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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强大的第三帝国已经山穷水尽了。它遭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庞大力量的挤压,其控制区在地图上看起来类似于沙漏:北海和波罗的海组成了沙漏的上半部分,巴伐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一部、奥地利和如今依然由德国占领的意大利北部是沙漏的下半部分。在这块地区最狭窄的细腰部分,美军和苏联红军战线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145公里。北方的战斗依然十分激烈,南部地区的战斗烈度则要低得多。威廉·辛普森中将指挥的美军第9集团军在中部地区沿着易北河岸坚守阵地,同时将此前他们朝易北河突进时绕过的零星抵抗据点逐个拔除,并防止德军对桥头堡发动反击。对第9集团军来说,如鲠在喉的痛点只有一个:马格德堡。守军指挥官多次拒绝投降。最终,失去耐心的辛普森召来了轰炸机群,把这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以上化为一片焦土,然后他的部队向该城发起猛攻。

    17日下午,第30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发起进攻后,布莱德雷上将来到了辛普森的指挥部。这时电话响了。辛普森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用手捂住听筒对布莱德雷说:“看来我们似乎可以完整地夺取马格德堡大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布莱德雷?”

    布莱德雷太清楚辛普森希望他怎么回答。这座高速公路桥是前往柏林距离最短和最快捷的通道,但他摇了摇头。“去他的,”他回答说,“我们在易北河不需要更多的桥头堡了。我估计如果夺下它,你就得派一个营过去守住。不过,让咱们期盼另一边的朋友在你着迷于它之前炸掉它吧。”

    布莱德雷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得到的指示十分明确,足以让他制止辛普森产生任何继续前进的期望。他接到的命令说:“要采取必要措施避免部队发起攻击行动,包括在易北河——穆尔德河一线以东建立新的桥头堡……”辛普森的部队仍然保持着威胁柏林的态势,仅此而已。

    几分钟以后,第二个电话解决了这个问题。辛普森放下电话丧气地告诉布莱德雷:“别担心我会轻举妄动了。德国佬刚刚把那座该死的桥炸上了天。”

    大桥被炸终结了“大傻”辛普森的最终梦想,他本想率领强大的第9集团军攻入柏林。盟军最高统帅曾经把这座城市描述为“显然是首要目标”。

    在易北河畔博伊岑堡(Boizenburg)北边的小村庄里,村民们因若隐若现的哀哭声受到惊吓。随着怪声逐渐清晰,他们看见了一幅奇景:两名苏格兰风笛手打头,吹奏着风笛沿路步行而来,身后跟随着“迪克西”·迪恩斯准尉以及12 000万名战俘,他们排成纵队,在少量德国警卫的监视下行军。这些战俘衣衫褴褛,将随身物品捆扎好背在背上,他们又冷又饿,十分憔悴却昂首挺胸。意志坚定的迪恩斯已经预见到这种情况。“当你们路过这些村庄的时候,”他告诉那些人,“即使感到疼痛也要打扮整齐,要让这些残忍的非人类确切明白究竟是谁赢得了这场战争。”

    迪恩斯自己的运输工具是一辆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老式自行车,自行车的前胎因为打了一大块补丁而鼓起,尽管骑起来颠簸得很,但迪恩斯对它带来的机动性感到欣慰。道路上满是战俘,约2 000人一个纵队,每个纵队两侧都有德军警卫。迪恩斯不断地从一个纵队骑到另外一个纵队,照顾他们并观察纵队两侧的德国警卫。迪恩斯试图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但这个差事令人精疲力竭。在经过十天似乎漫无目的的行军之后,战俘们的身体状况恶化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辆德国补给车为战俘提供必需品,人们主要依靠从乡间找来的食物充饥。德国指挥官奥斯特曼上校为这漫无目的的行军和食品短缺感到有些尴尬,不过他告诉迪恩斯:“我无能为力。”迪恩斯相信他说的是实情。他对自己的朋友、英国皇家空军准尉罗纳德·莫格(Ronald Mogg)说:“我认为,他对我们这样一天又一天究竟要走到哪个鬼地方去,同样毫无头绪。”

