚至提出可以保证法国与其殖民地之为完整的统一体。我说我不能不明确地拒绝根据类似的条件做出继续保持中立的任何承诺，而且我只能说我们必须使自己的手脚不受任何束缚。”
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没有尽到它对国家的责任，因为一直到它已将同法国的长期协定作为赢得信誉的基础时，才宣布了这些协定；它也没有尽到它对欧洲的责任，因为它没有在危机一开始就申明自己的态度；它也没有尽到它对人类的责任，因为它没有把它保证不参加战争的条件通知德国，而这场战争，无论结果如何，必然会造成数不尽的苦难，牺牲成千上万的我们最勇敢最优秀的公民。
伯特兰·罗素谨启
1914年8月12日
莫利勋爵注45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先生：
谢谢您告诉我，在对权利和政治智慧的这种破坏的问题上，您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像您这样的人表示赞同是有实在价值的，我真诚地尊重您的意见。
您的
莫利
1916［1914］年8月7日
伦敦西南区 温布尔登园区
王子路，弗劳尔米得
C.P.桑格的来信
亲爱的伯蒂：
多谢你的来信。这整个事情的恐怖把我吓坏了。你知道，我一向认为格雷是迄今使文明蒙羞的最坏最危险的罪犯之一，但令人难过的是一个自由派的内阁也参预策划一场支持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专制政权而毁灭条顿民族文明的战争。我祈祷，让经济恐慌严重到迫使人们不得不很快实现和平，但是看来情况是坏透了。
你的情同兄弟的
C.P.桑格
1914年8月7日，星期五
布里斯托尔，
韦斯特伯里——昂——特里姆
F.C.S.席勒注46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我刚刚先在《国民报》上，然后又在白皮书上读了您的那封令人钦佩的信，特别注意了一下在您所引第123号白皮书的那段话中达于顶峰的那些事件的后果。因此我必须向您表示我不仅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每个有文明教养的人的意见），而且完全赞同您的论证。在我看来，根据格雷爵士自己的言行，他显然必须对这场大灾难担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不论他这样做是存心如此还是出于愚蠢。他顽固地拒绝给德国以在某些条件下保持中立的任何保证，一直到他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他能使英国去打仗，而德国于是就会“疯狂肆虐，四出杀伐”。但是证据表明，德国是愿意出很高的代价来争取我们的中立的。
首先（第85号白皮书）德国许诺保证法国本土的领土完整和比利时的领土完整（虽然允许它或可保持中立）。当格雷说那还不够（第101号白皮书）而且要求给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以保证（第114号）时，德国国务大臣解释（虽然笨拙但显然是真诚的）了困难何在（第122号），并说他一定向首相和德皇请示。各家报纸把这说成是拒绝做出保证，然而显然第二天利希诺夫斯基同格雷的谈话（第123号白皮书）就已做出了回答。而且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可能再做更多的让步。他们已经接受了保证比利时中立和法国及其殖民地领土完整的要求，并暗示可以接受格雷要附加的任何条件（只要他提出来）。当然，那本会使对法之战化为一场闹剧，而且可能意味着法国根本不会受到（严重的）进攻，而只是被遏制。人们始终有一种印象，觉得德国实际想打俄国，为了建立同盟国体系，必须接纳法国加入。人们还有一个印象，认为俄国曾把奥地利逼入绝境（第118号末尾处），很愿意打仗（第109号，139号），正在伸展势力，或者说被德国怀疑正在伸展势力（第112号，121号，139号，第144号的第72页开头部分）。一想到任使血流成河完全是为了让沙皇的独裁暴政扩张到全世界，就令人感到厌恶。至于格雷的善意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新闻报道的摘要没有提示第123号白皮书的重要内容?最初没有一家报纸注意到它，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至于《国民报》主编对您的答复，他简直颠倒了时间顺序。利希诺夫斯基提出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在格雷发出照会之后，而且是对其照会的答复。格雷的回答似乎纯粹是一种“搪塞之词”，如果他真的想要保持中立，他肯定会就利氏的建议反问道“这些就是可靠的保证吗?”但是他根本未做任何反应。
但是，覆水难收，哭也无益，到现在还考虑如何拯救欧洲文明也没有多大用处；我担心这场可怕的灾难会持续很久，足以将欧洲文明彻底毁灭。不过，我料想，当受苦受难的千百万人民已经忍受了半年的大灾难时，那些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帝王将相、外交政客们也不会有几个留存下来。
您的永远诚挚的
F.C.S.席勒
1914年8月19日
萨里郡，伊谢尔
伊谢尔寓所
与J.L.哈蒙德的往来书信
亲爱的哈蒙德：
我很高兴诺曼·安吉尔在做出回答，而且很高兴被他免职。
关于比利时，有几个问题我要问你一下，不是进行争论，而是因为我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对《国民报》继续怀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敬意，我过去同它一直是密切协同一致的。
一、过去许多年来，德国并无欲在下一场战争中经由比利时进攻法国的密谋，这是所有对军事问题略加关注的人尽皆知晓的事实，《国民报》竟对此毫无所知吗?
