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格拉德斯吞和自由主义
美洲内战中北方之获胜及判麦斯吞之谢世两者汇合起来发了一个信号，叫英吉利的政治再开始向前猛进。新的过渡时期中的领袖为格拉德斯吞。他为时代的政治精神之具形，而它的诚恳，它的乐观，它的信托人性，及使它的理想主义不徒成空言之立法及行政细节的勤慎将事在他而都实现于形体。格拉德斯吞完成了辉格旧党变成自由新党的手续，且藉了他首次且最伟大的1868——1874年内阁的立法，补足了久已到期的制度变更。判麦斯吞领袖自由党的特殊职务在领导社会的进步，但判麦斯吞的领袖却迟延了党的活动。今则改革之来有如怒潮的澎湃，惟抵抗之力不大，故暴烈之事并未发生。
的士累利的开通
操纵贵族院否决立法之权的保守党在同时候亦落于明达者之手中。的士累利于1688年尝写给女王道，英吉利首相“永不宜有”“热烈的素养”，[1]他之此言诚不仅对于格拉德斯吞一人而言，即他自己为首相时也何尝不受此言的拘束？但他也尽可加上一句，尽可说反对党的领袖也不宜有“热烈的素养”。无论如何，保守党首领多问善疑，明于观察的保守党首领本人确宜于“教育他的政党”的工作，甚且宜于亲自主持进步事业的工作。但没有格拉德斯吞比较热情的性格，则1868——1874年的立法大功仍是不易有的。
密尔
站在过渡时期的政治家之后方者又有政治哲学家密尔·约翰·斯图亚特。他的著作于千八百六十几年及七十几年时对于有教育者的意见有极大的影响。他把边沁的功利主义大加刷新，而一洗其狭窄的放任主义的色彩。他宣讲他完全民治的主义，他以为男女人人应有参加中央及地方选举的权利。但密尔也知道宜于民主机械的工作有它的限制，所以他愿有专家主持的行政各部来领导平民，并供给政客们以专门的知识。他说，“权力可以分于各地，但知识为得用起见务须集中在中央”。槐特和尔吏员的专家行政和丹宁街政客及全国选民的政治行动，两者之互相衔接，互相辅助，实为密尔好政府主义中的重要部分。这种思想在科柏特的旧式激烈主义及纯粹的放任学说中并无存在。
他在《妇女的压制》（The Subjugation of Women）中所提倡的女权，虽则在当日未能遽使妇女取得选权，然有促进世人尊重妇女的个人自由及相信妇女教育的重要之功，所以在维多利亚的后期，妇女教育有一日千里式的空前发达。妇女在我们今日的社会中所得的地位实不能不归功于密尔及奈亭给尔·佛罗稜斯。[2]
密尔像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为英国近代史上边沁之后最重要的功利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自由》等。
牛津运动
密勒的《自由论》[3]（On Liberty）是站在思想及讨论自由方面的一种请愿，因为这种自由当时虽为法律所不禁，而为习俗限制得极严。新兴的一代即浸润于这个信条，而且他们所享的自由也不限于政治。当时也是达尔文惊人的进化解释引起首次彻底讨论的时代。《族类的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和《自由论》出版于同年————1859年。剑桥于是时亦正在开始自然科学的荣誉考试。溥西，岐布尔及纽盟（Pusey，Keble，Newman）————未依罗马以前的纽盟————在牛津发轫的“运动”也走出黉舍的旧家而和教社及国中精力的其他新鲜来源相会，有时且相融合。毛里士·腓特烈·得尼孙及金斯黎·查理（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Charles Kingsley）的所谓“耶教社会主义”把教社对于民主政治及工业革命所产生出来的社会问题之关系也完全改易。经过了达尔文学说的争论，并凭藉了历史方法和知识的发展，昭厄特，斯坦利及科楞索（Jowett，Stanley，Golenso）一派的近代派神学也得到了容忍及重要。教社于它本身以内盖在开始包含着可和外界各种互争的潮流相呼应的分子，而不复只是专和某一种潮流抗争的狭窄团体。沿好几种的方向，智识都有迈力的增进————而诚恳的增进更甚。国内及海外传教士的精力都似得了新生命似的。新西兰初殖民时主教塞尔文（Selwyn）具有一种圣徒的及民主的精神，即祖国的教社也深受其影响。教社僧侣于其和世俗人的关系中之功罪和在随随便便的18世纪中之功罪截然不同。[4]
达尔文像