    自从离开法灵博斯特尔以来,这些战俘就像游牧部落一样游荡着。现在他们正前往格雷瑟(Gresse),据说载有红十字会提供的食品的卡车正在那里等着他们。迪恩斯希望,他们将在那里停下,别再走下去了。他对奥斯特曼直言,再走下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英军很快就会追上他们。迪恩斯希望他的说法是对的。他们从战俘营里秘密带出了几台珍贵的收音机,收音机里听到的情况表明盟军的态势非常好。莫格是一位速记专家,他每天两次记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消息。只要是在有电源的地方,英国人就收听留声机里的声音;而在行军途中,则使用带电池的收音机。“查理”·贡巴赫(“Charlie”Gumbach)下士是一名德国警卫,也是奥斯特曼的翻译,他认为约翰·布里斯托中士背着那台沉重的老式留声机是愚蠢的。“你为何不把它扔了?”这个德国人建议道。“我已经迷上它了,查理,”布里斯托严肃地说道,“无论如何,要是入夜后我们听不到音乐,大家是不会原谅我的。”布里斯托疑惑地看着这位德国人。“你不喜欢跳舞吗,查理?”他问道。贡巴赫茫然地耸了耸肩,这些英国人可能脑子都有问题。

    当迪恩斯的纵队在道路上拐弯,转向下一个村子行军的时候,风笛手们再次奏响了风笛,队列中疲倦的人们挺直肩膀,迈起了正步。“至少,”罗恩·莫格敏捷地迈步出了行列,走到骑在自行车上的迪恩斯旁边,对他说道,“我们正给当地人带来无法抹掉的印象。”

    在东线,崔可夫的近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坦克集团军,终于凭借数量上的压倒性优势在塞洛高地夺得了一个立足点。波佩尔中将后来记得,16日午夜前,“在塞洛镇的北郊首先攻占了3座房屋……那是一场激烈的战斗”。16日整晚,苏军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高射炮的近距离平射粉碎。“德国人甚至都不用瞄准,”波佩尔说道,“他们只要对着大致的方向开火。”17日中午时分,崔可夫亲自来到塞洛,他发现敌人的抵抗异常猛烈,这位将军悲观地估计“要突破奥得河和柏林之间的每道防线”,都需要“一天的时间”。塞洛高地直到17日晚上才被攻克。突破前两道防线,确实用了超过两天的时间。苏联人认为在柏林的前面至少还有3道这样的防线。

    波佩尔试图前往卡图科夫的司令部,司令部离塞洛有一段距离,一路上可以看到战斗造成的极大混乱。到处都是部队和坦克,它们挤满了每一个角落、小巷、街道和花园。德国人的火炮仍然在射击。为了夺取高地,朱可夫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如今需要重整之后才能继续前进。朱可夫大发雷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科涅夫正在逐步推进,于是要求部下全力以赴。

    在激战当中,苏联坦克手们想出了一个妙招,来防御“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发射的超口径火箭弹。伊万·伊万诺维奇·尤舒克少将惊讶地看到,他的坦克手们把能够从德国人家里找到的每个弹簧床垫都带上了。这些铁丝盘绕起来的玩意儿现在被拴在坦克前面,它可以提前引爆触发引信的超口径火箭弹。在这些弹簧床垫保护之下的苏军坦克即将用大炮对城市发起猛攻。

    在科特布斯附近一座俯瞰着施普雷河的中世纪城堡里,科涅夫元帅正等着直接与莫斯科通话。在某个地方,一个孤零零的敌军炮兵连仍在开火。科涅夫听着那种计时精确、有条不紊的炮弹爆炸声,他知道这是典型的德国炮兵的射击方式。他有些好奇德国人的射击目标是哪里————也许是这座城堡,也许就是自己司令部无线电台的天线。不管这炮火的目标是什么,都挡不住他的坦克。自从中午渡过施普雷河到现在,那些坦克已经开出数公里之遥了。它们冲垮了敌人的防线,正向吕本隆隆行进,那里已接近他的部队与朱可夫的部队之间分界线的终点。对科涅夫来说,现在该是给斯大林打电话,请求让他的坦克挥师北上、朝柏林进军的时候了。

