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内战 1642—164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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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党的分野

    王党军队中固不乏豪霸沉湎之徒，国会党军队中固也不乏矫伪狂信之辈，而纯图私利之人固又充斥于两方，然就大体而论，则骑士有他的忠勇，而圆头党有他的自制力及急公好义的热忱；两者尽堪和法兰西大革命中的逃亡贵族及雅各宾党比较而生色。我们须知英吉利内战不是一个阶级互相仇杀，或贪鄙残忍的破旧社会之崩塌，而是数种政治及宗教理想互争上游的一个奋斗，因为那个在经济上甚繁荣，在社会上甚健全的国家，其各个阶级中当时都有政治及宗教之分。

    战事的原因与经济无关，且只间接的是社会的。但大体上贵族及相连带的部分多袒国王，而宗教改革以后始起来的新社会则易和国会表同情。新社会以伦敦为中心，而旧社会的大本营则在离都城极远的西北两部。

    战事初起时地主在各邑中都是领袖，不拘何方。贵族的大多数为国王作战；但厄塞克斯伯，曼哲斯忒伯，勃鲁克贵族（Lord Brooke）等一班贵族则为早期圆头军队的统将，而于韦斯敏斯忒也仍有一班自称贵族院的贵族集会不散，以维持庇姆的国会之完整。王党的重要势力来自世系较旧，乡气较重，而和商业社会接触甚微的一班乡绅；与营商世界接触较密的乡绅————有些到了新近才晋为地主阶级，他们之平民出身盖尚为世人所嘲笑————则普通总效忠于国会。在城市中，尤其是沿海或和纺织业有关系的城市中，圆头党占绝对的优势，但大都的大教堂市及有几个贸易市则从骑士党。佃农们自己无抉择，他们惟地主的马首是瞻。农作手或庄佣就实际的影响说起来都是中立的，除非有人强迫他们或买通他们去加入持矛或执枪的步兵。自由农民为两方军队中最优等最高兴的作战人物，尤其是在克伦威尔的东盎格利亚骑队中。

    西北两部，除了清教徒的纺织区域及海埠以外，助国王最力。在卫斯莱（Wesley）以前，“塞尔特边”为清教主义足迹所不到之地，故查理最精良的步军由康华尔的义勇兵组成，而他的其他步队中亦甚多是威尔士山中的坚强有力之穷民。东南两部为国会的极稳区域，一因克伦威尔在以剑桥为中心的所谓东部协会（Eastern Association）中大活动，又因伦敦的力量足以左右近畿的诸郡。但全国的城邑中个个都有两党，和中央军主力战无关的地方小战亦在在发生。因为中立的人极多，而观望形势的人更多，故一个有力的领袖往往可以决定全区的向背。在这班中立观望者的势力之下，地方上有成立所谓“郡和约”者，其目的在停止本区境内的战事；但这种脆弱的和平关栏不久即被方张的战氛所一荡无余。

    罗马公教徒都助国王，或可说是都助王后，因为她才是他们的真正党魁。在北方诸郡及郎卡邑中他们的势力极盛；在后者中，封建公教主义和纺织区中清教主义间的局部内战极为凶狠。在查理独裁的时期中，从前惩罚公教徒的法律已经停止执行，罚款也可不付，故公教旧贵族及旧绅士得以倾积聚已久之囊以解国王的倒悬。年收的租金达2.4万镑之多的乌斯忒伯于1642年慨然解囊助国王逃出窘急的财政难关。他的剌格兰（Raglan）堡寨及温彻斯忒侯的贝浔府（Basing House）在故事期中为罗马主义及王权主义的坚垒，圆头党历久始把它们攻陷。它们的陷落且值得盛大的庆祝。在随起的战争中罗马公教徒盖注定要比其他部分受更严重，更永久的损失。

    战费的来源

    归根国王终因缺乏款项而失败。忠于他的各部平均计算起来其富力不及叛他的各部。他的大本营在牛津，牛津虽以学府中心见称，而于富力则不足道，以之当敌人所占的伦敦实有螳臂当车之感。乡气重大的绅士尽可举所有的生命，武力，马匹，及盘碟以供国王的使用挥霍，但他们多不知在圆头军队没有开近而田产尚没有没收以前，将田产变卖。且查理即得到自由的捐助，国会也得到民间的输将。清教乡绅及铺主们也极富于盘碟刀叉[1]之属，所以

