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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士比亚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撒克逊人的细致和东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结合。尽管近两个世纪的作家们也有所体现，但都望尘莫及。我发现不仅是那些不可望其项背的大师，还有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一种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气势。
在英语民族里存在着一种拯救的力量，它可以起死回生。就在这个民族里一直存在着少数智识过人的思想家。他们能够欣赏知识分子的出众才华，能够把握历史趋势的征兆。尽管这种建设性的才智看似弱小或肤浅，但批评的格调比较高昂，使人联想起无形的上帝的降临。
一种根深蒂固、坚不可摧的常识，已嵌入英国人的骨髓里达千年之久了，正如刚刚学会看书认字的水手和士兵思考的那股狂劲。英国人没有奇思妙想，绝不会出其不意地讲出一句含沙射影的句子或连珠妙语来，雅典人和意大利人的格言警句，到了英国不久后就变成一则寓言。但他们的语调铿锵、言辞精准直接；贵族的语言也同样适合平民百姓。这种朴实无华的、真实平淡的表达风格不仅出现在他们早期的作品中，也出现在最近的著作里。就像一位荷兰画家不惜用锅碗瓢盆来展示居家之美一样，它把泥土的芬芳、牛羊的气息带进了民歌民谣。他们在诗歌里追求上帝赋予他们的幸福，自然界里的一草一木都逃不过他们的视线。诗人从一个个迸发的想象的事物中巧妙地找回自我。英国的诗神对农舍、对乡间小路、对集镇都无比的眷恋。用斯戴尔夫人的话说：“他们要逼我走上云霄，我却穿着木屐踩在泥潭里。”因为英国人具有着精确的感知力，能抓住事物的要害，并且十拿九稳，屡试不爽。他们喜欢斧头、铁镐、船桨、枪炮以及蒸汽管，他们制造出自己使用的工具。他们是唯物者，讲究节俭又看重财物[1]，对待英国人必须真诚而实际：你得给他真的松饼而不是一个松饼的许诺；给他安全便捷的热排骨，而不是给他印刻在花纹纸上丰盛的法国菜单。倘若他是一个有学问的诗人或哲学家，他会把坚实的真理和灵敏的机械同时揉进他的思想。他忠于事实。他不会迷惘，也不会去捕风捉影，但他的意识里存在着一个执着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象征。他喜欢但丁，是因为但丁用毫不动摇的执着把一种心灵的意象展示在众人面前，就像绘制在盾牌上的纹徽。而拜伦（Byron）“喜欢用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来激活他的灵智”。英国人的讲话风格，直截了当，感染力强，被人尊崇为《圣经》文本。它表现在《阿尔弗雷德（Alfred）编年史》上，表现在《撒克逊编年史》上，还表现在《北方英雄传奇》里。拉蒂默尔（Latimer）的朴实无华，霍布斯（Hobbes）的“高尚粗俗语言”，以及多恩、班扬、弥尔顿、泰勒（Taylor）、伊夫林（Evelyn）、佩皮斯（Pepys）、胡克（Hooker）、科顿（Cotton）和一些翻译家们也是用这种语言风格写作的。斯威夫特（Swift）的语言最为逼真和实在，他笔下的人物似乎就是专门为警察虚构的。笛福（Defoe）下笔万无一失，一字不改。休迪布拉斯（Hudibras）有着同样敏锐的心智————在感觉和理智上都同样逼真。
乔叟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英国诗歌之父，主要作品是《坎特伯雷故事集》，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英语进行创作的人。
《坎特伯雷故事集》提要
《坎特伯雷故事集》“对坎特伯雷朝圣者们的生动描写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求”。