    科涅夫对目前的态势感到非常满意。尽管在某些地区战斗残酷激烈、部队伤亡惨重,但他的坦克手们推进速度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17日一大早,当科涅夫驱车去前线视察部队渡过施普雷河的情况时,他第一次意识到这场战斗是多么可怕。他的汽车穿过了尚未燃尽的森林,经过了被炮火炸得坑坑洼洼的田野。他回忆说:“不计其数的坦克或是被打瘫,或是被彻底焚毁,各种车辆装备淤陷在溪流和沼泽之中,到处都是扭曲变形的钢铁,尸横遍野————这些都是刚刚经过此处,并且在此激战的部队遗留下来的。”

    科涅夫本以为强渡施普雷河的作战行动会遇到困难,因为这条河的部分河段宽达55米。但等他来到雷巴尔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部时,有一些坦克实际上已经通过门桥运过河了。不过门桥轮渡太慢了,必须尽快突破施普雷河一线。科涅夫和雷巴尔科匆匆赶到一个地区,侦察兵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有证据表明这个地方可以涉水渡河。尽管此处河面的宽度接近45米,但科涅夫在视察了地形之后,仍然决定冒险试试。雷巴尔科挑选了先遣分队中最优秀的坦克手,向他们做了情况介绍,那辆坦克开进河里,迎着来自西岸的炮火开始缓慢渡河。河水漫过了坦克履带————不过也就这样了,这里的河水深度只有一米出头一点。于是雷巴尔科的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缓缓地驶过了河道。施普雷河的德军防线随后就被冲破了。科涅夫的部队成功渡河,继续全速前进。

    现在,在科特布斯城堡里,科涅夫元帅与莫斯科的电话接通了。一名副官把无线电话递给科涅夫。他以斯大林一贯要求部队遵守的军事礼仪开始了通话。“我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他说道。斯大林回答说:“我是斯大林,请讲。”

    “这是我军的战术态势,”科涅夫报告说,“我的坦克集团军现在是在芬斯特瓦尔德(Finsterwalde)西北23公里处(大约14英里),我的步兵已推进到施普雷河的岸边。”他顿了顿,“我建议应该让我的坦克部队立即向北推进。”他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柏林。

    “朱可夫那里,”斯大林说道,“遇到了困难,他仍然在尝试突破塞洛高地的坚固防御。敌人在那里的抵抗极为顽强,不肯屈服。”说到这里斯大林短暂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道:“为什么不让朱可夫的坦克集团军从你战线上的突破口通过,让他从那里冲向柏林呢?这样可行吗?”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迅速说道,“那样做将会耗费大量时间,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混乱。没有必要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把坦克集团军调过来,我的攻势进展顺利。”他决定冒险向领袖提出自己的计划。“我有足够的兵力,而且态势也极为有利,我的坦克集团军占据了转向柏林前进的极佳位置。”

    科涅夫解释说,他可以派他的部队经由柏林南边40公里处的措森前往柏林。“你用的是多大比例的地图?”斯大林突然问道。“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科涅夫回答道。斯大林停顿了一下以查看自己的地图,然后他说道:“你知道措森是德军总参谋部的所在地吗?”科涅夫说他清楚这一点。斯大林又停顿了一下,最后说道:“那好吧。我同意,让你的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大元帅又补充说,他将发布新的部队分界线,然后他突然把电话挂了。科涅夫放下电话,心里很是满意。

    朱可夫从斯大林那里得知了这条“噩耗”,老对头科涅夫正冲向柏林————对这位元帅而言,那显然不是一次让他感到愉快的交谈。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具体说了些什么,不过司令部里的参谋们能够看出它对司令员产生的影响。帕维尔·特罗扬诺夫斯基中校是军报《红星报》的资深记者,他后来这样回忆了这个事件:“进攻受阻,斯大林训斥了朱可夫。情况相当严峻,况且斯大林的训斥通常措辞严厉。”特罗扬诺夫斯基完全看得出来,“朱可夫脸色铁青,他不喜欢任何人来分享本应属于他的光荣,他现在极其生气。”波佩尔中将则是更直截了当地描述了朱可夫的心态。“我们手里有一头狮子。”他告诉他的参谋同僚,这头狮子很快就会用利爪刺向敌人了!当天夜晚,朱可夫严厉地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全体官兵发布了命令:“现在攻克柏林!”