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教社的改良
教社租税分配不均的积弊已经为比耳及辉格党人，及他们于《首次改革法》后所委派的宗教委员团（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ers）所改良。所以在种种方面，教社确新有了可以抵御因1867年选权之更有扩充而发生的任何攻击之预备。无疑的，它所享特权中之多种，尤其在大学中者，势非放弃不可。但国教的抵抗力确比1832年坚忍热心的教社中人连《首次改革法》也视为将引起废除国教及停止捐建而加以反对时之抵抗力为坚强而又富于弹性。
职工会及合作社
要列举千八百六十几年中许多别的智识生活及社会改革的运动将未免过于冗长。就其最重要者而言，一为精巧工艺的工人，尤其是工程业的工人之组织极大的职工会，又一为合作运动的发达。此项运动既可训练巨数的工人使习于业务的好习，俭德及互助，复能使他们脱离肆主的剥削，并给他们以影响国家生活的一种力量。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内阁
《二次改革法》所提升的阶级，于1868年初次行使他们的选权时，大大的增加了格拉德斯吞所领导的政党中之激烈成分，而他也因得有极大的多数供他趋使。他的首次内阁实是英吉利史中第一次堪称自由党而不复是辉格党的内阁。在1868年时，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都暂处于停止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当然不会长久存在，但格拉德斯吞在他一生最伟大的6年中颇能充分利用它来予我们以近代的事业及革新的制度。如果没有这种事业制度，则我国将无应付日后社会及帝国问题之充分准备。在那些年中，大学广开了它们的门户以欢迎信任何宗教之人，全国初等教育的制度首告成立，陆军的改革有了起点，员吏之公开考试推及于文职的全部，《投票法》通过于国会，而和解爱尔兰的政策亦有了起首的步骤。
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1845——1846年的爱尔兰因番薯无收而发生的奇荒使爱尔兰人有大批移往合众国及不列颠殖民地之举，驯至到了19世纪之末，人口本嫌过密之岛的住民，已由800万跌落到450万，即极高的生产率亦于数无变。但凶年后之20余年内，政府对于爱尔兰农民所受于英吉利地主的冤抑仍若熟视无睹，不作丝毫的救济。地主按照年代已久的爱尔兰习惯，得以厚敛田租，更得驱逐佃户，但他自己则并不投任何之资于土地，并不力求改善土地，他只让小耕农自己去起造他的茅舍，并设备农庄一切应有之物。这个制度本和在英吉利的大不相同，而利用它来榨取爱尔兰人的地主既和佃户不同种族及宗教，又常常住在邻岛而坐享他的经理人取自耕种爱尔兰土地者之手的入款。
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爱尔兰凯里郡遭到驱逐的佃农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烧毁。在1879年至1881年爱尔兰土地战争期间，佃农与日益提高地租，以及在农业萧条后出现的驱逐佃农现象进行斗争，并最终说服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在1881年的爱尔兰土地法案中满足他们的要求。
凶年后的20年中，塞尔特的爱尔兰因衰疲过分，故没有激动的能力。但美洲及殖民地中爱尔兰移民所获比较可观的财富，以及他们有组织的恨英运动，不久即对于祖国发生影响。美洲内战终结后所发生的飞尼运动，使英人很不舒服地忆及爱尔兰问题之仅被忽视，而并没有解决。
格拉德斯吞为政治家中能认真地谋和解爱尔兰者之第一人。他1870年的《爱尔兰土地法》固然所成极少，但它为英吉利人对于土地问题首次的正式承认，且11年而后他更以法律来规定公平的田租及租期的保障。土地问题历久未能解决，在土地协会（Land League）之时更有抵制及农业罪恶来大凑热闹，而其最后的解决尚须有待于保守党政府之将英吉利地主在爱尔兰所有的土地悉数收买，但当格拉德斯吞首次的政府时，除了格拉德斯吞本人以外，英吉利人民之能基本认识它（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及它和英吉利土地问题间之根本不同者极少其人。好多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同样的不欲干涉“自由契约”，因为他们尚以为爱尔兰的地主及佃户之间真有自由契约之存在者。