这种现象在诗歌里并不少见。乔叟（Chaucer）对坎特伯雷朝圣者们的生动描写满足了人们的感官需求。莎士比亚、斯宾塞和弥尔顿在他们的创作巅峰期也都充分领悟了他们民族的执着和严谨精神。这种精神上的唯物论展示了英国天才卓越的人生价值，并在以上这些作家以及赫伯特（Herbert）、亨利（Henry）、莫尔（More）、多恩（Donne）和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等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撒克逊式的唯物论和偏执劲，渗透到了思维领域，造就了像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样的天才。当它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腾云驾雾也如履平地。即使在唯物论的最高境界里，诗歌只是普通常识的感应，犹如生铁是高热下发出的白光。
在他们的言论里，体现了两种品质的结合。用撒克逊的词汇作为框架或骨骼，用罗马词汇来点缀以求典雅和华美，但任何一个句子都不能全用罗马词汇，否则软弱无力，这是遣词造句的一条潜规则。儿童和劳工们讲的是地道的撒克逊语。在大学校园和议会里使用的是纯拉丁语。混杂是英伦三岛的一大秘密。在他们的方言里，阳刚之气来自于撒克逊语，而阴柔之美来自于拉丁语，每句话语中都混合使用。一个沉迷于罗马圆唇音的出色作家，必须会用英语的单音节去润色、提炼他的文句[2]。
当哥特民族来到欧洲大陆时，他们发现这里闪现的都是希伯莱和希腊天才的日光和月明。深藏在他们大脑深处的神经细胞，敏锐地感知到了这双重的光芒。面对着源于基督和艺术双重因素的景象，就像在神灵的孵化下，他们的灵智变得丰富起来。英国人天资聪颖，普通常识能使他们捕捉到惊奇和灵感。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哲学的、宗教的和诗的国度。精神财富似乎广袤无际，记忆能力瀚若天河，研究的热情与坚韧，思想结构的胆识与灵巧，他们的迷恋、梦想和纵横驰骋的想象，以及对新事物的进取与试探和一般情况下对权力的运用自如，凡此种种，就像“盖伊·沃里克（Guy of Warwick）”的传奇技艺一样令人瞠目结舌。在莎士比亚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撒克逊人的细致和东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结合。尽管近两个世纪的作家们也有所体现，但都望尘莫及。我发现不仅是那些不可望其项背的大师，还有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品都充满了一种雄健的力量和自由奔放的气势。
即便二三流的作家，也拥有简洁、粗犷的活力，把事情描绘得惟妙惟肖。我认为这都是英国人的共同风格，这在他们引用的遗嘱、信件、公文里以及谚语和各式各样的言谈中都可以发现。更诚恳、更浑厚的表达方式正可以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野蛮个性还没完全泯灭。他们思维敏捷，讲起话来犹如电光火石。我可以摘引17世纪的词句，其锋利程度是19世纪不能攀比的。他们的诗人凭借简单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同我们的诗人所累积的科学知识相抗衡。乡绅们喝着一种称之为“十月”的奶酒或饮料，而诗人们似乎受到启发，知道了怎样在他们的秋诗里提炼岁月的精华。像大自然一样，为了激发更多的诗句，有时在一些完整的阿斯帕齐碰（Aspasia）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式的美中留下一些缺陷，正如希腊艺人的花瓶或石柱，或者太长，或者太柔，或者凸起，或者凹陷，种种斑点却使它们映得更美。同样，在字里行间巧妙运用一些简陋或粗俗的字句，会使诗词更引人入胜、更丰富多彩，也说明这些诗人敏锐而充满活力。
人们都认为那是个良好的教养与伟大的思想铸就的时代，像本·琼生（Ben Jonson）的作品那样，那个时代的假面舞会和诗歌都充满着无畏的英雄气概，因而深得大家青睐。人们乐意接受莎士比亚正说明了思想的伟大进步，这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事实。接受他，是因为莎士比亚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蔑视他，是因为莎士比亚没有为这个时代歌功颂德。一个民族越伟大，相形之下它的伟人就显得越渺小[3]，当时，我们尚未拥有现代化工具，没有词典、没有语法书籍，也没有索引，人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文靠聆听教授的演讲、靠自己的钻研，这种学习方式需要超强的记忆和各种能力的运用。当时的学者，坎登（Camden）、厄谢尔（Usher）、塞尔登（Selden）、米德（Mede）、加泰克（Gataker）、胡克（Hooker）、泰勒（Taylor）、伯顿（Burton）、本特利（Bentley）和布里安·沃尔顿（Brian Walton），都牢固地掌握了这种工程技术和方式方法[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W.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爱默生如是写道：在莎士比亚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撒克逊人的细致和东方人的豪爽的完美结合。