    如今恐慌开始在德军防线迅速蔓延,在战线各处几乎都出现了物资短缺的现象。运输工具严重缺乏,燃料几乎没有,道路上挤满了逃命的难民,这一切都使得部队几乎难以进行大规模机动。机动性的丧失造成了恶果:当部队转移阵地的时候,他们的装备,包括所剩无几的火炮都得被遗弃。通信线路处于半瘫痪状态,在一些地方则已不复存在,这使得命令在最终传到目的地的时候,往往已经过时————甚至这些命令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令混乱局面变本加厉的是,当军官们来到前线接管部队的时候,他们发现已经没有部队可接管了,因为这些部队很多都已经全军覆没,手下士兵要么成了俘虏,要么早已战死。在一些地方,没有经验的新兵由于没有军官指挥,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两翼。即使在由老兵组成的部队里,由于指挥部被迫频繁转移,也全然不知他们的指挥部到底处于何方,自己应该如何与指挥部进行联络。

    一支支部队陷于包围,或被俘虏,或被打垮、被歼灭;其他的部队士气低落,不是瓦解就是干脆逃跑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前线只有两个地方仍然完好无损。哈索·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坚守的北部区域并没有遭到朱可夫的大规模攻击,但冯·曼陀菲尔预料到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随时都有可能发动进攻。南部较远一点的位置,布塞的第9集团军一部仍然在坚守着,但已经开始受到总崩溃的影响:集团军左翼在朱可夫雷霆万钧般的坦克攻势面前已经垮掉了,右翼则遭到科涅夫在柏林南边发起的强有力的猛攻而陷入了包围。事实上维斯瓦集团军群正在一片片地被粉碎,处于混乱、恐慌和死亡之中————正如海因里希早就料到的那样。

    像海因里希一样,曾和苏军多次交战的冯·曼陀菲尔也不敢对当面的苏联人掉以轻心。现在他乘坐Fi 156“鹳”式侦察机,飞行在奥得河上空观察敌人。罗科索夫斯基的部下根本就不想掩饰他们的攻击准备工作,炮兵和步兵部队正大摇大摆地向预定位置调动。苏联人的自负让冯·曼陀菲尔感到不可思议,好几天来当他在苏军战线上方飞来飞去的时候,地面上的敌人甚至都懒得抬头看看。

    冯·曼陀菲尔知道,当苏联红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他无法长时间坚守,他虽然名义上指挥着装甲集团军,但实际上手头根本就没多少坦克。为了顶住朱可夫对第9集团军发起的猛攻,海因里希又把冯·曼陀菲尔集团军所剩无几的装甲部队抽调一空。这些装甲部队隶属于党卫军第3装甲军,该军原本坚守着埃伯斯瓦尔德(Eberswalde)森林防区的南部边缘,军长是费利克斯·马丁·尤利乌斯·施泰纳(Felix Martin Julius Steiner)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他被国防军的军官们誉为武装党卫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他报告说,尽管他的坦克被调走了,但他也获得了别的增援。他煞有介事地向冯·曼陀菲尔报告说:“我刚刚得到了5 000名空军飞行员,他们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小小的铁十字勋章。请您告诉我,我该如何使用他们?”

    “我敢保证,”冯·曼陀菲尔向他的参谋们讽刺道,“在希特勒的地图上肯定插着一面表示第7装甲师的小旗,即使它连1辆坦克、1辆卡车、1门火炮甚至1挺机枪都没有。我们有一支幽灵组成的军队。”

    现在,冯·曼陀菲尔从飞机上朝下看着苏联人的准备工作,他估计,苏军将在20日前后发动总攻。他知道自己那时应该怎么做,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然后打算“节节后撤,让我的士兵们手挽手,肩并肩,全都撤退到西边去”。冯·曼陀菲尔无意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落入苏联人之手。

