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访英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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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成就的前提就是对社会至高权威的打破，因为文学与自由结伴而行，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人们宁愿跋山涉水去追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而不与身边那些妇人见识、斤斤计较的酒店职员或农夫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达、知足常乐、平易近人，其本人更优于其作品。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

    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思维是一种狭隘的、地地道道的英国式思维，他是以一种大众的平庸和顺从来凸显他可贵的高尚。当超出他熟悉的领域，他的观点就毫无价值了。

    我曾两次到访英国。第一次是在1833年，告别了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法国的短暂旅行后，回国时我从布伦港（Boulogne）[1]横渡海峡，在伦敦塔码头上岸，由此踏上了英国之旅。与英伦三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令我喜不自胜，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阴暗的周日清晨，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美国艺术家[2]。我们从伦敦塔出发，穿越齐普塞德（Cheapside）和斯特兰德大街（Strand），来到罗素广场边的一座大楼，那里已为我们安排好了十分考究的房间。这里的优雅和宁静，让我们不由得收敛起数月来在旅途中养成的喋喋不休的粗鲁习惯，也不敢再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这里的商店招牌用的是我们的母语，门牌也用我们的乡村名称来标识，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楼宇也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与当时的大多数年轻人相仿，我对爱丁堡人和《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的撰稿人[杰弗里（Jeffrey）、麦金托什（Mackintosh）、哈勒姆（Hallam）、司各特（Scott）、普莱费尔（Playfair）和德·昆西（De Quincey）]素怀敬仰之情。尽管他们的作品我涉猎不多而且颇为杂乱，但我却迫不及待地想亲眼目睹其中几位的尊容，他们是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兰多（Landor）、德·昆西，以及最近在评论性杂志上最具实力的撰稿人卡莱尔（Carlyle）[3]。其时我正生病在家休养，之所以接受了外出旅行的建议，并且最后选择欧洲，我想正是受他们的魅力所吸引。假如歌德还健在，我一定还会去德国漫游。除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司各特已过世）及后来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参加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4]葬礼时见到的惠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外，其他当代的英国作家我是不屑一顾的。年轻学者梦想着与那些洞察世事的学者比世而立，并以为幸运之至，殊不知他们其实已成为自己思想的囚徒，且冥顽不灵。文学成就的前提就是对社会至高权威的打破，因为文学与自由结伴而行，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人们宁愿跋山涉水去追寻那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而不与身边那些妇人见识、斤斤计较的酒店职员或农夫为伍。智者必然胸襟豁达、知足常乐、平易近人，其本人更优于其作品。这是我的一贯主张。

    爱默生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林肯称其为“美国精神的先知”、“美国的孔子”。“在十九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生的散文影响更大。”（马修·阿诺德语）爱默生的英国之行对他思想体系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重读1833年的旅行日记，我觉得值得发表的东西寥若晨星。但我摘抄了仅有的几篇拜访英国名流的记录，我的文字朴实无华，因为他们的声名显赫与备受尊崇足以让他们光辉的人格流芳后世，而无需娇柔粉饰。

    在佛罗伦萨艺术界，我认识了一位美国籍雕刻家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5]。他仪表堂堂，英俊潇洒。如果我说，他有梅朵拉那样漂亮的面孔、阿喀琉斯巨人般的体魄，绝非溢美。格里诺品格高尚、热情洋溢且能言善辩，他博学多才、见识过人。他认为古希腊人是以学派或社团的方式来研究学问的————天才般的大师为他的朋友设计出伟大的蓝图，由此激发他们的研究激情。于是，在他才智枯竭之时，后继有人。这样，前赴后继，激情洋溢，直到最后完成。这种一以贯之的作风在攻克一些坚如磐石的难关时显得尤为重要；并且他还认为只有远离孤僻和戒备，在艺术家的团结互助协作中，艺术才会繁荣昌盛。霍雷肖·格里诺是一位一丝不苟、涵养极深的绅士。他摒弃哥特派艺术，是古希腊文化的忠实拥趸者。他的思想处处闪烁着博大的光辉。1843年，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建筑艺术的文章，该文把罗斯金（Ruskin）先生的建筑道德观念奉为未来建筑艺术的圭臬，尽管他与他们关于艺术史的观点大相径庭。我曾收到他的一封亲笔信————虽说是后来，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在信中他粗略地勾画出自己的理论轮廓：“我的建筑架构观点：房屋的空间和造型要据其功能和位置科学地设计；房屋在功能上的重要性要根据外观的比例有层次地彰显。房屋的颜色和装饰要根据建筑的根本规则来决定、排列或改变，每个决定要有充分的理由；而那些临时的和虚假的设计应该立即彻底清除。”