柏拉图的影响也感染了英国的天才们。他们喜欢类推，喜欢认知事物间的相似之处，把握事物统一的发展路径。差异性与同一性之争，自古以来，争论不休。英国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自然是一派，世俗常人是另一派。但在英国有许多柏拉图的门徒是例外的，如莫尔（More）、胡克（Hooker）、培根（Bacon）、悉德尼（Sidney）、布鲁克（Lord Brooke）、赫伯特（Herbert）、布朗（Browne）、多恩（Donne）、斯宾塞（Spenser）、查普曼（Chapman）、弥尔顿（Milton）、克拉肖（Crashaw）、诺里斯（Norris）、库德沃斯（Cudworth）、伯克莱（Berkeley）和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等。
培根有着英国人的双重性。我认为，他所掌握的几百年来对实用科学的观察资料和他的实验经验都是毫无价值的。富兰克林（Frankin）、瓦特（Watt）、达尔顿（Dalton）、戴维（Davy），或者任何一个具有实验天赋的人所给的一点暗示，都抵得上他一辈子搞的雕虫小技。但他有先知的灵验，开创了英国理想主义的先河[5]。理想主义所到之处，诗歌、健康和进步相伴而生。但人们既不知道它源于何地，也不知它流向何方。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弄清楚，它将取代我们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它似乎就是一个种类问题或化学结构问题————关键在于，统一意识和寻觅相似的本能控制到了何等程度。因为无论你如何思维，它总是超越了自己熟悉的那一小类，与更大的种类趋于一致。由此产生了诗歌和一切积极的行动。
在思想结构方面，培根（Bacon）是一个类比推论者、理想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按照我们的普遍说法，我们是用最好的范例命名的）。或诋毁类比推论，或未经尝试就要事实明证，这些人没有一点诗才，也创造不出新颖、美丽的东西来。像培根和柏拉图主义者的成长一样，洛克无疑是腐朽和单调的集大成者。柏拉图主义是诗歌的发展趋势，而所谓的科学是消极的、有害的。千真万确，斯宾塞、彭斯、拜伦和华兹华斯都将成为柏拉图主义者，而那些愚钝之辈将成为洛克主义者。于是政治和商业将从知识阶层中吸收那些富有才干但缺乏天赋的人才，因为这些人不具反抗意识。
一生善于思考的培根，在他的思想体系里，首先强调的是普遍性，或者说是基本哲学。他所接纳的并没有局限于哲学的任何一个特殊部分范畴的有益评论和思想原理，而是范围更广，层次更高[6]。他坚持这一本质要素————从来不曾忘记，谁若忽视它，他决不宽恕。他坚信完美的发现是不会在平地上产生的，除非你站在更高层次的科学平台上。“有人认为哲学和普适性是无用的学问，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哲学帮助和指导着各行各业。这些基础知识都在被孤立地进行研究，我认为这就是知识进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培根引用了各式各样有关概要和普通法则的稀奇案例或有脚注说明的学科，来解释自己的学说。他抱怨道：“他发现这方面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在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时常摇摆不定。因为他们没有抓住事物的根本。这是毁灭和冒犯大多数水性的干火。”对此，柏拉图也有同感。他说：“凡是伟大的艺术都依赖于对自然法则细致深入的研究。因为伟大的思想和对任何事物的准确把握似乎就源于此。作为一个伟大的天才，伯里克利（Pericles）具备了这种才能。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也是这样一位奇才，伯里克利与他一见如故，并拜他为师，吸取了他纯才智上的卓越思辨力，并尽可能地把它融入到思辨艺术之中。”[7]