    第9集团军现在大难临头了,然而撤退却并不在其指挥官的考虑范围内。在特奥多尔·布塞将军看来,如果没有命令就撤退的话,自己铁定会被扣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因为希特勒下的命令是死守,打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子弹。朱可夫的坦克大军在突破了塞洛高地之后继续猛打猛冲,在第9集团军的北翼扯开了一个大口子,现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突向柏林。联络基本中断,使得布塞无法评估突破的程度,他甚至不知道反击是否能够堵住防线上的口子。他得到的最精确的情报,就是朱可夫的坦克部队前锋已经冲杀到距柏林城仅40公里之遥的地方。科涅夫沿着第9集团军南翼的大举猛攻则更加令人惊恐,乌克兰第1方面军现在已经过了吕本,正在第9集团军的侧后迂回前进,并全速朝北进军直扑柏林城下。布塞不知道,第9集团军是否会步莫德尔的后尘,被敌军合围消灭掉。不过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莫德尔和他的部队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是被美国人包围的。[1]而自己一旦陷入重围,那就只能当苏联人的俘虏了。

    魏德林上将指挥的第56装甲军在塞洛地区已经承受了朱可夫的主要突击,对他而言,形势令人烦躁不安。他的部队抵挡朱可夫的攻势已有两天之久,伤亡人数大得惊人,但魏德林焦急等待的上级许诺拨给他的后备师————党卫军第11北欧志愿装甲掷弹兵师和战斗力完备的第18装甲掷弹兵师————却并没有按时抵达参加反击以阻止朱可夫的坦克进攻。

    北欧师的确有人露面了————他就是该师师长约阿希姆·齐格勒(Joachim Ziegler)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齐格勒乘车来到明谢贝格北边的魏德林的军部,从容地宣布他的师在几公里以外,但是燃料耗尽。魏德林怒不可遏。为了应付这种紧急情况,每个装甲师本来都应该带着备用燃料,但齐格勒根本就不想被国防军军官指挥,显然他并不认为他的师需要立即开赴前线。现在又在加油上浪费了宝贵的20个小时,但齐格勒和他的部下仍未进入预定阵地。本该在一天前,也就是17日抵达魏德林那里的第18装甲掷弹兵师刚刚才到,原计划投入这支部队进行反攻的计划流产了,这个师抵达前线时,刚好遇到大撤退。

    魏德林碰到的倒霉事一个接着一个。当朱可夫强大的坦克部队源源不断地从高地上猛冲下来时,在那些遭到重创的德军部队当中,海因里希最为担心的戈林的第9伞兵师遭到了极大打击。戈林的伞兵们在高地争夺战爆发之后就士气全无,在苏联红军的炮击和坦克冲击下,他们惊恐万分,迅速溃散丢弃了防线。汉斯——奥斯卡·韦勒曼(Hans-Oscar Wöhlermann)上校是魏德林的新任炮兵指挥官,他是在苏联人发起强渡奥得河攻势的那天到达的,目睹了随后发生的可怕溃退。他说,到处都有士兵“像疯子一样狂奔”,哪怕他拔出手枪来威胁他们,那些狂乱的伞兵照样停都不停。韦勒曼发现,该师的师长“孤身一人,部下的溃逃令他抓狂,他试图把还没逃之夭夭的人,无论他们是干什么的全都拦下来”。最终这次狼狈不堪的逃跑被阻止了,但用韦勒曼的话来说,这支被戈林大肆吹嘘的伞兵部队“仍然是整场战役过程中的一个隐患”。至于海因里希,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给在卡琳庄园的戈林打了电话。“我有件事要告诉您,”他讥讽地说道,“您的那些曾经在卡西诺山战斗过的部队,那些著名的伞兵————嗯,他们逃跑了。”

    尽管魏德林试图不顾一切地挡住苏联坦克部队的攻击,但第56装甲军的战线仍然无法固守。魏德林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Theodor von Dufving)中校看到,苏联人正在“出色地反复进行钳形机动,在向德军两翼实施迂回的同时展开猛攻,一再合围我们,迫使我们后撤”。这个军还遭受了无情的空中打击:冯·杜夫芬不得不在4个小时之内隐蔽30次。苏联红军的钳形战术迫使魏德林在午后转移了两次军部,这导致他与布塞的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夜幕降临时,魏德林来到明谢贝格西北的瓦尔齐费尔斯多夫(Waldsieversdorf)一个点着蜡烛的地下室,在那里他接待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他显得紧张不安且忧心忡忡。韦勒曼后来记得,“他一直用焦虑、悲伤的眼睛,满怀期望地盯着我们”,当他听到有关第56装甲军的真实态势时,“仿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外交部长用一种嘶哑、无力的嗓音,犹豫地问了几个问题后就离开了。韦勒曼和军部里的其他参谋本来期望冯·里宾特洛甫能够“告诉我们,我方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谈判已经拉开了序幕。若是这样的话,起码会给我们看到最后的希望”,但他并没有谈及此事。

