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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的宗教改革
民族主义及个人主义
公教教社及封建关系本谆谆教诲世人以服从天下为一的僧团及会社的必要，但数世纪来英吉利的各种势力则缓缓的在改变英人各个对于社会的义务观念，减轻他们对于会社的关切，而增加他们对于民族的爱心。在养成民族观念的诸种势力中，有英吉利通常法；国王的治安及国王的法院；各邑各市代表之不时集会于国会之中；以全国而不以各市为组织基础之新兴的纺织业；及通行于全英的新文学新文字。最末，推铎尔君主的所为，又删除了介乎国家及个人间一切的枝节忠诚的功效，而令个人和国家发生直接的情感；此天事正和抗议教之谋删除上帝及个人间的一切隔膜相似。所以依利萨伯时代不仅民族主义十分浓厚，个人主义亦十分浓厚。
玛利曾为恢复天下为家的教社的尝试。这教社向用外国语以举行仪式，越亚尔卑斯以求它的法律，以拉丁及凯撒政府的原则为组织的基础：凡此种种都与英吉利世俗人正在演进的民族国家及国会政府两大原则大相径庭。玛利的宗教复辟，固为僧侣中的一大部分及北英半封建式社会所欢迎，但伦敦市民，航海人民，及乡绅中之较有出息而又和新起的中等阶级有联络者，则侧目而视；他们绝不愿让僧侣来代替他们选择信仰，来监督他们的生活，更不愿受命于国外的僧侣来执行这种职务。
依利萨伯深得众院中代表这些人民者的助力。她于临朝的第一年即重立了民族国家及世俗国家的无上主权，隶属于此国家之下，且不卑不亢，为之忠诚服务的，则有一个民族的教社。她久长的朝代，盖完全尽瘁于此适当解决的维护，一方谨慎小心的导人民而使习惯于此解决的遵守，一方又强毅的消除一切作乱之人及外来之侮。在起初的几多年内失败的危险似乎大于成功的机会，到了深受《圣经》，《祈祷书》，及忠于女王之心诸势力熏陶的新人物长成后，危险才算过去。新旧之争最后酿成英吉利及西班牙间的海上恶战；西班牙为欧洲公教反动的领袖，更为新世界航线的垄断者，西班牙不去则英难未已。冲突达到沸点之时，英吉利近代的文化竟然溶成；新文化兼有岛国性及海洋性，和自诺曼征服以来曾被（征服）同化在一起的大陆文化截然不同。
不但近代的英吉利于以产生，即未来大不列颠版图的大致亦于以底定。在和大陆上公教各强国斗争以维持岛国独立的过程中，需要命令英吉利及苏格兰两国的人民中止多恶，命令二者同心同德，更命令英人严厉从事于公教爱尔兰的征服，虽则征服的前途是极不吉利的。
依利萨伯时的英人，无论是陆上或是海上的人民，实兼具民族主义及个人主义两种性质，两者互为平等，而各不相下；英之民族国家此时盖尚无维持常备军及大批官僚以钳制个人意志的财力，有如法兰西及普鲁士在日后之所为。依利萨伯国家最糟糕的失败及最卑劣的应付，多可以国家的穷乏来解释，而它的最伟大的功绩及最高贵的态度，好些也可以此为解释。战时收入尚不能到50万镑的女王势不得不出于啬悭；她的臣民既不肯踊跃输将以裕库藏，她仅能吁请他们鼓起自动的忠义来替国家打仗，且为爱她而替她出力。他们吝于出钱，而乐于效命，对于爱情也甚慷慨。除了抵御外侮而外，她的大目的，照她自己所著的政治打油诗中[1]所说，在使人民知治安太平的可贵，使人民知他们的女王即为治安繁荣所系而知所爱惜。当时本有许多人不满意于她对于宗教的处置，或则嫌它抗议性过重，或则嫌它不及，然大家都默认而不加反对，因为它是惟一可使政局安定的前提。在宗教狂热可以颠倒一切，而各邻国都被宗教战争所糜烂的时代，英吉利的安定政局诚似政治上的一种奇迹，人民对于能保持这个局面的女王又安能不尽其爱戴的极忱？