爱尔兰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则比土地问题要易于解决。深为密尔的哲学所训练的智识阶级，及已于《二次改革法》中获得真实的解放之违教徒皆能认真地奉宗教平等为他们的圭臬。他们共戴的领袖格拉德斯吞本是新派的一个高教社派，在他的头脑中牛津的宗教原则已能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融而为一；他的教国的见解已不是他在30年前于他所著而经马考雷批述过的一本书中所说。所以，如果宗教的平等可以和解爱尔兰的话，则那个和解的工作在1869年时已可着手，而且真的实现。爱尔兰抗议国教之废除及部分的停止捐建格拉德斯吞能以练达的手腕及同情的态度来完成，而且他之为热心的教社中人（Churchman）在谈判进行时也予了他以不少的方便。贵族院及主教所取的态度本已和他们先人在千八百三十几年中对于教社问题所取者截然不同，所以于法案经过贵族院时也只斤斤于条件之争，而始终不作根本的反对。
大学的开放及增设
格拉德斯吞为自由党的教社中人，而又为违教徒及学界中拥护宗教平等之人的领袖；他这两种资格于纯粹英吉利的大学及教育两问题之解决也有极重要的助力。以国会法律来改革牛津剑桥之举本早已愆期，但到了千八百五十几年时始经格拉德斯吞能干的处理而有首次大学委员团的设置。委员团虽可开始研究，而教社之垄断大学则尚未至取消的时期。要等《二次改革法》及1868年的总选以后，准许信仰，或竟不信，任何宗教之人候补各书院的生员或大学职位的法律始获成立。伦敦及达剌谟两大学先此已经设立，在19世纪末年及20世纪初年中英吉利及威尔士的各处更有别的学院及大学诞生。至于苏格兰则早有不少数目的大学存在。
教育的改进
大学教育不复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后，中等教育亦渐次改良，且及时推广。亚诺尔德·马太（Matthew Arnold）尝一度言之过甚地宣称为欧洲最落伍之英吉利中等阶级的教育状态到了19世纪末年盖已大有改进。教育及文化渐次普及于中等阶级后，体育及知识取乐以外的取乐亦愈有同样速度的发展。19世纪初叶勤劳的商人社会的清教主义[5]越是为式样繁多的生活新标准所代兴，则各阶级之要求闲暇及娱乐亦越是年甚于一年，虽则我们应声明，新的生活标准并非个个是胜过旧标准的一种改进。
初等教育亦因福斯忒·威廉·爱德华的《教育法》而有全国通行的制度。凡没有学校的地方，即应设立一个受民选学校委员部（School Board）监督的学校，在这个公立的学校中，不分教派的宗教课程是可以有的。凡已有学校的区域中，那些“自费设立”的学校仍可继续存在，它们大多数都有的宗教性质亦继续没有侵害。为责令其维持相当的标准起见，度支部且给以相当的补助费。增加的补助费令违教徒大失所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在农村区域中的儿童仍须就学于这种教会学校，而无所逃避。但此法之所以能通过上院者正因其对于这点有了妥协。如果它（法律）引起党内一部分的不满而对于自由党为有害，它却对于全国为功臣。它终究给了英吉利以一种能读能写的人民，它给了贫民区域中无数失养的儿童以一种训练及纪律，它也发动了此后半世纪中伟大的教育进步。
陆军的改良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政府也开始了久已愆期的陆军改革，并创立了和半岛及克里米亚时的组织截然不同的近代军事制度。陆相卡德威尔之名应和这些改革共垂不朽。和他处于反对地位者有女王堂兄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所领袖的一班老年将校的成见及已定利益。但政府仍能通过若干极重要的改革。它废除了双层管理之制，它把近卫骑军置于陆军部的管理之下，换言之，即总司令须受陆军大臣的指挥。它也废除了购买委任状的制度，由是而家道不丰者也不致因无钱而有不获擢升之苦。它创立了短期的应募制度，由是而我国首次得有正当的预备军。凡此种种更改使日后作战的效率得以大增，此点我们盖可于武尔兹力·加涅特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在亚洲及非洲攻打有色种族的诸役中觇之。第二次仆耳人之战的较不舒服的教训予我们以继续改革的激励，于是我们得于1914年有一富有实力的远征军及领地军（territorial army）。
