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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中的太平繁荣
自依利萨伯而后，打倒某某强大军国成为不列颠历史中循环不息的调儿，但因为有大海在保护，有王家海军去应敌，故我岛从不为外敌所侵入，而且在最近的大战（1914——1918）以前，我们亦从不须牺牲巨数的男子于异国，或中辍国内常时所有的职业及行乐。这种样不间断的安全本为小国或偏僻国家的特权，我国以居冲要的堂堂大国而得享这种原惠实为不列颠伟大的秘密。它使我们得以先别的大国而进步到国会政府的制度，而取到人民的自由，甚且使各式各样生活的意见及习惯得同时存在于我们社会之中。它的第一回的厚赐即为依利萨伯时之文艺复兴的诸种收获。
1588年的伦敦
莎士比亚的同时人已能完全领略大海环护岛国的利益。在和腓力公然作战的15年内，他的久经战阵的军队竟无法越安特卫普而至伦敦，而英吉利所得的安全，反比前此勉强维持和局的30年间所可得者为大。未战之前，西班牙常可在英捣乱，既战而后它倒也无可如何。且战争也不一定须大增赋税，或扰乱经济上的秩序。此15年中的情形颇可和拿破仑战的时期作一比较；后一期在英国固然也是风景画，诗，小说，拳术，行腊，射枪的黄金时代，但因战事之故，经济大起变动，平民大感痛苦，而日后社会上各阶级的失和率以肇源。但际依利萨伯和西班牙作战期内，推铎尔时的社会及经济诸问题反而渐趋和缓。人口愈增业务亦愈增，故国会，枢密院，及治安法官并不难设法救济穷困之人而与之衣食居所。在战事的末年有一个外国旅行家极奇英国之少乞丐，因为是时大陆上极多乞丐，而在早几世的推铎尔乞丐亦尝为紧迫的社会问题。[1]
威尔士
依利萨伯朝太平繁盛的原因之一，为大不列颠疆界之粗定。自爱德华一世以来，苏格兰边境向为祸乱的渊薮，但今则边疆既有永久的和平，而界外又有友好的国家。历中古之世常足以困英人的威尔士问题，推铎尔氏亦能完全解决，一劳永逸。[2]
亨利七世处理威尔士时占了两种便宜。他自己便是一个最有力的边疆贵族，他承继郎卡斯忒及约克两家的所有边疆采地，他共有五十余采地，多于前代任何的英王所有。这是一因。其次，他自己是威尔须人，受过威尔须的教育，且终生笃爱威尔须的诗歌风范而不衰。威尔须人常把他之能于波斯卫司战场上获得英国王位为民族已经取到独立的一证，故他们竞趋于他的朝廷而无所嫌忌，犹之百余年后苏格兰人之竞趋于詹姆斯六世及一世的朝廷，而不再自外。藉了这两层特殊的理由，谨慎小心的推铎尔亨利居然能使流血无政府的威尔士开始有些秩序。他的儿子复完成他未竟之功。
亨利八世的应付
亨利八世虽于苏格兰及爱尔兰两国的处理极不得法，而于威尔士问题的解决则颇有得心应手之妙。他采用恩威兼施的政策，一方以武力取缔纷扰，一方又秉公待遇塞尔特人民。是时长边疆事务院者为利池飞尔德主教李罗兰（Rowland Lee），他为认真办事者，他遇盗贼及杀人罪犯恒绞缢不稍纵容，故边疆的人民，无论贵贱高下，也无论萨克森或塞尔特，俱为王权所震慑而不敢轻于尝试。他的方法固会令今人惊骇，但对于那时无法无天的人民倒是一服良药，而秩序因得稍立。凡善于统治被压迫民族者，常不能信这种人民的有望，他对于他所威服的人民也无多大希望，所以亨利八世之把威尔士划入英吉利，且一视同仁，无有歧视，实雅违他的谏言。此勇敢的处置实为不列颠史中第一次的《合并法》（Act of Union），而且也不是功效不著的一法，亨利将威尔士君土及边疆采地两俱废除，而把全境分成十二郡，郡各有治安法官以料理一切，并须服从国会的法律及枢密院的命令，自此而后威尔士的各邑各城亦得送代表于英吉利的众议院。枢密院的权力在那多乱或争的地方本有绝对的必要，因有威尔士及边地事务院之设，其制与北方事务院相若。[3]
