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的宗教潮流 海事及海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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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亨利七世，1485——1509；亨利八世，1509——1547。

    15世纪的沉闷

    我们如把末了的20年除外，15世纪在我们的历史中可算自诺曼征服以后最穷于智识的发展者。牛津的思想自由固然横被摧残了，诛除威克里夫主义的运动随后固然弥漫于全国了，但代兴者无物，正宗派的思想或道德并无何种的复活。15世纪中并无何种事项可以和200年前“行脚僧之来”相比拟。当可怜的皮科克（Pecock）主教，因未能摈弃常人的理智，尽本教社的立场，以驳斥罗拉特派之故，而被审理及监禁时，清一色的愚昧主义（obscurantism）可谓已达极点。在世俗人中，除了若干动人的记事短歌以外，这时期中，也没有产生任何伟大的文学。巧塞只有读者，翻印者，及摹仿者，而无后继者。但印刷机已于此时设置，中等阶级所需要的新的学校亦勉可敷用；学校所给的教育固质量甚劣，但受教育的人数则极多，种植小麦及饲草的一班平民亦可以有校可入。故亨利七世一朝我们可视为芒种时期。

    秩序的恢复及治安的建立为知识复活的必要条件。在早期的推铎尔社会内，在路德的争端发动以前，我们已可窥见两种预兆，————一为穷民间罗拉特主义及阅读圣经的复活，又一为海外文艺复兴的学问的来英。除了这两种运动以外，我们也许还可以加上于两者都有裨益的一种倾向，即好多人民的反僧侣思想。有人说，如果亚伯（Abel）是一个僧侣，则伦敦市民因憎恶僧侣之故，必将昧于是非，而把该隐（Cain）宣告无罪。[1]乡绅及贵族们虽无一为罗拉特派，然对于教社亦绝不关心；只消分赃时能有他们的份，他们当可赞助掠劫教社的政策。在事事都在变更的英国，教社特权之历数世纪而毫无损失，正足以引起一般英人的反动，且使之愿于谛听新的教旨。一言以蔽之，教社虽能牢守其固有特权，财富，及诛除异己之权，丝毫没有损伤，然它的领袖地位，无论在道德方面或在知识方面，则反丧失净尽。它的铲除威克里夫主义的决心，虽能成功于一时，适足为莫大之厉阶，因为它只有残酷的手段，而不能为相当的改良。

    罗拉特主义的复活

    在路德突然著名以前的一世前，久经取缔的罗拉特主义忽又作公开的传布。它本是英吉利的土产。最宜于英国的水土，即被严厉取缔之后，它仍生存于农居及工屋之中，它仍为穷民所信奉。契尔忒因山地及近都诸郡其他部分的农民，伦敦，布利尔托尔及其他市镇的贫贱人民，间有一二教士或较为富有之人，常私自集会以共读“英文本的圣书及福音”，及威克里夫的“造孽著作”，以坚定彼此对于我人今日所应称为“抗议”教旨的信仰。在1490年及1521年之间，不少的罗拉特徒尝走上火刑之柱，虽则因怕死而忏悔者为数更多。此时期的诛除比以前更凶厉，但完全失了目的。

    文艺复兴的西渐

    在同年中还有一种运动正在把各大学赶到一个新的生活途径上去。文艺复兴的中心本为意大利，但在15世纪的末了20年内新学问自意传至牛津。[2]从意大利，格洛辛，力历，及林那刻（Grocyn，Lily，Linacre），对于希腊文学，拉丁文法及科学医术的新兴趣传到英国。久经淹殁的希腊世界亦逐渐的恢复原状，潜心力学之士，渐可隐约窥见此世界的大概。当时的物质世界，本在随哥仑布及喀波特（Cabot）每次的新航行而突破中古人所知之宇宙；新开辟的知识世界之不复为中古天堂及地狱所限制，其过程正亦相似。同时，西塞禄（Cicero）的拉丁代替了中古有用而粗劣的拉丁，古罗马派的生活理想因亦渐渐见知于世。以上种种势力如能由宫廷及大学传布至于斯屈拉特福德[3]及别地方的普通文法学校，则即这些普通地方的生活，自亦不难由粗俗变为雍雍大雅。

