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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遣队出差在外。任务将近完毕，一条林间通道已经开辟出来，我们天天就等司令部下令把我们调回要塞。我们的炮兵营驻扎在一座陡峭的高山的山坡上，负责控制前面的平原。山下是水流湍急的梅奇克山溪。有时候，特别是黄昏时分，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平原上，在射程以外的地方，那些不怀敌意的山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往往三五成群骑马出来观看俄罗斯兵营。黄昏明朗、静谧而爽快，高加索12月的黄昏一般都是这样的。太阳正往左边陡峭的山岭落下，把玫瑰红的余晖投向遍布山上的帐篷，投向成群走动的士兵和我们的两尊大炮。那两尊大炮，仿佛伸长脖子，笨重地屹立在我们旁边的土炮台上。左边小丘上的步哨，连同他们叉起的枪支、哨兵的身影、一群士兵和将灭未灭的篝火的烟，在明亮的夕阳照耀下，像浮雕似的显得格外清晰。左右两边的山腰，在踩得坚实的黑泥地上，搭着一座座白色的帐篷，帐篷背后黑黝黝地挺立着一株株光秃的法国梧桐，从那边不断地传出伐木声、篝火的噼啪声和树木倒下的巨响。四面八方一缕缕青烟直上浅蓝色的寒冷天空，哥萨克、龙骑兵和炮兵正饮马归来，他们的马打着响鼻，发出嘚嘚的蹄声，从帐篷和小溪旁边走过。天气开始上冻，各种声音听来特别分明；极目望去，远方的原野在纯净稀薄的空气中清晰可见。三五成群的山民在收割过的淡黄色玉米田里安详地骑着马，士兵们对此已无动于衷；树林后面，看得见鞑靼人墓地的石柱和他们的炊烟缭绕的村庄。
我们的帐篷搭在离大炮不远的又高又干燥的地方，从那里望出去，视野特别宽广。帐篷旁边，紧挨着炮台，我们收拾出一块空地，用来玩打棒游戏。勤快的士兵们在这儿为我们安上几只柳条长凳和一张小桌子。有了这些设备，我们的炮兵军官和几个步兵军官每到晚上总爱聚集在我们的大炮旁边，还把这地方叫作俱乐部。
这是一个可爱的黄昏，打棒的好手们聚集在一起，大家就玩起这游戏来。我、德准尉和奥中尉一连输了两场，只好在旁观者（从自己的营帐里看我们玩的军官、士兵和勤务兵）的一片欢笑声中，把赢的一方从空地的一端背到另一端，接连背两次。最滑稽的是那身体肥胖的施上尉，呼噜呼噜地喘着气，和蔼地微笑着，两脚拖在地上，让那又瘦又小的奥中尉背着走。一会儿，天色晚了，勤务兵给我们六个人送来三杯茶，而且没有茶碟子；我们玩够了，就走到柳条桌椅那边去休息。那里站着一个陌生人，罗圈腿，身穿光板皮袄，头戴一顶毛很长的白羊皮帽。我们一走过去，他犹豫不决地几次把帽子脱下又戴上，几次似乎想走到我们跟前来，但又站住了。最后，他大概觉得无法逃避人家的注意吧，就又脱下帽子，在我们身边兜了一圈，走到施上尉跟前。
“啊，古西康基尼！怎么样，老朋友？”施上尉招呼他说，他刚才让人家背着走而现出的笑容还没有消失。
古西康基尼（照施上尉的叫法）当即戴上帽子，做出两手插到皮袄口袋里的姿势，可是皮袄上对着我的那一边并没有口袋，他那只冻得发红的小手就没有地方放，显得很滑稽。我很想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是士官生还是被贬谪的军官），可是我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军官打量着他的服装和外表的目光使他很窘。他看上去有三十岁。他那双又小又圆的灰眼睛从皮帽的垂在额上的肮脏白羊毛下望出来，有点儿睡意蒙眬，又有点儿惊惶不安。他那不端正的大鼻子夹在凹陷的双颊中间，越发衬托出他那病态的、异乎寻常的消瘦。嘴上稀稀落落地生着几根淡黄的柔软的胡子，两片嘴唇一直在微微翕动，仿佛想表达一种情绪。但这种情绪并没有充分表达出来，而他脸上表现出来的始终是恐惧和慌张。他那筋脉毕露的瘦长脖子上围着一条绿色羊毛围巾，围巾掖在皮袄里。皮袄不长，很旧，领子和假口袋上饰着狗皮。他下面穿一条烟灰色的方格子长裤和一双靴筒没有染黑的短皮靴。