二、在前几年《国民报》是否认为对比利时的侵犯（假如发生的话）是与德国交战的一个正当理由呢?
三、如果是这样认为的，那为什么从未将这个看法做丝毫的流露，也从未要求政府向德国宣明这个看法呢?如果旨在拯救比利时，这是一个明显应负的责任。
四、当所谓保护比利时的义务已然危害了可能由于同俄法的联盟而产生的一切纠纷，为什么《国民报》过去反对大陆国家的卷入?
在我看来，过去和现在一样，《国民报》的政策是感情用事的，就是说它不肯面对不利于它的政策的事实。无论如何，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够逃脱人们对它的指责，说它过去缺乏头脑，现在歇斯底里。
如蒙赐复，无任感荷。
您的诚挚的
伯特兰·罗素
1914年9月5日
亲爱的罗素：
您的来信（责备我的字写得有些模糊不清）给我很大的震动，不过如果我不是先已从印刷商那里得到过类似的告诫，我受到的震动会更大。因此，我已着手进行修改的费力工作，其结果是您看到了的。
我的信是回答您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如果《国民报》认为我们应当为保护比利时而战，为什么不告诉读者这是它的观点，又如果它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反对外国力量卷入。（我以最简略的方式转达尊函所言）首先，我必须请您————为了对《国民报》表示公正————把《国民报》和我区别开来。我从未负责该报外交政策（或有关军备）方面的方针，我与它没有联系。在波斯问题上我与《国民报》意见完全一致。因此回答您的问题我并不是很合适的人选；不过我想《国民报》可以自己澄清矛盾。
1.我不知道《国民报》是否晓得这一点。（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晓得的。我总是认为德国会形成针对比利时和荷兰的阴谋，我在《言者》上写的有关外交政策的文章中说，如果她（德国）进攻它们，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
2.《国民报》在1912年4月，1913年3月和战争爆发前一周，都曾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对比利时所负的责任。
3.我推想他们没有要求政府把这一点告知德国，因为他们想英国政府会考虑其所负的责任，这是尽人皆知的。
4.《国民报》认为，同法国和俄国结成协约国，更可能引起一次大战，如果我们完全保持独立，则更易于保护比利时。“德国不能为了一点微小的军事利益而破坏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如果她在其他方面也许还要指望我们持中立态度的话”（1913年3月1日《国民报》）。他们也许本来就是错的，他们对格雷的总的批评也许对也许错，他们认为可能建立英法德协约国的想法也许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他们在几年间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努力工作，并认为是德国把它毁掉了，这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之处。马辛汉的观点是：（1）德国在最近两周内不会为了欧洲的和平做任何让步；（2）德国一定会侵入比利时。
如果您说您认为《国民报》过去没有充分考虑到德国的好战的势力，我同意。我认为那是所有爱和平的人民共同的错误。布雷斯福德在其《钢与金的战争》一书（有许多地方很精彩）中完全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是他却预言在欧洲再也不会有大战了。
您的
J.L.哈蒙德
1914年10月19日
奥特费尔德
海伦·达德利的来信
谢谢您所赠的鲜花。它们给我以极大的欣慰，您的信也是如此，————我把它读了好几遍。那天晚上是很可怕的————要不是我们彼此见到了，那会更可怕无数倍————我原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您了。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的确理解您的情况，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觉得，一旦我恢复了气力————我希望很快恢复————我们间的一种深厚而持久的友谊是可能的。无论发生过什么事情最后都不会有任何影响，我们的友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好的。
现在说声再见了，如果在这个狂乱的世界上还可以谈和平的话，那么让和平与您同在。
H.