依利萨伯即位时的国情
当依利萨伯以25华年而初登大位之时，英国实无抵抗外侮的能力。不但剧烈的宗教斗争把全国的人民裂为数起，如同当年的法兰西一样，而且在过去的几年内它已成为西班牙的附庸。它的财政信用，它的军需储藏，及它的民军，皆处最不济事的情况之中；文治武功所基的将相之才，即使尚不缺乏的话，亦须待这少年妇人来访问提拔。据西班牙使馆的传说，则一个叫做塞西尔·威廉爵士（Sir William Cecil）者将撄大任。是时小绅士阶级正新起为势力日盛的中等阶级，塞西尔即出身于小绅士阶级。他的本心为一个荼毒的异端之徒，然他非热心信仰异端者，他和依利萨伯同以生命为贵于弥撒，故都尝做过弥撒而都丝毫不露逡巡之态。愈是假则愈是危险，西班牙人对他自无好感可言。
伊丽莎白一世像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Ⅰ of England，1533——1603）在位期间（1558——1603），堪称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兴起的时期。
西班牙及法兰西的争长
但西班牙的腓力有不能不保护新王的苦衷，不特继位之初须加以保护，即她的宗教政策已经使他的最恶的预料应验而后，他仍不断的卵翼着她。当时有继承依利萨伯之权者为苏格兰后玛利（Mary Queen of Scots），她虽为虔笃的公教徒，但亦为法兰西王太子的妻室，腓力势不能让依利萨伯的地位有动摇，而玛利有继位的可能。终依利萨伯一朝，西班牙及法兰西两公教国互相争雄，两俱不能让对方征服英国，崇信异端的岛国因得苟安旦夕，而免于大难。及后形势变迁，则英国亦已强盛而不复可以欺侮。而且尼德兰之叛西班牙，及法兰西的宗教内战皆于英国有利，依利萨伯亦不时赍金遣人以维持这扰乱西法后方的两种运动。但在即位后的起首几年中，则尼德兰尚未公然作乱，故依利萨伯亦不能不敷衍緋力，且时灌以迷魂之汤。她的方法是伪作可嫁腓力或腓力所选择的郎君的表示，她虽中心决不肯嫁腓力，但表面上则老不使他绝望。
依利萨伯的性格[2]
依利萨伯虽极力敷衍西班牙，然她绝不容让它的大使作僭越的论调。他尝说她之所以能保全她的生命，自由及王位，乃由于玛利末年时他的主上（即西班牙王）对她所表示的好感，但她急加以否认；她说，她的一切俱来自英吉利人民。这或许不是整个的真实，但这至少是真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关系的一部分。依利萨伯善作虚骄及诡谲的言语，以藏匿她的真实思想及目的，然真情仍时有流露。所谓一切俱来自人民云云盖可视为真情之一，而又可令听者感入五中者。有时她也会俏皮而说假话，但并无欺人的目的，好比她某次向西使申言，“她愿退隐为尼，长住斗室中，数念珠，自朝至暮，终日无间”。西使闻此语后谓人道：“这个妇人真是为十万妖魔所纠缠着。”