藉了中央政府有力的后盾，治安法官得以治理那数百年来充满部落主义及封建主义，飞扬拔扈，桀骜不驯的山岗地域。亨利八世之选任冶安法官亦能深得土著的同情。他们恒由本地的绅士中擢任而不自英吉利派往，故能为居民天然的领袖。英吉利对于威尔士所采的为见好于当地上等阶级的政策，不像对于爱尔兰所采者为消灭这个级阶的政策。
威尔须人的宗教文化
塞尔特人本极富于爱国的自尊心，不过他们既以统治英国的王室为他们的同国人，他们自不难根据上节所述的办法，而承认两国的合并，且也不难历多危多难之秋而忠于推铎尔王室不稍衰。莎士比亚尝摹写夫虑厄稜上尉（Captain Fluellen）因谈及亨利五世之出身于威尔须族，而得意洋洋之态，[4]我们疑心著者写这段谈话时，也许尝窃闻有些诚笃的威尔须人正在自得地互道英武女王依利萨伯的种源，诗人惯于移花接木之术，故遂假上尉之口以出。塞尔特人民对于推铎尔王室能有这样关切的情感实是一件绝大幸事，不然他们殆难以经过英吉利的宗教改革而仍不携贰。在监理教复兴之后，威尔士固尝变成不列颠信抗议教最浓的部分，但16世纪的形势则截然不同。推铎尔诸王治下的抗议教，当它初到威尔士时，为纯粹的盎格利干教，自大部的威尔须人看起来，《圣经》及《祈祷书》中的文字同弥撒中所用的拉丁文一样的佶屈聱牙。而且起先担负宣讲新教的责者又为政府派来的外国教侣，其中好多的且永居英吉利而不一莅威尔士之土。是时罗马如欲收服在威尔士的塞尔特民族及塞尔特性情，诚一绝好机会；它在爱尔兰正在大做这步工夫。威尔士的情形和爱尔兰初无异致。幸而依利萨伯朝的耶稣会传教士，半因大陆各神学研究所中英吉利及威尔须的信徒正在大闹意见，不能合作之故，卒未能扩张势力于威尔士。
威尔须人因无外界煽动之故，虽极不喜宗教的各种改革，亦不至趋于反动的一途。受过教育的及地主阶级虽渐能改操英语，并取得英人的习惯，但机灵睿敏的山地农民，在智识上竟入于长时期的萎靡状态。在又一方，土语虽为教社及国家所放弃而渐归不振，但尚不致尽忘，不致如爱尔兰民族之尽忘。在威尔须民族中土语尚继续存在，所以到了18、19两世纪时，民族的观念及文化得以随清教，教育，音乐及塞尔特诗而中兴复活。在威尔须人民的历史中，部落固已灭亡，但歌人则仍当令。而且近代塞尔特的文艺复兴也不对英国采仇视的态度，同时在爱尔兰发生的运动对于英国极为不利。此固英吉利的大幸，而有不能不归功于亨利八世的《合并法》之能合并两民族之心者。
爱尔兰旧时的政治
推铎尔政策在爱尔兰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与上不同。推铎尔之不能了解爱尔兰的情形，其荒谬几等于腓力之不能了解尼德兰的情形，而失败亦几相若。爱尔兰在15世纪时，政权操于几个盎格鲁·爱尔兰大族，特别是启尔对耳的菲次泽剌德（The Fitzgeralds of Kildare）诸家。那时的可说是贵族自主的政治。但这种制度到了亨利七世已在解体，[5]亨利八世缢死启尔对耳伯和他五位叔父于台柏恩（Tyburn）后，它更不能存在，纵一时尚无新制可以代起。色来伯（Earl of Surrey）尝告亨利以征服且移殖爱尔兰的必要，但亨利并不理会。征服及移殖政策要到依利萨伯的末年始认真试行。
爱尔兰的宗教改革
亨利八世除了缢死菲次泽剌德一家而外，尚负造成爱尔兰悲剧的别种责任。他的宗教改革本只宜于英国，但他却令爱尔兰接受同样的改革。在初时，教皇最高无上权的推翻，对于塞尔特人本无何等关系，因为他们向把罗马视为外国势力，只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有深厚的关系，而和一般人民的关系则浅薄。但同时发生的寺院封闭则有较严重的意义。寺院在推铎尔的英吉利固无特殊的职务可言，但在推铎尔爱尔兰则向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好些爱尔兰的寺僧虽则同主教及牧区教士一样的俗气而无用，但也不会更坏；岛中的教育固不振作，但所有的教育，其大部尚依附寺院而生存。民众间的宗教向赖行脚僧的宣传，今则行脚僧亦在禁逐之列。且英人但有破坏而鲜有建设，也鲜有相当的替代物。他们并不树立大学或学校以代替寺院。[6]欧洲文艺复兴及新学的潮流本未波及爱尔兰的塞尔特人，而亨利的英语《圣经》及爱德华的英语《祈祷书》亦为他们所不能阅读。他们之所以并不抵抗宗教改革的各项设施者，乃因旧教的腐败，而非因新教之能得人心。所以外来的耶稣会徒一到后，反抗改革之力骤张，而流落国内的行脚僧————政府可以悬禁而实不能禁绝的的行脚僧————之势又大盛。
