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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德到开普勒（1500——1650）
关于宗教改革只有一件事是饶有趣味的，这就是备受人们赞美的路德的性格。其他一切则是一片混乱，至今令人忧虑不堪。
————歌德
浮士德博士————天才和神秘主义者————苦行狂————耻辱柱和女巫
在一间烟雾腾腾，摆满各种颜色曲颈瓶，大肚子烧瓶地球仪，图表和骷髅骨架的书房里，坐着一位满脸胡子的男子，他穿着一件灰色长袍，饱满的额头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他不停地翻阅着摆在他面前的手抄本书页。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当他停笔凝思时，他的眼睛里放射出时而明亮时而暗淡的神色。他的强有力的身躯站立起来，迈着大步在室内来回走着，有时突然停止，扶椅凝思，一会儿又瞧瞧周围，似乎在寻找逃出这间土牢的出路，这种神情举止，无疑令人感到他是一个疯子。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他的身上交织着本能的欲望和意志的力量。在凝结着千思万绪的书房和满园春色窈窕淑女漫步其间的花园之间，在歌声和斗争之间，在力量和美酒之间，跳跃着一颗永不休止追求通往更高境界和探索生命秘密的心扉。在这位哲学家身上，两种东西在他的灵魂里不停地斗争着。随着欲望的冲动，他会情不自禁投身到眼花缭乱纸醉金迷的现实世界中去，而在同样热情的驱使下，他又会急急忙忙回到自己的书房去，继续研究攻读，而每一次的情绪变化都是那么强烈，无法克制，对他来说，永不满足，不断追求就是幸福。
他是一位幻术师，又是一位星相家，在追求上帝的同时，又是魔鬼撒旦的门徒，他信仰上帝同时又怀疑上帝，他研究世界，同时又不断地解剖自己，这位永远在探索的分析家，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满足。他是一个脑子里永远充满问题的德国人，就像哥特式建筑的塔尖永远向上，向上，而不会回到地面上来一样。他就是我们的音乐所要启示的一种精神力量，尽管音乐本身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心房。对，这就是浮士德，德国人灵魂的最大象征，一个永远得不到宁静灵魂的活生生的证明。
但是浮士德不是一个神秘人物，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是一个医生，一个自然科学家，一个炼金术士，一个星相家。他出生在1470年的施瓦本。据说他在维尔茨堡表演过基督奇迹，在维滕贝格吹嘘说，皇帝那次在意大利获得的胜利，是他施展了魔术的结果。在他死后40年，这个德国魔术师的故事就被马洛搬上了英国舞台。早在歌德时代很久以前，浮士德的传说已被描绘成德国人的性格而流传于世界，似乎在此以前或以后，除贝多芬外，还没有一个人提供过这种典型。哥特式的大教堂和伟大的思想家在其他国家也可以找到；这两者表现出来的精神并不局限在德国。因而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还是康德，甚至巴哈或者歌德都没有如此有形的代表德国人的独特性格；无论是德国皇帝、预言家，还是艺术家，都没有把他个人的性格如此深刻地铭刻在世界的道德观上，甚至路德的形象也没有成为传奇式的故事，对外部世界来说，腓特烈皇帝和俾斯麦只不过是国家的代表人物，而不是人类的公共财富。那么，为什么这个宣布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撒旦的魔术师却能毫无疑义地以德国的天才征服了世界呢？
歌德像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1749——1832）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剧作《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亲和力》、《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诗剧《浮士德》等。《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这部诗剧取材于民间传说，主人公浮士德的一生是自强不息、勇于实践、追求真理的一生。
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精神世界的主要因素：雄心勃勃，又时有怀疑；坚信奇迹，又————人们几乎要说，富于浪漫主义。对于永远也不会成为信念的无穷世界的追求，以及思想上从逻辑，清醒到神秘，不可知的不断变化飞跃，这是德国人在思考问题和驱除恶魔中的两股同样的力量，构成了德国人内心世界，他们对外梦想统治世界，对内转向音乐。
当时正处在反抗宗教的改革时期。怀疑又同时渴望探索上帝的秘密，驱使浮士德以自己的灵魂与魔鬼打赌。
他希望能与上帝平等，希望探明自然的秘密，这个愿望驱使他向魔鬼投降，答应从事破坏。这一说法甚至见诸最古老的关于浮士德的书。在一本古代版本中，浮士德死时留下了以下的豪言壮语：“我死了，我是一个坏的同时又是一个好的基督教徒。”路德几乎也以同样的语言写下了他的遗言：“天上，人间，地狱，无处不晓。”200年以后的歌德也称他自己为“又好又恶，就像大自然一样”。
对于生活的双重性，这三个德国人作了勇敢热情的公开承认，他们几乎选择了同样的语言，表明了德国人的天才和悲剧。
这一切显示了人性的真谛。浮士德博士与路德、伊拉斯谟（Emsmns，1466？一1536，荷兰学者。————译者注）是同时代人，甚至传说的故事也符合他们的情况。这三个人都和魔鬼打交道，以不同的手段、信仰或知识和魔鬼作斗争，只有伊拉斯谟获得解脱，得到了特殊的圆满结果。
在浮士德的前后，有很多杰出的德国人追寻过同样的道路，人们也许会说，浮士德是处于神秘主义者和巫士之间的中间人物。
《浮士德》插图
歌德的著名长诗《浮士德》表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一主题。浮士德的形象具有较高的哲学含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不仅是德国人的难题，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
回溯到13世纪，斯特拉斯堡的艾克哈特长老是神秘主义者中间最有效的传教士，他很少宣传教会和教义，但对信仰却心醉神迷，深信不疑。富于想象的德国人当他们沉浸在一片神秘主义的海洋中时，充分表明他们具有适宜这种环境的气质。但是也有过分的行动，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像艾克哈特那样聚精会神，沉思默想。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浪迹全国，自我鞭笞，以表示忠于自己的信念。这种过分的行动与在莱茵河畔疯狂乱舞的男男女女，用自己的脚践踏自己的行为，也只一步之差了。
异教徒与基督教徒的风俗习惯至今仍非常接近，中世纪盛行的殉葬，今天仍可在德国北部地区发现。膜拜圣石，向飞鸟与月亮卜卦，迷信，在教堂里陈列着圣者的肢骨仍历历可见。过去是精灵鬼怪凌空而过，现在是妇女在妖巫的安息日里拿着笤帚到处乱打乱扫，或者是一个被砍了头的圣徒，用手捧着自己的脑袋，黑夜里在某处显灵，表示他希望在某地修建一座教堂。从古老的条顿人开始，德国人一直对大自然怀有深刻的感情，至今仍然是区别德国人与别的民族的标志。这种感情表现在音乐和歌曲中，也表现在驯鹿与驯鸟中。一棵古老的栎树，可能会因为它旁边的一棵树被砍下来做了十字架而在一千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崇拜着。
苦行主义，迷信，神秘主义盛行的结果产生了巫术。巫术似因其含有启蒙的光辉而得到了发展，但真正的高潮是在公元1600年以后。这可能是德国人热情中的最邪恶部分。今天在一些被奴役的国家中少数圣职人员受到同样的鼓励，少数起来反对的人，往往受到宗教审判，生命受到威胁，如阿格利巴、魏耶、史庇，一个人类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基督教徒，他们的名誉今天应该予以恢复，这些人都是德国西部人。
查理曼九世时，暴行受到禁止，但11世纪格列高利七世又复兴起来，一直延续到17世纪，其程度比以往更加恐怖残酷。今天，当人们读到由两个多明我会修道士写的《巫士的锤子》一书时，只能用性虐待狂来形容其残酷和无耻。这是一本秽淫的描写恶魔如何淫虐妇女，如何使用一切手段，迫使妇女坦白她们的罪行的书。瘟疫、性病因而蔓延滋长。在酷刑面前，妇女被迫诬陷其他清白的人。由于王亲贵族、司法人员，甚至老百姓都没有起来反对这些女巫法庭，这样的审判一定被认为是一种公众正义可以接受的形式。
难道这些占有了妇女的魔鬼与古条顿的女祭士妖妇不只是一步之差吗？这个比任何其他白种民族国家更长期的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的国家，只不过改变了一下术语，继续牺牲它的女巫。编年史记载说，酷爱恐怖的本性使得人们头脑发昏，失去控制。这也影响不了教士，例如在科隆，甚至异教徒也可以参加辩论。从1593年到1597年这五年内，特里尔一地就有306名女巫被烧死。欧洲任何其他国家不能与其比拟，说明残酷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格，是两千年来不断从事战争所培养出来的热情。被绑在耻辱柱上烧死的清白妇女的尸体不仅仅意味着恐怖，因为明天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得此下场。这是人民喜欢看到的战利品，就像古罗马的人群，集合在竞技场观看受刑人在野兽的利爪下是勇敢还是怯懦地死去。
对于发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人民群众中的歇斯底里和愚昧无知，不论是信念还是尊严，都无法战胜和遏制它。德国人容易入迷，不论是音乐，还是酷刑都能使他们如痴如狂。因而生活在人民中间的既是学者又是魔术师的浮士德就处在随时都有可能被烧死的危险中，因为他看上去要比无知的群众聪明得多。在他之前有阿尔勃托斯·马格纽斯，和他同时代的则有巴拉塞尔苏斯。这两个人都是天下无敌的博学大师，从自然磁石，吃牡蛎的卫生到引水上山，教给阿尔卑斯山区人民如何开井凿渠，从美妙的歌声到现代的圆梦学说，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因为早在弗洛伊德七百多年以前，阿尔勃托斯就解说了为什么人们追求一切有形有色的东西，而不是可闻而不可见的事物。
不信任罗马————胡斯————马克西米利安————法国的强大————权力与武力————凄惨的死亡
如果有一百垛柴堆是为焚烧女巫而准备的，那么其中只有一垛是为异教徒而准备的。女巫被诬陷而死，异教徒则死于拒绝放弃信仰。今天这两垛柴堆的火焰又重新在德国的上空升起。研究一下驱使这些今日的英雄们的祖先准备牺牲和接受审判的动机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在德国出现了第一批改革者？这是德国的历史和其特点决定的。改革所带来的利和弊为以后几百年的历史都带来了影响。德国中世纪后的状况是：对罗马既矛盾又依赖；受到人民心理支持的统治世界的梦想，使教会掌握了极大并必然要引起反抗的权力，德国的分裂也是一个原因，德国不像英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可据以反抗教会对世俗权力的要求。与法国的区别则更大，因为在法国政治与宗教有着长期共同统治的历史，特别是阿维尼翁法庭对教皇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约翰·胡斯像