“不用客气了。”当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伸手脱帽的时候，我对他说。
他现出感激的神情向我鞠了一躬，戴上帽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系有带子的肮脏印花布烟荷包，动手卷烟。
我自己不久以前也是个士官生，是个不像年轻伙伴那样殷勤随和的老士官生，而且没有财产，因此，我很能体会，一个年纪不轻而又很爱面子的人处在这种地位精神上是多么痛苦，我也很同情一切处在这种地位的人。我总是竭力摸清他们的性格、智力水平和倾向，以便判断他们精神上痛苦的程度。这个士官生或者被贬谪的军官，从他那惊惶的目光和故意不断改变的面部表情上看来，人并不太笨，而且极爱面子，因此也很可怜。
施上尉提议大家再玩一场打棒游戏，并且规定输的一方除了背赢的一方之外，还得出钱买几瓶红酒、朗姆酒，加上白糖、桂皮和石竹，以配成热红酒。当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这种酒在我们队伍里十分流行。古西康基尼（施上尉又这样称呼他）也被邀参加游戏，但在开始玩之前，由于被邀请他显然又快乐又害怕，因而把施上尉拉到一旁，在他耳边说了些什么。和蔼可亲的上尉用肥胖的大手拍拍他的肚皮，大声回答说：“不要紧，老弟，我敢向您担保。”
游戏完毕，陌生人参加的一方赢了，我们的德准尉得背着他走一趟，可是准尉涨红了脸，走到凳子旁边，送了那陌生人几支纸烟以抵偿规定的处分。输的一方出钱订了热红酒之后，在勤务兵的帐篷里只听得尼基塔在忙碌张罗，他派传令兵去买桂皮和石竹，他的脊背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把肮脏的帐篷顶了起来。我们七个人坐在长凳旁边，因为茶杯只有三只，只能轮流喝茶，同时眺望着前面开始披上暮色的原野，嘻嘻哈哈地议论着游戏时的种种情况。穿皮袄的陌生人没有参加谈话，执意不肯喝茶，虽然我几次三番请他喝。他像鞑靼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用烟屑卷着一支又一支的烟卷抽，看样子并非特别爱抽烟，而只是想找些事做做。当我们谈到明天也许要撤退、也许要有战事时，他跪起来，对施上尉一人说，他刚才在副官那里还亲手写过明天出动的命令。他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默不作声，而且尽管看来他有点儿胆怯，我们还是要他把这个我们极其关心的消息再说一遍。他又说了一遍，而且补充说，当命令送来的时候，他正好坐在[1]副官那儿，因为他跟副官住在一起。
“注意啊，老弟，要是您没有撒谎，我可得到连里去，吩咐他们做好明天行动的准备了。”施上尉说。
“没有……干吗要撒谎？这怎么行呢，我说的是实话……”陌生人回答，可是突然住了口，显然感到委屈，不自然地皱起眉头，嘴里喃喃地说着些什么，又动手卷烟。可是他那花布烟荷包里的烟屑不够了，他就问施上尉借一支烟。接着我们又谈了好一阵，无非是那种凡是在部队里待过的人都熟悉的军人的闲谈：用老一套的词句抱怨行军生活的枯燥和漫长，用老一套的方式议论长官，或者反复赞扬这个同事、为那个同事抱屈，或者惊奇地谈到某人赢了多少钱，某人输了多少钱，等等。
“我说啊，我们那位副官输得可惨了，”施上尉说，“他在团部的时候总是赢钱，不论跟谁打牌，总是把人家的钱悉数赢到手，可是现在呢，他已经连输一个多月了。他这次出门很不顺利。我想他已经输掉一千卢布现款了，输掉的东西总也值五百卢布吧：从穆兴手里赢来的那条地毯，尼基丁的手枪，伏隆卓夫送给他的萨达金表，统统给他输掉了。”
“他这是活该，”奥中尉说，“以前他总是让人家吃大亏，简直不能跟他打牌。”
“让人家吃亏，这下子自己可破产了，”施上尉也和气地笑起来，“喏，古西科夫住在他那儿，副官也输给他，差点儿输个精光，真的。对吗，老弟？”他对古西科夫说。