依利萨伯英人的设施
大半因耶稣会徒的活动，爱尔兰的形势到了依利萨伯时竟含有极大的危险性。耶稣会徒利用英人之忽于统治，————无论在宗教或在世俗方面————而大肆活动，他们注意到：“爱尔兰有极佳的木料及港湾，如果西班牙人能把它们抢到，则不难握有海权，而我们的主要势力便可在握。”教皇本人也遣发武装的士卒来攻掠爱尔兰，其中600人为英人在斯麦立克（Smerwick）所俘获，且悉遭屠杀。爱尔兰成为依利萨伯领土中的危险地点，她的敌人亦把它当做要害而加以袭击；于是她也不得不厚违本心而为征服的企图。因为她的军力及财力尚不足以胜此大任，她的将佐遂专用残暴的方法以杀戮或饿死土人；如他们自知无占据某地之力，他们辄将当地的人民杀尽。
同时，政府视英人前往殖民的政策为惟一可以永久制服仇英日甚的土著之办法。这不音为大群的“绅士——冒险家（“gentlemen-adventurers”）及城市和采地府中的次子”开了一个门户。有人尝说过，依利萨伯时的鹰鸟飞往西班牙美因，而兀鹰[7]则群集于爱尔兰，实则他们往往是一类的鸟。在爱尔兰的征服者，开发者及榨取者中有吉尔柏特汉符里（Humphrey Gilbert），剌里窝尔忒（Walter Raleigh），复仇的格稜维尔（Grenville），及《仙子女王》（Faery Queen）的高尚著者。[8]他们把爱尔兰及美利坚同样看做可以发私财，尽公务，推广真教，减削教皇及西班牙权力的新地方，两地重要相等，而引人入胜之处也相等。像剌里及斯宾塞（Spenser）等一班闻达超群而又身在该邦之人，尚不能看破爱尔兰的种族及宗教问题，更无怪一班家居的普通英人，历数百年之久而仍不懂这些问题的实在。
所以在依利萨伯最后的30年内，性质本尚流动的爱尔兰历史竟转入一固定的模型内，历300年而愈久愈坚硬不易复变。爱尔兰的土人把罗马旧教和痛恨英人联为一谈。因而对旧教发生一种向所未有的热忱。在又一方面，新来的殖民者则笃信新教，他们把抗议新教和种族的优势混为一谈，他们以为维持新教即所以忠于祖国及上帝。因两方的努力，爱尔兰遂成不列颠各岛中宗教气味最浓厚的部分。
在这种情形之下，爱尔兰的诸部落始互相混合而成为爱尔兰民族。对英的敌忾同仇，及宗教仪式的共信共守终成了极大的势力，而自古为然的部落界限卒获打破。同时，英人自外亦在替他们泯除旧有的界限。自推铎尔朝起本地的上等阶级渐渐消灭，而英吉利地主阶级则渐渐代兴；此项兴替的手续至克伦威尔时代而完成。因此之故，这穷乏的农民国家只有教士，而无领袖，只有仇英之人，而无袒英之人。
新旧教的消长
在威克里夫时代即已发源的抗议运动历依利萨伯的寿世而大体完成。当她践祚之时，大部的人民犹依违于多种的意见之间，而抗议教徒及反教侣的人尚同为反公教派的中坚。当她逝世之时，多数的英人已自视为笃实的抗议教徒，好些人且能以《圣经》及《祈祷书》为根据而过宗教的生活。
耶稣会徒
依利萨伯的对内政策可分做两截。在起先的12年内，虽然《祈祷书》为惟一合法的仪式，罗马公教徒除了须缴付征收并不严格的罚金外，并不受它种的诛除。[9]在那几年内因宗教而被戮者没有一人，官吏对私下崇奉公教之徒，即官居高位者，亦眼开眼闭，一任自然。但自1570年教皇对于女王下隔绝令，且许她臣民毋庸忠事于她而后，形势一变，而空气亦较前为严酷。外来的耶稣会徒潜自往来于各地之间，极不易于觉察。英人的公教主义本来色彩极淡，至是忽为大陆反改革的热忱所迷醉。信公教的乡绅们本在渐渐地习惯于英吉利教的新仪式，至是忽又中止进行。