员吏制度的改良
引起废除陆军中买官制的一套意思也引起了公开竞争考试以取录员吏之制。此制经格拉德斯吞1870年的立法而达于完全。[6]
经过了6年的活动而后，格拉德斯吞首次的内阁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阁员诚如的士累利“一列爆发已尽的火山”之适当比喻。他自己尝很机敏地让他们的溶石喷出，而贵族院则也不阻止他们政策之成为事实。全国所尝期望他们的工作本已大体完成，故一个自然的保守反动亦于1874年的总选中开展出来。
的士累利的内阁
于是的士累利便于他70岁时首膺首相的大任。他的政府的工作，无论于内政或外交方面，都留着了他自己的思想之印象。
的士累利的内政
于内政方面他极欲表示新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改良的关连，及和劳工阶级亲善的关连。他和他能干的内相克洛斯·理查（Richard Cross）两人以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及《工人住所法》来和贫民区及不卫生的情形宣战。这种设施以及格拉德斯吞于1870年所设立以和地方机关日常增加的活动合作之地方政府委员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7]的继续工作实为末减社会痛苦的势力。不幸坏的建筑及坏的城市设计在过去100年中已有长期的发达，所以它们也从未能为较好的建筑及设计所赶上，所代谢。
改良建筑及设计固难，而限止丑陋及单调之日日蔓延扩张，之时时在毁坏前工业世界的美丽及多样更难。诚然，国家愈是繁荣，愈是进步，则那个永不停的丑化工作也进行愈速。人类一有机器为工具后便不能不把美丽糟蹋，无论他所做者为何种工作。[8]
的士累利也解决了职工运动的问题于一时。职工会运动本来时时发生问题，无时或辍，但的士累利此次适在问题极紧急时有所解决，故为功更大。1867年，半因管理比较不善的职工会中的几个于瑟斐尔德（Sheffield）及别地方有犯罪的暴行之故，法院的一个判决似乎剥削了全体职工会自1824——1825年立法以来所一直享有的自由。因此职工会便有很持久的激动，它们的立场且得休兹·托姆及哈礼孙·腓特烈（Tom Hughes，Frederick Harrison）的赞助及拥护。劳工者于1868年本投了格拉德斯吞之票，然而他们关于此事实未尝从新政府获得满意，故职工会的一般会员莫不极为失望。的士累利则于1875年通过了《雇主及工人法》，而此问题于多年中亦暂得满意的解决。
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通航首日
1875年被认为是英国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水岭，这一年迪斯累利领导的英国政府从负债累累的埃及统治者手中买入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英国从此巩固了这条对英国和印度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运河的控制权。
的士累利的对外政策
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士累利使他所领导的政党复成为力主维持不列颠的民族利益者。保守党和民族利益间的关连自滑铁卢以来本并不十分看得出来。自《维也纳和约》以后，昔尝大有功于那个欧洲解决的托立党或保守党，有时比判麦斯吞及其徒党更要笃好和平，因为辉格党及激烈派对于1815年的解决并不若何尊敬，而对于大陆上愿欲推翻它的民族或政党转表同情。殖民地也不能使保守党人比可以达刺谟贵族自夸的敌党发生较大的兴趣。在1852年的士累利自己尝以“横加我们颈项的磨石”比“这些废物似的殖民地”。