胡斯（Jan Hus，1372或1373——1415），宗教改革家。他的活动在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是100年后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1415年7月6日，胡斯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遂被庄严地判处死刑，在火刑架上烧死。
当拉丁人民以某种理由起来反对教会的世俗化时，德国一些代表人物也以巨大的热情、精力和觉悟起来进行同样的活动。如果有人敢于从罕见的人们称为文献的例子中系统地阐述人民的总的思想精神，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在信念问题上，与其他一切涉及感情问题一样，受到的震动更为深刻，更倾向于思索和分析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像拉丁人那样喜欢固定的形式，对于充满腐朽内容的基督教形式，他们第一个感到不能忍受。在各方面的影响下，容易激动和失去平衡的德国人，从他们的性格来说，是非起来造反不可的，但这个造反保证不会脱离思想范畴。
罗马短笛的出现，意味着一个光辉时代的到来，繁荣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但它并没有激起德国人的热情。他们不相信由罗马教皇赞助的光辉艺术，他们宁愿转向邪恶的萨佛纳罗拉，（Savonara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译者注）当他和布鲁诺一起被绑在柱子上烧死时，他们感到被深深地伤害了。此时有个教皇把自己的情妇画成圣母玛利亚，把自己的儿子提拔成将军，把自己的女儿当做政治抵押品嫁给别人，德国人虽然没有见到这位国王，可是听起来也叫人感到受到亵渎，如果让人亲眼目睹，则更不能不令人义愤填膺。
德国人之所以愤慨不满，是因为罗马人从德国榨取黄金；是因为罗马人带来令人羡慕却又不能接受的异国风情；也因为教会中德国亲王的层出不穷的丑闻。据说某个戈尔德兰州主教里格自己吹嘘22个月中有人为他生了14个儿子；但是令德国人愤恨的最主要原因，恐怕还是七百多年以来一直令其垂涎欲滴的南方的美丽和富庶，以及梦寐以求的统治世界的妄想，今天已明显地成为泡影，这才是真正令其痛苦难忍的事实。城市的兴起，骑士阶层地位的衰落，特别是由于古腾堡的发明，德国人可以用自己的文字来书写《圣经》和圣歌，使这个民族越来越独立。现在即使不是十分富裕的人也能买得起《圣经》了。
人民有了《圣经》，又回到遵循原始基督教义准则的时代去了，当时有很多传教士教育人民起来与教皇作对。约翰·胡斯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出名的一个。
胡斯被判死刑
这幅15世纪的图画描绘了被判为异端的约翰·胡斯的死刑过程。胡斯在康斯坦茨大街上游行示威，他佩戴的帽子上饰有两个魔鬼，正在为争夺其灵魂而争执。胡斯在临死前仍高呼：“我宣讲的福音闪耀着真理之光，而今我甘愿死于其光芒之中。”
胡斯（1372或1373——1415），捷克人，布拉格的一名传教士，他的主张与德国、英国各地的改革派所要求的内容无甚差异：废除赎罪券和私下忏悔，废除崇拜历史偶像，要求圣职人员保持清贫与贞洁（早在10世纪，少数苦行主义者要求神甫终身不娶，这虽然没有成为正式教规，但逐渐成了约俗）。捷克人把胡斯的这些传教内容上升为国家教义；布拉格大学出现骚乱，运动的浪潮越出了边界，德国大学生到埃尔福特、莱比锡等城市步行串联。其结果是罗马教皇宣布褫夺布拉格的教籍，禁止布拉格进行教会活动。胡斯被召至罗马接受教会理事会的审判。
康斯坦茨教廷会议（1414——1418）是一起具有世界重要意义的事件，它是在违背教皇的旨意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意味着制止了教皇分裂教会的企图。
当教会坚持要求胡斯除了认错外，还必须承认教规，承认教皇的决定就是教会的命令时，胡斯拒绝了。他是自愿到罗马来的，德皇曾保证过他的安全。但是现在谁也不出来帮助他，最后被烧死在柱子上。
这一事件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德国各州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17年的内战，一场革命。这是一场宗教战争，一场讨伐者的战争，因为参加这场反对异教徒战争的德国先生们就是这么称呼他们自己的。他们接受命令，除了孩子之外，把所有的波希米亚人都杀死，这一切都是以救世主的名义进行的，双方的队伍前面都扛着十字架。与此同时，各阶级之间也爆发了战争，波希米亚的农民要求成立类似共产主义式的国家。
但是人民中间的反抗情绪却日益炽烈。人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对任何事物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一位进步的大主教的司法大臣在一封公开信中总结了教皇的罪状，这件事发生在路德出生前60年。
在改革运动的凶险的隆隆声中，掌权的教皇和德皇都感到自己还相当强大有力。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1459——1519）以他的自由观、幽默感，他的宏图和见解，以及各方面的聪明才智和优雅风度，明显地出类拔萃于所有其他的德国皇帝。他似乎一点儿也没有继承他的哈布斯堡的父亲的血统，而是完全吸取了他的葡萄牙的母亲的血统，而且把这些血液远远的遗传到他的孙子查理五世。
他年轻时很温柔，富于理想。像每个王子一样，他也写诗。在丢勒为他所作的晚年时期的一幅著名肖像画中，他看上去像一位经历深厚的议员，对人类深感失望，认为自己只能从自然和艺术中获得乐趣。人们称他为“最后的一个骑士”，但是这只表达出了他性格的一个方面，因为实际上他是一个富有理想的人物。马克西米利安缺少腓特烈二世和霍亨斯陶芬创建业绩的背景条件，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他很愉快，但并不是由于巴勒摩花园或猎鹰活动，而是由于蒂罗尔山区的深山幽谷；他也不是因为与艺术家和思想家之间的社交活动而感到愉快，而是因为在孤独的山脊上，漫步在深幽的羊肠小道上而感到愉快。他在德国历史上编写了独特的篇章，把理想和实际结合起来，既不使前人因他而让人感到堕落，也不让后者变得更疯狂撒野。人们由于他的形象而爱他。
这位至高无上的怪人之所以为大家所熟悉主要是由于他通达的性格。他喜欢跳舞、打猎，他懂音乐，爱喝酒；他会寻欢作乐，也能忍耐，他偏爱有思想见地的人，当然他也常常抱怨没有钱。他曾经大胆地说过：“应该让最有学问的和受过教育的人治理国家。”他经常亲自去寻访一些人文学家，恭谦地同他们交朋友，以满足自己求知的渴望。宗教改革问题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曾经向一位著名的修道院院长提出八个问题。问题之一是，一个崇拜上帝的人，是否也能通过某种别的信仰获得神的恩典？惊恐万状的修道院长要求给他三个月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提问题的人不禁大笑。他天赋很高，爱好艺术，但又不甚能适当地处理问题，他很容易动怒，往往突然离开宫廷到山上去打猎。在战斗的间隙他也写诗，有时他发很大的脾气，以至于别人感到他简直不是平日的他了。和所有的重要人物一样，他也很爱荣誉，但他从不矫揉造作，不注意衣着。他喜欢别人为他著书立说，他曾让丢勒为他画一幅胜利归来的油画，在因斯布鲁克城堡的教堂内他为自己修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陵墓，至今仍为人赞叹不已。
他的同时代人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宏伟计划。他曾设想与法国一样建立德国的国教。但是时值公元1500年左右，法国人干预了德国人的命运。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画像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奥地利大公（丢勒素描画）。
直到16世纪，德国人才发展了由人民————包括市民和农民————自己培植起来的民族感情。全体人民中几乎只有亲王和国王仍然把自己的利益寄托在国外。但是德国人仍然把法国看成一切方面的贵族的榜样。歌德在讲到法国贵族阶层时说道：“相形之下，在我看来德国人仍如茨岗人、弗伦斯堡和其他一些人一样是比较庸俗的市侩。”直到这时，法国的逐渐强大，才开始激起德国人的民族骄傲感。莱茵河，德国的河流；查理曼，德国的统治者；斯特拉斯堡，德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位于德法边境，两千年来，在德法之间数度易手，现为法国城市。————编者注）这些概念第一次占据了德国人的思想心灵，并从此延续了四百多年。在巴黎有过一个信条说，查理曼是法国人！怎么能在这个法兰克人之后称自己为法国人呢！为什么此后七百年来查理曼的王冠一直戴在德国亲王的头上呢？对此，魏玛帝国威胁说，如果法国人当了皇帝，德国将建立自己的国教。
法国在与英国的几次战争没有结束和取得统一以前，它的妒忌一直没有表面化。七百年过去了，法国国王现在才真正地希望从它的法兰克前人手里得到皇冠。这是只有一水之隔的两个国家之间很独特的事件。20世纪初这一妒忌的火焰在说着两种语言的边境省份阿尔萨斯重新燃起。实际上阿尔萨斯宁愿不依靠任何一方，取得独立的生活。对于客观而公正的旁观者来说，这两个国家为了一小片土地四百多年来不断地大动干戈，简直是在发疯。
在这一片混乱之中，马克西米利安是德国数百年来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动乱根源的皇帝。虽然他被迫要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但他第一个免去加冕典礼而称自己为“被选举的皇帝”。从而他把权力和政府机构集中在应该始终属于他的帝国之内。他的过人的精力终于使帝国的法律得以确立。这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亲王们希望竭力加以阻止的。这些人只关心对自己的土地和骑士的所有权。他们毫不担忧自己领地之外的纷争和仇恨，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最多只能引起他们三天的注意。因此德国内部长期存在着无政府状态，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可以促使一个欧洲强盗借故一名边境卫兵被杀而在三天之内对一个邻国发动进攻。