古西科夫也笑了。他的笑显得很可怜，带点儿病态，使他脸上的表情完全起了变化。这样一变化，我觉得我以前遇见过他，认识他，而且他的姓古西科夫也很熟，可是我怎么认识他，在什么地方遇见过他，却一点儿也记不起来。
“是的，”古西科夫说，一再举起手来，仿佛要摸摸小胡子，但没有摸又把手放下来，“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次出门真不走运，真是时运不济[2]，”他用认真而道地的法语补了一句，我又觉得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甚至于看到过他好多次。“我跟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很熟，他总是很信任我，”他继续说，“我跟他还是老朋友呢，我是说他很喜欢我，”他补充说，把副官说成自己的老朋友，他发觉这种说法太狂妄，自己也感到有点儿吃惊。“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打牌一向打得很高明，可这会儿真叫人弄不懂，不知他这是怎么搞的，变得呆头呆脑，好运都跑光了。”他又用法国话补了一句，主要是对我说的。
我们起初都很有礼貌地听着古西科夫说，可是他一说这句法国话，我们都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不理他。
“我跟他打过千把次牌了，可实在叫人奇怪，奇怪极了，”奥中尉说，特别强调奇怪两个字，“我从来没有从他手里赢到过一个子儿。可是为什么我跟别人打牌却能赢钱呢？”
“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牌打得很高明，我认识他有好久了。”我说。真的，我认识副官有几年了，还几次看到他打牌，那种牌就军官的收入来说输赢很大。我很欣赏他那稍微有点儿忧郁但总是十分镇定的漂亮模样，欣赏他说话时那种慢吞吞的乌克兰腔，还有他那些漂亮的东西和马匹，他那从容不迫的乌克兰式的洒脱风度，尤其欣赏他那沉着、利落、愉快地打牌的本领。老实说，有好多次，他那双又白又胖、食指上戴着钻石戒指的手，拿起一张又一张的牌把我打败。我瞧着他这双手，心里真恨这只戒指，恨这双白手，恨副官这个人，我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但冷静考虑之后，我深信他不过是个比别人聪明的赌徒罢了。尤其是听了他对赌博的一般议论（开始赌钱时先下小注，倘若顺手的话，就不该半途而废，但遇到某种情况就该中途停止，赌钱赌现款是最重要的原则，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之后，我更加懂得，他之所以常常赢钱，只因为他比我们大家聪明，比我们大家有魄力。现在呢，这个沉着顽强的赌徒出门在外，可大输特输了，不但把钱输光，而且连东西都输掉。这对一个军官来说真是输得太惨了。
“他跟我打牌总是很走运的，”奥中尉继续说，“我发誓不再跟他打牌了。”
“嗨，您这人真怪，老兄，”施上尉摇摇脑袋向我使了个眼色，对奥中尉说，“您输给他三百卢布，是不是？”
“还不止呢！”奥中尉生气地说。
“如今您变聪明了，可是晚了，老兄！大家早就知道他是我们团里的一个骗子手，”施上尉好容易忍住笑说，对自己想出这个词儿感到很得意。“喏，古西科夫在这儿，他常常替他预备纸牌。因此他们很有点儿交情，老兄！”施上尉说着和蔼地哈哈大笑，笑得整个身体摇摇晃晃，手里一杯热红酒都泼出来了。古西科夫黄瘦的脸上似乎有点儿发红，他几次张开嘴，两手举到胡子旁边，又放下来按住装口袋的地方，身子站起又坐下，终于声音极不自然地对施上尉说：“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尼古拉·伊凡内奇！您当着大伙儿的面说这样的话，大伙儿又不了解我，只看到我穿着光板皮袄……因为……”他的声音忽然中断了，那双指甲肮脏、冻得红红的小手又从外套上移到脸上，一会儿摸摸胡子、头发和鼻子，一会儿擦擦眼睛，一会儿又无缘无故地搔搔面颊。