    伦敦俯瞰图

    泰晤士河畔的英国国会大厦和大本钟，建于公元750年，占地八英亩，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国会大厦也象征着英国历史悠久的民主制度。

    格里诺从一个朋友那里给我带来了一张家住圣多米尼加迪菲索尔（Domenica di Fiesole）的兰多先生的请柬。5月15日，我有幸与兰多先生共进午餐。他的高贵典雅和彬彬有礼让我印象深刻，精美的图片把他的格拉德斯加别墅（Villa Gherardesca）里装扮得诗情画意，四周美景尽收眼底。从他的作品和一些趣闻轶事中，可捕捉到一种阿喀琉斯式的愤怒————一种桀骜不驯的粗犷。我不知传闻中对他的诋毁是否公正，但我可以肯定的是，5月15日这天的兰多先生绝对是位谦虚有礼、和蔼可亲、谈吐高雅的绅士。他赞美在佛罗伦萨野地里遍地生长的仙客来，崇拜华盛顿，敬重华兹华斯、拜伦、马辛杰（Massinger）、博蒙特（Beaumont）和弗莱契（Fletcher）。当然他固执己见，喜欢一语惊人，总是竭尽所能地以他那英国式的冲动畅谈永恒的过去。他说，“自古英雄身后皆寂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当然菲利普和亚历山大除外，对菲利普更是推崇。兰多先生热衷于希腊艺术，尤其钟情于希腊雕塑。维纳斯雕像是他的最爱，其次就是摆放在陈列馆里的亚历山大头像；他最喜欢的雕塑家是波洛尼亚的约翰（John of Bologna），而不是米开朗基罗（Michael Angelo）；绘画方面，他喜欢拉斐尔（Raffaelle），对佩鲁基诺（Perugino）和其他早期的大师们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兰多先生认为只有希腊的史书才是唯一的经典之作，伏尔泰的作品紧随其后，稍稍逊之。他对马金托什（Mackintosh）和我最近结交的这些朋友毫不赏识，却对蒙田和沙朗[6]击节赞赏，这似乎有点黑白不辨。他认为德热兰多（Degerando）得益于《卢卡论幸福》（Lucas on Happiness）和《卢卡论神圣》（Lucas on Holiness）！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地谈论骚塞，但见鬼，谁知道骚塞是谁呢！

    兰多先生邀请我周五去吃早餐。我和格里诺一同如期而至。兰多迫不及待地给我们背诵了五六行裘力斯·恺撒的六音部诗行以示款待————他告诉我们说，这首诗源自于《多纳图斯》（Donatus）[7]。他对切斯特菲尔德（Lord Chesterfield）勋爵赞美有加，但对伯克（Burke）和苏格拉底（Socrates）颇有微词。他把华盛顿、福西翁（Phocion）和提摩勒翁（Timoleon）称为三大伟人；像果树学家一样，在其目录表上选出三到六个最好的果种“来建立一个小果园”。他甚至不忘对他们名字相近的尾字母评论一番。“一个伟人，”他说，“一个伟人应该享以厚祭，宰杀一百头牛，别管它们是被上帝和英雄们享用或是被苍蝇美餐一顿。”在此之前，我拜访过阿米奇（Amici）教授，他让我参观他的显微镜，（据说）可放大两千倍，我向兰多谈及那些显微镜的用途。兰多蔑视昆虫学，但他却喜欢说：“细微之处见精神。”这和昆虫学精髓倒是英雄所见略同。我试图谈起最近风头正健的作家赫歇尔（Herschel）以示揶揄，可他却声称从未听说过这个人，甚至连这个名字也是头次耳闻。兰多先生有一间挂满了各种图片的房子。他喜欢向人展示他的图片，尤其是其中一幅，他站在那幅画前，说：“如果有人能证明这幅画是多梅尼奇诺（Domenichino）的真迹，我就赏他五十几尼。”其实我对兰多先生的图书室更为好奇，但据霍雷肖先生说，兰多先生喜欢把书送人，因此房间里的书为数不多。

    柯勒律治像

    萨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1772——1834），英国湖畔诗人之一，著名评论家，浪漫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主要作品有《古舟子咏》和《忽必烈汗》等。爱默生认为柯勒律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他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而在于他是一个评论家，尤其推崇他的文学评论。