（海伦·达德利）
［1914年］
致乔治·特纳先生
亲爱的先生：
很遗憾，我不能再向剑桥自由协会缴纳会费了，而且我也不想再做它的会员。我过去支持自由党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我认为他们不大可能像保守党人那样参预一场欧洲战争。结果表明，自从他们当政以来，他们一直在欺骗他们的支持者，而且在秘密地实行一种其结果为我所憎恶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无论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去支持现政府。
您的忠实的
伯特兰·罗素
1915年4月26日
剑桥三一学院
下面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位杰出的探险家和战士。他曾于1903——1904年任英国赴西藏探险队的指挥官。他是一个极讨人喜欢的豁达大度的人，我非常尊敬他。我们在1914年曾同游毛里塔尼亚。
弗兰西斯·扬哈斯本爵士的来信
我亲爱的罗素：
您说由于您对战争的看法而感到孤立，令我颇以为虑。其实情况恰恰相反。您应当感觉到您的朋友们因为您的独立精神和诚实正直而感到骄傲。那些自命不凡、自大成癖之徒则恰恰会被他们的朋友所鄙弃。但是很遗憾，他们倒不像您那样有孤立的感觉。他们太意得志满了，以致不会有这种感觉。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会有此感觉。
但请您一定记住，您的朋友们，即使可能并不同意您的意见，他们也是敬佩您而且受惠于您的。最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您本来应该把您所想的东西说出来。因为您对德国人和其他大陆国家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了解，而且您对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做过专门的研究。在这种时候，就需要有像您这样可使我们其余的人据以省察自己的榜样。一直到战争爆发前我对德国几乎毫无所知。我出于传统倾向于采取军人的观点。因此我对待这个问题是从一种与您颇不相同的观点出发的。我愈加想知道您的想法，并尽力根据您的看法把自己的观点弄得正确合理。
根据我自己对政府活动和军事态度的经验，我要说，任何处于政府圈外的人从一开头就对事情有一如实的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危机是突然出现在外界公众面前的。在表面的背后，危机一直在酝酿着，不过我们对之毫无所知或极少知闻。于是它突然爆发，我们则必须形成我们可能持有的最佳看法。至于军事态度，我从个人经验晓得，当你以物质的手段来加强你自己的观点（你是多么容易无视任何他人的观点啊）时，那是多么极端的危险。我在战场指挥官们那里就看到过这种情形，而我自己也许一直都很难听得进别人的话。在我看来，这正是德国正在遭受的苦难。它（德国）确实积聚了强大的武装力量，这就使得它对他人的感情和权利全然置之不顾。我认为我们必须教它明白的东西是这个起码的事实，即漠视人们的权利和感情，是不会有好处的————它必须考虑它们。
您的非常诚挚的
弗兰西斯·扬哈斯本
1915年5月11日
伦敦
下面是许多同类信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J.布尔的来信
你现在已不是三一学院的一个研究员，这可能完全是真事，而且幸好如此，————但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们（如果你有什么朋友的话）不会否认你是一头蠢驴。不仅是一头蠢驴，而且是一头卑鄙的、好说谎的蠢驴，因为你竟肆无忌惮地散布谎言，说什么“无疑双方都发生了种种暴行”。你，连同你的朋友（?）庇古、马歇尔、沃尔特·G.贝尔、A.R.沃勒、科尼比尔诸人，都完全明白，指责英国军队犯有暴行乃是一种恶毒的谎言，只有投靠了德国佬的英国叛徒才会造出这种谎言，————你妄图把俄国人引进来的那种卑劣做法就已说明了你是个什么东西!
