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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本的英国历史以我所知最佳者有三本，一为伽地纳的《学生用的英国史》，二为格麟的《英吉利人民的短史》，三即我现在所译屈勒味林·乔治·马可雷著的《英国史》[1]。三位著者都是英国名史家，三书亦各有特长之处。格麟的《短史》因能注重于全民的生活，因能不限于政争，兵争，及君主政客的起伏，故为著史者辟了一个新的途径，而为他自己博得了极大的声誉。伽地纳的书固属于课本一类之书，但他为精博宏通的史家，且其取材的宏富，抉择的精密，条理的清晰，究非一般教科书所可比拟，故我亦不能因其为教科书而遽不列它为最佳的单本历史之一。然而无论你怎样推崇伽地纳或格麟，无论你怎样力称它们特有的优点，如同伽地纳之宜于初学，及格麟之特辟一径，屈勒味林的《英国史》一出版而最佳单本历史之誉便舍它莫属。
屈勒味林自己于序言中尝提过于数百页中记述英国整部历史之不易，它深恐所著者不成为教科书，便成为一篇极长论说。实则他无须虚衷过甚，无须怀着恐怕。他的书同时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及一篇极佳的论说————或者我们可说中含无数篇无数段极佳论说的长文。它没有教科书的流弊，它也没有论说的缺陷；熟知英史者可以读之而多所启发，而稍具英史知识者亦可读之而完全了解。有人也许不肯承认它是教科书，但这是一种主观的见解，我们不易赞同，也不易否认。如果教科书定须是一本没有读过英国历史的人可以彻悟的书，那屈勒味林的当然不是，但伽地纳的又何尝是？一些英国历史不知道的人读伽地纳时也不见得能全懂。如果书之能给读者以整个的有系统的简单知识者便是教科书，那么屈勒味林的确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以和伽地纳的比起来，它有新颖准确之妙，而伽地纳的则已嫌陈旧。
但《英国史》决不单是一部教科书，一个课本而已，它的最优之点也不是课本的优点。乔治·马可雷的父亲乔治·鄂图（George Otto）为一名史家，而乔治·鄂图则为马可雷贵族的外甥，所以乔治·马可雷可当系出史家之名而无愧。他自己又终身致力历史，而不像他父兄[2]之有志政治。他的史作极富。他固尝以关于意大利的历史著作著名，然这只是说他为英人治意大利史者中之首屈一指者，并不是说他关于本国史的著作尚不及关于意大利的之佳。而且1926年的《英国史》，除了被推为近10年来英国最伟大的著作[3]外，一般人更公认为屈勒味林一生的巨著。名史家名著的价值于此盖不难推想而知。
《英国史》这样被世推崇的原因甚多，其最重要者，一为范围的广大，举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无不包纳在内；二为材料的宏博，凡1926年以前出版的书籍，发现的文书，地下的掘获皆在直接或间接利用之列；三为文笔的卓绝，流畅的叙述，生动的摹绘及深刻的论评无一或缺；四为涵义的深长，著者绝不是平铺直叙之人，更不好为武断之语，故其令人深长思之处为独多。格麟以能注重社会史的方面得名，其行文亦极佳，但无论在哪一方面，屈勒味林，据我观察所及，实胜他几筹。世人每称耶教《圣经》为万书之书，而孔子则为圣之时者也，我如以“英史中之时者也”称屈勒味林我想也不会有人愿驳我罢！
但《英国史》的完美为一事，而我的译本又为一事。屈勒味林的应译为一事，而译文的好坏又为一事。屈勒味林之书本为能读英文之人————尤其是英美之人————而作，故译成中文后，即使译笔极佳，了解上势必有不少的困难，何况像我那样不敏更何敢有绝无困难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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