耶稣会徒的使命固是宗教的，但如果他们的宗教使命成功，则政治上势亦必发生极不良的影响，女王势必被废，而新英吉利方在尽心经营的种种事业，无论在国内或在海上，势必同归于尽。教皇正和依利萨伯处交战的地位，且方派兵攻掠爱尔兰，而耶稣会徒反宣讲服从教皇·国王的必要。女王及英民为自卫起见不能不严惩教皇的传教士。传教士为英吉利国家的叛逆，故可杀无赦，但自同教者看起来，则他们是公教教社的殉道者。英国耶稣会徒的领袖中以坎匹温及帕孙兹（Campion，Parsons）为最著名。前者重宗教而不甚干涉政治，然不幸被擒罹难，后者真是一名卖国奸贼，他反而能逃法网，能逃至外国，而速西班牙之入寇。[10]
平均计算起来，依利萨伯朝每年有公教徒4名就戮，玛利朝就戮的抗议教徒则每年有56人之多；前朝的罪状为信异端，今则为大逆不道。杀公教徒诚是一件不幸惨事；中心甚愿忠君爱国，而患得本教教职之心又不能稍戢之英吉利公教徒诚处夹攻的状态之中，既须服从他们心灵上的主上，又须忠事他们世俗上的主上，而教皇及女王两方又都不许同时兼事二者。当时两者间实无调和的可能，被可怖的冲突所牺牲的无辜数不在少。在依利萨伯朝的中叶，英国可说是在戒严状态之中，所以也不得不采用戒严区域应有的纪律。在举世一统的罗马教社没有停止援用宗教查办，圣巴退尔米屠杀，国君的废立及暗杀，等种种方法前，没有一个处它可怕的禁令下的国家敢让它的传教士享受容忍的利益。让他们自由传教，不啻一个徒手匹夫自献于一个全武装的无情战士之前。
抗议教的猛进
处这种情况之下，抗议教的宣传亦迈步而前进。它深得受惊的官吏的扶掖；在英人的心目中，它又和爱国心，和反抗西班牙，和海权及掘类克的美洲冒险事业，和保护女王的安全及防止暗杀的戒备息息相关，而不可分离。改良的文法学校教授学童以古书时，亦每以伊拉斯莫斯及科勒特的精神，《圣经》及《教义问答》更为学童所熟习。这种教育在文学上造成了英吉利新文化运动的一班健将，在宗教上则造成了盎格利干抗议教的一班拥护者。当英国正和罗马作殊死斗时，盎格鲁公教主义绝不能繁茂，而新辈的僧侣及学者尽为诚笃的抗议教徒。
清教徒
清教徒大都列身在盎格利干教社之内，他们利用教社以趋全国于抗议教，更希望不久可随他们的意向而更改盎格利干教社的仪式及政府，依利萨伯在起初甚难找到可合她的脾胃及政策之不太反对公教者去充她的主教，她找到能干的费特季夫特（Whitgift），而任之为坎忒布里大主教后，她始能采坚决反对将教社清教化的政策。在好些的教义问题上，费特季夫特固有类喀尔文派，但他反对将教社政府民主化，他能强硬的拥护王权及主教权，而反对国会，世俗人，及长老僧侣的侵陵。
依利萨伯的不容忍
为同时抵御正谋复辟的罗马主义及方在膨胀的清教主义起见，依利萨伯不得不赖旧有的宗教法院及宗教官吏及新设的高等委任法院[11]的助力。高等委任法院可说是宗教上的星宝法院，为女王藉以控制教社的工具。它虽亦为枢密院的分枝，但它实代表女王，而和全体的枢密员不甚有若何的关系。好些枢密员，像塞西尔等，极不喜它所采类似“罗马教的查办”的审问程序，且以为诛除热诚的抗议教徒不宜过于严厉，太过则危及国家。但女王自持甚坚，她不采枢密员的忠告和众议院的决议，因此，她于民众势力正在要教社走欧洲及苏格兰宗教改革的全路程，或陷于新纠纷及新分派的际会，得保全了它（教社）的盎格利干性质。
在依利萨伯的国教之下，殉道者有公教徒，也有抗议教徒。清教徒争论家，如著“玛普利来得”（“Marprelate”）论文的彭立（Penry），对于主教奋不顾身的大肆攻击。由女王看起来，攻击主教制可以危及她所设立的国家教社间精细的平衡，所以是一种政治罪。即卡特赖特托玛斯（Thomas Cartwright）比较要客气的长老会的宣传亦足以动她之怒而使她震惊。卡特赖特终被禁锢，而彭立，巴罗及格麟武德（Barrow，Greenwood）则被当做内乱犯而被绞。