    外交部长刚走,32岁的希特勒青年团独臂领导人阿图尔·阿克斯曼(Arutr Axmann)就来了,他相信自己带来的消息会让魏德林感到高兴。阿克斯曼大声宣布,希特勒青年团的小伙子们已经斗志昂扬地做好了准备,正在第56装甲军后方的道路上集结,将和正规军一起投入到血战当中。但魏德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却让阿克斯曼碰了一鼻子灰。韦勒曼记得,魏德林已经震怒到说不出话的地步,过了一会儿,他“用极其粗鲁的语言”痛斥了阿克斯曼的计划。“你不能为一个已经失败的事业牺牲这些孩子,”他愤怒地告诉这位青年团领导人,“我绝不会拿他们当炮灰!我要求立即撤销这道命令,别让这群可怜的孩子上战场!”胖乎乎的阿克斯曼被吓蒙了,匆匆向魏德林保证,这道命令将被撤回。

    如果说真的发布了撤销这一命令的指示,那它也从来没有被传达到数以百计、在通往柏林的道路上处于备战状态的希特勒青年团员那里。他们仍然坚守在阵地上,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内,他们很快就被苏联人的攻击打垮了。维利·费尔德海姆与连里的130名少年被击溃,他们仓促退却,最终停下来试图坚守一条战线,以保护某些壕沟和一个地堡。最后,维利由于恐惧而精疲力竭,战斗间隙他躺在一条板凳上伸展四肢睡着了。

    几个小时以后他惊醒了,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有一个声音说道:“我纳闷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太安静了。”

    活着的孩子们冲出地堡————面对着一个“古怪的不可思议的可怕景象,就像一幅描绘拿破仑战争的老油画一样”。灿烂的阳光下尸横遍野,没有什么是完好的,房屋成了废墟,车辆或被击毁或被遗弃,有些车辆仍然在燃烧。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死人,尸体堆成了堆,摆出了“一种怪诞的舞台造型,他们的步枪和‘铁拳’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就放在身边。这真是让人疯狂,此时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幸存者”。

    原来,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们一直在睡觉。

    柏林城内,局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紧张。雷曼将军将手里薄弱的兵力部署在外环防线上,他得到了警告,“克劳塞维茨”这个信号随时都可能发出,而那是警告苏军已经破城的代号。各种各样的应急措施都已经付诸实施了,这使得所有的柏林人都清楚最后时刻即将来到。此外,在各条主要通道和大街上也开始设置路障了。

    甚至连戈培尔也无法对近在眼前的威胁熟视无睹,大量歇斯底里的新闻和标语被宣传部炮制出来。纳粹党的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宣布,苏联红军已经强渡奥得河,并且说:“一个新的重大考验,也许是最严酷的考验,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敌人所争夺的每一平方领土,掷弹兵、人民冲锋队员或者希特勒青年团员摧毁的每辆苏联坦克,在今天都比这场战争中任何其他时间来的分量更重。今天的口号是:咬紧牙关!战斗到底!寸土不让!为最后的决定时刻努力奋斗!”戈培尔还警告柏林人,苏联人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那些没有在街垒中战死的人“将被清算,作为奴隶被流放”。

    18日下午,雷曼将军接到了总理府发出的一道命令,戈培尔后来又亲自打来电话确认了这道命令,内容是:“第9集团军要求,用上你手头的一切力量,包括人民冲锋队,都应该守住第二道防线上的阵地。”换句话说,要把城里的所有兵力都抽调出去守住远离城市的防线。这使雷曼大为惊骇,10个营的人民冲锋队匆匆集结,外加大德意志警卫团的防空部队。在经过数小时的搜寻和征用之后,一支七拼八凑的车队集结起来,载着这支部队向东方开拔。雷曼注视着他们离开,然后转向戈培尔的副手。“告诉戈培尔,”他愤怒地说道,“帝国的首都守不住了,首都现在就是座不设防的城市。”