    杯子，粥碗，及高底酒杯，

    都铸为矛及毛瑟。

    国王固时令绅士们组织私家队伍以勤王，但国会亦何尝不然，国会方面如罕普登的绿衣队（Green Coats）亦极负盛名者。战事初起时两方俱赖私人的组织及私人的热心，且两方所得于私人的帮忙者亦相若。但圆头党的持久力较大，因为他们能为国王之所不能为，他们可以同伦敦城磋商借款，并可向英吉利的贸易及于最富饶的区域抽收正式赋税，而国王俱不能。为应付内战起见，长国会开始对于货物征收各种消费税，而对于田地产业的赋税的估值法亦大有改良。以和昔日随便估值的“补助金”比较起来，新税对于公私两方俱较方便，在国家可得较大的税收，在私人则可减轻彼此间的不公道。从长国会的租税法令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近代财政制度的发源。依利萨伯只可薄薄取用而詹姆斯及查理则绝对不能享用的英国财源，国会为自身作战时始大大取用。

    大海亦在国王的敌人手中。王家的海军向“庇姆王”倒戈。诸海港则捐赠国会以商舰。英吉利的海外贸易足以增加叛党的富有，而查理则连军火的运入也发生困难。国会所征收的消费税大半亦由西北的骑士来负担，因为直接纳税者虽为圆头党势力下的制造区及海港之人民，但骑士们购用来自东南的货物时须付较高的代价。

    如果国会一早即能利用上述财政上的优势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则战事或可不致延长下去，而庇姆，罕普登及厄塞克斯原先所领导的国会党，或可不必借助于苏格兰的盟约军队或东盎格利亚的分立派（Sectaries）军队，不必发生各种麻烦，而即可获胜。若然，英吉利的历史亦必将另采一大不相同的进程。但事实不如此。骑士党起始时虽十分相形见绌，但进步极速；到了1643年底他们已征服西南部分，而他们在恒伯河以北的地位亦十分坚固。

    鲁柏特

    国王的诸将能在早时获到种种胜利，因为他们的部下极易变成优良的军人。在那个尚文最甚的社会中，两方起先都缺乏有过训练的军队，他们的民军很难视为受过何种的训练。但善骑的乡绅及扈从他们的猎人圉人，只消得军人的稍一指导，便能成为骑兵。那个年方二十二，但曾在德意志亲历过战事的少年王侄鲁柏特亦为查理致胜之一因。他的意兴高，而他的胆力亦大，当1642年国王正在无法可施之时，他替他组成了一个国会方面尚无力抵抗的一个骑队。

    军备及战术

    鲁柏特常和诸将争辩，他首批的争辩之一为瑞典式及荷兰式阵列之孰优问题。他坚持王党的骑队应于厄其山（Edgehill）取瑞典三重横队的形式而以钢器直击，他反对漫漫排成荷兰六重纵队的旧形式，逢作战时则停止前进而以手枪射击。瑞典人的比较要凶猛的近代战术不久即为两军所采择，而克伦威尔的铁军用来尤见奇效。

    英国内战武器装备

    至于步兵则仍用六行或六重纵列的阵形以交战，有时为攻取对方的阵位起见也有减至三重者。矛队居于中间，而毛瑟枪队则站于两翼。枪队已经放枪之后，他们即持枪而向对方密集，力强的官佐兵士则可击下敌人。但两军肉搏相交之时，矛队实为主要队伍。在高下不平而又圈围起来的地方，毛瑟枪队，如得称职的领导，实比矛队有用，而步兵比骑兵有用。但在旷野之地，因枪刺此时尚未制造，故骑兵的侧击足以致毛瑟枪队的死命，且时常足以致全军的死命，如果全军正和对方的步军作正面的攻击，而一时不及改变阵形以受展长的矛队之保护。在有几个战场之上，如同兰兹丹及纽柏立（Lansdowne，Newberry）或如日后诸战中的普勒斯吞（Preston）及乌斯忒，林地或围篱可以助步兵的作战，但当日东北及米德兰大部的地形尽是未圈围的田野或空旷的野草地。在马斯吞荒地（Marston Moor）及在起伏甚缓的纳斯卑（Naseby）一带，则步兵又受骑兵的攻击而毫无遮蔽，既不能如上古时之有茂林可资保护，也不能如今日之有围篱可资躲避。