对她自己的人民，她在即位之初即以“纯英吉人”（“Mere English”）自命。她的母亲本是一个英吉利骚妇，而非任何外国王女；她的父亲————建立英吉利海军及英吉利宗教独立的亨利八世————则更是一个烧了灰还是英吉利的英人，他具有第六种的知觉，藉了这种知觉，他彻底了解了英国的人民，即恣睢暴戾达于极点之时，仍能丝毫无爽。她从两者都有衣钵之传，而所得于父亲者尤多，她的志愿即在步乃父的后尘。她固然传下些她母亲的虚骄及媚态，但她颇能以她的覆辙为殷鉴，而且她在少女时代所获的伤心经验————丢脸，幽禁，及处死的危险[3]————教训她，犹如大腓特烈之被在童年时代所获得的同样经验所教训，凡为人君者再不能有私人的爱恋及情感。逆境所能给的教训她一一领受，她可让别人去因爱而失国，她自己则惟知勤劳国事，私情则可置于脑后。[4]
她的骨格略带几分粗率生硬之气，也许这是她任重致远的生活所必需者。如果她是一个常人，她绝少可以令人疼爱之处，甚或少有可以令人敬仰之处。然而她虽孤独立身，她却熟谙取得阖朝及人民崇拜之术。她始终不失女性，她也富有生活的种种兴趣，然她又把一切事都看做于役国家的工具。她的博学使她见重于大学，而她的勇敢见爱于将士及海员。她的媚态成为羁糜臣僚贵族的方术，因而人人心悦诚服地愿忠君报国，愿鞠躬尽瘁。她尽可亲嬖着勒斯忒（Leicester），然而关于国家大计，则又惟他的敌人塞西尔之计是听而言是从。塞西尔本人因恐稍一不慎，她便会下嫁那个无聊奸臣勒斯忒（勒斯忒虽貌作清教徒党的保护者，而实则曾倡议于腓力，以恢复罗马教社为赞助他和依利萨伯结婚的酬报）之故，亦殚精竭诚，尽心王事，而不知有倦。即她之爱好狩猎跳舞，化装，做戏，排场亦专为助她多得民心之用，得民心盖即她最大的力量所在。她很爱巡游各地，到处出台，她的巡幸并非枯燥无味的官样文章，而实是一个第一流剧家全神贯注的艺术表演，且为女主及忠爱臣民间精神上的沟通。
她对国会的言语和我们近今宪法中的“国王演辞”大不相同。她曾对两院派来要求通过继承法律的代表团说：“我对于我自己负有责任，犹之我父之对于他自己负有责任。我为你们的抹过油的女王。我决不会被强暴所迫而做我所不愿的事，我感谢上帝我有种种才具资格，即使一旦被逐离此王国，我仍可生存于耶教世界的任何地方。”
普通人总说凡秉国钧者数年而后，甚至数月而后，即已精疲力尽；但这个巾帼英雄自为宰臣历45年之久而无倦容；无论国家或她自己的生命如何的危险，无论在战时或在平时，她都不知退缩畏难为何事。然而际此长时期内，她固一个常病之人，而又常为无常的喜怒忧乐及常发的神经狂乱（nerve-storms）所困。幸而她的神经狂乱，虽足以摇动她的神志，而从不曾摇动她的方针。她的心也许是冷的，然而这一定是坚如橡木的冷心。
依利萨伯的政策
她尽管是一个“纯英吉利人”，她的教育的广博却又是能集近代及古代欧洲的大成。她能在牛津及剑桥两大学内，作希腊及拉丁文的讲演，当马基亚弗利（Machiavelli）的国人前，她又能操最流畅的意大利语。她的仇人可以援当日所习用的名词而称她为“意大利英吉利人”（“Inglese Italianta”），虽则在她长期的生存中足迹从未离过英国。她曾受意大利异端者的影响，如非美格利及奥启诺（Vermigli，Ochino）等，然这班人实为哲学家，而不能谓为热心宗教之徒。如果于此时我们尚可将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视为两种可以互离的运动，则依利萨伯与其说是宗教改革之儿，毋宁说是文艺复兴之儿。她以科勒特及伊拉斯莫斯近代派的精神来观察宗教，所不同者她后于他们有五六十年之久；所以自她的心目中看起来，耶稣会人的罗马是十分可怕而酒食可化血体之说是十分荒诞。日内瓦的教社对于她是无缘的，它的兼握政治的办法及民主共和的制度，她一见即生厌弃。固然，“如没有主教，便没有国王”之说启于她的后继者之口，然她实早已先他而想到此意，并已先他依此意而行动。