但他对于新状况锐敏的认识使他的眼光一变，故他于老年时转力求新获选权的不列颠平民之能以帝国自骄，而能对“有精神的外交政策”发生兴趣。固然，人民对于殖民地的兴趣犹在萌芽时期，须在下一代中，在张伯伦·约瑟夫的领袖之下，始充分发展。的士累利主要的用武之地为近东。他之为英吉利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开始了我们和埃及的关系，这个关系于他死后之不多年内且产生极重大的发展。在1876——1878年时，他和格拉德斯吞于他们愤怒而雄伟的争论中，又激起国人对于巴尔干战事及屠杀的剧烈情感；如果没有这两位天才的宣传，则这种战事及屠杀将仅似鸢鸦之斗争于远方，而与英吉利绝对无关。
近东问题
的士累利，即今之比康斯斐尔德贵族（Lord Beaconsfield）以不列颠政府的力量来助欧洲土耳其之阻挡俄势前进；而退居于反对党的格拉德斯吞则大声呼斥土耳其“在布尔加利亚的凶残”，而使一半不列颠人的公论俨成为东方被压迫耶教民族的最大救星。当时的情势甚为奇怪，而于内部分裂的我国危险滋多。幸而俄土间的冲突得《柏林条约》而告一结束，而俄罗斯和不列颠间的战事可不致发生。这即所谓的士累利的“荣誉的和平”。他确实已使英吉利于欧洲国际间的地位重又重要起来，而使人不得不尊重它的意见。但土耳其之重获统治已解放的马其顿人（Macedonians），且重又统治了30年之久，究竟是否为英吉利之所应要求，则至今仍是一个疑问。好些熟知巴尔干情形之人则深以的士累利之未能于《柏林条约》中坚主为马基顿人置一耶教治理者，而保障它的政府之有道为遗憾，即使他们（熟知者）能赞同的士累利反对以它划入新兴的布尔加利亚之理由。他们所提的办法如获实现，则20世纪巴尔干斗鸡场中种族相仇之可少凶烈些亦正是意中事。
托立的民主政治
1880年的总选推倒了的士累利的政府，次年他亦于退休生活中逝世。他尝变易了保守党的性质，而使之能自存于民主的新世界中：他要上等阶级诚实地接受国内已变的状况，要他们不再因特权的失却而坐在家中发气，要他们走入通衢大道，以爱国的热忱及帝国的利益来博得民众的归从。下10年中格拉德斯吞在南非及埃及的错误，以及他的本国自治[9]的提案皆足以替这样的一种宣传供给极好的材料。上等阶级以全国共同的利益为立场而诉诸下等阶级以求赞助的原则，于的士累利死后，更表现于为纪念他而设的樱草协会（Primrose League）及保守党人满遍全国的会社（Clubs，Associations）。在1880初年中，“托立民主政治”的意思更从丘吉尔·蓝多尔夫贵族（Lord Randolph Churchill）陨星似的短期生涯中得到一极大的激励。
民主的政党机械
同时候，激烈派领袖张伯伦·约瑟夫亦正在凭其毅力而将各地方的自由会（Liberal Associations），————即被谥为“考刻司”（“Caucus”）者————联合起来而成为全国自由联合会（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他在柏明罕地方本有极大的个人权力，该地的“考刻司”也曾有显著的成功，今则地方的组织且成为全国各处所效法。自由党固这样，即保守党也是这样。陈诉于民众及细密的机械组织成为今后政党选举方法及政治策略中不可或少之物。旧式的腐化及旧式的引诱正在为新式的腐化及新式的引诱所替代，但新式的理想主义及新式的矢忠于公务之心也有勃起。近代组织的完密及政党宣传的周到至少有一好处，它们至少能使大不列颠的国会政府不会发生因民众对于选举及政治缺乏兴趣而起之失败。而且主义的真正不同，阶级的利害冲突，及本国自治等大问题之存在，使组织极完密的两党亦不至仅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它们究是有所分而分的政党。[10]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内阁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内阁并无首次那样的赫赫有功。自由党在1880年时和在1868年时有别，在前时它有它自己一定的政治哲学，及全党一致赞同的政纲，但此时则两者都是不存。它之所以能于此时当权，一因国人已深厌的士累利的极端爱国主义，再因他们有一种含混的民主企求，他们以为自由党上台则那种企求或...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