您的
J.布尔
1915年9月20日
赖德
下面这封信的起因是我在一次讨论战争的会上代萧伯纳注47主持会议。
萧伯纳的来信，寄自伦敦中西区亚达菲街10号，1915年10月16日
亲爱的伯特兰·罗素：
您最好同韦布夫妇详细谈谈。就我来说，确如精灵一样在推动您。如果您不想引起争论，只要说明下面几点就很容易宣布开会了，即这是一次费边派的会议，费边社的任务是在人所能及的限度内对社会问题进行公正客观的研究，探求消除社会灾害的办法；战争像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做这样的研究，与反征兵的示威游行和爱国精神之重振相并而行；这次晚间讲座的题目是从心理方面看战争；并且表示您很高兴来召集这次会，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肯定不会成为一个明哲保身、调和折衷、超然物外的人。我想争取人们来听讲，使这次讲座取得成功；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想鼓动听众；不过我要以尽可能如闪电般公开挑战的姿态来这样做。重要的是这次会应当开得心情愉快而又富有勇气；因为对每个人来说，实际的问题是心有恐惧。在适当的关键场合，他可以什么都说，但在不利的场合，他就什么都不说了，所以唯一棘手的工作是确定关键之所在。
对您提出的思路我确无异议，而且您在我发言之前或之后讲，对我都是一样的。我们的任务是让人们认真地对待战争。使我恼火的是人们把该诅咒的事物视若等闲的那种令人骇怪的庸见和对我们认为爱国主义的东西的那种庸俗的轻薄态度。
永远是您的
萧伯纳
又及：估计此信在午后晚些时候之前不会送达，所以我将它寄给韦布夫妇了。
下面这封信的起因是我在论协约国的政策的小册子中批评了吉尔伯特·默里为格雷所做的辩护。
致吉尔伯特·默里
亲爱的吉尔伯特：
谢谢您的来信。对您和外交部的关系我给出了一个错误的印象，非常抱歉。我确曾认为您与他们有更深的干系。
我同意您对未来所说的一切。我无意同那些主张自由思想的人发生争论，虽然我在战争问题可能与他们有分歧。我认为有必要回答您，正如您认为有必要写您的小册子一样，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我的回答中应该有任何冒昧侵犯之处；如果有的话，我表示歉意。我觉得我们的友谊仍然永存。无论此时此地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会说上帝保佑您。
永远是您的
B.罗素
1915年12月28日
伦敦中西区伯里街，
罗素宅邸34号
下面这封信本来应收入本书第一卷，如果在该卷出版时它在我手边的话。前者机会既失，我就将它收在此处，与桑塔亚那的其他来信放在一起。
桑塔亚那的来信
亲爱的罗素：
今晨接令兄一信。转告您的口信，多多感谢。我要去泰里格拉弗住宅同他一起度过星期天，但预计下周一或二去剑桥，料可与您见面。同时我要代表哈佛大学向您提出一个建议，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向您建议：您可否于下一个学年即1912年10月至1913年6月以哲学教授的身份去哈佛讲学?罗伊斯要去休假，我将离开哈佛，帕尔默只在这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在那里。只有佩里、明斯特贝格和两三位年轻的心理学家留在那儿。他们的想法是请您开一门逻辑课，每周3小时，其中有一小时可委托为您做安排的一个助教宣读论文等等，他们还要请您开一个我们所说的“习明纳尔”（seminar，即讨论班），讨论您想要讨论的任何问题。如果您乐意的话，您也可在哈佛或波士顿洛威尔学院做一些较通俗的演讲。这些演讲会单独付您报酬，而教授的薪金通常是4000美金（800英镑）。我们希望您乐于考虑这个建议，因为您是年轻的美国哲学家学派最渴望向之学习的人。您会给他们带来思想精确和独立精神的新标准，打开他们的眼界，而且可能对该国新一代哲学家产生最大的影响。
我们并不特别急迫要得到您的回答，所以您无须在下周我们晤面之前写信给我，除非您已做出极其明确而确定不移的决定，如果这样，您可复一短信，寄到泰里格拉弗来。我的固定地址是：
南威尔士，帕尔玛尔，123号
布朗·希普利公司转交
您的诚挚的
G.桑塔亚那
1912年2月8日
温莎，昆斯艾克
又及：我的意思不是辞谢您要在我去剑桥时为我做推荐的好意，只是因为我在这个星期中间才能去，不知您那时去剑桥是否也方便。
桑塔亚那的来信