“讲讲有什么关系，老弟，大家都知道的。”施上尉继续说，他对自己的玩笑十分得意，根本没有注意到古西科夫的激动。古西科夫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右臂肘搁在左腿的膝盖上，姿势极不自然地瞧着施上尉，似乎在轻蔑地微笑着。
“对，”我瞧着他的微笑，断然地想，“我不但见过他，而且在什么地方跟他说过话。”
“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等到施上尉受大家沉默的影响止住笑，我对古西科夫说。古西科夫那张善于变化的脸忽然开朗了，他的眼睛第一次带着衷心的喜悦盯住我。
“当然啰，我一下子就认出您来了，”他又说起法语来，“四八年我在莫斯科常常看到您，是在我姐姐伊凡兴娜家里。”
我向他道歉，因为他穿着这身服装我一下子认不出。他站起来，走到我跟前，用汗滋滋的手犹豫不决地轻轻握握我的手，在我身边坐下。他看到我虽然好像很高兴，但并没有瞧着我，而带着一种令人不快的夸耀神气向军官们扫了一眼。不知是由于我认出他就是几年前在客厅里穿燕尾服的那个人呢，还是由于他一想到往事就觉得自己的身价提高了，他的面貌甚至他的举动都判若两人。如今他的面貌和举动都显得聪明伶俐、冷漠高傲和天真的自负（自以为很聪明）。因此，尽管这位旧相识目前的处境很可怜，他在我心里引起的已经不是同情，而是一定程度的反感了。
我清楚地回想起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四八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常常到伊凡兴家里去。我跟伊凡兴一起长大，我们是老朋友。他的太太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主人，是个所谓殷勤好客的女人，可是我一直不喜欢她……在我认识她的那年冬天，她常常带着不太掩饰的骄傲神气谈到她的弟弟。她的弟弟当时刚从学校毕业，似乎是彼得堡上流社会中最有教养最受喜爱的青年之一。在知道古西科夫的父亲十分有钱、地位很高，并且知道他姐姐的癖性之后，我遇到年轻的古西科夫，就不免带点儿成见。有一个晚上，我到伊凡兴家里去，遇见一个个儿不高、模样十分可爱的青年，他穿着黑色燕尾服、白背心，结着领带，但主人却忘记替我跟他介绍。这青年看样子正要去参加舞会，手里拿着帽子站在伊凡兴面前，热烈而有礼貌地跟他争论着我们一个共同熟人的事，他在匈牙利战役中曾表现得十分卓越。他说，这人根本不是个英雄，也不是个“天生的军人”（照他的说法），而只是个聪明和有教养的人罢了。记得我也参加了争论。我不同意古西科夫的意见，并且趋向极端，试图证明智慧和教养总是跟勇敢成反比的。我记得古西科夫快乐而聪明地向我证明，勇敢是智慧和一定程度教养的必然结果。我心里不能不暗暗同意这个论点，因为我自认为是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我记得在我们谈话结束的时候，伊凡兴娜把她的弟弟介绍给我，当时他脸上露出殷勤的微笑，向我伸出一只小手（手上的细羊皮手套还没有完全戴好），像此刻一样犹豫不决地轻轻握了握我的手。我虽然对古西科夫有成见，当时却不能不给他说句公道话，不能不同意他姐姐的意见：他确实是个聪明可爱的青年，在社会上准会有所作为。他外表异常整洁，穿着讲究，精神焕发，态度谦逊而自信，看上去十分年轻，简直像个孩子。看到他这副样子，你自然会原谅他那种志得意满的神气，也会原谅他故意克制他胜过你的优越感的意图————这种优越感在他那张聪明的脸上，特别是在微笑的时候，经常流露出来。据说，那年冬天他在莫斯科贵夫人中间很受宠爱。我在他姐姐家里看到他，光从他年轻的外表上经常流露出来的得意神气，以及他那有时不太谦虚的讲述中就可以断定这些传闻真实的程度。