    卡尔·维贝格的脸上不露声色,但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在经历了几个月漫长的暗查之后,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他与其他顾客站在黑市食品商店的主柜台旁边,他弯下身子,轻拍着小巧的腊肠犬,这个动作也让他能够听得更清楚一些,不过那两个站在他身旁的衣着考究的女人也没有试图保密。

    大多数柏林人对这个备货充足的商店一无所知,它只面向特定的顾客,包括纳粹党中有相当地位的各级人物。维贝格是这个地方的老客人了。不过,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购物的,特供商店云集的达官贵人给这位潜伏的特工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情报来源。比如说刚才,仅仅听旁边两位胖嘟嘟的贵妇间的交谈,他便已经获得许多非同寻常而又准确的情报。他想,她们的消息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她们的丈夫均是重要的纳粹分子。

    维贝格认为,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便把购买的东西收集起来,摘下洪堡毡帽向店主致意,溜达着出了商店。在街上,他加快步伐,匆匆去找耶森——施密特。经过几个小时冗长的讨论之后,两人都认为维贝格听到的消息应该是真的。在4月18日星期三的下午,一封报告被用无线电发往伦敦,尽管他们所有其他的希望都已化为泡影,但维贝格仍然强烈希望盟军能够按照这份报告采取行动。按照他先前在食品店里偷听到的消息,希特勒肯定在柏林地区————位于贝尔瑙(Bernau)的一个指挥部里,在柏林东北仅约22公里处。4月20日是他56岁的生日,除了一次大规模空袭之外,他们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生日礼物呢?

    4月20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凌晨3点回到了家。他的脸上布满了焦虑和疲惫的皱纹,他告诉妻子路易丝,最后时刻已经来临。“你最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撤离。”他说道。路易丝争论说她想继续留在红十字会里工作,但约德尔执意要她走。“因为你是我的妻子,苏联人一旦抓住你就会把你押解到卢比扬卡,一天都不会耽搁。”他说道。“但要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她问道。约德尔耸了耸肩,“去北方或者南方————总而言之,没人知道的地方,”他有些焦急地解释着,“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面对结局。”那天晚上他们几乎谈了一夜。快到上午10点的时候,防空警报响了。“我敢打赌,柏林今天将遭到更加猛烈的轰炸,”约德尔说道,“这种事总是在希特勒的生日时发生。”

    约德尔匆匆上楼刮脸,然后返回元首地堡。这个生日与元首的其他生日并无不同:与往年一样,政府官员和内阁成员将列队向希特勒祝寿,约德尔应该也在场。当他下楼的时候,路易丝递给他帽子和皮带,他拿起皮包,吻别了妻子。“我必须赶快去祝贺。”他说道。路易丝很担心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她每天都这样提心吊胆。“愿上帝保佑你!”当他上车的时候,路易斯追在丈夫的身后呼喊道。

    希特勒统治集团中的另一个心腹也准备前往参加典礼。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出席典礼只是为了证明他仍然忠诚,但他已经打算在典礼结束后就前往南方。戈林已经确信到了向卡琳庄园和不动产道别的时候了,而卡琳庄园在柏林西北约80公里处,在苏联红军于清晨5点30分开始轰炸当地后不久,他便做出了这个决定。戈林给在附近普伦茨劳的海因里希指挥部打电话,得知北方的战斗已经打响,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终于对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了进攻。戈林完全了解冯·曼陀菲尔手头那点兵力是完全不够的,帝国元帅曾在此前几个星期内数次巡视那道战线,他大声地讽刺着一个又一个将军,由于“到处都在懈怠闲混,什么准备都没做,苏联人只需一路大笑着走过你们的防线”。

    戈林本人已经为这个时刻做了充分准备。卡琳庄园大门外的大道上,24辆德国空军的卡车排列成行,车上装载着庄园里的东西————他的古董、绘画、银器和家具。这支车队将立即开赴南方。柏林的德国空军总司令部里的大多数人,将与设备一起在那天夜里搭乘别的车离开。[2]

    现在,戈林站在大门的旁边,对车队指挥官嘱咐了最后几句话。在摩托车的簇拥之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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