我在西班牙报纸上读到这段关于“war babies”（战时士兵的私生子）的话：“基钦纳注48在创造一个军队的同时也创造了爱情。在一个往日只知道男婚女嫁的国度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G.桑塔亚那
1915年5月5日
牛津
桑塔亚那的来信
从军事观点来看，或者对于那些因为战争干扰了他们私人的或政治的阴谋诡计而震怒的人来说，局势肯定很糟。这种局势可能还要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否则就会在一段虚假的和平之后旧态复萌。但是，像一个哲学家那样极其平静地来看时局，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悲观的。当我到桑德福去吃午餐（我常去那儿就餐）时，看到刚刚耕耘过的大片农田，使我极感欣慰：英国正在变成一个被耕耘过的有教养的国度，而不是像野蛮的北日耳曼那样遍是泥沼草泽的蛮荒之域。在我看来，仅此一点即足以补偿一切损失而有余：它正在奠立健全的基础。至于俄国，我倒有点喜欢列宁（而不是那个昏庸的克伦斯基!）；他有一个他愿为之奋斗的理想，那是一个彻底反日耳曼的理想。如果他仍然掌权，他可能还必须同德国人打仗，而且会使用毒气。此外，我认为他们在柏林的计划已然完全失败，使我们感到威胁的普鲁士在教育、工业、军事上的优势在国内已被逐渐削弱了。他们现在不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受其羁绊的人愈多，在他们自己的统治体制下突然爆发的爆炸性也愈大。
至于资本的破灭和损失，我不大关心。被杀死的青年们如果还活着，他们也变老了，而且不会有任何用处了；这样无所用于世地过上许多年，他们也许死于黏膜炎或肾脏病，也许上绞架，或者老朽而死————难道这就不那么令人可惊可怖了吗?我希望甚至喜欢世界更贫困一点，我只愿人口也能变得更稀少些；我非常希望过凭票证领面包、凭票证住房的生活，我愿自己被人们知道的只是一个编号，而不是一个教名，如果这一切能够结束依靠谎言的生活，而且真正澄清政治空气，但是恐怕灾难不会大到足以这样做的地步，而且尽管有列宁，恐怕人们还会修修补补拼制成某种虚假的安排，从而使我们一切还是以前的样子。人民缺乏聪明才智，期望他们如此是不切实际的，那是很久以前我的哲学使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否则我怎么可能在美国住了40年之久呢?
这一切不会使您感兴趣，但是我既然写了，那就随它去吧。
［G.桑塔亚那］
致奥托兰·莫雷尔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晨邮报》上刊登的一个美国人写的、注明发自“里茨旅馆”的信，说他在新学院教堂发现了一块刻着“保卫祖国”的石碑，上面刻写着在战争中死去的新学院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三个德国人!对此他表示惊骇困惑。他向教堂司事讲了自己的惊骇，这位司事却回答说：“他们是为他们的国家而死的。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极好的人。”他们为新学院带来了荣誉。这位值得重视的美国人认为有必要给我们上一堂如何做爱国者的课。
“伊丽莎白”（我的嫂子）对她的5个德国外甥在战争中全都仍然活着感到遗憾。她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个美国人会喜欢她的。
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可在周三和周四（15日和16日）去看你。我想见一下［D.H.］劳伦斯……
1915年 ［剑桥］
自从我回到这里，我已越加感到战争的重压，————当你在这儿的时候，你就会惊骇地意识到战争造成的损失。而鲁珀特·布鲁克之死则使我痛感到这一点。现在待在这里，一切惯常的生活都中断了，真是难以忍受。将来会有下几代的人————但我还是担心，人类文明有些东西将永远失去了，正如希腊在遭到这样的毁坏时有些东西失去了一样。说来也怪，较之对自己的一切朋友或任何事物，人们更珍视文明，珍视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而缓慢取得的这种成果，文明似乎是人们为之而生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我活着不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是为了通过奋斗取得某种心灵的进化。在这里大部分时间这种进化是受到促进的，————已经做的一切要交给后代，他们将在我们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前行。现在一切都被阻不前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在其止步的地方重新启动。而所有老牌的叛逆者却会欣喜若狂。