伊丽莎白一世主持议会会议
举世皆浊，惟我独清，众人皆狂，惟我独醒；依利萨伯之于宗教问题，盖诚有与众不同的见地。当时承宗教改革之后，信教狂热正日有增加，然而依利萨伯则采怀疑及容忍的态度。抱了这种态度，益之以纯英吉利的情感及通欧罗巴的教育，她似专为重建盎格利干教社，且领导英吉利出于宗教战争的危险而生存者。她对于新旧两教间的争执，采用一种颇有学问做根据的调和办法，因了这种调和的解决，君王及世俗人得永为岛国的惟一主人，而不必复虞教皇及僧侣的篡窃，她自以为她的政策仅步武乃父政策的后尘，然而时变境迁，抗议教的势力今已大增于昔。她为剪除耶稣会徒（Jesuits）的宣传及西班牙长枪手及海员的武力起见，势不能不求助于詈教皇为反基督而斥弥撒为大恶习的抗议教徒。至于重经颁行的克篮麦的《祈祷书》，则颇能见好于双方。在掘类克的船上，无论在西班牙战之前或后，船员们可藉以满足宗教的需求，在牧区教堂中，则季尔品（Bernard Gilpin）及其他热心的抗议教士更赖以宣扬新教义于乡野愚民。勉强参加礼拜以避免十二辨士罚金，而中心则仍未改变的公教徒亦不至见《祈祷书》而震惊，因为书中的祈祷实质仍是旧日的祷辞，不过易拉丁文为英语而已。《祈祷书》诚不啻是一条石龙子，可以随人的目光而变彩色，仁者可以见仁，而智者可以见智。此年轻聪敏的妇人因其善变而视为一种无上至宝；即她对于她的政策亦颇有多种解释的方法，有时可用这种，有时忽又用那种，犹之她专以炫耀她无数不同的华服为得意。
依利萨伯的宗教处置
1559年的国会恢复了盎格利干式的改革宗教。它通过了两大法律；一为《国王为教社的最高权力法》，二为《宗教一致法》，其一取消教皇的权力，其二以《祈祷书》为惟一合法的礼拜。这两大法都可代表女王及众议院的共同意志。众议员的宗教热忱极烈，女王往往反为缓和的势力，例如众院请她援用教社“最高首领”的称号全文，而她仅自称为“最高管理者”，贵族院对于仪式及教义的大变动极为踌躇，迟疑不决而又意见分歧的世俗贵族，且强下院以接受多种偏向公教的修正案，但下院既拒绝修正，则上院亦只有勉从。故最后的胜利不在上院，而在下院及下院所代表的各阶级，他们在国中本已比贵族为重要，且得女王及其枢密院的同心合作。[5]
上院的主教们反对任何变动，但他们为数太小，投票时总归失败。当时出缺的主教恰又是特别的多。国会以外，坎忒布里省的教侣大会也依旧通过教皇权力最高及酒食可化血体之说，但他们的意志丝毫不能贯彻，而他们的抗议国会概置不理。
世俗人及教社组织
总而言之，宗教改革是女王及国会————说得透彻些女王及众议员————的改革，而深反教社官吏的意志者。但教官的意志未必即为信教世俗人的意志，后者在教社会议并无代表之可言。当时食禄的僧侣（beneficed clergy）总数约有八千，此中至少有七千人能甘心的赞同，或不关心的承认或心中虽在希冀复辟的重见，但暂时也可默认已成的局面。反之，在玛利之时抗议教的僧侣因坚持他们的信仰，而被剥夺教禄者有二千人之多。但就主教而论，则全体皆拒绝依附依利萨伯所定的仪式及教义，故全体皆被革职，能留者仅有一人。在亨利八世及爱德华六世两朝，主教及教侣大会皆尝承认当时的改革，何以本朝的改革转遭他们的反对？依利萨伯初年正式僧侣的坚强反对，殆由于两种原因。当时为耶稣会徒及屈稜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的时代，改革派及罗马派间本日益水火而不相容，故远处西北而又富调解精神的岛国，亦难免有派别截然之分。其次玛利曾把教社正式僧侣中的抗议教徒驱逐净尽，故1559年的教侣大会并不能代表为数颇众的抗议教士。所以那年国会的诸种措置，在形式上，比亨利八世时的国会措置，更像以世俗意见高压僧侣的一种行动。