除了耶稣会徒及清教徒而外，尚有无辜捐躯而又得不到国内外任何大宗派的同情或激赏者。他们固也为信仰而牺牲，然他们危害国家的嫌疑则更比前两者为小。东盎格利亚的有几人因“各种可恨的异端”而被焚，然而他们之所异议者仅为正派三位一体的教义。对于这种人，那时的公教徒，盎格利干教徒，喀尔文派教徒都不会表示一些怜悯。他们之被牺牲，绝不因任何所谓国家的理由，他们是因为不容忍的宗教成见，及留传未尽的中古捕戮异端之风气而送命的。
自由的限制
在推铎尔君主国已经把教社压服以后，君及国会诚握有可惊可恐的万能权力。也许只有这些权力足以助国家避免被西班牙征服的危险，但它们对于向在一路发展的私人自由权也加以极不利的限制。经济及智识上的自由，固因中古制度的灭亡而大有长进，但在宗教及政治方面，则新国家所设的种种束缚其难受正不亚于它所打消的各种樊笼。公教徒及清教徒各本信仰以崇拜上帝之自由固未取得，政治上的反对亦绝不相容；批评政府为不许可之事。斯达布斯·约翰（John Stubbs）本是一个忠君之士，但因著一劝依利萨伯毋嫁法兰西亲王阿伦逊（Alençon）的小册子之故，竟遭割去右手的惨刑。然从行刑台上他犹须挥动血淋淋的残肢而呼“女王万岁！”这就是那个机巧的女人和她脑筋简单的臣民间的关系。她绝无嫁于阿伦逊的用心，但她又决不能让清教乡绅来干预巾帼外交所布排出来疑阵。
是时个人尚无政治自由或宗教自由之可言，但君及国会的分手可使二者同时产生。英吉利非专制国家，君权来自人民的赞助而不基于武力。人民愿女王享有强制的权力，愿她藉大权来保持安宁。但国会的态度深可注意，国会议员虽不否认他们于1559年所给还于女王的宗教管理权，但对于她利用此权以诛除清教徒的行为则常有评论。英吉利国家赖有和私人判断（Private judgment）之权利及自由意想（free speculation）的势力，两者的联盟，始能从中古教社的手中取得管理宗教的权力。饮水思源它又何能永不认它新获权力的所自，何能永不保护两者？清教及公教也许可危及当时的国家，也许可长远妨害政治家的自由，但它们可根据于信仰自由的自然法，而反诘君王及国会的宗教法令之效力，而且这反诘之权到了终会发生实力。中古欧洲教社的威力之大及组织之全举世无比，然尚会挫于私人得有判断权的要求，而英吉利卒得推翻教社的权力，那么关于宗教之事，区区岛国的世俗权力更何能和它（私人得有判断权的要求）一抗？所以再经一世纪的分派，诛除，流血以后，强迫全体英人尽奉国教的尝试终须放弃，而比彭立，帕孙兹，费特季夫特及塞西尔所敢梦想得到的还要大的自由终须演化出来。
莎士比亚及文艺复兴
但在政治宗教的范围以外，知识及诗的自由到了依利萨伯朝的晚年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发展。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其探索的精神和希腊罗马思想自由的想见，因不胜西班牙人及耶稣会徒之摧折，已由发祥地移植于英吉利，经英吉利诗人接生于阿登森林（Forest of Arden）[12]中英吉利树木上后，它又滋长生发，而蔚成茂林。想象此时此地真是自由————比我们今日所有的更自由，因为我们所知太多，拘束反增，而且机器时期苛刻的实际主义亦不容它丝毫不受限制。莎士比亚及他的友朋，站在宗教及政治争论的危险地域以外，尚有极大领域可以发挥他们的个性。他们所享心灵上的自由也许是永不可再见的了。
英语圣经的势力
自后世观之，莎士比亚也许是那时代最大的光荣，但他在世的时候，他却不是最大的势力。到了依利萨伯的晚年，《圣经》已成了英人的万书之书，虽则今日犹在沿用的所谓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实为詹姆斯一世诸主教所拟订，而在她死后的几年中始行成立。仔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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