星期天下午（邮戳日期为1915年5月10日）
［剑桥］
我刚刚才意识到剑桥如何地压制我。我觉得在这里远更具有活力，远更能够面对这个时代可能带来的任何恐怖。但是从战争伊始，剑桥已不再是我的家园，不再是我的庇护所了。被人们视为一个叛国者，我感到无法形容的痛苦。在学院的四方院子里每次与人偶然相遇都令我心惊胆颤，忐忑不安。人是应该锻炼得更坚强些啊。
我最亲爱的，请原谅我近来令人极不愉快。但是我的确很倒霉，恐惧缠扰着我。在心情平静下来之前，我不想说我心中所想的一切，因为那太多了而且是疯狂的。所以我是一个又硬又蠢的家伙。
星期三晚（邮戳日期为1915年5月27日）
罗素宅邸34号
我想我将同反兵役联谊会的人交成朋友。民主监督同盟太温和而且纠缠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战争结束以后再谈这些事情是可以的，但不是现在。我希望好人们不要这么温和。我在这里认识的主张不抵抗主义的人们都是一本正经进行道德说教的————人们觉得他们不了解人性有凶暴猛烈的一面，他们缺乏幽默感，缺乏强烈的意志，缺乏使人具有活力的任何东西。他们绝不会责斥法利赛人注49也不会赶走兑换钱币的钱商。我多么强烈地渴望人们能够从自己本性的囚笼中挣脱出来。现在我甚至觉得，有某种巨大的力量由于我的怀疑论、犬儒主义和缺乏信念而被永久地拘禁在我之内了。但是无此拘禁的那些人则似乎总是无知而略显愚蠢的。这种拘禁使人觉得非常孤独。
对劳伦斯的哲学我一点都弄不明白。我不愿跟他谈论它。它不合我意。
星期五（邮戳日期为1915年6月11日）
劳伦斯从清早一直到10：30把我的时间都占去了，所以昨天我未能给你写信。我们有一场可怕的争论，但不是灾难性的。他为各种各样我觉得不该指责的事情而攻击我————实际上主要是攻击我之倾向科学和尊重事实。我将把他对我的提纲所写的评论寄给你。我很乐于知道你对它们的想法。他带我去见一个俄国的犹太人柯梯良斯基和［米德尔顿］默里及其夫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他们都坐在霍尔本饭店毗邻的一间没有任何设备的空屋子里，门窗紧闭，不停地吸着俄国纸烟，一副疏懒而愤世嫉俗的样子。我觉得默里令人厌恶，这三个家伙的整个气氛毫无生气而且有一种腐朽的味道。
随后我们去了动物园，————狒狒使我感到开心畅意。它故意长时间地看着每一个人，然后慢慢地张牙露齿，狂呼大叫，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仇恨和厌恶。斯威夫特注50也许会喜欢它。然后我们上汉普斯特德和雷德福去，劳伦斯夫人待在那儿。一个钟头之后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了，因为我们一见面就立刻开始争辩起来。我对劳伦斯说，我认为无论如何首先我们应当互相独立不倚，而不要试图开创一个学派。他谈论政治时，我觉得他是如此之狂诞，以致我无法同他正式合作。我希望他不要伤心。但就我仔细观察，他似乎并未伤心。他的思想狂放不羁，误将自己的愿望当作事实。他的头脑也糊里糊涂。他说“事实”无关紧要，要紧的只是“真理”。伦敦是一个“事实”而非“真理”。但是他希望把伦敦推倒拆除。我力图使他明白，如果伦敦是不重要的，那么拆除它就是荒谬的，但是他仍然反反复复地说伦敦实际并不存在，说他很容易使人们看到它并不存在，于是人们就会把它推倒拆除。他对自己的说服力如此自信，我就要他马上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去开始宣传他的这些思想。这一来才使他清醒过来，开始坐立不安。他的态度有点疯狂而且不很诚实，或至少是非常糊涂的。他没有接受个人是软弱无力的教训。他认为我之力图使他承认事实，乃纯粹出于胆怯，缺乏大胆思想的勇气，自我沉溺于悲观主义之中，当你能使他对事实略有一点认识时，就如我终于做到的那样，他就灰心丧气了，说他要到南太平洋群岛去，要娶六个当地的老婆陪他一起舒适地晒太阳。他是个固执难对付的家伙。他的毛病是有一种疯狂夸大的倾向。
1915年7月