    科勒特的讲演

    造成新英的又一种原质来自科勒特（Colet）。科勒特为伦敦商人之子，尝留学于意大利。自意回至牛津时，他尚极年轻，且初经授职为教士。他宣布要讲演圣保罗的书札时，牛津全体为之惊异。但他有他的天才，他有他的号召力；不特富于热诚的年轻学子趋之若鹜，即采反对态度的僧正及神学博士们亦不能不洗耳恭听。他把注释家所有的大端破坏无余，而另以实际的及人文主义的眼光解释保罗的人生及他的遗教。他直从希腊原文解释一切，而不拘泥于中古人的注释。他只问圣书人的作者及受者所给予它的意义，而不问过去300年中论理学者所给予它的曲解。经此一击，中古的学问知识竟如摧残拉朽，一蹶不振。邓·司各脱斯（Duns Scotus）曾一度为知识之超时代者，但此时牛津剑桥的新派人物已把忠于此“精微博士”（Subtle Doctor）的信徒嘲弄嘻笑，不久而后全国的学生亦作如此看法。

    科利特像

    科勒特，今译作科利特（John Colet，1466或1467——1519），英格兰神学家、伦敦圣保罗学校创建人。他是都铎王朝主要人文学家之一，在英格兰提倡文艺复兴的文化。

    圣保罗学校一景

    牛津改革家的势力

    荷人伊拉斯莫斯（Erasmus）因得印刷机的助力亦浸浸然名闻全欧，为空前所未有，他在英国的势力很是可观。他和摩尔·托玛斯爵士（Sir Thomas More）俱为科勒特的友援。他们给复兴的文艺以一种新的性质。复兴的文艺在意大利本为美术的，非教的，但在北欧则是道德的，宗教的；自意大利的学者及奖掖学者的君，侯，大主教们看起来，文艺复兴即古代诗人，哲人，大理石雕的天女，及“赭色希腊稿本”，之研究欣赏；但自伊拉斯莫斯及科勒特，及受他们影响的英人看起来，它不仅是这些，它也包含着希腊文的《新约》，最后且及犹太文的《旧约》的熟读。两者间的差别是很深刻的，法兰西一意大利文化本为英吉利幼年时之所由滋长，但英吉利之终于离那个文化而独立，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诸子仅生存于美术，文学，及科学的世界，故他们很少会和宗教发生接触；在法意继他们的精神而起之人，至今亦复如是。他们对于宗教的事务，一任寺僧教士处理而毫不加以援助。但英国的文艺复兴者，则有科勒特的成规可以追随，他们利用希腊及拉丁之学以改良学校，以改良教社，他们并督责僧侣及世俗人共同努力于此伟大任务的进行。

    这种兼涉道德及知识，古学及耶教的运动，并不如世人有时之所想象，已颠没于英吉利宗教改革的风波之中。事实正和这想象相反。它的精神永永不死。经初期的纷乱以后，在后期推铎尔时，英吉利改革的学校及改革的教社已粗具规模。于新学校的教育政策中，和新教社的宗教政策中，上述的精神俱有充分的表现。如果科勒特能眼见一个依利萨伯朝的文法学校，他一定可以颔首满意。固然，我们如把亨利及爱德华二朝时所充公的旧基金和依利萨伯朝所设立新基金相比起来，可用为教育的总基金，在推铎尔时未必能比前增加多少，甚或未必增加；但教育的质量究已比前大有进步。

    这班牛津改革家————科勒特及伊拉斯莫斯即以此闻于世————又以学术，宗教，及道德的名义，痛责僧士为愚昧主义者，力诋神像及遗体的崇拜，严斥宗教法院的勒索，抨击僧侣的凡心。他们虽非罗拉特派，然他们措辞的严厉，远非罗拉特派之所能及。他们的势力由牛津传至伦敦，至宫廷，不久且及剑桥。科勒特后为圣保罗大教堂的副主教，他藉讲经的机会，更不时痛诋教社的积弊。自百年以前威克里夫派的教士被禁以来，人民盖久已不闻此调之弹，因之市民非常高兴，而僧侣则莫知所措。科勒特更于大教堂附近设立圣保罗学校，以力历为首任校长，教子弟以希腊文及西塞禄的拉丁文。这学校即为改良的文法学校的模型。