    英国人耽于幻想，这似乎彰显了他们所标榜的自由。而兰多先生把这种幻想推崇到了极致。他有一颗神奇的头脑，专横、狂暴，且永不枯竭。本来是块当兵的料，可造化捉弄人，让他成了一个文人。虽然他纵横驰骋于文学界，但他仍对英雄及其所为素怀一种英国式的喜好。事在人为，空谈误国。创新的思维和前进的脚步，远比那无谓的谴责更有意义。遗憾的是，兰多先生的价值在英国被埋没了，他被人们忽略，又常常在《评论》杂志上受到猛烈抨击。这些批评也许见仁见智，但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而年复一年，学者们却一直在拜读兰多先生的文章，以期在他那优雅的字句中找寻那令人回味的智慧、聪颖和愤慨[8]。

    8月5日，我从伦敦来到海格特（Highgate），给柯勒律治先生写了个便条，希望能有幸造访他[9]。快到中午了，他捎来口信告知他正在午睡，要我在一点钟以后拜访他，他乐意见我。一点时，我再次回来，见到了这位老人。他身材矮小结实，一双明亮的蓝眼睛，面容和蔼，气色不错，拄着一根拐棍。他满不在乎地吸着鼻烟，领带和整洁的黑色西装很快就弄脏了。柯勒律治先生问我是否认识奥尔斯顿（Allston），并热情洋溢地谈起他们在罗马相识后所知道的奥尔斯顿先生的优点和事迹，以及奥尔斯顿是个提香式的大师等等。随后柯勒律治先生又谈及钱宁博士（Dr.Channing）。叫人难以启齿的是，柯勒律治先生竟然炮轰一神论者。提及这点，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谈论一神论的愚蠢无知，————真是岂有此理，他随手从桌上拿起一本沃特兰（Waterland）主教的书，并充满激情地朗读了自己在扉页上写下的几段感想，————我相信这些段落收集在《思维的助手》中。趁他停下来喘口气时，我插言道：“尽管我高度赞赏他所有的辩解，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他，本人天生就是一个一神论者，而且是一个一神论者养育了我。”“不错，”他说，“我想是这样。”并照旧滔滔不绝。人们都在毫不迟疑地默许了圣保罗（St.Paul）的教义————三位一体的教义，根据菲洛·朱迪厄斯的说法，同样也是基督以前的犹太人的教义————这么多年后，这一小撮教士竟还挺身而出加以否认，这真是不可思议，等等。柯勒律治先生的确为钱宁博士————一个他所敬仰的人————不，说敬重未免欠妥，不如说他这么关注的人————竟然信仰那种观点而感到非常惋惜。柯勒律治先生见到钱宁博士时，曾暗示过他，但他可能是因为基督教那些可爱而美好的内涵而爱上它的。也就是说他爱的是基督教的善，而不是它的真。“先生，请听我说，据我所知，十人崇尚基督教的善，而只有一人爱它的真。但爱其真却是比崇其善更为伟大的一种美德。”柯勒律治先生熟知一神论，因为他曾是一神论的信徒，知道它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行径罢了。他曾被人称为“正在升起的一神教之星”。他继续界定或者说是重新定义一神论：“三位一体教义是现实主义，上帝的观念不是本质的，而是超本质的。”接着他又大谈特谈起“三位一体论”和“四位一体论”来，而我只领会了其中一点，即“意志就是一个人赖以成为一个人的东西。因为，在街上如果有人推了我一下，而我却把身边的另一个人挤进了阴沟时，我会立即惊叫道，‘先生我并没有挤你。’也就是说‘我不是故意的’，以表明自己的清白。同样，在英国，如果你我各执己见，各自主张，那我的主张会更受欢迎”。

    趁柯勒律治先生稍作停顿时，我告诉他说，他的宗教观在美国深受读者欢迎，然后我接着问他，在《朋友》第三期上的“摘录”是否源自独立派小册子里的真实引用。他回答说，的确是从他的一本题名为《一个独立者的抗议》小册上摘抄的，至少是受其影响的。我告诉他那段文字美妙绝伦，很期望能一睹原书。他说道：“是的，人类模糊了许多真理的概念，却不知上帝其实就是自然法则的创造者。不可否认你看到的文字比原文中的引言更能打动你，因为我已对原文进行了解析。”

    当我起身告辞时，柯勒律治先生说道：“不知道你对诗歌是否感兴趣，我想给你背诵几首在今年的洗礼纪念日那天作的诗歌。”说罢，他站在那里，开始郑重其事地背诵了一二十行诗，开头是：