马克西米利安在位时恢复了帝国的税收制度。他还大胆地在德国确立了第一个上诉法院，尤其重要的是他为德国公众带来了伟大的和平。这一切的巨大意义在于皇帝和议会最后终于有可能在一起签署一项法律了。其结果是在德国人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怀疑。德国老百姓过去习惯于使用武力，现在惊讶地发现法权居然取代了它的位置。难道不就是昨天的诗歌和小说还都在赞美用武力互相搏斗的骑士吗？而今天这些人却成了犯罪分子！长期以来的家族之间的械斗被镇压下去了吗？这太好了，市民和农民们说，因为现在他们不用担惊受怕走自己的路了。但是骑士们问道，我们的武力应该处于什么地位呢？
长期的不统一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公元1500年左右，原来只有五个公爵的帝国分裂成三百多个小君主国。每个男爵和勋爵都希望成为选帝侯，这样自己的儿子可能成为皇帝。当时城市极少并且分散在各地，他们都有权出席帝国议会，但骑士和农民，现在已经变得一样穷困，都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就这样，两股不同时代的力量交织在一起，并一直影响到上了年纪的马克西米利安。马克西米利安担心帝国的命运，忘却了自己的一切爱好，甚至放弃了跳舞和对他具有特别吸引力的打猎。对于国家来说，他比他的先辈所作出的贡献要多得多，为它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是命运对他却很不公平。在他还不到六十岁时，为债务所迫，怀着极坏的心情跑到因斯布鲁克，希望得到暂时的喘息，但是这个城市的君主拒绝为他过去的恩主打开大门。这位两鬓斑白的皇帝几乎像乞丐一样不得不继续远行，不久就凄惨地死于奥地利的崇山峻岭之间。
路德的眼泪————路德的良心————他的忧郁————世界打开了大门
路德的双亲是曼斯菲尔德的一对矿工夫妇，他们出身于农民家庭。这对父母可能性情乖戾，路德在书信和谈话中经常公开把自己神经质的病痛归罪于双亲。童年时代由于害怕做错一件小事而挨打的恐惧心理，大大影响了这位准备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事业的人物的思想，而恐怕也只有这种精神上所受的影响，才能解释他的生平和为什么晚年犯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希腊的谚语说，艰苦的童年能造就伟人；舒适安逸是培养不出伟大的品格的。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多少都曾有过不平的遭遇。路德的命运肯定也与他童年时代遭到残酷的待遇有关。
对路德的灵魂进行剖析可以揭示造成路德本人大胆行为和弱点的深刻原因。直至晚年，他还在以自己的丰富的想象力阐述和描绘他年轻时代终生不能忘怀的印象。
母亲经常责打孩子，父亲从矿井回家，带回来的也是无处发泄的怨气。路德的老师也是一个虐待狂。所有这一切给这个年轻人带来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甚至直到他在世界上有了一定名望后，他还不想原谅自己的母亲。不！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和子孙后代，他的双亲如何使他遭受痛苦，如何在严寒冬天的早上，把他赶出屋去，把家里仅有的一点地方让给其他的孩子睡。
但是路德的父母绝不是名声很坏的恶徒。村子里没有任何人这样看待他们。他们是萨克森的农民，大多数人都不像他们的儿子那样脆弱。也不是因为贫穷或者境遇不佳而使他们变得残忍，家里的日子总的来说是向好里发展。他的父亲曾经雇有两名工人，在城里还盖有一幢房子。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农民，因而比别的阶级的人更野蛮些。几个世纪以后，从后代人的书信中透露出来的普鲁士军官学校的情况来看，今天希特勒党校对待学生的情形也并不比那天早上小路德在艾斯莱本挨了15下棍子的境遇更人道些。
在马格德堡大街上，14岁的小路德既无钱又没本事，还经常发着烧，被赶出学校后，不得不沿街乞讨。不久，一个商人家里的老板娘看到这个孩子能唱歌，又生着病，就对他发了善心。发烧和唱歌是路德内心世界的反映，阵阵发热和得到拯救，远不只是他年轻时候的事情，它们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发烧和唱歌是他得以表现自己的恐惧与爱的象征。
马丁·路德肖像
德意志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是16世纪上半叶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领导人，新教路德宗的奠基人。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他的宗教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
但是就在路德的经济和前途发生危机的关键时刻，他的父亲给了他的这个17岁的有天才的儿子足够的金钱，让他在埃尔福特攻读法律，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市长或大主教的大臣。但是路德情愿献身哲学，希望通过哲学来解开他百思不解的疑团。他过了四年愉快的读书生活，终日和他的同学、年轻的人文主义者为伴。愉快的生活犹如美酒和歌声，也一定会唤醒他对异性的爱。他20岁时开始注意女人，但后来又发誓要恪守僧侣的贞洁。二十年后，在他四五十岁时，已经有了五个婚生孩子。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他内心经历着的严酷的矛盾。
路德寻找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上帝，他命中注定要与世界共命运。但他却对每片落叶掉地都要惊恐不定。学生时代，他开始憎恨女人和美酒。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他内心的斗争日益激烈。尽管正值青春年少，尽管自己并没有非分行为，他却感到被人猛推回去忏悔，去思考他的时代，去思考寻找上帝的人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疑团，同他的同时代人浮士德一样，在死亡与魔鬼之间辗转不安。一些认识他的人后来描述说，偶尔在欢宴席间，他会失神地凝视前方，在一片喧闹声中，倾听和沉浸在遥远的死一样的寂静中。这是他自己向朋友吐露的。排除不了自己的恐惧，常常使他信心不足。他觉得没有理由要接受上帝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他应该设法报复。有一次在徒步旅行中，他突然拔出他的剑向自己的腰部动脉上猛刺一刀，幸亏当时离镇子不远，他的同伴及时把他送到一个外科大夫那里，性命才得了救。当他面无血色地躺着，等待生命慢慢恢复的日子里，他又做了些什么呢？他学会了吹笛子。“因为我后来向圣母玛利亚祈祷，我的性命才得了救。”他发着烧，嘴里喃喃地边说边唱。这是他面临的人生第一次危机。
大约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在一次斗殴中被人刺死了。当时他只需要上帝一个表示，他就可以抛弃这个繁华的世界而跟着去死。关于这件事他后来自己是这样说的，有一次，他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在阵阵闪电中，他发誓说：“圣者安妮，救救我吧，我一定接受神的旨意！”（后来，当他没有按照自己的誓言去做时，他把自己当时发誓说成是被迫的，以此来安抚自己的心灵）此后不久，他就进了奥古斯丁修道院，消失在高高的院墙之内了。这时他21岁。
简陋的单人小屋，70名僧侣千篇一律乏味的日常生活；严格的纪律，恪守贞洁清贫的庄严誓言，长老和神甫的严肃冷峻的神态，所有这一切深深地震动了他。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这种生活，直到二十年后才正式放弃。
终于要由他第一次主持修道院教堂的弥撒了，在这关键时刻，他突然慌张不安，只是在修道院院长紧紧的挟持下，他才没有从祭坛上逃走。
他听到背后有人窃窃私语，不禁冷汗浃背，两眼发直。假如他的黑色长袍有些许不适，或在礼拜仪式中有了一点小错，他就会失魂落魄，晕倒在地，恳求圣徒们原谅他的不可教诲，间或他会突然大叫：“我真无脸去见我的爹娘！”他长期值夜，使得他失眠，消化不良，但没有人能帮助他。有一次圣徒马克在诵读福音书时，讲到一个聋哑人，不能讲话，却经常磨牙，路德突然跳出来跌倒在地，大叫：“这不是我，这不是我！”
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的老年，他身边必须经常有人陪伴，以便在他突然发作时，有人帮助他。一次，他已经相当老了，他突然无缘无故地向他妻子哭叫，非说他们已经没法子生活下去了。路德的这种沮丧压抑的情绪，可以用一条曲线来描绘，从苦行主义到反抗造反又回到苦行主义。他具有极为聪明的头脑，他知道如何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他把这些都归咎于一种不能克制的焦虑。
难怪修道院的僧侣们都认为这位奥古斯丁兄弟被鬼迷住了心窍。难道他不认为自己不幸吗？老是胆战心惊，害怕遭受惩罚，过去是受父母的胁迫，现在是受上帝————可怜的人失去了正常的平衡。
无论是工作还是对未来的向往，都对他那悬在半空中的思想没有多少帮助。他希望从上帝那儿得到的不过是神的仁慈，同时他又热切地希望有自由的意志————一种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解放的自由。数十年以后，路德、萨文黎、加尔文等人的信徒还一直在争论，救世思想是由信念产生的还是上帝授予的。路德的热情，发狂似的挑衅，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冲动。
于是，似乎是希望的象征，上帝给他送来了一位朋友。他是萨克森的贵族、心理学家冯·施涛泼茨，作为主教代理人，前来修道院检查工作。他很快就发现，僧侣们的生活缺乏生气，教育的内容过于死板，服从多于自由。他把修道院的男修道士带到维滕堡大学，路德穿着黑色长袍，他已经是教授和博士了，但仍然和普通僧侣一起持斋、祈祷、做弥撒，是年他25岁。他重新步入他离开了四年的世俗世界，现在，在他后面的是修道院，在他前面的是生活。
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应该说是一位仁慈的君主。他的确比较关心自己的人民，并开始反对罗马的无休止的要求。这个看起来只为自己着想的新神学家，可能是位合适的人选。根据选帝侯的命令，路德同时兼任传教士。他递交了一份关于15个问题的书面材料后，要求尽快解职。只是由于教区主教生病，他在一个星期天被迫走上布道台。
接着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群众，要求向他们传播自己的知识和信念。可以自由地用德语来讲述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在过去一向使用拉丁文的经院式的修道院中是从来没有机会的。他马上显示出语言和演讲的才能。他的讲演稿采用了圣保罗文集的文章，是非常正统的。但是比较蠢笨的萨克森农民和自由民却被它深深地触动了。布道巡回进行，下一个星期日教堂挤满了群众，甚至选帝侯也亲自出席了。所有的眼睛盯着这位新传教士。听过无数老朽昏聩的讲话，今天突然看到一位令人鼓舞的年轻人，用生动的德语，结合农民的日常生活，讲述上帝的仁慈。这正是农民心目中的上帝。这也同样提高了这位传教士本人的久被压抑的自信心。过去他常常因为胆怯而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今天他成功了。渐渐的这位忧郁的僧侣感到周围世界光明一些了。一位听过他布道的医生曾给予他这样的评价：“这个修道士思想深邃，他将有惊人的前途。”