弗兰西斯·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有着双重人格，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是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的混合体，这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一些推论总在世间传播，或许开启了一个思想王国，或许就像哥白尼学说和牛顿的物理学说那样成为人间真理，而对于它们的创造者，我们知之甚少。在英国，这些推论通常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培根、弥尔顿或胡克（Hooker），甚至可以追溯到凡·海尔蒙特（Van Helmont）[8]和伯麦（Behmen），这些人都是柏拉图和希腊先哲思想的嫡传。培根的一句话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说：“人首先必须顺从自然，然后才能征服自然。”他的诗论是“物欲相谐”。琐罗亚斯德（Zoroastrian）的诗歌定义，虽然神秘，但很确切，“模糊特性的清晰画面”。斯宾塞的信条是“灵魂是身体造就的形式”。伯克莱（Berkley）说事物的存在与否是不可知的[9]。撒弥尔·克拉克（Samuel Clarke）博士是从自然界的空间里为一神论找到了依据。哈林顿（Harrington）却认为权力必须建立在领地基础上，这是一条需要加以解释的规则。斯维登堡（Swedenbory）说————人制造了自己的天堂和地狱，同时又由自己来广泛应用。黑格尔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理想和人类潜意识之间此消彼长的斗争史。席勒（Schelling）的本体论哲学用一句话说就是“所有的差异实际上就是量的差别”。因此，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Kepler）的三大协调法则，甚至道尔顿（Dalton）的定比定律的发现都是头脑的机灵反应，他们成了超越经验主义说教的极好根据。我列举的这些推论，一些是新近才提出来的，只是为了表明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不是个别人物，而是一个知识阶层或知识圈，他们是统统称之为伊丽莎白时代作家和读者们的精神家园和精神食粮（根据文学史，伊丽莎白时代始于1575年，止于1625年）。然而，这一时期似乎太短，还来不及验证本·约翰逊（Ben Jonson）对培根的评价：————“他的时代、他的观点催生了一个民族引以为荣的或指引科学研究的所有智者。”
这种人才济济的时代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那些卓越成就后来人难以超越。这正如在我们从枯竭的土地里发现了大树残枝，从而领略到古人欣欣向荣的耕作影像一样，可以推测出一个历史上人才辈出、闻名遐迩的民族的衰竭时代。英国才子的结局也是如此。翱翔的翅膀被折断了，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的猥琐和理论的肤浅。对观念的意义并不深究的洛克（Locke）成了哲学的样板，他的“理解”成了英国所有民族知识分子的思维准则。他的同胞放弃了他们曾经闲庭信步的神圣诗坛，丢弃了他们曾经深爱过的科学研究，精神的力量逐渐湮没。后世的英国人梦想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才华，梦想着按一般规律把人分成自然类别的能力。这一规则是如此深邃，它能从极少的甚至是一个对象身上推断而出，而其精确度与从芸芸众生身上推断出来的不差毫厘。莎士比亚在所有伟大的精神能量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德国人总结说，英国人不可能读懂德国人的思想[10]。但德国人的科学却领会了英国人的科学精神。大量的事实表明英国人缩头缩脑，能力匮乏，正如一位平庸的将军，只会靠百万大军和千里防线来鼓舞士气、指挥作战。