是的，劳伦斯跟我在一起的日子是令人极不愉快的。我对他完全绝望了，只是计算着跟他结束交往还有多少时间而已。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有肝病，但不完全是。劳伦斯非常喜爱雪莱，————这固然很好，但是同样带有对事实的厌烦。他所盼望的革命就是恰如雪莱所预言的一帮叛逆者飞逝而去，而人们则庆祝一个爱的节日。他的关于人民的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好得惊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又被具有强烈色彩的爱引入歧途。
星期五晚上，我同我在哈佛的一个学生T.S.艾略特及其新婚妻子一起吃晚饭。我本来想由于艾略特的诡秘玄虚，这位新娘大概是令人讨厌的，但是她倒并不那么讨人嫌。她很快活，有点粗俗，敢作敢为，充满活力————我想艾略特说过，她是一个艺术家。不过我原以为她是一个演员呢。艾略特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但是慵懒不思振作；她说她嫁给他就是要激励他奋发起来，但是发现她不可能做到。他娶她显然是为了受到她的激励。我想她很快就会厌倦他了。她因为害怕潜水艇，不肯去美国见他的亲属。他对自己的婚姻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对她友好相待，他是非常感激的。他是桑兹小姐注51型的美国人。
1915年7月 星期二
我的宝贝：
非常高兴今天早晨收到你的信————一封如此珍贵的信。我希望我能避免陷入不幸。这我能做到，即使除你之外我还有一些利害关系而又不能继续停留在家庭圈子之内，————否则若继续待在那个圈子里，我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纯粹多余的幽灵，只能旁观不能参预，而且这种感觉已变得极其强烈而不堪忍受。每周在城里过几天我就会好起来的。女主人注52向我说明了情况，而且今天她的姐姐沃特洛太太进城去了，她带我出去野餐时还要再给我讲。她说（我相信她的话），她最初对我哥哥并未留意，因为她觉得他已有可靠的婚姻，因而认为他只适合做一个情人。突然，没有跟她商议，他就写信对她说他要离婚。这使她激动得透不过气来，而且很令她高兴；她听之任之，什么明确的话也没说，但是默默地允许他着手进行一切。现在她感到非常不安，因为那个不可遏阻的时候即将到来，那时他的离婚已断然无疑，而她也必须做出决定。她对他的不满有如下几点：
（1）他睡觉时带七条狗在他的床上。在这种情况下她片刻不得安眠注53。
（2）他高声朗读吉卜林注54的作品。
（3）他喜爱泰利格拉弗宅，而那里是令人憎恶的。
我想如果有充分的时间去找，还可以发现其他一些缺点，这三点则是精心选择出来向我诉苦的。她是一个喜欢阿谀奉承的人，她显然给自己派了一项任务，即如果她同弗朗克断绝关系，要使我不反对她。我太爱我的哥哥了，我太关心他的痛苦了，以至于从心底里不能原谅她，纵然她有十足充分的理由。她说她还远未拿定主意，不过我想她是不会嫁给他的。她会很高兴继续有他做情人，但是我觉得他肯定绝不会同意这样做。
我必须住笔了，因为我得马上把信寄出去。
请勿以我为念。只要我不让自己的思想过分专注于我不可能拥有的东西，情况就会好起来的。我喜欢跟孩子们去野餐，因为只有这时我才不是一个幽灵。当你在场的时候，我就无法融入家庭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方面则因为有你在场我总是怕受到你的指责而局促不安，不知所措。我知道，由于我并不了解的一些理由，有些事情我做或不做都让你烦恼，这使我在你面前不可能表现得轻松自如，虽然有时这使我把你所憎恶的东西夸大了。但是在我不很疲惫时，我还是能够克服这一切的。由于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很不自在和惊恐，我的生命的活力在加辛顿不能保持长久，当它丧失时我就越来越无法抗拒要同你保持一个距离的想法了。
星期四晨［邮戳日期为1915年9月9日］
哈斯勒梅尔，金斯利格林
哈奇
我的宝贝：
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已经开始感到焦急了。我很高兴劳伦斯过去是这么了不起。我绝不怀疑他走是对的，但是我不能离开英国。我根本不忍心认为英国正在进入其生命的渐衰期————那太令人感到痛苦了。我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我相信我们的民族在某个方面是健康而具有活力的。到处是黑暗和耻辱————但是我相信耻辱本身到头来会唤起一种新的精神。英国愈是衰微，我愈是想要扶助它，愈是觉得自己不论好歹是与英国拴在一起的。除了英国，我不可能写别的题材，与英国相比，别的东西似乎是如此之渺小。
你的B.