我跟他大概见过五六次面，我们谈得相当多，说得更确切些，是他讲得很多，我总是光听他讲。他多半说法语，说得很正确，流利，漂亮，并且善于在谈话时婉转地打断别人的话。总的说来，他对我也像对别的一切人那样，相当高傲；我呢，经常受到那些不太熟识的人这样的对待（他们深信应该以高傲的态度对待我），也就觉得他这种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会儿，他挨着我坐下，主动跟我握手，我又鲜明地回想起他过去那种自命不凡的神气，同时，他以下级的身份随便问我这个当军官的这些年来在干些什么以及怎么会来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态度也不太得体。虽然我每次都用俄语回答他，他却一直说着法语，而我发现他的法语显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运用自如了。关于自己的情况他只简单地告诉我，说他在出了那件不幸的蠢事（我不知道这是件什么事，他也没有告诉我）之后被捕三个月，然后被送到高加索N团，如今他在这个团里已经当了三年兵了。
“您准不会相信，我在这种团里吃了军官们多少苦！”他用法语对我说。“幸亏我认识刚才谈到的那位副官，他是个好人，真的，”他恳切地说，“我住在他那儿，对我来说这样毕竟要好过一点儿。是的，老朋友，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可是一去不返了！”他补了一句，突然窘了，脸涨得通红，站了起来，因为发现那个副官正向我们走来。
“遇到您这样的人真高兴，”古西科夫离开我的时候低声说，“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您说。”
我说我也很高兴跟他谈谈，但是，说句实话，古西科夫在我心里引起的只是一种沉重不快的怜悯。
我预感到跟他面面相对有点儿尴尬，但我很想从他身上知道许多事情，特别想知道，为什么他父亲那么有钱，而他却那么穷————这从他的服装和举动上都看得出来。
副官跟我们大家（古西科夫除外）一一问好，在我旁边古西科夫的座位上坐下。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一向是个沉着、从容而有魄力的赌徒，并且是个有钱人，如今呢，比起他在牌桌上的全盛时期来可大不相同了，他仿佛忙着要上哪儿去，眼睛不断地打量着每一个人，而且来了不到五分钟，他这个平时不打牌的人就要奥中尉组织牌局。奥中尉借口有任务推辞了，其实是因为知道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剩下的钱和东西都不多了，他认为拿三百卢布去冒险而赢到手的可能只有一百卢布或者更少，未免太不聪明。
“哦，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中尉说，显然有意不让对方再提出这个要求来，“据说明天要出动了，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光叫大家做好准备。哦，我们还是打牌吧，我可以拿我那匹卡巴尔达马下注。”
“不，今天……”
“那匹灰马。赌什么都行，您要的话，赌现钱也可以。怎么样？”
“我没什么……我是愿意的，您别以为……”奥中尉说，像是在解答自己的疑问，“明天说不定会有一场袭击或者什么行动的，得好好睡一觉哇。”
副官站起来，两手插在口袋里，在空地上踱来踱去。他脸上现出平时那种冷淡而带几分傲慢的神气，这神气我倒是喜欢的。
“要不要来杯热红酒？”我问他说。
“行！”他说着向我走过来。古西科夫急忙从我手里接过玻璃杯，以便递给副官，眼睛却竭力不去看他。可是古西科夫没留意绷帐篷的绳子，绊了一跤，玻璃杯就从手里落下了。
“嗨，笨蛋！”副官刚伸出手去接玻璃杯，骂了一声，大家哈哈大笑，古西科夫也笑了，同时用一只手抚摩着瘦骨棱棱的膝盖————他的膝盖在摔跤时从来没有摔坏过。