英国人的概括能力也衰减了。“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普遍性，或者说，他们只会从‘基本哲学’的喷泉边盛满一桶水仅供自己使用，却不去探究这泉水的源头。”说这句话的培根，在他的同胞中，或至少在那些散文作家中，是唯一一个具备了这一才能的人。引导人们从莎士比亚巅峰时期走下台阶的是弥尔顿，这种能力的体现，在他的诗中已是凤毛麟角了，在他的散文中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人能拥有它。伯克（Burke）热衷于对一般原理的概括，但他的概括过于简单，思想没有深度，范围也极为有限。休姆（Hume）的抽象既肤浅又不明智，他只是靠其敏锐的观察力博得了声望[11]。他认为，无论在物理上还是在思想上，任何因果都是没有联系的。因和果这一术语是被我们随意地或无根据地当作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根本不是把它们作为表示原因的连接词来用。约翰逊博士文章的主要价值在于意境，除此之外，抽象毫无价值可言。
弥尔顿的《失乐园》
《雾都孤儿》插图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英国小说家，《雾都孤儿》是其早期作品。马克思称赞他为“杰出的小说家”。他凭自己对风俗语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领悟，描写了一幅伦敦城区的生活画面。
哈勒姆先生（Hallam）是一位才华横溢、文质彬彬的学者，他写出了三百多年的欧洲文学史————每本书里他都尝试作出一个评价，这表明他的抱负不凡。然而他的视野没有达到理想的标准：所有的评判都是从伦敦开始，这必然导致所有的新酒都装进了旧瓶。在他的书中，文学创作的广泛要素遭到了坚决的否定，柏拉图及其学派遭到了抵制。哈勒姆一贯彬彬有礼，但同情心不足。他写作时思想坚定，胸怀宽阔，然而意识不到存在于神秘主义者身上的深层价值，这种价值是力量的源泉、是革命的火种，价值远远超过那个时代声名显赫的正统作家，但对此哈勒姆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一笔带过。他认为对于执着于观念的人，道不同不相与谋，他们是不被人所理解的理想主义者。哈勒姆博学、诚实、嗜书如命，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然而他恃才傲物，他自认为能领会莎士比亚伟大之处的非他莫属，他对弥尔顿的欣赏胜过约翰逊。但在哈勒姆身上，或在更坚定的知识巨匠麦金托什身上，人们仍然能够发现英国知识分子的某些共性，这就是他们头脑聪明，阅历丰富，以创作为生，而且又是怀旧的。当一种全新的庞大的思想观念从那旧思想的古老外套破壳而出，呈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怎能明辨并为之欢呼呢？
当时的散文，小说和诗歌都有着类似的地域局限性。狄更斯凭他对风俗语言和市井生活的超常领悟，以哀婉动人、嬉笑调侃之笔，怀着爱国之情和宽大胸怀，描写了一幅伦敦城区的生活画面[12]。像霍加斯（Hogarth）一样，他是一个展示英国人生活百态的画师，其色调和风格具有趋时性和地方性，目标也极为有限。布尔沃（Bulwer）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作家，偶尔也会露出生花之笔，他把智力当成俗物来推崇，并以此来唤起学生心中的现实理想。这使他久负盛名。他的传奇正投合了这些低级趣味的喜好[13]。这些令当时的小说家们感到绝望。萨克雷（Thackeray）发现上帝并不允许在他的宇宙里有弱者的存在————最多也只是同情————但这并非明智之举：我们必须放弃理想，接受伦敦的现实[14]。
才华横溢的麦考利（Macaulay）表达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基调，他直言不讳地认为：所谓的“好”就意味着衣食无忧和养尊处优；现代哲学的荣耀就在于它对“成果”的说明，在于经济领域的发明创造；它的优势在于规避理想，规避道德。他认为这是培根哲学的突出优点，它超越了旧柏拉图主义，把智能从“万事皆公”和“万物皆善”的理论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好比为一残疾人做了一把更好的轮椅和冲了一杯更可口的酒乳————说这话不是冷嘲热讽，而是发自内心————而且，他称之为“真实利益”的好处，实则是一种世俗利益，也就是独一无二的好处。天文学的最大长处就是提高了航海技术，它能使水果运输船把柠檬和葡萄酒运到伦敦商贩的手中。