但英吉利的世俗人并不关心于宗教会议中代表权的取得，有如当时苏格兰改革者之所为。在苏格兰不特在全国大会中世俗人可有代表，即在每个牧区中牧师亦须受“长老”会的赞助指示。英吉利教社的内部组织仍一仍中古的旧贯，仍完全操于僧侣的手中。因此之故，教社更不能不受国王及国会外界的管束。大部分的僧侣很忠心的接受这外界的管束；他们对内所享的种种特许权范围至为广大，例如决定全国一切宗教仪式之权，外界的管束即为这些大权的代价。时人的心目中尚不以多种宗教同时存在为可能，他们自也不能不让全国民享有假国会以决定何者应为此惟一的宗教之权。
世俗人从外管束教社的方法有二：一为立法的，国会可通过规定教义及仪式的法律；又一为行政的，女王可委派大员及主教，根据她的命令以视察或管理教社的事务。在她的末年，尤其在继她而起的两朝内，教社中的清教徒派常吁请国会帮忙，而盎格利干派则常吁请国王赞助。两派都没有想到采用苏格兰教社所取的态度，来解决宗教之事。苏格兰教社以完全自主的团体自居，有自决教务的权力，它甚至敢胁迫微弱的苏格兰国会及“上帝的蠢臣”国王。
罗马及日内瓦，罗耀拉及诺克斯（Loyola，Knox）坚谓教社有自由，甚至有高于国家的权力，罗马的主张根据于僧侣的权力，而日内瓦的则根据于宗教的民主制度。英吉利的教社则绝不为类似的主张。以言僧侣的权力，则英人已能为独立的思想，已无需于僧侣之代为思想。以言民主的精神，则所有者尽已容纳于众议员之中，且可藉之而为充分的表露，也无须借教社的会议以发挥。当时的处置实为十分适宜于推铎尔英人的办法，除了宗教而外，他们还有许多别种的兴趣，宗教的问题尽可于此告一段落。即后世民主精神大盛之时，它可以异教（non-conformist sects）为用武之地，而国教仍可不受影响。所以依利萨伯的宗教处置，再济之以日后接着来的容忍的政策，于近代英吉利的制度中固取得永久的地位，而于近代英吉利的精神中更有坚强的势力。
英吉利及苏格兰宗教改革
1559年如果可视为近代英吉利的发轫之年，则更可视为近代苏格兰的产生之年。英苏之在同时和罗马作最后的决裂，虽为偶然的巧合，而其影响则绝大。这同年发生的事变，一方使两国的改革各归于底定，一方又使前此互相仇视的爱国心得以好合起来，而成为同仇敌忾之心。宗教改革在两国都有脱离大陆宗教及政治的羁绊而自立的意义。在1558年的秋季，事实上英吉利犹为一臣服于西班牙的罗马公教国，而苏格兰则事实上为一臣服于法兰西的罗马公教国。但两年而后，则两者都已成为抗议教的国家，外国的兵士及统治者都已驱除净尽，新采择的宗教又都和民族的独立有一致的倾向。两国的变叛之所以成功，彼方由于西班牙及法兰西之互相仇视，而此方由于英吉利及苏格兰之能复归于好（自爱德华一世以来尚为首次的和好）。在那个双层的危机之中，塞西尔威廉及诺克斯约翰却树立了大不列颠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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