    因此种种理由，战事中举足轻重的胜利都由骑兵获得。凡能统领最佳的骑兵者————如同1642——1643年的鲁柏特及1644——1645年的克伦威尔————便能使他一方为英吉利的主宰[2]————只消他也能如克伦威尔之对于战事的全局有大将的眼光。

    王党在1643年不特有平均起来较佳的骑兵，且有最精的步队。和普吞（Hopton）康华尔军（Cornishmen）可惊的精锐在当时盖无能出其右者。因为有了这些优势，故王党得以蹂躏英吉利的西南隅如入无人之境，把当时圆头党微小的，纪律极坏的军队，无论是由私人供给的或是由地方供给的，一一消灭无余。可怜圆头党，除了这些破烂军队而外，当时又无别的军力可一挡王党之焰。[3]

    王党的战略

    国会党的诸将，因到处乱开，缺乏一定目标，致为敌人所逐部击败。骑士党的干部则有一个可以早日结束战事的大计划；他们拟由约克邑，泰晤士河流域及西南三路同时进逼伦敦。和普吞所率自西南进攻的军队于开向伦敦时，中途尚拟援助肯特被压的王党举事。但不幸王党的军队因地方性太重之故而覆没；康华尔及得文的士卒并非饷给甚优役期甚长的正式兵士，而为不愿久离家室工作的义勇军，普里穆斯之犹为国会所占领更足使他们因归道断绝，桑梓危险而寒心。布里斯托尔固然给他们打下来了，但清教徒纺织业的中心格罗斯忒及汤吞犹未陷落。他们不久即知攻伦敦以前先有取这两城的必要。他们围攻格罗斯忒正紧之时，伦敦的工徒军突又远来把它解围，盖师父们已准工徒们停工两月，而从事救护国会党在西方的势力中心。

    在这样的一个战争之中，谁能先有一个长期服役，有正式饷银，有正式纪律的军队，谁获胜利；此为事之所必至而理之所必然的。但国王无此财力；国会虽有此财力，而无此见识。

    同时，从约克邑进攻伦敦的军队亦为对方所阻止，半因赫尔海埠的抵抗，赫尔之在北方盖略似普里穆斯之在西南，半亦因东方协会的诸郡为清教主义势力最盛之区，而又有理想上的领袖，因之圆头党政治及军事上的组织亦较坚于别地。

    铁军

    克伦威尔·奥力味（Oliver Cromwell）是清教徒派的一个乡绅，他自耕其地，和本地市乡的中下阶级常有营业上及政治上的往来，而且关系也极密切。关于疏泄水泽地一事，他为小农夫及渔夫的公共利益之拥护者，所以在长国会开会以前，他早为乡里中人所馨香祝拜，视如知己。他尝参加厄其山之役，尝注意到骑士党精神奋发的骑兵之优于对方的“年老仆役及汲酒之人”，并尝以此告其表兄罕普登。自该役回至东盎格利亚后，他即从事于披胸甲的骑兵之募集，他教他们以军人应有的严格纪律，同时又激发他们的宗教热忱。他本熟知自由农民及小资产阶级，而他又为他们所习知，故新队伍都由这些阶级应募而成。他们“比普通的兵谅解力要大些，他们目的不在赚钱，而在谋公众的利益”。在政治及社会上他们自始即以一种民主气味，而在宗教上则以能不拘泥于清教的形式自显。克伦威尔在此时尝写道：

    一个能知为何而战，且爱他之所知的队长，实在不知世事的绅士之上。真正的绅士我固愿尊敬有加，但与其信俗所谓“绅士”，还不如信披黄褐色大衣的队长。任这种穿便服的人充骑兵队长，也许会使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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