英国千年的文明教化和宗教信仰以道德的沦丧和知识分子的衰减而告终，这一结果很有意思。批评家用英国崇尚实用的假话掩饰了他的怀疑主义。信服理性、唤起良知，这是浪漫主义的借口。高雅的艺术殿堂轰然落地，除了当作一种奢侈品外，美已不再存在。顺便说一句，毫无疑问，如果培根大人正是批评家所说的物欲主义者，他肯定不会赢得堪称一代宗师的声望。正因为他富有想象、闲情逸致，远离英国现代尘嚣，沉思冥想，自得其乐，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哲学大师。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15]只关注培根的显赫地位，却没发现牛顿受益于他，所以他认为推崇培根是个错误。培根享此殊荣不是靠他所创立的功业，也不是靠他对牛顿等人产生的熏陶，而是凭他特有的严谨和善变。这种情形在后来的胡克（Hooke）[16]、波义尔（Boyle）和哈雷（Halley）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柯勒律治，天资聪颖，求知如饥似渴，他四处拜读圣哲先贤，他的评论在那个时代独树一帜。有人曾指责英国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养育出天才的智者，而柯勒律治是一个例外。他命运多舛，心存高远却实施失当，一生中竟连一部代表作都未能完成————这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7]。即便在他的身上，传统的英国人特性强于一个哲学家的性格，自然而然他也难免落入俗套。正如柏克力图要把英国理想化一样，柯勒律治把永恒的理念与英国国教的哥特式教规教义协调一致，结果反而使自己“变得心胸狭窄”。但对于一个沉默寡言、大多通过个人的演说偶尔发表一些评论的少数派柯勒律治，人们会这样说：在英国，只有最杰出的思想家才在德国和美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当婆罗门（the Brahmins）不能再阅读和理解婆罗门的哲学时，那就是一个民族衰落的确切征兆。
紧跟着腐败和窒息之后的是各种写实主义。为卡莱尔（Carlyle）[18]所不齿的繁琐和伪善却迫使他为命运女神说起教来。与这种腐败相对照，任何制约与清廉都是求之不得的，哪怕是熊熊烈火，也是美丽绝伦的。在他看来，格斗士和他们格斗的“理由”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们正一起迅速地走向深渊。当他在创作中找不到慰藉时，他便想象通过对神圣的死亡法则之美的赞颂来对此进行报复。精神结构的需要迫使所有的思想分成几大范畴。在那里，人们稍使计谋就把复仇女神们变得和蔼可亲，或建起祭坛来应对神灵，在这场意志与命运实力悬殊的较量中，个人的豪侠主义或者英勇行为必然妥协退让，最终成为装扮荣誉的祭品。
维尔金森（Wilkinson）编辑过《斯维登堡》（Swedenbory），评注过《傅立叶》（Fourier），还是哈内曼（Hahnemann）的支持者，他用普遍关系原理给玄学和生理学注入了本质的活力。而这一原理堪与古代无敌骑士武器的神圣职责相媲美。维尔金森的思维深沉，犹如大西洋海底涌动的暗流，如果没有将它置于显赫的中心地位，人们是不会理解它的。假如他的思维不受传统偏见的禁锢，那么他的思考范围还会更广一些。这也就是说：当一位大师对自己的信仰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时，他会始终把自己的研究行为置于同一重要的地位。
想要给英国人思想的局限性找到一些例外是十分容易的，为其独特的风格举出有力的例证则更易如反掌。如果我们跳出地域和观念的束缚，走进一个大众文化或知识阶层的中间，那么就会有无穷无尽的高雅、快乐、睿智、机敏和博学。一些标志英国人特性的应景手段也时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许多美学作品不是老生常谈，就是粗制滥造。他们的文学声誉是因那些极有说服力的人推崇而至，而这些人趋赶时尚、不断地变换职业，步入文坛纯属偶然。因此，你就明白，如今为什么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要学地质学了？这与许多议员或神职人员的造就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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