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人物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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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大众社交还是居家生活，英国都给我留下了深广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只有在英国，有教养的人自然就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荣誉、爱情、宽容、朋友遍天下』，这是他们养成的最高处世原则。

    在华兹华斯那个时代里，只有他是正确地对待人性，并绝对信赖人性的人。他在真正的顿悟中把握了诗的主旨，《不朽颂》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完美的结晶。他的勇气赋予了诗王国以新的意义、新的境界。

    7年后的英格兰已是人事全非。现在再次提笔修改上次旅程的见闻时，除了在最后一章或和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两件事外，我尽量不去提及逝去的故人。但我必须再说一说我自己，权当一种无以言表的谢忱。承蒙好友的热诚关照，每段旅程都轻松愉快。无论是大众社交还是居家生活，英国都给我留下了深广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只有在英国，有教养的人自然就会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荣誉、爱情、宽容、朋友遍天下”[1]，这是他们养成的最高处世原则。来到利物浦时，我发现和我通信的曼彻斯特人正在那里等我。这位先生彬彬有礼，在我呆在英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对我热情招待、悉心照料。他思维敏捷，才情卓越，还是当地一家有影响力的地方报纸的编辑，他办事稳妥，心地善良，听他说话如置身一泓蜜池，甜滋滋、暖融融的。在此后的旅行中我也是好运不断，直到后来我对那种善良的英国式的厚道不再大惊小怪了。此行又发生在美国外长班克罗夫特（Bancroft）先生访问伦敦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在他的房间或办公室，我有幸接触了一些大人物，参观了一些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的场所。在卡莱尔的房间，我遇见了一些社会名流和文学大师。非特请不可入内的雅典娜神殿和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也对我热情开放，这让我在“地质学”、“古文物收藏”和“皇家学会”等里面获益匪浅。我看到过罗杰斯（Rogers）、哈勒姆（Hallam）、麦考利、米尔恩斯（Milnes）、弥尔曼（Milman）、巴里·康沃尔（Barry Cornwall）、狄更斯、萨克雷、丁尼生、利·亨特（Leigh Hunt）、迪斯雷利（D’Istaeli）、赫尔普斯（Helps）、威尔金森（Wilkinson）、贝利（Bailey）、凯尼恩（Kenyon）和福斯特，还有年轻诗人克拉夫（Clough）、阿诺德（Arnold）和帕特莫尔（Patmore），在科学家中见到了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欧文（Owen）、塞德威克（Sedgwick）、法拉第（Faraday）、赖尔（Lyell）、德·拉·贝歇（De la Beche）、胡克、卡朋特（Carpenter）、巴贝治（Babbage）和爱德华·福布斯（Edward Forbes），我也特别荣幸地和贝利小姐（Miss Baillie）、摩根太太、詹姆逊太太和萨默维尔太太（Somerville）进行过亲切交谈。他们的殷勤好客也使我对这些私家宅第记忆犹新，亲切无比。但在社会名流中间要想找到几个德才兼备的人物[2]并不简单，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名流圈子里。回想起来，我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全国各地和一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的交谈。可是如果在我的书里提及他们的名字，我担心这是对那些对我敞开心胸、真诚礼待的豪华庄园的不敬。在伦敦的那些特殊日子里，我欣然回想起两三个非同一般的日子。一天是在克佑镇，威廉·胡克大人带我观赏了那座大植物园里的所有奇花异草；一天是在伦敦博物馆，查尔斯·费洛斯大人（Sir Charles Fellowes）向我详尽地介绍了他的爱奥尼亚纪念章；还有一天是欧文先生陪我和我的同胞赫尔普斯先生参观了亨特博物馆。

    从伯明翰到牛津、从列斯特到诺丁汉或谢菲尔德、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受到了社会名流和普通大众同样的盛情款待。在爱丁堡，承蒙撒弥尔·布朗博士（Dr.Samuel Brown）的引荐，我认识了德·昆西（De Quincey）、杰弗里大人、威尔逊、克洛威（Crowe）太太、梅苏·钱伯斯（Messrs Chambers）夫妇以及英年早逝的天才画家大卫·司各特（David Scott）。

    1848年3月在阿伯塞德（Ambleside）时，马蒂诺女士（Miss Martineau）刚从埃及旅游回来，我去她家做了几天座上宾。一个星期天下午，我陪她去莱德山（Rydal Mount）。许多年前，我曾去那里拜访过华兹华斯，因此再次拜访记忆更为深刻。我们发现华兹华斯先生正躺在沙发上小睡。他起初有点像一位老人小睡突醒，郁郁寡言，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但很快就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法国的各种传闻。在民族情感上，他痛恨法国人，也痛恨苏格兰人。他说，没有一个苏格兰人会写英语。他描述了两种模式，历史学家罗伯特逊（Robertson）的所有句子都是按照其中模式造的。他说杰弗雷（Jeffrey）以及爱丁堡的评论家们都不会写英语。他们是危害英语语言的大害虫。他觉得吉朋（Gibbon）的英语也不尽人意。《爱丁堡评论》写的无非是它要说的、要兜售的东西。然而自从柯勒律治上书给它的主编以后，文学评论的论调有所改变。华兹华斯太太还收藏着主编的回信。华兹华斯先生认为丁尼生是个了不起的诗歌天才，尽管他的诗有点矫揉造作。华兹华斯一会儿说丁尼生的长兄是个更优秀的诗人，可是马上他又说阿尔弗雷德的诗才是真正的优秀……我有些糊涂，只是听他说到“肯定地讲，这是方法问题，但你知道问题总是出在方法上面”。……他认为里约热内卢是世界上最适合建大都市的地方……我们谈起了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我告诉他说，在美国的各大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柏拉图主义者托马斯·泰勒的译文，而全英国却没有人知道他，这真让人难以置信。我说，如果把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一本新书在英国出版，你认为有人去看吗？————他承认是不会有人看的。“不过，”停了片刻，他以正统英国人的那种自满情绪说道，“不过我们已经把它具体化了。”[3]

    他依据在平时劳作中或公共马车上发生在他本人或家人身上的一些生活轶事，而草率形成了对法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一些固定看法。他时而喜形于色，但说起话来却是平淡无奇。然而通常对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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