“看，就像狗熊伺候隐士一样，”副官继续说，“他天天就是这样侍候我的，把搭帐篷的桩头一根根都撞断了————他老是绊跤。”
古西科夫不理他，却向我们大家道歉，同时带着隐约的苦笑对我望望，仿佛在说，只有我一人能了解他。他的处境可怜，但是副官，作为他的保护人，却不知怎的似乎很生他的气，总是不让他安宁。
“是啊，真是个灵活的孩子！不论你叫他干什么，都一样。”
“谁没有在这些桩头上绊过跤哇，巴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古西科夫说，“您自己前天就绊过一跤。”
“我吗，老弟，我又不是士兵，我用不着灵活。”
“他可以拖着腿走路，”施上尉应声说，“可士兵就得跳跳蹦蹦……”
“这话多滑稽。”古西科夫垂下眼睛，简直像耳语似的说。副官对他的同住者显然并不冷淡，他仔细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又得派他去打埋伏了。”他对施上尉说，同时向古西科夫挤挤眼。
“那又得掉眼泪了。”施上尉笑着说。古西科夫不再对着我瞧，假装从烟荷包里掏着烟草，其实烟荷包早就空了。
“准备去打埋伏吧，老朋友，”施上尉笑着说，“刚才探子报告说，今天夜里敌人要来劫营，得派几个可靠的弟兄去。”古西科夫迟疑地微笑着，似乎想说些什么，并且几次用恳求的目光瞧瞧施上尉。
“好吧，我以前也去过的，如果派我去，我可以再去。”他喃喃地说。
“会派您去的。”
“好，那我就去。那有什么呢！”
“哼，像上次在阿尔贡那样，从埋伏的地方跑掉，把枪也扔了。”副官说，接着撇下他，开始给我们讲解明天行动的命令。
果然，敌人方面准备夜里向营地开火，明天还会有别的行动。又谈了些跟大家有关的事之后，副官仿佛随便想到似的，建议奥中尉来点儿小输赢。奥中尉居然同意了，于是他们就邀施上尉和准尉到副官帐篷里去，那里有绿色的活动桌子和纸牌。大尉，我们的营长，到帐篷里睡觉去了，另外几个人也各自回营，只剩下我同古西科夫两人。我的估计没有错，我跟他两人面面相对，确实有点儿尴尬。我不由得站起身，在炮台上踱起步来。古西科夫默默地在我旁边走着，慌慌张张地转着身，免得落后或者抢先。
“我不打扰您吧？”他语气温和而悲伤地说。我在黑暗中努力察看他的脸，我觉得他显得沉思而忧郁。
“一点儿也不。”我回答说。但由于他没有打开话头，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好，我们就默默地走了好一阵。
黄昏已经完全被黑夜所接替，在群山的黑色剪影之上不时亮起一片明亮的闪光，小星星在浅蓝色的寒空中闪烁，四面八方冒烟的篝火的火焰在黑暗中发出红光，近处是一座座灰乎乎的帐篷和我们炮台前面黑魆魆的土堤。从最近那堆篝火旁边传来我方勤务兵的低语声；炮台上，我们重炮上的铜件间或闪亮一下；披着外套的哨兵在土堤上缓缓巡行。
“您准不能想象，跟您这样的人谈话，我是多么愉快，”古西科夫对我说，虽然他还没有跟我谈过什么话，“这只有经历过我这种处境的人才能理解。”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我们又沉默起来，虽然，看样子他很想说话，我也很想听听他说些什么。
“您这是为什么……您这样受罪是为了什么啊？”我终于问他，因为想不出别的更适当的话来开头。
“难道您没听说过我跟梅吉宁的那件倒霉事吗？”
“哦，好像有过一场决斗吧；我只听到一些传闻，”我回答他说，“我来到高加索有好久了。”
“不，不是决斗，是一件愚蠢而可怕的事！既然您不知道，那我就把前后经过原原本本给您讲一讲吧。这是我跟您常常在我姐姐家里见面那一年的事，我当时住在彼得堡。我得告诉您，我当时有着所谓上流社会的地位。这地位即使算不上显赫，也是相当不错的。我父亲每年给我一万卢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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