不久，这位年轻的僧侣兼教授为了自己的勋位，动身到罗马梵蒂冈去。在罗马他见到了当时被神化了的大主教裘利叶斯二世，他只是远远地见到了他，毫无义愤的感觉。路德在政治事务方面从未受过训练，对公元1511年罗马发生的大政治危机全然不知。当时其他的一些德国人对罗马统治阶级的一些做法十分反感，而对罗马的美丽又十分羡慕，但路德对两者均无动于衷。直到多年以后，他才在总结自己过去的坦述中，沾沾自喜地说：“当时我相信罗马的一切，但是后来我后悔了。”
手无寸铁的教授————第一批种族主义者————胡登————一座纪念碑————伊拉斯谟
与此同时，到罗马去的其他年轻学者却对一切都不相信，但对他们相信过的东西却从未后悔。米朗克松（Melanchthon Philipp Schwarzert，1497——1560，德国学者及宗教改革家。————译者注）把这些比路德机灵的人比作《伊利亚特》英雄。当时在意大利已被唤醒了的美和容忍的新精神，在一些传播时代新思想的人文学者的诗和绘画中均已有了反映。
再也没有比荷尔拜因的肖像画《伊拉斯谟》更能充分地反映德国人精神的天才作品了。伊拉斯谟实际上不是一个德国人，但是如果因为他出生在荷兰，而认为他是半个德国人，那么他的另一半则因为他居住在瑞士而来自瑞士，因而不管怎么说，也可以算是一个德国人了。他是第一位伟大的欧洲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而骄傲，但是人们还是愿意把他列入德国思想家的行列。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和他在诗中表现出来的透彻思想、惊人才华和笃诚精神相比。即使是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的才思，在不朽的伊拉斯谟面前也相形逊色。
与其说伊拉斯谟聪明过人，不如说他忠于自己的信念。他追随启蒙运动更甚于追随神学，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他既情愿做一个痛苦的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又不想放弃嘲笑的权利。伊拉斯谟比路德大20岁，当路德对他顶礼膜拜时，他已在世界上相当闻名。伊拉斯谟远不认为这个德国僧侣是自己的伙伴，因为路德在对罗马的斗争上太无思想准备。但是很快地一切都变得十分明显，路德疯狂的进取心把一切————艺术、光辉、罗马教廷、意大利，一股脑儿都揉进他的仇恨中去了，而智慧的伊拉斯谟恰恰能够透过黑暗区别权欲斗争和作为古代文明的继承人，他无比钦佩当时正在罗马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
但是这两个人的早期命运是相同的。伊拉斯谟，一个私生子，也与路德一样，受尽了教师的折磨。两人都做过唱诗班的儿童，身体都很孱弱，都进了修道院，但伊拉斯谟进修道院的目的不是为了修道，而是为了学习，当时的修道院收藏着各类书籍。路德在接受僧袍时欺骗了自己，伊拉斯谟则欺骗了僧袍。他们中的一个在风暴中成了教士，另一个则受良心的驱使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路德备受苦行主义的折磨，后来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伊拉斯谟则及时得到了教皇的释放。不幸的萨克森农民的儿子把自己的痛苦转向世界，当他一旦摆脱自我的束缚，整个德国都受到了震动；而那个身世不明的高雅的荷兰人则克服了生理上的缺陷，辛勤耕耘，用自己的智慧照亮世界，而不是用口舌进行论战。路德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狭小的萨克森。伊拉斯谟则到处为家，在罗马，在巴黎，在伦敦，特别是古老的雅典，到处可以发现他的足迹，他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不仅为德国人，而是为全人类带来了宝贵的财富。
但是伊拉斯谟对任何形式的权力地位都无动于衷，他坚定地拒绝一切可以得到仕途荣禄的机会，从而充分享受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当路德不得不以一把宝剑保护自己，防备突然受到袭击时，伊拉斯谟手无寸铁走遍全世界。路德看到暴力对政权带来的制裁，对暴力深恶痛绝。路德决不可能写下伊拉斯谟写过的话：“人民修筑城市，诸侯把它们拆毁。公民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却被贵族强盗所掠夺。民众代表制定出很好的法律，只有王室可以违背，人民祈求和平，但他们的统治者却寻找一切机会发动战争。”
伊拉斯谟在德国度过了他生活和工作的主要阶段，他，一个保守的革命家，在德国享有包括歌德在内都未曾获得过的荣誉地位，这完全是由于伊拉斯谟的高尚的思想和品德，这位身无一官半职，出身也非名门望族的普通人，竟然对整个欧洲的皇帝、教皇、君主、大贵族，带来如此大的恐惧，这在国家权力一向高居于思想精神之上的德国来说，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这位学者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也就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的态度即使不能决定危机时期的改革运动的进程，起码也可能改变它的方向。他崇拜耶稣，认为他是人类的导师，这样他就接近了希腊的精神恋爱主义者柏拉图，以及以容忍而不是罪恶行为来战胜愚蠢的思想了。在这方面他与腓特烈二世相似，但是伊拉斯谟晚出世300年，他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思想的洗礼。这位巴塞尔学者在巴黎、罗马、鹿特丹和伦敦享有同样的威信，在教皇和改革运动者的斗争中，他既可以向后者致敬，又同时不得罪前者。他的表现在异教徒看来如此狡黠，以至全世界的人，甚至教皇都带着微笑读他的作品，更没有人会对他进行挑衅。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这是荷尔拜因为其思想和学术上的老师伊拉斯谟所作的肖像之一。
伊拉斯谟（1465——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生于荷兰鹿特丹。青年时代入修道院，厌恶经院哲学和教士生活。1495——1499年就学巴黎。曾旅居英国、意大利、德意志，1513年后定居瑞士巴塞尔。曾致力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研究，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确定了希腊字母的读音。他的名著《愚人颂》（1509）为一讽刺作品，以犀利的笔锋，嘲讽教会的伪善、教士的放荡以及世俗贵族的庸碌。还著有《家常谈》，描写中世纪欧洲的生活习俗。
他的一生始终是个学者，他只希望用思想精神来改变德国的面貌，他教人理智、仁慈和和平，因此当人们开始用感情、派别和权力解决争端时，他仍然能超然于斗争的漩涡之外。
如果说，伊拉斯谟是一颗光辉灿烂的明星，那么刘希林（Reuchlin，1455——1522，德国人文学家及语言学家。————译者注）就是一片反射他的光芒的湖水。由于它的深邃、荒漠，刘希林将因此而把国家和思想引入一片混乱之中。
在一篇以刘希林思想为基础的，被称为《无名氏来信》的大块文章中，一群不署名的人文学家以讽刺挖苦的手法向教会和宗教制度发动了一场攻击：这是改革运动的前奏，对国家政权进行舆论攻击，这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即使后来在海涅时代，也没发生过。德国全国充满了笑声，其中笑得最欢的是伊拉斯谟，甚至笑痛了嗓子。
人文主义那时被称为是异教徒的洗礼。的确，优秀的基督教徒为了锤炼自己的思想，希望尽可能多地复古。一时间，古代的神仙从地下、河川又纷纷地出现了。在意大利，对美的追求与渴望，犹如一根魔杖引导着狂热的青年去寻根求源。越来越多的古代塑像被挖掘出来了。神魂颠倒的德国人一心向往南方，那里有着他们想象的美，就像《旧约》预言书中讲的故事，将在新时代成为现实。似乎意大利即将被精神征服，就像那时德皇所企图的那样，甚至往日统治世界的旧梦又重新回来了。当一个国家逐渐强大时，一定会出现一些狂热者。当时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些人甚至认为德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德国人也因而是被上帝派来统治世界的民族。甚至认为在伊甸园中的亚当就是讲德语的。他们坚信，在语言大混乱前离开巴比伦的雅佛，后来移居到德国去了。亚历山大大帝只不过是一个被德国人征服的希腊某地的小地方官。耶路撒冷是德国人发现的；亚马逊人是雅佛的后代，萨克森人的后裔，以及德国人是第一批基督教徒；拉丁和斯拉夫族只是很晚才形成的二等民族，等等。这些说法在最新的德国预言家问世前，一直延续了四百多年。
第一批人文主义者企图用德文写作，但是他们连对自己都不太有信心。当某人的优美的拉丁文受到称赞时，有人就会反驳说：“春蚕自己吐丝作茧，总比采集别人财富的蜜蜂要好。”但是德国人对此并不介意。拉丁文相当有修养的胡登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新的值得怜悯的东西，于是就发出了不朽的响亮的号角：“野蛮主义，拿起你的绳索滚蛋吧。努力学习，振奋精神，其乐无穷！”大辩论开始了，人们几乎可以在每个市场发现这种辩论。当哥白尼用革命的理论对一些基本物理问题动摇了《圣经》的基础时，用德文写作和谈天就比任何时候都活跃起来。过去互不干扰的思想与信念，精神与政治如今如此强烈地纠缠在一起了。早在这位奥古斯丁僧侣把自己的论纲贴在一个教堂的门口以前，德国的这股新势力就已经准备起来公开反抗旧时代了。
但是这恰恰是德国当时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家，他们同时被纠缠在一张不可解开的大网中。他们受到鼓励，准备向历史的结晶————艺术和文化进军；但由于他们反对教皇，由于他们是善于容忍而又缺乏组织的忠实的基督教徒，他们就成了觉醒了的北方反对意大利的领导力量，可是意大利在这个时候已是文化、艺术、古建筑的堡垒了，它光芒四射，举世瞩目。年轻的诗人向教皇发出檄文，揭露教皇的骄奢淫逸，生活糜烂；胡登同时受到文艺复兴火焰的感染。
乌尔利希·冯·胡登（1488——1523）比路德小五岁。他是一名骑士兼诗人，并在德国人中很快成了第一名大记者。他也曾在修道院学习，但很快逃了出来。怀着对僧侣生活的一切仇恨，他发表了一本充满异端邪说的小册子，并大胆地奉献给利奥主教一本。现在有关胡登的生平，也就只有这些小册子和他的箴言录《我敢挑战》被保留下来了。他可能被人们完全遗忘，但出于伟大的友谊，他和一个朋友的纪念碑至今仍竖立在施瓦本的埃本堡。一个粗壮的骑士，倚剑而立，双目凝视他左边一个比他年轻瘦小的男人伸出手臂指着的远方，这个年轻人似乎在向这位骑士诉说，这就是他们的敌人，但他没有能力消灭它。