    托马斯·莫尔像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代表作为《乌托邦》。书中批判了英国现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描绘了理想的社会制度“乌托邦”。托马斯·莫尔曾与科利特合作并接受其影响。

    伊拉斯谟像

    伊拉斯谟（Erasmus，约1466——1536）荷兰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曾被科利特邀请到牛津大学任校。

    新朝君主的态度

    新朝的君主又会采何种的态度以对付新学问呢？在当时英国的情景之下，国民如不得国王的同意固一事不能为，国王如无国民的同情亦一事无可为，两者联合起来则无事不可为，甚至可以变更或维持宗教的教义及教社的特权。在此情景之下，国王对于文艺复兴的态度自然极关重要。

    亨利七世忙于为英吉利尽警吏的职务，故不暇关心新学。从他的眼光看起来，僧侣只是有用的僚吏，而教皇不过外交棋盘上的一子。于此而外，他可算是崇奉正宗者。有一次他参加劝服一个罗拉特徒的工作；这罗拉特徒已经安放在火刑具之上，亨利劝服他，使他忏悔，但于劝服之后仍使就刑。这也可见当时所谓耶教慈悲的标准。

    亨利八世少壮时的性情才艺

    那么后一代的亨利又怎样呢？他于1509年继承大位，并和亚拉刚的喀衰邻（Catherine of Aragon）结婚，他的长兄亚叟尔本有君临全国并永偶那个贵妇之权，但不幸早世。此18岁之早年君主于体力及智力上俱远胜常人。他是一个模范人君，他对于真正的英吉利运动家，及从事新学的人一体加以奖掖。他父亲所艰难缔造的和平，富裕，及威权，他可以一手继承无人与争；人民所不喜欢的恩普孙及都德里（Empson，Dudley），他可以斩首以博人民的欢心；因此二者他自始即得人民的爱戴。他为纯粹的英吉利人，他的纯粹性不亚于“农夫乔治”，[4]不过规模较大而人更漂亮而已。他可以同射艺最精的林卒比弓；法兰西的使臣颂扬他的射艺时，他可以“法人学之为宜”相对。至今犹存伦敦塔中他的一副庞大的击剑甲胄，令见者可追想到他的勇武，他的杀敌的敏捷，及不畏强御的气概。他也是网球名家，超等猎人。他之归向正宗犹如乃父，他鼓励烧死罗拉特派，他著书驳路德，教皇且称他为信仰的保护者（Fidei Defensor）。但他也是科勒特及摩尔的朋友，他强迫后者为朝臣，而庇护科勒特为副主教。他责备愚昧主义的僧侣之攻击科勒特，他尝曰“人人各有他的博士，彼即我的博士”，即当此无畏的博士在痛诋他的法兰西战争为不合耶教精神时，他的庇护仍不稍变。从世人传为他自己所做的歌内，我们知道“亨利是能爱大丈夫的”且“爱和好人在一起互相玩弄”。这可敬的克莱吞[5]尚有许多它种技能。他不是一个平凡的音乐家，所有的乐器他都能玩得不差。在他的宫廷中，诗歌及音乐发达极盛，是时英吉利诗乐的天才盖正在猛进以跨入依利萨伯朝的全盛时代。

    有人说过，亨利宫中人才济济，远在任何大学之上，此言诚非虚语。这班早年友人对他尝有很大的潜移默化之力，他们使他憎恶僧士，憎恶影像及遗体遗物的崇拜，并使他知道研习《圣经》之可贵————凡此种种固和日后关于圣餐典礼的正派教旨相容。这美貌的，而且雅爱一切高尚事物的，少年运动家，经过30年的荣华富贵后，终变为一个成府甚深的人，撇开旧友新知，蔑视一切仇敌，而采用一种熟虑过的灰色宗教政策，且以王权继代教皇之权，这种晚年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甚奇突，但仔细谛视起来，则没有一方面不是深受早年诸种感化，及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亨利所处的时期固为专横凶暴的时期，但国民的心理及时代的倾向，则他固能意会心领者；他的聪敏盖不在依利萨伯之下。

    亨利八世像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英格兰国王（1509——1547），在他统治下英格兰开始复兴并进行宗教改革。

    但那种成府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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