星期四夜（邮戳地址、日期为伦敦，
1915年10月29日）
艾略特昨天有半天休假，3：30回家。非常滑稽的是我怎么会喜欢他，好像他是我的儿子。他愈来愈长大成人了。他对他的妻子有一种深切的、完全无私的热爱，而且她也的确非常喜欢他，但是时不时地冲动起来就虐待他。那是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残酷，而不是那种日常的直截了当的残酷。我每天都在致力于使他们之间诸事顺遂，但是现在我不能丢开他们不管，当然我自己对此也极有兴趣。她是一个举棋不定的人，她的结局不是一个罪犯就是一个圣徒————我不知道她究竟会成为哪一种人。对这二者她都有完全的能力。
星期三（邮戳日期为1915年11月10日）
我的宝贝：
我不知道最近我怎么了，但是我已经又陷入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时而会有的那种无精打采的状态。我深知我应该过一种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已失掉一切意志力。我需要有个人来管束我，来驱使我，告诉我住在何处，要做什么，而不留给我任何自主权。我以前从未有这样的感觉。我相信这是极度的精神疲劳，非常强烈的精神疲劳，它使我对任何东西都失掉了兴趣，靠我自己的努力不足以获得一种较好的心情。事实上我应该同任何可能被认为使我开心的东西作斗争。我的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恰恰是要实行静坐和沉思冥想。
在课程结束以前我还不可能多行静坐，不过那不会很久了。如果那时我能找个像德斯蒙德［麦卡锡］那样的人同我一起到乡村来而且迫使我去多做散步，我就会好转的。但是人人都很忙，我也没有精力安排这些事情。我现在没有做任何工作。过些时候我得为去哈佛讲学着手工作，但是一想到工作就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惧感。我相信应该做点事情，否则我就要崩溃了。
艾琳（库珀·威利斯）刚刚在这里对我大骂海伦（达德利）————最近有人告诉了她全部事情————这并没有使我比先前更愉快些。罪孽感是这些时候使我烦恼的东西之一。我想这种感觉的根源在于世界的状况和严重的无能为力之感。我曾以为我已克服了这种感觉，然而它又复发了，而且比以前更甚。你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帮帮我吗?如果你能够，我会非常感激你的。此时此刻我的生存真是糟透了。
我现在知道这恰恰是一种病态，它再也不会使我对你或任何人寻隙挑刺儿了。我已丧失了意志。我把它用得太多了，它突然崩溃了。
你的负担已经够重的了————但是如果你知道有谁能照料我一会儿又能不断驱使我，那情形就会不同了。
你的B.
星期三（1915年）
附上怀特上尉的一封信。你会看到他对我怀有同劳伦斯一样的敌意或对立情绪————我想这是我在精神上对之抱有同情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有的一种情绪————也许就是这同一种情绪使你未能如你最初认为自己要做的那样关照我。我希望你把它找出来，告诉我它究竟是什么。这种敌意使我感到非常孤立。我对之抱有理智的同情的人们几乎从来没有任何精神生活，或者即使有也几近于无；而别人似乎觉得我理智的一面是不可容忍的。你会认为我又患了忧郁症，但并非如此；我只是要寻根究底，把事情弄明白；如果我不能把它弄明白，就难求更大成就。
我曾对怀特说，使我感到烦恼的是：我的听众增多了，而应被我的讲演注55弄得很不舒服的人却未加多————著名的如阿克兰夫人（她的丈夫曾入内阁），她安坐听讲，怡然自得，并未觉得我说的话是对政府的谴责。我曾想，讲完最后一讲后，我要从实用的角度强调一下道德的东西。
我觉得我不大了解你近来的所思所感。我一直很忙，信写得不勤，所以我不能抱怨你。但是能见到你而且探明发生在你身上的某种东西将是一种宽慰。自从上次到加辛顿以来，就私事而言，我一直很快活。你还记得在你去见维托兹大夫注56时我写过很多关于认识论的东西，遭到维特根斯坦最猛烈的批评吗?他的批评虽然我认为你那时并不了解，但却是我一生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而且对我此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影响。我认为他是对的，我认为我绝不能再希望去搞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了。我的动力被打掉了，有如一道波浪在防波堤上撞得粉碎。我变得彻底绝望了注57，想要转向你求得安慰。但是你正忙于请维托兹大夫看病，无暇顾及我。于是我就放浪形骸，调情取乐，而这又加深了我的绝望。我必须为赴美国讲学写讲稿，虽然我过去和现在都相信哲学的全部基本工作都是逻辑的，但是我却选取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课题。原因是维特根斯坦已使我相信逻辑上需要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太困难了。因此我的哲学的动力在那个工作上并没有得到真正必要的满足，而哲学就失去了对我的支配力。造成这种情况的更多是维特根斯坦，而不是战争。战争提供给我的是一个新的、困难较小的目标，这个目标在我看来像旧的目标一样好。我的讲学使我相信在这个新的目标中有一种有潜在价值的生活和活动。所以我想要安静地工作，而且就工作来说，我觉得比遭到维特根斯坦猛烈攻击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平静。
星期六［1916年］
斯坦利·昂温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
在最近一期《剑桥杂志》上我极有兴趣地注意到您计划讲授一门论“社会改造原理”的课程。
如果您有意以后将这些讲稿以书的形式出版的话，我希望我们能有幸为你印行此书。
附上《向着永久的和解》的内容简介，我们知道这是您很感兴趣的一卷，我们预计在12月6日发行此书。
您的忠实的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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