骑士弗雷泽·冯·济金根，比路德大两岁，他在诸侯间没有爵位，但却比许多公爵都强大；他筹措了一大笔黄金，豢养着一支十分强大的队伍，甚至德皇也想得到他的青睐。眼看自己的伙伴日益穷困潦倒，济金根感到有责任帮助这些弱者起来反抗压迫者。他的办法也与这些骑士差不多，偷袭、抢劫，但是他的动机是出于助人。
就在这样性质的斗争中，他认识了胡登，两人一见如故，胡登应邀去济金根的城堡做客。济金根头脑简单，保守，好尚古代旧习，他既没学过拉丁文，也没学过其他。现在他利用整个冬天在天才胡登的教导下，就像当年白发老人查理大帝一样，埋首学习。胡登梦想自由、正义、改革，济金根用行动付之实现。两人都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两人都从中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武力与智慧的结合是德国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受着考验。今天，我们这些比他们晚出生很多年的后代，站在这座由两个人塑成的纪念碑前，梦想着可能有一天，这个有头脑的聪明人又会向他那持剑的朋友指出，德国土地上的财富必须得到保护。
路德的论纲————惊人的影响————路德吓坏了————教皇的回答
路德在维滕贝格大学平静地度过了七年教授兼传教士的生活。他教学相长，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在学习拉丁文的过程中，他发现《圣经》拉丁文译本极大地歪曲了原著。一个不知名的僧侣从两大部书中发现了一个单词的错误，几乎使这小小的房间的空气都变了，似乎世界已受到末日来临的威胁，而且它的后果一直影响了好几代人，比德国皇帝向帝国及诸侯庄严地宣布的和平敕令远为持久。
这个时候利奥十世已晋升为教皇，教皇除了垄断神权以外，还可以行使很多世俗的权利。这一点曾经遭到很多德国皇帝的反对，神学家也予以抵制。但利奥继续出售他的前任制定的赎罪券，更为甚者，他还要向德国收缴国库税。
一位多明我会的修道院院长泰策尔知道如何利用宣传来兜售赎罪券，他组织了强大的吹鼓手又敲鼓又吹笛，但就在吹吹打打的背后，富格尔金库的密探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勾当。教皇早在第一批印制出来的赎罪券售完之前，就已阴谋印制第二批了。那些出了高价免使自己进炼狱的人，现在不仅可以挽救自己的灵魂，而且还可以保护自己亲属的灵魂，忏悔和赎罪已不需要了。
马丁·路德银章
路德被这种滥用神权的做法激怒了。当时这样的问题是可以在公共场合进行辩论的。路德写了一篇论纲，在这篇文章中，他小心翼翼地运用了自己农民的智慧。
教皇的良好愿望被曲解了，他写道，忠实的信徒要求惩罚，而不只是买一张赎罪券。教皇怎么会只关心钱呢？他关心的只是祈祷者。教皇既然有能力可以用钱把人们从炼狱中解救出来，他为什么不以他的真挚的爱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统治者不用自己的钱来建立天主教堂呢？为什么他突然取消旧的免罪法了？不阻止申请者如此错误的做法，只能使教皇陷于被人嘲笑的地位。必须让教皇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请有学问的人来澄清这个问题。……
维滕贝格大学
维滕贝格城北部，矗立着维滕贝格大学附属教堂的高塔。教堂的大门板一直被当做黑板，传达大学的一些通知。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即在这里发表了著名论纲。维滕贝格圣玛利亚教堂，则是马丁·路德公开传教的地方。
路德把有关的这些想法归纳到一份以拉丁文写的《95条论纲》中，并把它贴在教堂的大门上，时间是1517年10月31日，“万圣节”的前几天。这篇论纲表面上没有可能引起骚乱或造反的文字。但它的内在含义却深深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人们小心掩饰着的内心的蔑视，就像一个宫廷小丑奴颜婢膝地向他的至高无上的主人报告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实真相。然而要知道，这是以阅读范围有限的拉丁文写的呀！人们听着用德文翻译过来的内容，无比愤慨，要求把这篇论纲翻成德文。接着由几个不知名的学生把翻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萨克森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海滨、阿尔卑斯山区，带到所有辉煌的古老城市和贫穷不堪的边远乡村、基督教堂、骑士的城堡、国王的宫廷，最后迅速地到达了罗马教廷。这就是由那个不知名的僧侣提出的冷冰冰的争论要点，他甚至没有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从不在公开的出版物上签署自己的名字，他也从来没在教会的会议上发过言；除了维滕贝格这个小小的城镇上的一些居民、僧侣、农民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古腾堡发明印刷术是如此伟大，而深入人心的信念又如此有力量。
受这份文件震动最大的是作者本人。他开始时感到惊讶，接着感到害怕。他看到了自己的文章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这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梦想和希望过的。他知道腓特烈皇帝，他的恩主和国王和他有着同样的看法，但他不能预见到这位国王将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利用他这个陌生的教授。在奥格斯堡情势危急的帝国会议上，马克西米利安准备号召帝国的武装力量起来反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在和异教徒的斗争中，他需要教皇的帮助。在教皇方面，也正需要安抚多明我会的成员，这批人正如《无名氏来信》所描写的，正不甘心毫无反抗地遭受第二次打击，积极准备让那位修道院长与路德进行公开辩论。
路德的《圣经》卷首插图
这是1534年出版的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德译本的卷首插图，描绘了穿着华贵长袍的上帝，以一位造物主的姿态俯视初始的世界。罗马天主教的唯一钦定本是拉丁文《圣经》，它既不准确又难以理解。到1574年为止，路德的《圣经》译本共印发了50万册。
路德突然发现自己被卷进世俗斗争，不禁十分震惊，这是他从来也没想到过的事————一个虔诚的神甫，会和许多在自己之前许多的神职人员一样，突然对自己的教义的堕落不满，一个狡猾的农民竟然公开发言，蔑视自行信奉的教义。虽然通过成功的布道，对自己作为城市的神甫还是有信心的，但他习惯于服从上级，因此他立即答应保持缄默，并且对学生在维滕贝格广场中心起哄焚烧泰策尔驳斥论纲的发言提纲很生气。但是，这个时候他到海德堡所作的一次旅行似乎唤醒了他。
这一年，路德35岁。在这次旅行中，他突然受到了一个名人所能受到的荣誉。当他出现在修道院、市政大厅和酒馆时，市民和农民聚集起来把他推举出来，向他致敬，并争先恐后地以一睹他的风采为快。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这就是那个最近把教皇驳得体无完肤的萨克森人。当他来到海德堡，最有名的大学教授和校长都争相同他握手，他感到好不得意！在这个崇高的精神界圈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军械士的儿子，他21岁，博学多才，相貌出众，温柔恭谦，犹如圣约翰转世。他是米朗克松的儿子，他特别巴结路德。不久路德就把他选去担任维滕贝格神学院希腊文教师。
人民————年轻的、年老的、虔诚的、有学问的，第一次在这个内心充满恐惧和疑虑，自卑而又神经质的僧侣身上唤醒了伟大的使命感。显然，他现在面对的是不同于其他种族的德国人，他总结说，是他们促使他成了一名斗士。
教皇召他到罗马去。为了保护路德，选帝侯建议让他在德国接受审查。路德面临第二次考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觐见德皇！
在此以前曾举行过多次公开辩论。有一次辩论是在路德同神学家艾克之间进行的。他们都用拉丁文，辩论十分激烈，最后不得不转到教会理事会上去进行。路德突然一反他平日温文尔雅的常态说：
“教会可能犯错误，只有《圣经》是确实可靠的。”
“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艾克反驳说，“那么你就是一个异教徒！”
此时路德突然用德语说：“我并不否定教皇及教会的权力，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来自圣门。但即使德国皇帝不是圣门出身，我们也应该尊敬他。”
这是决定性的一击。辩论的结果是惊人的。在那没有报纸没有广播的时代，口头传播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因为人们不会由于无数仅仅触动表面好奇心的琐事而忘记那深入人心的事件。路德感到自己的责任越来越大了；当他看到大批人文主义者站到自己一边来时，他的勇气和战斗精神也越来越高涨了。他坐下来开始写第一篇关于神学的辩论文章。这位苦行僧找到了一个十分巧妙的比喻：“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了。”
暴风雨来临了。教皇要求交出路德，并把他逐出教门。罗马发出了教皇的训令。路德召集学生参加焚烧教皇训令大会。大门敞开着，学生们围着火堆欢呼雀跃，路德在狂欢声中把一束羊皮纸卷扔入火中。
教皇已经对那个罪行确凿的奥古斯丁僧侣下了逐出教门的命令。现在宗教法庭可以随时把路德投入火中，就像他把教皇的训令投入火中一样。但是世俗力量————他的君主保护了他。一切都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志了。马克西米利安在这场暴风雨的岁月中去世。同年选出了他的接班人，谁将是新皇帝呢？
查理五世————最伟大的三位德国皇帝————查理的青年时期————路德被召见————沃尔姆斯大会————皇帝与修道士————我站在这里
法国、英国、西班牙的国王都出席了1519年的选举德意志新皇帝的庆祝大会。其中心情最迫切的是法国，它认为在欧洲，法国领导德意志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法国是既强大又统一，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它的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巴黎已成为独一无二的首都，它的西北部有很长的海岸线，使它面向世界，经济上不受意大利的制约，它还有自己的国教，因而可以不向罗马教皇纳税。相形之下，与它毗邻的德国还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朝廷和首都；德国的地理位置对对外通商也极不利；而现在内部又如此分崩离析，各邦诸侯和思想学者纷纷因宗教改革对待罗马的态度的分歧而陷入派别斗争。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抱着统治世界梦想的德国来说，罗马始终是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它对德国皇帝或帝国都有很大的钳制力。然而无论法国、西班牙或意大利，都没有一个国家必须在政治上服从罗马，即使西班牙的宗教法庭也具有国家警察的性质。