    “上帝生了基督————”

    柯勒律治先生还询问我曾游访过哪些地方，我告诉他曾到过马耳他和西西里，他便把这两个岛作了一番比较，并复述了他从这两个地方回来时对伦敦主教所说的话：西西里是一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校，因为那里的每一个城镇只需问政府颁布什么政策，然后把它颠倒过来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那些法规完全与任何道德和智慧水火不容。政府只带给那个所谓的快乐花园三样东西：疥癣、梅毒和饥荒。然而在马耳他，法律和意志的力量是显而易见，它正在把那半阿拉伯居民的不毛之地变成人口密集、物产丰富的人间乐土。走出房间后，在另一房间他给我看了一幅奥斯顿的画，并告诉我，曾有一位名叫蒙塔古（Montague）的画商拜访他时看到这幅画，情不自禁地说道：“太棒了，你可弄到了一幅好画！”并认为这是一位古老的艺术大师的杰作。接着，背对着画布说话的蒙塔古用他的手指摸了摸这幅画，惊呼：“天啊！这幅画还不到十年。”————他的触觉可真灵敏。

    我与柯勒律治先生聊了大约一个小时，但他说过的话绝大部分我都记不起来了，因为他的话经常就像他书中的段落，————也许就是照搬来的————很容易落入某种老生常谈的俗套。柯勒律治先生年事已高且心事重重，他听不进我的话，也不会接受我的观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那次访问与其说是一次谈话，倒不如说是开了一次眼界，却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了无生趣。

    从爱丁堡出发，我又去了苏格兰高地。在回来时，途经格拉斯哥，去了邓弗里斯（Dumfries）。因急于转交一封从罗马带来的信件，我又参观了克雷根普托克（Craigenputtock）。那是尼思河谷（Nithsdale）的一个农庄，属于邓斯科尔教区管辖区，距邓弗里斯16英里。由于没有前往此处的公共马车，我从客栈租了一辆私人马车。到了那里，我才发现农庄的房子坐落在荒山野岭之中，那位孤寂的学者托马斯·卡莱尔原来在此滋养着他博大的胸襟。卡莱尔少年成名，是位敢于直抒胸臆的作家，他见多识广，虽隐退山林而不为人知，但他对伦敦的优劣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他高而瘦，眉毛高耸，沉着冷静，能言善辩，操一口浓浓的北方口音，言谈之间总不乏生动的逸闻趣事，而且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一语中的[10]。他说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一些话题，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思想和性格，我暗自窃喜，知道有一个美丽的神话将出现。话少人孤单，“除了邓斯科尔（Dunscore）牧师外，方圆十六英里内找不到第二个可以谈话之人”，因此书籍不可避免地成为他谈话的主题。

    卡莱尔在谈话中所提及的一切事物，全都是他自己给它们取的名。《布莱克伍德月刊》是“沙子杂志”，与生活前景密切相关的《弗雷泽月刊》是“泥巴杂志”，用来表明某家破产企业的一条近道却是“最后六便士的坟墓”。当人们对某位天才人物的溢美之词把他激怒了，他便大声宣称他赞美他那只猪身上所展示的才华。他说他花费了不少时间千方百计想把那个可怜的畜生关在圈内的一个围栏里，可猪有非凡的判断力，知道如何拱掉一块木板并逃之夭夭。尽管如此，他仍认为人是地球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动物。在所有历史之中，他最喜欢尼禄之死，“看我这个艺术家是怎样死的！”（“Qualis artifex pereo！”）他尊敬每一位手执真理之人。他曾一度研习了美国问题并阅读了大量有关美国问题的作品。兰多的原则只是叛逆，他担心的也是美国人的原则。据他所知，在美国最好的事情就是人们有了工作就有肉吃。他在斯图尔特（Stewart）的书中曾读到这样的事：他在纽约一家旅馆打听哪里可买靴子时，服务员给他指着街对面，结果他看见芒戈（Mungo）正在家里吃烤火鸡。

    卡莱尔像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文坛怪杰。主要作品：《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等。

    我们谈到书籍。卡莱尔不读柏拉图，且蔑视苏格拉底，但他奉米拉波（Mirabeau）为英雄，称吉朋（Gibbon）是“连接新旧世界的辉煌之桥”。他读的书可谓五花八门。《鲁滨逊漂流记》是最早的读物，之后《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也是他早期读过的作品之一，而罗伯斯顿的《美国史》是他早期的最爱，卢梭的《忏悔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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