年轻而又富有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准备向日益贫困的德国亲王们收买选票。勃兰登堡的马格兰夫早就想背叛祖国，倒向法国。其他一些亲王也学他的榜样。弗朗西斯感到多数在握。他希望，结果也确实赢得了支持，条件非常可笑，即如当选为皇帝，他将偶尔出访德国，而听任亲王们自行其是。
但是当选举进行时，群众一致要求选一名德国皇帝。当选举高潮最后在法兰克福进行时，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查理决定拿出更多的钱，实际上也是让支持他的富格尔财团拿出更多的钱。（约计100万弗罗林Florin，金币名，1252年首先在佛罗伦萨铸造，后为英法等国仿造。————译者注）由于他保证忠于教皇，同时又保证满足选民的一些要求，从而使德国的利益和群众的情绪得到了统一。此外，他的年龄也使他取得了优势。各邦诸侯希望选举一位年轻的亲王，以便以后可以驾驭他；普通的老百姓也赞成他，因为他谦虚朴实；妇女也喜欢他，因为他将以非常英俊漂亮的形象出现在加冕典礼上。
查理五世（1519——1556）大概是德国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皇帝。即使从布鲁格斯所作的查理16岁时的小泥雕像也可以很清楚看出这一点。他的迷人之处不在于他的外表或思想，而在于他的血缘和教养。七个朝代以来，这个家庭不断的与不同的种族家庭联姻，因此他的血液里充满了不同种族的血液，血缘非常丰富和遥远。他仪表堂堂，双目炯炯有神，无疑是一位天生的将才；在他那透着灵气和聪颖的脸上，似乎有一种神气在告诉别人，他是不允许被人摆布的。他当选为皇帝时才19岁，但是在他15岁在布鲁塞尔被召时，他已经是统治勃艮第的伯爵了。16岁他的西班牙祖父去世后，他便继承了国王的位置。他继承了半个欧洲，还有新发现的美洲，一共为六顶皇冠，最后一顶是德国人刚刚给予的。一个20岁的青年，没有父亲、母亲、兄长的帮助；没有祖父，没有朋友，在他的王国里，也几乎没有枢密院这样的机构，他必须在这种情况下挑起重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考验啊！要经得住这个考验，不仅需要坚毅的性格，更需要天才。查理在后来长达40年的岁月中，证明了自己确有这样的天赋。
查理五世画像
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为天主教奉献了全部忠诚乃至狂热。他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激烈反对者，并企图建立一个“世界天主教帝国”。1521年，查理五世以皇帝身份传唤马丁·路德参加沃尔姆斯宗教会议（许诺保证路德的人身安全）。然而，他在这次会议上宣布路德及其追随者为非法（1521年沃尔姆斯敕令）。
查理，查理大帝，腓特烈二世，这三个人身上的差异很快就表现出来了。这三个人都梦想统治世界，但卡尔大帝希望的是征服，腓特烈希望的是文化，而查理希望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德国历史上这三位伟大的皇帝，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德国人。按今天法国人的说法，卡尔大帝是法国人。的确，他通过战争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征服了德国土地。腓特烈的祖先一半是诺曼底人，而他自己几乎大半生都在意大利度过。查理五世的七代祖先中，只有一个是德国人。如果以出身和遗传为背景，怎样的统治者最有资格把欧洲统一为一个王国呢？恐怕不难发现，第三个家族最为合适。
查理经历了既伟大又坎坷的命运。在德意志国内战争中有胜利，有失败，有改革，也有和平。他也享受过青年时代的愉快，这是在荷兰和西班牙，晚年也是比较幸福的。不同于卡尔大帝，查理拥有的太多而不是太少，因此不需要出去征服。查理也不同于腓特烈，一直和教皇相处得很和睦，从未发生过争吵。作为勃艮第的一个骑士，他具有荷兰人的忠诚，也有西班牙人的庄严。他继承了他所有祖先的遗传因子，但从德国人那里则只继承了一个下巴和哈布斯堡人的好胃口。他从来没有德国人的轻松愉快。他喜欢与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为伍，支持赞助他们的活动，但自己并没有什么艺术上的抱负，与腓特烈一样，他不喜欢有违反宗教内容的文化，因为查理热爱自己正直的信念。
表面看，他的性格冷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充满热情。他对宗教有很深厚的感情，后来他把这份热情奉献给了他的妻子。妻子死后，他没有再正式结婚。她是他的妻子，他们在上帝面前结婚；她是全王国的王后，这是他赐给她的，正是这种骄傲的谦卑使他十分爱她。也正是这种感情，促使他接受了统治这片国土的位置。对于这个国家，他励精图治，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就其品德的高尚与尊严来说，德国历史上没有任何统治者堪与之相比。
他小时候从不知道自己那被称为王后琼夫人的西班牙母亲。她在乔恩特生下他以后，很快就回家里去了。接着又连续怀孕生育，身体受到很大消耗；宫廷内部的猜疑妒忌，也使她身心得不到安宁。当查理17岁作为国王来到西班牙时，他与他妹妹第一次在一间很暗的房间里看到了他们的母亲。他是由他的姑妈玛格利特————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带大的，长年住在她在荷兰的一个城堡里，这位姑妈为人十分精明。他的家庭教师，一个十分虔诚的学者，给了他正规的传统教育，同时，也宽容地教给了他一个骑士需要掌握的各种本领，也允许他同文人墨客为友。
查理的青少年生活是十分幸福的。他非常信任自己上了年纪的老师。可是当他来到阿依克斯拉教堂参加隆重辉煌的加冕典礼时，他实际上还是个孩子。他站在卡尔大帝的宝座前，宣誓廉洁奉公，捍卫信念。他十分喜欢自己身上的这套华丽尊贵的缎袍与盔甲，也非常欣赏群众对自己坚定自若风度的欢呼。马其尔朗刚刚从太平洋回来，带回了珍宝，查理很快把这些珍宝带到温莎去向英王炫耀。他在荷兰遇见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他觉得她十分可爱，就尽可能逗留在荷兰，后来他们相爱，这位姑娘成了公爵夫人。教皇利奥也迅速地给他找来了乌得勒支主教为他的老师。
一切恩泽都降临到这个幸运儿身上，在他22岁以前，命运与人们从来没有向他说过一个“不”字。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青年却仍能保持谦虚冷静的态度。当他第一次遭到路德的否定时，他仍然十分自信。
1521年，在沃尔姆斯他的第一次帝国国会上，查理发现亲王们的心绪不安。他们正在为德国内部日益高涨的动乱和自己的前途担心。谁能影响这位年轻的皇帝？使他们惊讶的是，这位年轻人竟镇静自若，不偏不倚。他说，他觉得他应对教皇负责，因而他似乎立即就会宣布剥夺这个被革出教门的僧侣的公民权。但是少数选帝侯要求他召见路德。查理同意了。
路德决定见驾。他所属地区的选帝侯答应保护他，皇帝的诏书本身就是一张安全通行证，具有足够的仁慈和安全戒备。路德像天使一样被送上路。尽管如此，整个德国还是震动了。路德会被处死吗？一百年以前发生过的事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一位神学教授被另一位皇帝召见。同样的诏书，同样的情景，其结果却证明了皇帝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路德本人对此行十分激动。他似乎是一位凯旋而归的胜利者。动身之日，大队人马朝西而行。所到之处百姓们都希望亲眼见见他，亲手摸摸他。抵达沃尔姆斯塔楼时，卫兵们为他吹起了号角。围观群众密密麻麻，以至传令兵必须为他在前面开道。下午路德抵达皇帝为他在埃比斯考伯尔设下的住所。在一层大厅里，他发现皇帝和一大群陪同的官员已在塞得满满的房间里等他。
召见的过程是十分简单的，但却是德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代表政权的国家人物和代表精神思想界人物从来没有如此面对面地互相揣摸着对方的外表和内在的力量，进行直接的较量。这里不是当年胡斯在康斯坦茨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触犯了基督的代理人而面受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惩罚；不是因触犯王法，或煽动百姓造反而在最高法庭审判囚犯；也不是教皇派来秘密使团在与皇帝密谋贬黜大事。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代表德意志帝国最高权威和力量的皇帝举行的听证会，聆听一个不受任何组织和宗派支持，只是因为个人的讲经内容冒犯了教会的神学教授和思想家来诉说自己的经历。皇帝要听一听，这位教授讲的内容中有多少真理，抑或全部或部分是谬论。这次交锋不是过去的教会与国家的对话，这是德国历史上代表思想精神的力量同国家权力的第一次交锋，过去这两股势力习惯于各行其是。
查理五世的钢盾
双头鹰和纹章
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和查理五世的纹章。
当天这两个人看到的是什么？
皇帝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穿黑袍，37岁，但仍很痩削的修道士。看着他，使人不由得想起克拉纳赫早期的侧身像：尖尖的鼻子，轮廓分明，面色苍白，一对乌黑的眼睛。修道士看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裹彩锻锦绒皇袍的高贵少爷，面对本人，人们不禁感到荷兰画师奥雷对这位皇帝的肖像画，简直如同摄影一般生动逼真。他天庭饱满，与路德一样有一个非常挺拔，但却要俊逸得多的鼻子，双唇微启（查理的所有画像几乎都是这个姿态），两道剑眉犹如画出来般的整齐，一头浓密的黑发，十分英俊秀气，他的手随便地搁在胸前，整个姿势是如此优美动人。金色羊绒编成的饰绦垂披在两肩上，里面穿着绣花的衬袍，微微耸起的帽子中央有一个宝石搭绊，闪闪发光。光润白嫩的脸孔现在正聚精会神地打量着坐在他面前的路德。不管怎样，他总有点趾高气扬，而穿着黑袍脸色苍白的修道士则似乎不是来接受召见，倒好像是一头新奇的动物被牵上了舞台。
双方都十分错误地估计了对方。“他坐在那里”，路德后来回忆说，“像一头无辜的羔羊来到一群猪狗之间。”对查理来说，后来雷卡特写下的回忆录说：“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把我引上邪途。”双方都以主观的成见去理解对方。皇帝始终认为路德最多是一个狡猾的疯疯癫癫的农民；而这个农民的儿子认为他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头脑简单又单纯的王子，大大低估了查理。据说，路德那天的表现不十分友好，东张西望，令在座的人不十分愉快。
他走向一张桌子，看到了自己的著作被放在那里，心里十分慌张，他后来承认说。他看到了艾克博士也在那里。艾克先用拉丁文问他，是否承认这部书是他所作，然后问他，是否愿意放弃他的观点。对第一个问题，路德用很低的声音作了肯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他犹疑困顿，沉默了一会儿。经常出现的恐惧心理，特别是那天，当他授任圣职第一次做弥撒时几乎使他晕过去的恐惧又重新出现了。他要求考虑一会儿。他的回答使在座的人都感到惊讶，也感到失望，眼看一场好戏要落空了。这么多的亲王，还有皇帝本人都被邀请来，却只看到这个出名的先进分子嚅嚅嗫嗫，欲言又止。大家勉强答应他休会，但最多只能到第二天。
路德很快得到了恢复。就在这一天晚上，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表示，“即使基督宽恕我”，也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字。他对这一伟大的时刻并不十分在乎，即使面对审判，经过长时间考虑，他还是取决于那一刹那的冲动，不管这是基督的宽恕也好，还是受情绪的支配也罢。当他第二天晚上重新进入那间房子时（这次他们让他等了两个钟头，直到上了灯才接见他），他信心十足。根据当时所有的材料看，他举止十分安详。显然，他接受了私人教师的指点，表现得彬彬有礼，仪态大方。他首先对自己昨天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犹疑表示抱歉，而且要求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原谅。但是他很聪明，在这篇准备好的讲话中，他没有提到教会亲王们的名字。
开始，他用拉丁文回答问题。句子显得优美冗长。他的对手艾克对这些华丽的辞藻显得有点不耐烦，要求路德用德文明确回答问题。据编年史记载说，因此路德就用坚定的完全不同于昨天的语调进行答辩。“他用一种甚至他的顾问都希望他能略为收敛和温和一些的态度”来回答问题。
“既然尊贵的皇帝陛下和高贵的老爷们要我简单地回答问题，那么我就直截了当地说：除非发现我有违反《圣经》或犯有其他证据确凿的罪行，否则我将一如既往，我的良心将因为我的行动符合上帝的教导而感到安宁。我对教皇和教廷没有根据的语言表示不信任，因为事实表明他们的话是错误和经常自相矛盾的。我不能也不愿放弃我说过的话。因为违背良心的行动既无益处也不光荣。”
皇帝不懂拉丁文，也不懂德文。当他听了翻译过来的路德的发言后，据记载说，他向路德提了一个问题：根据路德的看法，教廷是否也错了？
“康斯坦茨教廷的决定”，路德回答说，“明显地违反了《圣经》的清晰的教义”，说着，他伸出一个手指头以示警告，犹如当年胡斯的做法一样。
皇帝听罢，悠然起身，领着他的随从退出大厅。艾克眼看要被迫迎战，幸亏皇帝走了，也就停止了发言。路德原准备大干一场，现在没有了对手，不禁有些失望。他喃喃地低声自言道：“我站在那里，动不了了，上帝帮助我，阿门！”
会见突然中断了，群声喧哗。人们鼓掌向这个修道士祝贺。台阶上，烛光影曳。宫廷门口传来西班牙马车夫的吆喝声：“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他！”路德终于又回到大街上来了。月色当空，星光闪闪，夜幕已经完全来临了。路德不由振臂高呼：“我脱险了，我脱险了！”喊声释去了他心头的重负。
回顾————为大家所喜爱的路德的德文————反抗爆发————路德的最崇高的时刻————驯服的臣民————路德背叛革命
瓦尔特堡是一个罗曼蒂克城市，它充满了音乐、罪恶，但仍使德国人感到亲切的年复一年地存在下去。今天，如果有人爬上它那满是山毛榉树和橄榄树的山顶，人们仍会感到置身于歌声和民谣中间。即使时间是公元1500年，传奇式的故事也传遍乡林山间。现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们的主人公，孤独的修道士，坐在炉前沉思，透过蓝色的火焰，他似乎听到瓦尔特低沉的歌声。三百年前，这位游吟诗人就是坐在这里的；他也似乎听见了战斗中骑士的战歌；看见了艾克哈特和圣·伊莉莎白在低声叹息。这些人都在这里生活、斗争、歌唱过。
路德也在歌唱。这一年的整个夏天路德都在梦想献身，赞美圣母玛利亚，在沉思颂词中度过的，并不时地把他的思想记录下来。这是他的习惯。间或他也回想过去，回想曾经如此动乱的春天，究竟他发生了什么事。
晚年的马丁·路德
那天晚上，他回到旅馆，感到松了一口气，只觉得浑身精疲力竭，像散了架似的。人们拥簇着他，只有一个人给他送来了当时最需要的东西。这是公爵勃鲁斯维克给他送来了一大罐啤酒。由于对这个奸诈的世界失去了信任，他开始不敢喝，直到问明了是外国人送来的，他才一饮而尽。难道这些外国人没有听说，满街都在议论叛乱？400名骑士在圣教门前————皇帝下榻处游行示威反对暴君和神甫，他们大声叫着“花边鞋”，这是农民造反的口号，第二天他们在墙上贴满油印的传单，有的标题说：“国家不幸，弄了个孩子当皇帝！”
宗教改革者的群体肖像
这是一幅描绘一群宗教改革者的群体肖像画，由克拉纳赫作于16世纪40年代初。中间的是萨克森选帝侯约翰·腓特烈一世。他的后面是受他庇护的宗教改革者，最左边是路德。
那天路德走后，大厅里全体选帝侯坐着听候皇帝宣布敕令。敕令要求全体选帝侯一等路德的安全通行令过期马上把他包围起来。读罢，与会者开始保持沉默，接着一些比较进步的亲王起来表示反对，并扬言将置这道沃尔姆斯命令于不顾。
在那些日子里，所有的人都感到人民站在这个修道士的一边。亲王们也希望在为各自私利的斗争取得路德的支持。他们企图利用路德作为人民与皇帝之间的缓冲器，利用这个凭良心行动的人，为他们的派别斗争服务。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取得他的欢心，派大臣去拜访他；一名主教甚至想邀请他到自己的教区来，免得他向教会理事会屈服。路德想到了胡斯，摇了摇头。他现在觉得对自己很有把握，驱逐令威胁不了他。他的头脑里一直摆脱不了那个曾经坐在他面前的年轻皇帝，嘴唇微启着，活像一只稚嫩的羔羊。
路德在城堡的花园里来回踱步，喧腾的世界，也就是昨天发生的一幕一幕————大厅里的人群，烛光，肥头大耳笑容可掬的神职人员，怒气冲冲的西班牙马夫，拥挤在自己周围目光炽热的大学生，还有那救了自己的满脸狡诈的国王，这一切都慢慢地在自己的眼前消失了。还有当他还在安全通行令的保护下，通过图林根回维滕贝格去，路过一片树林时，突然出现一队骑兵把他包围了，他吓了一跳，但他们却冲着他笑————他们是萨克森选帝侯的雇佣兵，是来保护路德到瓦尔特堡去的。
慢慢的这些浮现在他脑际的梦一般的人和事，皇帝，国家，政治，都渐渐地消失了。他内心感到愉快，又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身份来了，一个诗人，一个研究上帝的学者，一个长期受压制的人。运动，斗争，荣誉，一切都消失在脑后了。他一贯向往和喜爱并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追求的宁静生活，在修道院时曾得到过。他在这种宁静的生活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新的安慰，使他那滚烫的心得以平静。5月过去了，6月又来了。夏天很快就来到了。犹如一个被拐骗到这里来的王子，路德生活在音乐和玫瑰丛中。他时而作祈祷，时而写东西。秋天来临了，有一天他打开伊拉斯谟的希腊文《圣经》，把神圣的内容翻成他喜爱的德文。从瓦尔特·冯·德尔·福格威德到歌德，凡是领略过路德的优美的语言的人，在谈到路德的德文《圣经》时，无不怀着深深的敬意。这也许正是路德的最伟大的贡献。的确，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创举，对德国的全部历史产生了重大的甚至可悲的，时至今日仍然不可磨灭的影响。
路德在1521年到1522年冬天在瓦尔特堡把《新约》译成德文。这一伟大的工作，在他亲密的朋友中，还没有一个敢于尝试。这并不是《新约》的第一个版本，而是它第21个版本。但是前20个版本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有这个版本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过来的。开始译文只有《新约》，12年后，路德才把整部《圣经》翻译成德文。
只有农民兼诗人的混合天才才能完成这么伟大的作品。“看人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路德经常这样教育学生，他自己也经常身体力行。就像一个聪明的花匠为已经枯萎的花木带来了人造雨水，使这些植物恢复了生命一样。路德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高人一筹的才能，他是个演说家、教员和诗人，虽然他一直穿着黑袍子，但却最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在将近二十年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接触过女人。
路德创造中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以有力的事实唤醒了德国人民早已忘怀的自己的成就。没有人还记得自己的日常语言，成语、谚语、俗语。这些语言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光彩，成了不知源于何处的民间传说，而现在又在路德的书中出现了。
这段时间可能是路德生活中最幸福的阶段了。他孑然一身，但又有很多好友；他是一个囚犯，但又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花园与书房之间；他不需要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不需要去指责什么人；也不要决定什么问题。他被遗留在一个只有信念和写作的天堂里，这个天堂和德国的其他一切都十分和谐。
但是由他引起的骚乱不久又一次冲击了他。他的书被烧毁，皇帝的驱逐令————“路德是个魔鬼，他破坏了一切秩序。”等等，随着这些流言蜚语，萨克森出售赎罪券的活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情况比以前更严重。那天晚上，在沃尔姆斯发出的第一次喊声，在德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虽然开始时只限于知识界的争论，但不久人民就发出了他们的呼声，这是长期以来被压制的奴隶的呼声，他们的意见从来得不到重视。骑士和农民两个阶级都在遭受饥饿，生活无望。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皇室贵族的贪婪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宗教的统治大权掌握在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的主教手里，他需要黄金和金钱来维持他的权势和享乐；这种状况已延续几个世纪了。从德国人的性格来说，他们的耐心，顺从，以及能够容忍的程度大大超过世界上其他的民族，但是一旦怒火冲破这个限度时，他们就会变得更加疯狂野蛮，毫无顾忌。
现在，人民在很多地方冲进教堂，取消弥撒，破坏圣餐礼，撕下墙上的绘画。僧侣和修女纷纷逃出修道院，废弃已订的婚约。他们抛弃自相矛盾的《圣经》，寻找真正的上帝，而且只给能够理解《圣经》意义的成人做洗礼。在萨克森运动的规模发展得更为深远。萨克森选帝侯不禁怀疑自己保护路德的做法是否犯了错误。此时路德又给他送来了一本反对赎罪券交易的小册子，选帝侯决定不了是否付印，因为他现在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路德在瓦尔特堡虽然感到很安全，却仍然觉得受到第二次斗争的挑战。这次斗争要比第一次更出于自己的主动。一个无比忠于信念的人，最后只好变成了一个新教徒。总的来说，路德的本性是温良驯服的，他讨厌政治斗争中的一切暴行。他年轻时有过可怕的经历，有来自父母的，有来自修道院院长的，恐惧心理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现在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上帝又成了他产生恐惧的因素。扪心自问，他的确从来不希望发生眼前这一切骚乱。难道维滕贝格市政府不会把他当做魔术师一样请他去扑灭因他而燃起的大火吗？这个全部身心浸沉在自己的思索与写作之中，安全受到严密保护，行踪不为外人所知的僧侣突然惊愕地发现，大祸已经临头，他决定摒弃害怕心理，保护现存的制度，堵住反抗潮流。他给选帝侯写道：
“能够制止这场暴乱的只有我可怜的躯体，既然上帝不希望保护我，与基督比较起来，我的脑袋不算得什么。事业的本身不需要进行讨论，刀剑也无补于事。上帝必须独自主宰一切，人的关心和力量与它无益。”
写罢，他佩上宝剑，离开庇护他的住所，取道直奔维滕贝格。在这生命的关键时刻，路德差一点被人杀死。在图林根的一片大森林里，路德身穿褐色紧身上衣，头戴红色小帽，腰佩宝剑，马鞍兜内放着他的新《圣经》，浑身上下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僧侣，倒像丢勒《骑士、死神与魔鬼》中的骑士，一路飞奔前去进行夜袭。两个瑞士学生在耶拿附近遇见了他。他们后来写道，他们盯着他看，同他说话，开始没有认出他是谁来。“他的眼睛又深又黑，像黑夜的星星闪闪发光，使人不敢多瞧。”这个古怪的骑士把他的希伯来文书放在一边，仔细地向他们打听情况，说话态度安静自信，语言诙谐。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当他们问到路德博士时，他答道，路德马上就要回到维滕贝格去了。这一切都表明，他很能控制自己，很坚强，丝毫没有露出烦躁不安的迹象。
路德在萨克森布了八次道，群众的骚乱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他说服选帝侯发布一道命令，宣布教会必须服从世俗当局，从而以新的权力代替了正在日益衰落的主教的权力。选帝侯对这个建议很满意，因为这对他十分有利，他表扬了路德。很快，王室和城市贵族都感到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的地位和权力都得到了加强。希望维持秩序的各个阶级都在路德面前握手言欢了。所有的有钱阶级————王室、贵族、城市市民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发现路德在这场动乱中还是忠于王室的，是驯服的，他甚至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教权置于世俗当局之下。
但是路德却因此而失去了农民、骑士及其他对现实不满的阶级的支持。他们实际上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正像所有的革命运动在初期总是发展十分迅速的。茨维考的托马斯·闵采尔就是一个十分合适的人物。
闵采尔比路德年轻七岁，也是一个教员和传教士。他曾经潜逃，并被流放。他是一个到处流窜的传教士和点燃革命火种的人。初期，他追随路德，一方面为路德不平，同时也出于自己的雄心。现在闵采尔用《圣经》的语言反对《圣经》，宣布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上帝最优秀的儿子，但是关于他的死的说法对人类是“淫猥的”，认为人间就有上帝的王国和幸福的天堂，异教徒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提出打倒阶级，让人类都成为兄弟。成立欧洲同盟。向异教徒和土耳人致敬！打倒向当局屈膝的维滕贝格主教！“为什么你要称呼他们为尊敬的陛下？他们只不过是些高利贷者、小偷、强盗，他们对人民大众就像对待他们的畜牲一样。”
闵采尔像
闵采尔（Thomas Müntzer，1490——1525），通晓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精通《圣经》。在德国宗教改革之初，他曾积极支持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主张。但随着与劳动人民密切接触，观点更加激进，终于与路德分道扬镳。他的思想主张及其泛神论的因素，比路德的“信仰得救”更加进步。
路德反唇相讥，称闵采尔为丧失了神智的醉鬼；大骂参加骚乱的群众为失去理性的野兽，说他本来还想以良知来清洗某些人的灵魂；现在他开始咒骂那些离他而去的人。就像那个在腓利比恺撒看见耶稣顿时变了腔调并开始发布命令的人一样。
预言者难道没有让他的门徒失望过吗？难道门徒没有离弃过耶稣和穆罕默德吗？如果只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他们就会继续努力；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把长者的严肃启示当做礼品，他们就会要得更多。有谁想去了解一下路德的青年时代和他的性格呢？全世界看到的只是一个在皇帝和帝国面前在其生命受到危险时交代自己罪行的人。路德开始使大家失望，当时大约四十岁。五年来他进步很慢，但很稳重。现在他止步不前了，而且有可能后退。
这时对路德的另一个打击是：一些人文主义者也起来反对他，但他们并不是为了社会革命。思想界的带头人伊拉斯谟，即使在路德遭禁时也没有撤回过对他的支持，但现在离开他了。法律上他直接向皇帝负责，他曾公开表示支持被剥夺了公民权的路德，以自己的世界性的名誉地位保护路德的安全。但他事先声明，退休后到瑞士的巴塞尔去，以免在荷兰被捕。现在他虽然没有发表什么文章反对路德，但在思想上已与路德分道扬镳了。
就这样，一位相信自由意志的哲学家反对祈求宽恕的信仰上帝的人，一个从事科学和艺术的人反对虔诚狂热的信徒，思想反对感情。第一个欧洲人起来反对当时的第一个德国人，因为正是这个德国人为自己的人民献出了德文《圣经》，同时又将人民的自由典押给了王室。这两位研究《圣经》的学者互相用《圣经》的理论向对方证明上帝的宽宏大量和无限权威的情景一定是十分壮观的。
是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德国人民被思想界的问题震动了。他们向世界向历史证明了他们蕴藏在内部的潜力。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是短暂的，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重复过。
人文主义者对抗路德————农民领袖闵采尔————农民起义————路德的婚礼————音乐带来的愉快
这是一个冬天。在骑士济金根城堡的大厅里，主人和他的孩子及仆人们围坐在一起。他们都在听站在他们面前的乌尔利希·冯·胡登给他们念路德的新《圣经》。上了年纪的济金根现在可以用德文学习了。一些逃跑出来的僧侣散坐在边上，个别的还带了自己的妻子。桌子上放着查禁的读物。这位壮实的骑士至今还在犹疑是否出来领导这场反对富人的战争，因为那些日益贫穷，衰败，濒于死亡的骑士们一直在催促他起事。“西德意志骑士军团”已经组织起来，领导人是济金根。这时他同德国皇帝的关系十分恶劣。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什么？建立一个皇帝和皇室都没有权力的贵族民主国家；这样的国家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反对那些现在已经不愿和骑士携手并肩的市民的。济金根感到他目前的力量还不足，并且他的星术家也反对他这样做。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这个军团似乎还是陷于分裂。很多力量又联合起来反对济金根，他被包围了。1523年他中弹重伤，苦恼万分的胡登，先由朋友送走逃到瑞典，他去找伊拉斯谟，但不受欢迎，因他一直还在想写文章反对他。胡登由萨文黎帮助逃到苏黎世湖的小岛上，在济金根之后不久死去。他身后什么也没留下，只有他的笔和手稿，但也失传了。但是他的格言“反对暴君”历经几个世纪，相传至今。今天在那些具有崇高思想的人们口中，人们又一次在传颂这句名言。
胡登和济金根之后，骑士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上消失了。济金根实际上也是当时穷苦人民中最后一个比较有力量的斗士。他死后，酝酿了很久的计划，组织骑士、市民、农民军团起来反对诸侯、教会、贵族的斗争也失去了可能性。因此农民只好单独提出他们的革命要求了。
公元1500年左右，德国农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农民先后发动过12次“农民起义”，因为他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堪忍受了。他们的要求实在可怜得很，他们只不过要求具有捕鱼和打猎等微不足道的权利。要战胜那些封建领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甚至要付出一只手的代价。历史学家证实了有关情景，有时农民跪在领主面前，恳求保留他的右手，砍去左手，即使如此，右手还是被剁去了。德国封建地主贵族的凶残暴虐，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很少见到的。当时社会上货币已经出现，教会和封建领主给予农奴的已经不是胡萝卜、白菜、黄油、牛奶，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到集市去出售，农民曾经可以占有的森林牧场也被容克地主收回，而由他们到市场去出售木材和干草。可怜的农民涌到城市，不像他们的祖先，成了统治他们的人的无用残渣，而是一开始就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教会封建领主十分后悔，他们的做法导致了赤贫的农民投入路德的怀抱。路德的理论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愤慨是有根据的，对他们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假如南部农民当时说服了其他一些生活尚不成问题的阶级，也许就可以爆发一场革命。但是这些人也是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比起自由来，他们更喜欢秩序。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把他们的要求形成文件————《十二条款》，看看这些条款是否符合《圣经》。饥饿的农民究竟要求什么呢？取消农奴制；取消新的劳役和刑法；归还公共的牧场；由全体教徒选举牧师。
封建领主极为愤怒。他们商量请外国军队来帮助，因为本国军队的士兵大都农民出身，要他们与自己的兄弟作战是靠不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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